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尔绍夫少校的脑子日日夜夜紧张不懈地工作着。
他在考虑囊括德国所有集中营的地下工作计划，考虑地下组织相互联系的技术问题，记熟各劳动营和集中营以及一些火车站的名称。他考虑编制密码，如何利用营里的文书把一些组织者列入调动名单，使他们可以在各营之间串通。
他的心中充满了幻想。成千上万的地下工作者大力宣传，成千上万的英雄暗地进行活动，可以创造条件武装起义，占领各集中营。起义者可以夺取守卫各营的高射炮，把高射炮变为反坦克炮和反步兵炮。应该事先物色高射炮手，为将来夺取的各门高射炮准备炮手。
叶尔绍夫少校很了解集中营里的情况，知道收买、恐惧所起的作用，知道饥饿的力量，看到过很多人脱下清白的军服，换上叛徒弗拉索夫部队带肩章的蓝大衣。
他见过低三下四、背信弃义、巴结顺从；他见过比恐惧更甚的恐惧，见过一些人在可怕的侦讯官员面前吓得怎样发呆。
这位衣衫破烂的被俘的少校毕竟没有沉醉在幻想中。德国人在东线急速推进的阴暗时期，他用乐观、大胆的话鼓励同志，劝浮肿的人千方百计保重自己的身体。他对强权的鄙视一直未消失，未减弱，一直很强烈。
很多人接触过叶尔绍夫之后，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令人快活的热情——这是人人需要的、平常又宜人的温暖，燃烧白桦木柴的俄罗斯壁炉发出来的温暖就是这样的。
也许，正是这种感人的温暖，而不光光是才智和胆识，使叶尔绍夫少校成为苏联战俘的头儿。
叶尔绍夫早就明白，莫斯托夫斯科伊是第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可以对他敞开自己的想法。叶尔绍夫睁着眼睛躺在铺上，看着粗糙的木板顶棚，就像在棺材里望着棺材盖，他的心怦怦直跳。
他这一生的三十三年以来，从来没有像在这里，在集中营里这样感到自己的力量。
他在战前过的日子很不好，他的父亲是沃龙涅什省的农民，在一九三〇年被划为富农。这时候他在军队里服务。
他没有和父亲断绝关系。他不能进军事学院，虽然他的入学考试成绩优秀。他好不容易在军事学校毕了业，被分配到区兵役局。他的父亲成了流动人口，这时候带着一家人住在北乌拉尔。叶尔绍夫请了假去看父亲。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起要乘二百公里的窄轨火车。路两旁是一片片的森林和沼地，一堆堆待运的木材，一道道集中营的铁丝网，一座座棚屋和泥屋，还有高高的看守塔楼，就像一簇簇高脚毒蘑菇。火车两次被拦住，押送队要搜查一名逃犯。夜里火车停在一个会让站上，等待前方开来的火车，叶尔绍夫没有睡，听着警犬的吠叫声、哨兵的哨子声。原来会让站附近就是一座很大的集中营。
叶尔绍夫第三天才到达窄轨铁路的终点站。虽然他的领子上戴着中尉领章，证件和乘车证也都是符合规定的，但在检查证件的时候他还是担心有人会对他说：“喂，把东西带着！”把他带到集中营里去。似乎这地方的空气也被铁丝网关住了。
后来他坐上一辆顺路的吨半汽车，走了七十公里。道路从沼地中间穿过。汽车是“奥格普”国营农场的，叶尔绍夫的父亲就在这个农场干活儿。车上很拥挤，上面坐的都是干活儿的流动人口，被调到一处集中营分场去伐木。叶尔绍夫试着向他们询问，但是他们只用一两个字回答，看样子，是害怕他的军装。
傍晚，汽车来到紧靠林边与沼地边缘的一个小村子。他永远记住了北方集中营沼地上的宁静而柔和的黄昏。在暮霭中，一座座小屋完全成了黑的，似乎是在焦油里煮过的。
他走进一座土屋，晚霞随他一起进来，可是迎接他的是潮气、闷热、穷人的食物、衣服和被窝的气味，热乎乎的烟气……
在黑暗中出现了他的父亲，一张瘦削的脸，一双很好的眼睛，那双眼睛流露出的一种无法描述的神情使叶尔绍夫大吃一惊。
一双又老又瘦的粗糙的手臂搂住儿子的脖子。搂住年轻指挥员脖子的这一双受尽磨难的老人的手不住地抽搐着，从中可以感觉出老人在畏畏怯怯地诉苦，是那样痛苦，那样恳切地求助，所以叶尔绍夫只能用一点来回答这一切：他哭了。
后来他们在三座坟前站了一阵子。母亲是第一个冬天死的，大姐阿纽塔死在第二个冬天，妹妹玛露霞死在第三个冬天。
集中营边沿的坟地和村子连在一起了。茅屋墙脚下、土屋斜面上、坟包上、沼地土丘上生长的都是一样的青苔。妈妈和姐姐、妹妹就要一直待在这片天空之下了，不论是冬天，严寒冻实沼地的时候，不论是秋天，坟地上堆满沼泽里冲来的黑糊糊的冲积物的时候。
父亲和不说话的儿子站在一起，也不说话，后来抬起眼睛，看了看儿子，把两手一摊，说：
“死去的，活着的，你们都原谅我吧，我没有把我爱的人保护住。”
夜里，父亲说起来。他说得很平静，声音不高。他说的事情只能用平静的口气来说，如果痛哭、流眼泪，是说不下去的。
在铺了报纸的箱子上，放着儿子带来的点心，还有一瓶酒。老人家在说，儿子坐在旁边，听着。
父亲说起饥饿，说起乡亲们的死，说起饿疯了的老妇人，说起小孩子，说孩子们的身体变得比三弦琴、比小鸡都轻。说村子里日日夜夜都能听到饥饿的哭叫声，村子里许多人家的门窗都钉死了。
他对儿子说，那年冬天他们坐着破漏的货车在路上走了五十天，一些死去的人在车上跟活人一起待了很多天。他说了说流浪者怎样长途跋涉，女人还要抱着孩子。妈妈也这样跋涉过，在酷暑中走路的时候曾经昏过去。说了说他们在冬天怎样被带到这里，既没有草棚，又没有土屋，他们又是怎样重新过起日子，怎样生篝火，拿树枝落叶当床铺，在锅里熔化雪水，怎样掩埋死者……
“这都是斯大林的主意呀。”父亲说。他的话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恼恨的意味。老实人谈到强大的、无法改变的命运时，都是这样。
叶尔绍夫探亲回来之后，写了一份申请书给卡里宁，要求格外开恩饶恕他无罪的父亲，要求准许老人家上儿子这儿来。可是申请书还没有到莫斯科，叶尔绍夫就被上级叫了去，因为有信来告发他去乌拉尔的事。
叶尔绍夫被军队开除了。他来到建筑工地，打算挣些钱，再去看父亲。可是不久就从乌拉尔来了一封信，报告父亲的死讯。
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预备役中尉叶尔绍夫便应召进了军队。
在罗斯拉夫利战役中，他接替牺牲的团长，把溃散的人召集起来抗击德军，打退渡河的敌人，保证了统帅部后备重炮部队的撤退。
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越重，他的肩膀越是强壮有力。他原来也没想到自己会是一个强者。原来，驯顺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压迫越强，越凶狠，他的斗志越强烈。
有时他问自己：为什么他这样痛恨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分子的号召书所写的事，正是他的父亲所说的。他知道这都是真实的。但是他知道，这些真实的东西到了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分子嘴里就成了诬蔑。
他觉得道理很清楚，他和德国人斗争，就是为苏联的自由生活而斗争，战胜希特勒，也就是战胜导致他的父母、姐妹早死的死亡营垒。
叶尔绍夫百感交集——在这儿，履历表失去作用，他成了强者，别人都听他的。在这儿，高级头衔、勋章、特种部队、第一科、人事处、鉴定委员会、区委的电话、政治处副处长的意见，全没有意义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天对他说：
“这是海涅早就说过的：‘脱去自己的衣服，我们都是光光的身子……’但是，一个人脱去礼服，露出虚弱、可怜的身子，另外一些人却被窄小的衣服束缚着，等他们把衣服脱去，才能看到，原来真正的力量在这儿！”
叶尔绍夫所幻想的，已成为今天要做的事情，于是他进一步考虑：该让谁知道，让谁参加。他凭着自己所了解的一些人的长处和短处，逐一思索、掂量。
谁可以进入地下工作指挥部？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五个名字。有些生活上的小缺点，性格上的小怪癖，一切都从新的角度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微不足道的事如今也重要起来。
古济有将军头衔的威望，但是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看样子文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有聪明能干的副手和参谋长，他才行。他指望指挥员们服侍他，供养他，而且认为这种服侍是理所当然的，不必感谢。他想念自己的厨师似乎比想念老婆孩子的时候多。他常常谈起打猎，又是野鸭，又是野鹅，回忆在高加索军中打猎的情形，打野猪，打山羊。看来他很爱喝酒，也很爱吹牛。常常谈起年的一些战役，周围的人都是不对的，左邻的将军不正确，右邻的将军也不正确，古济将军永远正确。他从来不会责怪最高军事领导的失误。为人处事圆滑，精细，像一个很世故的小吏。总而言之，如果依照叶尔绍夫的意见，他连一个团也不会交给古济将军指挥，更别说一个军了。
旅政委奥西波夫很聪明。有时他忽然会用嘲笑的口吻说在异国的领土上作战要尽量少流血，流露出很悲观的神气。可是过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十分坚决地批评起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说教起来。然而到第二天，他又会翕动着鼻孔，说：
“真的，同志们，咱们飞得太高，太远，太快啦，这样是不切实际。”
他说起战争头几个月的失败，说得很有道理，但并不感到痛心，就像一名棋手说起一局败棋。他和人说话很随便，毫不拘束，但他的坦率是假装的，不是真正的同志间的坦率。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跟柯季科夫谈话。
这位旅政委为什么对柯季科夫感兴趣？
奥西波夫经验丰富。善于了解人。这种经验非常有用，地下工作指挥部少了奥西波夫不行。不过他的经验不光可以成事，也可以碍事。有时奥西波夫说起一些著名军事人物的可笑轶事，直呼他们的名字，如：谢苗·布琼尼、安德柳什卡·叶廖缅科。有一天，他对叶尔绍夫说：“图哈切夫斯基、叶尔罗夫、布柳赫尔犯的错误，跟你我一样。”
可是基里洛夫对叶尔绍夫说，在一九三七年奥西波夫担任军事学院副院长时，毫不留情地揭发过几十个人，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很怕生病，常常摸摸自己的头，把舌头伸出来，侧着眼睛看看，有没有舌苔。看样子，他倒是不怕死。
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是一个郁郁寡欢的老实人，是战斗部队的团长。他认为，最高领导在一九四一年的撤退方面犯了错误。大家都能感觉出他在战斗中的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他的身体十分强壮，声音也刚强有力，这样的声音才能喝止逃跑，发动进攻。他很喜欢骂娘。
他不喜欢解释，喜欢干脆利落地下命令。很讲义气。可以把饭盒里的菜汤倒给士兵。不过他太粗暴。人们常常能感觉出他的厉害。在工作中都要听他的，他大喝一声，谁也不敢不听。谁也别想糊弄他，他决不马虎。可以和他共事。但是他太粗暴了！
基里洛夫倒是个聪明人，但是思想上有些马马虎虎。什么问题他都能看得出来，可是对一切都懒得去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一切很淡漠，对人没什么热心，但是原谅人的缺点和卑劣。他不怕死，有时候还很想死呢。
他说起撤退，说得似乎比谁都有道理。他不是党员，有一次他说：
“我不相信共产党会让人变好。在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事。”
他似乎对一切都十分淡漠，但是夜里有时在床上哭，对叶尔绍夫的问话很久没有回答，后来低声说：
“俄罗斯我是很爱的。”
他是一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很随和。有一天他说：
“啊，我多么想听听音乐呀。”
昨天他带着傻笑的神气说：
“叶尔绍夫，您听着，我来念一首小诗。”
叶尔绍夫不喜欢这首诗，但他却记住了这首诗，这首诗也不管好歹钻进了他的脑子：
好同志，在要死的时候，
你不要向人呼救。
最好趁你的血还冒热气，
让我在这血上暖暖手。
别像小孩子，别怕，别悲怆，
你只是被打死，不是受伤。
最好把毡靴脱给我，我还要去打仗。
这诗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呢？不行，不行，基里洛夫不能进指挥部。他怎么能带动别人呀，他自己也未必能行。
还是莫斯托夫斯科伊！他学识渊博，意志坚强。据说，在审讯中他始终刚强不屈。不过，说也奇怪，没有一个人是叶尔绍夫挑不出毛病的。前几天他就责备过莫斯托夫斯科伊：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您干吗要跟那些骗子磨嘴皮，比如，跟那个绿眼睛的伊康尼科夫，跟那个逃亡的独眼睛坏蛋，有什么好说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笑了笑，说：
“您以为我的立场动摇了吗？以为我会成为教徒或者‘孟什维克吗’？”
“谁知道呢，”叶尔绍夫说，“是臭东西，最好别去碰。这个伊康尼科夫一直待在咱们的集中营里。一旦德国人把他传去审讯，他就会出卖自己，出卖您，出卖跟他接近的人……”
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对于做地下工作，没有理想的人。他需要衡量一个人的长处和弱点。这并不难。但只有根据一个人的本质，才能判断这个人是否合适。本质是无法衡量的，只能推测和感触。于是他就从莫斯托夫斯科伊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