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浪漫主义的到来，法国作家纷纷提起画笔。作家的笔在纸上飞驰、停顿、游移，然后漫不经心或兴之所至地在空白处画下一张肖像、一个人偶、一幅涂鸦，或者全神贯注地画出一段花纹、一片阴影，或是一座几何迷宫。文字有时候会面临两难的抉择：是继续在一成不变的字母堆砌中找寻灵感，还是转而画出一幅更为直接的速写？这一诱惑似乎并不经常出现，因为写文章的画家一直以来都有，会画画的作家则少有。可是突然间，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对于立志从文的年轻人来说，不曾学过绘画就等同于不曾接受完整的教育。诗人和作家都开始执笔画画，要不是因为文学领域的魅力更大的话，有些人甚至可以在艺术领域从事专业工作。与此同时，那些从来没有接受过绘画教育的作家手稿中也开始出现涂鸦和简笔小人。作家的整个文化面貌改变了，生出了创作“总体艺术”[33]（这既是诺瓦利斯[34]珍视的梦想，也是瓦格纳的标题音乐的基础）的宏愿。霍夫曼[35]（1829年被译介到法国）立即成了法国新文学的典范，不仅仅因为他创造了全新的文学样式：奇幻故事（contes fantastiques，法国人总是喜欢为文化创新贴上标签，这个由法国人创造的词反倒在德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还因为他总是以浪漫主义多面手的形象出现，既是作家，也是画家和音乐家。
这些想法都是我在巴尔扎克故居参观一场名叫“19世纪法国作家的绘画作品”的展览时产生的。展览展出了45位诗人和作家的250幅作品（从最简单的涂鸦和素描作品，到水彩画和真正意义上的画作），这些人有的声名卓著，有的相对次要，有的则已经被人遗忘，但每一件展品对于了解绘画和文字之间的关系都意义非凡。我们必须首先说明的是，这种所谓的关系只包含最一般层面上的意味，因为乍看之下，这些画作没有什么明显的风格，或者因为画家的画笔太过笨拙，或者其技巧太没个性，所以我们似乎很难在作家的风格与他们的画作之间建立联系。所以我认为不可能搞清楚为什么有的作家画画，而另外一些作家尽管小说中充满了视觉画面，却从来都不画画。[这份不画画的作家名单有不少大牌，包括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l）、福楼拜、左拉。]
我们已经知道，在19世纪的法国作家中最天才的业余画家要数维克托·雨果，这次展览也确认了这一点。展览从维克托·雨果的故居（这是另一座变成博物馆的作家故居，不过比巴尔扎克故居更有趣）中拿来了不少他描绘光怪陆离的城市和诡异可怕的风景的钢笔绘画作品，作家借此在那段焦躁的时期宣泄出他最黑暗的浪漫主义血液。此外，这些作品也表明雨果在绘画中也有着独具天才的创造力。
至于另一位多产作家巴尔扎克，却丝毫没有绘画的天分，只能在他手稿的空白处蹩脚地画出几幅略显幼稚的涂鸦作品（尤其是人脸画像）。尽管我们身处巴尔扎克的故居里，但是展览中只有两页他的作品，而且是复制品，并非真迹。另外一个展品甚少的作家是司汤达，但是看到《亨利·勃吕拉传》（Vie de Henry Brulard）上的粗糙的素描画，我们几乎可以将他归入不会画画的作家行列。从米什莱（Michelet）设计的法国大革命烈士纪念碑的草图来看，他也没有驾驭画笔的天分。
有一些作家绘画天分过高，这样也不是很有意思。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阿尔弗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都曾经接受过正统的绘画训练，展览中展出的他们的作品（包括历史题材的画作、水彩风景画、讽刺画、建筑草图）都无法辨识出个人的风格。梅里美曾作为重要与会人士参加过许许多多的官方会议，可是就连这种场合，他在内阁文件纸上开小差创作的画作也是沉稳且教科书式的。他在旅行笔记本上创作的素描反倒更有趣些，因为它们对于国家和地方服饰有着准确的观察，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与他的短篇小说截然不同的力量。在戈蒂耶的作品中，两幅红墨水画最为突出，体现出他古怪且深受折磨的诗人品位：一幅是女巫的厨房，另一副则是圣安东尼的色情虐恋画。
乔治·桑也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风景画家，善用铅笔和水彩作画，至少我们从她的一组绿灰色和浅棕色的大山风景画中，可以看出她传达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意趣：这乃是一片凝滞而令人不寒而栗的碎石荒原。在这些风景画中，她采用了一种自己独创的绘画技法，她把它叫作“树枝晶”（dendrites），来源于那些纹路呈树枝状的晶体结构。
展览中最让人意外的发现要数“条漫”先行者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据其自传《一个世纪儿的忏悔》（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记载，这位浪漫主义“世纪儿”为了娱乐自己、朋友以及家人，以社会名流为角色创作了许多漫画故事：展览中展出了两个完整的系列。一个系列讲的是诗人弟弟的西西里之旅，其中最精彩的是同一个水性杨花的墨西拿女人的风流韵事。另一个系列讲的则是一则巴黎八卦新闻：歌手玛丽亚·梅丽布朗（Maria Malibran）的妹妹波利娜·加西亚（Pauline García，在姐姐死后也成了一名歌手）是如何被一位大鼻子绅士求婚，以及在两人分分合合的过程中，未婚夫的大鼻子如何改变着形状和尺寸。有意思的是，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也在追求这位歌手，他把自己画成一副因肺病卧病在床的模样，病情因情敌的状况时好时坏。漫画里的波利娜如梦幻般优雅，但故事里的反派却是乔治·桑，总是一副叼着雪茄、抽着烟斗或舞刀弄剑的形象。
这些时代超前的漫画作品有着某种介乎鲁道夫·托普佛[36]和爱德华·利尔[37]之间的叙事特色和优雅画面，甚至有着近乎20世纪的灵活风格（令人回想起塞尔焦·托法诺[38]的画作），因此具有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现代性。从缪塞开始，男人们开始在给女士朋友写信时附上了小幅图画（也都是些戏剧界的八卦新闻，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人物）。缪塞的画作可以被定义为“作家绘画”，因其叙事创新、风格独具而且隐含着某种讽刺和自嘲而与真正的画家作品有所区别：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程序，尽管和作家在文字作品中使用的程序完全不同。
展览给观众带来的另一种“作家画作”是变成画作的文字，此类画作的代表人物是让人们意想不到的巴尔贝·多尔维利[39]，他留下了一本五彩缤纷的插图日记，文字间穿插着箭头、心形、太阳、圣杯、几何装饰，虽然粗浅且混乱，却有着强大的图像生命力，多少有些“原生艺术”的意趣。这位法国的花花公子拥有一整套彩色墨水、粗度各不相同的鹅毛笔和画笔。比方说，他会用水粉重新涂抹已然用钢笔签好的名字，直到它变成一团浓重黏稠的图像之诗，又或者生造出宛如巨型昆虫或飞机的象形文字。
波德莱尔不仅会画画，而且很懂得如何将智慧融入到手中的铅笔（或蜡笔或水彩笔）中去，而且他的自嘲有的放矢、毫不手软。在他开启的那个年代（即19世纪下半叶），我们发现诗人和作家在纸上勾勒图画时多了些洒脱，少了几分学究气[我能够想到的例外有那些首先是个画家的人，比如欧仁·弗罗芒坦（Eugène Fromentin），那些刻板地制作蚀刻版画的人，比如儒勒·德·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以及那些以虔诚的准确描绘异国旅行的人，比如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
同小说家（小仲马很擅长讽刺画，莫泊桑总是画一些滑稽可笑的玩偶，阿纳托尔·法郎士[40]则是个技巧华丽、风格优美的画匠）相比，诗人的画作更值得注目，其中又以魏尔伦（Verlaine）为甚，虽然他从来没有学习过绘画，却是一位富有创意和现代精神的幽默画家。在他留下的许多自画像中，他都是一副小鼻子、尖下巴的清朝官员形象：其中一幅展品上的他就是这副模样，脸部特征被简化为一系列互相重叠的三角形，再进一步就离立体主义不远了。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给兰波（Rimbaud）画的肖像，画中的兰波斜靠在咖啡桌上，双眼盯着一瓶苦艾酒，表情就像个生闷气的孩子。（兰波本人的画作则比较无趣，至少从展览上展出的两幅兰波作品我们可以这么判断。）
诗人弗朗索瓦·戈贝（Fran.ois Coppée）在写信时对于自己的书法特别讲究，每封信都字迹清楚，并附有各类符号和字谜。他在写给梅里·洛朗（Méry Laurent，一位由美国牙医供养的交际花）的情书中将这位女优唤作“小雄鸟”，称自己为“小母猫”。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些昵称似乎有点性别错位，却被戈贝所画的图案打消了疑虑，所谓“小雄鸟”实际上是一只喜欢给自己梳毛的鸽子，而所谓“小母猫”则是只毛发蓬松的公猫。
同一时期，马拉美（Mallarmé）也在追求梅里·洛朗，他也给她写了许多附有图画的情书。他和戈贝一样把这位女性比作鸟儿，不过要耗费更多颜料，因为对于马拉美来说，她是“孔雀”。马拉美在绘画方面完全没有天赋，也不曾掌握任何绘画技巧，但是他在图案中加入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与他无与伦比的文字天赋相得益彰。展览上展出了一张他和正要坐火车赶来的“孔雀”确定约会的字条，潦草却充满欢乐的内容令它成了马拉美珍贵的“条漫”作品。
从这些布满文字的手稿边缘的一幅幅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们对于有别于文字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的追求。我们怎么可能感受不到作家对于画家的永恒嫉妒呢？“和咬文嚼字的人相比，画家是多么幸福的职业啊，”龚古尔兄弟在1869年5月1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一面是对头脑的摧残和折磨，一面则是手和眼睛的快乐活动；工作对一方来说是痛苦，对另一方来说则是享受……”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