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三日 于海牙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上议定的《海牙公约》公布。
一月十六日 大阪东区和南区发生大火，圣上下赐抚恤金。
二月十六日 日俄协会成立。
二月二十八日 御歌所所长高崎正风殁。《东京朝日新闻》主笔池边吉太郎（三山）殁。
三月三十日 富豪藤田传三郎殁。
四月六日 富豪三井三郎助殁。
四月三十日 北海道夕张煤矿爆炸。
五月八日 德国皇储沃尔德曼（Waldemar）抵京。信越线横川站到轻井泽间使用电气机车。
六月二十九日 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博士朝觐宫内。
七月三十日 明治天皇驾崩（六十一岁），举国哀悼。皇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
八月某日 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于东京成立。
九月十日 德国皇储海因里希（Albert Wilhelm Heinrich）亲王抵京。
九月十日 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125]成立。
九月十一日 西班牙王储波旁（Bourbon）亲王抵京。
九月十一日 英国亚瑟王子（Prince Arthur of Connaught）殿下抵京。
九月十三日 明治大帝大丧式于青山练兵场举行。殓葬于京都府伏见桃山陵。
九月十三日 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六十四岁）及夫人静子（五十四岁）于赤坂宅邸为明治天皇殉死。
十二月三日 川崎造船所顾问川崎直藏殁。
是年，歌人石川啄木[126]殁。
内山完造二十七岁。终于明白从上一年末开始，屡屡从小谷先生那里听到的话，原来是关于基督教的事。一月三十一日，我催促小谷先生带我一起去了位于京都富小路二条下的京都教会。这是我走进基督教的第一天，也是我生涯中革命的第一天。教会的旁边有个牧师馆，副牧师伊藤胜义先生便居此间。进得玄关，小谷先生对我加以介绍，至于伊藤先生具体说了些什么我今天已经记不得了，但彼时的一番话无疑促使我立下了一个莫大的决心。这点从我听完牧师的祈祷出得门来，随手便把别在腰间的烟斗扔进了下水沟这件事，可见一斑（那支烟斗杆是象牙的，烟管是银的，烟嘴是孔雀石的，烟袋上的金属环是古刀柄上的固定帽，里座是纯金的）。从那以后，我开始热心地去听教会的讲道。可这时，赤野家的生活到底还是陷入了危机，复逃至上长者町堀川东入处。在那儿待了还不到两个月，又再次迁入御所东边不显眼的宫垣町。在此，我即刻开了一爿果蔬屋，打算先从香蕉卖起。第一天，就从高仓的香蕉批发屋进了两贯[127]货。那时，我的打扮颇有趣：身穿小仓立领学生服（旧货），足蹬草鞋，头戴桧木斗笠，装香蕉的竹篓扛在肩上。竹篓外面挂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字写着“独立自尊”……天底下哪有这等奇怪的香蕉贩子？无论是谁，在落魄的时候，一般都会避讳熟人和朋友，可我正相反，从第一天起就专拣熟人和朋友去兜售。而这种法子居然很奏效，两贯香蕉转了两三家店就卖光了。如法炮制，原路折回又进了一次货，一天卖两回，不亦乐乎。甭管进哪一家店，那家的客人都会说：“到底怎么回事？昨儿还当着二掌柜，今儿咋就卖起香蕉来了？可真够新鲜的。好吧，俺买了。”于是掏钱买我的香蕉。一家一家转下来，每天也能有三块多钱的赚头。在三条通东洞院西入北侧，有一家叫作岸田的店。店主似乎是历经坎坷之人，所以对我的奇行异举深感共鸣，尤其是对专挑熟人朋友的做法大加声援，认为值得后来者学习。黑板上的字每天变换内容，诸如“知足常乐”“不赚恶钱”“天才出于勤奋”等。有时会跟客户中的小年轻聊一通带说教味的话，真不算一个正经做香蕉买卖的主儿。一天，在乌丸高辻开店的一位做披肩批发屋生意的辻姓先生，请我无论如何帮他一个忙，我晃晃悠悠地过去一看，原来是让带着样品从名古屋去东京贩售。我去倒是去了，可居然连一打货都没卖出去，垂头丧气地回来，自然是好没面子。打那以后，虽再度尝试香蕉生意，却入不敷出了。可是，世间有时真的很奇妙——这时，我与数年间处于绝交状态的赤野夫人的弟弟又恢复了交往。凭他的介绍，得以做大阪阿弥陀池的米果屋大黑的代理。物色了几个地方，刚好在东洞院姉小路上一带发现一处合适的房子，于是立马搬入，着手开业的准备。为了不仅在店中贩卖，也能拉着货四处游售，在准备工作之外，还制作了一台货箱车。我进了两种米果：栗果子和福果子。栗果子就是一般的硬米果；福果子是里面夹落花生的米果切成小块——都是相当好吃的米果。开业伊始，卖出去不少。特别是我的引车外卖，效果差强人意。但毕竟是零售收入，一斤[128]二三十钱的东西终归也卖不了几个钱。我努力归努力，可对于不知勤俭度日为何物的一大家子人来说，这点钱真好比是凉水泼在烧烫的石头上——转眼就干。不过，过去有所谓“买卖是就牛的口涎”[129]的说法，我还是热心做事，专注于生意。可是有一天，夫人对我说：“有件怪事，我是睡觉也不是，坐那打盹也不是。三郎（即去横滨矢岛商店打工的儿子）回来了，对我说‘妈，我病了’，脸色煞白。我刚想打招呼，人就不见了。好生奇怪……”“可能因为你心里老想着三郎的事，是感觉问题吧。”我这样答道，心里并未当回事。可就在那天下午四时许，却来了一封电报：“三郎病，速来。矢岛。”我大吃一惊，太不可思议了。从那以后，我开始相信人的精神是可以飞出肉体的——此先按下不表。既收到这样的电报，是无法放置不理的。老板依然沉浸于投机的行情中，那阵子总往大阪跑；夫人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也动不了。到头来只有我过去：“你现在就乘夜行列车过去看看吧。”于是，我直赴横滨，翌日早晨到达。据说患的是伤寒，人已经住进十全医院。一时间，店里的两个孩子（对小店员的称呼）好像都染上了这个病。赶到医院一看，一名护士在那儿。高烧超过四十度，一个劲儿地说胡话。另一个病人也是同样的状态，但孩子的父亲来了，说跟护士昼夜轮流看护。如此一来，我想回也回不去了。可这样的话，刚刚开业的店可就糟糕了，怎么办呢？遂下决心叫老板过来，我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病重。速来。”但却接到这样的回电：“走不开。拜托君就地看护。”老板把意思对矢岛氏传达了一下，我便住下看护病人了。十全医院的隔离病房很狭窄，与邻室只相隔一面纸隔扇，所以对隔壁病人的情形了如指掌，而这边病人的情况对隔壁来说也是一样。两个病人都高烧不退。在这个过程中，大约赤野氏和矢岛氏两人在书信往还间，产生了什么误解，矢岛氏突然发到我手中一纸对病人的绝交书。我的吃惊无以复加：无论如何，对住院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的支付问题，我肯定是无力解决的。因此，我穷毕生思考，修血书一封寄矢岛。确实生气了的矢岛似乎被我的血书所震慑，马上回信说：“对于君，万事我自会承担。请照旧看护病人即是。”我这才放下心来。待病人住院七十余日痊愈后，我先带人回京都，接着决定店铺重打鼓另开张，又回到东京。此时，也不知是从哪个环节泄漏的，我致矢岛氏血书之事在医院中不胫而走，获得好评，陪床护理的护士尤其感动。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小个子妇人，居然与我约定以十年为限，比赛看谁有出息。然后我俩跟演戏似的说定十年后在东京的日本桥上再见，便告别了，惹得松井政次郎直乐。这应该是在那一年十一月底的事（松井氏是赤野的同辈，是同在京都新町锦小路上沢村太七商店的分号，彼时来到横滨）。这种一时作兴式的约定，并未当真，甚至完全忘记了。只不过现在写这些的时候，才想起原来那时还曾做过这等约定，权且记之，立此存照。总之，结束七十余天的医院生活，与病人同道回去一看，好不容易费劲折腾到开业的大黑米果代理店已经乱七八糟，只能靠变卖家产过活，到了连一斤货都无法进的程度。据说买卖介绍人兼保证人——夫人的弟弟干脆爱答不理，整个一大撒把。内心的撮火也情有可原，也太不像做买卖的了。明明是大家自己赖以为生的买卖，只因为我这个中心角色不在了，便坐吃山空，这是什么样的惩罚啊。我算是爱莫能助了，只好撤了。要说老板不争气，夫人也是没用。就算背着乳儿，哪怕有一丝干活的意愿，也不该至此。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都成了马后炮。
就连我也无能为力。决心转换方向，十年的辛苦努力就让它付水东流吧。那么我确定的方向是什么呢？报纸配送。三条通高仓的街角有个东枝新闻部，正在招募配送员，我赶紧去应聘，结果被录用了，说从明天就开始上班。至此，暂且离开了赤野家。铺盖一套加现金五十钱，算是十年勤勉劳作的报酬。可我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好，就让我从头来过吧。翌日天还未亮，就已经跟着前任配送员，从东洞院到北野天满宫一带开始送报了，总共转了一百六十余家。而让挂在腰间的铃铛[130]发出“叮铃铃、叮铃铃”的均匀而有节奏的声响，则花了四五天的时间。其实即使没有工作计划牌[131]，也能记住需要配送的人家。可过了半个月，却被调到与好不容易刚熟悉的配送区方向相反的地区，从高仓三条南到东寺九条，西至西本愿寺的偌大区域，有二百四十余家订户。而且，更有趣的还在后头。我既无不平，亦无不满，仍像往常一样工作。月俸总共是四块六毛钱，扣除便当钱三块九毛钱，实际收入七毛钱，那么洗澡费、草鞋钱、理发费到底从哪儿出呢？其中自有奥妙：自己负责的区域内所有种类的配送报纸常收到各商铺的广告夹页，一种按五分算的话，一个月五毛钱肯定是有的；拉来一份报纸订单的话，也是五分，一个月五六份不成问题；出一期《号外》是五分，三种报纸都出的话，是一毛五钱。那时候老出《号外》，有时候一个月就会有五毛到一块钱。如此加起来，在固定收入之外，便有了一块七八毛到两块钱左右的外快，好歹算凑合了。我还交了个朋友：一位名叫尾崎吟治的高知县出身的青年，也常跟我去教会。我热心求道，可说实话，根本什么都不懂，姑且参加所有能参加的聚会，听了许多人所说的话。尾崎青年就像个影子似的跟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