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域与私域
6．社会领域的兴起
从隐蔽的家庭内部到公开的公共领域——社会的出现（家政及其活动、问题以及组织手段的兴起），不仅模糊了私有与政治之间那条古老的界线，而且几乎不可想像地改变了这两个词汇的含义以及对个体和公民生活的意义。我们不仅不同意希腊人的这一观点：即在公共世界之外的“自我”（idion）圈子内生活从定义上讲是“很愚蠢的”；而且也不同意罗马人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可以独自生活，但这只是对公共事务的暂时逃避。今天，我们将隐私列入个人领域，它的肇始可以追溯至罗马晚期，虽然我们很难再追溯至古希腊的任何时期，但在摩登时代以前的任何时期，它的多样性和变化性是肯定不为人所知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重心转移的问题。按古代人的理解，隐私的反面意思（正如这个字本身表明的）是什么都重要；按字面意思理解，隐私意味着一种被剥夺的状态，甚至是被剥夺了人类能力中最高级、最具人性的部分。一个人如果仅仅过着个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让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那样不愿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今天，我们使用“隐私”一词时，首先不会想到它有被剥夺的含义，这部分是因为现代个人主义使私有领域变得极为丰富。不过，以下这一点看来更重要：正如现代的隐私与政治领域相对立一样，它至少也与社会领域（古人对它毫无所知，他们认为其内容是私人事务）截然相对。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人们发现现代的隐私（其最相关的一个功能是为了掩盖私秘）不是与政治领域相对立，而是与社会领域相对立，因而它更密切也更真实地与社会领域联系在一起。
让一雅克·卢梭是第一位探索这一私秘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方面的一位理论家，他是很典型的唯—一位人们至今还常常只用其名就引用他文章的伟大作家。他在经历了反对社会对人类心灵无法忍受的扭曲（社会侵入了人类的心灵深处，在这之前，心灵无需特殊的保护）而不是反对国家的压制后得出了他的伟大发现。内心的秘密（与私有家庭不同）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有形的居住之地，它所抗争的社会以及对自身的维护也不能像公共空间那样明确地确定其起源。对卢梭而言，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是人类存在的主观模式，以他为例，就像让一雅克反对一个名叫卢梭的人一样。面对现代的个体及其无休止的冲突，他既不能在社会中感到安适，也不能完全脱离它而生活，他的变幻不定的心境以及情感生活中极端的主观主义——所有这些都来自对心灵的反叛。不管对卢梭这一个体的真实性有怎样的怀疑，卢梭理论发现的真实性却是毋庸置疑的。从18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诗歌以及音乐令人惊奇地繁荣兴旺，小说作为唯—一种完全社会性的艺术形式的崛起，以及与此同时所有的公共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不无巧合地同样令人震惊的衰落，所有这些充分证实了社会领域与私人领域之
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
卢梭以及其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从对社会的叛逆性反应中发现了私秘，这一反叛首先针对的是社会领域的同一性要求，针对今天我们称之的每一社会固有的一致性。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这一反叛是在平等原则（自托克维尔以来，我们一直把这一平等谴责为一致性）有时间在社会领域或政治领域表现自己之前发生的。一个国家有无平等并不重要，因为社会总是要求它的成员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样行事，只能有一个观点，一种利益。在现代家庭解体之前，这种共同利益和单一观点是由家长来表达体现的，他据此来管理统治家庭并且阻止家庭成员间可能出现的不团结。家庭的衰落与社会的兴起这一惊人的巧合清楚地表明：实际发生的状况是家庭单元被融入进了相应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性（同侪之间远不是平等的），与家长专制权力面前的家庭成员的平等性没什么不同，除了社会（在那里，共同利益和一致意见的天然力量被全体成员大大加强），最终消除的是由一个代表共同利益和正确观点的人实施的实际统治。一致性现象是这一现代发展的最后阶段的一种特征。
寡头或君主统治（古人曾以此来设计家庭组织）确实在社会中改变了形态，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当社会等级中的最高层木再由一个专制统治者的王室所组成时，它变成了一种无人统治。但这种无人统治——即社会整体在经济上的一种潜越的利益，以及沙龙中上流社会的一种潜越的观点——并不因为失去了人的个性而停止统治。正如我们从大多数社会的政府形式，即从科层制（这是民族国家统治的最后阶段，正如仁慈的专制和独裁中的寡头统治是它的最初阶段一样）中知道，无人统治不一定是不统治；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
社会在其所有层面上排除行动的可能性（这一行动以前被排斥在家庭之外），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反过来期望每个成员表现出某种行为，并强加给他们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有这些旨在“规范”其成员，使他们循规蹈矩，以排除自发的行动或非凡的成就。以卢梭为例，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中发现了这些要求，沙龙的传统总是将个体与其在社会构架之中的等级等同起来。重要的是这种与社会地位的等同，至于这一构架是否恰好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事实上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中的头衔，或者只是当今大众社会的一种功能，这无关紧要。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仅仅表明，各种社会群体经历了家庭单元先前曾经历过的相同的被融入社会的过程。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最终达到了用平等的手段和相同的力量吸纳并控制一个既定社区内所有成员的程度。但任何情况下的社会的平等以及现代世界平等的胜利，只是在政治和法律上承认了这一事实：社会已经征服了公共领域，两者的区别和差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
现代的平等（它建立在社会固有的一致性之上，或许仅仅是因为行为已经取代了作为人类关系最主要模式的行动）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同于古代，特别是希腊城邦国家的平等。属于少数的“平等人”比omoioi）意味着被允许生活在同僚之间；但是公共领域本身，也就是城邦，则浸透着一种末日的痛苦，在那里，每个人总是不断地将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希望与众不同，并且通过无与伦比的功绩和成就来显示自己是最好的（aienaristeuin）。换言之，公共领域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块地方。正是为了这个机会，并且出于对国家（它使每人都可能有这种机会）的热爱，使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愿意分担司法、防务以及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
这种一致性（即假设人们循规蹈矩且不自行其事）根植于现代经济学（它的产生与社会的兴起是相一致的，经济学与它主要的技术工具——统计学一起，成为出类拔萃的社会科学）之中。经济学——直到摩登时代之前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个不起眼的组成部分，它建立在这一假设上，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就像在其他任何方面的行为一样——只有当人成为社会人并整齐划一地遵循某种行为方式时，它才能获得科学的特性，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因而被视为反社会的或不正常的。
统计规律只有在涉及较多的数据或较长的时期时才是有效的，一些活动或事件只能作为偏差或波动在统计上出现。统计学的理由在于这些活动和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和历史上是很少发生的。但是日常关系的意义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揭示的，而是在极少数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正如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只能在反映它的很少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一样。将多数据和长时期的定律运用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无非表明这是蓄意忽略了它们真正的主要内容，当每一件非日常行为或必然趋势的事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不加考虑时，探求政治的意义或历史的价值是徒劳的。
不过，由于统计学定律在我们处理较大数据时极为有效，因此，每一次人口的增长都意味着有效性的增加和“偏差”的显著减少，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在既定的国家中，人口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社会领域，而不是构成公共领域的政治领域。希腊人（他们的城邦是我们所知的最具个性且最不一致的政治实体）深深意识到城邦重视行动和言论，而只有当公民的人数保持有限时，城邦才能生存下去。挤成一团的众多人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专制的倾向，这种专制可以是一人专制，也可以是多数人的专制。虽然摩登时代之前人们对统计学（作为对事实的数字化处理）一无所知，但是使这种数字化处理成为可能——众多的数据，对人类事务中的一致性、行为至上和自主性的解释——一的社会现象正是那些（在希腊人自己看来）有别于波斯文明的自身文明的特征。
有关行为至上及其“定律”有效性的一个不幸事实是，人数越多，人们越趋向于行为，并越不可能容忍不行为。从统计学角度看，这会在波动的消除过程中显示出来。在现实中，业绩将越来越不可能对抗行为，而事件将越来越失去其意义，即失去它们阐明历史时期的能力。统计数字的一致决不是一种无害的科学观念；它不再是一个社会（它理首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与从它存在起就具有的科学见解相安无妨）的秘密的政治理念。
一致的行为（它有助于从统计上加以确定，因而也有助于正确的科学预测）很难用“利益的自然一致”（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这一自由主义的假设来加以解释。显而易见，阻碍社会正常运行的仅仅是一些传统遗留物，这些传统遗留物介入了并仍然影响着“落后”阶级的行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遗留物只不过是“社会力量”全面发展道路上的干扰因素而已，它们不再与现实相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某一利益的科学“幻想”“虚假”得多。
为了在摩登时代衡量社会胜利的程度（最初是以行为取代行动，最终取代科层制，即无人格统治取代人格化统治），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摩登时代最初的经济学（它只是在相当有限的人类活动领域中取代了行为方式）最终被一些社会科学（如“行为科学”）无所不包的主张所效仿的情况，这些社会科学旨在把一个作为整体的人在其从事的所有活动中降格为一种受约束的、循规蹈矩的动物。如果经济学在其早期阶段是一门社会科学（那时它能将其行为规则强加于一部分人及其部分行动），那么“行为科学”的兴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发展的最后阶段，即大众社会已吞没了国家的所有阶层，“社会行为”已经变成所有生活领域的标准。
自社会的兴起以及家庭和家务管理被纳入公共领域以来，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在发展，在吞没较为古老的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以及较近建立的私人领域，它已经成为新的领域的显著特征之一。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世纪多的时期里感受到这一不断加速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的力量源于以下这一事实：是生活过程本身通过社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引入了公共领域。在家庭这一私有领域中，人们关注和力求保障的是生活必需品、个体生存以及种的延续。在私人领域被发现以前，隐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这一领域中，人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仅仅是作为动物种类——人类的一个样本而存在的。确切地说，这就是古人极端蔑视它的最根本的原因。社会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对这一整个领域的评价，但几乎没有改变其本质。每个社会都铁板一块卿只允许一种利益、一种观点存在的一致性）的特征最终根植于人类的同一性。正因为人类的同一性不是幻想，甚至也不仅仅是阶级经济学的“共产主义神话”中的一种科学假设，因而使得大众社会（在那里，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他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物种的生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保障）同时使人性面临灭绝的威胁。
生活过程本身的公共组织组成了社会，这一点或许能在以下事实中得到清楚的表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新的社会领域把所有的现代社区转变为劳动者社会和固定职业者的社会；换言之，这些社会立即以一种维持生计所需的活动为中心（为了建立一个劳动者社会，当然没有必要使每个成员事实上成为一个劳动者或工人——甚至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绝大多数人统治所产生的巨大的潜力在此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唯一必要的是所有成员把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视为当务之急）。社会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一形式中，人们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其他而互相依赖，这一事实便具有了公共含义；在这一形式中，与纯粹的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获准出现在公共领域
一个活动是在私有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进行，这并非无关紧要。很明显，公共领域的特征必须根据其吸纳的活动而变动，但这一活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劳动活动（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最基本的、生物意义上的生活过程紧密相连）成千上万年来未发生变化，受缚于它所密切相连的生活过程的永恒的重复之中。将劳动提升到公共的高度（远没有消除其作为一个过程的特征）——我们原本是这样期待的，请记住政治实体总是为永恒而建立的，它们的法律总是被理解为强加于运动之上的限制——反过来把这一过程从它循环单调的重复中解放了出来，并把它改变为一种迅速前进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的结果在几个世纪内大大改变了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
一旦劳动从被逐入私有领域后所受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一劳动的解放并不是劳动阶级解放的结果，它先于后者的解放——那么它好像所有有机生命固有的生长要素已经完全克服和超越了衰亡过程（自然家庭中的有机生命受到了这一衰亡过程的制约和平衡）。社会领域（在那里，生活过程确立了自己的公共范畴）释放了物质的非自然发展，正是它反对这一发展（这一发展不仅仅反对社会，而且也反对社会领域的成长壮大），才使私有与个人领域和（狭义上的）政治领域证明无法保护自己。
我们所描述的物质的非自然的发展，通常被视作劳动生产率不断地迅速提高。从一开始起，这一不断增长的趋势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便是劳动的组织化，这在所谓的劳动分工（它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前）中尤为明显，甚至劳动生产率中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劳动过程的机械化，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为组织化原则本身也明显来自公共领域而不是私有领域，所以劳动分工确实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环境之中的劳动行为，它不可能在家庭的私有领域中发生。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我们似乎都无法取得像劳动的革命性变革那样卓越的成就，从“劳动”这个词字面本身的意义来看（它总是与令人难以忍受的“辛劳和烦恼”，与努力和痛苦，结果也与身体的畸形联系在一起，所以唯有极端的悲惨和贫困才可能成为其本源），它对我们来说已经开始失去这一含义。尽管急迫的必需品使劳动成为维持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卓越印本来是人们最不愿意从中得到的东西。
卓越一词本身（希腊语是arete，罗马语是vivtus）一直被用来与公共领域（在那里，一个人能胜过他人，能与众不同）相连。在公共领域中采取的每一行动都能获得在私有领域中难以获得的卓越成就；对卓越（就其定义而言）来说，他人的存在永远是需要的，而这一存在需要有一种由同僚组成的公共的形式，它不能是一种同等地位的人或低一地位的人的不拘礼节的、随随便便的存在。甚至社会领域——尽管它使卓越毫无个性，强调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其成就，并且改变了公共领域的内容，使其面目全非——也不能完全取消公共表现与卓越之间的联系。尽管我们在公共劳动中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我们的行动和语言能力失去了它许多先前的特性，因为社会领域的兴起将其逐入私人和私有领域。这一奇特的差异并未能逃脱公众的注意，它通常将其归咎于在我们的技术能力与我们的人文主义的总体发展之间，或者是能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自然科学与至今仍不知如何改造和控制社会的社会科学之间有一个假设的时间差。除了这一观点的其他许多已经常常被指出的谬误以至在此无需赘述之外，这一批判只是关注人类心理——即他们
所谓的行为模式——的一个可能的变化，而不是他们所涉足的世界的变化。这一心理学的解释（它认为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否就像任何有形的物质的存在一样，是毫不相干的）从这一事实（如果世界不为它的实践提供一个适当的空间的话，那么没有什么行动可以取得卓越成就）的角度来看是颇值得怀疑的。无论是教育还是机敏，抑或是天分，都无法取代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而公共领域正是人类取得卓越成就的适当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