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篇文字由马里奥·巴伦吉和布鲁诺·法尔切托编辑，收录在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著的《短篇小说与民间故事》（Romanzi e racconti），“子午线”系列丛书，米兰：蒙达多利出版社，1991年。
“和克罗齐一样，我也深信这样一种观点：一名作家的价值只有其作品说了算（当然，是在这些作品有价值的前提下）。因此，我并不提供自己的生平资料，就算提供，也不是真实的，而且每次都会有所变化。您有任何想知道的内容，不妨直接来问我，我会悉数回答。不过我绝不会跟您说实话，关于这一点，您倒是可以深信不疑。”（写给吉尔马娜·佩硕·波提诺的信，1964年6月9日）
“每当我回顾自己受固定概念限制、用客观方式描述的一生，我都深陷于苦闷之中，尤其是涉及我所提供的信息时……所讲的内容总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够回避这种与自传之间的紧张关系。”（写给克劳迪奥·米拉尼尼的信，1985年7月27日）
1923年
伊塔洛·卡尔维诺于10月15日出生在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离古巴首府哈瓦那并不远。他的父亲马里奥（Mario Calvino）是圣雷莫一个古老家族的园艺师，在墨西哥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搬到古巴，管理一座农业试验站和一所农业学校。他的母亲艾娃（艾维丽娜的昵称）·马梅里（Evelina Mameli）是萨萨里人，毕业于自然科学专业，在帕维亚大学担任植物学专业的助教。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严厉苛刻的人，无论大事小事她一向坚持己见。我的父亲同样严厉，并且脾气暴躁，所以他的严厉更多体现在时不时地大声叫嚷发泄怒火。我的父亲就像是故事里走出来的人，他骨子里是个根深蒂固的老派利古里亚人，曾经周游世界，还经历过庞丘·维拉时期的墨西哥大革命。他的这两种个性非常强烈并且颇具特点……作为他的儿子，我唯一不受压迫的办法，就是建立起一套防御体系来反抗他。这样做也会有一些损失：所有本该由父母言传身教给子女的知识在我身上就有了部分缺失。”[RdM 80]
1925年
卡尔维诺一家回到意大利。回归故土这一想法其实酝酿已久，而长子的出生正是最佳契机。对伊塔洛而言，古巴只是他的出生地，起到了一点户藉资料的作用，他总是自称利古里亚人，更确切地说，是圣雷莫人。
“我在小镇上长大，在我的孩提时代，可以说那里和意大利其他地方都不尽相同：当时的圣雷莫居民多是老一辈英国人、俄国大公，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稀奇古怪的人。我的家庭无论是在圣雷莫还是在当时的意大利都显得不同寻常：……搞科学的、崇拜大自然的，还有自由的思想家……我的父亲出身于拥护马志尼共和思想且反对教权的共济会家庭，他年轻时信奉克鲁泡特金[81]的无政府主义，后来又变成拥护改革的社会主义者……我的母亲则出身于一个非宗教家庭，在她所受的教育中，人们应当信仰的‘宗教’是公民义务与科学。1915年，她成了主张干涉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Par 60]
卡尔维诺一家的房子位于梅丽堤亚纳别墅和桑·乔瓦尼·巴蒂斯塔的祖传庄园中间。父亲经营一间名叫“贺拉斯·拉伊摩多”的花艺工作室，常常有外乡甚至来自欧洲以外大陆的年轻人来上课。自从圣雷莫的加里波第银行破产后，父亲就将别墅的花园当作继续进行教学和研究活动的场地。
“在我的家人看来，只有科学研究才是光荣的行当；我的一位叔叔是化学家、大学教授，娶的妻子也是化学家；还有两位叔叔也都是化学家，他们的妻子也都是搞化学的……我是这个家族的害群之马，因为只有我是搞文学的。”[Accr 60]
1926年
“我人生中的第一段记忆是关于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被法西斯行动队的队员棍棒相加……这段记忆或许要追溯到行动队最后一次使用短棍。那是在1926年，墨索里尼刚刚躲过了一次刺杀……不过从童年最初的画面之后，所有我在生命中看到和感受到的事物，都给予我文学上的指引。”[Par 60]
我的父母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对制度的抨击却在当时政治舆论的压力下被逐渐削弱。“在批判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的政治斗争之间，存在着一条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鸿沟。”[Par 60]
1927年
卡尔维诺进入圣乔治学院的幼儿园。他的弟弟弗洛里亚诺（Floriano Calvino）出生，后来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地质学家，并在热那亚大学任教。
1929—1933年
卡尔维诺就读于瓦尔多教会学校。在小学最后几年，他加入了法西斯少年先锋队，这种强制性要求已经扩展到私立学校。
“我的童年波澜不惊，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又平静的世界里，我对于世界充满多姿多彩和层出不穷的想象，却对激烈的冲突毫无概念。”[Par 60]
1934年
通过入学考试后，卡尔维诺就读于卡西尼中学。他的父母没有给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在国立学校里，既不参加宗教课程的学习，也不接受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服务，这毫无疑问是违反常规的。因此，伊塔洛时常感觉到自己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我不认为这对我有什么损害，反倒让我习惯于坚持个性，为了正当的理由被人孤立，并且承担由此带来的不便，找到正确的路线来维持不被多数人接受的立场。尤为重要的是，我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包容他人的想法，尤其是在宗教领域……与此同时，我完全没有反教会主义的思想，而那些在神父堆里长大的孩子反倒会发展出这种观念。”[Par 60]
1935—1938年
“我第一次真切地从阅读一本真正的书中得到快乐是在姗姗来迟的十二三岁，我读到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写的《丛林故事》（The Jungle Book）的前两册，尤其是第二册。我不记得这本书是我自己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还是别人送我的礼物。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在书中寻寻觅觅：我要看看它们能否再现吉卜林带给我的阅读乐趣。”[未出版的手稿]除了文学作品外，年轻的伊塔洛还饶有兴致地阅读幽默杂志（《贝托尔多》、《马克·奥雷利欧》、《赛特贝洛》[82]），为其中“系统性的讽刺精神”[Rep 84]，以及与专制制度下浮夸风格所截然不同的精神所吸引。他还创作插图和连环画，对电影也十分着迷。“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几乎天天去看电影，有时候甚至一天看两场，那大概是在1936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总之就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As 74]
然而对于卡尔维诺这代人而言，青春期注定要以最戏剧化的方式提前谢幕。“那是1938年的夏天，我开始对青春、社会、姑娘和书籍有了懵懂的认识，可是这个美好的夏天却以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的会面宣告结束。里维埃拉的‘美好时代’就此终止……因为战争，圣雷莫再也不是一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的聚集地了（之后也不再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圣雷莫成了米兰和都灵的郊区），恢复成利古里亚省的一个古老小城。虽然当下难以察觉，改变已经近在眼前。”[Par 60]
1939—1940年
他的思想立场尚未定性，在二者之间左右摇摆：一边是对谨慎的地方身份（即“方言”）所抱持的批判精神，另一边则是模糊的无政府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我看来世界就是由多种层次的道德与习俗构成的圆弧，这些层次之间并不冲突，而是比邻而居……这样一种格局完全不像现在看起来那样，丝毫没有将选择强加于人而不容置疑。”[Par 60]
卡尔维诺既写短篇小说、诗歌，也创作剧本：“从16岁到20岁这几年，我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Pes 83]他在绘画、讽刺漫画和插画方面培养着自己的兴趣和才干。1940年春夏之交，卡尔维诺在乔瓦尼·古阿莱斯基主编的《贝托尔多》的《小篮筐》（Il Cestino）专栏中发表了部分作品，署名杰戈（Jago）。[Par 60]
1941—1942年
获得高中文凭后（高中毕业考试因为战争而暂停），卡尔维诺进入都灵大学农学系学习，该系也是他的父亲曾经教授热带农业的地方。第一年他通过了四门考试，却完全没能融入这座大都市以及大学的氛围；另外，他与大学法西斯团体[83]内部的不安情绪也是格格不入。
卡尔维诺对电影很感兴趣，因此撰写了一些电影评论；1941年夏天，《热那亚日报》发表了他的两篇影评，其中一篇是托托主演的《起飞的圣·乔瓦尼》。
1942年5月，他将一部手稿《疯子是我还是别人》（Pazzo io o pazzi gli altri）交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却没有被接受。这部手稿收录了他青年时期写下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写于1941年。他带着作品《人群的喜剧》（La commedia della gente）参加佛罗伦萨大学法西斯团体国家剧院举办的比赛。1942年11月，这部作品被评审委员会收录在大学法西斯团体的剧团优秀作品中。
卡尔维诺的人际交往也值得一提，尤其是与埃乌杰尼奥·斯卡法里[84]的友谊（他们还是高中同学），激发了他对于文化和政治的兴趣，虽然仍显青涩，却十分活跃。“慢慢地，通过和尤金尼奥的书信往来，还有在夏天的交谈，我的反法西斯意识开始悄悄觉醒，在阅读中也找到了方向：你去读赫伊津哈，去读蒙塔莱[85]、维托里尼，还有比萨卡内：那些年的文学新作标志着我们接受的混乱的道德文学教育的各阶段。”[Par 60]
1943年
1月份，卡尔维诺转学到佛罗伦萨皇家大学农业与森林学院，并通过了三门考试。在佛罗伦萨学习的几个月中，卡尔维诺时常到维埃塞克斯图书馆自习。他的政治观点逐渐确定下来。7月25日，卡尔维诺在韦尔尼奥的梅卡塔莱战场（佛罗伦萨）得知了佩德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上任组建新政府（之后是对墨索里尼的罢免和逮捕）的消息。8月9日，卡尔维诺回到圣雷莫。9月8日，卡尔维诺拒绝加入萨罗共和国[86]的军队，并随后过了几个月躲躲藏藏的生活。用卡尔维诺自己的话来说，那段时间虽然孤独，但他得以博览群书，对他立志成为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4年
得知年轻的共产党员费里切·卡斯乔内（Felice Cascione）医生在战斗中牺牲之后，卡尔维诺请一位朋友介绍自己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之后，他和16岁的弟弟一起加入了以卡斯乔内命名的第二分队。卡斯乔内指挥了滨海阿尔卑斯山脉抵抗运动，并且发起了“加里波第”进攻行动。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那个地区发生了游击队与纳粹之间最残酷的几场战斗，卡尔维诺两兄弟也身陷其中。而他的父母尽管长期被德国人监禁并押作人质，却也展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之所以选择共产主义，完全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缘由。我感到有必要以‘头脑清零’的状态作为起点，因此我原本把自己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最重要的还是行动，而共产主义者是最具活力和组织性的群体。”[Par 60]
游击战的经历对卡尔维诺的人性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次才是政治方面的成长。事实上，那些激励着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精神也将成为他的精神榜样：即是“一种果断战胜危险和困难的态度；一种混杂着武士的自豪又对此报以自嘲的情感；一方面感觉自己代表了法律权威，另一方面又对这一代表权威的地位予以自嘲；有时候脸上会显现出一点自得又残忍的神情，但往往又闪烁着宽宏，并且急切地出于任何理由表现出这种宽宏。这么多年来，我必须承认，这种曾鼓舞万千游击队员完成壮举的精神仍然存在，驱使我们在这个充满艰苦现实的世界中继续前进，这是人类无与伦比的姿态。”[Gad 62]
、尽管游击队的经历在卡尔维诺的人生中十分短暂，但在任何其他层面而言，这段经历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记。“在最近一年，我人生中的不幸接踵而至，我经历了一连串难以言说的危险与窘困；我遭遇了牢狱之灾和颠沛流离，多少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积累的经验感到满意，甚至愿意经历更多。”[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5年7月6日]
1945年
3月17日，卡尔维诺参加了巴亚尔多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游击队员第一次得到了盟军歼击机的支援。卡尔维诺在1974年的《记一次战役》（“Ricordo di una battaglia”）中回忆了这场战斗。
解放之后，卡尔维诺的思想进入了“自我意识阶段”。在作为积极的意共成员期间，他继续围绕着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焦虑又个人化的关系进行自我觉醒。与其说这些字眼勾勒出一个确切的意识形态观点，不如说它们表明了两种互补的思想需求：“希望生命的真谛因其自身的丰富而得以发展，超越了条条框框加之于上的颓落弊端”，而且“希望世界的丰富性不会被滥用，而是利用得当并根据现存以及未来全人类的利益使其开花结果”。[Par 60]
卡尔维诺是因佩里亚省意大利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为多家期刊撰写文章，其中包括《民主之声》（La Voce della Democrazia，圣雷莫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我们的战斗》（La nostra lotta，意大利共产党圣雷莫分部的机关刊物）和《加里波第人》（Il Garibaldino，费里切·卡斯乔内分队的机关刊物）。
他享受了转业军人的福利，在9月份进入都灵大学文学院三年级学习，也在都灵长期定居。“在当时，都灵……对我而言确实是一座工人运动和思想运动都蓬勃发展的城市，这些运动所营造的氛围似乎包含了传统和未来前景的精髓。”[Gad 62]
卡尔维诺与切萨雷·帕韦塞成了朋友。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帕韦塞不仅是卡尔维诺的第一位读者：“我每写完一篇小说，都会跑到他那里去，让他来做我的读者。在他去世后，我觉得，缺少了一位完美读者的指点，我再也写不出好的作品了”[DeM 59]；卡尔维诺甚至将帕韦塞作为严肃与道德方面的榜样，模仿他的风格甚至是行为方式。由于帕韦塞的帮助，卡尔维诺在卡罗·穆思切塔主编的杂志《阿蕾杜莎》（Aretusa）12月刊上发表了小说《兵营之苦》（Angoscia in caserma）。也是在12月，他开始与埃利奥·维托里尼主编的《文化纵览》（Politecnico）合作，撰写了题为《贫瘠瘦弱的利古里亚》（“Liguria magra e ossuta”）的文章。
“在我写作之初，我并没有读过什么书，说白了我就是一个还没开始‘文学修炼’的自学者。我的全部成长在战争中完成。我读了一些在意大利出版的书，还有《索拉利亚》（Solaria）杂志上刊登的文章。”[D'Er 79]
1946年
卡尔维诺开始“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并在报刊上发表短篇作品。[Accr 60]他在期刊上（《团结报》《文化纵览》）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之后汇编成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Ultimo viene il corvo）。5月，他开始负责都灵区《团结报》的专栏《时下之人》（“Gente nel tempo”）。在切萨雷·帕韦塞和简思罗·费拉塔（Giansiro Ferrata）的鼓励下，他着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12月末完成初稿。后来这成了他的长篇处女作：《通往蜘蛛巢的小径》（Il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
“如今，写作是所有工作中最悲惨又费力不讨好的：我住在都灵的一间冰冷阁楼里，勒紧腰带，盼着父亲寄来的汇票，以及通过与报刊合作赚取的每周几千里拉的收入。”[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7年1月4日]
12月底，他凭借短篇小说《采矿场》（Campo di mine）和马尔塞洛·文图里共同赢得了《团结报》主办的文学奖。
1947年
“同时倾心于两件事情是一件既甜蜜又难堪的事”，这也是卡尔维诺生活中唯一的奢侈，他的生活“塞满了工作，完全没有喘息的余地”。[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7年1月3日]除此之外，卡尔维诺还在这一年从大学毕业，并完成了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论文。
他携作品《通往蜘蛛巢的小径》参加了蒙达多利面向青年作家的比赛，但被简思罗·费拉塔淘汰了。与此同时，帕韦塞向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推荐了卡尔维诺。10月份，埃伊纳乌迪出版了这部作品，收录在“珊瑚”丛书中。这部作品在销售上取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里乔内奖。
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负责新闻办公室和广告宣传工作。在这家都灵出版社中，不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思潮互相碰撞，卡尔维诺不仅和文人（前文已经提到的帕韦塞、维托里尼、娜塔莉亚·金兹伯格），还和历史学者（德里欧·坎迪莫利、弗朗科·文图里），以及哲学家（包括诺贝托·博比奥和费里切·巴尔博）建立了友谊，品尝到精彩的知识碰撞。
夏天的时候，他还作为出版社代表参加了在布拉格举办的世界青年节。
1948年
4月末，卡尔维诺离开埃伊纳乌迪，转而为《团结报》的都灵分社工作。直到1949年9月，他都负责该报第三版文化副刊的编辑工作。这一年，他也开始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月刊《重生》
（Rinascita）合作，为其撰写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
他和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结伴而行，前往斯特雷萨拜访正在当地度假的海明威。
1949年
4月末，卡尔维诺参加了巴黎的和平游击队大会，这一举动使得他在之后的许多年都被禁止入境法国。
7月，由于对都灵《团结报》的工作不甚满意，卡尔维诺前往罗马，有两家报纸有意聘请他作记者，但商谈未果。8月，他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办的青年节，并且为《团结报》撰写了一系列报道。有好几个月，他还兼顾《卡里尼亚诺先锋报》（Prime al Carignano）戏剧专栏的编辑工作。9月，他回到埃伊纳乌迪从事新闻办公室的工作，并负责“科学文学系列丛书”的文学卷。
正如朱利奥·埃伊纳乌迪（Giulio Einaudi）之后提到的：“书的封面折页和卡片的设计是他和维托里尼，以及帕韦塞合作的结晶，而且创造出意大利出版业的一种风格。”
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出版。《白帆》（Il Bianco Veliero）却未能问世，因为维托里尼给予该作品负面的评价。
1950年
8月27日，帕韦塞自杀身亡。卡尔维诺深感震惊：“在我与他相识的这些年里，他从未有过自杀的念头，可是他的其他老朋友都知道他之前存在着这种念头。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出现了偏差。我认为他是一位坚定、顽强，对工作充满热忱又十分可靠的人。帕韦塞去世之后，通过他的自杀，以及日记中对于爱情和绝望的呼喊，我才发现了他的另一面。”[D'Er 79]十年后，卡尔维诺写下了纪念他的文章《帕韦塞：存在与创作》（“Pavese:essere e fare”），回顾了他留下的精神和文学财富。卡尔维诺本打算编纂一本关于帕韦塞及作品的评论文集，却仅仅停留在了计划阶段（卡尔维诺的一些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而言，这一年也是一个转折点：在巴尔多辞职后，埃伊纳乌迪在50年代大换血，将朱利奥·保拉迪、保罗·博里基耶利、达尼埃莱·彭其罗里、雷纳托·索米、卢奇亚诺·佛奥和切萨雷·卡塞斯招至麾下。“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编辑工作，编的都是别人的书，而不是用来写我自己的书。我对此很满意，因为出版业在意大利如此重要，并且我所工作的出版社为意大利其他出版同行树立了榜样，这不是一件小事。”[D'Er 79]
卡尔维诺为《文化与现实》（Cultura e realtà）撰稿，这本杂志由费里切·巴尔博和前《左派基督徒》杂志的其他代表人物（费代莱·达米科、马里奥·莫塔、弗朗科·罗达诺、乌巴尔多·斯加塞拉蒂）共同创办。
1951年
卡尔维诺历经辛苦创作出一本具有现实主义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这本《波河青年》（I giovani del Po）后来连载在《工作坊》（Officina，1957年1月至1958年4月）杂志上，成为他一条中断的研究路线的见证。夏天，卡尔维诺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分成两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
10月至11月间，卡尔维诺到苏联旅行（《从高加索到列宁格勒》），为期大约五十天。一路的旅行见闻集结成《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苏联旅行日记》（Taccuino di viaggio in Urss di Italo Calvino），于第二年的2、3月份刊登在《团结报》上，随后为他赢得了圣文森特奖。卡尔维诺不愿用常规的意识形态思维去判断苏联，于是转而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领悟苏维埃的现实，以此得出了一种正面且乐观的印象（“在这里，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泵，吸收着各种各样的志向：假如一个人身上具有好的一面，那么无论多少，都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尽管他对许多方面也有所保留。
在卡尔维诺离家在外的这段时间里（10月25日），他的父亲过世了。十年后，卡尔维诺在自传体小说《圣约翰之路》（La strada di San Giovanni）中提到了这件事。
1952年
《分成两半的子爵》出版，收录在维托里尼主编的“筹码”丛书中，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却在左派评论界激起了截然相反的反映。
5月，由卡尔维诺编写的《埃伊纳乌迪简报》（Notiziario Einaudi）第1期出版。7月之后，他成为这份简报的责任编辑。
夏天，他和保罗·莫奈里（Paolo Monelli）一起作为《新闻报》（Stampa）的特派记者报道赫尔辛基奥运会，并为《团结报》撰写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莫奈里缺乏远见，所以是我告诉他，要注意这里，要留心那里。第二天，我打开《新闻报》，看到他把我向他指出的内容都写了进去，而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放弃了记者这份行当。”（Nasc 84）
卡尔维诺在《暗室》（Botteghe Oscure，一本由巴夏诺的玛格丽特·卡埃塔尼公主指导，乔尔乔·巴萨尼主编的国际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阿根廷蚂蚁》（La formica argentina）。他继续与《团结报》合作，撰写了多种类型的文章（从未集结成册），包括叙事小说、通讯报道和社会寓言；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完成《马克瓦多》（Marcovaldo）开头的几篇故事。
1953年
继《白帆》和《波河青年》之后，卡尔维诺耕耘数年，第三次尝试创作题材广泛的小说：《女王的项链》（La collana della regina），“一部糅合了现实主义、社会性、怪诞荒谬及果戈里元素的长篇小说”，反映了都灵的工人阶层生活，但是，也注定没法出版。
他还在罗马杂志《新题》（Nuovi Argomenti）上发表短篇小说《青年先锋队在芒通》（Gli avanguardisti a Mentone）。
1954年
他开始为周刊《当代》（Il Contemporaneo）（由罗马诺·比兰奇、卡罗·萨利那里和安东内洛·特隆巴多里主编）撰写文章；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年时间。
收录在《筹码》丛书中的《进入战争》（L'entrata in guerra）得以出版。
《意大利童话》的编写工作提上日程，卡尔维诺精选并改写了两百则出自19世纪意大利各地的民间故事，并附上简介和注释。在准备过程中，卡尔维诺得到了人种学者朱塞佩·科齐亚拉（Giuseppe Cocchiara）的帮助，他是《经典童话》系列的发起人，这个系列被纳入了“千年”丛书当中。
因为一篇关于第十五届威尼斯电影展的报道，卡尔维诺开始和杂志《新电影》（Cinema Nuovo）合作，之后双方的合作又持续了数年。从那时起，他常去罗马，而且在罗马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955年
从1月1日开始，卡尔维诺成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主管，一直到1961年6月30日为止；在那之后，他成了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出版顾问。
他在《对比》（Paragone）杂志的文学版上发表了文章《狮子的骨髓》（“Il midollo del leone”），这是一系列颇具分量的杂文之首篇。在当时主流的文化潮流之下，这些文章明确了他的文学理念。
在最具经验和权威的对话者中，卡尔维诺将以下几位称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切萨雷·卡塞斯（Cesare Cases）、雷纳托·索米（Renato Solmi）、弗朗科·福尔蒂尼（Franco Fortini）。
他和演员艾尔莎·德·乔尔吉（Elsa De Giorgi）交往了几年。
1956年
1月，意大利共产党秘书处任命卡尔维诺为国家文化委员会的成员。
他在《社会》（Società）杂志上致信瓦斯科·普拉托里尼（Vasco Pratolini），以此加入到针对小说《梅泰罗》（Metello）的讨论当中。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启了一个短暂而充满希望的时代。“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曾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的，我认为这个词是最贴切的。一方面，我们是而且希望自己是真理的见证者，是为受压迫剥削的人民出头的复仇者，是反对任何欺压行为并且伸张正义的捍卫者；另一方面，我们又以共产主义事业为名，为我党和斯大林的错误、欺压、专制辩护。精神分裂，立场摇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游历数个社会主义国家时，我深深地感到拘束、排挤和敌视。但当火车载我回意大利，穿过边境时，我问自己：在这里，在意大利，在这样的意大利，如果我不是共产主义者，还能有什么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党内关系的缓和与斯大林主义的结束，为我们卸下了心中一块巨石：因为我们的精神形象，我们分裂的个性，终于能够复原，革命事业与真理也终于能够协调一致。在那些日子里，这也正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和希望。”[Rep 60]卡尔维诺以安东尼奥·乔利蒂（Antonio Giolitti）为参考，预见到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可能要进行改革。
3月至7月间，他以《当代》杂志为阵地，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辩论，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文化路线提出了置疑；晚些时候（7月24日），在中央文化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卡尔维诺与阿利加塔发生了争论，并提出了“一项针对所有目前在党内文化组织居于领导位置的同志的不信任案”[《团结报》，1990年6月13日]。他越来越难以信任共产党高层的政治选择：10月26日，卡尔维诺向埃伊纳乌迪的党组织中由加依梅·品托负责的支部提交了议事日程，谴责“对现实令人无法接受的歪曲捏造”，直指由《团结报》一手操纵，对发生在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事件的不实报道，并对意大利共产党没有能力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以及东欧正在发生的演变进行革新的状况进行了严厉批判。三天后，支部批准了一则《对共产党员的号召》，要求“领导机构的行为不被承认”，并“公开表示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所进行的运动，也完全支持那些彻底革新工作方法，支持在推动全人类的改革中没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共产党员”。
卡尔维诺将近期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一篇讲稿，献给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并且与一部分左派评论者进行争论。
卡尔维诺创作独幕剧《小长凳》（La panchina），由塞尔乔·里贝洛维奇（Sergio Liberovici）谱曲，10月在贝加莫的多尼采蒂剧院上演。
11月，《意大利童话》出版。这部作品的成功巩固了卡尔维诺“寓言作家”的形象（一些评论家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卡尔维诺是一位撰写理论性文章，而且具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
1957年
《树上的男爵》（Il barone rumpante）出版，同时在第20期《暗室》杂志上发表了《地产投机》（La speculazione edilizia）。
卡尔维诺在《开放之城》（Città aperta，由一群意见相左的罗马共产党知识分子创办的期刊）上发表了寓言故事《安的列斯群岛的绝对静止》（La gran bonaccia delle Antille），以此来嘲讽意大利共产党的保守主义。
在安东尼奥·乔利蒂离党之后，8月1日，卡尔维诺向都灵联合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书信，言辞恳切，辞去了党内所有职务，这封信于8月7日发表在《团结报》上。在这封信中，卡尔维诺除了阐明自己持有不同政见的原因以外，还表达了自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民主发展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此外，他也回忆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及其在他的知识和人格形成上起到的重大作用。
然而，这一连串事件仍在卡尔维诺的态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事使我疏离了政治生活，也就是说相较于之前，政治在我内心中占据的空间，相较之前小了很多。从那时起，我不再将政治看作生活的全部，也对它失去信任。如今，我认为政治对于社会表现出的各种事物的记录，相对于其他渠道有所滞后，同时，我也认为政治常常会采取一些过度和欺骗的行为。”[Rep 80]
1958年
卡尔维诺将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女王的项链》截取出部分片段，题作《车间里的母鸡》（La gallina di reparto），发表在《新潮流》（Nouva Corrente）杂志上，并在《新题》上发表了《烟云》（La nuvola di smog）。这一年，篇幅宏大的《短篇小说集》（I racconti）问世，并在次年获得巴故塔奖。
卡尔维诺与周刊《明日意大利》（Italia domani）及安东尼奥·乔利蒂主编的杂志《过去与现在》（Passato e Presente）合作，就新左派社会主义者的问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讨论。
有两年的时间，卡尔维诺与都灵的“编年演唱团”合作，在1958至1959年间为里贝洛维奇（Liberovici）的四首歌曲创作了歌词（分别是《悲伤的歌》《秃鹰盘旋的地方》《越过大桥》和《世界之主》），也为费欧伦佐·卡尔皮（Fiorenzo Carpi）的歌曲《在碧绿的波河上》创作了歌词。卡尔维诺还为劳拉·贝蒂（Laura Betti）的歌曲《老虎》和皮埃罗·桑蒂（Piero Santi）编曲的《都灵之夜》写过歌词。
1959年
《不存在的骑士》（Il cavaliere inesistente）问世。
这一年是《埃伊纳乌迪简报》发行的第八年，它在当年第3期出版后停刊。《文学样刊》（Menabò di letteratura）开始发行第1期：“维托里尼在米兰的蒙达多利出版社工作，而我在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在维托里尼主编《筹码》的整个时期，都是我代表都灵方面的编辑部与他联系的，因此他希望我的名字能够和他的一起作为共同主编出现在《文学样刊》上。事实上，《文学样刊》是由维托里尼发起和主持的，他决定每一期的排版，与他合作的伙伴共同讨论编辑工作，并亲自收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Men 73]
卡尔维诺谢绝了社会主义日报《前进！》（Avanti!）的合作邀请。
6月底，斯波莱托两个世界文化节上，在戏剧《相簿纸》（Fogli d'album）的演出当中，插入了改编自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一张过渡床》（Un letto di passaggio）的短剧。
9月，卡尔维诺的哑剧《跳吧》（Allez-hop）在威尼斯凤凰剧院上演，由卢奇亚诺·贝里奥（Luciano Berio）谱曲。事实上，除了创作小说和杂文，进行出版和编辑的工作外，卡尔维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对戏剧、音乐和表演抱有长久的兴趣，尽管他这一类的作品并不丰富。
11月，卡尔维诺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前往美国旅行，走访了美国几个重要城市。这趟旅程长达六个月，其中四个月他都待在纽约。这座城市深深打动了卡尔维诺，因为他与其复杂的环境建立了某种联系。数年后，卡尔维诺提到，纽约是他感受最为深刻的城市。更甚者，在为《ABC》周刊撰写的第一篇稿件中，他写道：“我爱纽约，这种爱是盲目的，也是沉默的：我不知道如何用自己喜爱纽约的理由反击那些憎恨这里的人……其实，大家也不明白为什么司汤达如此喜爱米兰。我是不是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就在我的名字下方写上‘纽约人’？”（1960年6月11日）
1960年
卡尔维诺将三部作品整理成《我们的祖先》（Nostri antenati）三部曲，同时附上了一篇颇具价值的前言。
在第2期《文学样刊》上，他发表了随笔《物质世界的海洋》（“Il mare dell'oggettività”）。
1961年
卡尔维诺的声名愈发巩固。面对络绎不绝的邀约，他拿不定主意是该满足自身对于不同事物的好奇心，还是该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一段时间以来，各方的合作请求源源不断：日报、周刊、影院、剧院、电台和电视，无论是考虑名或是利，这些邀约对我的吸引力都不相上下，但也着实令我在几种情况之间挣扎，一方面害怕在这昙花一现的事情上面耗费精力（有的时候我想效仿其他更富有才华和多产的作家，后来却发现保持沉默、不去刻意模仿反而更令我愉快）；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专注于‘著书’，此外，我也怀疑，即使是撰写任何有关时事的文章，最终还是在创作会流传下去的东西。总之，我既不是为了报纸，也不是为了某些外在因素，同样也不是为了自己写作。”[写给埃米利奥·切奇的信，11月3日]在被他拒绝的合作提议当中也包括与《晚邮报》的合作。
卡尔维诺根据自己在美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Un ottimista in America），但在完成初稿后，他却决定不予以出版。
4月，卡尔维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了为期十五天的旅行：分别到哥本哈根、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举办了讲座（讲座地点均为当地的意大利文化处）。
4月末5月初的时候，他到马略卡岛出席福门托尔国际奖的颁奖仪式。
9月，他同埃伊纳乌迪和“编年演唱团”的同事朋友一道参加了由阿尔多·卡皮蒂尼（Aldo Capitini）发起的第一次佩鲁贾—阿西西和平游行。
10月，他前往巴伐利亚慕尼黑，后来又到法兰克福参加图书展。
1962年
4月，卡尔维诺在巴黎结识了埃丝特·朱迪思·辛格（Esther Judith Singer），别名奇基塔（Chichita），这位阿根廷翻译家一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工作（直到1984年，她都作为自由译员进行工作）。这段时期，卡尔维诺说自己就像患上了“漫游症”：他不断来往于罗马（他在那里租了一间临时公寓）、都灵、巴黎和圣雷莫。
“利古里亚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死守着家，就像贝壳嵌入礁石，你永远无法将他们从那里移开；另一种人则四海为家，随遇而安。可是即便是后者，包括我在内……也要时常回家，我们对于家的牵挂并不亚于前者。”[Bo 60]
他开始断断续续为米兰《日报》（Il Giorno）撰稿，合作持续了几年时间。
《文学样刊》第5期发表了卡尔维诺的杂文《挑战迷宫》（“La sfida al labirinto”），文学杂志《此与彼》第1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圣约翰之路》。
1963年
这一年，所谓的新先锋运动在意大利逐渐成形；尽管卡尔维诺没有参与其中，但仍然时刻关注这项运动的发展。卡尔维诺对于“六三学社”[87]的主张给予关注，但又保持距离，这也成为他与安吉洛·古耶尔米（Angelo Guglielmi）意见不合的有力证据，随后他出版了《挑战迷宫》。
《马克瓦多即城市的四季》（Marcovaldo ovvero Le stagioni in città）出版，收录在“给青少年的书”系列丛书中，并邀请塞尔乔·托法诺（Sergio Tofano）设计了23幅插图（这也成为日后卡尔维诺十分得意的事）。这一年还出版了《观察者的一天》（La giornata d'uno scrutatore），《地产投机》单独成册出版。
3月中旬，卡尔维诺去了利比亚：在的黎波里的意大利文化处举办了主题为《昨日与今日小说中的自然与历史》的讲座。
5月，作为福门托尔奖的评委，卡尔维诺在科孚岛度过了一周。5月18日，他凭借《观察者的一天》在洛桑获得查尔斯·维伊伦奖。
这一年他在法国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1964年
2月19日，卡尔维诺与奇基塔在哈瓦那完婚。
“在我的生命中，我遇到过许多坚强的女性。我的身边不能没有女人的陪伴。我只是一个两头双性生物的一部分，是一个真正具有生物性和思想的机体。”[RdM 80]
卡尔维诺在古巴重游了他出生的地方和他的父母曾经居住的房子。在众多会面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有了一次私人见面。
卡尔维诺为《通往蜘蛛巢的小径》的最新版本撰写了一篇极其重要的序言。
夏天过后，他和妻子定居罗马，住在蒙特·布里安佐路的一间公寓里。这个家庭的成员还有马尔切罗·威尔（Marcelo Weil），这个16岁的少年是奇基塔与第一任丈夫的孩子。每两个礼拜卡尔维诺会去一趟都灵，参加埃伊纳乌迪的会议，处理一些信件。
他在《文学样刊》第7期上发表了杂文《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L'antitesi operaia”），反响平平。在后来出版的《文学机器》（Una pietra sopra）（1980年）中，卡尔维诺形容这篇杂文“是一次把自己的认知融入演说话题当中的尝试（正如我在《文学样刊》上早前发表的那些文章一样），这其中既有我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不同评价的认知，也有这些年来关于左派问题的本质的认知……也许我做的另外一个尝试就是将不同的元素拼凑成一幅统一和谐的图画”。
在《咖啡》杂志的11月刊上刊登了《宇宙奇趣全集》（Futte cosmicomiche）中的前四则故事：《月亮的距离》、《天亮的时候》、《太空中的一个标志》、《一切于一点》。
1965年
卡尔维诺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发表在1月30日的《重生》上，另一篇发表在2月3日的《日报》上），加入了由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发起的关于新的“技术性”意大利语的讨论。
5月，他的女儿乔万娜（Giovanna）在罗马出生。“活了四十年第一次做父亲，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更重要的是，我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乐趣。”[写给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的信，11月24日]
《宇宙奇趣全集》出版。他以托尼欧·卡维拉（Tonio Cavilla）为笔名，编辑了《树上的男爵》的精简版并附上评注，收录在“中学读物”系列中。《烟云》和《阿根廷蚂蚁》作为姊妹篇出版（这两篇小说之前已经被收录在《短篇小说集》中）。
1966年
2月12日，维托里尼去世。“我很难把死亡这件事和维托里尼联系起来，甚至就在昨天，他也还是个和疾病无缘的人。那些本质上消极性的体现，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主流，却不属于维托里尼，他总是追寻生活的新面貌。而且他知道如何激发出他人的这一面。”[Conf 66]一年后，在《文学样刊》向这位西西里作家致敬的专刊上，卡尔维诺发表了一篇悼文：《维托里尼：计划与文学》（“Vittorini:progettazione e letteratura”）。
维托里尼逝世后，卡尔维诺对时事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正如他后来所言，他有了一种疏离感，节奏也发生了变化。“早先我完全无法理解，如何将泡在图书馆作为职业……现在这种想法却占据上风，而我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并非是我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减弱，而是我不再有占据社会生活中心的冲动。当然，主要原因是我也不再年轻了。我年轻时所信奉的司汤达主义在某个时间点戛然而止。这也许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年龄自然而来，我曾年轻过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太长了，突然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开始我的老年生活，对，就是老年，我甚至希望它早点开始，没准还可以延续得更长久一些。”[Cam 73]
然而卡尔维诺的疏离感并不意味着与外界的粗暴隔绝。5月，他接受让—路易斯·巴劳特（Jean-Louis Barrault）的邀约，为其导演的戏剧撰写剧本。6月初，他到拉斯佩齐亚参加“六三学社”的会议。9月，他向一位英国编辑寄送了一篇《作家力挺越南》（“Authors Take Sides on Vietnam”）的论文（“在一个没有人对自己感到满意或问心无愧的世界中，也没有国家或机构能够奢望体现出一种普遍的想法，甚至无法仅仅反映自己特殊的真相，越南人民是唯一带来光明的存在”）。
1967年
6月下旬，卡尔维诺一家移居巴黎，住在夏提隆广场的一幢小房子里，打算在那里住上五年。但卡尔维诺在那里一直住到1980年，这期间他时常返回意大利，并在意大利度过了一些夏日时光。
他完成了雷蒙·格诺《蓝花》（Les fleurs bleues）的翻译。这位特立独行的法国作家活跃在多个领域，他的影响在已经成熟的卡尔维诺身上也有诸多反映：对于古怪又矛盾的喜剧性的嗜好（并不总是通过娱乐体现出来），对于科学和组合式游戏的兴趣，以及融合了实验主义和古典精神的文学技艺的想法。
卡尔维诺举办了一场题为《控制论与幽灵》的讲座，并且根据讲座内容撰写了文章《关于作为组合式过程的叙事文学的笔记》（Appunti sulla narrativa come processo combinatorio），发表在《新潮流》上。他在《新潮流》和《报告》（Rendiconti）上分别发表了《有丝分裂》（La cariocinesi）和《血，海》（Il sangue,il mare），后来均收录在短篇小说集《时间零》（Ti con zero）中。
年底，他和扎尼凯立出版社（Zanichelli）的乔瓦尼·恩里克斯（Giovanni Enriques）共同策划和编纂一部面向中学生的文集，得到萨利那里（G.B.Salinari）和四位教师的协助，在1969年以《阅读》（La lettura）之名面市。
1968年
卡尔维诺对符号学产生了新兴趣，这一点也从他参加的两场研讨会得以证实：研讨会在索邦大学的高等教育学院举行，组织人是罗兰·巴特，主题是巴尔扎克的《萨拉金》（Sarrasine）。卡尔维诺又在乌尔比诺大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符号学研讨会，格雷马斯（Greimas）的发言为此次研讨会奠定了基调。
在巴黎，卡尔维诺与格诺来往密切，后者将他介绍给“乌力波”（潜在文学工场，阿尔弗雷德·雅里创立的荒诞玄学学院的分支）的其他成员，包括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弗朗索瓦·勒利奥内（Fran?ois Le Lionnais）、雅克·鲁博（Jacques Roubaud）和保罗·富尔内尔（Paul Fournel）。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与在巴黎的社会文化名流过从甚密：“也许我并不具备与他乡建立个人关系的能力，我常常浮在半空，只有一只脚踏入那些城市。我的写字台好像一座孤岛：既可以摆在这里，也可以漂到另一个国家……当作家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可以独自完成，无关乎地点，可以是在乡间或是一座岛屿上一幢与世隔绝的房子，而这幢房子我确实是有的，就在巴黎市中心。由此，尽管我与工作相关的生活都在意大利展开，但一有可能我就会来到巴黎，或者说我必须独处。”[EP 74]
在60年代早期已经出现的青年抗议运动中，卡尔维诺持续关注“学生抗议运动”，但并不赞同他们的态度和观点。
他“对于这些年纷繁混乱的思想现状做出的贡献”[Cam 73]，很大程度上与他对于乌托邦这一议题的思索有关。卡尔维诺对于重读傅立叶的提议已然成熟，并在1971年付诸现实，出版了一部独特的文集。“对于这本文集的目录我是尤为得意的：我真正关于傅立叶的论文就是它了。”[Four 71]
他拒绝了因为《时间零》颁给他的维亚雷焦奖（“我认为文学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拒绝这个奖，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会再抱以认同感继续支持那些已失去意义的机制。我希望避免一切来自新闻界的喧嚣，并恳请不要让我的名字出现在获奖者名单上。相信我的诚意吧”）；可是，他在两年后接受了阿斯蒂奖，又在1972年接受了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颁发的费尔特里内利奖，之后还接受了尼斯、蒙代洛和其他奖项。
一整年内，卡尔维诺都在为编辑三卷本的中学文选《阅读》而辛劳工作；在扎尼凯立出版社，他的合作者是戴尔菲诺·因索雷拉和佳尼·索福里。
米兰编辑俱乐部出版社出版了《世界记忆和其他宇宙奇趣故事》（La memoria del mondo e altre storie cosmicomiche）。
1968至1972年，他与几位朋友（圭多·内里、卡洛·金兹伯格、恩佐·梅兰德里，以及佳尼·切拉蒂）当面或通过书信探讨创办一本新杂志《阿里巴巴》（Alì Babà）的可能性。他的内心活跃着一种迫切的需求，这本杂志将面向“全新的公众，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能够将阅读化为日常需要”：这个计划从未实现，即“一本广泛发行的杂志，在各处书报亭贩卖，就像《里努斯》这类杂志一样，但并非连环画性质的，而是刊登配有大量插图的连载小说，采用一种引人入胜的排版方式。杂志中还会包括相当数量的专栏，它们通过举例来阐述叙事策略、人物类型、阅读方式、文风体系和诗歌—人类学功能，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要读起来妙趣横生。总之，这本杂志的设计将是一次借助各种传播工具而进行的探讨”。[Cam 73]
1969年
卡尔维诺在弗朗科·玛利亚·里奇主编的《塔罗牌：贝加莫和纽约的子爵牌》（Tarocchi.Il mazzo visconteo di Bergamo e New York）中发表了《命运交叉的城堡》。同时卡尔维诺在修订新版的《最后飞来的是乌鸦》。他还在《咖啡》上发表了《砍头》（La decapitazione dei capi）。
春天时节，《阅读》问世。名为“观察和描述”的章节完全是卡尔维诺的构想，在这些章节中他提出将描述当作认知经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描述就是尽量靠近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同时又会使我们感到一丝不满，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持续观察，并不断尝试如何更好地表达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Let 69]）。
1970年
《艰难的爱》（Gli amori difficili）在6月出版，收入埃伊纳乌迪新的“鸵鸟”系列中，这也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的第一和唯一的一册；该书开篇即是他一篇著名的生平简介，却没有署名。
在重新整理了一轮广播放送材料后，卡尔维诺发表了阿里奥斯托长诗中的选段，名为《伊塔洛·卡尔维诺讲述卢多维克·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 di Ludovico Ariosto raccontato da Italo Calvino”）。
70年代，卡尔维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童话上，此外，他还为一些著名童话集的新版本撰写了序言（兰扎、巴西莱、格林、佩罗、皮特雷）。
1971年
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委托卡尔维诺主编“百页”丛书，这耗费了他几年时间。在这套丛书众多的作家中，除了那些他所钟爱的经典大家（史蒂文森、康拉德、詹姆斯、司汤达、霍夫曼、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还收录了许多19至20世纪知名度较小的意大利作家。
《昏暗之地》（Dall'opaco）收录在混编文集《阿黛尔菲亚娜》（Adelphiana）中。
1972年
3月，美国作家约翰·巴思（John Barth）请卡尔维诺代替自己到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艺术与文学系教授1972至1973学年的小说写作课程。4月底，卡尔维诺违心地拒绝了这个邀请。
6月，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授予卡尔维诺安东尼奥·费尔特里内利奖（叙事文学类），颁奖典礼在当年12月举行。
《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出版。
11月，他第一次参加乌力波的早餐会，并在次年2月成为该团体的外国成员。同年11月，在意大利版《花花公子》第1期上刊登了他的文章《名字，鼻子》（“Il nome,il naso”）。
1973年
《命运交叉的城堡》最终版问世。
在回应《新题》杂志一项关于极端主义的调查时，卡尔维诺声明：“我认为对于当前状况的严重性有一个极端认知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具备分析精神、现实意识，以及对一言一行一思所产生的后果能够承担责任，而这些并非是极端主义能够做到的。”[NA 73]
卡尔维诺在佩斯卡亚市内一个叫作罗卡马莱的滨海区域的松林边建造了一栋房子，此时正值最后完工的阶段，从此往后，每到夏天，卡尔维诺都在那里避暑，时常往来的朋友有卡罗·福鲁特罗（Carlo Fruttero）和皮埃特罗·齐塔蒂（Pietro Citati）。
1974年
1月8日，卡尔维诺以《看不见的城市》入选第二十三届博扎来奖的决赛。他参加了在恩波利的莱纳托·甫契尼图书馆举行的有关战后意大利叙事文学的辩论。
他开始在《晚邮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游记，并就意大利政治与社会现状撰写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论文。双方的合作持续至1979年；其中最早的一篇论文是4月25日发表的《记一次战役》。同年，另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短文《一名观众的自传》（“Autobiografia di uno spettatore”）作为序言出现在费德里科·费里尼的作品《四部电影》（Quattro film）中。
他还为广播节目《不可能的采访》撰写了文章《蒙特祖马》（“Montezuma”）和《尼安德特人》（“L'uomo di Neanderthal”）。
1975年
5月下旬，卡尔维诺接受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委托，到伊朗进行实地考察，为电视台将要制作的节目《伊朗之城》做准备。
8月1日，《长颈鹿赛跑》（La corsa delle giraffe）发表在《晚邮报》上，这是帕洛马尔先生系列故事的第一篇。
《世界记忆和其他宇宙奇趣故事》再版，收录在埃伊纳乌迪的“青年图书馆系列”中。
1976年
2月末至3月中，卡尔维诺待在美国：他先是到阿默斯特学院（马萨诸塞州）做客；后来在巴尔的摩停留了一周，参加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写作研讨会（包括关于《宇宙奇趣》和《塔罗牌》的研讨会，以及一场《看不见的城市》的讲座和朗诵会）；然后在纽约又待了一周。最后他与妻子奇基塔在墨西哥逗留了十余天。
墨西哥之旅和11月的日本旅行给予他不少灵感，因此他又为《晚邮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1977年
2月8日，奥地利教育与艺术部在维也纳授予卡尔维诺“欧洲文学奖”。
在《对比》杂志文学版上发表了《讨喜的垃圾桶》（La poubelle agréée）。
刊登《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笔》（“La penna in prima persona”，论索尔·斯坦伯格的绘画作品）。这部作品是一系列短篇文章中的一篇，风格介于杂文和小说之间，都是从形象艺术中获得的灵感（将以下人的作品作某种自由的对比：法乌斯托·梅罗迪、朱利奥·保利尼、路奇奥·德尔·帕佐、切萨雷·佩维莱利、瓦莱里奥·阿达密、阿尔贝托·马涅利、路易吉·塞拉菲尼、多米尼克·纽利、乔尔乔·德·奇里克、恩里科·本治、荒川等）。
在12月的《文学靠岸》（Approdo letterario）上，以《帕洛马尔先生在日本》为题发表了在前一年旅行中得到灵感而创作的一系列文章。
1978年
在1月31日写给圭多·内里的信中，卡尔维诺提到《讨喜的垃圾桶》是这样一则故事：“它是一系列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中的一篇，与其说是故事，倒不如说是随笔，其中大部分文章只是我的一些想法，而有一部分文章的编排仍然令我不甚满意，也许有一天这些文章能够单独成册，书名就叫《必经之路》（Passaggi obbligati）。”
4月，他的母亲去世，享年92岁。梅丽堤亚纳别墅在不久后被转让。
1979年
长篇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出版。
以一篇社论《我也是斯大林主义者？》（“Sono stato stalinista anch'io?”）（12月16至17日）为契机，卡尔维诺与《共和报》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他撰写的文章都体现了他对当下书籍、展览或其他文化事件的反思。相较于之前他与《晚邮报》的合作，有关社会与政治主题的文章几乎注定要隐没[其中也有例外，比如1980年3月15日发表的《关于腐朽国家之诚实的寓言》（“l'Apologo sull'onestà nel paese dei corrotti”）]。
1980年
《文学机器》收录了卡尔维诺自1955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些评论文章。
9月，他们全家搬到罗马，住在坎普马泽欧广场上一幢带露台的房子里，距离万神殿只有一步之遥。
他接受了里佐利出版社的委托，负责编选托马索·兰多菲（Tommaso Landolfi）内容丰富的文集。
1981年
卡尔维诺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
负责编辑格诺的大型作品集《符号、数字与字母》（Segni,cifre e lettere）。
在杂志《特洛伊木马》（Il cavallo di Troia）上发表文章《巴格达之门》（“Le porte di Bagdad”），出现在托蒂·沙洛亚的舞台动作设计草图上面。应亚当·波洛克（每年夏天，波洛克都会在格罗塞托省的小镇巴蒂尼亚诺组织17至18世纪的戏剧演出）的请求，卡尔维诺创作了一部以组合式创作手法为特点的剧本，用作莫扎特未完成的歌剧《扎伊德》（Zaide）的演出框架。他还担任了第38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主席，将当年的金狮奖颁给了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导演的《沉重的年代》，将银狮奖颁给了南尼·莫莱蒂导演的《金色的梦》。
1982年
年初，埃伊纳乌迪出版了由塞尔乔·索米翻译，格诺所著的长诗《袖珍本小型宇宙进化论》（Piccola cosmogonia portatile），文后附上了卡尔维诺在1978至1981年间创作的《小型宇宙进化论的小型导读》（Piccola guida alla Piccola cosmogonia），通过密切的书信往来，他与索米探讨和解决了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艰难问题。
3月初，米兰斯卡拉大剧院上演了贝里奥与卡尔维诺合写的两幕歌剧《真实的故事》（La Vera Storia）。这一年问世的还有音乐剧《二重奏》（Duo），这是歌剧《一个倾听的国王》（Un re in ascolto）的前身，同样是二人合作完成的。
卡尔维诺在《FMR》杂志的6月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知情识味》（Sapore sapere）。
10月，里佐利出版社出版了《卡尔维诺精选托马索·兰多菲作品之最美篇章》（Le più belle pagine di Tommaso Landolfi scelte da Italo Calvino），并在书后附上了题为《精准与偶然》（“L'esattezza e il caso”）的评注。
12月，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老普林尼（Plinio）的作品《博物志》（Storia naturale），前言由卡尔维诺撰写，题为《天空，人类，大象》（“Il cielo,l'uomo,l'elefante”）。
1983年
卡尔维诺被任命为高等教育学院的研究主任，为期一个月。
1月25日，他在格雷马斯主持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主题为《伽利略的科学与隐喻》（“Science et métaphore chez Galilée”）。他在纽约大学（“詹姆斯讲席”）用英文做了演讲，题目是《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Mondo scritto e mondo non scritto”）。
尽管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正在经历严重的危机，《帕洛马尔》（Palomar）仍在11月出版了。
1984年
4月，卡尔维诺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图书展的邀请，与妻子奇基塔一起到阿根廷旅行。他还在那里与几个月前上任的总统劳尔·阿方辛进行了会面。
8月，《一个倾听的国王》首演；第二个月卡尔维诺在致克劳迪奥·瓦莱赛的信中写道：“要我说，贝里奥安排在萨尔茨堡上演的那部剧作，只有标题是出自我之手，别无其他。”
9月，卡尔维诺去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同博尔赫斯一起受邀参加了关于奇幻文学的会议。
由于埃伊纳乌迪持续的财务危机，卡尔维诺决定接受米兰加尔扎蒂出版社的邀约，并由该出版社在秋天出版了《收藏沙子的旅人》（Collezione di sabbia）和《新旧宇宙奇趣》（Cosmicomiche vecchie e nuove）。
1985年
卡尔维诺接受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委托，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America）作序。
整个夏天他都待在罗卡马莱的房子里，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翻译了格诺的《聚苯乙烯之歌》（La canzone del polistirene，在卡尔维诺去世后，该作品由施维勒出版社出版，用作蒙特迪森公司的非卖品出版物）；他还完成了一篇对玛利亚·科尔第（Maria Corti）的采访，此后在《手稿》（Autografo）杂志的10月刊上发表；尤为重要的是，他为将于1985至1986学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讲座（“诺顿讲座”）准备了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Lezioni americane）。
9月6日卡尔维诺突发中风，被送往锡耶纳的圣玛利亚德拉斯卡拉医院抢救并进行手术。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卡尔维诺因脑出血与世长辞。
本篇中出现的缩略语可参考以下注释：
Accr 60：《意大利作家群像》，艾利欧·菲利波·艾克洛卡编辑，威尼斯：书会出版社，1960年。
As 74：《一名观众的自传》，费德里科·费里尼作品《四部电影》的序言，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74年；后又编入《圣约翰之路》，米兰：蒙达多利出版社，1990年。
Bo 60：《分裂的共产主义者》，对卡罗·波的采访，《欧洲》周刊，1960年8月28日。
Cam 73：费尔迪南多·卡蒙，《作家的使命》，与G.巴萨尼、I.卡尔维诺、C.卡索拉、A.莫拉维亚、O.欧提埃里、P.P.帕索里尼、V.普拉托里尼、R.罗威斯、P.沃伯尼的评论对话，米兰：加尔扎地出版社，1973年。
Conf 66：《比较》，1966年7—9月，II，10。
DeM 59：《帕韦塞是我的理想读者》，对罗贝托·德·蒙提切利的采访，《日报》，1959年8月18日。
D'Er 79：《伊塔洛·卡尔维诺》，对马克·德拉莫的采访，《工人世界》，1979年6月6日，第133—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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