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歇夫人的脾气很古怪，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出门好几个月以后，回到丈夫家中时的表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不论做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这是对她的性格最扼要的说明，这种性格虽然不能说毫无仁慈可言，但很难给人以温柔的感觉。杜歇夫人可能做过不少与人为善的事，可是她从不指望讨好别人。她对自己的这种处世方式，是很欣赏的，这种方式本身并不包含令人不快的成分，只是跟别人的方式比起来，显得判然不同而已。她的行为总是锋芒毕露，棱角鲜明，这对那些敏感的人，有时难免产生伤害感情的作用。她那种孤芳自赏的态度，在她从美国回来后最初几个小时的举动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时，按照常情，她应该首先去见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可是杜歇夫人，为了她自认为正当的理由，逢到这种时候，总是躲进自己无法渗透的小天地，把那种多少带有感伤色彩的仪式，推迟到梳妆打扮之后，尽管从她来说，这道手续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她从来没有把美貌和虚荣放在心上。她是一个相貌平庸的老妇人，谈不上文雅的举止，也缺乏优美的风度，但是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她都十分注意。她随时准备对这些行动作出解释，如果有人要求她说明的话；事实往往证明，这时她的动机跟人们的猜测完全不同。她跟丈夫实际上是分居的，但她似乎认为，这种状况毫无反常之处。在他们婚后的早期阶段，她就发现，他们决不会在同一时刻出现同样的要求。这一事实促使她要为他们的不协调状态寻求补救之道，避免庸俗的意外事故。为此，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立了一条原则——它是这件事中最富有教育意义的方面——让自己住在佛罗伦萨，还在那里买了幢住宅，她的丈夫则留在英国，照料这家银行的英国分行。这样的安排，她十分满意，因为它既方便又明确。她的丈夫对此也有同感，在大雾弥漫的伦敦，它有时成了他所看到的最明确的一件事；不过他宁可这种不自然状态能更隐晦一些。同意不能同意的事，在他是作了一番努力的；他几乎准备同意一切，唯独这件事是例外；他想不通，不论赞成或者不赞成，为什么结果都同样可怕。杜歇夫人却毫不反悔，也没有动摇，通常一年一度来到伦敦，跟丈夫过一个月，在这段时期里，她显然竭力使他相信，她采取了一套正确的办法。她不喜欢英国的生活方式，一般提到的有三四个理由，它们涉及的不过是那种古老生活秩序中的枝节问题，但在杜歇夫人看来，它们已足以证明，她不住在英国是正当的。她讨厌面包沙司，说它的外形像药膏，味道像肥皂。她反对她的使女喝啤酒，她还断言，英国的洗衣妇没有掌握这一行的本领（杜歇夫人特别重视床单内衣之类的整洁）。每隔一段时间，她便要回美国一次，但最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了一些。
她的外甥女是她去找来的，这点可说毫无疑义。在我们刚才描写的那次茶会以前大约四个月，一个阴雨的下午，这位小姐正单独坐在屋里看书。说她看书，也就是说寂寞并没有对她构成压力，因为她对知识的爱好具有滋润作用，她的想象力又特别丰富。然而这时她的心境却不太轻松，一位客人意外的到来，对改变这种状况是大有好处的。客人没有经过通报，直到她最后来到隔壁屋里时，女孩子才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这是在奥尔巴尼的一幢老房子里，房屋又高又大，方方正正的，包括两套房子，底层的一扇窗外挂着售屋通告。房屋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早已不用，但始终没有堵死。两个门一模一样，都是白色大门，门顶呈拱形，门旁有宽阔的边窗，门前是小小的红石台阶，斜斜地伸向街上铺砖的人行道。两幢房子一起构成一所住宅，那堵界墙已经拆除，把两边的房屋打通了。楼上的房间非常多，一律漆成淡黄色，但由于时间太久，已变成暗灰色。三楼有个地方像拱形过道，连接着两边的房子，伊莎贝尔和她的姐姐们小时通常把它叫做坑道，尽管它并不长，而且光线充足，但在小姑娘看来，总有些离奇和荒凉，尤其是在冬季的下午。她童年曾在这幢屋子里度过各个不同的时期，那时候她的祖母还住在这儿。后来伊莎贝尔离开了十年，直到她父亲去世以前，她才重新回到奥尔巴尼。她的祖母阿切尔老太太早年非常好客，主要是接待她的儿孙们。几个小姑娘常常到她这儿来，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这些日子给伊莎贝尔留下了愉快的回忆。这儿的生活方式与她自己家里不同，它更广阔，更丰富，天天像节日一样；最妙的是育儿室的纪律一点也不严格，听大人谈话的机会（这在伊莎贝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娱乐）几乎不受限制。那儿经常人来人往，她的祖母的子女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总是川流不息应邀前来跟她做伴，因此这幢房子从外表上看，简直有几分像外省客店，管账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她成天唉声叹气，可是从来不开账单。伊莎贝尔当然还不知道账单，但即使是一个孩子，她已觉得祖母的住宅别有风光。屋后是一条有屋顶的走廊，走廊上有一个秋千架，这是惊险有趣的玩意儿。穿过走廊是一片长方形花园，地面逐渐倾斜，通到马厩那儿，园子里有几棵亲切可爱的桃树。伊莎贝尔曾在各个不同的季节住在祖母这儿，但好像每次都能闻到桃子的香味。街道的另一边，住宅对面，有一幢古老的房子，大家叫它荷兰大楼，它的构造很特别，还是殖民地初期的建筑，砖墙外表涂成黄色，屋顶的三角墙对着来往行人，屋子斜向街道，前面有一排东倒西歪的木栅栏。现在这屋子作了一所小学校的校舍，学生男女都有，是一位性情急躁的夫人开办的，但实际上她什么也不管。关于她，伊莎贝尔只记得这是一位大人物的遗孀，两鬓插着两只卧室用的古怪梳子，把头发绾在一起。这个学校给小女孩提供了奠定知识基础的机会，但她只上了一天学，便对学校的规则表示了抗议，从此赖在家里没有再去。到了九月间，荷兰大楼的窗户打开的时候，她常常听到孩子们诵读乘法口诀的琅琅书声，这使她既为自由而扬扬得意，又因未能参加诵读而不胜伤心，两种感情难分难解地纠集在一起。她的知识基础实际上是在祖母家里游荡的时候奠定的，由于那里大多数人从不读书，图书室可以由她一人独占。那里放着不少卷头有插图的书，她常常爬上椅子，把它们取下来。每逢找到一本合她口味的书——她的选择主要根据卷头插图——她便把它带到一间神秘的屋子里去阅读，那间屋子在藏书室前面，不知为什么，大家历来把它叫做公事房。究竟是谁的公事房，它的黄金时代又在什么时候，她一概不知道。对她来说，重要的是能在这里听到回声，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霉味儿，而且这是一间不显眼的屋子，家具都已陈旧，不过破烂的程度并不都很明显（因此它遭到冷遇是不应该的，这些家具只是作了不公正的评价的牺牲品）。她按照孩子的方式，与这些家具建立了人的、无疑也是戏剧性的关系。尤其是一只马毛呢旧沙发，她不知向它倾诉了多少孩子的悲哀。这地方之所以充满神秘的忧郁气氛，主要是由于它本来应该由这幢房子的第二个门出入，而那个门现在已废弃不用，门上的插销也紧紧的，一个特别纤弱的小女孩怎么也无法把它拉开。她知道这扇静止不动的门直通街上，如果旁边的窗户没有糊上绿纸，她本来是可以从那儿望见小小的褐色台阶和残破的铺砖人行道的。但是她不想往外瞧，因为这会破坏她的理论——她认为，窗外是一个离奇的、她从未见过的世界，在孩子的想象中，按照她不同的心境，它有时充满着欢乐，有时又充满了恐怖。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早春时节的忧郁的下午，伊莎贝尔便坐在“公事房”里。这时候，整幢房子都可以随她使用，她却偏偏选择了这间最凄凉的屋子。她从未打开过那扇闩着的门，从没撕下过糊在边窗上的绿纸（它是由别人来更换的），也从不让自己相信，门外便是庸俗的街道。粗野、阴冷的雨哗啦哗啦地下着，春天似乎还三心二意地带着揶揄的神态在远处徘徊。但伊莎贝尔尽量不去注意天时的反复无常，把眼睛对着书本，竭力集中思想。近来她发觉，她的心基本上还是个浪荡子，因此花了不少功夫，对它实行军事训练，要它按照口令前进、立定、后退，甚至服从更复杂的调度。这会儿她已向它发出前进的命令，要它在德国思想史的沙碛上艰难地跋涉。突然，在向知识进军的脚步声中，她察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脚步声，她听了一下，明白有人正从藏书室走来，而藏书室这边便是公事房。她起先认为，这是她相信会来找她的那个人的脚步声，但接着立即发觉，那是一种女性的陌生的脚步，跟那位可能的客人完全无关。这种脚步带有好奇的试探性质，由此可见，它不会停止在公事房门外。果然，不多一会儿，门口便出现了一位夫人，她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们的女主人公。这是一个平常的老妇人，身子裹在斗篷式的大雨衣里，相貌显得相当威严。
“哦，”她开始道，“你平常都坐在这儿吗？”她瞅了一眼那形形色色的桌椅。
“有客人的时候不在这儿。”伊莎贝尔说，站起来迎接这位不速之客。
她带着客人走回藏书室，客人继续打量着她。“你这里好像还有不少屋子，它们都比这一间好。不过一切都陈旧不堪了。”
“你是来看房子的吗？”伊莎贝尔问，“我叫佣人带你去看。”
“别麻烦她了，我不是来买房子的。她可能去找你了，这会儿正在楼上来回跑呢。她看来一点也不聪明。你最好告诉她，不用瞎费劲了。”看到姑娘又迟疑又纳闷地站在那里，这位唐突的评论家蓦地向她说道：“我想你是几个女儿中的一个吧？”
伊莎贝尔心想，这个人的态度真怪。“这得看你指的是谁的女儿。”
“故世的阿切尔先生的女儿——也是我可怜的妹妹的女儿。”
“啊！”伊莎贝尔慢悠悠地说，“您一定是我们的疯子姨妈莉迪亚啦！”
“这是你父亲教你这么称呼我的吗？我是你的姨母莉迪亚，但我不是疯子，我的头脑很清醒。你是第几个女儿？”
“我是三个中最小的一个，我叫伊莎贝尔。”
“我知道，其他两个叫莉莲和伊迪丝。你是最漂亮的一个吧？”
“我一点也不知道。”姑娘说。
“我想一定是的。”就这样，姨母和甥女成了朋友。几年以前，姨母在妹妹死后，与妹夫发生了口角，指责他教育三个女儿的方式不对头。他是个急性子，火气很大，马上请她少管闲事。她果然照他的话做了，许多年来，她跟他断绝了往来，在他死后，她也没有写一个字给他的女儿们，这些女儿从小给灌输了对她不礼貌的看法，这是刚才伊莎贝尔已经流露出来的。杜歇夫人的一举一动一般都经过周密考虑，她打算到美国来看看她的投资怎么样（她的丈夫尽管在金融界地位很高，对这些投资却不能过问），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几个甥女的状况。她觉得不需要写信，因为从信上得到的消息，不论什么，她一概不相信，她始终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然而伊莎贝尔发现，她们的许多事，她都了解，她知道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也知道她们的父亲身后留下的钱不多，但奥尔巴尼的这幢房子已经归他所有，现在预备出卖以后，把钱分给她们；最后，她还知道，这件事正由莉莲的丈夫埃德蒙·勒德洛负责办理。正因为这样，这对年轻夫妇自从阿切尔先生病重时来到奥尔巴尼以后，至今还没离开。他们也像伊莎贝尔一样，住在这幢老房子里。
“你们指望它卖多少钱？”杜歇夫人问姑娘，这时后者已将她引进前客厅并请坐了下来。她冷冷地打量着这屋子。
“我一点也不知道。”姑娘说。
“这句话你已经对我讲第二遍了，”她的姨母答道，“可瞧你的样子还一点不笨呢。”
“我是不笨，不过对钱的事，我一窍不通。”
“对，你们就是这么长大的，好像你们可以继承一百万家私似的。从实际来说，你们继承了多少？”
“我真的说不出来。您应该问埃德蒙和莉莲，他们过半个小时就回来。”
“在佛罗伦萨，我们会说它是一幢非常简陋的房子，”杜歇夫人说，“不过在这里，我想也许它还能卖大价钱。这会使你们每人分到一大笔款子。除此以外，你们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你一无所知，这倒是件怪事。这个地段还是值钱的，他们也许会把它拆掉，盖一排商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这么干，你们可以把店面租出去，这有利得多。”
伊莎贝尔睁大了眼睛；出租店面房屋的想法对她是新鲜的。“我不希望把它拆掉，”她说，“我非常喜欢它。”
“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的父亲死在这儿。”
“是的，不过我不会因此不喜欢它，”姑娘回答，口气有些奇怪，“我喜欢那些出过事的地方，尽管那是些令人伤心的事情。不少人曾经在这儿死去；这本来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
“难道你所说的充满生命力就是这个吗？”
“我的意思是它充满各种经历——人生的悲欢离合。这不光是悲伤，我就曾在这儿度过了很愉快的童年。”
“如果你喜爱出过事的房屋——尤其是那儿死过人，你最好到佛罗伦萨去。我住在一座古老的宫殿式建筑里，那里发生过三起命案。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古老的宫殿式建筑？”伊莎贝尔问道。
“是的，亲爱的，它跟这种房子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种房子太平庸了。”
伊莎贝尔的心情有些激动，因为她一向把祖母的房子看得很了不起。但这种激动的心情却使她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我真想到佛罗伦萨去看看。”
“行，只要你乖乖的，一切照我的话做，我就带你去。”杜歇夫人宣称。
我们这位少女的情绪更激动了，脸上泛出淡淡的红晕，默默地对着她的姨妈发笑，“一切照您的话做吗？我想我办不到。”
“对，你不像是那种人。你喜欢自作主张，但是这不应该怪你。”
“不过，如果能到佛罗伦萨去，”姑娘一下子又兴奋地说，“我简直一切都愿意答应！”
埃德蒙和莉莲迟迟没有回来，杜歇夫人和她的甥女毫无干扰地谈了一个钟头，那位小姐发现她与众不同，是一个挺有趣的人——主要是这种人物，她几乎还是第一次遇到。她脾气古怪，跟伊莎贝尔平时的想象完全一致；但这以前，姑娘每逢听到什么人给说成古怪的时候，总以为这是一些使人讨厌或害怕的家伙。在她的思想里，怪人就意味着荒唐可笑，甚至阴险狠毒。现在她的姨母却把尖锐而轻松的讽刺或嘲笑赋予了这个概念。她不禁问自己，她过去所知道的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味，它们几时引起过她这么大的兴趣？确实，她从没见到过这样引人入胜的人物，这个瘦小的女人，嘴唇薄薄的，眼睛亮亮的，样子有些像外国人，可是她却以她独特的风度抵消了外貌上的不足。她坐在那儿，穿着一件旧雨衣，谈笑自若，显得对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多么熟悉。在她身上，看不出一丝疯癫的迹象，尽管她不把社会地位放在眼里，谈论起大人物来旁若无人，她却为自己在一颗坦率而敏感的心灵上留下的印象，感到沾沾自喜。伊莎贝尔起先回答了一大堆问题，显然，正是这些回答，使杜歇夫人对她的才智给予了高度评价。接着，她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姨母的回答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引起了她的深思。杜歇夫人等另一位甥女回来，等了很久，但是到六点钟，勒德洛太太还是没有回家，于是她认为不应该再等了，便准备告辞。
“你姐姐拉起家常来一定是没个完，”她说，“她是不是经常一出门就是几个钟头？”
“您不是也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吗？”伊莎贝尔回答，“您来以前，她才走不一会儿。”
杜歇夫人看看这位少女，没有生气。这种大胆的顶嘴，她似乎觉得很有趣，因此不想过分计较。“她大概不像我这么理由充足吧。不论怎样，你告诉她，今天晚上请她务必到那个糟糕的旅馆里来找我。她要带她的丈夫来也可以，但是你不必跟她来了。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