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意识不是通过灌输方法得来的。它也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竞争，而是自然的产物。这是儿童通过自身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儿童只有通过他们的行为才能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向我们展示社会生活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有吸收力的心理比有意识的行为更能把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它的建立方式是我们可以用肉眼观察得到的。我们还可以把它与组织器官细胞的成长过程进行比较。显然，社会也像儿童的成长过程一样，要经历一个胚胎阶段。我们很有趣地看到，儿童逐渐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正在促进社会的发展。儿童们也渐渐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群体行为的一部分。他们不但对此非常感兴趣，而且会全心全意地进行工作。一旦达到这一水平，儿童的行为就不再是毫无目的的了，他会把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体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
走向社会意识的第一步与我们所熟知的原始社会的“家庭意识或部落意识”有些相似。在原始社会，个体就是为了保证群体的存在而生存。这一现象的一些迹象在儿童身上刚刚出现时令我们震惊，因为它们是完全独立发展的，不受任何行为的左右。这些迹象与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出现得非常突然，就像儿童达到一定年龄就突然换牙一样。儿童在自然需要和潜意识的支配下，在社会意识的激发下形成了整体意识。我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社会单位的凝聚力”。
儿童的自然行为促使了我们这种观念的形成。他们的行为经常令我们惊愕不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阿根廷大使听说我们学校里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完全靠自己读书和写字，并且不用老师管理就非常遵守纪律，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于是他决定不打招呼，突然来参观。不幸的是，那天正好是节假日，学校关门了。那个学校的名字叫做“儿童之家”，位于工人街区，里面的儿童都是工人的孩子。正巧，一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玩，听到了大使的抱怨。这个孩子猜想大使肯定是一个参观者，于是说：“您不用担心学校关门，看门人那里有钥匙，我们的同学也都在这个街区。”不一会儿门开了，所有的儿童也都来了。这就是一个群体意识行为的例子。所有的孩子都不求回报，在集体中发挥自己的力量。我们的老师是在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团体意识不是通过灌输方法得来的。它也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竞争，而是自然的产物。这是儿童通过自身努力所取得的结果。考格西尔曾经说过：“儿童的早期行为是由自然所决定的，但这种行为的发展只能在儿童与周围环境的不断交流中进行。”显然自然规律决定了个性和社会生活的建立，但这种自然规律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下通过儿童的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儿童只有通过他们的行为才能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向我们展示社会生活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这种指导和凝聚社会群体生活与美国教育学家华什伯恩所说的“社会综合体”有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应该成为所有教育的基础。“社会综合体”在个体意识到自己属于群体的一部分时才出现。当“社会综合体”出现时，个体会更多地考虑群体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
华什伯恩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赛艇为例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说明。他说：“艇上的每个人都尽力地划。尽管他们知道这种努力不会给自己带来荣誉和特殊回报。如果这种心理成为社会的共识，群体里的每一分子都为整个群体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个体更多的考虑群体而不是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人类的面貌就会完全改写。学校必须对这种凝聚力进行培养，因为我们的社会正缺少这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缺失最终会毁掉我们所创造的文明。”
人类社会只有一个群体不缺少这种凝聚力，那就是儿童。儿童是在自然的神秘力量指引下产生这种凝聚力的。我们必须对此倍加珍惜，因为不管是人的性格还是社会情感，都不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而是生命本身的产物。
我们不能把这种自然的社会凝聚力与成人社会的组织相混淆。这种自然的社会凝聚力是儿童发展的最后阶段，是这个社会胚胎最为神圣和神奇的创造。
儿童长到6岁后不久就开始了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另一种存在的形式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种形式是完全建立在意识的基础上。儿童开始具有了解人们行为所遵循的传统和规律的愿望。他们希望有一个人来领导他所生活的群体。服从领导、遵从规律无疑是社会组织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我们知道，这种服从意识是在前面的胚胎阶段形成的。
英国心理学家麦克道盖尔曾经对这种六、七岁孩子所形成的社会群体进行过描述。这些孩子服从比他们年纪大的孩子，好像是受一种群居本能的驱使。那些被人抛弃或被人遗忘的孩子经常自发组成一个群体，共同反对权威和成年人制定的规矩。这种自然的需求往往会转变成一种叛逆的心理。童子军运动就表明了这种社会发展的需求，反映了青年人的本性。
但是，麦克道盖尔所说的“群居本能”与植根于婴儿社会中的凝聚力还有所不同。从婴儿到成年人所有后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形态都是有意识进行组织完善的，需要人通过一定的规则进行领导，这个人或者是一个首领，或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
人在群体中生活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人类本性的需要。它像一个机体一样成长，向人们展示不同性格的连续性。它与印度农村的农民在家庭中手工织布的情况有一定的可比性。
首先，我们要考虑棉花种子周围长的棉花桃。在社会生活方面，我们首先要考虑婴儿和他们所出生的家庭环境。我们还要对棉花进行清洁，使棉花与黑色的种子脱离。甘地乡村学校的孩子们经常做这种工作。这与我们把孩子从不同的家庭聚集到一起，对他们的缺陷进行纠正，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个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然后是纺织。它就好比人在群体中生活和工作，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这是其他方面的基础。如果线纺织得好，纺织得结实，那么用它做成的布也会结实。纺织品的质量取决于棉纱的质量，质量低劣的线织成的布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然后，我们把线平行地放在织机架上，它们之间互不接触，两头用小夹子夹起来。这就是布的经线，还不能称其为布。当然，如果没有经线我们也不能织出布。如果线断了，或者放置位置和方向不正确，那么梭子就无法在它们之间进行穿梭。这个经线就好比社会凝聚力。人类社会的准备工作就是以儿童们在自然规律的驱使下和一定框架的制约下的行为为基础。最后他们会互相协作，为共同的目标服务。
随后，真正的纺织工作开始了。梭子在线之间不停地穿梭，把这些线固定在一起。这一阶段可以比作在法律和政府控制之下有组织的社会。织成以后的布料，即使我们把它从织布机上拿下来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它的结构已经固定了。这时布已经完全独立于织机，可以供人多次使用。人们仅仅注重个人目标，不顾他人是不会形成一个社会的。社会的最终形式是以组织为基础的。
当然，这两方面也是互相渗透的。社会不完全依赖于组织，它也依赖于凝聚力。在两者之间，组织是基础，它为社会服务。一个好的法律和政府如果不能使个体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就不能把大众和谐地团结起来。大众的强壮程度、活跃程度取决于人的发展水平、心理的稳定程度及其个性。
希腊人的社会程序是以个性的形成为基础。曾经统治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只用几个人就征服了整个波斯。穆斯林也是非常团结的，但这种团结并不是来自于法律的作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穆斯林经常定期到麦加朝圣。这些穆斯林之间互不认识，他们去朝圣也没有任何个人目的。没有人要求和命令他们去，他们做出这么大牺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还愿。这些朝圣行为就是凝聚力的最好例证。
中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任何一个领袖也无法使欧洲各国达到真正统一。为什么呢？秘密就在于每个帝国或王国的人民都有很深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将每个国家的人民牢牢地凝聚在一起。那时的国王和统治者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使用基督教进行统治，依靠基督教的力量。
但仅有凝聚力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真正立足于世界之林的社会，不能够唤起一种文明的生活。举一个现代的例子，犹太人在这种凝聚力的作用下团结在一起已经有几千年了，但直到最近他们才要建立国家。这些犹太人就像将要织成布的经线。我们还可以在近代历史中找出另一个例子。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首先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保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从儿童时期对人民进行训练。他们对儿童和青年进行多年的训练，把他们的思想强加于这些儿童和青年人。不管人们对他们的道德体系如何看待，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合乎逻辑也是科学的。这些政府首脑认识到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重要性，并且从儿童开始抓起。
但是，社会秩序具有连续性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必须在自然力的作用下自发地形成。没有人能够替代上帝的作用，任何想违反自然规律的人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成年人也不应该去左右儿童个性的这种创造能力。即使成年人的这种凝聚力也需要某种思想加以指导。也就说，这种理想应该高于组织机制。这里应该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一种社会植根于潜意识的创造性，另一种则来源于有意识的行为。换句话说，一种开始于婴儿时期，而另一种则需要通过成年人的努力来完成。因为只有儿童具有吸收力的心理，才能对他所在种族的特征进行学习。儿童“精神胚胎”时期的特性不是智力的产物，也不是人工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延续下来的心理特征。儿童在建立自己个性的过程中对这些心理特征进行吸收和学习，并最终成了一个操某种特定语言、具有某种特定宗教信仰、服从于某一特定社会传统的人。社会秩序中具有稳定性和基础性的东西就是这一具有连续性的部分。当然社会秩序也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如果我们让婴儿自由发展，逐渐长大成人，我们就会发现个体和社会力量的秘密。
相反，人类是以有组织、有意识的方式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判断和规范的。他们要求加强和确保组织的存在，好像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一样。他们对组织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不加考虑，他们在寻求他人的控制。他们的最高目的就是找到一个领导者。
有很多人期待着出现弥赛亚式具有领导能力的天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培训领导的训练中心，因为当时的领导没有一个具有准确处理各种事件的能力。实际上，他们试图通过心理测试的方式来发现人才，他们还在学校寻找那些有领导才干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培养。但是谁又有资格来培养这些人呢？
实际上，我们不缺少领导者，至少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这个问题的涉及面比我们想象的要广得多。原因在于，我们的大众对文明社会的生活完全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必须从教育大众、建立他们的个性和挖掘、发展他们内在潜能上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首脑亦或是某个天才都无法担负这一任务。这一问题需要挖掘大众的潜力才能解决。
我们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潜能没有完全被挖掘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表中曾经描述过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向中心，一种向边缘（见图11）。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确保人类保持正常并向表示完美的中间点逐渐靠近。相反，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不正常的、有心理问题的、需要我们帮助以防止滑向边缘的人拉向中心，否则，他们会成为社会的异类。我们现在的作法违反了人类的正常发展规律，甚至有可能毁了我们自己。当今社会已经过半数的文盲对社会来说不是一种威胁，真正威胁社会的是那些忽视人类创造性，无知践踏上帝赋予儿童潜能的行为。而这些恰恰是能够把人类推向一个更高水平的道德价值和智力价值的源泉。我们面对死亡时会痛哭不已，期望能够摆脱死亡，但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不应该是死亡，而应该是人的价值和目标。人类真正的痛处所在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个性的缺失和潜能的浪费。
无知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知道如何在贝壳里寻找珍珠，如何在矿山中挖掘金子，如何在地下开采煤炭，但我们却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一无所知，对潜藏在儿童内心的创造力一无所知。要知道，儿童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改变世界、推动世界。
如果普通学校都以我们所建立的方式进行组织，那这些学校一定会创造奇迹。恰恰相反，老师们认为儿童学习不会具有主动性。他们或者强迫、或者鼓励、或者惩罚、或者以物质进行刺激，要求儿童好好学习。他们使用竞争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所有这些方法都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成年人对待儿童最为典型的方法就是努力寻找他们的缺点，然后严加批评。但这种批评却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如果我们的教育工作以这种方式为基础，就只能把人类的社会生活水准拉向一个更低的水平。现在的学校不允许学生互相对照作业，做作业时帮助他人也是不允许的。接受别人的帮助与给予别人帮助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我们所说的团结在这种学校里完全谈不上。所谓正常的标准也是人为制订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不要玩了”、“别出声”、“不要帮别人做作业”、“没叫到你不要说话”之类的语言。这些往往都是命令性、否定性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又应当怎样做呢？有些老师也想在班级里培养一种健康向上的气氛，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儿童自己也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这些老师们顶多会说：“对比你好的同学不要嫉妒”，“对伤害了你的人不要报复”，这些话也都带有一些否定意味。老师们的通常想法就是，每个人都是坏的，我们应当尽力去改正他们，但儿童们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却让教育工作者瞠目结舌。儿童对比他们强的人是崇敬的，这种崇敬之情是不能通过外力唤起的。但如果儿童真的有这种美好的天性，我们应当对它进行鼓励和挖掘。对老师所说的“报复”问题也是一样。儿童经常与他们的所谓敌人交上了朋友，这也不是他人要求他这样做的。儿童会对那些做错事情的人表示关爱和怜悯，这种关爱和怜悯也不是别人要求他这样做的。儿童们也会帮助智力不如他们的同伴，这同样也不是别人强迫的。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这种自然的情感应该得到鼓励。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完全不同，一些学校的教育仍然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也就是说处于第三个区域（见图11），学校里的孩子正在向边缘靠近，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异类。首先，老师们认为，学生是无法自行学习的，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其次，他们认为说一些带有命令语气的话可能对孩子有好处，诸如，“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要滑向边缘”。但事实是，一个正常的儿童通常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他们根本感觉不到那些坏东西的任何诱惑。
成年人另一种不好的行为就是经常打断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正常工作。他们会对儿童说：“做同一件事的时间不要太长，你们会累的。”但儿童却有一种尽力发挥的心理。现在的学校教育不能帮助儿童充分发挥他们的这种创造本能。儿童们却有一种动手的快感，有一种努力工作的乐趣。他们会在工作中发现快乐，在安慰他人和帮助弱者的过程中找到自我。
我现在以《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为例，来比较一下普通学校和正常学校的区别。《旧约全书》中的“十诫”这样说，“不要杀戮”、“不要偷窃”等。《旧约全书》中使用这些带有否定语气的语言，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还处于蒙昧阶段，他们的思维还比较混乱。在《新约全书》中，上帝（像儿童一样）使用了带有肯定语气的语言，如“爱你的敌人”，告诫那些自觉高人一等的人。上帝说“我要促使那些有罪的人悔改。”
但用这些信条教育人们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仅仅在教堂里而不是在战场上说“爱你的敌人”，这句话就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我们使用“不要杀戮”之类的语言，是因为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希望避免的邪恶上，好像正义已经无能为力了一样。如果这些信条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那么“爱我们的敌人”永远都是一句空话。
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美好的东西并未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之中。也许这在人的心灵中出现过，但现在已经死了、被埋葬了。如果我们的整个教育都鼓励敌对、竞争和野心，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在人们成年之后仅仅通过说教来让他们改变呢？发生这种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
创造性的本能比说教更为重要，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儿童依据自然规律行事而不是依据老师们的说教行事。内心中的美好东西必须通过互相帮助和精神上的和谐才能得到。儿童们的行为告诉我们，社会是在凝聚力之下产生的，这种凝聚力是所有社会组织的根本。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成年人不能直接教授3～6岁的孩子。我们只能对他们认真地进行观察，了解他们每天的发展状况。大自然赋予了他们通过工作发展自己的能力。大自然赋予了儿童一种内在的指导力量，但要进行全面发展必须进行不断的努力，获取足够的经验，否则，任何说教都不会起作用。成长源于行为而非对某种事物的理解。对儿童的教育，尤其是3～6岁儿童的教育非常重要，因为3～6岁是性格和社会观念形成的阶段（从出生到3岁是心理形成的阶段，出生前是身体形成的阶段）。3～6岁儿童的发展不取决于外部的说教而是取决于自然规律。这些都是人类行为的源泉，它们只有在自由有序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