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昏时分，我和姨妈并肩站在门口。姨妈穿着背小孩的棉罩衣，好像背着一个人似的。当时昏暗街道上的寂静令我至今难忘。姨妈告诉我说，那里隐藏着天使，然后又补充说，是活神仙。“活神仙？”我不由得饶有兴趣地小声重复了一句。随后，我好像又说了什么失礼的话。姨妈制止我说，就算是不露面，你也不该说出来。我记起来了，当时我故意问活神仙藏在哪里是为了逗姨妈开心。
我生于明治四十二年[1]的夏天。明治天皇驾崩那年我刚过虚岁四岁。我记得就是那年的事。我和姨妈去离我们村子二里[2]地远的一个亲戚家，在那里看到的瀑布我至今记忆犹新。瀑布位于村子附近的山里，宽阔的瀑布从长满青苔的悬崖上直泻而下。我骑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肩膀上眺望着瀑布。旁边还有一个神社，那个男人带我去那里观看各种各样的彩马匾额。我渐渐感到有些无趣，便哭着要找“嘎琪娅”。我那时管姨妈叫“嘎琪娅”。当时姨妈和亲戚们在远处铺了毛毯的洼地上嬉闹着。听到我的哭声姨妈慌忙站起身来，可是也许是绊到了毛毯，她像鞠躬似的深深地弯下了身子差点摔倒。周围的人见状都起哄说姨妈喝醉了。我远远地望着那热闹的场景，心里备感委屈，哭声越发尖锐起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姨妈要抛下我离家出走。她那丰满肥硕的胸部泛起红色，一滴滴汗珠不断地流淌下来。姨妈不耐烦地说，真是讨厌死了！我将脸颊凑近姨妈的乳房，流着眼泪不停地求她别走。姨妈将我摇醒时，我正伏在她的胸前哭着。醒来以后，我还一直伤心地抽泣着。不过，这个梦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姨妈在内。
我有很多有关姨妈的记忆，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当时的父母我却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象。我家是个大家庭，家里有曾祖父、祖母、父母、三个哥哥、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还有姨妈和她的四个女儿。但是在我五六岁以前的记忆中，可以说除了姨妈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人。记得在宽敞的内院中，曾经长着五六棵硕大的苹果树，每当天空阴云密布的时候，女孩子们就会爬上树去。院子的一角种着一片菊花，下雨时，我会和女孩子撑起雨伞，一起观看菊花盛开的样子。我只依稀记得这些，那群女孩子也许是我的姐姐和表姐们。
到了六七岁，我的记忆就清晰起来。记得有一个名叫阿竹的女佣教我读书，我们两个人一起读了许多书。阿竹一门心思地教我读书，因此，尽管我身体不好，但躺在床上读了很多书。读完了家里的书，阿竹就去星期日学校等地方，不断地给我借来一些儿童读物。那时我学会了默读，所以读多长时间都不会觉得累。阿竹还教我什么是道德。她常常带我去寺院观看绘着地狱极乐的佛画，并给我一一讲解。一个纵火者背负着一只烈火熊熊的笼子；一个纳妾者被一条双头青蛇紧紧缠住，表情显得十分痛苦。画上有血池、针山，还有一个名为“无间地狱”的无底深渊冒着白烟。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苍白瘦小的人张开小口号泣着。听说要是说谎的话，就会下地狱，被小鬼揪掉舌头。一听到这些，我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寺院的后面是一片地势稍高的墓地。沿着棣棠灌木墙立着的塔形木牌如同一片树林，有的塔形木牌上还装着一个满月大小的车轮似的铁圈。阿竹说，如果转动铁圈，当那个铁圈停下不动时，转动铁圈的人就会走向极乐世界，不过，要是将要停下的铁圈又开始往回转时，那个人就会掉进地狱。阿竹转动时，铁圈会发出悦耳的声音转一会儿，然后总是停下不动，可是我一转，有时就会往回转。我记得那是一个秋天。有一天我一个人去寺院转铁圈，然而铁圈就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个个都往回转。我不服气地连着转了几十个，直到天快黑时，我才绝望地离开了墓地。
那时，我父母住在东京，姨妈曾带我去了一趟东京。我在东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只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常来我家。我非常讨厌她，她每次来我都哭个不停。她曾给我买过一个红色的玩具邮政汽车，但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好玩。不久，我回老家上了小学，与此同时我的记忆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阿竹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听说她嫁到了一个渔村。她怕我找她，所以就突然不声不响地离去了。第二年的盂兰盆节，阿竹来我家玩儿，我们之间好像生分了许多。她问我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我没有回答，当时好像是别人替我告诉她的。她只是说不要松懈，也没说什么鼓励的话。
在同一时期，由于发生了一些事情，姨妈也不得不跟我分开了。那个时候，姨妈的二女儿嫁了人，三女儿死了，大女儿招了一个牙医做上门女婿。姨妈带着大女儿夫妇和小女儿离家去了远方。我也跟着一起去了。有一年冬天，我和姨妈坐雪橇出去。当时我和姨妈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雪橇还未动，我一个最小的哥哥就在外面一边骂我“养子、养子”，一边隔着雪橇篷不停地戳我的屁股。我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着这种屈辱。我本以为自己被姨妈收养了，然而到了该上小学的时候，我又被送回了老家。
上学以后，我就不再是孩子了。后院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一个晴朗的夏日，就在这片草地上，弟弟的保姆让我有了一次痛苦的经历。当时我八岁，那个保姆也不超过十四五岁。苜蓿在我的乡下老家叫“母草”，那个保姆叫比我小三岁的弟弟找一棵四片叶的“母草”来，借此支开弟弟，然后抱住我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我们还躲到库房和壁柜里玩捉迷藏。弟弟真是麻烦，被留在壁柜外面时常常独自哭泣，因此有一次被我最小的哥哥发现了。他问过弟弟后，拉开了壁柜门。保姆则镇定地解释说，是钱丢到壁柜里了。
从那以后，我也学会说谎了。记得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过女儿节，我对学校的老师撒谎说，家里今天要摆女儿节偶人，让我早点儿回去，所以最后一节课没有上就回家了。到家后我又说今天是桃花节[3]，学校放假，然后就帮着从箱子里往外拿偶人。其实这些事根本不需要我帮忙。我还非常喜欢鸟蛋。揭开我家库房上的瓦片，麻雀蛋唾手可得。可是灰椋鸟蛋和乌鸦蛋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从同学们那里要到了那浓绿色的蛋和布满有趣斑点的蛋。作为交换，我每次都拿五本或十本自己的藏书送给他们。我把收集来的鸟蛋用棉花裹起来，放满了整整一个抽屉。最小的哥哥似乎觉察到了我的秘密交易，有一天晚上，他要借我的西方童话集和另一本忘了叫什么名字的书。哥哥的恶毒阴险让我恨得咬牙切齿。那两本书都被我投资到了鸟蛋上，肯定不会有。一旦我说没有，哥哥就会追问我书的下落。于是我告诉他，书肯定有，不过得找一找。他一边跟着我，一边冷笑着说，没有了吧。我坚持说肯定有，并且还爬到了厨房的碗柜上去找。最后，他只好放弃了。
我在学校写的作文，可以说都是胡编乱造的。我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同寻常的好孩子而努力地写作文，这样的话，就常常会受到大家的赞扬。为达此目的，我甚至不惜剽窃。当时曾被老师们誉为杰作的《弟弟的影画》就是我从一本少年杂志上全盘抄袭的一篇获得一等奖的作文。老师还让我用毛笔把自己那篇作文抄下来，然后拿到展览会上展出。后来，一个好读书的学生揭发了这件事，我在心里恨不得他死掉。我那时写的一个小品文《秋夜》也获得了老师们的好评。文章写的是，有一天我学习时突然头疼起来，于是就来到外廊欣赏院子里的景色。隔壁的房间里忽然传来了母亲等人的大笑声，待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头居然不疼了。这篇文章中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关于院子的描写我好像是从姐姐们的作文中抄来的。最主要的是我根本就没有努力学习到头疼的记忆。我讨厌上学，所以从未认真读过课本。我看的都是娱乐方面的书籍。家里人认为我只要在读书，那就是在学习。
不过，假如我在作文中实话实说的话，必定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有一次，我在作文中发牢骚说父母不爱我，结果就被班主任老师叫到教员室训斥了一顿。还有一次老师让我们以《如果爆发了战争》为题写作文时，我这样写道：如果发生了比地震、打雷、失火、老爹发怒[4]更加恐怖的战争，我就首先逃进山里，顺便也叫上老师，因为老师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害怕战争吧。当时，校长和副班主任老师两人将我叫去训话，他们问我为何这样写？我敷衍他们说，自己只是半开玩笑。副班主任老师就在笔记本上写了“好奇心”三个字。后来，我就跟他争辩起来。他问我，你说老师也是人，你也是人，那么人都是一样的吗？我吞吞吐吐地说，是的。总的来说，我属于那种不善言辞的人。他接着问，那我和校长同样是人，为什么工资不一样？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那是因为工作不一样吧。戴着铁框眼镜、细长脸的副班主任老师立刻又把我说的话记在了笔记本上。我曾一直对这个老师怀有好感。后来他又问我，你父亲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吗？他的问话让我一时无法回答。
我父亲是个大忙人，平时几乎不回家，即使回到家里也不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很怕自己的父亲。我很想要父亲的钢笔却又不敢说出来。我绞尽脑汁琢磨了许久，最好在一天晚上，我在床上闭着眼睛叫着“钢笔、钢笔”，假装说梦话给在隔壁房间与客人谈话的父亲听。当然，我的这个愿望既没有传到父亲的耳朵里，也没进入到他的心里。有一次我和弟弟在堆满米袋的打米仓里玩得正高兴，忽然父亲出现在米仓门口，他呵斥道，小鬼，出来！出来！父亲背对着阳光，黑黑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一想到当时那恐怖的情景，我至今都不寒而栗。
我对母亲也没有亲近感。我从小吃乳母的奶，是在姨妈的怀里长大的，上了小学二三年级之后，我才见到自己的母亲。到了青春期，两个男佣教给了我发泄的方法，可是有一天晚上，睡在我旁边的母亲，见我的被子不停地动着，于是好奇地问我，你在干什么呢？我当时非常狼狈，于是回答说，我腰疼，在按摩呢。母亲困倦地说，揉一揉就好了，别一个劲儿地敲打。我只好默默地揉了一会儿腰。我关于母亲的记忆，大多都很心酸。有一次，我从库房里翻出了哥哥的一套西装，于是便穿上它在内院的花坛间散步，嘴里还哼着即兴创作的充满忧伤的曲子，渐渐地眼眶湿润起来。我想穿着这身衣服跟在账房里打工的学生玩儿，于是就让女佣叫他，可是他却迟迟不来。我在后院用鞋尖轻轻踢着竹篱笆，耐心地等着。然而最终我还是等不及了，双手插在裤袋里，呜呜地哭起来。母亲发现我在哭泣，于是便问我怎么了，然后扒下我的裤子，啪啪地打我的屁股。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对服装产生兴趣了。衬衫的袖口如果没有扣子我是绝对不肯穿的。我尤其喜欢法兰绒的衬衫。和服内衣的领子也必须是雪白的，穿的时候我也要求白领子要露出一两分。八月十五的晚上，村里的学生们都穿着节日的服装来学校，我每年也一定要穿茶色粗条纹的法兰绒和服去学校，然后学着女人的样子在学校狭窄的走廊里试着小跑几步。我总是这样偷偷地打扮自己，不愿被别人发现。因为家里人都说我是几个兄弟中相貌最差的，要是大家知道长相最差的男孩子居然爱打扮，还不得被笑死才怪呢！我表面上装出不爱打扮的样子，而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掩饰得很成功。在旁人的眼中，我是一个愚钝而又土气的男孩子。我和兄弟们坐在饭桌前的时候，祖母和母亲常常毫无顾忌地说我长得难看，尽管我已经习惯了，但心里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坚信自己是一个堂堂男子汉，所以有时去女佣房间时，我会不露声色地问在兄弟们中谁最英俊，而女佣们一般都会说大哥最英俊，其次是我。那时我就会羞红了脸，不过还是多少有些不满意，因为我希望他们说我比大哥更英俊。
我对祖母她们的不满不仅是她们说我长得难看，他们还说我笨手笨脚。每次吃饭的时候祖母都说我拿筷子的方法不对，叫我改过来；还说我行礼时翘屁股，样子不雅。祖母让我跪坐在她的面前，一遍一遍地让我行礼，可是无论我做多少次，她总是不满意。
我也很怕祖母。记得村里小剧场落成时请东京的雀三郎剧团前来演出。他们的演出我都是每场必到，因为那个剧场是我父亲出资建造的，所以我总是不花钱，而且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放学回家以后，我立刻换上柔软的和服，在衣带的一端用细细的银链拴上一支小铅笔，然后一路狂奔赶到小剧场。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歌舞伎[5]，因此十分兴奋。在看狂言[6]时，我多次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演出结束以后，我把弟弟及亲戚们的孩子招集到一起，组织了一个剧团自己演戏。我从前就喜欢表演，经常把男佣和女佣叫到一起，给他们讲故事，放幻灯片或电影给他们看。我们的剧团排演了《山中鹿之助》、《鸽子之家》和《活惚舞》[7]这三个狂言节目。《山中鹿之助》是我根据一本少年杂志刊登的山中鹿之助在谷河岸边的一个茶馆里得到了一位名叫早川鲇之助的仆人的情节改编的，其中最费工夫的是把“本人是山中鹿之助……”这长长的一句话改为七五调[8]。《鸽子之家》是一本长篇小说，我每读一次就哭一次。我将其中尤为凄惨的部分改编为两幕剧。《活惚舞》是雀三郎剧团在演出结束时所有参演人员一起上台跳的舞蹈，因此我也要尝试跳一跳。排练了五六天之后，终于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我把书房前面宽大的外廊作为舞台，并且拉起了一小块幕布。我们在白天就做好了准备，可是没想到拉幕的铁丝刮到了祖母的下颚。你们想用这根铁丝杀了我么？别学那帮臭戏子！祖母把我们臭骂了一顿。尽管如此，那天晚上我还是召集了十多个男佣女佣，演戏给他们看。不过，一想到祖母说的话，我就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我演的是山中鹿之助和《鸽子之家》中的男孩子的角色，还跟大家一起跳了活惚舞，但是我没感到丝毫的兴奋，反而感到有些落寞。后来我们还陆续演了《牛盗人》、《皿屋敷》、《俊德丸》等剧目，但每次祖母都不屑一顾。
我虽然不喜欢祖母，但有时夜里难以入眠时我甚至庆幸有祖母在。我从小学三四年级起就患上了失眠症，有时到了深夜两三点钟还不能入睡，常常痛苦得在被窝里哭泣。家里人为我想了各种办法，比如临睡前吃点白糖、听钟表秒针的声音数数、用冷水冰脚、把合欢树的叶子放在枕头下面[9]，等等，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我这个人心事重，事事都爱瞎琢磨，这更加重了我的失眠。有一次我偷偷地摆弄父亲的夹鼻眼镜，结果一不小心把镜片打碎了，弄得我一连几夜睡不着觉。我家旁边有一个小日用百货店，店里摆着少量的书刊。有一天我在那里看到一本妇女杂志，里面有一张画着黄色人鱼的水彩画，我非常喜欢，于是就偷偷地撕下来。没料到被店主发现了，他大叫“阿治、阿治”，吓得我把杂志摔到地上就逃回家去了。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我更睡不着觉了。我躺在被窝里还时常没来由地害怕失火。一想到这所房子万一被烧掉，我就睡意全无。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临睡前去上厕所。厕所的对面是漆黑的账房，中间隔着一条走廊。一个学生正在账房里看电影，火柴盒大小的画面映在壁柜上，一只白熊正从冰崖跃向海中。此情此景令我联想到那学生此刻的心情，不由得悲从中来。回到床上，我一想到那电影画面，心里就难受得怦怦直跳。我时而想到那学生的境遇，时而又担心电影胶片一旦着火就会出大事。那天晚上，直到天亮我也没有睡着。我庆幸有祖母，就是这样的晚上。
晚上通常是这样的，八点左右女佣服侍我睡下，在我睡着之前她必须躺在我的旁边陪着我。我觉得很不忍心，所以常常一进被窝就假装睡着。我能感觉到女佣从我的身旁悄悄地离开，但我还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能睡着。我在被窝里辗转反侧直到十点左右，然后抽抽嗒嗒地哭着爬起来。到了那个时间家里人都睡下了，只有祖母不去睡。她和打更的老爷爷对坐在厨房里的大围炉旁聊天。我就穿着棉和服坐在旁边默默地听他们说话。他们的话题不外乎是村里的家长里短、各种传闻。有一年秋天的深夜，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悄声细语，忽然远处传来了驱虫仪式的咚咚敲鼓声，我立刻精神为之一振，啊，还有很多人没睡呢！这件事令我一直难以忘怀。
提到声音，又令我想起一件事。我大哥那时在东京上大学，每次放暑假回家，他都会把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一些新鲜东西带到乡下来。大哥学的是戏剧，他在一本乡土杂志上发表的名为《争夺》的独幕剧在村里的年轻人中间获得了好评。写完这部戏时，大哥还特意读给弟弟妹妹们听。大家听完以后都说不明白，只有我听懂了，就连剧终那句充满诗意的台词“好黑的夜晚呀”我也能够理解。我还认为剧名应该叫《蓟草》，而不是《争夺》，后来我在大哥废弃的原稿的一角写下了我的这个建议。可是剧名没有改变，仍以原名发表了。看来大哥多半是没有看到我的留言。大哥还搜集了大量的唱片。家里如果招待客人，我父亲肯定要从很远的大市镇叫艺妓来助兴。我记得自己从五六岁时起就常常被那些艺妓们抱来抱去，她们一边唱着《很久以前》、《那是纪国橘子船》等歌曲，一边跳舞。因此，与大哥唱片上的那些西洋音乐相比，我更喜欢听本国歌曲。一天晚上，我刚躺下，就从大哥的房间里传来了优美的音乐，于是便扬起头静静地听起来。第二天，我早早起床，来到大哥的房间，顺手拿起唱片一张一张地听起来。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前一天晚上让我兴奋的久久不能入睡的那张唱片名叫《蓝蝶》。
不过，与大哥相比，我跟二哥更亲密一些。二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的一所商业学校。毕业后，大哥就回到了家乡，在我家的银行里工作。二哥在家也是遭到冷遇的。我曾听祖母和母亲说过，我家长得最难看的男孩子是我，其次就是二哥。二哥不被人喜欢的根源也许就是他的长相吧。记得二哥曾半开玩笑地调侃我说，咱什么都不需要，只想生为一个美男子，对吧，阿治。其实，我心里从未觉得二哥长得不好看，而且在兄弟当中他也是非常聪明的。二哥每天喝酒，跟祖母吵架。每当这时，我都在心里暗暗地憎恨祖母。
最小的哥哥跟我势如水火，我的许多秘密都握在这个哥哥的手里，因此我很怵他。另外，最小的哥哥跟我弟弟长得很像，被大家称为美男子，他们俩一上一下，挤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的这个小哥哥去东京上中学以后，我才获得喘息的机会。弟弟是最小的儿子，长得又很讨人喜欢，因此父母都十分疼爱他。我很嫉妒弟弟，有时还打他，结果又遭到母亲的呵斥，所以我也怨恨母亲。记得不是十岁就是十一岁那年，我的衬衫和内衣的衣缝里生了很多虱子，就像撒满了芝麻，我只因为弟弟笑了笑，于是就把他痛打了一顿。看到弟弟头上被打出来的几个大包我有些于心不忍，就去找来一种名叫“不可饮”的药水给他涂上了。
姐姐们都很喜欢我。后来大姐死了，二姐出嫁了，另外两个姐姐去了不同地方的女子学校。我们村不通火车，要到远在三里以外有火车的地方，夏天是坐马车，冬天是坐雪橇，到了春天开化和秋天下冻雨的时期就只能步行了。我的几个姐姐都晕雪橇，所以即使是放寒假，她们也都是走着回来。我每次都到村子堆积木材的地方迎接她们，就算是天完全黑下来，路面也会在白雪的映衬下看得很清楚。当邻村的树林中闪现出姐姐们提的灯笼时，我就立刻挥动双手大声疾呼。
大姐上学的那个镇子很小，所以每次回来带的礼物也比其他姐姐的显得有些寒酸。记得有一次大姐红着脸说，没买什么东西，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五六束烟花递给我，当时我感到心里酸酸的。我的这个姐姐也被家里人说长得不好看。
大姐上女子学校以前跟曾祖母住在偏房里，我曾经以为大姐是曾祖母的女儿。曾祖母是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去世的。入棺时，我看到穿着和服的曾祖母身体缩得很小，那时我还担心曾祖母的这个形象会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眼前挥之不去。
我很快就小学毕业了。家里人说我身体不好，只让我上一年高等小学。父亲说，等身体好了以后再上中学，而且还说像哥哥那样去东京上学不利于健康，让我去偏远的乡下上中学。其实，我并非特别想上中学，不过我还是在作文中说由于自己体弱多病，感到很遗憾，借以博得老师们的同情。
在这个时期，我们村也实行了村镇制，我所在的高等小学就是我们的镇子和附近的五六个村子共同出资建立起来的，学校建在离我们镇半里的一片松林中。我因病经常不去上学，但因为是代表原来的小学去的，所以在集中了各村优秀学生的高等小学也应该努力做到最好。然而到了那里我依然不努力。我自负地认为，自己本应该是个中学生，上那个高等小学令我感到有失身份。上课时，我主要是画连环漫画，然后在课间休息时绘声绘色地讲给同学们听。我画的连环漫画有四五本。有时我胳膊支在桌子上，手撑着下巴，整整一节课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景色。窗户的玻璃上粘着一只被打死的苍蝇，它在我视野的一角逐渐变大，我以为飞来了野鸡或鸽子什么的，吓得我好几次差点叫起来。我还和要好的同学一起逃课，大家躺在松林后面的沼泽旁边聊女生的事情，还撩起和服比下体刚刚长出的细毛。
那所学校是男女生在一起上课，可是我从来不主动去接近女生。因为我情欲旺盛，所以总是拼命地压抑自己，不敢接近女生。以前曾有两三个女孩子对我有好感，但我一概假装不知。我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帝国美术院展览会的画册，翻看其中的裸体画，直看得脸热心跳。我还养了一对兔子，时常看它们交尾，雄兔弓起身子令我心跳加速。我通过这些事情平息内心的躁动。我很爱面子，自己“按摩”的事情对任何人也没说过。当然，我从书上了解到这样做的害处，还努力尝试戒掉这个毛病，但都无济于事。后来，由于我每天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身体也渐渐强壮起来。我的额头还长出了一些小包，令我感到羞于见人，于是便用宝丹膏[10]把额头涂抹成红色。那年大哥结婚，婚礼那天晚上，我和弟弟偷偷地去新来的嫂子的房间，看见嫂子背对着门口坐在那里梳理头发。我从镜子里看见嫂子那雪白的笑脸的一刹那，立刻就拉着弟弟逃了回来。不过，我还是嘴硬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嘛！用药水涂红的额头使我感到自卑，这更促使我产生了这种逆反心理。
冬天将至，我也该准备考中学了。我根据杂志上的广告，从东京邮购了各类参考书。然而我只是把这些书摆在书箱中，一本也没有看。我准备考的那所中学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一个镇子，报考的学生超过录取人数的两三倍之多。我时常担心自己考不上。每当那时，我便又开始努力学习。刻苦学习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恢复了自信。一旦开始学习，我就一直学到将近夜里十二点，早晨一般四点就起来。我学习时，女佣阿民总是在一旁侍候着，不时地烧水沏茶。无论晚上熬到多晚，第二天早上阿民总是准时四点叫我起床。当我忙于解答老鼠产仔等应用题时，阿民就在一旁静静地读小说。后来，阿民被一个肥胖的老女佣所代替，这都是母亲在背后捣的鬼，她的用心让我感到很愤怒。
次年春天，地上还残留着厚厚的积雪时，我父亲在东京的医院吐血死了。附近的报纸发行号外报道了父亲的死讯。与父亲的去世相比，这种轰动效应反而令我兴奋不已。作为死者的亲属，我的名字也赫然登在了报纸上！父亲的遗体被装入寝棺，用雪橇送回了故乡。我和镇上的许多人一起到邻村附近迎接。不久，从树林中鱼贯滑出数架雪橇，雪橇的布篷上泼洒着银色的月色，看上去真是美极了。
第二天，我们全家人都齐集在停放父亲寝棺的佛堂，就在掀开棺盖的一瞬间，顿时哭声一片。父亲仿佛睡着了，高高的鼻梁白里泛青。我听着众人的哭声，不由得也潸然泪下。
我家在那一个月之中，如同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我根本没有心思复习考试。在高等小学的期末考试中，我几乎都是胡乱答的，最终成绩虽然是全班第三，但这显然是班主任老师看在我家的面子上对我做了特殊关照。我那时已经感觉到了记忆力的减退，如果不复习的话，考试什么都答不上来。对我来说，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
二
尽管考试成绩不算好，但是我那年春天还是考上了中学。我穿着崭新的和服裤裙和黑袜及短靴，把一直穿着的毛毡斗篷换成了呢绒的，而且还潇洒地披在肩上，特意不系扣子敞着怀，意气风发地奔向那座海滨小城。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那个小城里开了一家和服店，我在那里换下了旅行的行头。今后，我的衣食起居都在这个门口挂着旧布帘的人家了。我是一个遇事容易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人。刚入学的时候，我去浴池洗澡也要戴学生帽，穿和服裤裙，而且商店的橱窗玻璃映出自己的身影，我还微笑着向那个自己点头致意。
尽管如此，上学依然提不起我的兴趣。学校位于城市的边缘，校舍的墙壁涂着白色的油漆。学校的后面有一个面临海峡的地势平坦的公园，上课的时候能够听到从那里传来的海浪声和松涛声。学校的走廊宽敞明亮，教室里高高的天花板令人神清气爽，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只是这里的教师却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我入学的第一天就被一个体育老师打了一个耳光，说我目无尊长。我入学考试时，这个老师参加了我的面试，他见我无精打采的样子还同情地对我说，父亲的去世想必也影响到你的学习了吧。正因为如此，那记耳光给我心里带来的伤害更大。后来，我还挨过许多老师的打，理由是对老师冷笑、打哈欠等不一而足。据说，我上课时打哈欠的夸张程度在教员室中十分有名。我觉得在教员室里谈这种无聊的事情很可笑。
有一天，一个和我来自同一个镇子的学生把我叫到沙滩后面劝我说，你确实有些目无尊长，你要是老那样挨打，肯定会通不过考试的。我听了感到很愕然。那天下课以后，我一个人沿着海岸往家赶。我鞋底踩着海浪，边走边叹息。我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蓦然看见一只巨大的帆船摇摇晃晃地从眼前划过。
我是一片即将凋落的花瓣，哪怕是一丝微风也会令我颤抖不已。我受到他人的任何轻视都会感到生不如死。我坚信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名人，为了保卫英雄的名誉，即便是受到大人的侮辱，也是不可饶恕的，所以，考试不及格这种有损名誉的事是十分致命的。从那以后，我便开始认真地听课了。上课时一想到教室里有近百个无形的敌人，我就一刻也不能松懈。早上临去学校之前，我都要在桌上摆扑克牌，以卜这一天的吉凶。红心大吉，方块是半吉，梅花是半凶，黑桃是大凶。那段时间，每天出来的都是黑桃。
过了不久，考试临近了。我努力把博物、地理、修身等科目按教科书一字不落地背下来。这也许是我要求完美的洁癖，然而这种学习方法却给我带来了不好的结果。我学习起来枯燥乏味，考试答题时也很死板，有的题答得近乎完美，有些题则是无聊词语的堆砌，思路混乱，只是无谓地污染试卷。
但是，我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排在全班的第三名，操行的成绩也是甲。一直被不及格的担心折磨的我一只手握着成绩单，一只手拎着鞋子，赤脚跑向学校后面的海边。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一个学期结束，第一次返乡时，我为了向故乡的弟弟们炫耀自己短短的中学生活，就把自己在这三四个月中学过用过的所有东西，甚至连坐垫都塞进了行李箱里。
颠簸的马车一穿过邻村的树林，眼前立刻豁然开朗起来，一眼望去到处都是翻滚着绿浪的稻田，稻田的尽头耸立着我家红色的大屋顶。我眺望着自家的屋顶，心情仿佛是阔别了十年。
这一个月的假期使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骄傲。我把在中学的生活绘声绘色地讲给弟弟们听，还把那座小城描绘得如梦幻一般。
假期中，我有时外出写生，有时去采集昆虫，山野间和溪谷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要画五张水彩画，采集十种珍稀昆虫的标本，这都是老师留的假期作业。我肩扛捕虫网，让弟弟背上装有小镊子和毒壶[11]的采集包，我们追逐菜粉蝶和蚱蜢，在原野上度过夏日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庭院里点起篝火，用捕网和扫帚将飞来的昆虫全部打掉。我的小哥哥读的是美术学校雕塑专业，他每天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栗子树下鼓捣黏土。他在为我已从女校毕业的最小的姐姐制作半身塑像。我也顺便在一旁画了几张姐姐的面部素描，同时和哥哥互相贬损对方的作品。姐姐做我们的模特一丝不苟，不过她大多站在我的水彩画一边。我哥哥年轻时被大家称为天才，他总是贬低我的各种才能，他甚至嘲笑我写的文章像小学生的作文。我当时也公开批评哥哥的艺术表现力。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觉时，小哥哥走进来低声对我说，阿治，给你一只少见的虫子。说着，他蹲下身子，从蚊帐下面悄悄地递进来一个用纸包着的东西。他知道我正在收集珍稀昆虫。纸包里传出了虫子沙沙的蠕动声。这微弱的声响使我感受到了真挚的亲情。我迫不及待地要打开小纸包，哥哥立刻轻声说，别让它跑了，你瞧！你瞧！我打开一看，是一只普通的锹甲虫。我将这只鞘翅类昆虫也作为十种珍稀昆虫之一交给了老师。
假期结束时，我不由得悲伤起来。我离开家乡，回到小城。走上和服店二楼独自打开行李时，我差点哭出来。在这种孤单寂寞的情况下，我都要去书店。那天，我又去了书店。只要看到摆在书架上的成排的书籍，我的忧伤就会不可思议地消失。书店一角的书架上有五六本我想买而又买不起的书，我走到那里常常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停下，战战兢兢地翻看那些书。不过，我去书店并非只是为了看那种具有医学色彩的报道文章，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无论什么书都使我得到慰藉和滋养。
学校上的课越来越乏味了。尤其是在空白地图上用水彩笔填上山脉、港湾、河流的作业等最令人厌恶。我做事比较专注，在地图上填入色彩往往需要耗费三四个小时。上历史课时，老师还特意让我们准备笔记本，把讲课的重点记在本子上，可是老师上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我们记的笔记跟抄写教科书没什么两样。尽管如此，我仍想要好的成绩，因此每天都努力完成这些作业。到了秋天，小城的各个中学开始了形形色色的体育比赛。来自乡下的我连棒球比赛什么的都没有看过，只是在小说中看到过满垒、游击手、中外场等棒球用语。虽然我很快就能看懂比赛了，但也没有达到狂热的地步。不仅是棒球，每当跟其他学校进行垒球、柔道等比赛的时候，我也要作为啦啦队的一员前去呐喊助威，不过这更加给我的中学生活投下了阴影。啦啦队的队长总是喜欢穿一身脏衣服，手拿一把绘有日本红日国旗的团扇，站在校园一角的小土坡上发表演讲，学生们一见到他这个样子，就会兴奋地大喊“脏鬼、脏鬼”。比赛时，一到间歇时间，队长就挥动团扇，大声叫喊：“全体起立！”我们就站起身，一起挥舞着紫色的小三角旗，高唱啦啦队歌“敌强我更强”。做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难为情的，因此我瞅空离开啦啦队，偷偷地溜回了家。
其实，我并不是从未参加过体育运动。我面色青黑，自认为是那种按摩造成的，所以别人说我脸色不好时，我就仿佛被人发现了秘密似的，紧张得心怦怦直跳。我想设法改善自己的血色，于是就开始锻炼身体了。
从很早以前，我就一直为自己的血色感到很苦恼。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从小哥哥那里听说了民主主义这种思想，甚至连母亲也听到顾客们抱怨说因为搞民主税金猛增，收获的大米几乎都上了税。因此，我对这种思想产生了恐惧心理。为了改变自己的脸色，我夏天帮助男佣们清除院子里的杂草，冬天帮助他们除去屋顶上的积雪，同时我还告诉他们什么是民主思想。后来我才知道，男佣们并不愿意我去帮忙，因为我除过草之后，他们还得重新除一遍。我借给男佣们帮忙的名义，试图改变自己的脸色，然而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劳动，我的脸色依然没有变好。
上中学以后，我想通过参加体育运动获得健康的脸色，所以在炎热的时候，放学以后一定要去海里游泳。我喜欢蛙泳，就是像青蛙一样用两脚蹬水的方法。游泳时我的头可以露出水面，这样就能看到起伏的波浪所产生的细小波纹，还有岸边的绿树叶及天上的流云。我游泳时像乌龟一样拼命地伸长脖子，尽量离太阳近一点儿，以期尽快晒黑。
另外，我住的地方后面是一片墓地，我在那里画出了一条百米跑道，一个人认真地练习跑步。那片墓地的周围是枝繁叶茂、高耸入云的白杨树，我跑累时就边走边浏览塔形木牌上的文字。至今我还记得上面写的“月穿潭底”、“三界唯一”等词语。有一天，我在一块长满地钱、潮湿发黑的墓碑上发现了“寂性清寥居士”这个名字，不由得心有所感。于是，我就在墓前新放的莲花瓣上用粘着泥土的食指写了“我此时正在泥土中与蛆虫玩耍”这句某位法国诗人留下的富有哲理的诗句。花瓣上的字迹若隐若现，宛如是幽灵写上去的。第二天傍晚，我在跑步之前先去看了看昨天的那个墓碑，没想到那个亡者的亲人还未来得及哭祭，我昨天写下的文字就被清晨的一场大雨冲洗得无影无踪，连白莲花的花瓣也被浇成一摊泥。
做那样的事我觉得很好玩，同时跑步的技巧也越来越熟练，两腿的肌肉也鼓了起来，可是脸色却还是老样子，在黑黑的表皮下沉淀着令人作呕的浑浊的青色。
我对自己的这张脸格外在意。读书腻烦的时候，我就拿出小镜子对着自己又是微笑，又是皱眉，抑或手托脸颊做思索状，而且百看不厌。我一定是掌握了逗人发笑的秘诀。当我眯起眼睛、皱紧鼻子、噘起嘴时，就会变得像小熊一样可爱。每当我不高兴或不知所措时，就会做出这种表情。我最小的姐姐在镇上的县立医院住院，我去医院探望她时就做出了那种表情，结果笑得她满床打滚。姐姐跟从家里带来的一个中年女佣住在医院里，所以生活很寂寞，当她听到从医院长长的走廊里传来我的脚步声时，就会欢呼雀跃起来，因此我的脚步声超出常人。假如我一个星期不去看姐姐，她就会差遣女佣来接我。如果我不去，那个女佣就会表情严肃地说姐姐会无缘无故发高烧，病情恶化。
那时我已经十五六岁，手背上隐约可以看见蓝色的静脉血管，身体也感到异样的沉重。我和同班的一个皮肤微黑的小个子同学相互喜欢，放学回去一定是两个人并排走，偶尔两人的小拇指碰在一起，我们也会脸红。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学校后面的小路回去，在长着嫩绿的水芹和繁缕的水渠里，那个同学发现漂浮着一只蝾螈，于是默默地捧起来送给了我。我原本讨厌蝾螈，但这时却高兴地把它包在了手帕里。一回到家，我就把它放进了院中的小水池里。蝾螈摇摆着短小的头部在水里游来游去。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出去一看，蝾螈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自尊心很强，绝不会主动地向自己喜欢的人坦白。我跟那个同学平常很少说话，另外在同一时期，我对住在隔壁的一个瘦瘦的女生也颇有好感，不过即便在路上相遇，我也故意扭过头去，仿佛看不起人家似的。秋天的一个夜晚，外面发生了火灾，我爬起来去外面观看，只见旁边神社的后面烧得火星四溅。神社被黑压压的杉树林包围在中间，火光中小鸟像落叶一般漫天飞舞。我知道隔壁的女孩子穿着白睡衣站在门口正向我这边张望，因此我故意侧面对着她一动不动地望着火势。我想，火光辉映下的自己的侧脸一定英俊帅气。出于这种心理，我跟那个同学以及这个女生都没有进一步交往。不过，我一个人的时候却变得非常大胆。我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闭上一只眼睛怪笑，还用小刀在桌子上刻出两片薄薄的嘴唇，然后再将自己的嘴唇贴上去。后来我把桌子上的嘴唇涂成红色，结果那嘴唇竟然变黑了。我一气之下，又用小刀把它削掉了。
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春天的早上，我在上学途中路过一座小桥，我倚在朱红色的桥栏上发起呆来。桥下是一条像隅田川般宽阔的河流，河水缓缓地从我的脚下流过。我以前从未像现在这么发过呆。因为时刻警惕有人在背后看着自己，所以我总是装模作样做些什么，而且还从旁对自己的每一个细小动作加上解说词，比如，他迷惑地瞧着自己的手掌；他一边挖耳朵一边嘟哝着；等等。对我来说，不可能有“忽然”、“不知不觉”之类的动作。在桥上从发呆中清醒过来以后，我感到十分惆怅。每当这时，我又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我默默地走过桥，心中浮想联翩，又进入了梦想。最后，我叹了一口气，自己真能出人头地吗？自这段时期以后，我开始焦躁不安起来。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不满足，一直挣扎在空虚之中。我戴着十张二十张假面，分不清哪个有多么悲伤，不过最终我找到了一个冷清的发泄口，这就是创作。这里有许多我的同类，大家跟我一样，似乎都面对着这莫名的恐惧。我在心底里发誓，成为作家，成为作家！那一年弟弟也上了中学，他跟我住一个房间。我和弟弟商量，进入初夏以后召集五六个朋友共同办一个同人杂志。杂志的封面采用石板印刷，印得十分精美。出版的杂志却分发给了班里的同学。我坚持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起初写的都是一些富有哲理的有关道德方面的小说，有时还零零散散地写一两行随笔。这本杂志办了一年左右，为这事我跟大哥之间还发生了龃龉。
大哥对于我痴迷文学忧心忡忡，从老家给我写来了一封长信。大哥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化学有方程式，几何有定理，理解这些都有完备的钥匙，可是文学却没有。如果未达到适合的年龄和环境，是不可能正确地把握文学的。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而且我相信自己就是适合的人。于是我马上给大哥回信说，兄长所言极是，有这样一位贴心的兄长是我的福气。可是我为了文学从未懈怠，反而更加努力学习。我给大哥的回信中充满了感情。
总之，大哥是在警告我，你要比大多数更优秀。其实，我学习非常努力，上了三年级以后一直是班上第一名。当第一名而不被称为分迷是十分困难的，可是我不仅没有受到那样的嘲讽，反而学会了如何收服同学，就连班上一个绰号叫章鱼的柔道悍将也臣服在我的脚下。教室的一角有一只装废纸的大罐子，我有时指着那个罐子说，章鱼也该进罐子里去了吧，于是他就笑着一头扎进罐子里，回荡在罐子里的笑声听起来有些异样。班上的帅哥们大多跟我很亲近，我因脸上长疙瘩而贴了一些三角形、六角形及花形胶布，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
我一直为脸上的疙瘩而烦恼。那时，脸上的疙瘩越长越多，我每天早晨醒来都要摸一摸脸，看看疙瘩是否增加了。我买了各种药物尝试着涂在脸上，然而都没有效果。我每次去药店买药时都把药的名字写在纸上，问店员有没有这种药，就好像替别人买药似的。我觉得那些疙瘩仿佛象征着我的情欲，羞得我简直无地自容，恨不得一死了之。对于我这张脸，家里人的讽刺挖苦也达到了顶点。已经出嫁的大姐甚至说，恐怕没有人愿意嫁给阿治。因此，我只好不断地抹药。
弟弟也关心我脸上的疙瘩，他多次帮我去买药。我跟弟弟从小关系就不好，他考中学时我甚至希望他考不上。可是我们俩离开家住在一起以后，我渐渐从弟弟身上发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弟弟变得内向而沉默寡言。他也时常在我们的同人杂志上发表小品文，但都是一些软绵绵的文章。与我相比他的学习成绩不太好，为此他十分苦恼。我安慰他，反而惹他不高兴。弟弟额头上的发际呈富士山一样的三角形，他觉得像女人而十分避讳。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额头太窄，所以才不够聪明。我只对这个弟弟百般忍让。我那时面对他人不是将自己隐藏起来，就是全部袒露给对方。我跟弟弟就是无话不谈。
刚入秋的一个月黑天，我和弟弟来到港口的栈桥，迎着吹过海峡的清风，聊起了红线的事。那是学校的国语老师上课时讲给学生们听的。老师说，我们每个人右脚的小脚趾都有一条无形的红线，长长的红线另一端肯定连在某个女孩子相同的脚趾上，两人无论相隔多么遥远红线也不会断，无论相距多么近，哪怕是在路上对面相遇，红线也不会缠在一起。就这样，我们注定要把那个女孩子娶回家。我初次听到老师这样讲时相当兴奋，回家以后马上就告诉了弟弟。那天晚上，我和弟弟听着耳边的涛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谈论着这个话题。我问弟弟，你的妻子现在在干什么呢？弟弟用双手摇了两三下栈桥的栏杆羞涩地说，正在院子里散步呢！在宽阔的庭院里，一位妙龄少女脚踏木屐，手持团扇，凝望着胡枝子花。这样的少女跟弟弟确实是天生的一对。轮到我的时候，我望着漆黑的大海说，她系着一条红腰带……刚说到这里，我就沉默了。一只横渡海峡的渡轮若隐若现地浮出水平线，如同大旅馆的密密麻麻的客舱闪烁着黄色的灯光。
只有一件事我连弟弟也没有告诉。这年暑假我回老家时，一个新来的侍女为我脱外衣时动作很粗暴。她说自己叫美代。美代身材娇小，和服浴衣上系着一条红腰带。
我习惯临睡前偷偷吸一支烟，思考一下小说的开头什么的。美代发现了我的这个习惯，一天晚上为我铺好床后就在旁边放上了一个烟灰缸。第二天早上美代来打扫房间时我吩咐她说，我抽烟的事不愿意被人知道，所以不要放烟灰缸了。美代不高兴地说了声“是”。在这个暑假里，镇上来了浪花调表演队，家里让所有的下人都去看演出了。我和弟弟根本瞧不上这种乡下的演出节目，于是就到田里捉萤火虫去了。我们一直走到邻村的树林边上，由于夜露太重，就匆匆捉了二十只左右放进笼子里带回家了。这时，去看浪花调表演的人已经陆陆续续地回来了。美代给我铺好床，挂上蚊帐以后，我和弟弟就关上灯，把萤火虫放进了蚊帐。萤火虫在蚊帐中飞来飞去，美代站在蚊帐外面看了一会儿萤火虫。我和弟弟则并排躺在蚊帐里，在观赏萤火虫的蓝光时，我感到自己更留意美代那白色身影。浪花调有意思吗？我问她的声音有些生涩。以前，我没事绝不会跟女佣搭话。美代轻声回答说，没意思。我不禁笑了出来。弟弟用团扇驱赶着落在蚊帐底边的一只萤火虫，没有说话。我感到有些难为情。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美代了。因此，说到红线，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美代的身影。
三
上了四年级以后，有两三个同学几乎每天都到我房间里来玩儿。我用葡萄酒和墨鱼干招待他们，还胡编乱造许多事情讲给他们听。我告诉他们，有一本书是专门讲怎样点燃木炭的。我把一个新作家写的一本名叫《野兽的机器》的书涂满黏糊糊的机油，然后告诉他们出版时就是这样，装帧是不是很特别？有一本名叫《美丽的朋友》的译书在审查时多处被开了天窗，于是我就找一个自己认识的印刷厂，请他们把我胡乱写的一些文章印在书的空白处，然后拿给他们看，告诉说这是一本奇书，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我对美代的思念也渐渐淡去，而且我觉得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互相想念对方会令我有一种负疚感。另外，对于一贯爱说女人坏话的我来说也有失颜面，有时我甚至为美代扰乱我的心而感到气恼。因此唯有美代的事，我没有对来我家的这两个同学说，当然更不能告诉弟弟。
不过，自从我读了一位俄国作家的一本著名的长篇小说以后，我的想法又发生了改变。那本小说是从一个女囚犯的经历展开的。那个女人堕入歧途的第一步就是经不住她主人的外甥——一个贵族大学生的引诱。我没有记住那本小说的更为经典之处，而是用一片枯叶作为书签，夹在了描写那两个人在盛开的丁香花下第一次接吻的那一页上。我在读一本出色的小说时，往往会置身其中。在我看来，那两个人跟我与美代的情况十分相似。假如我现在更大胆一些的话，就会变得跟那个贵族一样了。想到这里，我就为自己的胆小感到悲哀。我觉得正是自己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才使自己从过去到现在能够一路平坦地走过来，给人的感觉是我想用自己的人生塑造一个伟大的受难者。
我把这件事首先告诉了弟弟，那是我们晚上躺下以后说的。我本想郑重其事地说出来，可是我特意摆好的姿势反而成阻碍，最终也没有郑重起来。我又是摸后脖颈又是搓手，还是轻描淡写地讲了出来。要是不这样的话我就无法说出口。我为自己的这个坏毛病而感到悲哀。弟弟舔着薄薄的嘴唇，也不翻身，只是默默地听着。忽然，弟弟试探着问道，你想娶她吗？我不由得全身一震，随后故作沮丧地答道，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没想到弟弟用大人的口吻婉转地表达出恐怕不行的意思。我听了之后，反而发现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愤懑地叫了一声，然后压低声音坚定地说，所以才要争取！要争取！弟弟蜷缩在花布被子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他偷偷地瞧着我微微一笑，我也跟着笑起来，然后向弟弟伸出手说，我要开始新生活。弟弟也羞怯地从被窝里伸出了右手。我一边低声笑着，一边握住弟弟软绵绵的手指摇了两下。
不过，告诉朋友们自己的决定时，我却没费什么心思。朋友们一边听我说，一边做出好像在为我想主意的样子。我心里明白，他们做出这种姿态只是为了在我说完以后增添同意我的想法的效果。事实上确实如此。
上四年级那年的暑假，我带着这两个朋友回了老家。表面上是三个人一起复习考高中，实际上我也是想让他们看看美代，所以才硬把他们拉来的。我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家里人不要贬低我的朋友。我哥哥们的朋友都是地方上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青年，而我的朋友则都是一些穷学生。
我家屋后的空地上当时盖了一个大鸡舍，我们每天上午就在鸡舍旁边的木板房里学习。木板房的外面刷着白漆和绿漆，里面摆着新刷了清漆的桌子和椅子，面积大约有两坪[12]左右。房子的东面和北面各有一个大门，南面还有一个西式窗户，这些门窗全部打开后，就会有风不断地吹进来，将书本吹得哗哗作响。房子的四周跟以前一样杂草丛生，几十只黄黄的雏鸟在草丛中时隐时现尽情地玩耍。
我们三个最盼望的是吃午饭的时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到底哪个女佣来叫我们去吃饭。如果不是美代，而是别的女佣的话，我们就会拍桌子、咂嘴、大叫大嚷。如果来的是美代，大家就十分安静，而当美代离去后，又一齐大笑起来。一个大晴天，弟弟也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快到中午的时候，大家又像往常一样猜测今天来的会是谁。只有弟弟远离我们，在窗边踱来踱去背着英语单词。我们开着各种玩笑，互相扔书跺地板。可是，后来我闹得有些过火了。我想把弟弟也拉进来，于是就对弟弟说，你从刚才就一直不说话，你看我怎么治你。我轻咬嘴唇瞪着弟弟。弟弟一见，立刻挥舞着右手，大叫一声“不要”，手里拿着的单词卡片甩落了两三张。我吃惊地移开了视线，同时在那一瞬间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今天以后不再提美代的事情。做出了这个决定以后，我若无其事地大笑起来。
幸运的是，那天来叫我们吃饭的不是美代。去上房要穿过一片豆地，在狭窄的小道上大家排成一列，我跟在最后一边笑闹着，一边随手摘下一片片圆圆的豆叶。
我压根就不认为自己是做出了牺牲，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就像一簇白丁香花被撒上了污泥。尤其是那个搞恶作剧的人是自己的至亲，那就更加不舒服。
此后两三天，我一直在胡思乱想。美代也会在院子里走吧。弟弟跟我握手似乎很不情愿。总之，我还是值得庆幸的。对我而言，没有比值得庆幸这种事更大的耻辱了。
在这同一时期，烦心事一件接一件。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和弟弟以及朋友们坐在饭桌前，美代在一旁一边服侍我们吃饭，一边用绘有红猿面的团扇为我们扇风。我根据团扇的风量，在心里暗暗地揣摩着美代的心思。我发现美代给弟弟扇的风比我更多。我绝望地把叉子当啷一声丢在放炸肉排的盘子里。
我固执地认为，大家在合起伙来欺侮我。我胡乱猜疑朋友们肯定早就知道了。算了，忘了美代吧。我暗暗下了决心。
又过了两三天。这天早上，我离开木板房时把前一天晚上抽剩下的烟忘在了屋里，屋里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烟盒也不见了。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把美代叫来，呵斥般地问道，你把烟放哪儿了？你看见了吧？美代严肃地摇了摇头，旋即又一下子把手伸进两个柱子的夹缝中，从里面掏出一个绿色的小纸盒，上面绘着两只飞舞的金蝙蝠。
这件事使我找回了百倍的勇气，曾经的决心又复苏了。可是一想到弟弟，我还是感到如鲠在喉。现在我和朋友们已不再为美代的事大叫大嚷，另外对于弟弟，在谈到涉及女人的问题时也谨慎了。于是我决定，自己不主动去找美代，而是等待美代主动地向我表明心迹。我多次给美代制造了这样的机会，我屡次把美代叫到房间，让她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在美代走进我的房间时，我还做出轻松自在、漫不经心的样子。为了使美代心动，我还在自己的脸上下了功夫。那时我脸上的疙瘩基本上已经痊愈，但我仍然习惯在脸上抹点儿什么。我有一个漂亮的银质化妆盒，盒盖上雕刻着类似于爬山虎的弯弯曲曲的蔓草。我有时会用那个修饰自己的面部皮肤，但美代来时，我会化得更用心。
这回就看美代怎么做了。可是机会一直没有出现。在木板房里学习时，我也会忍不住时常溜出去，回上房看美代。我每次看到美代时，她几乎都是在忙碌地打扫房间，我只能无奈地在远处偷偷地望着她。
荏苒之间暑假临近尾声，我和弟弟以及朋友们又要离家返校了。我希望在下一个假期来临之前至少在美代的心里留下一点儿难忘的记忆，然而我的这一愿望也落空了。
到了出发的那一天，我们坐上了家里的黑厢马车。美代也和家里所有的人一起来到大门口为我们送行。她既没有看我，也没有看弟弟，只是低着头，像数念珠一样用两手捻搓着拿在手上的淡绿色的十字胸带，直到马车缓缓启动也没抬起头。我心里怀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了故乡。
到了秋天，我带着弟弟从小城坐三十分钟的火车去了海边的温泉疗养地，我母亲和大病初愈的最小的姐姐在那里租了个房子做温泉疗养。我一直住在那里，继续复习考高中。为了不辱高材生的名誉，我无论如何也要从中学四年级考入高中。其实那时我更加讨厌上学了，但是迫于某些压力，我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学习。我每天从那里坐火车上学，每逢星期天朋友们就来我这里玩儿。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美代。我和朋友们总是去郊游，在海边平坦的岩石上做牛肉火锅，喝葡萄酒。弟弟嗓子很好，又知道许多新歌，所以我们就让弟弟教我们唱歌，并一齐大声唱。玩累了我在岩石上睡觉，醒来以后才发现由于涨潮，原本连着陆地的岩石已变成了一座孤岛。我们觉得仿佛还没有从梦中醒来。
我跟这些朋友关系非常亲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那天刮着猛烈的秋风，我在学校被老师狠狠地打了几个耳光。挨打的原因是由于我偶然做出的侠义行为，结果我的朋友们被激怒了。那天放学以后，四年级全体学生都聚集到博物教室，大家决议驱逐那名老师，有的同学还高喊“罢课”、“罢课”。我有些慌了。我恳求同学们说，如果只为我一个人举行罢课的话，那就算了吧。我不恨那个老师，没什么，没什么。朋友们说我胆小怕事，不顾及大家的感受。我感到十分痛苦，于是跑出了教室。回到温泉的那个家以后，我就钻进了温泉池里。被秋风刮断的两三片芭蕉叶从庭院的一角到温泉池投下了黑色的影子。我坐在温泉池边沉思着，感觉自己好像死了似的。
每当不堪回首的往事袭来，我为了摆脱痛苦，常常会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办？我想象着自己惊慌失措、嘴里嘟哝着“没什么，没什么”时的样子，同时不断地捧起温泉水，一遍又一遍地说起了“怎么办”、“怎么办”。
第二天，那个老师向我们道了歉。最终大家没有罢课，我跟朋友们也很快和好如初了。可是，这场灾难使我变得消沉起来。我不时想起美代，终于我感觉如果不去见美代，自己就会这样堕落下去。
正好我母亲和姐姐要离开温泉回去，而出发那天又赶上星期六，于是我就借送她们的名义回了老家。我这次回家没有告诉朋友们，也没有把真实理由告诉弟弟。我想，即使我不说，弟弟恐怕也会猜到的。
我们一起离开温泉，先到一直关照我们的和服店老板那里落了一下脚，第二天我们母子三人起程回家。列车离开站台时，前来送行的弟弟在车窗外露出富士山额头，说了一句“加油”。我毫不掩饰地接受了他的好意，愉快地点头说，好的，好的。
马车走过邻村，离家越来越近了。我的心情忐忑不安起来。太阳落山后，天空和群山都变得一片漆黑，稻田在秋风中沙沙作响，在我听来却是直击胸腔。我不时向夜幕下的窗外张望，突然道旁大簇的白芒草直扑我的鼻尖，吓得我差点儿仰倒。
在大门口昏暗的灯光下，家里涌出一大群人前来迎接。马车停住的时候，美代也从大门口跑出来了。她怕冷似的抱着肩膀。
那天晚上我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躺下以后，一直为一件事情苦恼着，那就是凡俗这个观念。自从发生了美代的事情以后，难道我也变得俗不可耐了吗？谁都会想女人，但是我却不同。虽然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但就是不一样。我这个人，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不下流。可是总想女人的人，人们不都是这样认为的吗？但是——我被自己抽的烟呛了一口——我坚持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有思想的。
那天晚上，我想到在娶美代的问题上必定会与家人发生激烈的争论，不禁豪气顿生！我的一切行为都不凡俗，我依然坚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感到十分孤独，至于这种孤独从何而来，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按摩了一回。美代从我的脑海中彻底消失了。当然，我没有玷污美代的意思。
早上我一睁开眼睛，看到外面晴空万里，秋高气爽。我马上爬起来，去对面的地里摘葡萄，同时还叫美代拿一个大竹篮跟我一起去。我是尽量装出轻松自然的样子吩咐美代的，因此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葡萄架位于田地的东南角，面积有十坪左右，每到葡萄成熟季节，四周就会用苇帘围起来。我们打开苇帘一角的小门，走进葡萄园。葡萄园里暖烘烘的，两三只黄色的长足蜂在我们的身边飞来飞去。清晨的阳光穿过上面的葡萄叶和四周的苇帘将里面照得十分明亮，美代的身影也变成了淡绿色。在来这里的路上，我还做了周密的计划，此刻我咧嘴坏笑了一下。然而一旦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反而窘迫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我甚至还特意敞开了小木门。
我个子比较高，不用站在踏板上就能把葡萄一串一串地剪下来。我把剪下的葡萄一串一串地递给美代，美代则用白围裙拭去葡萄上的晨露，然后放进脚下的篮子里。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时间似乎过得很慢。我渐渐地烦躁起来。篮子终于快要装满时，美代突然把接葡萄的手缩了回去，我把葡萄硬塞给她，不耐烦地咂了一下舌头。
美代用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的手腕。被扎伤了吗？我问道。嗯。美代皱紧了眉头。笨蛋！我骂了一声。美代莞尔一笑。既然这样，我就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说，我给你上点儿药，然后就跑出了苇帘。我把美代带回上房，从账房的药架上找出一个氨水瓶。我只是把那个紫色的玻璃瓶塞给美代，并没有帮她上药。
当天下午我就坐上最近新开通的灰篷公共汽车离开家，一路颠簸地回学校了。家人叫我坐马车去，可是我不愿意坐带有家徽、泛着黑光的厢式马车，像个大少爷似的。我把和美代一起摘的一篮葡萄放在膝盖上，意味深长地望着铺满落叶的乡村道路，心里感到很满足。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美代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我放心地认为，美代已经是我的了。
那年寒假是我作为中学生的最后一个假期。随着回家日期的临近，我和弟弟互相都感到了几分紧张。
终于两个人一起回到家了。我们首先盘腿坐在厨房的石炉旁，目光四下搜寻着，可是没见美代的身影。我们不安地交换了两三次目光。那天吃完晚饭以后，二哥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三个人把腿伸进被炉玩起了扑克。在我的眼中，每张扑克牌都是漆黑一片。我借着一个话茬鼓起勇气问二哥，女佣好像少了一个吧。说话时我用手中的五六张扑克牌挡住自己的脸，语气也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我想，假如二哥追问起来我也不怕，倚仗弟弟也在场，我就索性和盘托出。
二哥看着手里的牌，一边思索着出什么，一边嘟哝说，是美代，他跟奶奶吵了一架就回老家了，这丫头太犟了。二哥说着出了一张牌，我也扔了一张，弟弟也默默地打了一张。
过了四五天我来到鸡舍，看鸡舍的是一个喜爱小说的年轻人，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详细的情况。美代曾被一个男佣糟蹋过一次，后来被别的女佣知道了，她在我家就待不下去了。那个男人还做过许多坏事，已被我家赶了出去。不过，看鸡舍的年轻人还说了一句不该说的。他最后还补充说，那个男人向别人炫耀，美代事后还小声说不要，不要。
新年过后，寒假也即将结束了。我和弟弟钻进书库翻看各种藏书和字画，透过高高的窗户可以看见天上飘落下来的雪花。我们家从父亲传到了大哥手中后，从各个房间的装饰风格，到这些藏书字画一类的东西都在慢慢地改变着。我每次回家都会饶有兴趣地体会这些变化。我打开大哥最近新入手的一个卷轴，那是一幅描绘棣棠花瓣散落在水面的画。弟弟把一个装照片的大箱子搬到我跟前，里面有数百张照片。弟弟一边呼出白气温暖冻僵的手指，一边快速地翻阅着照片。弟弟看了一会儿，忽然把一张贴在新衬纸上的四寸照片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最近美代陪我母亲去姨妈家时三个人的合影。照片中母亲一个人坐在低沙发上，姨妈和美代并排站在后面，两人的身高几乎一样。背景是蔷薇盛开的花园。我和弟弟头挨着头，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我在心中早已跟弟弟和解了。至于美代的那件事，我犹豫着还没告诉他。我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看那张照片了。美代仿佛在动，从脸到胸部的轮廓变得模糊起来。姨妈双手抱在胸前，显得光彩照人。我觉得她们两人长得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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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治四十二年即1909年。
[2] 日本的一里约3.9公里。
[3] 桃花节，又叫女儿节、偶人节，日本的传统节日，时间为三月三日。
[4] 过去日本人认为地震、打雷、失火、老爹发怒是四大恐怖事件。
[5] 歌舞伎，17世纪日本江户时代形成的代表性戏剧，演员只有男性。
[6] 狂言是日本戏剧的一个流派。它与能一道，从猿乐衍化发展而来，狂言与能同属于日本四大古典戏剧之一。狂言一般穿插在能剧之间表演。与能的不同，狂言是一种内容简单而即兴的喜剧。
[7] 活惚舞是一种合着大众歌谣拍子起舞、轻快而滑稽的舞蹈。
[8] 七五调是日本诗歌、韵文等中的音节韵律之一，以七音节句接五音节句为一个单位进行七、五音的反复。
[9] 日语“合欢”的发音与“睡觉”相同。
[10] 宝丹膏是日本江户末期发售的一种红褐色兴奋药。
[11] 毒壶是装大型昆虫的玻璃容器。
[12] 一坪约为3.3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