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天过去。没有提审克雷莫夫。
他已经知道什么时间吃饭，吃些什么，知道放风的时间和洗澡的时间，知道监狱烟草的烟气、点名的时间，知道图书室里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书，认识了一些看守的面孔，常常惶惶不安地等待着同囚室的人被提审归来。被提审次数最多的是卡茨涅林鲍肯。提审鲍戈列耶夫总是在白天。
没有自由的生活！这是疾病。失去自由就等于失去健康。电灯亮着，水龙头里有水，钵子里有菜汤，但是灯光、水、面包都是不同的：是专门供应给你的。有时为了侦讯的需要，可以使犯人一时见不到灯光，吃不到饭，睡不成觉。因为他们得到这一切，不是为了他们本身，这是对待他们的一种工作方法。
瘦得皮包骨的老头子被提审过一次，他回来以后，很神气地说：
“我三个小时不开口，侦讯官先生终于弄清楚了，我的姓确实是德列林格。”
鲍戈列耶夫总是非常和蔼可亲，和同囚室的人说话总是用十分尊敬的口气，常常询问狱友的健康和睡眠情形。有一天，他对克雷莫夫念起诗来，后来他忽然停住，说：
“对不起，您好像不感兴趣呀。”
克雷莫夫笑了笑，说：
“说实在的，我一窍不通。不过我过去看过黑格尔的书，我倒是懂。”
鲍戈列耶夫非常害怕提审。他一听到值班的看守来传他去受审，就惊惶失措。每次受审回来，似乎都瘦了，小了，老了。
他说起对他的审讯，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绕来绕去，而且眯着眼睛。无法理解他的罪名是什么：也许是说他有意谋害斯大林，也许是说他不喜欢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作品。
有一次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对鲍戈列耶夫说：
“您可以帮助他们制造一条罪状。我劝您这样编造：‘我对一切新事物怀有刻骨的仇恨，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艺术作品，我都不满意。’这样也不过判十年徒刑。尽量不要揭发自己的朋友，揭发朋友并不能保护自己，相反，他们倒是会说您参加什么组织，就会把您关进保密劳改营。”
“您怎么啦，”鲍戈列耶夫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能怎么办？”
他常常就他喜欢的话题小声发表议论：我们都是童话中的人物。不论是威风凛凛的师首长、伞兵，不论是马蒂斯、皮萨列夫的高徒，不论是党员、地质学家、肃反工作人员、五年计划的建设者、驾驶员、巨型钢铁产品的制造者，都是童话中的人物。我们本来神气活现，信心十足，可是一跨进这奇异的楼房的大门，魔杖一挥，我们就变成小不点儿，变成小猪崽子、小松鼠。现在我们算什么？不过是小虫儿，不过是蚂蚁蛋儿。
他的见解独到、奇特，显然也很深刻，不过在日常生活方面气量却很狭小，常常担心发给他的东西比别人的少，比别人的坏，担心缩短了放风时间，担心有人在放风时间吃他的东西。
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事件，但生活是空虚的，是虚假的。囚室里的人生存在干涸的河槽里。侦讯员在侦查这河槽、石头、裂缝、高高低低的堤岸。但是当初冲成这河槽的水已经没有了。德列林格很少和人说话，如果说话，大半是和鲍戈列耶夫，显然因为他不是党员。不过他在和鲍戈列耶夫说话的时候，常常发火。
“您是一个怪人，”有一次他说，“第一，您对您瞧不起的人又恭敬又亲热，第二，您天天问我身体怎样，其实我是死是活对于您完全是一样。”
鲍戈列耶夫抬起头看着囚室的天花板，把两手一摊，说：“您听着。”于是拖长声调念道：
“你的甲壳是什么做的，可是龟甲？”
我这样问，得到这样的回答：
“这是我积累的恐惧做成的，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结实！”
“这是您写的诗吗？”德列林格问道。
鲍戈列耶夫又把两手一摊，没有回答。
“老头子很害怕，积累了不少恐惧。”卡茨涅林鲍肯说。
吃过早饭以后，德列林格给鲍戈列耶夫看了看一本书的封面，问道：
“您喜欢吗？”
“说实在的，不喜欢。”鲍戈列耶夫说。
德列林格点了点头。
“我也不赞赏这部作品。盖奥尔吉·瓦连季诺维奇说：‘高尔基塑造的母亲形象是圣像，工人阶级不需要圣像。’”
“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读《母亲》，”克雷莫夫说，“……怎么是圣像？”
德列林格用幼儿园保育员的语调说：
“所有希望奴役工人阶级的人，都需要圣像。比如，在你们共产党的神龛里就有列宁的圣像，也有圣斯大林的圣像。涅克拉索夫不需要圣像。”
似乎不光是他的头顶、额头、手、鼻子是用白骨头旋成的，他的话也当当响，好像是骨头做成的。
“噢呀，真是一个坏家伙。”克雷莫夫在心里说。
鲍戈列耶夫生起气来。克雷莫夫从来没看到这个和蔼可亲、善于隐忍的人这样生气。鲍戈列耶夫说：
“您在对诗的认识方面，只知道有涅克拉索夫，却不知后来又出了布洛克，出了曼德尔施塔姆，出了赫列布尼科夫。”
“曼德尔施塔姆我不了解，”德列林格说，“可是赫列布尼科夫不过是颓废、堕落。”
“去您的吧！”鲍戈列耶夫第一次十分激烈地大声说。“我讨厌透了您那普列汉诺夫的老一套说教。在咱们这房间里，你们是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对诗歌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诗是怎么一回事儿。”
说来很奇怪。克雷莫夫一想到，在看守人员的眼里，不论值夜班的、值日班的人员眼里，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位政委竟和坏老头子德列林格没有任何不同，他就特别不痛快。
所以现在，他这个一向反对象征派、颓废派、一生喜欢涅克拉索夫的人，宁愿在争论中支持鲍戈列耶夫了。
如果皮包骨的老头子说起叶若夫的坏话，他也会信心十足地代为辩护的，会说枪毙布哈林是正确的，妻子不揭发丈夫被流放也是正确的。可怕的判决、可怕的审讯都是正确的。
可是皮包骨的老头子没有说。
这时候一名看守走进来，带德列林格去厕所。
卡茨涅林鲍肯对克雷莫夫说：
“我和他两个人在这房间里过了五天。他一句话也不说。我对他说，两个犹太人，都上了年纪，在卢比扬卡附近的村子里一块儿过了好几个晚上，一句话也不说，实在好笑。不行！他就是不说话！为什么不睬人？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说话？是有血海深仇还是夜里在拉克鲍伊麦拉赫杀了神甫？他要怎样？真是一个老小孩儿。”
“是敌人。”克雷莫夫说。
显然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对德列林格非常感兴趣。
“您要知道，他的罪行很重！”他说。“不可思议！他已经在劳改营里待了很多年，前面还有棺材等着他，可是他毫不在乎。我真羡慕他！来提审他，喊：谁是‘德’？他像树桩一样，就是不作声。直到喊他的姓，他才答应。领导人来到囚室里，打死他，他也不站起来。”
等到德列林格上厕所回来，克雷莫夫对卡茨涅林鲍肯说：
“在历史法庭面前，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你我虽然在这里面，还是要痛恨共产主义的敌人。”
德列林格带着好笑和好奇的神气看了看克雷莫夫。
“什么历史法庭，”他没有对着任何人，只是说，“这是历史性的迫害！”
卡茨涅林鲍肯羡慕德列林格的刚强也是枉然。他的刚强已经不是人的刚强。是一种盲目的、非人的狂热用自己的化学热在燃烧空虚而冷漠的心。
俄罗斯的轰轰烈烈的战争、和战争有关的一切大事都很少触动他，他不问前方的战事，也不问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他不知道新兴的城市，也不知道大力发展的工业。他过的已经不是人的生活，而是在独自下一局没完没了的、抽象的狱中棋。
克雷莫夫倒是对卡茨涅林鲍肯很感兴趣。克雷莫夫感觉出来、看出来，卡茨涅林鲍肯很聪明。他说笑，打诨，瞎扯，但他的眼睛却是深沉的、懒懒的、疲惫的。见过世面、厌倦了人生而不怕死的人的眼睛往往是这样的。
有一次谈起在北冰洋沿岸建筑铁路，他对克雷莫夫说：
“这计划是非常美好的。”
接着又说：
“不过，要实现这一计划，得付出上万人的生命。”
“是有些可怕。”克雷莫夫说。
卡茨涅林鲍肯耸了耸肩膀，说：
“您要是看看劳改队怎样去上工就好啦。全都像死人一般沉默着。头顶上是绿的和蓝的北极光，四周围都是冰雪，黑沉沉的北冰洋在怒吼。在这儿也可以看到强大的力量。”
他劝克雷莫夫说：
“应该帮助侦讯员，他是新干部，很难完成任务……如果帮助他，给他指示，那也是帮助自己，免得一次一次的提审。结果反正一样：专门会议会作出早就作出的决定。”
克雷莫夫正要和他争论，他又说：
“个人清白——是中世纪残余，是神话。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没有有罪的人。我们肃反工作人员却得出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摩尔人已经把事情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 [1] 嘛。”
他认识克雷莫夫的很多朋友，有些是在一九三七年经他审讯时认识的。他说起经他审讯的人，既不痛恨，也不抱愧，使人觉得有些奇怪，他说：“这人很有意思，”“真是怪人，”“这人挺讨人喜欢。”
他常常提到法朗士，提到《阿巴纳斯随想录》，喜欢引用巴别尔笔下别尼亚·克里克的话。他说起大剧院的歌舞演员，都亲切地叫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搜集了不少珍本古书。他说了说他在被捕前不久搜集到的一部拉季谢夫文选有多么珍贵。
“要是能把我搜集到的书交给列宁图书馆，那就好了，”他说，“要不然那些浑蛋会让那些书散失了，因为他们不懂书的价值。”
他的妻子是芭蕾舞演员。他担心拉季谢夫文集的命运，显然胜过担心妻子的命运。克雷莫夫说到这个想法，他回答说：
“我的安格琳娜是一个聪明女子，她不会倒霉的。”
似乎他什么都明白，但是什么感情也没有。一些很普通的概念，如离别、磨难、自由、爱情、女人的忠贞、痛苦，他都无法理解。他说起他在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头几年，他的声音中出现了兴奋的意味。
“那时候多好呀，那些人多棒呀。”他说。
至于克雷莫夫一生的所作所为，他认为那属于宣传范畴。
他说过斯大林：
“敬佩斯大林，胜过敬佩列宁。他是我真正爱戴的唯一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当年参与制定处治反对派首领方案、在贝利亚手下主持北极圈大规模劳改营建设的人，如今在自己原来工作的楼房里，夜间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裤子前去受审，为什么竟这样心平气和，处之泰然？而孟什维克德列林格用沉默对他表示不满，他却那样不安，那样难受？
有时克雷莫夫自己也怀疑起来。为什么他在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那样愤怒、冲动，浑身打颤，浑身冒汗。摩尔人已经把事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这事就出在一九三七年，好几万党员，都是像他这样的，甚至比他更好。摩尔人可以走了。为什么他现在对“汇报”这个词儿这样反感？仅仅是因为他坐了牢，正是由于什么人的汇报。过去他常常听取排里政治时事宣传员的政治汇报。那是很平常的事。很平常的汇报。红军士兵里亚鲍什坦贴身戴着十字架，说共产党员是不懂天理的人；里亚鲍什坦进了惩戒连，活了多久呢？红军士兵高尔杰耶夫说他不相信苏联武装力量的强大，认为希特勒一定会胜利；高尔杰耶夫进了惩戒排，活了多久呢？红军士兵马尔凯维奇说：“所有共产党员都是贼，等时候一到，我们用刺刀把他们戳死，人民就自由了。”军事法庭判处马尔凯维奇死刑。都是他汇报的。他还向方面军政治部汇报过格列科夫，如果不是德国的炸弹把格列科夫炸死的话，会当着很多军官的面把他枪毙的。那些被送进惩戒营、被法庭判了刑、在特别科被审讯的人，又是什么感觉呢？
可是在战前，他多次参与办理这一类的案件，心安理得地看待一些朋友的话：
“我在党委说过我和彼得的谈话。”
“他在党的会议上如实地交代了伊万来信的内容。”
“一传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他交代了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也交代了瓦洛佳多次来信的内容。”
是的，是的，这些情况都有过。
唉，这又管什么用……所有这些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不能帮助任何人走出监狱。其真正用意只有一点：为的是自己不陷入泥坑，自己摆脱。
克雷莫夫没有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朋友，实在没有，虽然他不喜欢干这类事情，怕这类事情，千方百计地逃避。他为什么冲动，为什么打颤呢？他希望怎样呢？是希望卢比扬卡的值班看守知道他的孤独？希望侦讯人员同情他被心爱的女子扔掉，在分析案情时要考虑到他夜夜在呼唤她，在咬自己的手，考虑到他母亲还唤他的小名？
夜里克雷莫夫醒来，睁开眼睛，看见德列林格在卡茨涅林鲍肯床前。明亮的电灯光照在老囚犯的背上。鲍戈列耶夫也醒了，用被子盖着腿，坐在床上。
德列林格冲到门口，用皮包骨的拳头擂起门来，用骨头般的声音叫喊起来：
“喂，值班的，快叫医生，犯人心脏病发作啦！”
“别叫，住嘴！”值班看守跑到小孔跟前，喝道。
“怎么能不叫，人要死啦！”克雷莫夫大声叫道。他也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口，和德列林格一起用拳头擂起门来。他看到鲍戈列耶夫又在床上躺下来，用被子蒙住头，显然是怕参与这夜晚的特别事件。
一会儿门就开了，走进来好几个人。
卡茨涅林鲍肯昏迷了，他身躯高大，老半天才把他弄到担架上。
早晨，德列林格突然向克雷莫夫问道：
“请问，您这位共产党的政委在前方是不是常常遇到不满的表现？”
克雷莫夫问：
“什么样的不满，对什么不满？”
“我指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化政策、对战争的总的领导不满，总之，是指政治上的不满的表现。”
“从来没有。类似的思想表现连影子也没有遇到过。”克雷莫夫说。
“噢，噢，当然，我也是这样想。”德列林格说，并且满意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