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介绍基本冲突，不能靠简单呈现大量相关个案。由于基本冲突的破坏性势力，神经症患者在周围搭建了一套防御机制，不仅用于掩耳盗铃，还用于混淆视听。结果就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而非冲突本身。因此，简单罗列个案史没法全面展示其含义与种种细微差别，这样的陈述未免旁征博引过头，犹如盲人摸象。
而且，前面章节所描绘的轮廓仍然需要充实。为了了解基本冲突的全貌，我们必须从分别研究每个对立要素着手。我们只要观察各种个体类型就能有所收获，在他们身上，非此即彼的要素占主导，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要素代表着更能接受的自我。为了简明扼要，我把这些类型[1]分为依从、攻击和孤立型人格。在每个个案中，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这个人更愿意接受的态度上，而不考虑其中可能隐藏的冲突。对于每一种类型，我们会找出他对他人建立起来或培养出来的基本态度，以及某种需要、品性、敏感、抑制、焦虑的发展，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找出他特有的一套价值观。
这种做法可能存在某种弊端，但同样也有一定的优势。针对这些类型中相对明显的态度、行为反应、信念等，先检查它们的功能和结构，就更容易在那些含混不清的案例中辨识出相似的组合。进一步说，会使我们清楚看到这三种态度本质上的不相容。回到我们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比喻上来：如果我们想指出民主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我们不会一开始就举出一个人，他有一定的民主理想，这种信仰暗中倾向于与法西斯手段相结合。我们更可能是从纳粹党的文字与行为来描述法西斯思想，然后再与民主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做比较。这会使我们对两套信仰之间的差异印象深刻，从而帮助我们理解那些试图折中两种信念的个人和群体。
第一组，依从类型，表现出所有“亲近”他人的特质。他对爱和支持有显著需要，尤其是需要一个“同伴”——一个朋友、恋人或配偶，“他们能满足他所有生活期望，而且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的善恶和成功负责”。[2]这些需要与所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相同：强迫性、不加区分，而且在受到挫折时会导致焦虑或沮丧。这些需要与有关的“他人”的内在价值毫不相干，也无关于他对他们的真实感受。不管这些需要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幻，它们都围绕着对人类亲密行为的渴望、对“归属”的渴望。因为依从型的需要是不加区分和选择的，所以他倾向于高估自己与周围人的共同志趣，而忽视种种差异。[3]他的这种错误判断不是因为愚昧无知或缺乏观察能力，而是取决于他的强迫性需要。他感觉（就像病人的画中所证明的）像一个婴儿，被陌生人与危险动物所包围。她站在画中央，渺小又无助，围绕她的是一只想要刺伤她的大蜜蜂、一只要咬伤她的狗、一只要扑向她的猫和一头要撞伤她的公牛。而且显而易见，其他生物的真实本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越是具攻击性、越是令人恐惧的那些人，他们的“爱”却是最为必需的。总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被喜欢、被需要、被渴望、被爱；他们需要感到自己被接受、被欢迎、被支持、被赞赏；他们需要别人重视他们，觉得他们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于某些特殊的人；他们还需要得到帮助和指导、受到保护与照顾。
一旦在分析过程中指出病人这些需要的强迫性特征，他往往会声称所有这些渴望都非常“自然”的。当然，在这里，他是有正当理由的。有些人身心都被施虐倾向严重扭曲（后面会讲到）到对爱的渴望全然失效，抛开这类人，我们确实可以毫无风险地断言，每个人都想要感觉被爱、有所归属、得到帮助等。病人的错误在于，他声称自己对于爱和支持的疯狂是真心实意的，然而实际上，对于安全感的渴望已经使真心的部分黯然失色。
满足这种渴望的需要急不可待，以至于他做的一切都是以安全感需要为导向。在这个过程中，他发展出塑造他人格的某些品性与态度。其中有些可以称得上讨人喜爱：他开始敏感于别人的需要——在他情感上有能力理解的范围之内。例如，尽管他总是忘记一个离群的人渴望疏远，却会充分意识到另一个人需要同情、帮助和支持等。他不由自主地努力达到他人的期望，或他自以为的他人的期望，以至于经常到了对自己的感受视而不见的地步。他变得“慷慨无私”、自我牺牲、无欲无求——除了他对爱无边无际的渴望。他变得顺从、过度体贴（在他的极限范围内）、过度欣赏、过于感恩、宽宏大量等。自欺欺人的是，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太在意别人，而且还认为他们都是虚伪自私的人。但如果我可以用有意识的话来说无意识的过程——他说服自己，让自己以为他喜欢每一个人，让自己以为他们都是“友好”、可信赖的，这样一种错觉不仅会导致心碎般的失望，还平添他普遍性的不安全感。
这些性质对他来说之所以没那么有价值，主要是因为他不会扪心自问自己的感受或是判断，而只是盲目地把己所之欲强施于人。还因为如果没有得到回报，他就会极度焦躁不安。
这些性质，以及重重迭代后又出现的另一些性质，目的都在于避免敌视、争执和竞争。由此，他倾向于降低身份，使自己屈居于次要地位，将舞台聚光灯留给别人。他会姑息让步、息事宁人，他还起码有意识地不存芥蒂。任何报复或取胜的渴望都压抑至极，以至于他常常对自己如此轻易和解以及从来不计前嫌感到吃惊。最重要的是，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引咎上身。仍然因为他极其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不管他是否真的感到内疚，仍然会反躬自责，而不是指责他人，在面对明显不正当的批评或预料中的攻击时，他还是倾向于反求诸己或于心有愧。
这些态度逐步转变为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任何攻击行为都是禁忌，所以我们在刚毅自信、批评评判、提出要求、发号施令、引人注目、追求抱负目标等方面发现了抑制作用。同样，因为他的生活完全以别人为主导，所以他的抑制总是阻碍他为自己服务或自我享受。这可能使他达到一种状态，即任何不与他人分享的经验，不管是一顿饭、一场演出、音乐还是大自然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无须说，这种在享乐方面的刻板限制不仅会使生活变得平乏无味，还会使他更依赖他人。
且不说他对于上述性质的理想化[4]，这种类型的人还具有某些针对自己的态度特征。其一是他对于自己软弱无助的一般性感受——一种“我多么可怜又微不足道”的感受。一旦让他自己来出谋划策，他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就像脱开了锚的船，或像没能得到仙女帮助的辛德瑞拉。这种无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一个人感觉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反抗或竞争，这确实会促进现实软弱感。此外，他还向自己和别人坦承自己的无助。在梦中，也会戏剧化地强调这点。他总是作为一种求助或防御手段诉之于此：“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不要抛弃我，因为我是那么地软弱无助。”
第二个特征产生于他屈居附属地位的倾向。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是，每个人都比他优越，都比他更有魅力、更聪明、更有文化学识、更有价值。这种感觉的现实基础是他缺乏自信与刚毅，这损伤了他的种种才能，即便在他能力毋庸置疑的领域，自卑感仍然会使他无视自己的价值，认为别人比他更胜任。在那些具有攻击性或傲慢自大的人面前，他就更加自惭形秽。然而，即使独处，他不仅倾向于轻视自己的品质、天赋和能力，还低估自己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征在于他普遍依赖他人。这是他无意识地倾向于通过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估自己。他的自尊随着别人认可与爱而起起落落。因此，任何拒绝对他来说都是现实灾难。如果有人答复他的邀请，他可能在意识上通情达理，但按照他生活的内心世界的逻辑，他自尊的晴雨表就会降到零点。换言之，任何批评、拒绝或背弃都是可怕的危险，而且他可能卑躬屈膝地想要赢回这个威胁者的尊重。他的逆来顺受并非来自某些隐秘的“受虐”驱动力，而只是基于他心理前提的逻辑产物。
这一切便促成了他特殊的价值观。当然，根据他的成熟情况，这个价值观本身的清晰明确程度有高有低。这些价值观在于美德、同情、爱、慷慨、无私、谦卑等方向；而对自负、野心、冷酷、狂妄、挥霍权力等深恶痛绝——尽管，因为这些属性代表着“力量”，他可能又同时暗中羡慕不已。
因此，这些就是神经症“亲近”他人的要素。显而易见，通过任何一个词语来描述这些东西，诸如顺从或依赖，是多么不充分恰当，因为它们背后隐含着一整套思考、感受和行为方式——整个生活方式。
我承诺过不讨论反面因素。但是，除非我们弄清楚，压抑对立倾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巩固主导倾向，否则就无法完全理解所有这些态度和观念是有多冥顽不化。所以，我们还是要简略了解一下反面情况。在分析依从类型时，我们发现各种攻击倾向被严重压抑。与表面上的过分关心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发现的是对他人缺乏兴趣、蔑视态度、无意识寄生或剥削他人、操控他人的倾向、不懈需要有所超越或享受报复性胜利。当然，这些受压抑的驱动力在形式和强度方面都不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早期与他人不愉快经历的反应。例如，有一份个案史显示，他直到八岁还常常发脾气，之后又变得温顺听话。但许多源头都源源不断地产生敌意，所以攻击性倾向也借由后期经历得以加强。这样说下去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而不能面面俱到，这里只需要说，谦逊和“善良”会遭致践踏和利用。再者，依赖他人会造成异常脆弱，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感觉自己被忽视、被拒绝，以及没有立即得到过度的爱或支持时就会感到被羞辱。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觉、动力和态度被“压抑”，我是采用弗洛伊德对于这个词的观点，意思是个体并非只是没有意识到它们，而是永远也不要意识到它们给他带来的无可替代的好处，以至于他严防死守，唯恐向自己或他人泄露任何迹象。因而每种压抑都会使我们面临疑问：压抑心中的某些动力究竟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对于依从类型，我们能找到诸多答案。大部分只得放在后面讨论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倾向时来了解。现在我们能了解的是，对于敌意的感受或表达会危及他喜欢他人和被他人喜欢的需要。此外，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或甚至是自我主张，对他来说都是自私自利的。他自己会谴责这种行为，因而觉得别人也会谴责这些行为。而且他无法冒谴责的风险，因为他的自尊实在是太依赖他们的支持了。
压抑所有主张、报复和野心的感受与冲动也有其他的功能。这是神经症患者消除冲突并取而代之以完整统一感的众多努力之一。我们内心对统一的渴望并不是秘密，但产生于对生活机能的现实需要——除非这个人一直受到相反方向的驱使——以及最终会导致我们极度恐惧分裂的那些东西。通过掩埋所有违逆部分而给某个倾向赋予主导地位，是一种组织人格的无意识努力，它是解决神经症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断严格核查所有攻击性冲突的双重利益：否则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会濒临危机，他臆造的统一性也会被戳穿。而且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就越是迫切地想要驱逐它。他会矫枉过正，绝不表现自己想要谋一己私利，绝不拒绝请求，总是喜欢每一个人，总是退居幕后等。换言之，依从和姑息倾向得以加强，变得更具有强迫性、更不加区分。[5]
当然，所有这些无意识努力并没有使被压抑的冲动停止运作，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符合这种人格结构的。他会提出要求，“因为他太悲惨不幸了”，或以“爱”为幌子暗中控制。被压抑敌意的积累也可能表现在或多或少的怒气爆发，从偶尔的烦躁易怒到发脾气。这些爆发虽然并不符合亲切与温和，但对他自己来说却是正当合理的。而且根据他的诸多前提，他也是无比正确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对他人的要求既过分又自私，有时还不禁觉得自己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以至于他简直忍无可忍。最后，如果被压抑的敌意具有狂怒的力量，就可能导致各种功能紊乱，诸如头痛或肠胃疾病。
因此，依从类型的大多数特征都有双重动机。例如，当他使自己居于次要地位的时候，就能避免摩擦，从而与他人和谐相处；但这也可能是一种手段，用来消除想要超越他人的所有痕迹。当他让别人利用他时，就是依从和“善良”的表达方式，但也可能是厌恶自己剥削他人的欲望。要克服神经症依从，就要修通冲突的两面，并有条不紊地按顺序处理。我们从保守的精神分析著作中能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释放”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本质，但这种方法说明作者对于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和具体变式一无所知。只有对于现在所讨论的这种类型，这个方法才具有一定的效度，但即便如此，这个效度也有效。揭露攻击动力的确是一种释放，但如果这种“释放”是为释放而释放，那也很容易损害他的发展。如果最后要整合人格，这个方法就必须放在修通冲突问题之后。
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到爱和性在依从类型中的重要性。对他来说，爱常常是唯一值得追求、值得为此而活的目标。没有爱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空洞无聊的。借用弗里茨·维特尔斯[6]对强迫性追求的说法就是，爱变成坐地自划的幻影。人、自然、工作或任何兴趣娱乐都索然无味，除非有某段爱的关系赋予其趣味。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这种痴迷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见、更明显，这就使我们认为它是女性特有的渴望。实际上，这与女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完全无关，而是一种神经症现象，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强迫性动力。
如果我们明白了依从类型的人格结构，我们就能知道为何爱对他如此重要，以及为何“他的疯狂中自有条理”。由于他矛盾的强迫性倾向，这其实是实现他所有神经症需要的唯一途径。它能够保证他既满足被喜欢的需要，又满足（通过爱）控制别人的需要，既满足屈居次要地位的需要，又满足（通过对方一心一意的尊重）超越他人的需要。它能使他基于正当、无辜或甚至值得称颂的基础上实施自己所有的攻击性冲动，同时又让他能够表达自己所要求的所有可人品质。而且，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障碍和痛苦来自内心的冲突，所以爱似乎能保证他治愈一切问题：只要他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希望显然是荒谬的，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他的这个逻辑多多少少是一种无意识推理。他认为：“我软弱无助，如果我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孤立无所依，我的无助就是一种危险、一种威胁。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胜过其他的人，我就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她）会保护我。和他在一起，我就没有必要自我主张，因为他会明白并且给予我想要的，而无须我要求或解释。事实上，我的软弱就是资本，因为他爱我的无助，因为我可以依靠他的力量。如果要为他付出，或甚至是为我自己，就能够发挥我自己振作不起来的主动权，因为这是他想要的。”
他所制定的推理有部分是谨慎思考而来的，部分只是一种感觉，还有部分基本上是无意识的，同样根据这些推理进行重整，他觉得：“孤独太折磨我了。我不仅无法享受任何不与人分享的乐趣。更有甚者，我感觉茫然若失，焦虑不安。我当然可以在周六晚上独自看电影或读书，但那是种耻辱，因为这是在向我说明没人需要我。所以因为这样，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计划，免得周六晚上（或其他任何时间）孤零零的一个人。但如果我找到一个好恋人，他就会让我免受折磨；我再也不会孤单；现在了无生趣的事情，不管是准备早餐、工作还是看日落，都会是令人高兴的事。”
而且他还认为：“我没有自信。我总是觉得别人都比我有能力、有魅力、有天赋。即使是事情是我完成的也算不上什么，因为我确实无法归功于自己。我可能是蒙混过关，或只是侥幸。我一定无法保证自己还能再次完成。而且如果人们真的了解我，他们一定用不着我。但如果我找到一个人，像我一样爱我，无比重视我，我就能成为重要人物。”于是，难怪爱具有幻影的一切诱惑力。难怪牢牢抓紧爱胜过由内改变自己的艰苦过程。
如此一来，性关系除了生理功能，还具有证明自己被需要的价值。依从类型的人越是倾向于超然独立——即害怕卷入感情，或越是对爱心灰意冷，性就越可能只是爱的替代品。于是，性关系似乎就是人类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而且还会被高估，就像高估爱一样，因为它有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
如果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两种极端，即要么认为病人对爱的强调“只是天性”，要么当作“神经症”而不予考虑，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依从类型的人在这方面的期望来自他人生哲学的逻辑推论。在神经症现象中总是如此——或是否总是如此？我们发现，病人的推理过程，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天衣无缝的，但却是基于错误的前提之上。这些错误前提就是，他误以为需要爱、需要随之而来的一切产物就是真正的爱的能力，而且他完全忽视自己的攻击倾向，甚至是破坏性倾向。换言之，他忽视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指望不对冲突本身做任何改变就摆脱未解决冲突所带来的恶果，而这正是每种神经症尝试解决途径的态度特征。这也是为何这些努力注定会失败的原因。不管怎样，我们势必可以把这种爱形容成一种解决途径。如果依从类型的人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个既强大又好心的伴侣，或这个人的神经症刚好与他合得来，他的痛苦可能就会大大减轻，还可能寻得一定的幸福。但是通常情况下，他期望从中寻得人间天堂的这段关系，只是将他推入更深的苦难当中。他非常容易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带到这段关系中，从而毁掉这段关系。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只是缓解现实压力，除非他的冲突得以消除，否则他的发展仍然会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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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类型”这个词用在这里，只是为了简化那些带有独特性格特征的人。我当然不打算在这章或后面两章建立一种新的类型说。类型说肯定是可取的，但必须建立在一种更广阔的基础上。
[2]引自卡伦·霍妮，《自我分析》，1942年。
[3]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关于爱的神经症需要，以及《自我分析》第八章关于病态依赖。
[4]参见第六章，理想化意象。
[5]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6]弗里茨·维特尔斯，《神经症中的无意识幻影》，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8期，第2部分，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