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罗芙娜在一天里收到三封信：两封是两个女儿写来的，一封是外孙女薇拉写来的。
她还没有把信打开，只是从笔迹认出是谁的来信之后，就知道信里没有令人愉快的消息。多年的经验告诉她，孩子们大都不喜欢给做母亲的写信报告高兴的事。
三方面来信都请她去：柳德米拉请她上莫斯科，叶尼娅请她上古比雪夫，薇拉请她上列宁斯克。这些邀请向弗拉基米罗芙娜证实了，两个女儿和外孙女的日子都不好过。
薇拉在信里写到父亲，说党内和工作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他曾经奉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去古比雪夫，几天前才从古比雪夫回到列宁斯克。薇拉在信中说，父亲从古比雪夫回来，憔悴不堪，他在发电站坚持战时工作期间都不像这样憔悴。他的问题在古比雪夫一直没有解决，命令他回来，参加恢复发电站的工作，但是告诉他，还不知是否能让他留在发电站人民委员部系统。
薇拉准备和父亲一起从列宁斯克上斯大林格勒去，现在德国人已经不打炮了。市中心还没有收复。去过市内的人说，原来弗拉基米罗芙娜住的房子，只剩了骨架，房顶已经塌了。父亲在发电站住的房子还是完好的，只是石灰剥落了，窗玻璃没有了。父亲和薇拉带小孩子还可以住这所房子。
薇拉写到儿子。弗拉基米罗芙娜看着信都觉得奇怪，小丫头、小外孙女薇拉竟像个大人一样，用一个妇人，甚至是婆婆妈妈的口气写起自己的小孩子的胃病、皮疹、睡觉不安宁、新陈代谢失调。这一切薇拉应该说给丈夫、妈妈听，可是现在她却写信告诉外婆。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妈妈了。
薇拉提到安德列耶夫，提到他的儿媳妇娜塔莉亚，提到小姨叶尼娅，说父亲在古比雪夫曾经见到她。她没有说自己的事，好像外婆对她的事不感兴趣。
她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道：
“外婆，发电站的房子很大，够咱们住的。我恳求您：来吧。”
薇拉在信里没有写出的，竟用这种突然呼叫的方式表现出来。
柳德米拉的信很短。她写道：
“我看不出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托里亚不在了，维克托和娜佳不需要我，他们没有我也能活下去。”
柳德米拉从来没有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弗拉基米罗芙娜明白，女儿和丈夫的关系真的出现了裂痕。柳德米拉请妈妈上莫斯科，这样写道：
“维克托一直很不愉快，可是他一向对您比对我更乐意说心里话。”
再往下是这样的话：
“娜佳现在心思深了，有什么事都不和我说了。现在这成了我们家的风气……”
叶尼娅的信却使人一点也摸不清头脑，信里都是一些含糊话，暗示有很大的麻烦和不幸。她请妈妈上古比雪夫去，同时又写着，她有急事要上莫斯科去一趟。叶尼娅还在信里对妈妈说起里蒙诺夫，说他说了不少称赞妈妈的话。她说，妈妈如果见到他，会感到高兴的，他是一个很聪明、很风趣的人，但是在信里又说，里蒙诺夫上撒马尔罕去了。简直叫人不懂：弗拉基米罗芙娜上古比雪夫，怎么会见到他？
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所以弗拉基米罗芙娜一看完这封信，就在心里说：“我的孩子是很不幸的。”
三封信使弗拉基米罗芙娜十分激动。三封信都问到她的健康，问她的房间里是不是暖和。这种关怀使她很感动，虽然她明白，年轻人没有考虑她是不是需要她们。她们是需要她的。不过，也许不是这样。为什么她不向女儿求助，为什么女儿向她求助呢？要知道，她现在孤孤单单，又老，又无家可归，儿子和一个女儿死了，谢廖沙又没有音信。她干工作越来越吃力了，心口经常作疼，头经常发晕。她甚至向厂里的技术领导人要求过，要求从车间调到实验室，她一天到晚在机器中间走来走去取检验样品，实在吃不消。下了班她要站队买东西，回到家里还要生炉子，做饭。而生活又是这样艰难，这样困苦！站队还算不了什么。更糟的是空空的店铺门前没有人站队。更糟的是，她回到家里，不做饭，也不生炉子，就饿着肚子睡到又潮湿又冷的被窝里。
周围的人日子过得都很艰难。从列宁格勒疏散出来的一位女医生，对她说过怎样带着两个小孩子在离乌法一百公里的村子里度过了一个冬天。她住在原来被划为富农的人的空房子里，窗玻璃没有了，房顶拆掉了。她天天要到六公里之外去上班，要经过树林，有时在黎明时候在树丛里会看到绿莹莹的狼眼睛。村子里的人都很穷，庄员都不愿意干活儿，说不论怎么干，反正粮食都要被弄走，因为农庄里欠的公粮总是缴不清。邻居的男人上了前线，老婆带着六个孩子在家里过吃不饱的日子，六个孩子只有一双破毡靴。女医生还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她买了一只母山羊，夜里有时趟着很深的雪到很远的田野里去偷荞麦，从雪底下往外扒没有收净的发霉的干草。她说，她的两个孩子因为在乡下听了不少粗野的骂人的话，也学会了骂娘，所以喀山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对她说：“我第一次见到一年级学生像个醉汉一样骂娘，还是列宁格勒来的孩子呢。”
现在弗拉基米罗芙娜住在维克托原来住的小房间里。宽敞的堂屋里住的是二房东夫妇，也就是本来的租户，他们在维克托一家离开之前原是住在偏房里的。二房东夫妇是很不安生的人，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生他们的气，不是因为他们吵闹得不安宁，而是因为他们向她这个遭难的苦老婆子要的房租太高，这么一个小房间，每月房租二百卢布，占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一还多些。她觉得，这些人的心肠是用胶合板和白铁做成的。他们想的只是吃的和用的东西。从早到晚谈的都是素油、腌肉、土豆、在旧货市场上买的和卖的东西。夜里他们嘁嘁喳喳地说话。二房东太太对丈夫说，住在这房子里的一个做工长的邻居，从农村弄来一口袋白白的瓜子和半口袋玉米，又说今天集市上卖的蜂蜜很便宜。
二房东太太尼娜很漂亮，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段，灰色的眼睛。结婚之前她在工厂工作，参加过业余文艺活动，演过歌剧，也演过话剧。二房东谢苗·伊凡诺维奇在军事工厂工作，是一名锻工。年轻时候他在驱逐舰上工作过，是太平洋舰队中量级拳击冠军。现在这对夫妇当年的英姿似乎成了不可思议的了——谢苗·伊凡诺维奇早晨在上班之前就喂鹅，给小猪煮食儿，下班回来就在厨房里忙活，淘米，修鞋子，磨刀，洗瓶子，说说工厂里的司机怎样从远地的农庄里弄来面粉、鸡蛋、羊肉……尼娜就和他抢着说自己的无数病症，还说她怎样经常去找名医，说她怎样拿毛巾换豆角，说邻居一个妇女向一个疏散出来的女子买了一件马皮上衣和五个小碟子，说怎样炼猪油和混合油。
他们是不坏的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和弗拉基米罗芙娜谈起过战争，没有谈过斯大林格勒，没有谈过苏联情报局的战报。
他们又怜悯又瞧不起弗拉基米罗芙娜，因为女儿走后，没有了科学院的定量供应，她就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她没有糖，没有油，喝的是白开水，菜汤是公共食堂的，有一回连小猪都不肯喝这种汤。她没有钱买木柴。她也没有东西卖。她的穷困使二房东夫妇感到不快。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罗芙娜听到尼娜对丈夫说：“昨天我只好给老婆子一张烙饼，当着她的面吃东西，她饿着肚子坐在那儿看着，实在叫人不舒服。”
夜里弗拉基米罗芙娜睡不好。为什么谢廖沙没有音信？她睡的是柳德米拉原来睡的铁床，似乎女儿夜间的预感和思绪都传给了她。
人多么容易死。活下来的人多么痛苦。她想着薇拉。薇拉的丈夫也许死了，也许是把她忘了，薇拉的父亲很苦恼，件件事情都不顺心……但就连死亡和痛苦都没有消除柳德米拉和维克托之间的隔阂，让他们亲密起来。
晚上，她给叶尼娅写了一封信：“我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夜里，她为叶尼娅难过起来：真是一个可怜的丫头，她现在日子过得多么不安宁，今后会怎么样呀。
维克托的妈妈，索菲亚·列文顿，谢廖沙……契诃夫是怎么写的：“米修斯，你在哪儿呀？” [3]
“到十月革命节要把鹅杀了。”谢苗·伊凡诺维奇说。
“我拿土豆喂鹅，为的是把鹅杀了吗？”尼娜说。“你听我说，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地板要烂了。”
他们总是谈这样那样的东西，他们生活的天地里充满了东西。在这个天地里没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铅丹、米、钞票。他们是勤劳而诚实的人，所有的邻居都说，尼娜和谢苗·伊凡诺维奇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一文钱。但是他们既不关心一九二一年伏尔加地区的饥饿，也不关心医院里的伤兵、瞎眼的残疾人、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们和弗拉基米罗芙娜截然不同。他们对人、对共同事业、对别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她却常常想着别人，为别人操心，常常因为一些跟自己、跟家里人无关的事情十分愤怒，或者非常高兴……普遍集体化时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为丈夫而进劳改营的一些妇女的遭遇、进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遭遇、德国人杀害俘虏、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宁，就像她自己家里遭遇了不幸。
她这一点，不是她读过的好书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来自她出身的民意党人家庭的传统。她就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她没有钱，到发工资还有六天。她没有东西吃。她的全部财产可以用一块手帕包起来。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没有想过在斯大林格勒的住宅里被烧掉的东西，没有想过家具、钢琴、茶具、丢掉的羹匙和叉子。她甚至也没有心疼被烧掉的书。
而且，她竟远离思念着她的亲人，跟志趣迥异的人住在一座房子里，这也有点儿奇怪。
在收到亲人来信之后的第三天，卡里莫夫来找弗拉基米罗芙娜。
她见他来了，十分高兴，请他一块儿喝用野蔷薇煮的开水。
“您收到莫斯科来信很久了吗？”卡里莫夫问道。
“才三天。”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并且笑了笑，“我是想问问，从莫斯科来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卡里莫夫仔细看了看信封，忧虑地说：
“走了九天。”
他沉思起来，似乎信走得慢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据说，这是因为检查，”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天天信很多，无法及时检查。”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脸上看了看。
“这么说，他们在那儿一切顺利，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您的气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您一副病容。”
他就像否认别人的责难似的，急忙说：
“您说的不对！恰恰相反！”
他们谈起前方的战事。
“连孩子们都明白，现在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卡里莫夫说。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罗芙娜笑了笑，“现在连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圣人都认为，德国人一定会胜利。”
卡里莫夫忽然问道：
“您一个人过日子，大概很困难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炉子。”
她沉思起来，皱起眉头，就好像卡里莫夫问的问题很复杂，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您是来问我生炉子是不是困难的吗？”
他摇了几下头，后来沉默了很久，一面看着放在桌上的两只手。
“最近把我传了去，询问我们在这儿聚会和谈话的情形。”
她说：
“那您干吗不说？干吗要说什么炉子？”
卡里莫夫注视着她的眼神，说：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过战争，谈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仅仅谈电影，那是可笑的。当然，我说，我们不论谈什么，我们说的都是苏联爱国主义者该说的话。我们都认为，人民在党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下一定会取得胜利。总的来说，问的问题还不是带有敌意的。但是过了几天，我担心起来，简直睡不着觉。我仿佛觉得，维克托出了什么事情。而且，马季亚罗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上古比雪夫的师范学院去，有十天了。这儿的学生等着他上课，可是不见他回来，系主任往古比雪夫发了电报，可是没有回音。我夜里躺在床上，脑子里直翻腾。”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他小声说：
“真不得了，几个人在茶余酒后说说话儿，就要怀疑，就要传讯。”
她没有作声。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恳求她说话，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可是她没有说话，于是卡里莫夫觉得，她没有说话是要让他明白：他没有把话全说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哦，我忘了，还有呢，”他说，“他，也就是那个同志，还问：‘你们谈过言论自由的问题吗？’是的，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哦，还有，后来忽然问我，是不是认识柳德米拉的妹妹和她的丈夫，好像是姓克雷莫夫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维克托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她。我就是这样回答的。后来又问：维克托是否和我个人谈过犹太人的地位问题？我问：‘为什么偏偏和我谈？’他们回答说：‘您要知道，您是鞑靼人，他是犹太人。’”
等到卡里莫夫已经告过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站在门口，用手指头敲着当初柳德米拉从里面抽出报告儿子受重伤的那封信的信箱。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不过，很奇怪，这跟叶尼娅有什么关系？”
当然，不用说，不论卡里莫夫，不论她，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喀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要问住在古比雪夫的叶尼娅以及在前方的她原来的丈夫？
很多人都相信弗拉基米罗芙娜，她经常听到一些类似的事情和自我表白，很容易觉察到说话的人有话没有说完。她也不想给维克托发出警告，她知道，这没有任何用处，只能使他更加提心吊胆。她也不想猜测，是哪一个参与闲谈的人把话说出去或者告密的；想猜出这样的人是很难的，有时到末了这种事恰恰是最不受怀疑的人干的。内务部门的案子有时是在无意中酿成的，比如，因为信里一句含含糊糊的话，一句笑话，因为不小心在厨房里当着邻居的面说的一句话；这样形成的案件不算稀罕。可是，为什么侦讯员忽然向卡里莫夫问起叶尼娅和克雷莫夫？
她又是很久不能睡着。她很想吃东西。从厨房里飘来油饼香味，好像是用素油在烙土豆饼，还有洋铁盘子的叮当声，谢苗·伊凡诺维奇安静的说话的声音。天啊，她多么想吃啊！今天中午食堂里的菜汤简直是泔水汤，她没有喝完，现在觉得十分可惜。吃的念头截断别的念头，把别的念头搅乱了。
第二天早晨她来到工厂，在门口岗棚里遇到厂长的秘书，是一个上了年纪、面孔像男子似的不和善的女人。
“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中午休息时候，请到我这儿来一下。”女秘书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惊奇：难道厂长这样快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她在工厂的院子里走着，心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想法，随即就把这个想法说出口来：
“在喀山住够了，我回家去，上斯大林格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