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拉尔林区小村中一个宽敞、明亮、整洁的房间里，坦克军军长诺维科夫和政委格特马诺夫正在看接到出发命令的各旅旅长的报告，快要看完了。
一连几昼夜不眠的工作换来宁静的时刻。
就像在类似的情况下一样，诺维科夫总觉得他们的时间不够，无法完全、充分地掌握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但是，学习阶段——掌握坦克发动机和传动部分操作规程、掌握大炮技术、使用光学瞄准器和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操纵火力，判断、选择和确定目标，选择射击方法，确定开火时刻，观察爆炸点，校正目标、变更目标等项训练全结束了。
今后的教员将是战争，战争会很快地把人教会，还会督促落后者，弥补不足。格特马诺夫朝两个窗户之间的小橱探过身子，拿指头敲着小橱，说：
“喂，伙计，出来吧。”
诺维科夫把橱门打开，拿出一瓶白兰地，把两只蓝色的厚玻璃杯斟满了。
这位军长一面考虑着，一面说：
“咱们为谁干杯呢？”
诺维科夫自然知道应该为谁干杯，所以格特马诺夫也问：
“你说该为谁？”
诺维科夫犹豫了一下子之后，说：
“来，政委同志，为咱们率领作战的同志们干杯，愿他们少流血。”
“很对，首先要关怀各负责干部，”格特马诺夫随口说，“来，为咱们的小伙子们干杯！”
他们碰了杯。
诺维科夫带着掩饰不住的抢先心情又斟了两杯，说：
“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了不辜负他的信任。”
他看到隐藏在格特马诺夫那亲切而留神的眼睛里的冷笑，便责备起自己，心想：“唉，太着急啦。”
格特马诺夫和善地说：
“是的，不错，为他老人家，为咱们的父亲干杯。咱们要在他的率领下打到伏尔加河边。”
诺维科夫看了看政委，可是，从这个四十岁的聪明人颧骨突出的微笑的大脸上，从他那又快活又厉害的眯细的眼睛里又能看出什么呢？格特马诺夫忽然谈起军参谋长涅乌多布诺夫将军：
“是一个好人，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有坚强的毅力。我记得他在一九三七年的情形。叶若夫 [54] 派他主持军区的肃反。我当时也担任很重要的工作。可是谁也没有他那样的魄力。雷厉风行，毫不手软，说枪毙就枪毙，不次于乌尔里赫，没有辜负叶若夫同志的信任。应当现在马上把他请来，要不然他还要生气呢。”
在他的口气中仿佛有不满意肃反斗争的意味，据诺维科夫所知，他也曾参加肃反斗争。于是诺维科夫又看了看他，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是啊，”诺维科夫慢慢地、很不利落地说，“那时候有些人的做法很不对头。”
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挥。
“今天收到总参一份战报，情况很严重：德国人已经接近厄尔布鲁士，在斯大林格勒眼看着就要把我军逼到水里。我要坦率地说：我们杀自己人，消灭大量干部，我们的厄运就是这些事造成的。”
诺维科夫一下子就对格特马诺夫产生了信任感，说：
“是啊，这些同志杀害了不少有才能的好人，政委同志，在军队里造成的不幸的事太多了。就比如军长克里沃卢契科在审讯中被打坏一只眼睛，他又用墨水瓶把侦讯员的脑袋打碎。”
格特马诺夫点点头，表示有同感，又说：
“贝利亚同志很器重咱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贝利亚同志是不会看错人的，他可是一个聪明人，确实聪明。”
“是的，是的。”诺维科夫在心里慢悠悠地想道，却没有说出口来。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倾听着隔壁不太高的说话声：
“胡说，这是我们的袜子。”
“就算你们的吧，少尉同志，不过您怎么，迷糊啦？”接着又把“您”换成“你”，说：“你往哪儿放？别动，这是我们的衬领。”
“副指导员同志，你拿去看看，这哪儿是你们的？”这是诺维科夫的副官和格特马诺夫的办事人员在洗过衣服以后分检首长的衣物。
格特马诺夫说：
“我一直在观察他们这两个家伙。那一天咱们到法托夫营里去看射击演习，我和您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过小河沟的时候，我踩着小石头走过去，您跳过去，为了不踩到泥巴，把一条腿一蹬。我看到：我的办事人员也踩着小石头走过去，您的副官也跳过去，而且也把一条腿一蹬。”
“喂，两位勇士，别吵啦！”诺维科夫说。
隔壁房间里马上安静下来。
涅乌多布诺夫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宽阔的额头，密密的头发白了不少。他打量了一下酒杯和酒瓶，把一叠文件放到桌上，向诺维科夫问道：
“上校同志，咱们该对第二旅参谋长怎么办？米哈廖夫过一个半月才能回来。我收到军区医院的诊断结论啦。”
“他没有了肠子，胃也去掉了一部分，怎么能做参谋长呀？”
格特马诺夫说过这话，斟了一杯白兰地，递给涅乌多布诺夫。
“将军同志，趁着肠子还在，喝一杯吧。”
涅乌多布诺夫扬起眉毛，带着询问的神气用淡灰色的眼睛看了看诺维科夫。
“请吧，将军同志，请吧。”诺维科夫说。
他很不满意格特马诺夫那种自以为处处可以当家作主的作风。格特马诺夫好像自信有权在讨论技术问题的会议上发表长篇大论，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技术。格特马诺夫还常常拿别人的酒招待客人，让客人在别人的床上休息，看别人桌上的文件，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是不是暂时派巴桑戈夫少校代理参谋长？”诺维科夫说。“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指挥员，在沃伦斯基新城战役中就参加过坦克战斗。政委没有意见吧？”
“意见当然没有，”格特马诺夫说，“我怎么会有意见……不过，倒是有一点想法：第二旅上校副旅长是亚美尼亚人，现在又想让一个卡尔梅克人做他们的参谋长。要知道第三旅参谋长，那个叫利夫希茨的，也是卡尔梅克人。我们离了卡尔梅克人就不行吗？”
他看了看诺维科夫，然后又看了看涅乌多布诺夫。
涅乌多布诺夫说：
“说心里话，按家常道理来说，您这话是对的，不过马克思主义要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要紧的是，这个同志怎样打德国人，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诺维科夫说，“至于他的父亲是在哪儿祷告，是在天主教堂，还是在清真寺……”他想了想，又说：“还是在犹太教堂，我都不管……我认为，在战争中最要紧的是射击。”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格特马诺夫快活地说，“在坦克军里咱们还管什么清真寺和犹太教堂？反正咱们是保卫俄罗斯。”
忽然他阴沉下脸，发狠地说：
“说实在话，够啦！简直叫人受不了！为了各民族友谊，咱们总是拿俄罗斯人当牺牲品。少数民族的人，只要能认识几个字母，我们就要把他们选为人民委员。咱们俄罗斯人，哪怕浑身是本事，都得让开，让路给少数民族的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倒变成了小民族。我赞成各民族友好，但是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够啦！”
诺维科夫想了想，看了看桌上的文件，拿手指甲敲了一会儿酒杯，说：
“怎么，我是对卡尔梅克族人抱有特别的好感，压制俄罗斯人了吗？”
他转过脸朝着涅乌多布诺夫，说：
“好吧，请您发命令：任命萨佐诺夫少校为第二旅代理参谋长。”
格特马诺夫用不高的声音说：
“萨佐诺夫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
诺维科夫本来是学会了做一个粗暴、威风和强硬的人的，这会儿却又感到自己在政委面前缺乏自信……
“好啦，好啦，”他在心中安慰自己说，“我不懂政治。我是无产阶级的军事专家。我管不了那许多：只管打德国佬。”但是，尽管他也常常在心里嘲笑格特马诺夫不懂军事，承认自己在他面前感到胆怯却是很不愉快的。
格特马诺夫老大的脑袋，一头乱发，个头儿不高，肩膀却很宽阔，肚子很大，但十分敏捷，说话声音不高，爱说爱笑，精力异常充沛。
尽管他从来没有上过前线，可是在各旅里谈到他时，都说：
“噢，我们的政委很有战斗经验！”
他很喜欢召开红军官兵大会；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话，他讲话很随便，很风趣，有时还说些粗话。他走路有些蹒跚，常常拄着手杖，如果有坦克兵忘记向他行礼，他就在坦克兵面前站下来，拄着手杖，摘下帽子，像乡下佬那样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他爱发火，不喜欢听反对意见。要是有人和他争论，他便阴沉着脸，鼻子里直哼哧。有一次他发了火，抡起拳头，照着重坦克团参谋长古宾科夫轻轻地打了一拳。古宾科夫是个很固执的人，同志们说他“原则性强得可怕”。
格特马诺夫手下的办事人员一提到这位固执的大尉，就用责备的口气说：
“这家伙把我们政委气坏啦。”
格特马诺夫对那些经历过战争初期艰难日子的人毫无敬意。有一次他谈起诺维科夫很器重的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说：
“我要打掉他一九四一年那一套！”
诺维科夫没有作声，虽然他很喜欢和马卡罗夫谈论战争初期那些可怕而又吸引人的日子。
格特马诺夫的见解之大胆、尖刻，似乎恰恰是涅乌多布诺夫的对立面。这两个人尽管非常不相像，但因为也有某种永远一致的地方，所以团结得很好。
诺维科夫看到涅乌多布诺夫不露表情然而凝神注视的目光，听到他圆滑的措辞和总是平心静气的语调，就感到纳闷。
可是格特马诺夫却哈哈笑着说：
“我们很幸运，德国佬一年来对庄稼汉造的孽，比共产党二十五年来造的孽还多。”
有时忽然冷笑着说：
“没说的，咱们的老爷子就喜欢让人说他英明伟大。”
这种大胆并不能感染别人，倒是会引起别人担心。
战前格特马诺夫领导一个州，常常就耐火砖的生产问题和煤炭研究院分院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作报告，常常谈本市面包工厂的生产质量，谈刊登在地方丛刊上的小说《蔚蓝色的火》中的谬误，谈车辆的修理问题，谈州商业局货栈商品的仓储管理水平低下，谈集体农庄养禽场流行的鸡瘟。
现在他又很有把握地在谈燃料的质量、发动机损耗率、坦克战战术、坦克与步兵和炮兵协同进攻敌方永久性防御工事、行军时的坦克、战场救护、密码电报、坦克手的作战心理、每个坦克组内部和坦克组关系的特点、坦克的抢救与大修、受损的坦克如何从战场上转移。
有一天，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来到法托夫大尉的营里，在获得全军射击第一名的一辆坦克旁边站了下来。这辆坦克的坦克手在回答首长的问题的时候，轻轻地用手掌在坦克的装甲钢板上抚摩着。格特马诺夫问坦克手，得到第一名是不是很难。这名坦克手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说：
“不，没什么难的。我太喜欢它了。我从乡下一进学校，一看到坦克，就喜欢得不得了。”
“一见钟情嘛。”格特马诺夫说着，笑了起来。在他的宽厚的笑中，似乎有不赞成小伙子对坦克这种可笑的爱的意味。
诺维科夫此刻觉得自己也有这个短处，因为他爱坦克也爱得不高明。不过他并不想跟格特马诺夫谈谈这种不高明的爱的水平，而且，当格特马诺夫换成严肃的神气，用教导的口吻对坦克手说“好样儿的，爱坦克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正因为你爱自己的坦克，所以才取得成就”的时候，诺维科夫用嘲笑的口吻说：
“实际上，坦克有什么可爱的？坦克是很大的目标，打坦克比什么都容易，响声比什么都大，自己暴露自己，驾坦克的人能叫坦克响声震昏。开起来颠簸得厉害，既不能好好地观测，又不能好好地瞄准。”
格特马诺夫当时微微一笑，看了看诺维科夫。这会儿，格特马诺夫一面斟酒，一面也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诺维科夫，说：
“咱们的路线要经过古比雪夫。咱们的军长可以有机会和什么人见见面啦。咱们来干一杯，祝贺这次相会。”
“拿我开心，岂有此理！”诺维科夫在心里说。他觉得自己的脸像小孩子那样通红通红的了。
战争开始的时候，涅乌多布诺夫正在国外。只是在一九四二年初回莫斯科，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报到以后，他才看到莫斯科河南岸的街垒和防坦克菱形拒马，听到空袭警报的笛声。
涅乌多布诺夫和格特马诺夫一样，从来不向诺维科夫询问有关战争的事情，也许是怕暴露自己在军事上的无知。
诺维科夫思索着这位军参谋长的一生，一直想弄清他是凭什么资格成为将军的。涅乌多布诺夫的生平在履历表里反映得清清楚楚，就像映照在塘水里的小白桦树。
涅乌多布诺夫的年纪比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都大。在一九一六年因为参加布尔什维克小组就进了沙皇的监狱。
国内战争以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政治保卫总局 [55] 工作过一个时期，后来在边防军工作，又被送到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担任年级党组织书记……后来又在党中央军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
战前他两次出国。他是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属于特别登记的人员，以前诺维科夫不十分明白这有什么意义，不明白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与众不同，有什么了不起。
从申报军衔到得到军衔，一般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涅乌多布诺夫的军衔从申报到批准却快得出奇，好像国防人民委员部就等着批他的申报材料呢。履历表具有很奇怪的特点：它能说明人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说明成功与失意的原因，可是，过了一阵子，在新的情况下，结果却什么也不能说明了，相反，倒是掩盖了实质。
战争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履历表、自述、鉴定、奖状……所以上级任命的涅乌多布诺夫成了上校诺维科夫的下属。
涅乌多布诺夫明白，等战争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也会结束的……
他带了猎枪来到乌拉尔，军里所有喜欢打猎的人都惊得发了呆，诺维科夫说，大概沙皇尼古拉当年就是用这样的猎枪打猎的。这支猎枪是涅乌多布诺夫在一九三八年凭一张领物证领到的，他还凭领物证从特别仓库领到家具、地毯、瓷器和别墅。
不论谈战争，谈德拉戈米罗夫将军的著作《集体农庄》，谈中华民族，谈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人品，谈西伯利亚的气候，谈俄罗斯大衣呢的质量，或者谈金发女子比黑发女子漂亮，他的见解都不超出规格。
很难理解，他这是拘谨，还是真实内心的表露。
有时在吃过晚饭之后，他的话多起来，说起揭露反革命破坏者的事，这些破坏者活动在最使人意想不到的部门：生产医疗器械的工厂、生产军鞋的车间、食品厂、地方的少年宫、莫斯科赛马场的马棚、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他的记性特别好。看样子，他读了很多书，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读了很多遍。在争论的时候，他常常说：“斯大林同志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就说过……”于是他从中引出一段话。
有一天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引文归引文。书上讲的话多着呢。书上说：‘我们不要别人的土地，自己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让。’我们的土地不是已经让德国人占了吗？”
可是涅乌多布诺夫耸耸肩膀，就好像侵占着伏尔加河的德国人跟一寸土地也不让的话一点也不相干似的。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坦克、战斗条令、射击、森林、格特马诺夫、涅乌多布诺夫……都隐没了。啊，叶尼娅！难道他能再看见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