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工具和技艺者
技艺者的器械和工具（最基本的工具性体验由此产生）决定了所有的工作和制作活动。在这里，目的确实决定手段；不仅如此，目的还产生手段和组织手段。目的证明了为获取原料而向自然施加暴力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与木料证明伐木活动为正当和桌子证明破坏木料的活动为正当毫无区别。人们设计工具和发明器具的目的是为获取最终的产品，并且同一最终产品自身的生产构成了工作过程，决定了其所需的专家、相互合作的方法以及助手的数量等等。在工作过程中，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是为达到渴望之目的（而非其他）而具有的适用性和有用性。
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标准同样适用于产品本身。虽然产品相对干其生产手段和生产过程而言是一种目的，但是可以说，产品本身不可能成为目的，至少只要当它作为使用对象存在时不可能成为目的。椅子是木工的目的，但只有当椅子再次成为一种手段（即要么作为一种其牢固性足以提供舒适生活的手段，要么作为一种交换手段）时，其有用性才能得以显示。每一制作活动固有的有用性标准的困难在于，手段与其所依赖的目的之间的关系非常像一条因果链，链中的每一目的在其他一些环境中又可以作为手段而出现。换言之，在一个功利的世界中，所有的目的都命中注定转瞬即逝，并被转换为某种更进一步的目的的手段。
这种困惑是所有首尾一致的功利主义即一般优秀之技艺者的哲学所固有的，它可以从理论上诊断为天生没有能力理解实用和有意义的区别，我们从语言学上将其表达为"为了达到……的目的"（oder
to）和"为了……的利益'（For the sake of）之间的差别。这样，渗入于工匠社会流行的实用理想--就像劳动者社会的舒适理想或者统治商业社会的获利理想一样--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实用问题，而是意义问题。技艺者根据"为了达到……
的目的"而判断和做每一件事情，这恰恰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有用的利益。实用理想自身，一如其他社会的理想，不再被看作是为了获取其他东西所必需的；它只不过使人不再追问自身的实用。显而易见，莱辛曾经向其同时代功利主义哲学家提出的"然而有用有什么用？"之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功利主义的困惑在于，它没有得出一些能够证明手段与目的范畴正当的原则卿实用自身），而是深深陷入了永无休止的手段--目的链。"为了达到……的目的"成了"为了……的利益"的内容；换言之，作为有意义建立的实用产生了无意义。
在手段和目的的范畴之内，以及在统治全世界的使用对象和实用的工具性中，根本不存在终结手段--目的链的方法，也不存在阻止所有的目的最终再次被作为手段而使用的方法，除了宣称一个事物或另一事物就是"目的本身"。在技艺者的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必须具有某种用途，即一切事物必须将其本身作为获得其他事物的一种手段，而且意义本身可以仅仅作为一种目的，作为实际上或是应用于所有目的的同义反复，或是术语上的矛盾的一种"目的本身"而显现。就目的而言，一旦被达到，它就不再是一个目的。此时，它不仅丧失了其指导和证明手段选择正当的能力，而且还丧失了组织和产生手段的能力。它现在已经成为众多对象之一，即它已经被投入到一个给定的巨大集合之中，而技艺者则从这集合中自由地选择追求其目的的手段。相反，意义则必定非常持久而且不会丧失其任何特性，不论它是否被实现，或更确切地说，它是否被人找寻到或者被人所忽略。就技艺者只不过是一个制造者、并且他只根据直接从其工作活动中所产生的那些目的和手段进行思考而言，他没有能力去理解意义的内涵，正如动物化劳动者不能理解工具性一样。而且，正如技艺者建立世界所使用的器具和工具成了--在动物化劳动者看来--世界本身一样，这样，这个世界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技艺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对技艺者而言也难免成为自我矛盾的"目的本身"。
走出所有严格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无意义之困境的唯一方法在于，将使用事物排斥出客体世界而求助于使用自身的主体性。只有在一个严格地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中（在此，使用者即人自身，成为永无休止的目的--手段链的最终目的），实用才能获得与意义一样的尊严。然而悲剧在于，技艺者似乎一旦大功告成，就开始贬低这一成就，贬低目的和他自己的思想和手工活动的最终产品；如果人这个使用者是最高的目的，是"世界万物的尺度"，那么不仅自然界这个几乎被技艺者视为对工作"无价值的材料"，而且"有价值的"东西自身也仅成了一种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它们自身的内在"价值"。
技艺者的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在康德的公式中得到了其最佳的表述：人不能成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每一个人自身就是目的。尽管我们在康德之前就已发现（例如，洛克坚持认为任何人都不可以占有另一个人的身体或者使用他的身体力量）某种对命定结果的认识，而按照目的和手段的方法，这种认识必然在政治领域中导致一种不受阻碍的、不受指导的思考，但是，只有在康德那里，摩登时代早期的哲学才将自身从常识性的陈词滥调（我们总是从中可以发现技艺者制定社会准则的地方）中彻底解脱出来。当然，原因在于康德没有将他时代的功利主义原则公式化或概念化，相反，他首先打算把手段一目的范畴界定到恰当的位置上，并阻止在政治行动领域中使用这一范畴。然而，不能否认康德公式的功利主义渊源，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充满矛盾的对于人类对"不用于使用的东西"即艺术作品的态度的解释也具有功利主义渊源，他说我们从中得到的是"不带任何利益的快乐"。因为，使人成为终极目的的相同行为允许他"（如果他能够的话）使整个自然从属于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将自然和整个世界贬损到仅为一种手段，剥夺其独立的尊严。甚至康德也不能解决这个困惑，或者在不求助于自相矛盾的"目的本身"的情况下为技艺者阐明关于意义的问题，而且这个困惑存在于以下事实中：当只有制作及其工具性能够建造一个世界时，这同一世界才如同其所使用的材料（它仅是更深目的之手段）一样变得毫无价值，如果决定其形成的标准被允许在这个世界建立后仍然统治它的话。
人就其是一个技艺者而言已经被工具化了，这一工具化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堕落成为手段，意味着这些事物丧失了其内在的和独立的价值，以致于最终不仅制作的对象，而且"整个地球和自然的所有力量"（它们明显地不依赖人类的帮助而得以形成，其存在不受人类世界的约束储丧失了其"价值，因为「它们］没有展现出源于工作的对象化"。国正是出于技艺者对待世界的态度这一理由，希腊人在其古典时期声称整个艺术和工艺的领域（在那里为了生产其他东西而非出于自卑的缘故，人们运用工具进行工作并且做某种事情）为banausic，这一词的最佳翻译是"市侩"，它意味着思想上的鄙俗性和行为上的功利性。如果我们意识到希腊雕塑和建筑的大师们无例外在"市侩"之列时，这种蔑视必然使我们感到惊愕不已。
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工具性，即那种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而是在于制作经验的普遍化，在这样的普遍化中，可以把有用性和实用性确立为生活和人类世界的最终标准。由于手段和目的体验一如它显现于制作过程中的那样，不会随着产品的完成而消失，反而会延伸至其终极的目标，这种目标作为使用的客体而出现，所以这种普遍化就内在于技艺者的活动之中。对于整个世界和地球的工具化，对于一切给予事物的无限贬损以及变得毫无意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目的都被转变为一种手段，而只有通过将人类自身塑造成世界万物的上帝和主人才有可能停止这一过程），所有这些绝不会直接来自制作过程；因为从制作的观点来看，最终的产品自身就是目的，就是一种具有自身经历的独立而持久的实体，如同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人就是目的自身那样。只有就制作主要是制作使用对象而言，完成的产品才再次成为一种手段，也只有就生命过程控制所有事物并且为自身的目的而使用它们而言，制作所具有的生产的和有限的工具性才能变成现存一切事物的无限的工具化。
显而易见，希腊人天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种"荒谬的"观点认为人类是最高级的生物，而且其他一切事物都从属于人类生活之所需（亚里士多德）--惧怕这种世界和自然的贬值，其惧怕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蔑视所有首尾一致的功利主义具有的十足的鄙俗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在技艺者身上看到的最高人类可能性的后果，这一点也许可以最佳体现在柏拉图反对普罗太戈拉的著名观点以及柏拉图所持的不言自喻的论点，即"人是所有有用东西的尺度，它是那些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那些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国（普罗太戈拉显然从未说过"人是世界万物的尺度"，但传统上和标准的翻译中却已经使他这样讲。）问题的关键在于，柏拉图立即意识到如果使人类成为所有使用事物的尺度，那么人就是使用者和工具化者，而不是与世界相关的演讲者、行动者及思想者。既然将一切事物视为手段和目的根植于人类这个使用者和工具者的本性--如把所有的树看作潜在的木材--这一定最终意味着人类不仅成为那些依赖他而存在的事物的尺度，而且简直成为一切存在事物的标准。
在这一柏拉图式的解释中，普罗太戈拉事实上听起来更像康德最早的先驱，因为如果人是世界万物的尺度，那么人就是置身于手段一目的关系之外的唯一的东西，即唯一将其他一切事物作为手段的目的自身。柏拉图十分清楚，制造使用对象和将所有自然事物视为潜在的使用对象的可能性，如同人类的天资、欲望一样都是没有极限的。如果允许技艺者统治最终的世界的标准同他们必须统治这个形成中的世界的标准相一致，那么技艺者最终将任意使用一切东西并且认为对他而言世界上存在的万物仅是一种手段而已。人将评判万物，就仿佛万物属于使用对象之列，这样根据柏拉图自己的例子，风不再以其自身的状况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力量，而被认为是同人类的温暖、休息等需要紧密相连的--当然，这意味着风作为一种客观给予的东西已经从人类的经验之中被剔除了出去。正是因为这些结果，柏拉图晚年之时在其《法律篇冲再次回忆起普罗太戈拉的论述，他以一个几乎自相矛盾的公式进行辩解：不是人--人因其天资和欲望希望使用任何东西，因而以剥夺所有东西的内在价值而告终--而是"上帝才是有用东西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