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人类事务的脆弱性
行动与制作不同，它在孤独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孤独意味着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言行需要周围其他人的参与，这和制作需要自然物质作其材料，并需要一个安放其最终产品的场所一样。制作面对世界，并同它不断发生联系；言行则面对他人的言行网络，并与之不断发生联系。坚信茕茕孑立，把他的力量归功于孤独的"强者"的普遍性论调，要么是纯粹的迷信（它建立在我们能在人类事务领域中"制造"某物的幻想之上，例如"制造"制度或法律，就像我们制造桌子和椅子那样，使它们"更好"或"更坏"）；要么是对所有行动（政治的和非政治的）有意识的失望，加上这样一种乌托邦希望：待人如待"物"是可能的。当行动处于危急关头时，每一生产过程所需的个人力量就变得毫无价值，不管这一力量是智力的，还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历史充满了强者软弱无能的例子，他们不懂得如何从伙伴中获得帮助并与其合作。人们通常把他的失败归咎于命中注定低人一等，并在杰出人物面前产生自卑感。然而，尽管这些观察肯定不错，但这些文字未触及问题的核心。
为了阐明什么处于危急中，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记起希腊语和拉丁语同现代的一些语种不同，它们有两个不同但却相互联系的词，用这两个词可以表示动词"行动"。两个希腊语动词archein（"开始"、"领导"，最后意指"统治"）和prattein（"通过"、"获得"、"结束"）对应于拉丁语中的两个动词agers（"启动"、"领导"）和gerere（其最初意义是"生产"）。这里，每一行动看起来好像都被分成了两部分：一个人创造的开端以及许多人通过"开始"和"结束"一桩事业，并经历其全过程而获得的成果。这些不仅以相同的方式相互联系，而且其用法也很相似。在两种情况下，最初只是表明行动的第二层意义（即"行动之结果"）的词语--Prattdn和gerere--成了人们用以表示行动之一般意义的用语；而表明"行动之开端"意义的词则成了带有特殊意义的用语（至少在政治用语中是如此）。当人们在特殊意义上使用archein时，它正要意指"统治"和"领导"；而agers则指"领导"而非"启动"。
这样，开创者和居重要地位的领导者（在荷马那里，即请多国王中的国王）的角色变成了统治者的角色；行动最初的相互依赖性，开创者和领导者为求援助而对他人的依赖以及其追随者为寻求行动的机会而对他的依赖，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作为统治者特权的发布命令的功能和作为臣民义务的执行命令的功能。这个统治者是孤独的，他的力量使他与其他人隔离，就像开创者（在发现另外的人加入之前）在开拓之初是孤独的一样。然而，开创者和领导者的力量恰恰表现在他的开拓性和甘冒风险性中，而不是在实际取得的成就中。就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而言，他也许会将事实上属于众人的成就宣布为已有--一些从不允许阿伽门农（他是一个国王而非统治者）做的事。可以这么说，通过这种宣布，统治者垄断了那些没有其帮助、他将一事无成的人的力量。这样，也就产生了对非凡力量的错觉，强者所以强是因为孤独，这种失误也随之而来。
由于行动者总是在其他行动者中行动、并与这些行动者相联，因此，他不只是一个"行为者"，而且同时也是个受难者。行动和受难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项行动所开始的故事就是由行动导致的业绩与痛苦组成的。尽管行动可能出其不意地开始，但是可以这么说，由于行动通过中介进行，其间每个反应都成了连锁反应，每一过程都成了新过程开始的起因，因此，这些行动的结果是无限的、难以确定的。既然行动只是对那些有行动能力的人起作用，那么反应除了作为一种回答外，就一直成了一种自行其是并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新行动。这样，人们之间的行动和反应就再也木会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进行，再也不能牢固地局限于两个参与者。这种无限性不仅仅是政治行动独有的特征，就狭义的无限性一词而言，似乎人们相互关系的无限性仅仅是相关者之数量无限性的结果，这一人数上的无限性可能受到忽视，其原因在于人数的无限性会促使人们顺从于一种有限的、可把握的环境状况；在限制性最强的环境中的一项最不起眼的行动，也会蕴含这种相似的无限性，因为一项行动，有时甚至是一句话就足以改变所有的局面。
此外，行动不管其特定的内容是什么，总是在确立各种关系，因此它具有这样一种内在倾向：迫使取消所有限制，穿越所有界线。虽然人类事务的领域中存在着各种限制与界限，但它们从未提供一个框架，以使新生的每一代人在其融入社会时能够用它来抵抗外部力量的袭击。一般来说，人类制度与法律以及与人类共同生活有关的所有事物的脆弱性，来自人类出生的状态；这种脆弱性与人类本质上的脆弱性无涉。界定私有财产、确定每一居家的范围，保护并使一个民族的物质认同成为可能的领土界线，以及保护并使个体的政治存在得以可能的法律，所有这些对于人类事务的稳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些限制性、保护性的原则不会从人类事务领域中的各种活动中自行产生。就像领土的边界从未完全有效地预防过外来的攻击行动一样，法的限制性规定也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来自政治体系内部的攻击行动。行动的无限性只是其建立多种关系的非凡能力（即行动的特殊生产力）的一个方面。节制、不逾矩的古老美德之所以确实成为非常受推崇的一种政治美德，其原因也在此；就像同样为人所知晓的政治诱惑确实就是hubris--古希腊人（他们经历了行动的各种可能性）对此深有所知--而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权力欲。
然而，尽管我们在每个政治体系中发现的各种限制和界线可能防止行动固有的无限性，但是它们无助于抵消行动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即行动固有的不可预见性。这不只是一个无力预告特定行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中，电子计算机能预告未来，它还直接来自故事。作为行动的结果，一旦伟大辉煌的业绩转瞬即逝，成为过去，那么故事也就开始并逐渐展开。问题在于，作为结果的故事无论其内容和特征可能是什么，它是在私人生活中展现还是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它包括了众多的行动者还是少数行动者，故事的全部意义只有在它结束时才体现出来。同制作相比较--在制作中，评判最终产品的光彩，它是由工匠的眼睛事先感觉的形象和模型提供的--阐明行动过程，甚至所有历史过程的"光彩"只在过程的终点才显现，而此时通常所有的参与者都已作古。行动只是向放事叙说者--即对"朝后看"的历史学家袒露自身，这些历史学家总是比故事参与者知道得更多、也更懂得故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虽然行动者也许很少能对各种目标、目的与动机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明，但是他们自己所说的所有东西都成了历史学家手中有用的资料；并在意义与真实性方面决不能同历史学家的故事相提并论。故事叙说者讲述的东西有必要避开行动者本人--至少，只要他处于行动过程中或承担其后果时就应该如此--因为对他来说，其行为的意义不是体现在随之而来的故事中。即使故事是行动不可避免的结果，理解和"创作"故事的人仍然是故事的叙说者而非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