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技艺者与展现的空间
古代讨论政治的基础是这一信念：作为人的人，即每一表现出自己特性的个体在行动和言语中展现和证实自己；这些活动（不管其题材的无用）具备自身的一种持久品质，因为它们创造了值得记忆的东西。国公共领域--一个人们在这一世界中为展现自我所需的空间--与其说是一个人双手的工作或其身体的劳动，不如说是"人的作品"。
人能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就是自我的展示和实现--这一信念决不意味着是当然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对技艺者的信念（即人的产品也许比其本身更长久），以及动物化劳动者的这一坚定信念：生命是至高的善。因此，严格地说，这两种信念都是非政治的，并倾向于把行动和言语斥之为无聊、爱管闲事及徒劳无益的空谈；它们通常根据对假设的较高目的--就技艺者来说，使世界更有用、更美好；就动物化生产者来说，使生活更容易、更持久--的有用性来评价公共活动。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可以随时摒弃一个公共领域，因为没有一个展示的空间，不相信言行是一种共同存在的模式，就不能毫不犹豫地建立一个人自身的现实性、自身的身份以及周围世界的现实性。人的现实感要求人们实现其存在的纯消极的赐予性，这并不是为了改变这一赐予性，而是为了使之清晰、并使他们本来无论如何不得木消极承受的东西得以生存。这种实现存在于并超越了那些仅存于纯现实的各种活动。
用以评判其真实性的世界的唯一特征，在于它的存在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同样的，常识在政治品质的等级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适应现实，正如我们的五种感官以及这些感官察觉到的特定信息一样。正是借助常识，人们才知道其他的感知能力直面现实，而不仅仅只感到神经的刺激或身体所产生的抵制性感觉。在一个既定的共同体中，常识的显著减少和迷信愚昧的显著增多因而也就成了世界异化的可靠征兆。
这种异化--展现空间的萎缩与常识的退化--在劳动社会中的程度要远胜于在生产者社会中的程度。技艺者在他的孤独（不仅不受他人打搅，而且也不被他们观看、耳闻和证实）中，不仅与他制造的产品在一起，而且也与这个他为之投入其产品的俗物世界在一起。在这当中（尽管是间接的方式），他还同其他创造这个世界的和制作产品的人在一起。我们已论述过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上，工匠、艺人们相互共处，就他们每个人都对市场作出一定的贡献而言，市场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公共领域。然而，虽然作为交易市场的公共领域与制造活动最契合，但是交易本身已经从属于行动；因而，也就决不再只是生产活动的延伸；它甚至不再只是一些自动过程的一种功能，就像食品购买和其他消费方式是劳动必然伴随的那样。
然而，在交易市场上碰面的那些人主要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产品生产者。他们在那里展现的不是他们自己，甚至不是他们的技术与品质--像中世纪"奢侈的生产"所显示的那样--而是他们的产品。促使生产者进入公共场所的动机是为了产品而非人，使这一市场形成一体并得以存在的权力不是人们中间的一种潜力（当人们在一起言行时就产生了这种潜力），而是一种结合在一起的"交换权力"（亚当·斯密）--它是每个参与者在孤立状态中获得的。正是因为缺乏这种同他人联系及对可交易物品最起码的关心，人们才在家庭这种私人空间或同朋友的亲密关系中展现自我。
在生产者共同体中（甚至更多的是在商业社会中）固有的人遭受的挫折也许可以通过天才现象得到最好的说明--在这一现象中，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摩登时代看到了它最高的理想（作为人类伟大的典型体现的富有创造性的天才在古代或中世纪是不为人知的）。只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伟大的艺术家们才以令人吃惊的一致抵制人们称其为"天才人物"，并坚决主张技艺、能力以及注重艺术与手工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当然，这种抵制只不过是对将天才观念庸俗化、商业化所作的部分反应而已，但这也得归因于近来劳动化社会的兴盛。对劳动化社会来说，生产力或创造力根本不是一种理想；这种社会缺乏伟大这一观念能从中得以产生的经历。在我们的情境中，关键的是：天才人物的作品同艺人的产品是有区别的，天才的作品看来摄取了那些体现差别性与唯一性的特征要素，这些要素只有在言行中才得以即刻体现。摩登时代沉迷于每个艺术家独特的亲笔签名（即对风格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敏感），这表明人们关注这些特征，艺术家通过它提高了自己的技巧与技艺，其提高的方式就像一个人的独特性超越了其品质的总和一样。由于这一超越（它确实把卓越的艺术作品同所有其他的人工产品区分了开来），富于创造力的天才的现象似乎完全印证了有关技艺者的这一论断--一个人的产品在本质上也许比他自身更伟大。
然而，摩登时代对天才的强烈敬畏感是这般地发自内心，且常达到近乎盲目崇拜的地步，以致它几无可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某人是谁"这一本质的东西不能由他自己具体展现。当本质的东西"客观地"出现时--在一件艺术品的风格中或在一般的遣词造句中出现时--它表明一个人的身份，从而有利于我们鉴别作者；但它自身却沉默不语，一旦我们想把它当作一面能照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镜子，它又避开了我们。换言之，对天才的偶像崇拜同流行于商业社会中的其他信条一样，都包含着人的退化。
确信"某人是谁"在伟大性和重要性方面超越了一个人所能做的任何事和所能生产出的任何东西--这是构成人的骄傲必不可少的。"医生、甜食商、豪宅的役仆的评判标准是他们做了什么，甚至是他们打算做什么，而伟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是他们干什么。"只有平民百姓才会屈尊从他们所做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种自贬成了自身本能的"奴隶与囚徒"；并发现如果还有比愚蠢的虚荣更蠢的东西留下的话，那么，沦为自己的奴隶与囚徒同沦为他人的奴仆一样痛苦，甚至比沦为他人的奴仆更可耻。在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人物的状况中，不是他的荣耀，而是他的困境使人优于其作品发生了倒转。这样，他（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会发现自己在同他的创造物竞争；尽管这些创造物最终的生命要比他长久。所有真正伟大的天才保留下来的扭力在于这些承受生命重负的人超越了自己作出的成就--只要创造的源泉至少还未枯竭；这一创造的源泉就来自"他们是谁"，并处于实际的工作过程之外，不受他们会取得什么成就的约束。不过，天才的困境乃是一种真实的困境，这一点在literati
的状况中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状况中，人同其产品之间的等级被颠倒了过来；使人不能容忍以及偶尔激起民众愤恨而非假造的智力优势的东西是，他们最糟的产品甚至比他们自己还要醒目。"智力"这一标志使他免受"可怕的屈辱"--在这种"耻辱"下，真正的艺术家或作家"感到自己成了自己作品的儿子"，人们则谴责他"在有限的镜子中看自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