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莫夫走出小汽车，把灰色的卢比扬卡峡谷打量了一遍。因为长时间的飞机马达声，因为眼前不停地闪过一片片收割完毕和尚未收割的田野、一条条小河、一片片树林，因为心中交替地闪过失望、信心、灰心，这会儿头脑里在轰轰作响。
门开了。他进入窒息人的官气和疯狂的官场严密统治的世界，进入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在战争之外，与战争无关，又在战争之上。
在一个闷人的空房间里，在探照灯似的明亮的灯光下，叫他脱光了衣服。在一个若有所思、穿白大褂的人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打着哆嗦想道，战争的沉雷和钢铁都没有打乱这不知羞耻的手指头一丝不苟的动作。
他想起一名死去的红军战士，在防毒面具里留下进攻前写好的字条儿：“我是为幸福的苏联生活死的，家里还有老婆和五个孩子。”被烧死的坦克手，浑身黑糊糊的，一缕缕头发粘在年轻的头上；成千上万人民的军队，穿过森林和沼地，开炮，打机关枪……
那手指头还在摸着，又镇定，又平静，可是政委克雷莫夫还在炮火下呼喊过：“怎么，格涅拉洛夫同志，您不想保卫苏维埃祖国！”
“转过身去，弯下腰，两脚分开。”
然后，他穿起衣服照相，敞着领口照，板着面孔照，带着表情照，从正面照，从侧面照。然后，他在心里狠狠地骂着娘，在一张纸上盖了手印儿。然后一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把他裤子上的纽扣剪下来，又拿走他的腰带。
然后他乘着灯光明亮的电梯上去，顺着铺了地毯的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朝前走去，经过一个个带圆孔的门。外科诊所病房。癌外科诊疗室。空气是暖和的，是带有官气的，被电灯照得通亮。这是诊断社会病的X光研究所……
“究竟是谁把我关进来的？”
在这窒闷、不通风的空气中很难思考什么。梦、清醒、过去、未来全都搅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觉……我是不是有过妈妈？也许，我从来没有妈妈。叶尼娅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松树顶上的星星，抢渡顿河，德国人的绿色照明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每一个门里面都有人，我要死得像个共产党员，莫斯托夫斯科伊这会儿在哪儿，头轰轰直响，难道是格列科夫朝我开枪，卷发的格里高力·叶甫谢耶维奇，共产国际主席，在这走廊上走，多么难闻、多么闷人的空气，多么讨厌的探照灯光……格列科夫朝我开枪，特别科的坏家伙打我一拳，德国人朝我开枪，不知明天我会怎样，我向你们发誓，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好样的老头子在十月革命节在斯皮里多诺夫那儿唱起歌儿，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当年是这座房子的当家人，亨利·亚戈达，还有明仁斯基，后来就是小个子、绿眼睛的彼得堡无产者叶若夫，现在是又和蔼又精明的贝利亚，当然，当然，我们见过面，我们唱过“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难道要把我枪毙？……
在笔直的走廊里走，而生活是乱糟糟的，又是小道，又是山沟、沼地、小河、草原灰土、未收割的庄稼，挤着走，绕着走，当命运笔直的时候，就直着走，走廊，走廊，走廊里有很多门。
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不快也不慢，好像押着他的士兵不在他后面，在他前面。
他一来到卢比扬卡监狱，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感觉。
“点的轨迹。”他在按指印儿的时候，这样想道。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虽然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的新的感觉。
所以产生新的感觉，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他要喝水，会让他喝个够，如果他心脏病发作，突然跌倒在地，也会有医生给他打针抢救。可是他已经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还不理解这一点。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来那样穿衣，吃饭，买票看电影，思考，睡觉，总是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克雷莫夫同志本来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灵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党龄不同，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与众不同，各种各样的习惯与众不同，气派与众不同，和共青团员或区委书记、工人、老党员、老朋友、求助者谈话的语调也不同。如今他的身体像人的身体，行动和思维像人的行动和思维，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人的实质、他的尊严、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进一间囚室。囚室长方形，光溜溜的镶木地板，有四张床，铺得平平展展，被子连褶都没有，他顿时感觉出来：三个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着这第四个人。
他们是人，至于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敌视还是漠视，他不知道，但是他们对他的好态度、坏态度、冷漠态度，都是人对人的态度。
他坐到给他指定的床上，那三个人坐在床上，膝头放着打开的书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似乎已经失去的美好、可贵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个人大块头，宽额头，凸凸的脸，低低的肥厚的额头上面是密密的鬈发，白了的和没有白的，像贝多芬那样蓬乱。
另一个是老头子，两手像纸一样白，光秃的头顶和脸部显得骨骨棱棱的，就好像雕在金属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是雪，不是血。
还有一个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张床上，模样很和蔼，因为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还带着红红的印子，这人又可怜，又善良。他用手指了指头，微微笑了笑，摇了摇头，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的士兵在小孔里看着呢，不能说话。
头发蓬乱的人第一个开口说话。
“好吧，”他慵懒然而很和善地说，“我就代表大家欢迎部队来的人。敬爱的同志，您是从哪儿来的？”
克雷莫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
“噢，看到英勇保卫战的参加者，真是高兴。欢迎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子很快地问道。
“我抽烟。”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子点了点头，就低下头看书。
这时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的近视的人说：
“是这样的：我没有给同志们创造方便，我说我不抽烟，就不发给我。”
他问道：
“您离开斯大林格勒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哦……哦……”那个大个子说。“乘飞机来的吗？”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说。
“您说说，斯大林格勒怎么样？我们没有订到报纸。”
“您想吃饭，是吗？”和善而近视的人问道。“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
“我不想吃。”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拿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已经很清楚了。”
“我一直相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子砰的一声把书合上，向克雷莫夫问道：
“看样子，您是共产党员吧？”
“是的，是党员。”
“小声，小声，只能用小声说话。”和善而近视的人说。
“说到党员身份也要用小声。”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他的面孔很熟悉，他忽然想起这个人：这是莫斯科有名的报幕员。当年克雷莫夫带妻子上圆柱大厅参加音乐会，看到他在舞台上。现在却在这儿见面了。
这时候门开了，看守的士兵往里面看了看，问：
“谁是‘卡’，跟我走！”
大个子回答说：
“我是卡，卡茨涅林鲍肯。”
他站起来，用手指头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便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这是提审他。”近视的邻床犯人说。
“为什么说‘卡’？”
“这是规矩。前天看守来喊他，就说‘谁是卡茨涅林鲍肯？就叫卡’。真好笑。真怪。”
“是啊，我们都笑了。”老头子说。
“你这个老会计，因为什么也到这儿来啦？”克雷莫夫在心里说。“我也要叫‘克’了。”
犯人们开始睡了，可是强烈的光依然亮着。克雷莫夫觉得有人在小孔里注视着他卷裹脚布，往上提长衬裤，挠胸膛。这是一种专用的灯光，不是为囚室里的人照亮，而是为了能看清他们的活动。如果在黑暗中观察他们更方便的话，就让他们待在黑暗中了。
老会计脸朝墙躺着。克雷莫夫和邻床的近视的人在小声说话，谁也不看谁，而且用手捂着嘴，免得看守的士兵看到他们的嘴巴在动。他们不时地看看旁边空着的床。不知为什么他们在为受审的报幕员担心。近视的人说：
“我们在牢房里都变成兔子了。就像童话里说的，神仙用手一指，人就变成兔子。”
他说起同囚室的人。
老头子也许是社会革命党，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也许是孟什维克，他的姓是德列林格。克雷莫夫过去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人。德列林格在监狱、政治隔离室、劳改营里过了二十多年，接近当年莫罗佐夫、诺沃鲁斯基、弗罗连科、菲格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度过的年限。现在把他押回莫斯科，是因为他又作案：他在劳改营里想就农业问题对被划为富农的犯人作报告。
报幕员和德列林格有同样漫长的狱龄。二十多年之前，他开始在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手下工作，后来又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在叶若夫领导的内务部，在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有时在中央机关工作，有时主持大规模的劳改营建设。
克雷莫夫原来也错看了和自己说话的这位鲍戈列耶夫。这位难友原来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古董鉴赏专家，有时还写诗，不过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
鲍戈列耶夫又小声说：
“可是现在，您要知道，什么都完了，完了，我也变成了兔子。”
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呀，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抢渡布格河、第聂伯河，只有在皮里亚京被围困，只有奥夫鲁奇沼地、马马耶夫冈、“6-1”号楼，只有政治汇报、弹药消耗、政工人员负伤、夜间突击、在战斗中和行军时的政治工作、试射、坦克袭击、火箭炮、总参谋部、重机枪……
在同一世界、同一时间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夜间的审讯、起床号、点名、被押着上厕所、发香烟、搜查、对质、侦讯员、特别会议的决定。
但是这种情形、那种情形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似乎觉得狱友失去自由、住在内部监狱的囚室里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他，克雷莫夫，住在这囚室里、睡在这床铺上就是荒唐的、毫无道理的、不可思议的？
克雷莫夫急不可待地要谈谈自己。他忍不住说：
“我老婆离开我了，没有人给我送东西。”
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卡”的床铺直到早晨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