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妇人抱着一捆干芦苇朝家门口走去，她的阴沉的脸流露出一副操心的神气。她从一部落满灰尘的吉普车旁边走过，又从军部的一辆坦克旁边走过，坦克上盖着帆布，一个角紧靠着房子的板墙。她瘦得皮包骨头，样子很不起眼，似乎再没有什么比这个从她家门前的坦克旁边走过的老妇人更平常的了。可是，这个老妇人，还有此时在棚子底下挤牛奶的模样平平的女儿，还有把一个指头杵到鼻孔里、看着牛奶从奶头里往外窜的她的浅色头发的外孙，却和驻扎在草原上的军队有重要关系，其重要程度超过世界上一切大事。
所有这些军队上的人：军部、集团军司令部的少校，坐在黑糊糊的乡下圣像下面抽香烟的将军，在俄罗斯炉灶上烧羊肉的将军们的炊事员，躲在仓库里用子弹和钉子做发卷儿的电话员姑娘，在院子里对着洋铁洗脸盆刮脸、一只眼看着镜子、一只眼看着天空留意着敌机的坦克手们——这钢铁、电力和汽油组成的整个战争世界，已成为一座座草原村庄长期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老妇人来说，这里还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她看到今天在坦克上的小伙子们，就想起夏天那些疲惫无神的小伙子，那些小伙子步行来到这里求宿，一个劲儿担惊害怕，夜里都不睡，不时地到外面观望。
加尔梅克草原村落里的这个老妇人，和在乌拉尔给后备坦克军军部送铜茶炊的老妇人，和六月间在沃罗涅日把麦秸铺在地上让上校睡觉、一面望着窗外红红的火光画着十字的老妇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不论是要回屋里生炉灶的老妇人，还是走出门来的上校，谁都没有注意到。
加尔梅克草原上异常宁静，使人心旷神怡。这天早晨在柏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是否知道，俄罗斯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脸转向西方，准备进攻和出击了？
诺维科夫在台阶上唤来司机哈里托诺夫：
“把我和政委的大衣带上，咱们要很晚才能回来。”
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走出门来。
“涅乌多布诺夫同志，”诺维科夫说，“要是有什么情况，您打电话给卡尔波夫，下午三点以后，就打电话给别洛夫和马卡罗夫。”
涅乌多布诺夫说：“会有什么情况呢？”
“那可说不定，也许司令员一下子来了呢。”诺维科夫说。
从太阳那边出现了两架铁鸟，朝村子飞去。飞得越来越快，响声越来越大，草原的安静一下子就被打破了。哈里托诺夫从汽车里跳出来，朝仓房的墙根下跑去。
“傻瓜，怎么，躲起自己的飞机来啦？”格特马诺夫喊道。
这时候其中一架飞机用机枪朝村子扫射起来，另一架飞机投下一枚炸弹。呼啸声，轰隆声。妇女尖叫起来，小孩子哭起来，爆炸掀起的土块纷纷往地上落。
诺维科夫听到炸弹下落的啸声，弯了弯身子。有一小会儿，一切都笼罩在灰尘与硝烟中，他能看见的只有和他站在一起的格特马诺夫。接着涅乌多布诺夫的身影也从灰尘与硝烟中露了出来。他直着身子、昂着头站在那里，像是木雕的，只有他没有弯下身子。
格特马诺夫脸色有些灰白，但是又兴奋，又快活，一面打裤子上的灰土，一面带着洋洋得意的自夸口气说：
“没什么，还行，裤子还没有湿，咱们的将军甚至连动都没有动呢。”
然后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去看炸弹坑周围的土飞得多么远。他们吃惊的是，远处房屋上的玻璃大都碎了，最近的房屋上的玻璃却好好的。他们又看了看倒下的篱笆。
诺维科夫觉得这两个第一次看到炸弹爆炸的人很有意思，看样子他们吃惊的是，把这枚炸弹造出来，带上天空又扔到地上，目的只有一个：炸死格特马诺夫的孩子的父亲和涅乌多布诺夫的孩子的父亲。原来，人在战场上就干这种事儿。
格特马诺夫坐上汽车以后，一个劲儿在谈这次空袭，后来自己打断自己的话，说：
“诺维科夫同志，你听我说这些话，也许觉得好笑，你遇到上千次轰炸，我这是头一回呀。”接着又换了话题，问道：“我问你，那个克雷莫夫好像被俘过吧？”
诺维科夫说：“克雷莫夫吗？你问他干什么？”
“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听到说起过他，说得很有意思。”
“他被围困过，至于被俘，好像没有。说他什么了？”
格特马诺夫没听到诺维科夫的话，捅了捅司机的肩膀，说：
“顺着这条大路可以到第一旅旅部，不用过那条沟。你瞧，我在战场上也是有眼力的。”
诺维科夫已经习惯了，格特马诺夫在交谈时从来不跟着对方走：一会儿他自己说，一会儿提问题，一会儿又是他说，一会儿又问起什么。似乎他的思想走的是没有规律的曲线。不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格特马诺夫常常谈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随身带着很厚的一摞家人的照片，两次派人上乌法去送东西。可是他马上就爱上了卫生所那个很凶的黑发女医生塔玛拉·巴甫洛芙娜，而且爱得很深。有一天早晨维尔什科夫很痛心地对诺维科夫说：“上校同志，女医生夜里在政委那儿睡的，天快亮时候才出来。”
诺维科夫说：
“维尔什科夫，这不是您管的事。您别偷偷拿我的水果糖就好了。”
格特马诺夫不隐瞒他和塔玛拉·巴甫洛芙娜的关系，就是这会儿在草原上，他也把肩膀靠在诺维科夫身上，小声说：
“诺维科夫同志，有一个小伙子爱上咱们的女医生啦。”他带着亲热和惆怅的神气看了看诺维科夫。
“那是个政委。”诺维科夫说着，拿眼睛瞟了瞟司机。
“这也没什么，布尔什维克又不是和尚，”格特马诺夫小声说，“你要知道，我这个老糊涂蛋爱上她啦。”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格特马诺夫又说起话来，似乎刚才说那一番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话的不是他。
“诺维科夫同志，你到了你熟悉的前方环境里，一点没有瘦。可是，就拿我来说，我天生是做党的工作的材料。我是在最艰难的一年到州党委工作的，如果是别人，会累出肺痨病的：粮食计划没有完成，斯大林同志两次打电话找我，可是我即使有点儿不自在，照样发胖，就像在疗养院一样。你现在就是这样。”
“鬼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材料，”诺维科夫说，“也许，我当真是打仗的材料吧。”
他笑起来。
“我发现，一看到什么有趣的事儿，我首先就想，别忘了对叶尼娅说说。刚才德国佬向你和涅乌多布诺夫扔下第一颗炸弹，我就想：一定要对她说说。”
“要作政治汇报吗？”格特马诺夫问道。
“就是，就是。”诺维科夫说。
“老婆嘛，当然啦，”格特马诺夫说，“老婆总是最亲近的。”
他们来到第一旅驻地，下了汽车。
在诺维科夫的脑子里经常有一长串的人、姓名、地名、大大小小的任务、明白的事和不明白的事、下达的和取消的指示。
夜里他有时忽然醒来，犯起愁来，他很怀疑：该不该进行超出瞄准器射程标尺刻度的远程射击？在行进中射击是否合适？各排排长是否能迅速而准确地判断战局的变化，独立决策，瞬息间发出命令？
然后他想象，一队一队的坦克冲破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战线，冲进缺口，进行追击，和强击航空大队、自行炮队、摩托化步兵和工兵联合在一起，不断地向西推进，夺取渡口、桥梁，绕过布雷区，攻向敌人防御中心。他高兴激动得把两条光光的腿从床上荡下来，坐在黑暗中，兴奋得喘粗气。
他从来不想把夜里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格特马诺夫。
他在草原上比在乌拉尔的时候更经常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感到恼火。
他在心里说：“你们是专拣甜饼子吃的。”
他已经不是一九四一年那样子了。他比以前喝酒喝得多。他常常骂娘，常常发火。有一次他差点对燃料供应处处长动手。
他看到，有些人很怕他。
“他妈的谁知道我是不是天生打仗的材料，”他说，“不过顶好还是跟自己喜欢的娘们儿住在森林小屋里。白天去打打野味，晚上回来。她做好了吃的，吃过就睡觉。战争可是不能养活人。”
格特马诺夫侧歪着头，仔细看了看他。
第一旅旅长卡尔波夫上校圆滚滚的脸，红头发，晶亮的蓝眼睛，这样的眼睛只有头发很红的人才有。他在战地无线电台旁边碰到了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
他的作战经历有一段时间和西北战线的战斗有关系；在那里，卡尔波夫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坦克埋到土里，把坦克变成固定的火力点。
他和诺维科夫、格特马诺夫一起朝第一团驻地走去，那神气就好像他是主要首长，他的动作是那样从容。
从他的体质来看，似乎他应该是一个喜欢喝酒和美食的和气人。但他却是另外一种性格：不爱说话，对人很冷淡，器量又小，又多疑。他从不热情招待客人，是一个出了名的小气鬼。
格特马诺夫称赞了他们为坦克和大炮挖掘掩蔽所的认真态度。
这位旅长什么都考虑到了，既考虑了坦克威胁的方向，又考虑到侧翼进逼的可能性，他只是没有考虑到，即将开始的战斗可能让他带领全旅迅速地冲进缺口，转向追击。
诺维科夫看到格特马诺夫又点头又说话表示赞许，十分生气。
可是卡尔波夫就好像故意给诺维科夫火上浇油似的，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来说说。在敖德萨我们就隐蔽得很好。那天傍晚我们发起反攻，狠狠打了罗马尼亚人一顿，到夜里遵照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我军像一个人似的进入海港，上了轮船。罗马尼亚人到上午十点钟才猛醒过来，急忙进攻已被我们遗弃的战壕，可是我们已经在黑海上的轮船上了。”
“你们现在面对的不是罗马尼亚人的空战壕啊。”诺维科夫说。
卡尔波夫能不能在进攻时期日日夜夜地往前冲，把敌人的作战部队、防御中心抛在后面？……能不能不顾自己的前方后背、左右侧翼，一心只想着追击，一直往前冲？他不是那种性格，不是的。
周围的一切依然带着已经过去的暑热的痕迹；奇怪的是，空气如此凉爽。坦克手们干着士兵们的家常事：有的把小镜子搁在炮塔上，坐在钢甲上刮脸，有的在擦枪，有的在写信，有的在地上铺了帆布，在上面打扑克牌，有一大堆小伙子闲着没有事儿，围着一位卫生员姑娘说笑。在辽阔的天空下、广袤的大地上的这幅平常的画面，充满了黄昏前的惆怅情调。
这时候，一位营长朝着走到跟前的三位首长跑来，一面跑一面抻平制服上衣，尖声喊着：
“全营立正！”
诺维科夫就像和他作对似的，回答说：
“稍息！稍息！”
在政委随便说着话走过的地方响起笑声，坦克手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脸显得更快活了。政委问一些人，离开乌拉尔的姑娘，心里什么滋味；又问，是不是一写信就写很多张纸；还问，在草原上能不能天天收到《红星报》。
政委狠狠批评了军需官。
“弟兄们今天吃的什么？昨天吃的什么？前天吃的什么？你这三天也是吃大麦米加青番茄汤吗？好吧，把炊事员叫来，”他在坦克手们的一片笑声中说，“让他说说，他给军需官做什么吃的。”
他一再询问坦克手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情形，好像是责备队列军官不关心士兵生活：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光知道操心战术，战术。”
军需官是一个痩痩的人，穿着落满灰土的胶布靴子，一双手通红通红的，好像洗衣妇的手，刚刚在冷水里涮过衣服。他站在格特马诺夫面前，不住地咳嗽。
诺维科夫可怜起他来，就说：
“政委同志，咱们是不是一块儿从这儿上别洛夫那儿去？”
格特马诺夫从战前起，就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群众工作者和领导者。他一开始说话，人们就开始笑，他的话简单明了，生动活泼，还常常带上几句粗话，一下子就会抹掉州委书记和穿着肮脏工装的普通人之间的界限。
他常常关心生活问题：是不是能按时领到工资，乡村商店和工人合作社有没有次货，宿舍里暖气设备好不好，田间宿营地是否筑好了炉灶？
他和上了年纪的工厂女工和农庄女庄员说话特别随便，特别和善，大家都很欣喜地看到，书记是人民的勤务员，他常常严厉地批评管供应的人，批评公共宿舍的保卫人员，如果工厂厂长和农机站站长不关心干活儿的人，他也一样毫不留情地谴责。他是农民的儿子，自己也在工厂里做过钳工，工人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在自己的州党委办公室里操心的却总是他对国家负的责任，莫斯科的忧虑是他的主要忧虑；关于这一点，大工厂的厂长们知道，农村区委书记们也知道。
“你在破坏国家的计划，明白吗？党证你想要不要？你可知道，党委托给你的是什么？还有什么说的？”
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人笑，没有人说玩笑话，也不谈公共宿舍里的开水或者车间的绿化。在他的办公室里批准硬性的生产计划，谈的是提高生产定额，谈的是住房建筑暂缓进行，要把腰带勒得更紧些，更坚决地降低成本、提高零售商品价格。
当他在州党委主持会议的时候，特别能显示出这个人的本事。在这些会议上常常会出现一种感觉，所有的人不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到他的办公室里来的，而是为了来帮助格特马诺夫，整个会议进程事先已经由格特马诺夫的毅力、智慧和意志安排定了。
他说话声音不高，从容不迫，他相信听他说话的人都在专心地听着。
“你说说你那个区的情形，同志们，咱们让农业专家发发言。如果你，彼得·米海洛维奇，能补充补充，就更好啦。让拉齐科说说吧，他在这方面不是十分顺利。你，罗季昂诺夫，我看出来啦，也想发发言；同志们，依我看，问题很清楚啦，可以做结论啦，我想，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同志们，这儿有一份决议草案，罗季昂诺夫，你念念吧。”
罗季昂诺夫本来想表示怀疑，甚至想争论争论的，这一来就很用心地念起决议，一面侧眼看着会议主席，担心自己是不是念错了字句。
“就这样吧，同志们都没有意见。”
不过，最了不起的是，格特马诺夫在要求各个区委书记完成计划的时候，在削减农庄劳动日可怜的报酬的时候，在降低工人工资的时候，在要求降低成本、提高零售价格的时候，在很感动地和农村妇女谈话，表示同情她们生活困难的时候，在看到工人住房拥挤表示难过的时候，他都能显得很真诚，很自然。
这是很难理解的。不过，难道现实中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容易理解吗？在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走到汽车跟前的时候，格特马诺夫对送他们的卡尔波夫开玩笑说：
“我们只有在别洛夫那儿吃午饭了，您和您的军需官的午饭我们就吃不成了。”
卡尔波夫说：
“政委同志，目前还没有让军需官动用前方仓库的东西。至于他本人，顺便说说，他什么也不吃，正在害胃病。”
“害胃病，哎呀呀，那可真糟。”格特马诺夫说着，打了一个呵欠，把手一挥。“好啦，我们走啦。”
别洛夫旅与卡尔波夫旅相比，向西挺进了很远。
别洛夫瘦瘦的，大鼻子，两条腿弯弯的，又长又粗。他头脑灵活机敏，说话像开机关枪一样。诺维科夫很喜欢他。
诺维科夫认为他是生就的坦克军里猛冲快攻的好手。
虽然参加战斗的时间不长，他博得的评价是很好的。十二月里他在莫斯科附近对敌人后方进行过坦克袭击。
可是现在诺维科夫很不放心，只看这位旅长的毛病：酗酒，放荡，追逐女人，健忘，得不到下属的爱戴。别洛夫没有采取防御措施。看样子，别洛夫不关心这个旅的物质技术供应问题。他关心的只是燃料和弹药的供应。至于如何修理坦克，如何从战场上撤出受损伤的坦克，他也不够关心。
“您这是怎么啦，别洛夫同志，不管怎么说，这不是在乌拉尔，是在草原上呀。”诺维科夫说。
“是啊，就像一群茨冈人，营地太不像样子了。”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别洛夫马上回答说：
“在防空方面，我采取了措施；至于地面的敌人，并不可怕。我认为，在这样的后方，敌人不可能来。”
他吸了一口气，说：
“不希望防守，一心想往前冲。等着心里憋得难受，上校同志。”
格特马诺夫说：
“好样的，别洛夫，好样的。真是当今的苏沃洛夫，真正的大将之材。”然后把称呼换成“你”，用亲热的口气小声说：“政治部主任告诉我，好像你和卫生所的一位护士勾搭上啦，是真的吗？”
别洛夫因为听到格特马诺夫的亲热口气，一下子没有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就问道：
“对不起，他说什么了？”
不过，不等对方重复，那句话就进入了他的意识，他不好意思起来。
“我也是个男子汉呀，没办法，政委同志，天天在野地里嘛。”
“可是你有老婆，还有一个孩子呀。”
“三个。”别洛夫带着忧愁的神气纠正说。
“噢，你瞧，三个孩子呢。指挥部撤掉了第二旅的一名很好的营长布兰诺维奇，采取了严厉措施，在出发之前派科贝林接替了他，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呀。你给下属做的什么样子，嗯？还是苏联军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呢。”
别洛夫恼了，大声说：
“这事儿怪不得哪一个，因为我没有强迫她。做这种榜样的有您，有我，也有您的爹。”
格特马诺夫没有提高嗓门儿，却把称呼又换成“您”，说：
“别洛夫同志，别忘了您是党员。在上级首长和您说话的时候，要好好地站着。”
别洛夫换成军人的完全像木头一样的姿势，说：
“对不起，政委同志，我当然明白，当然能认识到。”
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我相信你在军事上是有成绩的，军长也相信你，只是不要在个人生活上出问题。”他看了看表。“诺维科夫同志，我要回军部去，不能和你一起上马卡罗夫那儿去了。我借用一下别洛夫的汽车。”
等他们走出掩蔽所，诺维科夫憋不住，问道：
“怎么，想塔玛拉了吗？”
格特马诺夫带着使人不解的神气用冷冷的眼睛看了看他，用不满意的口气说：
“方面军军委委员有事找我呢。”
诺维科夫在回军部之前，又去看了他很喜欢的第三旅旅长马卡罗夫。
他们一块儿朝湖边走去。有一个营驻扎在湖边。
马卡罗夫脸色苍白，眼睛流露着忧郁的神气，似乎这样的眼睛不可能属于一个重型坦克旅旅长，他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在德国佬赶着我们在芦苇丛里到处跑的时候，白俄罗斯那片沼地，您还记得吗？”
诺维科夫记得白俄罗斯那片沼地。
他想了想卡尔波夫和别洛夫。显然，问题不仅在于经验，还在于天性。应该让指挥员们取得他们所缺乏的经验。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压制他们的天性。不能把歼击航空兵调为工兵。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马卡罗夫一样，既能守，又善攻。
格特马诺夫说自己天生是做党的工作的材料。那么，马卡罗夫就是当兵的材料。不能派错了用场。马卡罗夫呀，马卡罗夫，真是一员好战将！
诺维科夫不希望听马卡罗夫汇报。他喜欢和他商量，和他交换意见。在进攻中怎样配合步兵和摩托化步兵，配合工兵，配合自行炮炮兵？在进攻开始后，他们对敌人的意图和行动的推测是否彼此相符？他们对敌人防坦克力量的估计是否一致？怎样才能正确地确定展开兵力的界线？
他们来到营指挥所。
指挥所在一条不深的干沟里。营长法托夫一看到诺维科夫和旅长，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营部的掩蔽所太不像样子，不配接待这样的高级客人。而且还有一名战士拿火药撒在木柴上生火，炉子里哧啦哧啦响着，好像有意使人难堪。
“同志们，咱们要记住，”诺维科夫说，“咱们这个军将担负的是整个前线最重要的一部分任务，我又把其中最困难的部分交给了马卡罗夫，据我所知，马卡罗夫又把自己任务中最复杂的部分交给了法托夫。至于怎样完成任务，这是你们自己需要考虑的。我在战斗中不会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你们。”
他向法托夫询问了怎样跟团部和各连连长进行联系的问题、电台工作情况、弹药数量问题、发动机检修问题、燃料质量问题。
在分手之前，诺维科夫说：
“马卡罗夫，全准备好了吗？”
“没有，上校同志，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再有三天能行吗？”
“上校同志，能行。”
诺维科夫坐上汽车以后，对司机说：
“哈里托诺夫，怎么样，马卡罗夫这儿好像一切都像个样子吧？”
哈里托诺夫侧眼看了看诺维科夫，回答说：
“上校同志，这儿的样子吗，当然啦，一个个都像样得很。食品供应处处长喝得醉醺醺的，营里有人来领压缩食品，可是他睡觉去了，把钥匙带走了。等到把他找了来，他又找不到钥匙了。一位司务长对我说，连长把弟兄们的酒都领了去，给自己过命名日，把酒全喝光了。我想把备用车胎补一补，可是他们连胶水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