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必须更为具体和详细地考虑一下对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组织形式有很大影响的不确定性。最好的方法似乎是拿一个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社会进行研究，再想象引入不确定性的情况，并设法搞清楚引入不确定性后的社会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因此，我们要回到第四章所讨论的问题上，在那一章中，我们研究了不存在不确定性（和进步）的交换和竞争的机制。我们将遵循同样的方法，从形式尽可能简单的问题入手，分别研究不同因素的作用，分析用想象的因素逐渐构建出的“假想的”（Synthetically）真实生活的复杂性。
为了确保最低限度的不确定性，同时使讨论尽可能地贴近现实，有必要略加留意我们确定以之进行研究的假设。首先最为明显的初始必要条件就是要从需要考虑的事情中，去掉社会进步的因素，先考虑静态社会。但这种公设还需要在讨论中区别对待。正如我们一再注意到的，在一个绝对 没有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根本不会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在第四章中的分析就是按这一假设进行的。这种情况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最基本事实完全不符，但这种研究却对离析出不确定性的各种影响这一分析目的有利。因为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变化都是真实的存在，因此，这种存在与研究假设条件的抽象很少有关系，而正是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变化 才被赋予了最根本且最根深蒂固的本质和含义。社会可能是且几乎一直是没有进步的 ，对社会所做的明显的简化因而排除了进步性的变化。
在对第五章所列举的一般进步性变化的因素进行抽象之后，人类生活中还留存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因为带波动特点的变化不能认为没有对实际可能性造成损害就加以排除。严格说来，对情况进行准确的系统阐述，与无法最小化不确定性、也没有必要最小化不确定性相关，但它以一种粗略的方式充分表明了我们计划要讨论的情况。我们必须认识到影响不确定性含义的若干因素并对之加以考虑。第一个要注意的是生产过程的时间长度，因为生产过程越长，涉及的不确定性当然就越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的总水平。人们的欲望越低，人们希望最大程度拥有的生活必需品的想法就越稳定并且是可预测的。我们的标准抬得越高，与动机相关的审美因素和社会含义的比例越大，与预测欲望和满足欲望相关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另外在生产方面，与通常条件下的农业经营相比，人们更能控制大多数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其生产结果也更具可计算性。我们还必须注意社会组织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发展。预测未来的能力越大，控制事物的进程以减少不确定性的能力明显也越大，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上一章中提到的靠合并来减少不确定性的各种手段的情况。
我们要对所有这些令人费解的事情作出几分明确的假设，以利于且以尽可能符合实际的方式加以解决。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我们所讨论的是20世纪初期的美国，但我们对进步的变化作了抽象。这就是说，我们假设人口的数量和构成是静态的，而且不 具有显示现代生活特征的疯狂的变化和改进。不考虑技术的发明和组织的完善，总体情况如我们今天所见的那样，依然保持着稳定。至于新资本的储蓄，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由人口而引起的在人们之间进行的土地的再分配或商品所有权的再分配及教育等等，都保持原样。但我们不会假设人作为个人是无所不知且永存于世的，或是完全理性且不存在奇思怪念的。我们还将忽略自然灾害、流行病及战争等等，但我们将天气和诸如此类的“通常”的不确定性，连同现实生活中“正常”的枯荣沉浮 ［1］ 以及人类选择的不确定性，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现在我们回到第四章中已经描述过的那种社会组织形态， ［2］ 让我们检查一下将最低限度的不确定性引入这种形态中将产生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需记住我们所构建的假想社会的基本 特征。如个人在绝对自由且没有共谋（collusion）条件下的行为一样，我们也假设，人们所拥有的初级和二级劳动分工的有组织的经济生活以及资本的使用等，已发展到了我们所熟悉的今日美国生活中的水平。需要我们运用想象的主要事情，是生产群体或企业的内部组织。在完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每一个对当时情况拥有完全知识的个人，都没有机会了解到生产活动的控制或责任管理的本质。人们甚至见不到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市场经营活动。原材料和生产服务通过生产过程向消费者的流动，完全是自发形成的。
我们没有必要靠假定人们存在超自然的预测能力来滥用想象力。我们可以将调整看成为靠试错法产生的长期实验过程的结果。如果生活的条件和人们自身完全没有变化，出现的将会是一个明确的组织，准确地说，也没有人会有变化的动机。所以，在生产群体的组织中，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设想每一个工人都是在与其他人的工作有某种“前定和谐”的条件下，在正确的时间做着正确的事情。为了协调个人之间的各种活动，可能还得有经理、主管等各色人等。但在完全知识和完全确定性的条件下，这种工作人员仅仅是劳动者而已，与那些从事机器操作的人处于同等地位。他们执行的纯粹是一种日常的职能，不用对任何事情负责。
由于将不确定性——对行为基于看法而不是基于知识的无知和缺乏了解这种情况——引入了这种伊甸园般的情境之中，这一社会形态的特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不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全力以赴地做事；在这种情形下智性存在与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如此构建的一个世界里，完全知识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事情似乎 是这样，所有的组织的重新调节都会成为机械调节，所有的社会机体都是自发形成的。由于不确定性的出现，做事情即从事实际的活动，在真正意义上成了人生的次要部分，人生的首要问题或职能，就是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由不确定性引出的社会组织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第一，商品的生产并不是依据对某个个人的欲望的预测而进行，商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人的欲望而生产的。生产者承担起了预测消费者欲望的责任。第二，预测的工作以及同时产生的大部分对生产的技术指导和管制，进一步集中到很少一部分生产者手中，这样，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经济职能——企业家。
一旦出现了不确定性，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的职能就获得了对执行这种职能的支配权，生产群体的内部组织就不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或一种机械琐事了。 ［3］ 这种决策职能和控制职能的集中非常必要，就像有机生命的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这种“头部优势发育”（cephalization）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原因相同。我们可以在这里考虑一下这一过程和影响这一过程的环境。解决这一问题的顺序在第七章中，在讨论与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各自不同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分类时，已有提示。
首先，成功的指挥所必需的各种知识和判断以及适应日常经营活动的能力和嗜好，因行业的不同而不同。生产群体或企业现在竞争的是管理能力和技巧，对人员进行重大的重新安排是一个 自然的结果。最终的调整将使每一个生产者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生产者两种属性的特殊组合似乎最为有效。
但是，最为重要的变化是生产群体本身专业化的趋势，也就是说，人们寻求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管理才能极强的个人，并让这些人来负责群体的工作，使其他成员的活动服从于这些人的指挥和管制。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明确地提出，产业组织的存在依据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智力可以用来指挥其他人的日常操作和精神活动。我们要考虑的是，人们有效控制其他人的能力以及决定该做什么的心智能力是有区别的。另外，人们之间的差异，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判断和决策能力的可信度，影响到按他们的看法而去“冒险”的意向。这一事实就是组织形式中发生的所有重要变化的原因，即自信而大胆地“承担风险”并通过担保后一种特殊收入作为实际结果的分配的回报来为怀疑和胆怯“承保”，后者就得到作为实际结果分配回报的一种特殊收入。
因此，不确定性存在人员选择和专门化职能的四种倾向：（1）基于知识和判断，让合适的人坐到合适的职位上；（2）因为某些行业的活动需要有在很大程度上异于他人的禀赋，所以要基于预测程度来作出类似的选择；（3）生产群体范围内的专业化，即那些有超常管理能力的个人（有预见性和管理他人的能力）要处于管理群体的位置上，其他人则要在这些人的指挥下工作；（4）那些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且乐于以行为“证实”其意向的人，可以专门从事承担风险的工作。这些趋势中所具有的紧密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并没有将自信和性喜冒险完全分离开来，因为这二者是并行的，是同一种天赋——众所周知，勇气和把危险最小化的趋向，在所有领 域都是混在一起的，不过在思想上我们还是将其分开的。另外，第（3）和第（4）的趋势是一起发生的。就我们所知的人类本性来说，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的明确后果作出担保，但又不赋予前者权力去指挥后者的工作，是行不通的，或是非常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一担保，后者也不会听从前者的指挥。这一结果就是规避高利贷法的过程中出现的有名的“复合契约”。一个似乎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判断者自己和其他人对于一个判断事实上是否为准确判断并无把握，那么这一体制就根本无法运行。这就是说，在不同种类和程度上，人们对他们自己判断的判断以及对他人判断的判断，大体上说正确的多一些，错误的少一些。 ［4］
多种职能专业化的结果就是企业及企业工资制度 的出现。企业及企业工资制度在现实中的存在，就是不确定性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下面的任务就是详细研究这一制度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以及它与人类经济活动及社会结构的多种关系。这种形式并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形式，也不是我们唯一可想到的组织形式，但在某种条件下，它却具有某种优势，因此在不同的阶段都能有所发展。企业的本质就是对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管理 的职能的专业化，人们所忽视的这一职能的特点是这样两个 不可分割的因素：责任 和管理 。在企业制度下，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经理人阶层在管理着经济活动。在严格意义上，这个经理人阶层才是生产者，而众多的其他人等只是为他们提供生产服务，即把他们的人和财 产交由这个阶层支配，企业家则 保证给这些提供生产服务的人一个固定的酬劳。准确地定义这些职能，并通过社会结构对这些职能进行探究，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为专业化过程永远不会结束；但最后我们将发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这两者基本上是不可分离的。在自由社会中，行使判断或制定决策的有效程度，都与承担不确定性的相应程度以及对决策的负责程度，联系在一起。
随职能的专业化而来的是报酬的分化。社会生产同样也被分成了两种收入形式 ，这是仅有的两种收入形式，一种是固定合约收入（contractual income），这种收入基本上与经济理论中所描述的收入相同，是一种租金 ；另一种就是剩余收入或称利润 。但与利润的分化一样，固定合约收入的分化也永远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过一种纯粹形式的收入，同时每一种实际收入都包含有租金和利润两种因素。由于不确定性的出现（分化本身的条件），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有多少收入属于这一种因素，多少收入属于另一种因素，但我们还是可以作出部分区别，因为两种收入间由某种原因引出的区别，还是明显而且清楚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社会，由于在企业组织中引入了不确定性而发生了变化。在相同的动机条件下，即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每个个人都致力于改善自己的条件的动机条件下，人们将通过相同的试错法进行重新调整。自始至终处于我们考虑范围之内的理想的或是限制性的条件，仍然是通过每个个人在不同行业之中的努力及努力过程之耗费的分配，使所有的行为选择均等化。在这种新的体制下，劳动和财产服务实际上都进入了市场，并成了被人们买进卖出的商品。这些商品因此而成了比 较价值尺度，由于这些价值组成了满足欲望的直接手段，所以这些商品从价格上归为同质性的东西。
新的调整的另一个特征是完全均衡条件不可能再存在。因为生产安排是以预期为基础作出的，因此实际所获得的结果不再与一般情况相符合，波动不再静止于零。因为，各个个人所做出的所有改变，都与公认的价值尺度相关，但由于一些不可预知的原因，这一价格体系极易产生波动，其结果是各个个人的安排也不停地发生着不确定的变化。人们据以确定判断价值的经验中包含有一定比例的失误或错误，考虑到人不可能永生，所以试验从来没有完成，而且一再地从头再来。
现在我们转而扼要地考察一下包含于企业组织制度内的两类个人收入：固定合约收入和利润。 ［5］ 我们将按迄今为止我们解释事情的方式，试着将我们自己置于行为人或决策人的实际位置上，并用一般的人类动机来解释他们的行为。问题的背景是自由竞争的环境，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所有的人和物质要素都在竞争为他人所用，其中也包括所有已受聘为企业家的人，同时，所有的企业家也在为生产性服务而竞争，而且所有的人也同时在竞争企业家职位。理解人们对这种环境所作反应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的行为和竞争，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认识 。为了简化一下情况，并使问题 更具体一些，我们将与以前一样，假设这里存在某种在其他人如企业家控制之下的人和物的归组（任意一个归组都可作为出发点），同时，企业家和其他人等，也如上面所述处于竞争之中。
生产一分配制度是在预期的基础上，通过双方的出价和还价而产生的。劳动者索要他认为企业家能够付给他的报酬，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接受少于他能从其他企业家那里得到的报酬，也不会接受少于自己成为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报酬。同样，企业家给任何劳动者开出的价格，都是他认为为了获取劳动者的服务而必须给出的价格，在任何情况下，他所支付的都不会高于他所认为的该劳动者实际所值的价格，他注意的是自己作为劳动者所能得到的价格。全部的计算都是对未来的计算；过去甚至现在的情况都只是作为对所预期结果的预测根据。 ［6］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任何商品只能够有一个价格，所以，一般工资水平一定产生于竞争性竞价。既定的工资水平可被称作劳动者产品的社会的、竞争性的预期价值，如我们业已解释的那样，我们是从特殊贡献的意义上，使用“产出”一词。在这里，并不是双方当事人对一份工作协议的未来看法决定了价格，这些看法只是设立了这一协议的最大最小范围，超出了这一范围，就不可能产生协议。价格调整机制在其他任何市场上都是一样的。这里一直存在 一个既定的统一价格水平，这一价格水平自始至终保持在供需均衡点上。任何时候，如果更多的出价人愿意以高于受雇者所愿接受的既定价格水平的价格用人，价格水平将相应上升，同样，如果多数人的看法相反，也会有相应的情况发生。任何一个个人就该做什么所做的最终决定，取决于瞬间存在的价格水平与商品重要意义的主观判断之间的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对间接重要意义的判断形成于对未来两方面的估计，即与技术的和价格的不确定性相关联。决定是否按现行工资水平出价的雇主和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出价的雇员，都必须从技术上或物质上对劳动的可量度产品（特殊的贡献）进行估计，还必须估计到这一产品进入市场时，期望获得的产品价格。这种估计可能涉及到两种概率计算或概率估计。冒险本身或许就具有赌博的性质，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取决于对成功的“客观概率”的“估计”，或取决于对不同程度的成功或失败的一连串类似概率的相应估计。通常，对高智商的人来说，他将根据所有被估计的因素，对估计的可能的“真实价值”进行考虑。
那么，“社会的”或“竞争性的”预期一词的含义就会清楚了。在一份雇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的心中，问题只是与这样一个事实——即雇主想廉价获取的服务的现行标准回报与雇主本人不考虑概率的容差（allowances），对其所值的估计之间的差异——相关。差异的度则完全是不重要的。未来的雇主绝对明白，对自己来说，服务的价值大过他付出的价格很多，但他必须只按现行的竞争价格水平支付，如果他对这一交易心存犹豫，他的买卖对这一价格水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只要照现行价格买卖就行。正是从 “边际”需求价格意义上对有关的度（magnitudes）的一般性估计，确定了实际的交易过程中的成交价。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组织的本质，与第四章中所描述的不确定性缺失且不存在进步的条件下的组织的本质，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对一个具体的生产群体来说，一个劳动者的价值或一件物资设备的价值，是在收益递减条件下，随着投入组合中某种要素比例的增加，该要素对产出所做的特殊的物质贡献，以及在效用递减条件下，随着我们所讨论的该企业使用来制造某种产品的生产力比例的增加而形成的这种贡献的价格，共同决定的。但是，组织的计算所依据的事实，不可能再通过试验而准确客观地加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数据肯定是估计 的，这就易于出现大大小小的误差幅度，这一事实引起的差异，在这两种条件下与其说具有相似性，不如说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做出这些估计并“保证”这些估计对群体中其他参与人员的价值的职能，就落到了每个企业中有责任能力的企业家身上，并由此而产生出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完全不知道的一种新型活动和新型收入。
即使在第四章所讨论的假设条件下，在每个生产群体的不同的人或人群中，似乎也存在某种控制和协调职能的集中。但是这些人的职责只具备常规性，无论哪方面都看不出与其他那些职能人员有什么重要区别，他们只是劳动者中的劳动者而已，他们的收入与其他人的工资收入一样，也是工资。然而，一旦管理职能所需的判断的履行与易错性 （liability to error）有了关联，一旦群体中其他人等服从经理人指挥的前提条件是经理人必须对自己的看法之正确与否负责 ，这一职能的性质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经理人 成了企业家。毫无疑问，他可以而且通常也会继续履行过去老一套的例行职能，并接受过去的工资；但他另外还要做出需承担责任的决策，所以他的收入除了工资外，通常还要包括一份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利润”的纯粹的差额 因素。这种利润只不过是在他所使用的诸项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即一个由于其他企业家的竞争而迫使他作为获取其服务的条件而对他们保证的金额，与在他指挥下，他最终从产品的出售中实现的金额之间的差额。
很明显，企业家收入的性质是复杂的，其组成部分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其中包含的一个要素，就是企业家个人在为企业从事例行服务的基础上获得的普通固定收入（工资），或者说，是凭他自己的财产（租金或资本回报）挣来的。然而这种差额因素还是很复杂，因为事情很清楚，这里面有计算的因素，也有幸运的因素。对这一现象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需要时间和审慎的思考。现在这一问题的背景是清楚的：即生活和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在商业活动中作出判断，劳动分工经济迫使人们结成群体进行工作，并将管理的职能委托给其他职能，这种劳动分工的经济是已经专业化的，人的本性又使那位指挥他人活动的人必须为自己的经营结果负责，最后，竞争的环境也使每一个企业家的判断，与他调整他在获得收益之前必须先支付的固定收入的现有商业判断相对立。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探究企业家能力的含义，以及企业家能力的供求情况。就企业家收入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即为企业提供日常劳动和财产所获的普通工资而言，没有评论的必要。这种报酬仅仅是对现在讨论的能力级别或财产种类所付出的竞争水平 的工资。毫无疑问，我们实际上不可能确切说出这种水平的工资是什么。在现实生活动荡不宁的条件下，不仅不可能实现各样东西和服务的完全标准化，而且在企业家专业化的条件下，也可能会有同样的结果，即在极其类似的条件下，企业家和非企业家都不可能做出相同的事情。因此，纯粹的工资，或是租金这一要素与由不确定性引出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区别，在一般条件下不可能弄得完全准确。重大困难主要来自我们试图要分析在确定部分企业家收入的过程中，判断与幸运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家的这部分收入又与他履行的双重职能：（a）履行责任管理和（b）保证生产服务所有者的收入不受不确定性和波动的影响相关。很显然，这种特别收入也与努力和牺牲有关系，与我们必须中肯地加以探究的各种能力的供需性质和条件以及努力和牺牲的分配相关。
毋庸置疑的是，企业家的活动产生了大量的社会节余，因此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生产的效益。如果没有管理职能的专业化，大规模的生产活动、高度组织起来的产业以及精密的分工都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人性使然，担保的职能显然一定与管理的职能同时出现，实际上，从管理的根本意义上看，两者在理论上是分不开的。因此，除了某些个人在履行这一职能时具有超过其他人的能力之外，这里还有很多遗留问题。这里仍然还存在通过合并的原则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大量获得的其他收益，这种收益也不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品质而存在。但由于制度如此，是这些制度而不是个人从事特殊职能的活动，形成了这种社会利益；单从这一方面，我们找不出任何原因导致一个特殊分配份额的产生。
至于通过企业制度而获得的不同收益要素间的实际可比较的 程度，光进行猜测，恐怕有些轻率，但毋庸置疑的是，绝大部分的实际收益是由于选择了在某项工作上极为合格的经理人而获得的。这种重要的选择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这种合格性能在每一具体情况中得到证明之前，就能为人所确认，并仅在此范围内为人所承认。未来的企业家只要对自己的预测和策略的真实价值有了一个估计，也就对他自己是否胜任职位形成了适当的看法。当然其他人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他对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一个人可能经由几种途径成为企业家。如果他有财产，或是他了解一种属于他个人的技术上的生产力，他无须使得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相信他胜任企业家工作，他就能从事企业家的工作。只要他自己的资源保护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他自己又同意为这些人支付一笔固定收入，那么，这些人根本不必操心企业家基于其种种策略的判断的正确性，他就能从事企业家工作。当然，如果他不能做出这种担保，他要么就要取信于那些他付给他们工资的人，或是与他签订了租约的人，要么他就要取信于那些为他承担担保责任的外部人。这种与企业家担保职能的转移有关的结果，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我们将马上着手讨论。第三种情况的产生是可以想象到的，即，在一个人并不认为自己特别适合于做管理工作的情况下，如果其他人等对该人的能力和可信度有极高的评价，那么，这人也会成为企业家。这种情况更为复杂，所以对其的分析也必须推后。对企业家职能分离的讨论，自然会引出所有问题中最为困难的雇用经理人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考虑这一职能未被分割、他一人独担的简单情况，即管理及承担不确定性的职能承担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情况，根据这一假设条件，无论外部人由他雇用与否， 或是，对他的能力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感兴趣，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从这一假定开始，即假定这是我们社会中企业家职能的唯一形式，那么问题就会进一步简化。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谈谈企业家的收入被确定下来的过程。或许我们应该将它与只提供服务但不涉及判断而获取的固定合约收入区别开来，这份固定合约收入是由企业家支付的 ，指出了这一点，后者就可以断言，企业家本人的收入是一种剩余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企业家的收入根本不是由谁“决定的”，它是其他人的收入“被确定”了之后所“剩下的部分”。企业家在市场上为社会中现有的生产服务进行出价的竞争，“确定”了这些固定合约收入的价格；企业家的收入是不固定的，而是由固定合约收入支付完后的剩余部分所组成。因此，我们要通过对决定固定合约收入的诸项力量的研究，再联系一个企业或一个社会的全部产品，间接地研究企业家的收入。
假定生产服务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对每一位企业家来说，固定合约收入是通过企业家群体的竞争或边际预期，再联系现有每种要素的供给确定的。无论如何，任何人要成为一名企业家，都要依赖于他自己的坚定信念（强烈到足以依据这种信念而行为），即他能使生产服务的产出多于由其他人所认为的这批生产服务生产的产出而确定下来的价格水平（根据同样的规定，这种信念必然会导致行动）。在任何个人成为企业家之后，他的收入的量取决于这一超额预期在生产中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他判断的正确性至关重要。但我们很清楚，他的成功同样也可以出于这样的原因：（a）其竞争对手判断失误，或（b）其竞争对手能力低下。一个 人的（a）能力与（b）对人的能力的判断，这两个因素是联系在一起分不开的，企业能力就是（对外部因素的）判断和运作能力的综合。
再者，最佳判断和最高能力的使用，也无可避免存在一个误差幅度。在任何一种具体情况下，成功的结果都不能完全归于判断和能力。最优秀的人也会有一定比例的失误，最差的人也会有一定比例的成功。一次试验或数次试验的结果，至多只能在能力已经表现出来或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作为我们偏爱某一看法的根据 ［7］ 。对能力的可靠估计，只能来自大量的试验。就是这样，也存在不同的能力与能力之高下的差异。在企业管理活动中，根本不存在在客观的、可描述的意义上极为相似的两种情况。大脑活动的神秘现象之一，就是我们能对具有价值的“一般能力”做出估计，而我们能做出这种估计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进一步说，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商业冒险活动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赌博（gamble）。在企业或任何一个涉及难以对相关因素做出估计的承担责任的领域中，无人能假装对这些因素进行估计，因此，多数决策都需要进行判断。判断本身就是对某种结果的概率的判断，对成功的比例的判断，如果我们能将这种冒险活动反复进行多次，我们就能掌握这一结果。因此，幸运的限量是两方面 的。它要求大量的试验才能对任何给定条件下所实行判断的真实概率有所了解，同时才能对判断的本质和偶然性进行区别。再一次请大家记住，无论对事例的分类有多么粗略，奇迹都会产生，我们也就能尽可能智性地生活。现在我们尝试以供需法则的形式，更为准确地阐述一下决定企业家收入的原则。
对一种生产服务的需求取决于因应用于该生产服务的其他服务的增加而产生的收益递减曲线急剧上升或下降。在我们熟悉的土地的例子中，随着应用于一块给定土地上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回报迅速减少，这块土地上的租金将会更高。毋庸置疑的是，收益递减法则决定了生产服务与企业家的结合。其决定基于这样一个我们已经说过的事实，即预测和执行能力的空间范围是有限的。任何单个个人试图指挥的经营活动范围越大，一般来说——与收益递减规律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超过某一点”，他的效益会越低。对企业家的需求，就像对其他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一样，直接取决于其他要素的供给。
企业家供给涉及的因素有（a）能力，这一点还包括有不同的因素；（b）意愿，（c）能给出让人满意的担保的力量，以及（d）上述因素的同时存在。如果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保证为它的企业提供高质量的管理，除了各种要素各自都有大量供给之外，这种管理还要通过能力与意愿的结合，或者所有三个因素的同时存在才能达成。意愿加权力就可以给人以保证，但如果没有能力做支持，无疑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但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因素的结合，能力也将是一种浪费。发现能有效管理企业的人才，并将他们放到承担责任的管理职位上，恐怕是经济组织在效益方面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社会中企业家素养的供给，是决定这一社会生产单位的数量和规模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普遍或许也无可厚非的看法是，大多数其他因素趋向于用增加企业规模的形式来扩大经济，但规模的主要限制就是领导能力。如果能力真的能成功地管理大企业，那么，一旦有了有能力的企业家，就一定容易获得极大的回报。任何一位特定的企业家 的收入，一般来说有大于别人的收入的趋向：（1）因为他有能力及好运气；但是，（2）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中缺乏一种与权力相结合的自信，以便向雇佣人员做出有效的担保。成功管理企业的能力是多还是少，对利润的影响相对较少，影响利润的主要是作为一个阶层的企业家（事实上的和潜在的），在哄抬生产服务价格过程中的鲁莽或胆怯。作为一种剩余的企业家收入，与其从直接意义上认为是由对企业家的需求所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对其他服务的需求所决定的，这些需求才是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获得自信的关键。我们一定立刻就明白，对于作为一个阶层的企业家来说，蒙受一种净损失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损失完全能以其他能力的所得来弥补。对那些能力低而“勇气”高的人来说，这种结果是一个必然。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通常对自身的能力作了较好的判断，不论能力本身高低如何，一般利润率 可能会较低，但对水平较低的实际能力来说，变数和波动性会更大。赚取较大利润的条件受到了包括低水平进取心和高级别能力供给的严格限制。
由于传统分配理论已经（错误地）在剩余收入概念基础上对利润做了分析，当然尤其是在地租分析中，所以，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来说，利润的分析更为简单。但这里不能过分地强调相似 性，因为这里存在这样一种重要的区别：租金——与每一个人现在所理解的任何其他份额一样——是扣除产出 的其他份额之后的剩余（产出是一个单位的边际贡献乘以单位数）。但是利润（我们现在是在简化条件下进行分析）却是扣除了对其他要素的支付 后的剩余，是通过作为一个阶层的企业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要素的边际出价 （marginal bid）而决定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剩余不是一种产品剩余，而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margin of error），即那些没有迫使成功的企业家对生产服务支付出如他们自己被迫支付出的同样多支付的非企业家和企业家在计算上的误差。
由于这一观点相当复杂，所以在这里最好再扼要重复一遍。我们首先大略地假定，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如企业家一样了解自己的能力，但这些人对相互之间的能力知之甚少。这样，社会收入在利润和固定合约收入之间的分配，取决于社会上企业家能力的供给，以及由它（对其他要素的使用）带来的收入递减的速度，利润的大小随能力供给的增加、随收益递减的加速而变小。如果人们除了不了解其他人的能力之外，还不能判断自己的能力，那么，总的来说，利润的大小要么取决于他们对企业经营活动前景的过高估计，要么取决于过低估计，如果他们过低估计了企业经营活动的前景，利润就会更多一些。这种阐述是从对他们所拥有的、保证他们支付协议中议定的固定收入的手段问题中提取出来的；这一方面的局限性同企业家能力供给方面的局限性起同样的作用。如果企业家的能力非常之高，以致实际上不太容易产生收益递减现象，那么，即使在很少几个这种人之间的竞争，也会提高固定收入的比率，并降低剩余份额，当然，如果他们了解自己的能力的话。如果 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能力，那么，利润的大小又要取决于他们的“乐观态度”，随后者而反向变化。
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了解，与他对自己处理不确定性的了解以及信赖自己的判断有关系，这样，如果经营活动的范围足够大，如果其知识是完全的，那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即使在真正的赌博情况下，判断本身的真实概率也很容易出错，在这种情况下，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不确定性而言，我们对大多数情况下的可预测结果还是有一个客观的概率估计。因此，真实利润的出现，取决于判断价值估计中的绝对不确定性，或者，取决于缺少一个通过合并的方式组合起大量的事例来获得确定性的必要组织。由于人们对他人的判断能力的完全无知，因此，很难明白这种组织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借以了解这个世界的机制是如此难以捉摸，利用间接手段增加确定性的智能是如此之伟大，以致我们还要在更大范围内作出保留。如果人们并不知道别人的能力，但却知道别人知道他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还是有把握对所有人的能力有个一般性了解，就算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不全面或者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事实就是这样），事情也会是这样。如果那些为了一笔固定酬劳而提供生产服务的人，知道那些为这种服务出价的人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或者，如果每个出价人都知道别人了解这种情况，那么，出价者将被迫为他们愿意支付的所有数额进行支付，这就是说，要为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数额进行支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会具有扑克牌戏即一种虚张声势的竞赛的特点。但我们必须承认，实际工资的讨价还价根本不具备这种特点。
欧洲开拓者在原住民那里的情况，说明了少数人在多数人不 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少数人能获得极大利润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他们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竞争，如果他们的人数增加了，就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一时刻，他们将推动价格至一定的竞争水平，同时不必用对被利用者采取比接受了这一较大出价的人们所采取的更为精明的任何行为。带来这种结果所需要的竞争者人数，取决于企业家职能的收益递减曲线的急剧上升或下降，取决于一个人能有效管理的企业规模的限度。其中，规模的概念还必须扩大到将须加以处理的各种不同情况包括在内。由企业家职能带来的收益递减问题，实际上是存在大量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题。 ［8］ 设想一个人能胜任一家规模不明确且具复杂性的企业的管理，就是设想一种完全不存在实际不确定性的情况。
以上所有讨论都涉及这样一个简化的情况，即我们假设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对真实价值、对他自己的每一个判断以及根据这种判断控制事情的能力都有一些了解，但是相互之间对这种事情 的了解就像其他人对其自己的看法那样，只能通过他的行为趋向才得以表明。事实上，人们是在一定时期内眼见别人的表现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对他人的看法，另外，印象的形成还要求个人的外表、谈吐等的得体。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对他人的这种认识，是我们努力理智地与他人一起生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最难的是对所有与知识和不确定性的实际属性相关的资料，进行系统的讨论。
对他人的看法和才能的价值估计，大部分是依据对任何个人一生中所做决策，至少是在经济活动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的活动范围内所做决策的资料的掌握而形成的。这种估计的作用就是我们期望在任何条件下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种间接表示；因为我们知道并承认，我们对问题本身的价值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对它的判断受到我们重视的其他人的看法的影响，对这些看法，我们接受过来以替代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在自己的处境下所感受到的信心程度，就是我们在“权威”的判断价值中、即我们依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将权威的声明作为最佳信息加以接受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信心程度。当然，这些对他人看法的看法的形成模式，既复杂又难以解释，而且，很少能摆脱那些被忽略的、对事件本身所做的独立判断的影响。这里存在一种相互强化的情况，因为我们预先有了某种 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与某些权威的看法一致。即使不总是如此，我们也是经常因为权威的看法而坚信我们自己的看法，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之所以相信权威，是因为权威所持的观点是我们已有了倾向性的观点。甚至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也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其他人相信我们，尽管从另一方面说，……虽然 我们没有试图用逻辑的表述来阐明所有这些关系，但这已足以表明我们自己的看法和他人看法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通过对他人知识的了解而获得的间接知识的重要性，是我们要强调指出的一点。
与此相应，我们视为行为基础的知识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选择听从的权威估计中的误差。商业的不确定性非常突出地具有这种特点，这一种类的不确定性尤其需要仔细研究。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假设了纯粹的、不可分割的企业家职能，这是由于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另一个人的能力而产生的。很明显，由于缺乏这种了解，没有一个商定好的价格做出有效的保证，那么没有人会将自己的资源置于他人指挥之下，而且，企业家如果不是处于一种没有资助就能做出保证的状态下，他也不能成为一名企业家， ［9］ 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人会对他人做出这类保证。这就是说，企业家职能在一种纯粹形式上会完全专业化，并且完全与责任和管理联在一起。一旦人们具备了他们愿意据之而行为的知识或看法，一旦人们了解了其他人发挥企业家职能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企业家职能就不再是一种单纯且绝对孤立的职能了。当然，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实情，其中最值得仔细考虑的，还是这种部分的专业化和多少被分割了的企业家职能。所以，有几种组织形式和职能分割模式应该引起注意。
我们所能想到的企业家职能的最简单的分割，就是管理与担 保这两个要素的分离以及由不同的人来执行的情况。这是一种合乎常情的安排，因为企业家能力不会与能使自己对所允诺的固定合约收入做出令人满意的担保的企业家能力拥有者的职位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一定常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而言，与某位有可能为他的雇佣合约担保的人签约，可能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不一定是他本人拥有企业家能力，或是他本人有意来承担企业的管理职能。这种合伙形式和利润的分配条件是极为多样的。事实上我们知道，这里通常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工资协议形式，即担保人以管理者雇用受其组织和管理的生产服务的同样方式雇用管理者。这种职能的转换涉及一种我们必须对其特征加以详尽考虑的转变，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解决。这里我们应注意的是，将所有的担保责任与企业的管理责任分离开来，通常不太实际。一名受雇的企业家只有一份固定合约收入作为他在企业里的唯一利益，是很罕见的事情。企业家通常也是半个所有者，至少，他的工资是根据情况而调整，这样事情就很清楚，他的任用与否，要取决于在他指挥下，企业的兴旺程度。
与企业家职能部分转移给他人而发生的职能转变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对能力评价的结果，它指的是在企业范围之内，职能的专业化或许不很完整。这就是说，人们肯定不愿意在没有有效物质为议定的固定支付作担保的情况下，将生产服务，即人或财产，委托给一名外部人的说法，就不再属实了。如果他们对经理人的能力和正直有信心，他们也可能会在只有部分报酬或报酬没有完全保障的情况下，乐意与之一起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显然是生产服务的拥有者参与分担不确定性压力的例证，或是，“接过了”与承 担风险有直接关系的风险的例证。而且，生产服务的拥有者也参与了企业的实际管理一事，将在现实生活复杂、多变且不明朗（除了依然没有注意到的进步之外）的条件下，在对企业家职能进行更为仔细的研究过程中显示出来，这一点正是下一阶段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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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在这里尽力描绘的情景，就是A. H. 威利特博士以“逼近静态”之名想要表现的东西。见《风险与保险的经济理论》，第15页，第16页。
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摆脱一些过于微妙的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确定性。我们不清楚在物性或人性两方面最终是否存在真正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有时候，似乎所有的变化都是自我抵消的，而且，如果排除了进步，我们似乎最终也能获得对总体现象（通过合并原理的应用）的预测能力，如果我们不能预测个别现象的话。但是，举个例子，考虑到科学在天气预报方面那点可悲的有限成功，我们就很清楚，假定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就不会过分地轻信。我们一定没有忘记，变化的周期性或是抵消波动性所需的间隔，事实上都与人类生命的长度相关。如果这种抵消最终会发生（像某些作者，如著名的尼采大胆提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相对于人的寿命来说是如此之长，以致我们无法利用其优势。
［2］ 读者将回忆起在第五章中所探讨的不存在不确定性时的进步结果。为了考虑不存在进步因素的不确定性，我们在这里稍做回顾，完成分别研究这两个因素的计划。在完成了现在的任务之后，我们会（在第十一章）将它们合起来进行研究。不确定性的后果和进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分离的事实，尽管从未完全分离，两者的不确定状态被视为是构成“动态”利润理论推理的基础。
［3］ 参见第四章，第106页脚注。
［4］ 这一说法意味着，一个人的判断从实际意义上说具有真实或客观的价值。这一假设将由进一步的讨论来证明。
［5］ 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固定合约收入的理论特点是，这些特点在传统的分配理论中，是与租金结合在一起的。从我们当前假设的角度看，所有生产财货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及分配量都是固定的，这种收入自然可称之为工资。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在收入的来源里，不存在由某种原因引起的或道德上的重大差别，所以它们叫什么并不特别重要。
［6］ 在现实社会中，雇主与雇员身份的选择自由，通常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本的量。然而，与假设这种自由相关的抽象程度并不严重，因为人们所表露的能力总是能为商业活动带来资金。一名没有财产的雇主可以通过保险为固定合约支付做担保，甚至在他们有了损失的时候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组织和高道德标准的商业声誉的话，风险承担和风险管理职能与提供生产服务的职能完全分离是可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对作出有效担保的必要条件也要加以考虑。
［7］ 与我们对竞技比赛的讨论中看到的一样。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说，在高尔夫球场上做了一次20码轻击进洞就证明是高技能，或是用步枪在100码远处射入一只2英寸的靶心也证明有技能；因为，我们不能说错过了一次3码的轻击，或是射在了8英寸的圆圈之外就证明缺乏技能。不论击球技术或射击技能是好是坏，两种情况都时有发生，只有经过相当数量的试验后得出的成功与失误的比率，才能使人对达成目的的真实能力有一种认识。
［8］ 经营管理的收益递减是我们在经济学文献中经常看到的主题，但对此仍然缺乏科学的讨论。有意思的是，按当今作者的观点，这些分析基本没有根据，参见H. C. 泰勒《农业经济学》，第六章。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对企业理论的讨论是含糊的，并不令人满意。完整且具有严密逻辑性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考虑到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诸要素的极端复杂性，尤其是其中多数变量可能是一些独立的变量，这样最终得出的若干可能的猜测会使人望而却步。起码它会需要足够多的空间，而且也很难顺着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同时这样做的实际意义也并不太大，这样，就算有人读它也不能证明这种努力就值当。我们希望，上述讨论已经涵盖了令人感兴趣的关键之处。根本的因素是企业家范围内人的能力问题，这种能力包括预见能力和执行能力，以及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了解和在经营中信任他们的倾向。被忽略的因素似乎是后两项，即自知和自信或主动精神（initiative），这两项是密切相关的，但并不完全等同。另外，了解并愿意相信其他人 的能力和判断，仍然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讨论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9］ 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必须拥有资产，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实际上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然而，可以想见的是，一个人或许可以通过典押自己的赚钱能力而保证自己在合同中的支付责任。这种安排并不要求比现在的保险赔偿更为复杂的组织技巧，或者说，并不涉及人性方面的其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