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阶级的概念 。关于阶级学说的历史发展。社会阶级概念的定义。二、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 。三个主要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次要阶级的分类。知识分子。生产和分配关系是阶级差别的基础。阶级和政党。
一、 社会阶级的概念
关于在社会经济过程中分化为几个具有不同地位的阶级的现代社会这一观念，与其说是亚当·斯密，不如说是经济科学之父——重农学派领袖、天才的法国人魁奈首先提出来的。魁奈把现代社会分为三个阶级：生产 阶级（农民）、私有者 阶级（土地所有者）和不生产 阶级（产业家、商人以及其他所有的人）。 [1] 魁奈之所以认为产业主和商人是不生产阶级，而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是来自他认为唯有农业劳动才具有生产能力这一基本观念，这种观念在今天无须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不过魁奈把现代社会区分为几个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起着不同作用的阶级，这一点却是很重要的。
魁奈把以农业为收入来源的居民分为两个阶级：土地所有者和直接农耕者。与此相反，他把不以农业为收入来源的居民看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阶级。但是，不难看出，不少于农业人口的工业人口，分为两个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根本不同的集团：资本家—企业主和工人。在阶级学说的发展方面向前迈出这一步的是最杰出的魁奈信徒、大革命前法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杜阁。他不再把现代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而是划分为四个阶级，一方面是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工人；另一方面是工业企业主和工业工人；同时，他着重指出，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经济地位是一样的。 [2]
在这以后，亚当·斯密就毫不费力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三个阶级这一著名的划分，即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为了得出上述划分，斯密只能把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并为一个阶级（实际上杜阁已经这样做了），并把工人阶级同其他两个阶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对立起来。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就划分为三个阶级，并随后在科学中被进一步确定下来了。然而，无论是魁奈和杜阁，还是斯密，他们都认为，阶级概念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各个不同社会阶级的利益差别，而是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作用差别。重农学派和斯密几乎都忽视这种利益差别。魁奈也完全没有涉及农业工人和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差别，尤其没有涉及工业工人和资本家（他把资本家和工人归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差别，他只提到农业和工业居民在经济作用上的差别，并强调不生产的产业家同唯一生产的农民之间存在着的尖锐对立。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利益差别，魁奈并不认为是不可克服的，在他看来，使全体居民阶级在其经济活动中享有充分的自由，是调和全体居民合法利益的可靠手段。相信各种利益的自然协调，是魁奈整个世界观的基点，因此构成现代社会制度特点的利益差别的观念，在他的这种世界观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杜阁和斯密也完全坚持这种世界观。尤其是斯密坚定地相信，居民各阶级的利益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然的自由制度的途径达到和谐一致。因此，对斯密和魁奈来说，社会阶级与其说是按照其利益，不如说是按照其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不同地位来区分的。
阶级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下列极其重要的观点中反映出来了：各个不同阶级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经济地位的差别，必然要引起他们之间无法消除的经济利益的对立、对抗。对于发展这个观点，圣西门学派有着巨大的功绩，这个观点第一次阐明了社会阶级的划分对于了解其内在的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圣西门主义者把整个西欧现代史描写成社会各阶级争取各自对立利益的斗争史，从而为科学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3] 。
圣西门学派的事业，被马克思完成了。科学在社会阶级学说方面迄今所提供的最深刻的东西，无疑都包括在马克思和部分是恩格斯的著作中。但是，尽管在这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著作中有丰富的资料可资解答什么是阶级概念的基本特征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些著作中却找不到这个概念的定义。
如果坚持圣西门主义者和马克思发展的阶级学说，就必须承认，社会各个不同集团深刻而又无法消除的经济利益的对立，是社会阶级形成的特征；没有这种利益的对立，也就没有阶级。原始社会没有阶级，现代社会有一些职业集团，如医生或律师，也不形成特殊阶级，因为这些社会集团的利益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不处于不可避免的对立状态。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利益对立时，便产生了阶级。一个社会集团占有其他集团的剩余劳动，就是现在和过去经济制度的主要对抗性矛盾。因此，可以认为，社会阶级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集团，其成员在一些社会集团占有其他集团剩余劳动的社会过程中处于相同的经济地位，因而在经济过程中有着共同的敌对者和共同的经济利益 。阶级的存在，只能归因于剩余劳动的占有，这种占有一旦停止，阶级随即消亡。这是因为阶级概念和职业集团概念有着重大区别，职业集团是由从事相同劳动，因而有着相同经济利益的人组成的集团。这样一些集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存在，但它们不是阶级，因而在这种制度下不产生对抗性的利益冲突，因为阶级的特征不是利益的共同性，而是利益的对抗性。
这些就是使某一社会集团成为阶级的客观特征。但是，这个集团要成为一个阶级，绝不需要它意识 到自己集团的利益是与其他社会集团利益相对立的。一个阶级也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是阶级，即意识不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这种失去阶级意识的阶级，马克思称之为自在的阶级 ，也就是所谓未成熟的阶级 ；而自为的阶级 ，即完全成熟的阶级，则是具有阶级意识，亦即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阶级。
二、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可分为三个主要阶级：大土地占有者阶级（贵族）、产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或者说，它们的存在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为前提的。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土地占有者成为不同于资本家阶级的特殊阶级，尽管两者都有相同的对立面——雇佣工人。这是因为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虽有共同的对抗性矛盾，但却是特殊的对抗性矛盾。土地占有者收入（地租）的运动规律与利润（资本家的收入）的运动规律迥然不同。由于这种区别，资本主义社会便出现了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利益相对立的现象，因而把两者都视为特殊的社会阶级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除这三个主要阶级外，任何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包括许多其他社会阶级。例如，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人数众多的劳动农民阶级。劳动农民阶级（用我们的术语说，就是中农，他们不使用雇佣劳动，也不受雇于人，独立从事劳动农业经济），显然不能把它归入土地所有者阶级，因为土地所有者阶级是靠农业雇佣工人的劳动为生的，而劳动农民却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然而，劳动农民和雇佣工人（无产阶级）是不是一个阶级呢？也不是。农民和雇佣工人有许多根本不同的经济利益，这是因为农民和无产者的劳动经济条件截然不同：农民占有生产资料，从事独立经营，在市场出卖自己的产品；而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人有许多对农民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利益，例如，工人关心缩短劳动日、提高工资、改进劳动保护法规、扩大工会自由，等等。这一切对农民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从另一方面看，农民却有许多工人所没有的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关心的是如何扩大自己的私有土地、减少抵押借款利息、减少土地税和地租等。这些利益差别十分重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社会对立的差别：工人不得不与资本家—企业主斗争，而农民则主要地不得不与土地占有者和货币资本家斗争。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属于特殊的社会阶级。
但是，绝不能由于农民和工人社会对立的差别而得出结论，说农民和工人是社会的对抗者。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对立的，他们之间是否有利益冲突呢？绝对不会。诚然，农民提供粮食，工人购买粮食，这里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的对立现象，但是，只要产品按照与生产费用相适应的正常的市场价格出售，这种利益的对立也就迎刃而解了。
卖者和买者利益的对立，不是不可解决的对抗性矛盾，因为不同的产业家集团（如购买生铁和铁的机械制造业买主与出售生铁和铁的制铁业卖主）之间也有这种情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属于广大的资本家阶级。
总之，这种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比起这两个阶级的共同利益来，是微不足道的。农民和无产阶级都是劳动阶级，由此而来的利益的巨大一致性，足以使他们携手并进。农民的孩子进工厂做工，能使农民经济从工人经济状况的改善中得到好处，而工厂工人也关心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否则，进城谋生的农民就会同工厂工人发生竞争。工人得到的任何重大利益，归根结底，也是农民的利益，反之亦然 [4] 。
从形式上看，劳动农民是独立生产者，似乎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外，实际上，农民受有产阶级剥削并不亚于雇佣工人。
现代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基础，仿佛以千百种方式存在于小生产者经济之中。农民要向银行缴付押地利息，要向阶级国家缴纳土地税，要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商人资本家，要租种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向他们缴纳地租，等等。所有这些经济关系，都不过是攫取农民剩余劳动的各种形式而已。
小资产阶级，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是处于资本与劳动对立两极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级。尽管这个阶级带有中间性质，但终归还是一个具有阶级利益和阶级对抗的阶级。这个阶级主要由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他们都属于使用雇佣劳动的业主。既然是业主，就必然会与雇佣工人相对立。但是，对他们经济福利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工人，而是大资本家。小资产阶级虽然也剥削工人，但自己却是大资本家的牺牲品。这个阶级有为数不多的人地位上升，转入大资产阶级的行列，而其余的人则地位下降，补充了无产阶级队伍。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动摇地位，决定着这个阶级的社会性质，但不能消除阶级对抗，小资产阶级也和其他阶级一样，都处于阶级对抗的范围。
有时，人们力求使小资产阶级与劳动农民阶级靠近。诚然，这两个阶级都占有生产资料，但是，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劳动农民阶级在现代社会属于被剥削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却属于剥削阶级。当小资产阶级在经济进化过程的影响下行将灭亡和让位给其他阶级的时候，而劳动农民阶级却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地位，有时也依靠其他阶级而发展。这就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整个社会面貌产生深刻的差别，农民阶级没有理由害怕经济进步。
一般说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不劳动集团占有社会剩余劳动的对抗性经济关系，使这个社会赖以构成的所有经济上独立的集团带有一种对抗的性质，从而使它们变成不单单是经济集团，而且是社会阶级。
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至少有五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唯独英国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条件而没有农民阶级）。但是，不应当忽略阶级概念是一个极度相对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们对某些利益对抗的意义认识不同，阶级划分可多可少。
例如，马克思把1848年革命前夕的德国至少划分为八个阶级：封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中农民阶级、小自由农民阶级、对地主有封建依附关系的不自由农民阶级、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 [5] 。
每一个阶级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又可以分为阶层或二等阶级，而后者还可分为三等阶级，等等。哪里有持久的利益对抗，哪里就有阶级差别；然而，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因为对抗是极其多种多样的，而且渗透到全部经济生活中，所以，阶级差别也是多种多样的。就拿资本家阶级或资产阶级来说，这个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中远远不是一个同一的整体。首先，这个阶级明显地分成两个阶层：金融资本家和工商业资本家。金融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虽有某种共同的利益，但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利益对抗。金融资产阶级向工商业资产阶级提供贷款，但却收一定的利息，即从工商业主利润中提成。资产阶级这两个阶层，他们的收入来自工人，在瓜分赃物时，却如同仇敌。
金融资本的利益与现存的国家制度息息相关。最大的信贷机构通常有一半或全部都是国家企业，由于与政府关系密切而得到多方面的好处。其次，发行国债是投放金融资本极重要的方式。国家经常需要金融资本，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对它的依赖性。所有这一切表明，金融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通常是接近土地贵族的保守分子，而且同贵族一道维护现存制度。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社会面貌则不同。它关心工商业的发展，而现存国家制度却有碍于这种发展。政府在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影响下，不惜牺牲工商业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在英国历史上，土地占有者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很长时期是两个互相竞争和斗争的阶级，而且，工商业资产阶级通常都反对土地贵族。在法国它也起过这样的作用。
同时，工商业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严重利益对抗。这个阶级既有商人又有产业家；在许多场合，他们的利益都是截然对立的。产业家通常拥护保护关税的政策（商业政策），因为他关心的是如何减少外国的竞争。与此相反，对商人来说，出售的商品是本国还是国外生产的都无所谓。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的购进价格尽可能低些，因为售价和买价之差关系到他们的利润。因此，商人是自由贸易的天然拥护者。商人的利润是产业家利润的扣款，因此，商人和产业家之间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利益对抗。
最后，拿产业资本家这个较狭小的集团来说，我们在这里会看到彼此间经常发生冲突的种种利害关系。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家比起主要从事出口生产的产业家来，更加需要保护关税的贸易政策。进行国外原料加工的产业家，由于保护关税而得不到原料，而进行本国原料加工的生产者却得到了好处。例如，提高生铁进口税，对铸铁厂厂主有利。但是，提高生铁的价格，却会阻碍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等等。
总而言之，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对抗现象大量存在并多种多样，所以，社会阶级的划分也是大量的、多种多样的，甚至想怎么划分就怎么划分。但是，这绝不是抹杀几个较主要的阶级划分如第一类阶级划分的意义，因为我们把阶级分得越细，阶级的社会意义也就越小。
谈谈在现代社会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社会集团——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代表集团的阶级性质，是很有意思的。应当把知识分子归入哪一个阶级呢？从形式上看，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脑力劳动的代表，也同体力劳动的代表一样，是雇佣工人。但是，实际上脑力劳动的报酬要比体力劳动高得多，脑力劳动者就其出身和生活条件而言，与有产阶级非常接近，因此毫无条件地把他们划归雇佣工人阶级，显然是抹杀事实。
例如，硬说厂长就其总体利益及其社会经济地位而言，更接近于干粗活的工人，而不是工厂主，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把俸禄优厚的国家官员划入无产阶级，那就更加没有道理了。
从另一方面说，要把脑力劳动代表划归资本家阶级，也有极大的困难。资本家靠占有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生活，而脑力劳动者不仅不靠这种来源生活，相反，他们自己还出卖劳动力。
可见，不能把知识分子划入现有的任何一个阶级。但从另一方面说，知识分子也不能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sui generis）独立的阶级，尽管大部分知识分子从事不带有经济性质的劳动（如律师、法官、医生、作家、科学家等等）。只有某一社会集团利益和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利益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对抗，才能承认这个社会集团是社会阶级。单凭经济地位相同这一点，根本不足以认定某一社会集团的人们可能是社会阶级。资本家之所以成为特殊的社会阶级，只是因为他们与工人对立。工人也是阶级，只是因为他们与资本家对立。究竟有谁，有哪一个社会阶级与律师、医生、牧师等等相对立，而且他们就其经济地位来说，又同哪一个阶级处于对抗状态呢？他们不同任何阶级相对立，是因为他们的活动是非经济活动，处于占有有剩余劳动的经济过程之外。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同时也不属于其他任何一个阶级。换句话说，知识分子是没有一定阶级色彩的社会职业集团的总和。由于收入靠自己劳动获得，而所得报酬又比一般体力劳动高得多，所以脑力劳动者就其利益和意志来说，可以归附于现代社会所有的阶级。社会每一个阶级在脑力劳动者中间，都有自己忠实的公仆、保护人和领袖，他们能够卫护各种不同的经济利益而不与自己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同某一社会经济制度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看到，一部分知识分子把劳动人民群众的事业看做自己的事业，而另一部分却同有产阶级一道走。
我国知识分子所起的特殊作用，是我们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单单是脑力工人，而是具有十分明确的心理特征的社会集团。一般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的特征是社会世界观的激进性、“爱人民”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主义同情心。俄国知识分子，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它在许多方面比起西方有教养的阶级来。无疑是一种不同的类型；西方知识分子，就其理想和社会同情心而言，绝大部分与资产阶级紧紧连在一起。
这种情况可以用俄国历史和俄国社会制度的特点来说明。俄国没有城市经济，因此俄国没有产生西欧那种起过出色作用的社会阶级，包括城市小独立生产者、行会手工业者（即西欧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分）。小资产阶级创造了西欧全部文明，直到今天，脑力劳动者主要还是来自这个阶级。我们没有行会制度，也没有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有某种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我们的脑力工人完全出身于其他社会集团。在上一世纪的前半期，俄国有教养的阶级几乎与贵族合成一体了，只是后来才开始补充所谓各种阶层出身的人，包括僧侣、小市民、农民以及商人。
我国有教养的阶级，与西方有教养的阶级相比，由于社会出身不同，面貌也有所不同。西方有教养的阶级仅仅与他们赖以形成并给他们世界观打上深深烙印的社会阶级有着有机的联系。与此相反，我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脱离他们得以产生的那些社会集团，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接受这些集团的世界观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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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阶级概念的基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现代文献中远非一致。根据上文所述观点，某一社会集团的阶级性质，是由它在占有社会剩余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 [7] 。伯恩施坦在批评我的阶级定义时，承认它更符合于马克思学说的精神，但他又提出另一种阶级观点。这就是说，在他看来，不同居民集团的财产状况才是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特征 [8] 。财产状况相同的人同属一个阶级；阶级差别就是不同社会集团财产状况的差别 [9] 。
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不应当说资本家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应当说社会富有阶级和贫穷阶级。我认为，这样来认识阶级的本质，对经济和社会研究的目的来说是根本不合适的，因为这种认识掩盖和抹杀了对历史发展方向有巨大影响的各社会集团的重大差别。在现代社会中，斗争不仅发生在富有阶级和贫穷阶级之间，而且也发生在财产状况相同的阶级之间。占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西欧的近代史上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尽管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都属于有产阶级。本书关于社会阶级本质的观点，把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即现代经济制度无法消除的对抗提到了首位。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是各阶级为维护相互对立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结果（虽然不是唯一的结果），要比简单的贫富之间的斗争复杂得多得多。不妨再重复一句，这是因为不仅富人同穷人要斗争，而且富人同富人、穷人同穷人也要斗争。
在俄国文献中，关于社会阶级本质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而且在我国民粹派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民粹派主张阶级概念的基础是分配要素，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是生产要素。然而，这场论战由于双方对问题的提法根本错误，在理论方面毫无建树，而且丝毫也没有丰富阶级学说。正因为双方认定生产和分配因素是两个完全独立和性质不同的济经范畴，所以，要承认生产因素是决定性的阶级特征，就不能承认分配因素是决定性的阶级特征，反之亦然。然而，这正像下一章所说的那样，分配因素绝不是独立的经济范畴，事实上，它无非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的资本主义生产范畴。因此，上述这场争论不能把阶级学说向前推进一步 [10] 。正因为如此，无法发现恩格斯时而用生产关系差别，时而用分配差别来解释阶级差别这种情况的内在矛盾 [11] 。但是，必须记住（马克思主义者却常常忽视这一点），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也导致社会分化为阶级。商人或者银行家也和工厂主一样，都是资本家。本书提出的阶级定义，既指生产关系，又指交换关系，因为占有剩余劳动，既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也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交换领域。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斗争无非是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阶级斗争。果真如此，那么，政党也只能是各阶级的政治组织，每个政党应当维护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但是，这种观念是否符合现实情况呢?
在所有政党中，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有着最鲜明的阶级性。因此，饶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德国近年来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几百万选民，究竟是由哪些阶级成分构成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布兰克先生用统计数字作了说明 [12] 。布兰克先生所作的1903年选举统计，后来有一部分得到证实，有一部分被其他作者修正，但其结果却说明，即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不能像它自称的那种纯粹是阶级的政党，即产业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德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工商业无产阶级没有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却投了资产阶级政党候选人的票。特别是许多工人（天主教徒）的选票，投到天主教中央党那里去了。另一方面，拥护社会民主党的选民远不都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代表所得选票中至少有50万张（也许还要多得多，当时这种计算方法，只能大约规定一个最低数，绝不会有更真实的选票数字）不是工人阶级选民投的。至少有50万资产者，投了那个自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票。
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构成最单一。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这方面远不如德国人。许多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在产业无产阶级人数最少地区得票最多。例如，意大利有一些地方社会主义政党得的票数超过无产阶级选民人数好几倍。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小资产阶级占优势，为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二。所得选票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城市” [13] 。
但是，不管怎样，社会主义政党都或多或少带有阶级的性质。这些政党的拥护者，如果说不单单是工人，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来自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而其他政党的阶级构成却是形形色色的，根本谈不上什么阶级构成的单一性。
这一点还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某一政党在不同时期所得票数波动很大，虽然国家人口的阶级结构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是选民群众却从一个政党转而支持另一个政党，而在随后的选举中又回到了原来在政治上所支持的政党。不妨以英国为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英国要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就必须有阶级性质鲜明的社会主义政党。英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竞相争取执政。总的来看，在现代保守党人要比自由党人力量大，常常执政。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保守党属于土地所有者的政党，自由党则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党。然而，试问：这一点又怎样能跟近三十年来英国保守党人执政（而在前三十年却是自由党人占据绝对优势）次数多于自由党人的事实统一起来呢？原来英国早就不存在它是工商业国家还是土地所有者国家的问题了。于是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个国家里随着农业的衰落保守党人力量加强了，而自由党人力量却削弱了。很显然，认为英国保守党主要是农业党的传统观点，早已过时，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选民极不稳定。1880年大选时，自由党人获得辉煌胜利。1885年自由党人再度获胜。1886年自由党人遭到惨败，而保守党人获得绝大多数选票，从而巩固了统治地位，多年来，除一度短暂中断（1892年大选）外，一直执政。在最近三次选举中自由党人获胜。然而在这一时期内并没有发生任何足以说明英国选民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的阶级构成的变化。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组织。英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远远走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前面，同时它又是实行议会制度和政治自由的古典国家。从所有这些情况来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英国无产阶级有希望建立一个特别强大、而且具有政治影响的政党。然而，也恰恰是在英国，工人阶级表露出对其独立的政治作用最不感兴趣。独立的工人政党只是在近年来才在英国出现，而且直到今天，其政治作用还很小。
所有这些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把政党与所构成的阶级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何等错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政党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政党就其实质而言，应当是一种超阶级的组织，因为政党力求包括尽可能多的不管属于任何阶级的人。即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不能避免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队伍里也包括几十万资产阶级选民。
这是因为阶级利益不论多么巨大，也只是激发现代社会许多利益之一。人们联合为一个政党，不仅考虑到阶级利益，而且考虑到该党所维护的其他方面的全部利益。英国保守党的力量，就在于英国保守党人是帝国主义推行大胆的旨在增强不列颠帝国实力的国际政策的代表。自由党之所以变弱，是由于它支持了爱尔兰运动，在大多数英国选民看来，这个运动使不列颠帝国面临分裂的危险。
总之，国民的感情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因素。除国民感情外，宗教利益是影响政党构成另一个强大的超阶级因素。例如，如上所述，德国信仰天主教的工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宣传远不如新教徒，因为宗教利益使他们厌弃社会民主制。极其复杂和多种多样的感情、利益、传统、习惯和动机决定着居民的政党派别，而在这些因素中，阶级利益并不是永远都起着首要的作用。
参考书目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Γ.普列汉诺夫对宣言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发展的大段前言的历史性评述。
马克思：《哲学的穷困》；《波拿巴雾月18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资本论》，第3卷（最后一章）。
恩格斯：《反杜林论》;《家庭的起源》。
考茨基：《阶级利益》,A.帕西译，1905年。
伯恩施坦：《阶级和阶级斗争》，德译本，1906年。
桑巴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国民经济》,1903年。
C.普罗科波维奇：《关于马克思的批判》,1901年。
切尔诺夫：《农民和工人》,1906年；《社会主义评论》，1908年。
A.沃尔斯基：《智力工人》,1906年。
E.洛津斯基：《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呢?》,1907年。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马哈伊斯基派是什么货色》，1908年；《俄国社会思想史》，1908第，第2版。
M.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Π.贝林：《西方的政党》,1907年。
杰列夫斯基：《历史上的社会对抗和阶级斗争》,1910年。
* * *
[1] “国家是由三个公民阶级组成：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魁奈：《经济表分析》（E.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第1部，第58页）。
[2] 诚然，杜阁效法魁奈，只提社会中存在三个阶级，但是，随后又指出，后一个阶级（不生产阶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主——手工工场主、工厂主。他们拥有大量资本，从中获得收入，通过消耗资本来推动生产；第二类是普通的手工业者（artisans），他们单靠双手每天消耗自己的劳动，而得到的只有工资。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杜阁选集》，E.德尔编,1884年，第1部，第39页。
[3] 圣西门的门徒巴扎尔说：“人剥削人，是对抗状态的原因和结果。而对抗是过去全部历史最突出的事实。”（《圣西门理论的论述》，载《圣西门和安凡丹的著作》，第41卷,1877年，第190页）。
[4]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切尔诺夫写的颇有兴趣的小册子《农民和工人是经济范畴》,1906年。
[5] 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96年，第7—11页。
[6] 关于形成俄国知识分子独特的心理状态的社会原因，可参看拙著《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一文，载《俄国知识分子》文集，1901年。
[7] 考茨基在《阶级利益—特殊利益—一般利益》（载《新时代》第21期，第2册，第241页等）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关于阶级对抗问题，是Ю.杰列夫斯基的《历史上的社会对抗和阶级斗争》（1910年）一书探讨的对象。
[8]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马克思把不同社会集团对剩余价值和劳动剥削的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基础。他为这个观点讲了许多话。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所下的阶级定义是否符合实际情况。”（Э.伯恩施坦：《阶级和阶级斗争》,1906年，B.卡尔恰金译，第14页。）
[9] 同上书，第16页及以下各页。
[10] 参看B.切尔诺夫：《社会主义的探讨》（1908年，第311页及以下各页）对这场争论的叙述。
[11] 一方面，恩格斯在反驳杜林的“暴力论”时，主张生产关系是社会阶级构成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断言，“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 。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87—188页。）
[12] R.布兰克：《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民的社会成分》，载《社会科学文献f》，1905年，第3册。
[13] Π.A.贝林：《西方的政党》,1907年，第101页，在这部有趣的书中对阶级和政党有许多细腻和正确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