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维克托从索科洛夫口里听到一桩新闻。头天晚上，希沙科夫把研究所里一些人请到家里去了。索科洛夫去了，紧接着科甫琴科也坐着小汽车到了。
在被邀请的人当中还有党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巴季因。
维克托觉得很不自在：显然，他给希沙科夫打电话，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
他冷冷笑着对索科洛夫说：
“在被邀请的宾客中还有圣热曼伯爵呢，先生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他忽然想起来，在给希沙科夫打电话的时候，还用那样从容的语调报自己的姓名，相信希沙科夫一听到“施特鲁姆”，马上就会高高兴兴地跑了来呢。他想起这一点，甚至懊恼得叫了起来，心里想，狗要抖掉咬得它受不了的虼蚤却抖不掉，就是这样叫的。
“顺便说说，”索科洛夫说，“这次招待得很好，完全不像在战争时期。咖啡，真正的古尔贾尼葡萄酒。人也不多，只有十来个人。”
“很奇怪。”维克托说。索科洛夫马上明白了这意味深长的“很奇怪”指的是什么，他也意味深长地说：
“是啊，不完全清楚。更确切地说，完全不清楚。”
“古列维奇去了吗？”维克托问道。
“古列维奇没有去，好像给他打过电话，他在指导研究生试验。”
“哦，哦，哦。”维克托说着，用手指头敲起桌子。过了一会儿，出乎自己的意料，他忽然向索科洛夫问道：“索科洛夫同志，大家没有说起我的论文吗？”
索科洛夫踌躇了一下，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很多人称赞您，崇拜您，是在帮您的倒忙，因为这样领导很生气。”
“您怎么不明说呢？嗯？”
索科洛夫告诉他，加甫罗诺夫说起维克托的论文，说论文中的观点与列宁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
“噢？”维克托说。“那又怎么样呢？”
“是啊，您要知道，加甫罗诺夫是胡说八道，不过总是很不愉快的事。巴季因就支持他的说法。似乎是这样，您的论文尽管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但是和那次有名的会议上所定的方针是抵触的。”
他回头朝门口看了看，又朝电话机看了看，然后小声说：
“您要知道，我觉得，因为要开展维护科研的党性的运动，咱们研究所的领导可能有意选定您做替罪羊。您该知道咱们的运动是怎样进行的。选定一个牺牲品，拼命来折腾。这真是可怕呀。您的论文可是真了不起，真难得呀！”
“怎么，就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吗？”
“好像没有。”
“您呢？”
“我认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反正无法推翻他们的定论。”
维克托感觉出朋友的尴尬，也不好意思了，就说：
“噢，噢，当然，当然，您说得很对。”
他们都沉默着，但这种沉默并不令人感到轻松。维克托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触发了平时隐藏在心中的恐怖感。他害怕国家发怒，怕自己成为国家发怒的牺牲品，国家发起怒来，可以使人变为齑粉。
“是啊，是啊，是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图发胖，只求活命就行啦。”
“我多么希望您能明白这一切呀。”索科洛夫小声说。
“索科洛夫同志，”维克托也用小声问道，“马季亚罗夫在那儿怎么样，平安无事吗？他有信给您吗？我有时十分担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他们突然用低声耳语交谈，好像是在特意表示：人与人之间还有自己的、特别的、人性的、国家以外的关系。
索科洛夫沉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说：
“没有，我没有收到喀山方面任何信件。”
他平静而响亮的声音好像在说：这些特别的、人性的、国家以外的关系现在对他们毫无意义了。
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走进办公室，谈起完全不同的话题。马尔科夫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一些妻子搅得丈夫过不好日子。
“有什么样的丈夫，必然有什么样的妻子。”索科洛夫说过这话，看了看表，便走出办公室。
萨沃斯季扬诺夫对着他的背影笑着说：
“如果在电车上只有一个位子，必然是他坐上去，他的玛利亚站着。如果夜里有人来电话，他再也不会从床上起来，而是玛利亚穿了睡衣跑去问：‘您是哪位？’显然，这样的妻子是一个人的好伙伴。”
“我不在幸福者之列，”马尔科夫说，“我常常听到命令：‘你怎么，聋了吗，开门去！’”
维克托忽然生起气来，说：
“哼，您怎么啦，咱们怎么能比得上……索科洛夫是模范丈夫！”
“马尔科夫同志，您怕什么，”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您现在日日夜夜在实验室里，老婆管不到了。”
“您以为，她因为我天天不在家，不骂我吗？”马尔科夫问道。
“当然啦，”萨沃斯季扬诺夫说着，舔了舔嘴唇，已经感觉出自己要说的俏皮话的滋味了，“你应该待在家里！正如俗话说的，我的家就是我的监狱嘛。”
马尔科夫和维克托都笑起来。马尔科夫显然担心这愉快的谈话会拖延下去，便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该干事情了。”
等他走出门去，维克托说：
“这样古板的一个人，动作一向慢条斯理的，现在却像喝醉酒一样了。的确是日日夜夜泡在实验室里。”
“是啊，是啊，”萨沃斯季扬诺夫也承认说，“他就像一只做窝的鸟儿。一头埋进工作里啦！”
维克托笑了笑，说：
“他现在连上流社会的新闻也不关心了，不再传播这种新闻了。是啊，是啊，我很喜欢做窝的鸟儿。”
萨沃斯季扬诺夫猛地转过脸来，朝着维克托。
他那淡黄色眉毛的年轻的脸是严肃的。
“正好，要谈谈上流社会的新闻，”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应该说，昨天在希沙科夫家举行酒会，没有请您去，这是令人气愤的事，毫无道理的事……”
维克托皱了皱眉头，他觉得这种同情的话有伤他的尊严。
“您算了吧，别说了！”他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萨沃斯季扬诺夫说，“当然，希沙科夫没有请您，算不了什么。不过，加甫罗诺夫说的话多么可恶，索科洛夫没有对您说过吗？只有丝毫不顾羞耻，才会说您的论文中有犹太教精神，才会说古列维奇称赞您的论文是经典性的，只因为您是犹太人。尤其是在领导者不出声的冷笑中说这些卑鄙的话。好一个‘斯拉夫兄弟’！”
在午休的时候，维克托没有上食堂去，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踱着。他何曾想到，人世间有这样多卑鄙龌龊的东西！萨沃斯季扬诺夫倒是有头脑！可原来还以为他只会说说俏皮话，天天带着姑娘的泳装照片，是个头脑简单的小伙子呢。是啊，总的说，这一切都是小事。加甫罗诺夫的胡说八道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是一个精神变态的人，是一个爱嫉妒的小人。没有人反驳他，是因为他说的话太荒唐，太可笑。
可是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的事还是使他很不安，很难受。希沙科夫怎么能不请他呢？的确很不礼貌，很没有道理。特别有伤自尊心的是，平庸无才的希沙科夫和他的宾客们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他非常痛苦，就好像出了不幸的事，这一生都无法挽回了。他知道这是胡思乱想，可是自己拿自己没有办法。哼，哼，还想比索科洛夫多分一两个鸡蛋呢。休想！但是有一件事实实在在地使他伤心。他真想对索科洛夫说：“我的朋友，您怎么不羞愧？加甫罗诺夫那样诬蔑我，您怎么瞒着我？您在那儿不说话，也不对我说。您真不应该，真不应该啊！”
可是，尽管还在生气，他马上自己对自己说：“不过，你也没说话嘛。你也没有对朋友索科洛夫说，卡里莫夫怀疑他的亲戚马季亚罗夫嘛。你也没有作声！因为不好意思？怕伤和气？胡说！不过是害怕！”
显然，命中注定这一整天是不愉快的。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走进办公室，维克托看到她一脸愁容，问道：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出了什么事吗？”又在心里想道：“她是不是听说我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这样的事落到我头上了，为什么我落得这种下场？”原来，在午休时间人事处把她叫了去，要她写离职申请书。因为院长有指示；要解除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试验员的职务。
“胡说八道，我真不明白这搞的是什么名堂，”维克托说，“我去叫他们别胡闹，请您放心。”
使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感到特别难受的是杜宾科夫的话，他说，领导对她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妨碍您工作了，对不起，请您原谅我吧。”
维克托披上大衣，就穿过院子，朝人事处所在的二层楼走去。“好啊，好啊，”他在心里说，“好啊，好啊。”他再也没有多想。但是这“好啊，好啊”却包含着很多意思。
杜宾科夫一面和维克托打招呼，一面说：
“我正要找您呢。”
“为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的事吗？”
“不是，那不必要。是因为有某些情况，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人员需要填这样一份履历表。”
维克托看了看很多张表格纸订成的履历表，说：
“哎呀！这要花一个星期的工夫。”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瞧您说的。不过，在填写否定项目的时候，不要划斜线，要写：没有，不是，未参加，等等。”
“我有一个意见，”维克托说，“应该取消解除我们的一级试验员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洛沙科娃职务的荒唐命令。”
杜宾科夫说：
“洛沙科娃吗？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怎么能取消院领导的命令啊？”
“鬼知道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她拯救了研究所，在炸弹底下保护了所里的财产。可是现在凭着形式上的理由解除她的职务。”
“没有形式上的理由，我们不会解除任何人的职务，”杜宾科夫很神气地说。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不仅是一个极好的人，她还是我们实验室里最出色的工作人员之一。”
“如果她的确是无法代替的，那您就去找找科甫琴科同志，”杜宾科夫说，“正好，你们实验室里还有两个问题，您要征求他的同意。”
他把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两张纸递给维克托。“这是关于选聘人员担任研究员职务的。”他朝一张纸看了看，慢慢念了念：“兰杰斯曼·艾米里·平胡索维奇。”
“哦，这是我写的嘛。”维克托认出杜宾科夫手里的纸，就说。
“这是科甫琴科同志的批示：不符合要求。”
“怎么不符合要求？”维克托问。“我知道他是符合要求的，科甫琴科怎么知道他不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您要去和科甫琴科同志谈谈。”杜宾科夫说。他看了看另一张纸，说：“这是我们留在喀山的工作人员的申请书，也需要您去说说理由。”
“哦，怎么啦？”
“科甫琴科同志批的是：目前不宜调动，因为喀山大学的工作十分需要他们，这个问题放到学年结束时再研究。”
他说话声音不高，很温和，好像希望用亲切的声音软化这使维克托不愉快的消息，但是他的眼睛里却没有亲切的神气，只有不怀好意的好奇。
“谢谢您，杜宾科夫同志。”维克托说。
维克托又来到院子里，又一遍一遍地在心里说：“好呀，好呀。”他不需要领导的支持，不需要朋友的情谊，不需要和妻子心灵相通，他可以单独作战。他回到主楼，登上二层。
科甫琴科身穿黑色西装和乌克兰式绣花衬衣，紧跟着向他报告维克托来见的女秘书走出办公室，说：
“请，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进寒舍坐坐。”
维克托走进摆满了红色安乐椅和大沙发的“寒舍”。科甫琴科请维克托坐在沙发上，自己也挨着坐了下来。他一面听维克托说话，一面微微笑着，他的亲切神情很有点儿像杜宾科夫的亲切神情。而且，在加甫罗诺夫发言评论维克托的论文的时候，他好像也是这样微笑的。
“有什么办法？”科甫琴科把两手一摊，很伤心地说。“这不完全是我们自作主张啊。她曾经在炸弹底下吗？现在这已经不算功劳了。如果祖国有命令的话，每一个苏联人都会到炸弹底下去。”
后来科甫琴科沉思了一下，说：
“还有一种办法，虽然会有人找碴儿。可以把洛沙科娃调任制剂员。科技人员供应卡还给她留着。这我可以办到。”
“不行，这对她是一种侮辱。”维克托说。
科甫琴科问道：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是希望，苏维埃国家施行一种法律，在您的实验室里施行另一种法律吗？”
“恰恰相反，我正是希望在我的实验室里也施行苏维埃的法律。按照苏维埃法律，不能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
维克托又问：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要谈法律的话，那您为什么不批准很有才华的小伙子兰杰斯曼进我的实验室？”
科甫琴科咬了咬嘴唇。
“您可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也许，按照您的要求，他能工作得很好，不过还有一些情况，是研究所的领导应该考虑的。”
“很好，”维克托说，又重复一遍，“很好。”
他又小声问：
“是履历问题吗？亲属在国外？”
科甫琴科不作回答，只把两手一摊。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这种愉快的谈话还能继续下去的话，”维克托说，“请问，为什么您不让我的同事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从喀山回来？顺便说一句，她是副博士。我的实验室和国家有什么矛盾？”
科甫琴科带着受难者的脸色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怎么审问起我来了？我对干部负有责任呀，您要理解这一点。”
“很好，很好，”维克托觉得已经到了一点不客气地谈一谈的时候，就说，“那好吧，可敬的同志，我不能继续工作了。研究科学不是为杜宾科夫，也不是为了您。我在这儿也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给人事处创造我无法知道的好处。我要给希沙科夫写报告，让他派杜宾科夫来主持核物理实验室好了。”
科甫琴科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实在的，不要激动嘛。”
“不，我就是不能再工作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领导上，尤其是我，有多么看重您的工作。”
“至于你们看重我还是不看重我，我可是一点不放在眼里。”维克托说过这话，在科甫琴科脸上看到的不是生气的表情，而是快活与满意的表情。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科甫琴科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您离开研究所。”
他皱起眉头，又说：
“而且也完全不是因为无人可以代替。难道您以为就没有人可以代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吗？”
最后又用十分亲切的语调问道：
“如果您没有兰杰斯曼和魏斯帕比尔就不能从事科学研究的话，难道全苏联都没有人能代替您吗？”
他看着维克托，维克托感觉到，科甫琴科就要把一些话说出来了，那些话就像不见形迹的雾气，一直缭绕在他们中间，时时触及眼睛、手、脑子。维克托垂下头，这位做出了不起的科学发现的人，这位又傲慢又骄矜、又清高又尖刻的教授、博士和著名学者，顿时消失不见了。这个驼背、窄肩、鬈发、鹰钩鼻子的男子眯缝起眼睛，好像等着挨耳光似的，望着穿乌克兰绣花衬衫的人，等待着。科甫琴科轻轻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说实在的，不要激动。嗯，您怎么啦，真的，因为这样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吵闹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