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费佳没有诬赖他。洛普霍夫确实是个满脑子尽是书本和解剖学标本的大学生。是什么书呢？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对他的藏书目录的调查中，我们就会看到的。至于解剖学标本，如果还没占有这方面的足够的知识，就不能当教授，而洛普霍夫正期望着当教授。因为我们看到洛普霍夫听了费桂介绍的关于韦罗奇卡的情况以后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她，由此推论，要真正了解洛普霍夫，还必须对费佳介绍的关于教师的情况加以补充才行。
就经济状况而言，洛普霍夫是医学院中极少数不靠官费维持生活的旁听生，他们还能维持温饱。而大多数学生何以为生，生活得怎样，那当然只有天晓得，人们是无从了解的。但我们的小说不想来描写那些无法糊口的人们。因此，关于洛普霍夫所处的这种不体面的境况也就一笔带过了。
况且他的困难时期不长，三年左右，甚至更短些。进医学院以前，他过得还是挺宽裕的。父亲是梁赞的小市民，照小市民阶层来看，生活是富足的，就是说，他一家人不光是星期日能喝上肉汤，甚至天天都有茶喝。他还能勉强供儿子进中学，儿子从十五岁起就自己在外面教点课，减轻了他的窘况。要供儿子上彼得堡念书，父亲的财力是不够的，可是在彼得堡的头两年洛普霍夫每年还能从家里收到三十五卢布左右，同时他在维堡区警察分局一个派出所作为临时雇员抄写公文，从那儿几乎也能拿到同样多的一笔钱。只是在这个时期他还较为穷苦。而巨那也是他自己的失误：他本来考取了官费，但是由于他吵了一次架，结果只好自立谋生，勉强糊口。当他上到三年级时，情况开始好转。派出所的副所长请他去教家馆，后来他又找到一些别的家馆教，所以近两年来他的生活不再拮据，这一年多他住上了一套房子，而且不是一间一套，而是两间一套的，这表明他并不穷。跟他同住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基尔萨诺夫，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俩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早已习惯于凭自己的力量去开拓道路。总之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如果你只是分别碰到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看做是性格相同的人。可是当你看到他们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他俩都很庄重，很坦率，但是洛普霍夫比较拘谨，他的同学较为外向。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要晚得多才能出场。而如果不提基尔萨诺夫，只写洛普霍夫，你看到的只能是写到基尔萨诺夫时必然要重复的雷同的东西。例如，现在洛普霍夫最关心的是毕业以后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跟基尔萨诺夫一样，离毕业只有几个月工夫了。他俩未来的计划也相同。
洛普霍夫确实知道，他将担任彼得堡一家军医院的医师——这被认为是很幸运的事——而且很快能在医学院任教，当教授。他不愿开业行医。这是一个新奇的特点。最近十来年，在医学院中出现了一些决心在毕业之后不去开业的高材生，虽然学医的只有开业才能有钱过富裕的生活。而且他们一遇到机会就把医学放下，去研究医学的某些辅助性学科如生理学、化学之类。他们本来人人都知道，开了业，他在三十岁上便能名声显赫，到三十五岁，一辈子生活都有了保障，到四十五，就能发财致富了。但是他们另有一番道理：您看到了吗，现在医学还处于蒙昧时期，现在该做的还不是治病，而只是给未来的医生学会治病积累资料。他们非常热衷于嘲骂医学，却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医学。为了他们所心爱的医学，他们舍弃钱财、连温饱的生活也不要，待在医院里进行有益于科学的观察，解剖青蛙，每年还要解剖几百具尸体，只要有机会就建立化学实验室。他们为实现这崇高的决心能奉献到什么程度，当然还要看他们的家庭生活境况如何。假如无需供养亲属，他们决不开业，就是说，宁肯自己近于赤贫。但如果由于家庭的生计所迫，他们就根据家庭的需要，酌量开业，就是说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只医治那些真正有病而凭今天可怜的科学水平的确还能够医治的人，也就是对他们来说根本无利可图的病人。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就是这样的学生。他们应该在那一年毕业，他们宣布要直接参加（或者像医学院的人说的：报考）医学博士学位考试。目前他俩都在写博士论文，已经消灭了大批青蛙。他俩选定的专业都是神经系统，他们实际上是在一起干的。但是就论文的形式而言，他们有所分工。一个人把两人共同在这一问题上发现的事实作为资料写进论文；另一个就在自己的论文中利用在另一问题上两人共同发现的事实作为资料。
现在，可该单独说说洛普霍夫了。他曾一度好喝酒，那是他喝不上茶或者穿不上靴子的时候。这种时候没有比喝酒更好了，不光是想喝酒，并且也有承受能力，喝酒比吃穿都便宜。他也不过就是穷得难熬时，喝口酒解解心烦罢了。现在早就没有人过着比他更为严格的生活了，这不单是就喝酒来说的。早先洛普霍夫有过许多风流韵事。例如有一次发生这样一桩事：他迷上了一个外地来的舞蹈演员。那该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就上她的住所找她去了。“您有何贵干？”——“一位伯爵派我送来了一封信。”仆人根据他的大学生制服，毫不犹豫地把他当作了一名文书或者什么特殊的勤务兵。“信交给我。要等回信吗？”——“伯爵吩咐要等的。”仆人满脸惊讶的神色转回来了。“她吩咐了叫您进去。”——“原来是他，是他呀！他总是给我大声叫好，我就是在化妆室也能听出是他的声音。您那样发疯似的给我叫好，让警察带走过好多次吧？”——“才两次。”“太少了。呃，您到这儿来干吗？”——“来看看您。”——“太好了。还有别的事吗？”——“不知道。看您想干吗了。”——“哦，我知道我想干吗。我想吃早饭。您看餐具都摆好了。您也请坐吧。”仆人又送上一份餐具。她笑话他，他也笑话自己。他年轻，长得不错，人也不笨。真妙，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快活快活呢？她跟他快活了两个来星期，然后说：“滚开吧！”“我自己也早就想撤了，可是不好意思！”“那么咱们就友好地分手吧？”他们又拥抱了一次，于是圆满收场。不过这是很早以前，大约三年以前的事了，最近这两年他已经再也没有胡来了。
除了同学们和预言他会成为优秀科学家的两三位教授以外，他常见面的只有教课的几家人。但是他跟这几家人也不过见见面而已，他怕跟人随随便便、亲密无间，就像怕火似的。除了他的那些年幼的男女学生之外，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持以冷漠无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