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安德列耶夫从拖拉机厂工人村回来了。
他走进屋里，一看到弗拉基米罗芙娜，他那忧郁的脸笑了——这些天她第一次起了床，脸色还很苍白，还很消瘦，坐在桌旁，戴起了眼镜，正在看书。
他说，他很久都找不到他的房子原来所在的地方，到处是战壕，炸弹坑一个连着一个，到处是碎瓦片和坑洼。
工厂里已经有很多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回来，甚至民警也有了。参加民兵队的人还没有什么消息。大家都在掩埋士兵，埋好了，又不断地发现还有死人，有的是在地下室里，有的是在战壕里。到处是碎钢片，废铁……
弗拉基米罗芙娜问他，他上那儿去是不是很难走，他在哪儿睡的，怎么弄到吃的，炼钢炉破坏得是不是很厉害，工人们有没有东西吃，他是不是见过厂长。
上午，在安德列耶夫回来之前，弗拉基米罗芙娜对薇拉说：
“我平时常常讥笑预感和迷信，可是今天我平生第一次肯定无疑地预感到，安德列耶夫会带来谢廖沙的消息。”
可是，她错了。
安德列耶夫说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不管听他说的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工人们对安德列耶夫说：没有东西吃，也不发工资，地下室和土室里又冷又潮湿。厂长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初德国佬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时候，他在车间里跟工人们亲热得不得了，现在连话也不愿意说了，他的房子已经修好了，还从萨拉托夫弄来了小汽车。
“现在发电站情况也很差，不过没有什么人恼恨站长，很明显，大家不好过，他也不好过。”
“他是很不痛快呀。”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老人家，你打算怎么办？”
“我是来告别的，我想回家，虽然家也没有了。我在公共宿舍里找了个地方，在一个地下室里。”
“很对，很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不论怎么样，总算是在家里。”
“这是我挖出来的。”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生了锈的顶针。
“不久我也要进城，上果戈理大街去，看看自己的家，翻翻碎瓦断砖，”弗拉基米罗芙娜说，“真想回家呀。”
“你现在起床是不是早了一点儿，你的脸色还很苍白。”
“我听到你说的一些事，十分难受。真希望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一切是另一种样子。”
他咳嗽了几声。
“您该记得，斯大林在前年说：兄弟姐妹们……可是现在，打败了德国人，就连厂长的小院子不通报也别想进去，兄弟姐妹们却住在土室里。”
“是啊，是啊，这种状况是不大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唉，谢廖沙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
晚上，斯皮里多诺夫从城里回来。早上他上城里去的时候，没有对任何人说州党委要处理他的问题。
“安德列耶夫回来了吗？”他生硬地操着厂长的口气问道。“谢廖沙没有什么消息吗？”
弗拉基米罗芙娜摇了摇头。
薇拉一下子就看出来，爸爸醉得很厉害。从他开门的猛劲儿，从他那拼命忽闪的难过的眼睛，从他把带回来的东西往桌子上放的那股神气，脱大衣的样子，问问题的口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他走到睡在衣服篮子里的米佳跟前，俯下身来。
“你不要朝着他呼酒气。”薇拉说。
“没关系，让他受点儿训练。”斯皮里多诺夫快活地说。
“你快坐下吃饭吧，恐怕你光是喝酒，没有吃东西。外婆今天是第一次起床。”
“噢，这太好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把羹匙掉在碟子里，往衣服上溅了不少菜汤。
“哎呀，斯捷潘，你今天醉得真厉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这是因为什么喜事儿呀？”
他把碟子推开。
“你吃呀。”薇拉说。
“你们听我说，是这样的，”他低声说，“我有一个消息。我的问题已经定了，在党内受到严重警告，部里来的命令是，要我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到一个很小的发电站去，是烧泥炭发电的，农村型的，总而言之，一降到底了，住房可以保证。搬迁费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明天就开始办移交。可以弄到车票。”
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对看了一眼，然后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可见，喝酒是有充分理由的，没说的。”
“妈妈，你也跟我们去吧，给您单独一个房间，好些的。”斯皮里多诺夫说。
“恐怕到那儿也只能给你们一个房间。”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妈妈，反正有一个房间也要给您住。”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唤她妈妈。也许是因为醉了，他眼里还噙着泪水。娜塔莉亚走进来，斯皮里多诺夫换了话题，问道：
“工厂的情形怎样，我们的老头子是怎么说的？”
娜塔莉亚说：
“刚才他等您的，现在他睡着了。”
她坐到桌旁，用拳头支着腮，说：
“他刚才说，工人在工厂里炒瓜子吃，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她忽然问道：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听说您要走，是吗？”
“是这样啊！我也听说了。”他快活地说。
她说：
“工人们都舍不得让您走。”
“有什么舍不得的，新的站长季什卡·巴特罗夫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和他在大学里是同学。”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你们到了那里，谁能给你补袜子补得这样好呀？薇拉又不会。”
“这倒的确是一个问题。”斯皮里多诺夫说。
“这么看，娜塔莉亚还得跟你们一块儿去呢。”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好吧，”娜塔莉亚说，“我去！”
大家都笑起来，但是说过笑话之后，沉默中却出现了难为情和紧张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