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四日 我讲和全权委员一行（西园寺公望[183]、牧野伸显[184]、松井庆四郎、珍田舍彦、伊集院彦吉）从神户出发，出席巴黎和会。
八月一日 东京活版印刷职工罢工，导致都内所有报纸休刊四日[185]。是月，岐阜县八幡町两千数百户家屋被烧毁。是月，政府为调节米价，抛售外米六万俵[186]。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朝鲜独立运动领袖吕运亨[187]在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主事藤田九皋陪同下入京，于帝国饭店会见记者团。
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次国际劳动会议于华盛顿召开。
是年，关于社会、思想、劳动等问题的议论尤其高涨。
内山完造三十四岁。世界大战以德奥同盟军的大败而告终，世界恢复和平。作为其结果，我国对南洋诸岛（原德国统治）行使托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如下要求：首先，列国放弃其权力范围、返还租借地及租界、外国驻军撤出、取消领事裁判权、恢复关税自主权；日本取消“对华二十一条”、直接返还山东的德国权益等。因这些要求完全未被国际社会当成问题，觉醒的中国民众在失望、愤怒之下，发起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纪念碑。
从这一时期开始，陆续有形形色色的日本人委托我们，把他们介绍给中国人。记得小泉信三[188]和广田弘毅[189]也在这个时期来过。但那时，我还没有什么成形的想法，所以也谈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来，只是说中国生机勃勃，正处于变动之中及我保证它不会成为外国的应声虫。在这一年发生的各种事件中，一个需加注意的问题，是各国协定中止对中国提供武器。这既是出于相关协议国家旨在避免卷入中国内乱的权宜考量，也是因为各国也意识到对华提供武器之“不善”。不知道美国是否加入过协定国，如果曾经加入过的话，那么这次大战[190]结束后，在中国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复对中华民国政府提供武器，只能说是极其过分的背德行径。退一步说，即使美国并未加入此协定，这也不是身为人道主义国家所应有的行为，因为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全中国民众反对内战、盼望和平的心理；而如果美国确系协定加入国的话，那么问题的实质便不仅仅是背德行为的程度，更是无视协定的问题，堪称荒谬绝伦。今暂立此存照，日后再详述之。由于该中止提供兵器的协定日后于昭和四年被废止，即使提供，于法亦无碍。但作为美国来说，如果它还是过去那个美国的话，我觉得恐怕是不至于非染指不可的。就是说，连美国也有了军国主义抬头的倾向。是年，忘记了是十月几号，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
在经营方面，照去年的路数如法炮制，尽可能多地托售商品（大学眼药），削减广告支出，充分做好商品备货的工作，并面向主要地区发货。同时，自己也根据去年以来的想法，从二月开始，由从上海出发，赴长江流域各地出差。而且，越到后来越明白，这种经营方针的确是频频击中靶心，乃至这一年的托售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由于政府错误的武力弹压，发生于北京的五四运动反呈燎原之火，转瞬间便延烧至全中国。彼时的“取消二十一条，誓死夺回山东”等声浪，再度加剧了抵制日货运动的强度，其势头之猛，在上海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初由“日本人在虹口三角小菜市场的小菜里下了毒，要注意”之类的谣言发端，越发升级，直到耸人听闻的程度，诸如“日本人在自来水管道中投了毒，要杀死全中国人”，等等。其实不妨想一想在日本关东大地震[191]时，东京人是如何把所谓“朝鲜人问题”[192]的残酷性发挥到极端的，就能想象当时的情况了。彼时，连病人拎着药瓶走路，都会被说成“日本人拿着毒药”；提着酒瓶也会被说成是“拎着毒药”。于是，酱油瓶、油瓶都成了“毒药”，因此而遭围攻者不在少数。还说发现一名日本人在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前，正往自来水消火栓里投毒，结果被人发现后杀了云云，传得跟真事似的。若是想往消火栓里投毒的话，从消火栓里面必会有自来水出来，而且是那种加压后的水喷涌而出，无论什么样的毒药都进不去的，必被高压水喷出无疑。所以，这类话都是谎言……可无论你怎样解释，横竖都无法让中国人相信。
……虽然罢工、罢课已屡见不鲜，可这一年，头一次发生了全上海的罢市，这可有些新鲜。我的住处和事务室在大英租界里的棋盘街交通路上，每天从二楼的寝室下到一楼的事务室办公。由于棋盘街一带经常是排日运动的核心地带，所以我对那种状况真的是了如指掌。而且，每年“五七”国耻纪念日，我都会从上海旧城区步行到旧法租界和旧大英租界了解情况，甚至会巡回华中各城市进一步把握详情。刚好那年罢市的时候，我回到了上海，得以亲睹实况。罢市从城中心开始，像追波逐浪似的，一路向北蔓延。五六个学生站在五马路与河南路的十字路口处一拍手，河南路和五马路两侧的商店便“啪嗒、啪嗒”地下板关门；接着，站在四马路十字路口的几个学生又一拍手，河南路和四马路两侧的人家则纷纷闭户。不用说，这当然是经过预先策划的，但确实很新鲜。在这种策划下，居然实现了全上海的罢市。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完全沉默，静观事态发展。不过，我倒是考虑了一条策略。因了日本内地物价上涨，各类药品的价格亦随之上调。我觉得如此调整应该也适用于中国，况且内地一毛钱已经涨到了两毛，因此决定在中国实行调价。而且，我还多留了一个心眼：以前，在中国市场，一小瓶大学眼药卖大洋一角，小洋一角二分；现抹平大洋小洋的区分，为了在不同地区能自由销售，一律定价二角四分。至于卖大洋还是卖小洋，则悉听尊便。于是，我把二角四分的定价印制成标签，再邮寄到托售的店家。就是说，利用这个表面上销售疲软的排日风潮期，上调定价，再广而告之。广告直接做到零售店，且价格上调部分的利益全部由零售店和托售店家分成。不费力却白受益，商人岂有不高兴之理？我把自己默默考虑的计策付诸实施后了解到，这一招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没有一家半途而废，也没听说哪家成了排日运动的牺牲，在抵制日货风潮中，托售的货竟然全部售罄。
这一时期，内山书店方面，因为总有客户希望进新书时能预先得到相关图书信息，遂决定每当新书到货时，便以一张誊印版的样本来知会读者。可是，这个样本如叫“新刊目录”的话，感觉过于普通，叫“新刊介绍”的话，也很无趣，于是便命名为“诱惑状”。不承想，“诱惑状”竟大受欢迎。我头一次见大谷光瑞[193]先生的时候，他对我说：“原来你就是内山先生呀，我可真服了你了。你那个叫‘诱惑状’的玩意儿可真够厉害的，老是被它诱惑。”大谷先生的记忆力着实令人惊讶，而承蒙他如此谈论，我也很满足。我从十二岁开始做小学徒，一路下来，学问是一点都没有，可对商场上的实践始终抱有兴趣，也尽可能地留心学习。刚好这个时候，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以一亿两白银的资本注册成立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合资公司）资本分离，美方成立了一家叫作大美烟草公司的新公司，导致竞争激化。这家大美烟草公司开发了一种新产品，叫“红屋”；而英美烟草公司的头号名牌是“强盗”，其次是“大英”；“红屋”便以“强盗”为目标展开了竞争，卖得比“强盗”还便宜。可是，英美烟草公司尽管资本关系已经分离，却并不改公司名，仍然叫英美烟草公司。这上面应该有某种可称为英国气质的东西——完全无动于衷。对于来自“红屋”的挑战，英美烟草公司是如何应对的呢？这点着实令人赞叹不已。我密切关注这两家公司的商战。在广告方面，英美烟草公司一面对抗大美烟草公司的“红屋”广告，无论“强盗”，还是“大英”都若无其事，像往常一样广告照做不误；而与此同时，开始猛做一种名叫“桥”的新产品广告。与顾名思义，以红砖洋房的标识作为商标的“红屋”相对应，“桥”则取眼镜桥的一部分作商标，用“桥”与“红屋”来竞争。“红屋”卖四分的话，“桥”则卖三分五厘；“红屋”降到三分三厘的时候，“桥”则降至三分；而且在广告上，一方若张贴十张一组的招贴的话，另一方则张贴十五张、二十张……如此，从销售到广告，那种你来我往的激烈竞争完全令我等哑然失语。在这场大美烟草公司以“强盗”为对手的竞争中，英美烟草公司以新品牌对新品牌来从容应战，但决不轻易让老牌子卷入漩涡，这种老道的竞争策略，真是令人感佩不已。没多久，大美烟草公司以大败而宣告破产。而这时，英美烟草公司却果断地注销了“桥”这一品牌。及至掀起反英运动，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遭到排斥，马上又推出名为“紫金山”的新产品，并在其他城市打出“紫金山烟草公司”的招牌，安之若素。
从头一次沿长江溯江而上的时候起，我便意识到日本人中国观中的根本性错觉，决心树立正确的中国观。每当跟参天堂老板田口谦吉氏通信时，我都会在信中流露我的心思：“在大学眼药的生意上，我或许难以兑现您的期望。但关于中国，我一定要掌握那些尚未为日本人所了解的东西，以期报答您的知遇之恩。”怀着这样的心气儿，我真正做到了全身心地投入。可结果却未必尽如人意，我总算明白了中国人是不会单凭广告就轻易“上钩”的。对中国人来说，实际利益是主要的。任何事体，如果不是实际的、现实的，便不可理喻，甚至不被信任。不过，一旦被中国人信任，那可是完全信任，是日本人无论如何都学不来的。只要了解商间相互流通的支票、庄票等具有多高的信用度，便会知道那真是我们所远远无法企及的。从这一层出发，我们考虑还是得用实物做广告。其实，这一招也还是从英美烟草公司那里学来的。他们在推出新产品的时候，必赠送该产品给公司所在地街道两侧的店家，一家一包。因此，我们先期在各地投入了相当数量的大学眼药。后来才知道，这招果然颇有效。
这一年的事件之一，是朝鲜独立党领袖吕运亨访问日本。不清楚这件事到底是通过什么人来运作的，但从日本人、YMCA（基督教青年会）主事藤田九皋氏随行，其后藤田氏又辞去YMCA主事一职，独自成立了名为中日公理教会的基督教会，并招聘古屋孙次郎担任教会牧师，以及藤田自己曾留学南京金陵大学等情况来考虑的话，不难想象藤田是立了功的。他是一个相当了得的才子，颇了解日本人对中国事情很盲目的状况，这从其作为YMCA主事就任之初，到离开上海赴南京，进而复回日本之前所从事的活动中，便可知晓——此先按下不表。我从这一年炽烈的排日运动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日本人的虎头蛇尾实在感到愕然。大正四年开始抵制日货时，日本人多次于洋泾浜俱乐部集会，商讨对策。尽管结果大体流于“小田原评定”，[194]不了了之，不过大家也确曾谈到，日本人若是没有自己的中文机关报纸的话，会非常不利，因为自己一方的意志将无从表达，遂达成了应该拥有自己报纸的共识。不知是由于这个结论，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后来果然发行了两种日本人的中文报纸：《华报》和《东亚日报》。可是，由于是在报纸经营，尤其是运营机关报上毫无经验的日人办的中文报纸，无法获得中国读者，最后不得不关张大吉。照我的考虑，所谓办报策略首先要以获取读者为第一条件，若非在获取众多读者的基础之上，便无从展开。因此，第一步要先从公正的评论和如实的报道做起。这样一来，原本可以等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中国读者之后，再利用上述策略做下去，可好不容易才出台的这两种报纸，在创刊头一天，竟然净刊登为日本辩解的内容。我老早就看出这两份报纸必将失败。果然没多久，两份中文报纸便合并为《亚洲日报》，又勉力继续发行了一阵子。可不知为什么，竟在抵制日货最烈的这一年停刊，终于彻底销声匿迹了。
就这样，我年复一年地按年代顺序一路记下来，其实年代却是靠不住的。虽说如此，但归根结底，我指的是年代，事体本身绝对不是不靠谱，而实实在在是准确的。确实应该是这一年的事情：一方面，因为店里只有我一个基督徒，另一方面，因排日，完全没生意可做，小字辈们得以赋闲，所以每天关于宗教的讨论很是热烈。也可以说是其结果吧，我的前辈、在广告方式等问题上的老师、日信药房的小原荣次郎君，这位因豪饮而被冠以“长江鲸”外号的主儿，居然说出要坚决戒酒的话。他之所以出此言，固然有这样那样的理由。紧接着，据说（夫妇二人）又成了基督徒，这下子可招来了迫害，竟然被逼迫离店。也亏他敢作敢当，果然拂袖而去，之后进入安部幸洋行。事已至此，按说本该告一段落了，可由于问题的根本与我的信仰有关，所以店里把事情的原委向上反映，通过参天堂本店要对我采取措施。本店似乎没吱声，后来也就不见下文了。后来小原君夫妇告诉我个中原委，无论哪家商店、哪个商社，都不会喜欢漂泊者放任自流。尽管人们不大相信真会有压迫等不合情理的手段，但实际上确是存在的。可小原君一点却不屈服，硬是在上海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禁酒运动，使那些酒腻子们个个失去了精气神儿。不过，安部幸洋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不久即离店回国。这个著名的“轻快丸”推销男、号称“长江鲸”的小原君留在上海日本人基督教会和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的足迹可谓大矣。特别是在倡导禁酒运动上，小原君在沪上日本人圈里诚可谓第一人。
其后，日信药房从上海消失了，只有我留在上海。后来过了很久，我虽然在参天堂老板田口谦吉健在时幸免于被踢走，但居然连老人家去世的消息都未被知会。似乎不是这一年发生的事，反正老板一死，我便跟着被解雇了。那时，我头一次把大学眼药的上海营业权移交给了后来成为我长期助手的中国人王植三先生，而我自己则成了由妻子创业的内山书店的主人（其实是从妻子手里抢过来），专注于书店的经营。小原荣次郎君虽然离开了上海，但在东京开了一爿中国杂货店，仍不忘时常跟上海方面通信联络。不承想，其后不久，就在此次中日战争之际，发挥了难能可贵的巨大作用。关于这点，我会于后文中加以详述。后通过《每日新闻》上，藤森成吉先生分一百五十次连载的小说《纯情》获得了百万读者这一点，亦可了解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