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阿切尔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理论，她的想象力特别活跃。命运使她接触到的人都不如她聪明，这是她的幸运，她对周围事物的感受比别人灵敏，她渴望懂得她所不懂的一切知识。确实，在她的同时代人中，她被公认是一个深奥莫测的少女，因为那些心地宽厚的人总是对他们无法攀登的知识高峰表示由衷的景仰，他们谈到伊莎贝尔，都说她是一位博学的才女，一位熟读各种古典名著——当然是译文——的小姐。她的姑妈瓦里安太太有一次散布谣言，说伊莎贝尔正在写一本书——瓦里安太太是崇拜书籍的——而且预言她会在写作上显露头角。瓦里安太太把文学看得很了不起，不过她对它的尊重是与一种缺乏感有关。她的住房虽然宽敞，有各色各样镶嵌工细的桌椅和雕花的天花板，可是却没有一间藏书室，整个屋子里所有的印刷品，不过是六七本简装的小说，放在一位瓦里安小姐闺房里的书架上。说真的，瓦里安太太所知道的文学，只限于《纽约会谈者报》，她说得不错，你读了《会谈者报》，就会对文化知识失去一切信心。因此，她宁可不让她的几个女儿接触《会谈者报》，她决心按正常途径教育她们，结果她们什么也不读。关于伊莎贝尔的写作，她完全是凭空捏造的。那位小姐根本不指望著书立说，也不想得到女作家的桂冠。她没有表达的才能，也不觉得自己是天才。她只有一个笼统的观念，认为大家把她看得高人一等是合理的。不管怎样，她比别人优越，如果人们承认这点，那么他们赞美她也是应该的。因为她常常觉得，她的心跳得比他们的快，这使她对人们感到不满，而这种不满很容易与优越性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伊莎贝尔常犯的错误，也许就是自负。她往往带着沾沾自喜的目光，衡量自己性格中的一切。她习惯于不凭充分证据，便认为自己当然正确。她觉得她应该受到尊敬。她对自己的错误和谬见，正如传记作者要竭力保护女主人公的尊严一样，往往避而不谈。她的思想是一些模糊的原则的混合物，它们的准确性还没有得到权威人士的鉴定。在见解方面，她总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使她走了许多可笑的弯路。她经常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于是垂头丧气，一个星期抬不起头来。但这以后，她却把头抬得更高了，因为这对她毫无作用，她有着不可遏制的欲望，要把自己想得十全十美。她有一个理论，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值得生活下去；一个人要做人，就得做一个最好的人，就得意识到自己处于完美的状态（她不能不感到她的状态是完美的），就得生活在光明中间，生活在充满自然的智慧、愉快的激情和永远美好的灵感的天地中。培植对自身的怀疑，几乎像培植对最好的朋友的怀疑一样，是不必要的。一个人应该努力成为自身最好的朋友，从而使自己得到一位卓越的伴侣。这姑娘无疑具有高尚的理想，这对她发生了不少作用，也使她上了不少当。她花了一半的时间来思考美、英勇和宽容。她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是光明的，在那儿人可以自由发展，行动可以不受限制。她觉得，胆怯和羞耻都是要不得的。她总是希望自己永远不致做什么错事。哪怕纯粹是感觉上的错误，她一旦发现之后（这种发现经常使她不寒而栗，好像侥幸逃脱了一个可能使她失足毁灭的陷阱），也会惊慌失措，以致它们可能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和危害，尽管带有意外性质，仍往往使她害怕得透不出气来。这在她看来，始终是一个人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总的说来，她对于什么是错误，在思想上是完全明确的。她不愿看到它们，然而每逢它们来到她的眼前，她只要稍加留意，总能识别它们。卑鄙，嫉妒，虚伪，残酷，这都是错误的。人间的罪恶，她还所知不多，但是她遇见过一些女人，她们撒谎，彼此造谣中伤。看到这些事，她常常义愤填膺，她觉得，蔑视它们是理所应该的。当然，激烈的情绪存在着一种危险，这就是前后矛盾——在阵地已经陷落之后，仍把旗子高高举起。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几乎给旗子带来了耻辱。但少女们面临的种种炮弹，伊莎贝尔还很少体会，她自以为，她的行为永远不会出现这种矛盾。她的立身处世，始终应该跟她给人的最好的印象保持一致。她表面怎样，实际也应怎样，实际怎样，表面也应怎样。有时她甚至希望，有一天她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难的处境，这样，她可以按照环境的需要，做出英勇的行动。总而言之，她的阅历是贫乏的，她的理想是夸大的，她的自信心既天真又武断，她的脾气既严格又宽大，在她的身上，好奇心和要求苛刻，兴奋和淡漠混合在一起，她自视甚高，可能的话，甚至希望显得比实际更好，她下定决心要见识、体验和理解一切，她有敏感而不着边际的、火一样热烈的心灵，又是一个具有个人要求和特色的少女，这一切使她经不起科学的分析，但我们只是希望激起读者对她的同情，以更温和的态度，更宽厚的期待来对待她。
她的理论之一是：伊莎贝尔·阿切尔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是她的幸运，她应该使她的独立得到最明智的运用。她从来不认为这是孤僻，更不是与世隔绝，她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堪一驳的，何况她的姐姐莉莲经常邀她去跟她做伴。她有一个朋友，那是父亲去世前不久认识的。这个朋友为有益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值得赞美的范例，使伊莎贝尔经常把她当作榜样。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具有杰出的才能，她完全投身在新闻事业中，她从华盛顿、新港和白山等地写往《会谈者报》的通讯，曾被普遍引用。伊莎贝尔蛮有把握地声称，这些文章只有“短暂的价值”，但作者的勇气、活力和乐观精神赢得了她的敬意。亨利艾塔没有父母，也没有财产，却收养了羸弱而失去了丈夫的姐姐的三个孩子，靠写作的收入供他们上学。她是个思想进步的先锋战士，对许多问题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她早已希望前往欧洲，用激进派的观点给《会谈者报》写一系列通讯——这件事并不困难，因为她事先已对自己的意见有了鲜明的概念，她知道，欧洲的大部分制度有不少可供批判的弊病。她听到伊莎贝尔要去，恨不得也马上动身，很自然，她觉得两个人一起旅行会比较愉快。然而她被迫推迟了行期。她认为伊莎贝尔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物，曾在她的一些通信中暗暗谈到她，但她从没把这事告诉她的朋友，因为后者不会感到高兴，她也不是《会谈者报》的固定读者。对伊莎贝尔说来，亨利艾塔主要是妇女可以独立和愉快地生活的证明。她的办法是众所周知的，但即使一个人没有新闻工作的才能，以及亨利艾塔所说的，推测群众将有什么要求的能力，也不该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无事可干，没有任何长处，只得浑浑噩噩、过浅薄无聊的生活。浅薄无聊是伊莎贝尔最痛恨的。一个人只要以正确的态度耐心等待，总会找到一件满意的工作。当然，这位少女的理论中，也包括她对婚姻问题的一套看法。首先一点就是她相信，过多地考虑这事是非常庸俗的。她诚心祝祷，但愿她不致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她认为，一个女人应该有能力独立生活，不能过于脆弱，男性是多多少少性情粗暴的，没有他们，女人也可以同样愉快。姑娘的祝祷取得了相当大的收获，她身上带有一种纯洁而高傲的气质——一个遭到唾弃的求婚者如果爱好分析，会说这是冷酷和顽固——这使她从来不愿为了满足虚荣心，在未来的丈夫问题上多作揣测。她觉得，她认识的男子中，很少有值得她倾心相爱的，她想到其中哪一个居然怀有奢望，认为可以如愿以偿，便觉得好笑。在她的心灵深处——那是隐藏得最深的地方——埋藏着一个信念：如果有一道光芒照亮了她的心，她就会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但总的说来，这个幻景使她畏惧，而不是觉得可爱。伊莎贝尔的思想曾在那儿徘徊，但往往时间不长，不一会儿便心惊胆战地离开了它。她常常觉得，她想自己想得太多，在一年的任何一天，你只要说一声她十分自私，就可以把她弄得面红耳赤。她时刻考虑着自己的成长，要求自己完美无缺，关心着自己的进步。在她的想象中，她的天性具有花园一般的性质，她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听到枝杈的窸窣声，看到隐蔽的树荫和漫长的远景，这一切使她觉得，反省就像一次户外运动，深入内心世界并不可怕，她带回来的是一束束玫瑰花。但是她不得不时常想起，在人间除了她这种美好的心灵以外，还有其他的花园，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根本不是花园，只是一片阴暗而满布病菌的土地，那里种植的只是丑恶和苦难。最近，那条满足好奇心的水流载着她，把她带到了这古老而美丽的英国，还可能把她飘送到更远的地方，在这中间，她常常想起千百万比她不幸的人，这思想使她一时不能陶醉在幸福中，仿佛那是一种过分的享受。在一个使自己感到惬意的计划里，对世界的苦难应该怎么办呢？必须承认，这个问题从来没有长时间吸引住她。她还太年轻，太渴望着生活，对痛苦还知道得太少。她总是回到她的理论上来，认为一个被大家公认为聪明的年轻女子，在开始自己的道路时，理应对生活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错误，她有了这种印象，也才能把其他人的不幸处境，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加以考虑。
英国对她来说是一个新发现，她觉得自己像欣赏童话剧的孩子一样兴奋。她幼年到欧洲旅行时，只看到了大陆，而且是从儿童室的窗口看到的。她父亲的麦加是巴黎，不是伦敦，他对那些地方的兴趣，自然也有不少是他的孩子们还不能领会的。何况当时的印象已经淡薄了，遥远了，她现在看到的旧世界的一切痕迹，还显示着新奇的魅力。姨父的家像一幅变成现实的画，在伊莎贝尔眼中真是美不胜收。花园山庄显得绚丽多彩，别有天地，使她感到赏心悦目。那些宽敞低矮的房间，那褐色的天花板和阴暗的角落，那深厚的斜面墙和精致的窗户，那光滑的深色护墙板上发出的柔和光线，屋外那似乎老是在向屋内窥探的浓郁的绿色，那深院大宅中得天独厚的幽静感——在这个地方只能偶然听到一些音响，脚步声似乎已被地面所吸收，一切刺耳的摩擦声和尖厉的谈话声也似乎消失在稠密温煦的空气中了——这一切非常符合我们这位少女的口味，而她的爱好对她的感情起着很大的作用。她和姨父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每逢他把坐椅搬到外边草坪上去的时候，她常常坐在他的椅旁。他每天要在户外待几个钟头，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就像一位安详慈爱的家庭守护神。他仿佛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领到了工资，现在正在试图对这种接连几个星期、几个月的假期慢慢习惯下来。他觉得伊莎贝尔非常有趣，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对别人的影响往往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常常喜欢逗她说话。他用“叽叽喳喳闲聊”几个字形容她的谈话，这是她国内那些年轻姑娘讲话的特点，她们比其他国家的姐妹们幸运，因为人们的耳朵总是直接对着她们。像大多数美国女孩子那样，伊莎贝尔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她的话受到重视，人们也希望她有自己的感情和见解。毫无疑问，她的许多见解价值不大，她的许多感情也说过就完了。但它们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仿佛她经常在感受和思考着什么，因此在她真正有所感动的时候，她的话更显得生气勃勃，许多人认为这便是一个人出类拔萃的标志。杜歇先生常常觉得，她使他想起他的妻子十几岁时的情形。她那时也是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头脑灵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跟她的外甥女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因为这样，他才爱上了杜歇夫人。然而这种类比，他从没向姑娘透露过，因为尽管杜歇夫人过去有些像伊莎贝尔，伊莎贝尔现在却完全不像杜歇夫人。老人对她充满着慈爱，正如他所说，他们家里没有年轻的生命已经很久了，而我们这位经常窸窸窣窣走来走去、行动敏捷、嗓音清脆的女主人公，正像流水的淙淙声一样，使他感到欣慰。他希望为她做点什么，希望她向他要求一点什么。但是伊莎贝尔什么也没有提出，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当然，在这方面她的要求是很多的。她的姨父有许多现成的回答，然而她的提问有时却使他感到措手不及。她问了一大堆关于英国的事，英国的宪法怎样，英国人的性格怎样，政治状况怎样，王室的礼节和习惯怎样，贵族的特点又是什么，一般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又怎样等等。在要求理解这些问题的同时，她常常问，它们跟书上描写的是不是相同。老人总是瞟她一眼，露出慈祥而无可奈何的微笑，一边用手抚摩铺在腿上的围巾。
“书上？”有一次他说，“咳，我对书上写的不大清楚。这得去请教拉尔夫。我始终是靠自己来弄清楚一切的——我的知识直接得自生活。我从来不喜欢问长问短，我总是保持沉默，注意观察。当然，我观察的机会很多，比一个年轻姑娘天然享有的多一些。我的脾气又喜欢追根究底，虽然你看我的样子，也许不会相信。但不论你对我怎么观察，我对你的观察更多。这里的人，我已经观察了三十五年以上，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了解的情况相当多。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也许比我们西半球对它的评价更好一些。照我看，这儿有些方面还应该改进，不过这种必要性，似乎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只有一件事的必要性给普遍认识以后，他们才会来完成它，在那以前，他们宁可逍遥自在地等待。当然，我在这些人中间过得跟在国内一样，比我初来的时候想象的舒服。我估计这是因为我相当顺利的缘故，一个人顺顺当当的，自然觉得很舒畅哩。”
“您是不是认为，要是我一切顺利的话，我也会觉得跟在国内一样？”伊莎贝尔问。
“我想这是很可能的，你无疑会一帆风顺。这儿的人非常喜欢美国的年轻姑娘，对她们表现得特别亲切。但是你知道，你不应该觉得跟在国内完全一样。”
“哦，我根本不相信它会使我满意，”伊莎贝尔明确果断地说，“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我不相信我会喜欢这里的人。”
“这里的人也是很好的，特别是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
“我并不怀疑他们不好，”伊莎贝尔回答，“但他们是不是很好相处？他们不会抢我的东西，也不会打我，但他们是不是会使我感到满意？可这是我对人们的要求。我直截了当这么说，因为我一向重视这点。我不相信他们会对女孩子很尊重，在小说中，他们对女孩子可不太好呢。”
“我没有看过小说，”杜歇先生说，“我相信小说有很大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它们的描写很准确。这儿以前来过一位写小说的夫人，她是拉尔夫的朋友，是他请来的。她相当自信，好像一切都懂，但她不是那种你可以信赖她的证明的人。想象太多——我看这就是原因所在。后来她发表了一部小说，据说，在这小说中，她把鄙人也写进去了——当然，不妨说有点漫画化了。我没有看到它，但恰好拉尔夫给了我一本，他把主要的几段画了出来。据说有些地方是描写我的谈话的，那里有美国人的特点，带鼻音的发音，美国佬的观点，还有星条旗。可惜写得根本不真实，也许她没有仔细听我说话。她要写我的谈话，我不反对，但她不肯花力气听我讲，这却叫我不敢奉承。当然，我讲话像一个美国人，不可能像一个霍屯督人[1]。但不论我的口音怎样，这儿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讲话根本不像那位夫人小说里的老先生。他不是美国人，在我们那边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人！我现在提这件事，只是告诉你，书本不是永远准确的。当然，我没有女儿，杜歇夫人又住在佛罗伦萨，我没有太多机会来观察那些小姐们。有时我觉得，好像下层阶级的青年妇女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但我猜想，在上层阶级，从一定程度上说，甚至在中等阶级，她们的地位都还是比较好的。”
“哎呀！”伊莎贝尔喊了起来，“她们可以分成多少阶级呀？大概有五十个吧？”
“这我可不知道，我没有统计过。我从来不大注意阶级，那是一个美国人在这儿的有利条件，他可以不属于任何阶级。”
“但愿如此，”伊莎贝尔说，“我真不能想象，我怎么能属于英国的一个阶级！”
“不过我想，有些阶级还是怪舒服的——越到上层越是如此。但对我说来，只有两个阶级：我所信任的人和我所不信任的人。在这两类人中，亲爱的伊莎贝尔，你属于前者。”
“我非常感谢您，”年轻姑娘迅速地说。她接受赞美的方式有时显得冷冰冰的，还尽快把它们岔开。但在这一点上，人们对她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他们以为她对这些话无动于衷，实际上她只是不愿让人看到，它们使她多么高兴而已。暴露这点，那是暴露得太多了。“我相信，英国人是非常保守的。”她又说。
“他们使一切都固定不变，”杜歇先生承认，“一切都在事先作了规定——他们不愿把事情留到最后去解决。”
“我不喜欢照章办事的做法，”姑娘说，“我喜欢出乎意外。”
她的姨父好像对她这种明确的爱憎，感到很有趣。“好吧，你会一切顺利，这也是事先规定了的，”他说，“我想，这你该喜欢吧？”
“如果这里的人都是愚不可及的保守派，我不会一切顺利。我是一点也不保守的。我正好相反。那是他们所不赞成的。”
“不，不，你全都错了，”老人说，“你不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往往前后矛盾，他们之所以有趣，主要就在这里。”
“太好了，”伊莎贝尔说，站在她姨父面前，两手扣住玄色外衣上的腰带，前前后后打量着草坪，“那一定会使我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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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散居在非洲南部的一个部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