学校是培养“社会情操”的地方，是学生的天地。实际上，问题不在于学校，也不在于学生间的交流，而在于如上所述的其目的，在于培养这种情操的教育。
实证科学使我们认识到了基督教的一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说，寺院制度实际上代表了历代不同文明国度中唯一的生活形式——而今天，科学已经将这种生活展示出来了。
在那混乱、无节制的年代，只有他们实行了现在普遍认为健康的饮食方式。他们吃粗制的面包、新鲜的水果、喝刚挤出的鲜奶，他们多吃蔬菜，少吃肉，他们饮食简单但又非常规律。他们从人口稠密、受到污染的大城市搬出来，住在旷野中宽敞的房屋里，或至少是独处。如果有可能，他们尽量住在地理位置比较高的地方。他们的奢华不在于富丽堂皇的家具，而是庭院宽敞，甚至能在院中居住。他们的奢华还在于宽松的着装、舒适的马鞍、光足赤脚、羊毛外衣、体育锻炼、农业劳动以及旅游，这些使得他们几乎成为现代运动生活的先驱。修道院将博爱洒向人间——接纳穷人、照顾病人，似乎在用这些方式表明更自由、更具优势的生活只是一个方面，它必须与帮助人类相辅相成。他们代表了社会和智慧的精华：保存手稿、珍藏艺术品的正是本笃会[本笃会是天主教的一个隐修会，又译为本尼狄克派，529年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所创，遵循中世纪初流行于意大利和高卢的隐修活动。其规章成为西欧和北欧隐修的主要规章。本笃会隐修院的象征是十字架及耕地的犁。]的僧侣，实践了农业的正是圣伯纳德[圣伯纳德，法国教士、罗马教皇顾问。]的门徒，宣传和平的正是圣方济[圣方济，以简朴驰名的圣人，他曾立志做一个为世人奉献的神父。住进学校的神父宿舍，夜半时分苦读之余，到教堂默想，无意中发现了存放葡萄酒的酒柜，终于又发现了尘世间另一妙宝。于是他背弃了主的道路，步向地狱。]的儿子们。
或者可以说以对生命法则和拯救生命的实证研究为指导的现代社会，已经与揭示生命之路的宗教法则有了冲突，并且实现了一种文明的复苏。从某种意义上讲，再造了精神上的古老绿洲。
然而，如果我们大胆地将现代社会和修道院做个比较，现代社会将是什么样的修道院呢？
在这个修道院里，信徒们吃定量的饭菜，穿有益于健康的服装，言谈得体，从不争吵，循规蹈矩，生活情趣相投，毫无热情地进行赈济，仿佛所有这些都只是习惯，或者说是日常职责。他们虽然思索着永恒的生命，思索着拯救来世的惩罚，却从不为这些思想所打动。显示的真相却是：他们失去了信念，互不相爱；野心、气愤、嫉妒、甚至是仇恨驱走了他们内心的平和；由于仁慈已不复存在，堕落便开始在这些罪恶下渗透出来，并显示进一步堕落的迹象。基督教徒们的标准、对生命的尊重，以及通向永恒生命的纯洁奉献，已经同信念一起被抛弃。人类的爱不能与动物的纵欲相提并论，正是通过对全人类强烈的爱、对他人的理解、对真理的直觉的这种纯洁，才如一股香风升起。正是被称作仁慈或爱的熊熊火焰，才使生活充满光明、使万物获得价值。“尽管我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送给穷人，尽管我捐出躯体让其燃烧，”圣保罗说，“但如果没有仁慈，这对我便毫无裨益。尽管我有预知未来、看透一切秘密、懂得所有知识的本领，但如果没有仁慈，我便分文不值。尽管我用人类、天使的口舌讲话，但如果没有仁慈，我便会成为一切叮当作响的黄铜或者是挂钟。”（《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在“堕落”的修道院里，最伟大、最高尚的学识，尽善尽美已经消失殆尽。如同受堕落惩罚的人，将获得的最后、也是最好的东西丢掉了，只留下那些低劣的东西。
社会修道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基本的造诣尚未达到，这就是不同。朝着基督教迈进的社会进步只跨出了第一步，缺乏爱、缺乏仁慈，由于丧失信念、由于精神生活受到压抑而带来的赤贫和空虚，一切都丧失了。实证科学尚未触及人的内心世界，在全球文明力量中，社会环境也还没实现人类所获得的更高层次的向往。
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对孩子的“道德教育”时，我们首先应该问我们自己是否真的爱他们，是否对他们的“道德”有着诚挚的希望。
让我们更加实际一些吧！父母亲们，你们应该寄予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希望呢？欧洲战争对于他们身体造成的危害，远不能与他们所经历的精神危机相比。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场更宏大的全球性战争，孩子们都要应征入伍，而且幸存者寥寥无几。因此你就必须向你的儿子进行死亡教育。那么，如果他们即将不久于人世，你抚摸他们柔软的头发、嫩嫩的小手、充满活力的正在发育的小身板，又有什么用呢？
那么，所有爱孩子的人们，一定会投身到这场正义的战争中，一定会为和平而斗争。法国革命时期，德·埃内库特夫人在她的著作《解放了的妇女》中有段脍炙人口的话：
母亲们，你们告诫孩子不要撒谎，因为这对一个自尊自爱的人来说是不足取的；不要偷盗，别人偷你的东西你会愿意吗？这是一件可耻的事；不要欺负比你弱小的伙伴，不要对他们粗暴，因为那是懦夫的行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做人原则，但是等孩子长大了，妈妈们又会对他们说：“要放荡不羁”。放荡不羁就是要他必须去诱奸、通奸、经常光顾妓院。天啊！这就是那个告诉过孩子不要撒谎，现在却允许她已经成人的孩子去玩弄像她一样的女人吗？尽管她教育孩子不要去偷另一个孩子的玩具，却认为去糟蹋像她自己一样的女人的生命和荣誉是天经地义的。那个曾经教育孩子千万不要欺负弱者的她，现在却允许自己的孩子跻身于奴役别人的暴君之列。
这些母亲们竟然能接受这种卑劣的使人性堕落的事实。因此在现代社会掀起了一场强烈反对白奴贸易的社会运动，同时，保护后代的优生学也逐步兴起。
这些都是大好事。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一个精神问题。并非说白奴是“被抛弃”的人，他们是毁灭人类的议案以及奴隶制的受害者。如果这样一种阴沉的精神危急时刻围绕在我们的心头，除非是先对这种威胁进行直接的斗争，否则还能有什么样的卫生习惯拯救我们呢？被真正“抛弃”的人是那些一直处于死亡状态却没有感觉到死亡的人。
倘若所有人都已经察觉到了这种危险，那人们就可以仅凭这一点找到拯救之路。被称为是白奴的那些人，他们被社会轻视、被鞭打所压迫，他们大叫要在全世界报仇雪恨，要让全人类蒙受羞耻。但实际上他们不是真正的被抛弃者，或者说他们不是唯一的奴隶。被抛弃的是那些无辜的、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同情心，对自身的堕落丝毫觉察不到，还虐待那些已经成为了他们奴隶的人，更有甚者，丧尽天良，丝毫听不到良心之声在呼喊：“你为什么要百般挑剔你的兄弟姐妹？不要再如此下去了！”也许，他这样做是在试图保护自己免遭灾难，虽然这些灾难常常是难以避免的。无缘无故地冒着自身和种族灭亡的危险，他只关心为自己寻求社会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家庭。因此，他才是被抛弃在黑暗之中、沦为奴隶的那种人。
他的母亲也同样是奴隶。因为她不能理解曾为其身心健康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才抚养成人的儿子。当她的儿子被迫离开她，也许是走向死亡，也许是拖垮他自己的身体健康，或是沦为堕落之人时，她却无能为力，只能呆呆地望着他，这时她也沦为了奴隶。她伤心地进行自我解脱，说她的尊严和贞洁阻止了她与儿子同行。仿佛是在说：“我的儿子在受伤、在流血，我却不能去救他，因为道路太泥泞，会把我的靴子弄脏。”真正的母亲会这样吗？母性的情感怎么会堕落到这种程度呢？“她只是高贵、贞洁而已，”德埃内库特夫人哀叹道，“她如果有孩子，这个孩子必须是从未有过什么羞耻的事情可以向母亲诉说，否则她不能将他抚养成人。”
完全失去了权威的母亲也就抛弃了她自己。从另一方面讲，母性的尊严是伟大而具有影响力的。让我们看看古罗马的主妇克里奥拉纳斯之母维特里亚吧！她听说自己的叛徒儿子率领一支他国的军队即将进攻罗马，便勇敢地走出城墙，穿过虎视眈眈的敌人，径直走向那位伟大的首领，并质问道：“你是我的儿子还是叛徒？”克里奥拉纳斯听到母亲的问话，便放弃了这种不应有的背叛行径。
同样，如今真正的母亲们也应该冲破偏见的束缚，带着足够的尊严面对自己的孩子，并告诫孩子：“不要背叛人类！”
是什么压力使母亲放弃了拯救自己儿子的神圣权利呢？又是什么削弱了慈爱，使年轻人蔑视母亲的权威呢？
只有心灵的死亡。
生命道德与信仰
如果实证科学将自己局限于只研究疾病的外部原因，或是只研究堕落的原因，并且只限于对物质生活的卫生方面进行谆谆教诲——也就是说，只保护人的物质生活——它就已经对道德做出了极大贡献，那么我们还能期望从只专注于保护人类“内心生活”的实证科学的道德高度方面得到多大启迪呢？
如果第一部分经过严格认真的研究，追求真理，终于实现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其延续将伴随同样忠实、精确的研究，将成功地填补现代文明的空白。
我相信，这就是我对那些质问我从我的教学法中，对于从新一代的道德和宗教中希望能得到什么的人的最清晰而直接的回答。
若实验医学追溯疾病的根源，成功地解决了有关健康的难题，那么一种集中研究正常人心理活动的实验科学就会导致对生命最高法则和人类健康的重大发现。
然而，这种科学尚未建立，还有待研究者的出现。但是我们能够预见到，给人类物质生活提供保证的全球性卫生学会从医学研究中应运而生，那么这种新科学将创立一种为所有人类道德生活提供实际指南的卫生学。
病人由民间和公共慈善机构凭借良知和经验的指导集中于贫民院中。若实证科学从这里诞生，那么它首先应研究学校，即为了提升社会的整体素质，使儿童集中起来受教育的场所。
逐步取代经验法的科学医学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呢？在经验医学还迷信放血和药物浸泡时，科学医学就已经升华并阐明了被遗忘的、却集中所有全新智慧于一体的古代原理：自然医学致力于与疾病作斗争，战胜疾病的自然力量存在于充满生气的机体中，我们要建立理性医学，就必须依靠这种机体。谁相信医生与药物治愈了病人，谁就肯定是庸医；谁相信“唯有机体”方能治愈疾病，且坚信必须保护和增强大自然为拯救我们而赐予我们的这种能力，谁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如今，需要用于保护自然防病的治疗及对实证医学的整理编纂比以前的定时记录多多了，而且涉及的领域也广泛得多。大量专家不再像上个世纪的医生那样类型单一，这个庞大队伍的数量足以说明实际中新趋势所包含的巨大不同。
回顾一下医学界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有趣的。医学从一开始治愈疾病，就不断发现正常物质生活的规律，为健康者指出养生之道。医学发展到这一步便发现，治愈疾病的最佳方法，与养身所需要的方法相同，因为赐予健康的体魄和医药的天生效力为同一生命之源。举例来讲，我们现在普遍倡导合理饮食，这不仅是那些为了自身健康的人所必须采取的卫生措施，也是治疗疾病的最重要因素。饮食学或营养卫生学无论是对不幸的痛风患者、粗皮病患者、感冒患者、肺结核患者，还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相比之下，氧化锂盐、咖啡因和杂酚油都无济于事。现代的趋势是统统废除这些无益的治疗，取而代之以疗养、健身体操、水疗及气候疗养等自然疗法。精神病学和神经病理学已经在采用工作疗法——即用一个井然有序的智力活动的疗程，提供给初显精神病症的病人。正如在这一方面取得的进展一样，“自然治愈”的概念将会取得胜利，这是所有人都更清晰的概念，即这是维持生命的动力。
只有大自然才会无所不能，如果一位医生想有所作为，他就必须紧跟大自然的脚步，并用与日俱增的热忱来顺从大自然并服务于大自然。这种研究自然会导致人们阐释身体健康所依靠力量的愿望，而且有关这些“免疫力”的研究已经成为所有医学研究中最卓越、最具影响力、最科学的研究。
当梅基尼可夫[梅基尼可夫（1845～1916），俄国动物学家及细菌学家，1908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认为他已经发现了血液中的白血球能吸收并消化活的微生物，因此使人类免于传染病时，一线清晰、平常的光芒好像照亮了所有秘密。然而，他的理论一经发表，便为后起的研究所推翻了。他的理论被这些研究置于毁灭性的批评之下，因为白血球并不能永远吸收活细菌，要使白血球具有这样的功能，机体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于是问题的结点变化了。而且真正致病的不是微生物，而是毒素。这样毒素理论似乎成为研究的真正指南。但是，我们又陷入了并发症的泥潭。因为很明显，我们只掌握了免疫力的表面现象，所有研究需要我们揭示的就是两个字——奥秘。
基于这个原因，对于免疫的问题，至今大家都避而不谈。过去曾经是非常普遍的想法，到现在却成了连在校大学生都不是很清楚的研究。
无论如何，除非认识到研究生命奥秘——这种奥秘就是隐藏生命的源泉，但又随时随地显示其力量——的紧迫感，否则要发展建立在自然力基础之上的医学科学是不可能的。
这种我们见不到、确实又是健康与痊愈的根源，总是存在于我们一切努力需要达到的最高点。从那里发出的使心脏跳动的力量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存在并使生命的复兴显而易见的唯一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把医学科学与这个奥秘结合在一起。
这种结合也许将由研究灵魂健康与病理的科学来实现。这种结合若发现灵魂也会腐化、会染上疾病、会死亡，还发现它自身健康及自然医药效力的规律，那么尊重并帮助这种生命宝贵力量的疗法就应得到无限发展。同时，这种神秘的源泉就会与免疫问题一样，进入现代医学领域。这样，生命、道德和宗教便能牢固地结合为一体。
父母与儿童的不断“斗争”
现在让我们回到两岁半或三岁孩子的话题上来吧！他们这个年龄什么都要碰一碰，摸一摸，尤其是那些他们显然很喜欢而且还特别简单的东西，例如纸质的立方体、四方砚台、闪闪发光的圆形铃铛等这类“都不属于他们的”物体。
因为不属于他们，所以妈妈走过来，把这些东西都收走了，还爱抚着拍打孩子的小手，说道：“别碰！淘气！”我曾亲眼看到过这种情景，这种场面并不为人所察觉。例如，父亲是位医生，正伏案工作。妈妈怀里抱着宝宝，宝宝不停地伸手去摸桌上的东西，孩子的父亲对我说：“这孩子虽小，却非常淘气。尽管他妈妈和我总是想方设法制服他爱随便碰我东西的毛病，但是我们都没有成功。”“淘气！你这小淘气！”妈妈不停地叫着，紧紧抓住宝宝的小手，小家伙身子向后一仰，大哭起来，小脚也胡乱地蹬着。
等孩子长到三四岁时就更爱动了，他们希望有事情可做。细心的家长们发现，孩子具有某种“倾向”，他们模仿母亲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们的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便乐意跟她下厨房。他们希望分担母亲的工作，想碰母亲需要碰的东西，他们偷偷摸摸地捏面团、做饭、洗衣服、拖地板。妈妈们被他们搞得疲惫不堪，于是不停地说：“你安静一会儿，别动！不要总缠着我！去！去！”孩子便大哭起来，躺在地上乱踢。过了一会儿，一不注意，他们就又偷偷摸摸地忙活了起来。忙着洗衣服，结果全身弄湿了；未经许可想把浓汤藏起来，结果弄脏了地板。母亲大发雷霆，于是向他大喊、责备他，孩子则以调皮和泪水反抗。不久之后，所有这些照做不误。
如果妈妈不是在做日常的事务，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聪明一些的话，就会更不幸。他会寻找事情做，但当找不到时，就会无缘无故地大哭大叫，无缘无故地勃然大怒。有的父亲为此几乎绝望，叹息道：“我的孩子非常聪明，可是太淘气了！什么都不能满足他，给他买玩具也没用，不管怎么做都无济于事。”
这种的情况下，妈妈会询问我：“孩子淘气时，我该怎么做呢？孩子发脾气时，我又该怎么做呢？孩子太淘气了，从来没有安静过，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很少听到有妈妈这样说：“我的孩子非常乖，因为他总是睡觉。”谁都听到过可怜的母亲用威胁的语气对怀中大哭的孩子大声喊：“不许哭，我叫你安静点！”可想而知，孩子会被惊吓住，哭喊得也就会愈加厉害。
这就是人类初次步入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战役，他必须与给他生命的父母作斗争。这种斗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孩子的童年生活与父母的生活“全然不同”。小孩子要塑造自我，而他的父母已经定型。小孩子必须要东跑跑，西跳跳，这是为了协调其尚未受到控制的行为。而父母却要使孩子的活动循规蹈矩，并给以严格控制，也许他们这样做后也感觉非常累。儿童的感官发育还不完全，适应力也有限，他们要弄清楚物体及空间，就必须借助于触摸，孩子们的视觉通过触觉的经验得到纠正。相反，父母的感官都已经发育完成，已经纠正了这些感官的原始错觉，如果他们的适应力没有被陈规陋习所糟蹋，那肯定是完善的，因此他们一般来说已经没有触摸的必要了。孩子们非常渴望从外部世界获得知识，而他们的父母对这些已经相当熟悉了。因此，父母不能理解孩子。同样，孩子也不理解他们的父母。
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像他们那样去做，孩子们做得稍有不同便会被说成是“调皮”。想一想妈妈硬拖着孩子跑的情形，妈妈走的时候他需要跑才能跟上，因为他的腿短，而妈妈的腿长；孩子还很弱小，而妈妈却身强力壮；他必须承受身体的重量以及他那与身体相比不成比例的大脑袋的重量，而妈妈的头与身体的比例要匀称得多。孩子跑累了，就会停下来大哭，妈妈于是便责骂他：“快走！你这淘气的小东西！我可不会任你胡来的。懒虫，是不是想让我抱你走？别想！我不会抱你的！”再或者，当妈妈看到孩子坐在地上或趴在地上玩，时，就会大叫：“起来，淘气包！看你这身衣服弄得多脏！”
所有这些都可以这样解释：“孩子与成年人不同，他们的身体构成是这样的：头、身体与其细小的腿——因为腿是发育最多的部位——比起来显得很大。因此，小孩子不能走远路，却喜欢身体全部放松舒展地躺着——这种姿势对其健康最为有利。他们具有令人惊讶的发育速度。为了认识物体的形态及其距离，儿童产生了外部生活的最初念头，用触摸来辅助视觉和听觉。他们手脚动个不停，因为他们需要协调、适应灵活性。因此他总是在动，但很少走，我们可以把他放在地上，任他摸、爬、滚，这正是他们生机勃勃、不断成长的展示。”然而，所有这些却被成年人看做是“淘气”。
很明显，这并非道德问题。我们没有探索能纠正那些新生儿有堕落倾向的方法。不，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生活问题。
孩子在寻觅生活，而我们却想妨碍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确实成了道德问题，因为从我们自身角度讲，我们确实已经开始伤害和侵犯别人权利的错误了。而且我们的利己主义深深地隐藏在对待孩子的错误中，我们生孩子气的真正原因是孩子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和孩子们斗争，是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逸和自由。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经常感到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却又不愿意在孩子们面前表露出来。而孩子们并没有指责我们，并非对我们持有恶意，恰恰相反，正如他们始终改不掉“淘气”——这形成了他们的生活——一样，他们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们，原谅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我们的过错忘掉，渴望与我们在一起，坐在我们的膝盖上、在我们的怀中入睡。这也是一种生活形式。我们如果很疲惫或是感到厌烦，就会冷淡地拒绝孩子，还假惺惺地用关心孩子的借口说“不要这么撒娇啊”，以来掩饰自己的私心和对孩子的欺骗。“调皮、捣蛋”之类的话简直成了我们对孩子侮辱和中伤性的口头禅。然而，儿童的形象也许是完美的象征，“没有邪念、分不清真善美、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相信、什么都渴望……”至于我们——不，我们怎么能总是先想到自己呢！
如果孩子与成年人之间的这种斗争能“和平”解决，成年人愿意接受孩子童年生活的自然需求与条件，竭力帮助他们，那么我们成人将向着大自然赐予的最崇高的愉悦迈进，即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并看到人类向前发展。如果初开的玫瑰花蕾能成为人们经常称颂的诗歌，那展现儿童心灵的诗歌不是更伟大吗！现在我们为了让孩子伴随我们，并使我们自己感到安逸，我们却把这个上天赐予我们就在我们身边无与伦比的礼物狠狠地踩在脚下、对他们进行疯狂的亵渎。
只有创造才是仁慈的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惩罚”，孩子们在渴望东碰碰，西摸摸的时候，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去做，以满足“其发育的需要”。尽管他们的力量微小，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在呼吸、饥饿时的哭嚎，以及想走路时站起来就走的过程中都显示了强烈的意志。同样，对待为了满足自己需求的外部物体也是如此。一旦孩子看到这样的物体，便会非常高兴地将精力用于肌肉和感官的运动中。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便会像欲望得不到满足似的烦躁不安。玩具太轻，不能满足双臂搬动、抬起玩具时需要做出的努力；玩具太过复杂，不能满足需要对单个感觉做出分析的感官。玩具是一种虚荣，本身代表着现实生活，是对实际生活的模仿。然而，它们组成了儿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孩子处于一片责骂声中，“消耗”着他们的潜力，而这些责骂又刺激着他们去毁坏东西。
幸运的是，儿童没有总是听到人们说他们具有毁坏的“本能”，他们也不熟悉另一种说法，即“天赋”本能。换句话说，自私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儿童自己却只是使这种不可抗拒的本能发育成长，以促使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在生命的每个阶段，儿童都凭本能竭力为下一阶段做准备，这个事实比起我们强加给他们的荒诞本能来要容易理解得多。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允许孩子们只按他们自己的意图去做事，那么他们就会立刻“变了”。在“儿童之家”，一把梳子就足以使最调皮、最具反叛精神和那些被教师认定为需要“调教”的孩子，变得活泼、迷人、乐意为同伴梳理头发。一个孩子走过来，伸着胳膊要我们把袖子给她放下来，如果我们对这个笨拙又显懒惰的孩子说：“你自己放！”孩子的眼睛里便会立刻闪出一丝智慧的光芒，袖子放下来后，疲倦的小脸上会闪耀着满足的骄傲和惊喜。当我们给孩子们一个小盆和一块肥皂时，他们唯恐会把盆摔坏，于是非常仔细地用肥皂把盆洗干净，放回原处，然后轻轻地放下肥皂。这如同在音乐的伴奏下，把任务交给一个有音乐伴随的活动木偶。木偶即儿童，音乐则是他们的快乐。
这些孩子每天都在对穿衣服、清洁、洗涤、梳妆、调整周围的东西等乐此不疲。他们会很喜欢有用的东西，甚至是将一块纸片保留好几年。他们不是在敲打家具或摔坏东西，而是在使自身的活动更加完善。
但是，我们却不顾已经引起的反抗和恐惧，阻止他们的自我完善，千方百计地使他们受我们的约束。我们温柔地哄骗他们、靠近他们，因为当一个孩子打坏了东西，他显然会很伤心，会尽量自行纠正错误、完善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不应让他们感到恐惧，因为恐惧是“造成错误肌肉部分悔改的”自然反应。但是，我们却把一些不容易摔坏的东西给他们，如金属的盘子、盆、水杯，以及毛绒玩具、橡胶娃娃等。这样孩子的“错误”被掩盖起来，机体的每个错误都不会被孩子所注意，他将不会再为做错事而难过，也不会为完善自身而努力了。他会深深地陷入错误之中，笨手笨脚、反应迟钝、面无表情、怀里还抱着一个鼓鼓的玩具熊！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虚荣和错误的环境中，丧失了一切敏感。
成年人把孩子禁闭得更为严密，所有事情都替孩子做，穿衣服，甚至是吃饭。但是，孩子的欲望并不是让人给他穿衣服或给予他物质上的种种满足，他内心真正渴望的是“做事”，是去用自己的智慧践行自己的能力，以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而成年人给了他们什么样的伤害啊！你尽心尽力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别人给洗澡？还是为了戴上围嘴？所有这些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让别人为你做到。你会发现别人做所有这些都会完美、轻松，你不需要动一个手指头，别人就会为你完成上百倍于你自己竭尽全力而做的事情，你甚至用不着自己把饭送进嘴里，就可以把更多的营养吸收了。
魔鬼在荒野中向耶稣展示世界所有王国和荣耀，用来引诱他时，似乎所说的话并没有那么残忍：“你若拜倒在我的脚下，敬慕我，我便将所有这些王国赐予你。”然而儿童没有能力像耶稣那样回答：“滚开，撒旦！《圣经》上早就写着：你应敬慕上帝，你只应伺候于他。”儿童应遵从上帝的意志，上帝赐予儿童的天性需要活动，上帝还预示儿童应像征服生活那样去征服世界，目的是最终能使自己高尚，并非为了得到永世的荣耀和舒适。但是，儿童禁不住诱惑，他们对于现有的精致的东西，不会拒绝，然而他们的灵魂却得不到进步，于是他们失去了目标。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孩子：笨拙不堪、脚跟不稳、呆头呆脑、受人驱使！肉体桎梏了灵魂，而这种毁灭性的对被压迫的惯性远远超过了最初他们与成人抗争所受到的压迫。他像罪人一样常常发怒，撕咬不易损坏的玩具，大人给他洗澡、梳头时歇斯底里地哭叫，给他穿衣服时反抗、挣扎。魔鬼允许他做的只有发怒，从而渐渐地他陷入了软弱无力的深渊。大人们说：“孩子们总是忘恩负义，他们没有更高尚的情感，一切都只为了自己高兴。”
谁都见过非常有耐心的母亲和保育员，从早到晚忍受着四五个让人感到可笑的孩子，他们边嗷嗷哭叫边玩着金属盘子和布娃娃。他们似乎在说：“孩子就这样”。仁慈的怜悯代替了急躁的自然反应。于是我们赞美她们：“看，她们多辛苦，多有耐心！”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之后，魔鬼也会有耐心。他也会细心地观察他控制下的灵魂的苦恼和无力的反抗，这些灵魂因空虚而被降伏，因魔鬼的许多奸计而被压迫，他们已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罪恶意识，逐渐陷入不能宽恕的错误深渊中。魔鬼耐心地关注着他们，忍受着他们的哭嚎，还给他们提供不易破碎的玩具，喂养他们，用物质满足他们。可以说，用新的空虚掩盖他们的错误、滋养他们的身体。
谁要是对这样的母亲和保育员产生疑问：“她们真的很仁慈吗？”那么，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回答就可能是：“除了上帝，没有仁慈的人。”这里，上帝即造物主。仁慈专属于上帝，上帝创造出来的都是好的，只有创造才是仁慈的。因此，只有那些帮助创造达到最终目的的人才是仁慈的。
谈谈学校的问题
“听话”和“调皮”的概念在这里一定是界限分明的，因为当老师需要离开教室的时候，她会指定一个孩子在她离开教室期间负责在黑板上写出“好”孩子和“坏”孩子的名字。这个被指定的孩子完全有能力判断出谁“好”谁“坏”，因为在学校里没什么比区分乖学生和捣蛋鬼更容易的事情了。乖学生就是那些安静、不好动的孩子；捣蛋鬼则是那些爱说爱动的学生。这种分类的结果不是很严重，老师还要分别给他们“打分”，这也不是毁灭性的，倒是像评判人们行为好坏的公众舆论。这并不影响社会，而且这种评判既不让人得到荣誉，也不让人受到监禁，只是给了人们一种看法而已。然而，“尊敬”，甚至是“荣誉”及那些具有较高道德价值的东西都要依靠它。在学校里，“表现好”说明有惰性，而“表现差”则说明比较活泼。校长大人的“尊严”、教师及同学的“名誉”，事实上，奖惩制度的整个“道德”部分都建立在这些评价之上。如同在社会上一样，它们不需要任何“法院合格证明”，也不需要任何“权威”，它们是以某种大家都看得见、都可以评判的东西为基础，是外界真正的道德评判标准，任何学生都完全可以在黑板上把这些标准罗列出来。事实上，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或具有哲理性的东西，它只是行为的总和，是生命本身的事实。大家都看得见，都可以对此做出评判。
另一方面，还有更为严重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后果可以影响周围环境，而且触动了人人都依赖的公正原则。因此，他们需要“有权威的判决”，凭借这种判决才会没人再有争议。为此，一种类似于最高法庭的东西开庭了。
考试时，学生们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教师让他们当场举出所学知识的例子，或者说是交一份真实的“合法文件”，人人都可以评判的证明，即作业。无论是听写、作文，还是习题，如果有哪位学生帮助别的同学，那便不只是调皮，而且是品德败坏，因为他不仅活动，而且是为别人活动。那么对他的惩罚可能非常严厉——考试作废。还有可能意味着整整一学年的学习化为乌有，他必须重修那年的课程。帮助别人的孩子心地是善良的，但是他却被罚几个月后重新参加考试，或是被迫降级一年，全部从头开始。这个善良孩子的家庭经济情况可能非常拮据，他也许是竭尽全力去争取获得好成绩，这样便可以尽快靠他绵薄的劳动去补贴家用。谁知道这家的状况会怎样牵扯一个孩子的心呢！他或许是从那个困惑的孩子身上看到了这个孩子和他一样处于同一种情况，由于贫困家里的争吵声或缺粮问题常常使他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早上起来，神志不清，那不幸的同学在考试前夕也许也正处于这种情况中。
要知道，在有些家庭，做母亲的天天在算着本学年过去了多少天。因为在她看来，这么多的日子被白白地浪费掉了。孩子考试时，她又很自然地担心地注视着她的孩子，看到孩子回到家，可能还没到家门口，她便会把头伸出窗外，问道：“考得怎么样？”这样的情景会浮现在孩子帮助他同学时的脑海里。
他完全可以不将试卷给别人看，自己做进一步检查、修改，或是第一个交卷。在公正的原则中，完成试卷所需的时间应以分钟计算，几乎像心理实验时所用的精密计时器一样，原则也是严格的。教师在学生上交的试卷上，会注明交卷时间：10点25分、11点5分。如果两份考卷成绩相同，而且比别的试卷都好，很难从内容上判定哪份试卷更好，但又要决定出谁是第一时，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奖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标注的时间就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份是10点30分上交的，而另一份是10点35分上交的，那么10点30分交的那份就被判为是第一名，因为他能比他的对手提前5分钟完成同样的试题。奖励有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此勤奋的孩子在复习考试时，必须要多加小心。刚讨论的那两个学生同样聪明、伶俐，但一个带了好钢笔、好墨水，另一个却没有。而这个学生疏忽的代价是失去了奖励。事实上，买钢笔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公正地说，所有学生都应当使用同样的钢笔。但是，我们又陷入了一个顾虑重重的泥沼，公正的原则也因此被掩盖。不，公正的原则必须是严格的，不应该顾虑重重。现在，帮助同学的那个聪明孩子失去了时间，因此失去了部分优势，也因此为了别人而“牺牲”了自己。
毋庸置疑，这种惩罚绝不能以体谅、宽容来迁就。家庭状况、孩子的母亲……一切都不能成为废除考试成绩的理由，即使是最严重的犯罪也可以存在减刑情况，但学校却另当别论。在学校，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思想总是相互渗透，我们因此不能仅仅以孩子的功课去判断他们的优劣。况且，考试是对个人的测试，如果最后的期末考试作废，那么违法者就要重修一年，那是整整一个学年。这与犯罪不同，罪犯服刑是以月、周为计算单位，而学校里以学年为单位。而且对于罪犯，我们还可能会考虑到他的罪行也许是不可抗力或环境造成，但是谁能控制自己不去做好事呢？做好事当然不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了！
然而，为了预防引起类似的麻烦，学校一直不断地教育学生不能互相帮助，甚至达到了直接阻止学生间相互交流的程度！这算什么追求目标！聪明务实的教师采取非常普通的战略战术，而且对学生在这种暗地里采用不诚实的竞争手段了如指掌。孩子们互相支持，互相交流，他们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例如，如果一个学生在按老师要求背诵课文，别的同学给他提醒，被老师听到了，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坐在这个学生前面的同学就会把书打开，紧贴在肩膀上，这样背诵课文的同学就可以看到。或者老谋深算的老师为了不让背诵课文的同学得到任何帮助，让他从座位上出来，到讲台上去背诵，那他的同学就会向他打手势，比如用哑语来帮他。如果老师再让背诵课文的同学将脸转向一面墙，而老师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全班同学看，那么这个背诵课文的同学就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没什么能逃脱”聪明老师的目光，她能当场抓住一张某个学生揉皱了扔在另外一个学生课桌下的纸条，她能抓获两个孩子以需要为借口互相交换上面写了字的吸墨水纸。
因此，制作合理的课桌应该是前面敞开，否则要从桌子下面递东西就太容易了。有了不仅能促进健康，而且能促进“道德”的课桌，诸如此类的狡猾手段就难以实施了。
事实上，从道德的角度上讲，前面敞开的课桌使得对学生的监管也变得更轻松一些。因为学生总是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交流，他们被老师不断的大喊大叫搞得头脑发麻。因此有很多孩子常常染上诸如手淫之类的毛病，这样的毛病来自于教育本身的陈规陋习，而这样的坏习惯又不像脊柱弯曲、近视或是过度疲劳那样被公开讨论，但是这种恶习在很早，甚至在科学对这种学校环境引起的疾病进行研究之前就已经被认识到了。久坐的习惯妨碍了骨盆的血液循环，导致血液的不流动，而且我们给孩子提供了其他宣泄精力的措施吗？正因为如此，孩子们以令人感到惊讶的方式进行宣泄。
“前面敞开的课桌使得学生不可能做出任何伎俩。而且在学校里还兴盛起许多与此作斗争的防范性措施。例如，在罗马的学校里，监管制度和措施都非常完备，甚至完备到不允许学生上厕所。众所周知，‘厕所问题’能引起很大的混乱，如果某个孩子厌烦了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课，他就会请假上厕所。学校严禁学生在走廊逗留，走廊一直有人看守。因此，为了提神，他只能在厕所里长时间地逗留。但这些人就此上厕所成瘾，于是学校决定采取制裁措施。现在，学校从生理角度计算出了如厕的更准确时间，在某个固定时间段，所有学生在教师带领下，像士兵训练一样，两人一行上厕所。第一排的学生过去后，第二排等待，然后第三排、第四排……每排上厕所都要记录时间。学生如厕完毕，出来之后再继续排成队伍。不难想象在四五十人组成的队列中最后那对学生进厕所时的情景了。那么既然这些学生绝不是为了敷衍，生理计算上厕所的时间也算是好事，所以我们不会去考察从卫生学角度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厕所外面的情形：每个便桶前装有一个小门，门上门下都有很大一块地方没有遮挡，这样谦让和道德都能同时得到保护。在小门里，除了大小便外，别的什么都不能做。有些学校厕所更加现代，没有便桶座，便池安装在地上，这样就避免了接触，保证卫生。如厕时不舒服的姿势也使得学生不再长时间逗留。很显然，这样的装置在普通公寓、临时收容所和学校是最好最实用的。”
培养儿童情操的教育
学校是培养“社会情操”的地方，是学生的天地。实际上，问题不在于学校，也不在于学生间的交流，而在于如上所述的其目的，在于培养这种情操的教育。因此，我的教学法为大家所知时，尽管我已经说过在有些地方，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一起学习非常惬意，但还是有人用批评的语调问我：“如果孩子们自己学自己的，那他们怎么培养社会情操呢？”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让孩子们同时做一件事，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同时去的管理制度，就应该是在培养他们的社会情操了。也就是说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完全对立。在成人世界，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事情需要去做，但是有交际能力指的是相互有礼节，并能互相帮助。而在儿童的世界，善于交际却指的是身体姿态的一致性和集体行动的统一性，与快乐和礼节毫无关系。在成人社会中的互相帮助在儿童世界里则被认为是最严重的错误，是对纪律的最大冒犯。
现代教学法要求教师像古典寓言那样，对每篇课文都从道德层面进行总结，无论这篇课文讲述的是鸟、黄油，还是三角形，最后教师都要以指出道德论点来结尾。“教师必须不失时机，”教学法专家说，“讲出道义是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
“互相帮助”是教学法需要避免的问题，因为所有道德的主调——学校也不例外——是要“互爱”。要劝诫孩子们相互帮助，并显示出互爱，教师可能需要分三个阶段采用一种心理学方法，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区分知觉、联想和意志，或采用因果关系法。这取决于教师想采用哪种方法，但无论采取哪种方法，她都要保证始终使她的班处于纪律严明、听话的状态，因为这两者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为学校的教育机制提供最为必要的支柱的因素仍然是奖惩机制。
教育家们用奖惩制度作为他们处理问题的主要方式，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承认应该用一些外部刺激来引导在校的学生们学习，引导他们要有良好的行为举止。但也有些人认为最好还是灌输给学生爱的品质和责任感，而不是因为畏惧惩罚而阻止他们做坏事。这种想法被公认是高尚但不切合实际的。想象孩子能仅仅被责任意识的愿望所刺激，那是“教学法的荒唐”。让孩子胸怀大志地通过勤奋学习，有朝一日在世上达到一个显赫的地位，就能在辛勤耕耘的美好行为道路上不懈地前行，这也是不可靠的。一些直接的刺激、一些在他行为做出的当时就能给予的赞许是必要的。但是，人们一直建议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即惩罚不应太严厉，奖励也不应太炫耀，这种办法目前已经非常普遍的被采纳了。实际上，不久前在监狱、精神病院以及学校中还司空见惯的棍打和体罚已经被学校废除。现在学校里的惩罚要轻得多：给低分、斥责、向家长出示对学生不利的学习通知书、停学等。颁奖仪式已成往事。过去，在隆重的仪式上，获奖者如凯旋般登上领奖台，从当地最高贵的知名人士手中接过奖品，这些高贵人士一边颁奖一边给予亲切的鼓励。下面的观众主要由父母、亲人组成，他们自豪、兴奋，低声说着赞美和羡慕的话语。现在，所有这些都被废弃不用了，奖金、奖品都只是在学校的前厅，由执礼杖者简单地发给获奖者。
重要的是，孩子应该得到他应得的奖品。昔日学生能够带在胸前的奖章现在已经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书或实用的东西。奖品的实用性已经在我们的学校里找到了市场，也许一位优秀的学生能得到一块肥皂，或是一块做围裙的布料。尽管简单，但是奖励是必须要有的。
然而，通览所有教学法专家的讨论以及奖惩的演变过程，没有谁问过自己：到底什么样的“好”应该被奖励？什么样的“坏”应该被惩罚？或者说，在敦促学生去做某件事情之前，是否问过自己这事本身是对是错，是否判断过其价值所在。
对学校问题的实证研究最终提供了足够的线索，让我们能为陈旧的问题建筑一个新的基地。用奖励引诱学生，消磨他们的神智，伤害他们的智力，这好吗？难道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做人，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奖励吗？当他们为一种无法抗拒的自我保护本能所驱使，竭力避免这些危险时，我们却用惩罚来遏制他们，这样好吗？众所周知，小学的获奖者到高中后都是很普通的学生，高中的获奖者到大学时也是如此，而那些在学校期间能经常获奖的人在生活的浪潮中却几乎很容易被击倒。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再想一想：我们这种一方面压抑、一方面刺激，使学生到头来处于毁灭处境的方法妥当吗？用不着再对他们施加刺激，便能引诱他们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这些冒险上，那么校园生活的危险不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吗？近来，有人对一些聪明的获奖学生和一些愚钝的受罚学生进行了一系列较为有趣的比较性研究。某些在科学方面比较有创见的人类学家潜心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建议调查那些更聪明的获奖者是否表现出更具有形态学方面的优势、是否具有什么特别的先天特质、头脑是否比那些中庸者更发达。而结果却恰恰相反，人类学家们揭示出他们在身体方面显出劣势，即身体低矮、胸围窄小。他们的大脑与不太聪明的人的大脑没什么两样，其中还有许多人戴眼镜。
因此我们得到了一幅更为清晰的儿童生活的画面，他们怀着唯恐出错的惴惴不安之心勤奋地完成所有的任务，这种心理会发展为极度的苦恼。这些孩子要背诵整篇课文，因此不得不舍弃散步、出去游玩，甚至是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为获得第一名的渴望魂牵梦绕，受能够比同伴有更美好未来的幻想所驱使，或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国家的希望”以及“父母的安慰”的奖励和奖品所振奋，他们弯腰驼背地向未来前行。而那些马马虎虎的同学们，他们却发育良好，而且是班上最快活的孩子。
其他聪明类型的孩子在家里有家庭教师辅导，或是专心致志照顾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给予辅导。那些比较愚钝、经常受罚的孩子在家里是常常不受欢迎的一类，他们有时在街上闲逛，没人管他们；或者一大早还没有上学就要先为自己一天的吃饭问题干活。在我进行的一次调查中，那些受到奖励可以免试的学生都带着非常可口且丰盛的饭菜上学，而那些班上最差的、常常受罚的孩子却没带什么饭菜，或仅仅带一块面包。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认为我在上面罗列了造成与奖惩相关的所有假象。但是很明显，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清楚的迹象弄清事实。
奖惩并不意味着结束，而只是学校道德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宣布舞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废一样，这只是教育学生的一个例子，这种教育旨在把个体孤立于群体之中。因此奖励和惩罚都是学校这个有机体采用的一贯方法——即竞争——的极端事件。竞争的意思就是：孩子们看到别人比自己聪明，得分比自己高，并受到了奖励，在这些人获得奖品时，他们便会受刺激，于是便模仿这些人，更加努力，试图超过这些人。因此，这种所谓的体制便得到发展，并且提高了整个学校的工作水平和成就，使孩子们习惯于“经受磨砺”的道德目标。
我们来举一个有关竞争的例子。当观察力敏锐的医生走进学校，他的注意力便为感官所吸引，他发现学生中有许多人轻微失聪。他们听到的比别人少，显然他们相对没那么聪明，因此作为一种“惩罚”，他们这些人被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因为他们从未在听写中表现良好，犯下了难以置信、不可饶恕的错误，因此经常被要求重新听写。竞争和惩罚对他们起不到什么作用，无论把他们安置在教室中离老师多远的位置，他们也没有任何提高。他们很活泼，老师一再地惩罚他们，让他们学会保持安静，并劝诫他们要向那些作为榜样的同学学习，但这些劝诫显然都白费了。许多孩子都患有扁桃腺肥大，只能用嘴呼吸，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能集中注意力，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好，因此受到惩罚。而同时，善良、细心的老师也在徒劳地与这样张嘴的缺陷做着斗争，他们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故事，都是有关孩子张着嘴、手指放在嘴里的丑态。
我们发现，许多懒惰的孩子不像别的同学那样做操，他们总是找借口，树立了坏典型。这些孩子大都患有心脏病、贫血、或是肝炎。比耐力、速度的比赛是竞争的最好例子，我们鼓励孩子们在尽量长或尽量短的时间内跑完一段路程。在这里，体力成了锻炼的基础。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有两种主要体格：一种是胸腔占据优势，另一种是大腿占据优势。胸腔发育良好，肺和心脏功能强，具有耐力要比具有敏捷更符合自然规律；反之就适合于另一类，由于腿长、胸窄，敏捷就占了上风。任何竞争都无法将此类变为彼类。对那些身体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孩子的形态学研究，应该作为组成体操队的基础，而不能作为一种竞争。体质和疾病是影响身体强健与否的内在因素，必须加以考察，否则竞争就不可能创造出奇迹。
对竞争的偏爱根深蒂固。1898年，我在意大利设法与小学联合成立残疾儿童独立班时，还有人在用竞争原则反对我。那些聪明、勤奋的学生榜样不会对残疾儿童有帮助，这些弱者们被剥夺了竞争的刺激后，就会一事无成。
但竞争只在平等的环境中有效，举行“比赛”时，就要先选出“竞争对手”。对一个残疾孩子来说，非残疾对手只能令他感到自惭形秽，他的缺陷和劣势不断地遭到比赛得胜同伴的嘲讽。热心的老师虽然不断鼓励他、劝解他，甚至为了让他克服缺陷而惩罚他，指出应该学习强者什么，但是他还是变得越来越失去信心。能给他们带来一线光明和一线希望的是让他们看到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有所作为，让他们深入到某些他能与别人竞争的领域，从而受到鼓舞。这样他们便会像别人一样，得到安慰，感到振奋，心底微弱的花蕾才会开放。因此，他们的活动需要比正常孩子得到更多的鼓励、安慰和外部刺激。
那个被树立为残疾孩子榜样的正常且聪明的孩子又怎么样呢？他应该与谁竞争呢？谁带领他不断进步呢？如果说所有人都需要拖着向前走的话，那么谁是站在最上面拉他们的那个人呢？因此这个时候谈论这个问题显然不合适了。对这个聪明孩子而言，推动力是逆向的。有一种人非常喜欢与不如他的人竞争，这使我想起了沃森讲述的在他的疯人院里由一个白痴组织的一场比赛。这个男孩个头很高，他将所有白痴中个头最矮小的挑出来，然后跟他比。他当然总是获得第一名，他便会欣喜若狂。然而，像这样的例子不只是在沃森的疯人院才有，它是那些野心勃勃，但又非常懒惰、不想费力、不想完善自己、仅依靠外表的不同便能压倒别人的人的一种“态度”。这样，我们便发现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总是想方设法找一个笨拙的演讲者打头阵。漂亮的女孩子没有办法打扮自己，以显示其美丽，于是便热衷于与长相难看的朋友在一起到处东游西逛。
我曾经读过一则有趣的寓言，显然这则寓言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讽刺。古代有个国王长着很长的鼻子，非常滑稽。当邻国的一位国王提出要来访时，他怕自己的缺陷让即将来访的国王看到，所以他感到很不安。大臣于是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并向国王呈上了他的计策：“陛下，请让您高贵的宫廷人员暂时隐退，我将在全国上下寻找鼻子最大的人，届时由他们组成宫廷人员。”事情便这样办了。有了这些大鼻子，国王的鼻子相比之下再正常不过了。就这样，尊贵的邻国国王只注意到了皇宫以其鼻子大而著称，却没有注意到国王奇长无比的鼻子。
白痴比赛的故事和国王鼻子的故事都会令我们发笑，但是正常孩子之间的竞争却不会成为我们的笑资。身强力壮的孩子与失聪、有病、有残疾的孩子在一起，只会感到自己无比的优越。有些孩子的母亲受过教育，他们能得到母亲的辅导，这些幸运的孩子与那些贫穷、无人照料的孩子接触，只会感到自己是那些穷孩子的楷模。饱食终日的孩子在舒适的床上睡醒一觉，起来后便会精神抖擞；而另外一些孩子在日出之前就要起床去卖报、送奶，到学校后已经感到精疲力竭。当他们坐在一起时，那些精神抖擞的孩子便会想象自己比那些小童工们优越得多，将自己想象为他们“更好表现”的“刺激物”——实际上所有这些孩子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德轨道。他们正在被错误地引导，不知不觉地走向不公正的歧途。他们正在受到欺骗，他们并非比别人更好，只是比别人要幸运。我们应该引导他们以慈善的心去认识真理、去同情病人、去安抚那些不幸的人、去崇拜英雄人物。如果孩子们没有这样，而是虚荣、野心、错误在他们的内心滋生繁衍，那也不是他们的过错。
确实，老师都会用同样一个寓言故事使学生想到身患疾病、不幸却很勇敢的孩子，老师竭力启迪学生们的良知，强调要展现人类的美好情操。然而，因为所有孩子都有学上，谁也不曾想到那些身患疾病、不幸、却勇敢的孩子比比皆是。但是他们却不能相互交流、相互认识，因此这些孩子受到责备、惩罚和侮辱。那些幸运的同学却在他们面前作威作福、被树为榜样、获得奖励、得到奖品、受到表扬，在此过程中却在逐渐地丧失自己的良心。
人在道德思想混乱时，就会“看不到上帝”，如同在地狱中一般。那么人们内心中什么强烈的精神被激发起来以实施宝贵的行为、培养自己的心灵呢？所有人都迷失了，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很少有人能进行自救，能不为奖励所诱惑、不为惩罚所恫吓、不受竞争和欺诈竞赛地不断提示所驱使，能够最终完好无损、心灵依旧纯洁无瑕，并感到人性之伟大。那些经过严峻考验，未被空洞的荣耀及迫害伤一根汗毛的人，凭着内在的力量走在以真、善、美为目标的生活之路上，他们才是我们人类的天才，是我们人类的恩人。
孩子教会了我们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当我们主动分析一下好与坏时，我们会感到，在现实中，我们理论上所说的个体身上的坏都可以归结为外部原因。民众的堕落可以归咎于贫穷和酗酒、犯罪归咎于堕落、儿童和学生所犯错误则归咎于偏见。但这些原因并非绝对、一成不变的，而是与能改变的短暂状态相连的。因此，邪恶的古老哲学概念便把这些部分归结为众多社会问题和行为。正是通过提供工作以及与酗酒作斗争，才消除了许多产生罪恶的根源，对道德做出了伟大贡献；正是通过对堕落进行改造和教育，也就是通过与犯罪作斗争，才提高了人们的道德修养。
因此，如果学校中所存在的严重偏见成为无数道德恶疾的根源，那么靠自然法则的帮助来改造学校，便会成为向道德化迈出的第一步。
从这个目标讲，我们就必须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不是靠分析考察奖惩制度、竞赛原则，以及灌输道德原则的最适当、最实际的方式，也不是依靠创造新的“十戒”，而是要把说教问题看做是重大的、真正的社会问题。
当某个道德问题被限制在可以预防的原因和影响时，这个道德问题也就显而易见了。举例来说，我们想象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在那里到处都可见贫穷，穷人为了一片面包可以铤而走险；在那里，妓院、酒吧、无视公民权使居民们堕落；在那里，无论男女，都给罪恶让路。这时候，我们对这些人唯一的印象就是，这些人太恶劣了！我们再来看看某个工业化城市的发达地区。在那里，人们的房屋都非常卫生，工作人员也都能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具有真正艺术感的大众电影院代替了酒吧。我们再走进一家餐馆，人们正在安静、文明地享受着他们的食物。这时我们便会由衷地赞叹：“这些人真不错！”但是，他们真的不错吗？真正的好人是那些改善了他们社会条件的人。但是那些通过自身努力“生活得更好了”的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在道德层面上他们并非是“更值得赞扬”的好人。
如果他们是更值得赞扬的好人，那为了把他们看做是借助于生在不同时代的“有道德的”人，我们就需要想象有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上，经济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很显然，道德问题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是生活问题，是“自然”问题，而不是一个凭外部的偶然事件就能解决的问题。也许人类或多或少是幸运的，他们也许就诞生在一个或多或少是文明的环境中，但是他们将永远面临比幸运或文明更为复杂的“道德问题”。
儿童所谓的“淘气”很容易让人相信是“为精神的存在”而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儿童想让他们身上的男子气显现出来，而我们却想方设法地想阻止，给他们注入黑暗及错误的毒液。他们为了他们的精神食粮而斗争，就如同穷人为了面包而斗争一样。他们像穷人出于对酒精的迷恋使自己堕落一样，让自己成为我们诱惑的牺牲品而堕落。在这场斗争和堕落中，孩子们显得“可怜”、“匮乏”、遭人冷落、一无所有，谁也不能比他们更清楚地表明：“人不只是需要有物质食粮，还要有精神食粮”、“物质食粮”的问题并非真正的“人类问题”。过去与身体需求相关的所有灾难、所有斗争，以及所有社会主张，在这里惊人地表现出与精神需求相关联。孩子们想成长、想自我完善、想提高智力、想培养他们的内在能量、想形成他们自己的性格。为此，他们就要从被奴役中解放出来，就要战胜“生活”。只注意他们的身体营养还不够，他们更渴求精神食粮。对孩子来说，有了使其四肢免于寒冷袭击的衣物还不够，他们还要求体面的衣着和优雅的装饰来保护、衬托精神。为什么我们成人要压制儿童的这些要求，几乎就像信仰经济问题才是解决人类生活问题的唯一办法？为什么我们从未想象过即使经济问题解决之后，由于更高的精神饥渴没有得到满足，还会再度出现冲突、愤懑、绝望和堕落呢？这些表现我们总能在当今世界的孩子们身上我们，他们吃得饱、穿得暖、穿得好，而且完全符合改进后的身体卫生学标准。
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便是对道德做出了一项巨大贡献。事实上，当我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专心于他们的脑力活动时，也就是在自由地满足其内心的需要，以及自己挑选刺激物。当他们成长得足够成熟，能完成抽象行为，并能集中精神潜心思考时，秩序和平静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发展。在这之后，优雅的举止、审美能力、对音乐的敏感，以及他们之间友好的关系便像泉水一般涌现出来。
所有这些都是“解放”的成果。我们从未用任何特殊方式使我们的孩子有道德，从未教他们如何“克服任性”的毛病，从未教他们安静地坐下工作。我们也没有激励他们互相交往、向别人学习，或是向他们解释秩序对人类的重要性。我们从未教他们在工作与活动中保持镇定和秩序。从没有教他们互相尊敬、尊重别人的工作、不伤害别人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没有教过。我们只是让他们自由，帮助他们“生活”。而正是孩子教会了我们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让我们知道了除物质需求外他们还需要些什么。
以前孩子们当中未知的行为与勤奋、持之以恒和忍耐的美德在高兴之余，在平和的气氛中习惯性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们已经踏上了平和之路，一直挡在他们面前的原有障碍没有了。
当成年人饱餐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摆脱了毒药的危害后，就会变得安静，就会表现出自己喜欢更高层次的娱乐，而不是喜欢劣等、堕落的嗜好。和这些成年人们一样，儿童的内心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他们也会变得沉静，并继续追求更高的目标。
然而，所有这些都未触及道德问题的根源，只是清除了堵塞它的一切渣滓和污垢。人的需求越是得到满足，就会越感到幸福。但是人们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已经具有高尚道德情趣的人所必须具备的那些“高贵品质”。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剥夺了人类的高贵品质，在社会变革出现时，“善”与“恶”都消失不见了。当我们发现许多的“善”是伴随着好运、许多的“恶”伴随着厄运时，人性就被真理完全揭示于阳光下，一览无余。这样人就必须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并获得优良美德。从这时起，从道德角度讲，人获得了新生，从纯洁、善良、健康、生机勃勃的人类之蛹中破壳而出。
培养朝气蓬勃、勇于探索的孩子
如果我们教学法的整个结构是从某一感官刺激物，对全神贯注的行为开始并将自身建立在对感官的训练之上，并局限于此，那么很明显，这样的教学法没有把全人类考虑在内。因为如果人类不能只靠物质食粮生存，也就不能只靠精神食粮生存。
环境刺激物不只是物体，还包括人。我们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感官方面的。事实上，我们已经不满足于羡慕使希腊人如此敏感的美，也不满足于倾听他们的朗诵及歌唱，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虽然始于感官方式，却是建立于同情之中的。
实证科学所论及的“道德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心，对他人的痛苦的理解与正义感——缺乏这些情感的正常生活便会受到冲击。用死记硬背道德准则以及如何应用这些道德准则的方法不会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因为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记不住那些信条，而且最细微的感情冲动也会战胜我们。事实上，罪犯甚至在对那些道德准则最熟悉了解时，也常常触及法律。而那些普通人，虽然对法律毫不在意，却由于某种内在的感官所引导，也从不触犯法律。
就“道德感”而言，实证科学包括某种复杂的东西，这种复杂的东西同时是对公共舆论的敏感，也是对法律和宗教的敏感。由此可知，它并不只限于“道德感”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凭直觉谈论它，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对某种称呼相对应的东西，也都必须凭自己内心的这种对应来理解判断这个“道德感”所包含的内容。但是宗教就非常简明扼要：它把这种存在于生命核心中的内在感觉叫做“爱”。社会法则并没有很深地触及这个领域，“爱”是灵魂与上帝的接触。当存在这种接触时，其他的一切便成为虚无，“美好”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犹如太阳光芒四射，在释放“爱”的同时，天地万物便获得了生命。就如同生灵对有无边威力大自然的奉献一样，是“爱”维持了生命的存在。
力求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生物研究也承认，爱是生命的核心。科学家经过许多研究，最终发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爱，而不是“生存斗争”延续了物种。事实上，生存斗争导致毁灭。生存，并不像我们从前猜想的那样，是“适者”的唯一特权，但是生存确实与爱紧密相连。事实上，奋斗者和战胜者都是成人。然而，保护初生儿及其在成长过程中的小生命的是谁呢？如果坚硬有角的外壳是该物种天然的保护，那么刚出生的小生命却没有这种外壳；若是强壮的肌肉，那小生命也非常虚弱；若是锋利的牙齿，小生命也没有长牙；若是敏捷，它还不能行走；若是生殖能力强，它还尚未成熟。如此说来，所有的物种都早该灭绝了，因为无论其种类有多么强大，它都曾经虚弱。况且世界上也不存在比成年人生命力更强的婴儿期。正是“爱”保护了这些弱者，解释了“生存”的奥秘。今天母爱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已经为科学家认真研究。若是为生存所做出的斗争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固定不变的毁灭的图画，那么，今天母爱现象就以其最丰富、最迷人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形式几乎代表了大自然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的神秘而富有情趣的方面。母爱现象最终被认为是“物种的基本特性”，应被所有学者所认知。
法布尔[法布尔Jean Henri：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及著作家。]已经对昆虫这种东西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从中我们得知，昆虫虽然很小，而且与我们相去甚远，却展现了奇妙的母爱现象。有位自然科学家发表了一篇最早关于这种现象的论文——《蜘蛛心理学》。这篇论文可以作为一部戏剧的主题。众所周知，蜘蛛通常在树叶背面编织茧，将卵产在茧中，她自己也钻进茧里和卵在一起，这样能给这个物种的未来做更好的保护。如果茧壁的某一处破了，蜘蛛便会立即将它补好。为了做试验，我们将一只蜘蛛从茧中取出，在距茧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放20天。多了不起的蜘蛛啊！一个仅仅几立方毫米大，没有大脑没有心脏的黑色物种，它的生命极其短暂，20天已经占去了它生命的很大一部分，而这个小生命却从未放弃过逃跑的努力，它的焦虑也从未减弱过。20天后，当它终于获释，便飞快地逃向它的茧，藏在里面，并将茧补好。那么这些“爱”和记忆都存储于哪里呢？实验者再次将这只蜘蛛移走，然后放进另一只蜘蛛，这只蜘蛛立即扮演起母亲的角色，保护茧免受伤害。如果茧壁有破损，便立即补好。这个生物一定具有某种不以母体为转移的母性本能。然而，当真正的蜘蛛妈妈走近被别的蜘蛛收养的茧时，继母不但没有保护茧的企图，相反，它放弃了自己的角色，逃之夭夭了。藏在茧里的不速之客是什么心灵感应觉察到了母性力量的逼近呢？
下面是实验结果：小蜘蛛被孵化出来，在茧里与母亲待在一起。实验人员将茧撕开，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是小蜘蛛四处逃跑，而母亲却依然蜷缩在破碎的茧上，死去了，几乎是猝然地死于后代的毁灭。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母爱并不需要复杂的器官，它不需要大脑，不需要心脏，不需要感官，似乎不需要任何物质便可以存在。这是生命用来保护自己、保存自身的一种力量。一种似乎在创世纪前便已经存在并一直伴随天地万物，如同所罗门所说的那种智慧力量：“上帝在一开始，在他古老的善行之前，就占有了我……当没有面临苦难深渊时，我就被叫出来……这样我成了他的得意工匠，每天总是带给他快乐……谁找到了我便找到了生活。”
然而，早在生物学家发现爱是一种能够保护物种并能解释生存的强大力量之前，宗教就已宣布爱是保存生命的力量。为了生存，仅仅被创造出来是不够的，一切生灵还要有爱，这是大自然的法则。“谁不爱……谁便会死去。”当摩西指引希伯来人走上拯救之路的“十诫”时，在“十诫”前加上了这样的法律：“你们应全心全意地爱上帝，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当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古代信奉犹太教的一个民族派别，该派标榜墨守宗教传统礼仪。基督教《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走向耶稣，要他宣布法律时，耶稣回答：“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应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他似乎是在说：法律很明显很独特，它是生命的法则。因此，从世界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一定存在着了。然而对后来成为新教领袖的圣彼得来说，对从旧秩序到新秩序过渡的爱得到了更加完整的阐述。耶稣说道：“像我爱你们一样去爱吧。”不要像你们所能爱的那样，而是像我所能爱的那样。人类自爱的方式与耶稣爱人类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人类经常径直冲向自身的毁灭，他们混淆美与丑、生命与死亡、食物与毒药。因此，在“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的训导中，人类没有感到有任何信心做到这点。当耶稣说“像我爱你们一样去爱吧”时，他的教诲的确是一条崭新的圣训。
摩西被迫凭借一条实用的戒律来实施爱的法则：“孝敬父母吧，你不应该搞谋杀、偷盗、伪证别人的东西。”耶稣教诲说：我们的爱若不需要讨价还价、不需要法规的保护就好了。我们必须让这些保护措施成为过眼云烟。看吧，这本身就是开启了拯救人类的大门！“你们若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能这样；你们若赐予人，指望从他们那里收回，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赐予同伴，而要如数收回。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供给他们，不指望偿还。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路迦福音》第六章32～35，本段参照香港圣公会1979年所印《圣经》之译文。]
抛弃一切束缚，挣脱一切桎梏，只抓住一件需要的东西——朝气蓬勃，勇于探索。这就是耶稣像摩西一样到山里去，不是为了躲避人们，而是叫人们跟随他，向他们揭示所有真理的秘密。上帝庇护探索的人们，即使他们受苦，受苦也便是探索，也是生活。上帝保佑那些哭泣的人们，保佑那些为了正义而受饥饿的人，保佑那些受迫害的人，保佑那些心灵纯洁而不受黑暗奴役的人们。谁探索，谁便得到满足；谁不探索，谁就会迷途。但愿那些做享清福的人备受苦难；但愿那些饱食终日的人们备受艰辛；但愿那些讥笑别人的人们备受挫败——他们已经丧失了“识别力”。所有这些都只是虚无的，因为既然心灵已经死去，知道一切道德法律，甚至即使当上律师又有什么用呢？犹如我们粉饰坟墓一样，有道德、自我满足，然而却没有灵魂的人就像是一座坟墓。
道德感教育
如果我们不想把儿童引向幻想、欺诈和黑暗，那么道德教育的概念就与智力教育的概念一样，必须包括一个感情基础，并将之建立在这个感情基础之上。一方面是感观教育和按照自身规律提升智力的自由，另一方面是感官教育和提升自身的精神自由，这是两个类似的概念，两条并行的道路。
考虑一下我们与孩子们的关系吧，实际上我们就是他们借以发展其情感的刺激物，而这种情感的发展非常微妙。
对于智力而言，我们有很多教育客体，例如颜色、形状。但对于精神而言，其客体就是我们自己。孩子纯洁的心灵必须从我们这里获得营养，如同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喜爱的刺激物上一样，他们应该全身心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通过爱我们，他们得以提升自己的内心精神创造。
当兴趣驱使儿童拿起颜料盒，并被五颜六色所吸引时，盒子里的东西就会被动地任他们摆布。而这些颜色反映出了太阳的绚烂色彩，这些色彩又落在孩子尚未完全成熟和适应的天使般的视网膜上。同样，当孩子们转向我们，向我们的心灵渴求营养时，我们应该像那被动的颜料盒一样，随时做好准备。我们绝不应该由于自私而对孩子的需要置若罔闻。我们应竭尽全力，为他们那尚未适应生活的纯洁心灵带来所有光芒。
我们不应直呼其名，然后把爱粗暴地塞给他们，并命令他们要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像那些很自然地吸引他们的平滑、光洁、形态各异的物体那样，应该像那些在彩色字母表和小盒子里包含着计数的最基本技能一样，将更高级的智力练习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还应该等待，但不是冷漠地注视，而是应该让孩子感到我们拥有丰富的物质随时随地供他使用，只要他一伸手，就可以抓住。我们对孩子所做出的“反应”应该像他所摆弄的、每触摸一下对他的智力都有提高的物体那样强烈、及时、完备。
很多人都注意到：有些时候，当他们抚爱孩子时，孩子却似乎很反感，像被冒犯了一样地逃避。许多人也都注意到：孩子的感情冲动受到阻止时，便像含羞草被触摸了一样，沉默寡言，忍辱负重。我们应按如下所述尊重孩子的精神自由：无论我们的爱如何强烈，都不能把我们的爱抚强加于他们；也绝不能压制他们情感的迸发，即使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孩子的爱，也应该竭力真诚、小心地做出反应。我们是孩子爱的“对象”，是孩子用以组织生活的对象。
也许有人会问：怎样才能让孩子爱我们呢？怎样才能使孩子感到我们爱他们呢？
如果孩子看不到颜色，那么他就是个瞎子，没有人能给他视力。因此，如果孩子不能感受，也就没有人能把这种感受能力给他。既然上帝不仅用肉体将母亲和孩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还用爱使他们联系得更为密切，那么，毫无疑问，婴儿在降临人世时，不仅是带着肉体，而且还带着爱。谁有爱，即使它可能只是一个物体，谁就会拥有一种能够接受印象的感官；谁能看到物体，谁就拥有视力。因此，谁能看到一个物体，谁就能看到所有东西。谁爱他的亲人，谁就能去爱。所以说这种感官当然不只是能为当时在场的物体产生效应。
就连被人为地放在另一位蜘蛛妈妈的茧里的蜘蛛，也会收养、保护那些不是自己的卵，因为它具有母爱。因此，被母亲爱，并受到母亲帮助的孩子具有一种“内在的感官”，凭借这种感官，他也能够去爱。
我们要耐心等待孩子自己“看到”这一点，要让他们在那些智力活动中徜徉，当孩子们感觉到我们的精神实质、心神安逸地和我们在一起时，这一天就到来了。对孩子来说这一天将是一次新生，一次与他第一次被某个物体深深吸引时的觉醒相似的新生。那一天、那个时刻一定会来到。我们已经为孩子付出了我们美妙绝伦的爱，我们默默地奉献，不期许孩子能看到我们爱的付出，随时准备提供帮助。我们以最大力量，用尽了一切方式满足他们的智力需求。当他们需要用语言来进一步表达思想时，我们便教给他们事物的名称，但只限于此，孩子不问我们时我们立刻隐退，我们不会强加于他们任何东西。我们已经教给了他们字母如何发音、数字的奥秘，也已经将他们与万物联系在一起，但只限于给他们提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却几乎将我们的身躯、呼吸和整个人都遮掩起来。
孩子一旦想进行选择，绝不会在我们这里遇到阻碍。当他们长时间地全身心投入到各种使自己健康成长的锻炼中时，我们便会像母亲保护婴儿的睡眠一样，精心保护他们，让他们安心学习。
当孩子第一次尝试抽象思维时，除了在我们这里感到快乐的共鸣外，别的什么也感觉不到。当孩子有事相求时，他们会发现我们总是有求必应，就像无穷无尽的飘逸芳香是花朵的使命一般，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职责。
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新生，新生命的甘美不亚于母亲的乳汁，随着吸吮妈妈的第一口乳汁，孩子的爱也诞生了。因此，终有一天，他会与这个为了他的生存而生存的人心心相通，会从这个自我牺牲的人身上得到生活的自由和发展。
毫无疑问，孩子的精神会与我们心心相通的这一天终将来临。从此以后，他便开始欣赏灵魂与灵魂密切接触的极大乐趣，他不再只用耳朵听我们的声音，听从我们、与我们交流他的成功、与我们分享他的快乐，这些都将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我们肯定会看到他突然注意到自己的同伴几乎与我们一样深切地关心他们的进步。四五个孩子拿着汤匙，坐在桌旁，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他们没有感到一丝来自饥饿的刺激，因为他们都在细心地观察一个小同学，那个小同学正在竭力将餐巾往下巴下面塞，好不容易才塞好。我们看到这些旁观者们就像是父亲看到儿子成功了一样，显出一副宽慰和骄傲的神气。目睹这样的情景是令人愉快的。孩子们会用进步、情感的外露和温柔的顺从等令人感到惊异的方式来回报我们，因为他们，我们才会收获比我们的想象要多得多的累累硕果。因此，生命奥秘被这样诠释：“你如果施与，就会得到。人们会争相跑过来，把你应得的收获送入你的怀抱。”
道德教育的本质
道德教育的本质就是保持和完善心理的敏捷性，像从感官训练开始的智力教育一样，良好的秩序会围绕它自行建立起来，好与坏的区别就会显而易见，谁也无法将这种区别教给那种看不见它的人。然而，看到差异与知道差异并非一回事。
但是，为了“能对儿童有更大的帮助”，我们必须使其成长环境更加合理，必须对善恶进行恰当的区分。一个善恶被混淆在一起，热心与冷漠、呆板与灵活、好与坏、幸运与灾难都分不清楚的地方，绝不是一个在道德意识里对秩序的建立有所帮助的场所，更不用说那些存在非正义的行为和迫害泛滥的地方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稚嫩的心灵就会像被污染的水，比酒精对胎儿的毒害还要可怕。秩序也许会和纯洁的心灵对好坏的鉴别意识一同被放逐。我们无法预测，这对那些“有道德的人”会产生什么后果。“谁冒犯了我们的孩子，谁就不得好死。”“你的手和脚如果冒犯了你，那么把它砍掉！”
然而，合理安排的环境并非意味着一切。即使是在智力教育中，这也不是开发智力的唯一条件，教师的授课也巩固和启发了儿童内心发展过程中的内心秩序。教师在授课时会说：“这是红色，那是绿色”，现在她会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们发现像上面所叙述的那样，孩子把善行和恶行看做是意识中最重要的事情，并且把这一点看得比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还要重要，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好在哪里？恶又到底是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重要，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道德课程应当简洁明了，智者之父摩西为了向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孩子——灌输道德理念，还要制定在耶稣看来是多余的“十诫”。这十诫之首就是爱的“条款”，而耶稣用放大了的爱的律法代替了十诫，这个律法自身包括了所有法则和道德准则。
感知让儿童走向完善
凭借“内心感应”，而不是凭借对道德的理解来区分好与恶是有可能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所提及的好与恶应该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对好与恶的划分应该是与生活本身相联系，而不是与获得的社会习惯相联系。我们总是说，是我们的下意识告诉我们区分两件事情：美好带来安宁，即秩序；美好也带来热情，即力量；而恶则是有时无法容忍的痛苦：悔恨不仅是黑暗和混乱，而且还是高烧、会使我们的精神反常。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法则、公共舆论、丰富的物质以及可怕的威胁都无法产生这些感觉。在倒霉人中常常可以找到心灵的平静，而在麦克贝斯夫人看到手上的血迹时的懊悔，时刻撕咬着她那颗本来已经得到了王国的心。
我们具有一种警告我们危险的存在和使我们辨认出适合于生活环境的内部感知，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当今的科学如果能够证明维持物质生活的手段与合乎道德的行为相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我们将能够凭内在感知去推测什么是生活所必需。生物科学不是也证明了一个类似的事实吗？运用于人类的生物测定计使得再造完全相同的人成为可能，即再造出一个身体各部位比例完全相同的人。通过医药方面的统计研究和形态研究，这些相同的比例与“正常”人完全一致。这样的人会非常完美，不易患官能性疾病。按照生物统计学的标准比例来再造人的体型时，我们发现该体型与希腊雕像的比例惊人地一致。这个事实有助于重新阐释“美感”。很明显，只有凭借美的感觉，希腊艺术家的慧眼才能抽象出各个器官的标准尺寸，才能建造一个奇妙、精确的整体。艺术家的“享受”就是他对“美”的享受。但是，他甚至还能更深刻地感受生活中的成功带给他的享受，并把它与能诱发疾病的天然缺陷区分开来。创造的成功给能“感知”它的人以最大的喜悦。错误，即使是最轻微的错误，也会被看做是不和谐的。简单地说，美学教育与数学中绝对平均数所取的近似值相近，这种近似值与真实的尺寸最大限度地接近，我们便越能感受到它，也就越有可能成为一种考虑到偏差问题的绝对的比较方法。因此，伟大的艺术家就能在每一个细小处看到美，即使是在别的不和谐的细节中。艺术家越能拥有一种绝对的美感，就越能迅速地看出任何形式的不和谐。
关于在意识里区分好与坏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只要好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代表的是美的东西，那么坏就可以说成是代表危险了。动物不是具有敏锐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吗？这种本能支配着它们的一切行为，既要生活，又要进行自我保护。狗、马、猫，一般来说，所有家畜都不会像人类那样麻木地傻等着地震爆发，它们会在地震来临前烦躁不安。当冰层要裂开时，拉着雪橇的爱斯基摩犬会互相分开，好像是为了避免掉进冰窟窿中去似的。而人类只能茫然地看着动物惊人的本能，人类天生就不具备这种本能。人类是运用才智和对善与恶的意识情感，才建立起防御工事，才得以感知危险。如果这种改变世界的才智使人类高于动物，那么通过开发自身的道德意识，人类将把自己提高到多么卓越的高度啊！
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得不冷静地扪心自问：难道动物真的不如人类吗？当人类希望标榜自己时，便会说：“我像狗一样忠诚，像鸽子一般纯洁，像狮子一样强壮。”
事实上，动物总是具有令人羡慕的本能，这种本能赋予了动物一种奇妙的力量。但是如果人类缺乏意识感应力，就会比动物还要低劣，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使人类的行为不过分，人类就会自行毁灭，用一种使动物茫然不解、惊骇不已的方式向灾难与死亡冲过去。如果动物可以的话，就会竭力教诲人类，那么人类也就会和动物一样了。没有意识的人就像没有自我保护本能的动物，就像冲向死亡的疯子。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进行自我保护，那么凭借科学方法尽量多地挖掘出人类自身的自我保护功能又有何益处呢？如果一个人具有完备的卫生知识、保持健康体重的方式、洗浴方式以及按摩方式，却完全丧失了人性，残杀同类，或是轻视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人再悉心照料自己、保养自己，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是他的内心毫无感知、异常失落呢？如果是失落使他这样做，并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那么他的身体营养状况再好、卫生状况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善即是生存，恶即是死亡，两者泾渭分明。我们的道德良知像我们的智慧一样能够得到完善和升华，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能最根本的一个区别。
我们的良知就像是对美的感觉一样能够得到完善，直到能辨别并享受到“善”的极致，也同样能鉴别最细微的“恶”。有了这种鉴别力的人就得到了“拯救”。谁不能这样，谁就要警惕，并要尽最大努力保护和发展这种神奇、珍贵的指引我们区分好坏的感知力。在不仅拥有道德规范知识，而且还拥有爱的知识作为我们启蒙源泉的同时，有条不紊地检查我们自身的意识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行为之一。这种感情只有通过爱，才能逐步完善，感官得不到训练的人，不能进行自我评定。例如，医生可能对疾病的症状了如指掌，对心脏和脉搏的跳动也非常熟悉。但是，如果他的耳朵听不见、手也感觉不到脉搏的跳动，那么科学对他又有什么用呢？他诊断疾病的能力是以感官知觉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他的知识对病人就没有价值。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诊断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又聋又瞎，那么再多的症状也会丝毫不被察觉地从我们的面前溜走，我们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判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从开始的那一刻起，单调、无用的事情就会一直烦扰着我们。
另一方面，也正是“感知”，鞭策我们走向完善。如同希腊艺术家在美感的指引下显露出非凡的鉴别标准体型的能力一样，世界上也一直有人具备非凡的分辨善恶的能力。修女特蕾莎告诉我们，当世俗的坏人接近她时，她就像吸进了一口臭气一样感到非常难受。她还说，实际上她当然什么都没闻到，但她确实感到难受，这种难受不仅仅是想象，她的痛苦是她不能忍受真正精神上的痛苦。
下面这则关于居住在沙漠里的早期神父的故事更有趣：“我们坐在主教周围，”一个僧侣说道，“聆听着他神圣的教益，我羡慕不已。突然，安提阿[安提阿：小亚细亚的一个古城，其遗址在今土耳其境内。]最漂亮的舞女，第一流的哑剧演员，满身珠宝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她那赤裸裸的大腿上几乎挂满了珠宝，她的头没有蒙纱，肩膀也赤裸在外，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当时的男人对她是百看不厌，她身上散发出的浓郁香水味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弥漫。她走后，我们那位一直目不转睛盯着她的神父说道：‘难道你们不为这样的美人倾倒吗？’我们都默不作声。主教接着说，‘从对她的观望中我得到极大的享受，因为上帝已经指定，她有一天会来评定我们。’‘我看着她，’主教又补充说，‘就像看一只被玷污、被染黑了的鸽子，但这只鸽子会被洗得洁白如雪，飞入天堂。’这个女人后来果真回来了，请求为她洗礼。她说：‘我叫佩拉基，确切地说这名字是我父母给起的。安提阿的人都叫我珍珠，因为我的罪而用无数的珠宝装点了我。’两天后，她把所有财物都送给了穷人，戴上头巾，搬进了蒙特·奥里维托的一间小屋，到死都没有再离开。”[蒙塔郎贝尔：《西方僧侣》第一卷第86页。]
我们的麻木
我们对于微妙的恶给我们带来的痛苦的敏感度，远不如我们从别人那里感受到友善而带给我们欢乐的敏感度。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很有可能长期和一个罪犯生活在一起、尊敬他、与他握手等，直到有一天他的罪行可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是我们这时会说：“谁会想到呢！他看起来可真像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呢！”
然而，这个罪犯不可能没有显露出一点点本该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暴露于天下的劣迹、怪癖和残忍。没有人会说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成为像希腊雕塑家那样伟大的美学家，或像圣人一样敏感。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从绝妙的艺术品旁经过而没有感觉到它们的美，这确实是件没有教养的表现。如果我们承认将可怕的粗野、畸形与理想的美相混淆，将嘎嘎作响的电车车轮声或走调的乐器震耳欲聋的声音与贝利尼、瓦格拉和谐的音乐声相混淆，如果我们承认这些都是不完善的人类文明。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都会为这样的迟钝而脸红，并掩饰这种羞怯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对道德方面习以为常的事情却迟钝得视而不见呢？美好为什么这样模糊不清，以至于我们会将美好与幸运混为一谈？福音中说：“富人们，准备迎接灾难吧，因为你们将会得到报应！”那些富人怎么能不检查他们自己的道德生活或那些属于他们的生活，而去考虑“改善穷人们的道德生活”呢？仿佛他们坚信富人本质上就是好的，而穷人就是坏的。
像这样的黑暗如果统治着世界，我们无法想象出会有什么样的疯狂呈现在我们眼前。道德界中存在着其他生活领域无法想象的混乱，如果未来有一天，其神智比今天还要清醒的各民族的青年听到在欧洲大战的阵地上举行过圣诞节的盛宴，他们就会理解战争的根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卫（对他来说一定是不可思议）一定会接受他的敌人问他“你们的上帝在哪里？”时对他的嘲弄。“我们已经失去了上帝”这是比较合乎适宜的感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置若罔闻地庆祝圣诞节就是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上帝。那么我们的灵魂已经逝去多久了？越来越多的人逝去灵魂又是何时开始的？这种情景多么疯狂！为了表示对救世主的敬意，我们在这个心灵的屠宰场上种植了和平之树。
比起修女特雷莎对罪恶奇妙的敏感，或被罪孽深重的女人所玷污了的羽毛遮掩下洁白鸽子的敏锐洞察力，我们无奈相距太远了。这种差距不像农民和艺术家在趣味上的差距，而像是行尸走肉和充满生计的人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我们已经历过死亡，虽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已经死亡。
那么，我们必须在这里而不是在卫生学中找到我们生命的奥秘。我们有某种比自身尸体容易腐烂的东西，有一种比我们的物质生活更脆弱的生活，黑暗的危险一直笼罩着我们，这就是人类的奥秘。
人类如果失去了引导他走向美好世界的明灯，就会掉进一个远比其他动物都要低劣的深渊。
因此，爱别人的人会将所有精力用在生命的泉源上，新生婴儿的肺是多么的脆弱啊！如果哪位灭绝人性的母亲想窒息婴儿，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啊！然而，这种只杀一条生命的轻易举动与那种再容易不过却又更加致命的扼杀灵魂的举动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灵魂的死亡与身体的死亡相同，与麻木状态毫无区别，我们将烧红的烙铁放在尸首上等于是白放，毫无反应。
然而活着的人不仅能对比烧红的烙铁小得多的刺激立刻做出反应，而且只要他活着，有感觉，他就能完善自我，因为这就是生活。
灵魂能够感觉就足够了。那这样的灵魂又怎么能宁静地生活在罪恶之中呢？如果人们都在我们自己的窗前倾倒垃圾，直到空气中充满了恶臭的味道，我们还能忍气吞声、不加以指责、让垃圾继续留在那里吗？如果我们还有一个孩子，我们甚至会大声抗议，或者因担心孩子的健康而亲自动手将垃圾清除干净。但是，如果是妈妈和孩子的尸体躺在那里，他们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这种能够引起瘟疫的空气。
净化环境和清除对灵魂健康有害的物质是生命的特征，耶稣被称为“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他不是来传教的，而是来净化的。这就是从敏感中迸发出来的道德：净化世界，清除生活的障碍，并将精神从死亡的黑暗中解放出来。
所有人都感到应归于意识的成就不像欣赏音乐或有所发现之类的事情，他们肯定会说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拯救生命、维持生活。这些净化意识的价值就像进步一样，是无价的。“扔掉所有的束缚，跟我来吧！”耶稣对那些向他请教该如何做的人说道。
因为人类能够通过其他能督促自己向着无尽天堂前进的力量来强化自己的力量，在这个熟睡的人的面前是看不见的雅格的天梯[雅格的天梯：《圣经》中雅格（一个以色列人）梦中见到的天使上下天堂所用之梯。]，天使们从这个天梯上下来，召唤他走向天堂，走向超自然的生活。是的，成为一个超人吧！对缺乏信心的人这只是一个梦想，但是对有信心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是生活的目标。
对弗雷德里克·尼采来说，超人只是没有实际结果的概念，即使用他接受的进化论来测试，超人也是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的。他的观念对克服人类的邪恶不仅不能提供半点帮助，而且还成为将人类限制于地球上的一条锁链。在地球上，人类只有千方百计地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出一个优于自身的人，就这样，人类被引上了自私、残忍和愚昧的歧路。
但是，无数的圣人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去感受、去做：“我活着，但不是我，是耶稣活在我的心中。”
如我们的诗人所说，如果人类“注定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蛹”的话，那么人类一定要走这样的路：从精神角度讲，要么升入天堂，要么就下入地狱。
因此，遵守物质卫生学和精神卫生学的法则并不是生命的全部内容。然而，它是唯一能从周围环境中寻找到净化自身和拯救自身方法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超自然的，需要为其自身转化所需的力量提供爱和神圣的光芒。
确实，圣人的特征不是出神入化，而是优秀与低劣的天性之间真实而又成功的斗争。
道德与宗教
众所周知，在历来已久的宗教观念中，有些现象，例如宗教皈依的关键时刻，其最大的特点是人的“顿悟”，在其内心刹那间形成一种“秩序”，通过这种秩序一切都突然豁然开朗：善与恶的区别因而也自行揭示出来。事实上，那些皈依宗教的人受到启示时的一刹那似乎与神学、教义和礼拜仪式没有联系。他们通常是那些远离尘世暴乱的良民，似乎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们全身心地投身于闭关冥想。此时他们的意识似乎正被某种巨大的光芒所照耀，这时的他们会大喊出：“我是个罪人！”仿佛黑暗和所有腐朽、令人虚弱，以及令人窒息的邪恶都已经远离了他们，当邪恶消失后，他最终看到的到处都是可怕的、昏暗的、无形的危险。正是如此才使他们焦虑不安，使他们哭泣；也正因如此才促使他们去寻找能理解、安慰、帮助他们的人。皈依者会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需要帮助，他们像刚刚出世的即将迈向新生活的婴儿那样又哭又闹，他们不受世间礼教的约束和限制，他们感到这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价值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似乎比整个世界的财富和一切有益的事情还要有价值。他们感到了一种从巨大危险中逃脱出来后的如释重负。他们的渴求就是可以从压迫他们的邪恶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在能向前再迈出一步之前，必须要重新考虑当罪恶深深扎根于他们之中，而他们却毫不察觉的那一可怕时刻：
“好像一个人从海里逃到了岸上，
喘息未定，回过头来，
向那险恶的波涛频频观望，
我仍旧在向前飞奔的心灵，
就像那样地回过头来观望，
那座没有人兽能生还的关口。”
---（但丁《地狱篇》）
这种罪恶桎梏了所有的精神财富，而这种精神财富最终会获得自由，到那时他们的眼前会有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的世界：
“如今我看到我眼前的景象，
仿佛是整个宇宙披上了一个笑容……”
---（但丁《天堂篇》）
我曾听到过这样一个皈依宗教的故事：有一位僧侣，他因出色的演讲才能而闻名。一天，他正在一座教堂里给一大群虔诚的听众布道。突然，他被一声呜咽打断了，人群中有人在大声地哭，还伸开双手喊道：“我是罪人！”这个僧侣像平常一样，走过去帮助那位皈依者，并接受了他心灵抛弃罪恶时的忏悔。然后，僧侣由于很想知道是哪句话打动了那个人的心，便问了他，“啊！”皈依者回答道，“你说的我连一个词都没听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进了教堂。当时，你加强了语气，用手用力地指着我。对，一点都没错。我就哭了，我是罪人，我感到一直有件如灌了铅一样沉重的斗篷从我的肩上滑了下来，然后泪水不受控制地如洪水般从我心头涌出。”教义在这次皈依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起作用的不是“信念”，也不是新的“知识”，而是一种完全自发的心灵现象。这种现象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无意识准备，将光明与黑暗相区分，然后开始了对一个新的人的创造。
皈依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感到，罪恶是一种“障碍”，这个障碍阻挡了人类达到比平时人们能够享受到的最高尚的欢愉还要高的境界。人类不仅净化了自己，而且还改变了自己。皈依者就像一块埋在渣滓和泥潭中的钻石，突然从覆盖物中显露出来，裸露在外面，明亮如镜，熠熠发光。它不只是一块洁净且华丽的石头，真正改变了它的是使其熠熠发光的太阳，使之映射出光芒。毋庸置疑，这是天然的光泽，与被清除的渣滓以及与宝石固有的特性都毫无关系。渣滓不仅污损了宝石，而且还阻止了它与将会赋予它独特美丽的阳光的接触。
每个虔诚的人都知道，罪恶对我们来说是条“锁链”，把我们牢牢地抑制在坟墓般的地狱里。对爱怀有敌意的情感成为阻止我们发展、阻止我们与内心的优良品质自由地交流的障碍。我们思想中最少量的杂质、最少量的渗入物都足以减弱我们的才华放出异彩，都足以导致我们从上帝选民的金匣子中被淘汰出局。判断我们是兄弟的简单的一眼，不是宽恕我们，而只能使我们的心更加冷酷，或产生无限的憎恨和疯狂的嫉妒。
“肉体的作用显而易见，即憎恨、分歧、竞争、狂怒、斗争、煽动、异教、嫉妒、巫术、暗杀。”‘带着一颗忍受着痛苦的心走向圣坛，就像一只受伤的兔子带着射到她身上的箭跑回自己的巢穴。兔子跑回巢穴不是为了拯救自身，而是为了死在自己的洞穴里。’“同样，如果你带着祭品来到圣坛，你还想到你的兄弟没有什么和你过不去的……那么，先去和你兄弟和解，再来献上你的祭品。”
原谅别人过错的人做的并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正义之事，对被原谅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益处。因此，考虑某一过错是否值得原谅，干了错事的人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宽恕等等这些事简直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必须宽恕别人，不是从正义感出发，也不是为罪犯着想，而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缘故。谁宽恕别人，谁就抛弃了嫉妒和怨恨，抛弃了一切使他无法抬头、压迫和桎梏精神的枷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宽恕的缘故。这样，我们就可以挣脱阻止我们自由活动和升华的桎梏，我们剪断一个气球的绳索时，并没有考虑气球是不是朝向地面，也没有考虑绳索是否值得剪断。我们剪断它就是因为要让气球飞向天空，必须这样做。飞向天空的人饱览了在地面上无法看到的美妙景致，在这得与失的选择中，谁会做出合理的选择呢？
如果你宽恕了别人，那么你也会感受到全世界的人都在宽恕你，这就表示你升华了。
儿童的宗教情感
我们对儿童的心灵危机以及儿童自发的宗教情感研究得太少了。不错，近年来发生在英国的宗教运动狂潮中，出现了最令人感到难以解释的儿童宗教狂热的例子。5岁的小奈丽在病榻上弥留之际时要求圣餐，就是在这次圣餐后，庇护十世[庇护十世Piusx（1835～1914），罗马教皇，任期1903～1914年。]才允许将圣餐施与不同年龄的儿童。这个案例形成了当今实证科学研究中匪夷所思的一部分。
被提到国际心理学代表大会上这项单独的研究，就是1911年1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教育学代表大会所讨论的课题——《儿童道德及宗教情感发展观察报告》。作为观察对象的儿童没受到过任何宗教教育，有一天，观察者看到孩子突然无缘无故地抽泣起来。当孩子的妈妈问他为什么哭泣时，孩子回答说：“因为我记起两个月前看到一只小狗被虐待，现在我又感觉到它了。”一年半后，相似的情景又一次发生了，一天傍晚，这个孩子从窗口望着月亮，突然伤心地大哭起来。“不要责怪我，”孩子动情地说，“当我望着月亮时，我感到我经常让你伤心，我明白我冒犯了上帝。”
这项有趣的研究揭示了道德意识的自发现象的阶段性周期性：第一阶段是促使孩子伤心的事件发生两个月后的强烈感情流露，他感受到了那只被虐待的小狗的痛苦。第二个阶段是这次感情爆发之后很久孩子的心灵活动才趋于正常。孩子能区分好和坏，能认识到他惹父母不愉快了，这种不愉快也许并不严重，实际上是非常轻微的，因此孩子当时没有感觉到。但是当孩子在洗涤这种轻微的不道德行为时感到了上帝的存在，当他说“我明白了，我冒犯了上帝”时，他清楚地知道他冒犯的不是他的父母。当时，没人对他谈到过上帝，也没有训练过他检查自己的思想意识。
我到现在也没有机会目睹类似的精神成长过程。我在宗教教育方面的经验因此而受到限制。事实上，在由弗兰西斯肯姐妹照看的“儿童之家”里，宗教教育还是通过普通方法来进行的，所以不可能进行有创见的研究和观察。另一方面，市政当局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偏执地在公共学校里废除了宗教，造成了人们非常害怕“上帝”这个词汇，如同怕“魔鬼”一般。
因此，我的经验就仅限于我在家里接受的一些孩子的身上。这些孩子来自不信奉宗教的家庭，因此都没有受到过宗教影响。
我有一个刚年满7岁的学生，他家的一位朋友发现他很聪明，并且知道他受到过“自由”的教育，便想简明扼要地根据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原理给他阐述动物的进化，用以对他进行测试。孩子非常专心地听他讲，然后问：“啊！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猴子又是从别的动物变来的，以此类推，那第一个动物又是从什么演变而来呢？”“第一个动物嘛，”这位朋友说，“是偶然形成的。”小孩子大声笑了，把他妈妈叫过来，兴奋地说道：“听，简直是一派胡言！生命是偶然形成的，这不可能！”“那你说生命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帝造的。”孩子深信不疑地回答。
征得母亲的同意后，这个孩子准备和他的姐姐共进圣餐。圣餐由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渊博美学知识的年轻神父主持。我很想听听这个孩子提出的异议。但是，我没有得到允许。只有一次参与机会，但那次去的时候快近尾声了。神父说到保留葡萄酒，说道教士在神圣的宗教仪式过程中能发现自我的实际情况，我觉得这样的演讲对孩子完全不合适，并且很可能使孩子不去注意我们所期望给予的结论。但是我很惊奇地看到，孩子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圣坛。很显然，他们不熟悉这样详细的讲解，却被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的一种情感所打动。装着酒的圣餐杯像深深吸引了天真的帕西夫[帕西夫：瓦格拉歌剧《圣林》中的人物。]一样深深吸引着这些乐于接受的灵魂。他们第一次用圣餐时，我认识到了他们用一种美好的信念和绝对的单纯接受了这些神秘的东西，好像他们能理解一切属于上帝，否认上帝才是荒谬的，他们精神上的胜利一直伴随他们走完人生。
这之后很长时间，一个小孩的表妹准备接受圣餐。在此之前她从未在家中受过宗教方面的任何培养。有一天，她在课堂上正专心致志地学习时突然说：“解剖花朵多美啊！算术和几何我也喜欢！但无论如何，宗教却是最美妙不过的。”
学校里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她的父母仇视宗教。这个女孩子虽然对学校的训练显示出了很浓厚的兴趣，但总会焦虑不安。后来，在她居住的小屋里举行了一些非常棒的儿童晚会，一些名副其实的艺术品装饰着她的小屋，于是她变得更加焦虑不安、玩世不恭，像正受着精神幻灭的折磨似的。一天她把一个从墨西拿[墨西拿：意大利东北部一海港。]来的孤儿叫来，这个孤儿是我们“儿童之家”的孩子，她把她领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请求她重复祷告词。这个孤儿背诵着祷告词，那个富有的孩子在一旁看着她。然后，像顺从什么神圣的启示似的，走到钢琴旁边开始弹奏起来。她的双手颤抖不已，上身倒向一旁，肘部放在键盘上，头低垂着，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她的灵魂在渴望得到满足。除了爱她的人不愿意给她的东西外，什么也不能使她平静下来。她的心仍然充满活力和渴望：“就像心灵渴求甘露，我们的灵魂跟随着你，我的上帝！”
她的周围至今还没有形成使成人不能像小孩子那样很快领会精神奥秘的来自黑暗的杂质。这种精神奥秘后来变得像对尼克迪莫斯一样不可理解，他问耶稣：“人怎么会再生？难道他能再钻回到娘胎里不成？”
但是，这项非常潦草的研究足以让我们明白：孩子除了智能需求外，还有其他的需求，而且他的纯洁和坦率的精神远在他的智力得到发展和满足前就反射出了神圣的光芒。他也许就是我们等待着的神情沮丧、精神抑郁的帕西夫，然而，由于我们双手的不洁，鸽子再也不能从天堂飞降到装满了和平之液的圣杯中。[这里几乎没有提到道德问题，甚至没有概括性地谈论到道德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对智力教育研究的贡献。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一项关于儿童道德和宗教教育的实验性研究刚刚开始，此书的续篇将论述这个问题。我现在还很难预见到我和我的同事是否能将这项繁重的工作胜利地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