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所基于的人格假设可以比喻为“性恶论”，那霍妮的更像是“性善论”。她认为每个人都有成长与改善的能力，只要他还活着。换言之，她认为每个人的天性都是无害的，即使心理出现了困境，只要愿意改变，永远都为时不晚。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她说，神经症患者只是“一个人达到了神经症的程度”，而且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成分与神经症患者所面临的外部困难都与正常人无异。这种观点也正是目前心理学界对于神经症的看法，不管“真相”如何——心理科学的目标也从来不只为真相，它必然是具有建设性的，不仅能有助于治疗神经症，还能为神经症患者提供一个更和善的社会环境，能更接纳与包容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病态或甚至变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有益于神经症的治愈。
在这本书中，霍妮详细阐释了神经症冲突的痛苦，正因为如此痛苦，他们被迫发展出一系列尝试解决的途径。其中，可以归纳出三种适应模式，这三种模式也是三种神经症人格结构类型，即依从型、攻击型与离群型。此外，她还重点阐释了理想化意象与外化作用，以及概括出减缓和消除焦虑的次级防御机制，主要包括盲点、间隔划分、过度自控等一系列辅助手段，并称之为保护性结构。她认为，神经症患者的这些尝试途径往往都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还是适得其反的，非但解决不了他们的神经症冲突，反而使他们的神经症问题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唯有在弄清楚其人格结构的基础上，逐一击破这些途径，让患者认识到它们的本质与后果，才可能治愈他们的神经症。
因而，她还详细讨论了由未解决冲突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其中包括恐惧、人格贫乏、绝望与施虐倾向。当然，后果并不限于此，但她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最显著、最严重的后果。她认为，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治愈神经症的必备前提就是完全理解与掌握这些知识。
由此，她界定了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治疗神经症的对象应该是引起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其次，治疗并非直击人格结构，还要修通与之有关的防御机制，于是她解释了何为修通、需要修通哪些问题以及修通的顺序。最后，她还提出了治疗神经症的目标——即趋向健康人格的理想，尤为重要的是，她不仅说明了这个理想包括内容，还从操作性的角度阐明了这个理想具备哪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的具体含义。
同样，霍妮也讲述了她的理论是如何成形的，又是在何处何时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的，并一如既往地辨析了她与弗洛伊德的分歧，这些分歧不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些概念，还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与个人的哲学态度，譬如神经症的根源、道德在神经症中的意义等。不仅如此，她也在某些观点上辨析了自己与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分歧，从而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霍妮也提到了许多文学作品，既有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也有东方文化中的著作。她的解读虽然不如荣格的那么系统，分析也谈不上透彻，主要是因为她是将它们作为引证，作为支撑她理论的论据。但是，这些见解不仅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她的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这些作品中所涉及的心理内涵。
不管怎样，尽管我们有意识地回避说心理学理论也许是其创造者的心理活动产物，但是，霍妮的神经症理论确实与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息息相关。只是我们应该看到，各个时代的大师往往都有一段甚至几段对其人生产生影响的经历，无论好坏，无论是否是后人的过度解读，这些经历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拥有创造性的财富，霍妮无疑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