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斯基过去很少像这次来加尔梅克草原上出差一样，一连几星期过这种苦闷的日子。他给方面军领导人打了一个电报，说在安然无事的左翼边区再待下去没有必要，说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方面军领导却表现出达林斯基无法理解的一股固执劲儿，就是不把他召回。
最轻松的是工作时间，最难捱的是休息时间。
周围都是松散、干燥、窸窣作响的沙子。当然这里也有生物：蝎虎和乌龟在沙里沙沙地爬着，尾巴在沙上划出一道道印子，有的地方生长着脆弱的、和沙一样颜色的刺草，老鹰在空中盘旋着，寻找动物的尸体和扔掉的食物，蜘蛛用老长的腿奔跑着。
自然条件的贫乏，十一月的无雪沙漠的寒冷与单调，似乎把人掏空了，不仅人的生活，就连人的思想也贫乏、单调和苦闷了。
达林斯基渐渐屈服于这种沉闷的沙漠的单调。他一向对吃东西很淡漠，可是在这里他老是想着吃饭。第一道菜是用大麦粉和渍番茄做的酸羹，第二道菜是大麦米饭，他一见到这样的饭就头痛。他坐在幽暗的板棚里，面对着洒满一摊摊菜汤的木板桌子，看着人们端着浅浅的洋铁钵子喝汤，就感到难受，想快点儿离开食堂，别听羹匙的叮当声，别闻令人恶心的气味。但是一走出来，食堂又恢复了吸引力，他又想着食堂，数算着到明天吃午饭还有多少时间。
夜里小屋很冷，达林斯基睡不好：脊背、耳朵、脚、手指头都冻得难受，脸颊冻得发木。他睡觉总是不脱衣服，脚上裹两副裹脚布，头用毛巾包起来。
起初他感到奇怪，他在这儿接触到的人似乎想的不是战争，他们的头脑里塞满了吃的问题、抽烟问题、洗衣服问题。但是没过多久，达林斯基在和营长、连长们谈大炮怎样过冬、谈锭子油、谈弹药供应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头脑里也充满了生活方面的各种各样操心的事、希望和苦恼。
方面军司令部好像远在天外，他只能幻想小一点儿的：到埃利斯塔附近的集团军司令部去住一两天。他想上集团军司令部，不是盼望和蓝眼睛的阿拉·谢尔盖耶芙娜会面，而是思念着洗洗澡，洗洗衣服，吃一碗菜汤白面条。
现在他觉得在鲍瓦那儿过夜都是愉快的了，住在鲍瓦的小屋里实在不坏。而且和鲍瓦谈的不是洗衣服，也不是菜汤。
特别使他受不了的是虱子。
他很长时间不明白为什么身上常常发痒，有时正谈着公事，他忽然拼命在腋下或大腿上抓起痒来，却还不明白谈话对方的会心的笑。他一天一天地痒得越来越厉害。锁骨旁边和腋下发痒已经成了习惯。他以为是害皮疹，认为害皮疹是因为皮肤太干燥了，是尘土和沙子刺激的。有时痒得难受，他在路上走着，忽然站下来，又搔大腿，又搔肚子，又搔屁股。夜里身上痒得特别厉害。达林斯基一醒过来就拼命拿手指甲挠胸前的皮肤，挠上很久。有一次他仰面躺着，把腿跷起挠腿，又一面呻吟着挠腿肚子。越热皮肤越痒，他发现了这一点。一到被窝里浑身就痒得受不了。有时在夜里他到寒冷的空气里，就不怎么痒了。他想上医务所去，要一点治皮癣的药膏。
有一天早晨，他扯了扯衬衣领口，看到领子缝儿里有一些懒洋洋、肥嘟嘟的虱子。虱子非常多。达林斯基又害怕又不好意思地回头看了看睡在他旁边的大尉，大尉已经醒来，坐在床上，脸上带着发狠的表情在敞开的长衬裤上挤虱子。嘴里还不出声地嘟哝着，显然是在进行战斗统计。
达林斯基脱下衬衣，也干起同样的事。这儿的早晨静悄悄，雾蒙蒙。听不见枪炮声，也没有飞机隆隆声，大概正因为这样，在两位军官手指甲下面阵亡的虱子的咯吧声特别清脆。大尉瞥了达林斯基一眼，说：
“嗬，好家伙，像狗熊！不，应该说，像母猪！”
达林斯基一面在衬衣领子上搜索着，说：
“难道不发药粉吗？”
“发是发，”大尉说，“可是有什么用？需要洗澡，可是喝的水都不够。食堂里为了节省水，锅碗几乎都不洗。哪儿有水洗澡？”
“有没有灭虱汽锅？”
“算了吧。只是把衣服熏一熏，熏得虱子红一阵子。唉，我们驻扎在奔萨做后备队的时候，那日子才快活呢！我都没有上过食堂。女房东给我做吃的，而且不是老太婆，是水灵灵的娘们儿。每星期洗两次澡，天天有啤酒喝。”
“怎么办呀？”达林斯基问道。“这儿离奔萨还远。”
大尉一本正经地看了看他，用信任的口气说：
“中校同志，有一个好办法。用鼻烟！把砖碾碎了，和鼻烟掺和在一起。撒到衬衣上。虱子就要打喷嚏，难受得团团转，撞到砖上把头撞碎。”
他是一本正经的，所以达林斯基一下子没有明白他是在进行口头创作。几天之后，达林斯基便听到十来个这种题材的故事。口头创作是很丰富的。
现在他的脑子日日夜夜思索着许多问题：吃饭、洗衣服、换衣服、药粉，用瓶子装开水把虱子烫死，把虱子冻死，把虱子烧死。他连女人也不想了，他想起了他在劳改营里听刑事犯人说的俗语：“有劲儿活，就没劲儿想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