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oors of Perception
清除一切迷障，知觉之门将开，万物显出本相：如其所是，绵延无止。
——威廉·布莱克 [1]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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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虔诚的基督徒，主要作品有诗集《纯真之歌》《经验之歌》等。
1886年，德国药物学家路易斯·莱温 [1] 第一次对仙人掌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著作出版之后，莱温仙人球 [2] 因他得名，这也是此物首次成为科学研究对象。
然而对于墨西哥和西南美洲的印第安民众而言，在他们的原始宗教中，此物起源极早，使用甚久，仿佛是祖先的旧友。其实，旧友这个词，尚不足以形容它与美洲先民的关系。在较早拜访新大陆的一位西班牙人笔下，曾有这么一句话：“他们吃一种根茎，称之为佩奥特掌，且敬之如神灵。”美洲先民敬此物如神，原因何在？当那些杰出的心理学家如杨施 [3] 、哈维洛克·艾利斯 [4] 、威尔·米切尔 [5] 开始研究麦司卡林——佩奥特掌的活性成分时，一切开始大白于天下。不错，一旦触及到此物偶像崇拜的意义，这些专家难免踌躇不定，不过他们也无不确信，麦司卡林在所有药物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只要施以合适的剂量，此物能超越其他一切药物，深刻地改变人的意识清醒程度；与此同时，此物还比医师药房中其他类似的药物毒性更小。
自从莱温和艾利斯等人开始研究麦司卡林以来，后人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零星的研究。化学家们不仅提取出了麦司卡林，他们还得到了合成这种植物碱的方法，如此一来，麦司卡林的产量不再取决于沙漠中的仙人掌，毕竟仙人掌的产量很少，且不稳定。而精神病学家们则服用起麦司卡林来，希望由此可以对病人的心理变化有更直接的、更清晰的了解。至于心理学家，很不幸，他们的研究对象实在太少，而且实验环境太过局限，但他们却发现了麦司卡林更加惊人的一些药效，并将之记录在案。神经学家和生理学家则发现，似乎有某种机制，能使此物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起作用。此外，至少有一名职业哲学家视其为一道光，或许可以照亮古代某些未解之谜，比如精神在自然界的地位，大脑与意识的关系。
所有的研究至此便再无进展，直到两三年前 [6] ，有人发现麦司卡林有一种现象，这一现象或许有极重大的价值。其实，过去数十年来，这一现象就在研究者的眼皮子底下，然而竟无一人观察到它，直到英国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他目前在加拿大工作）发现，麦司卡林和肾上腺素在化学成分上极其相似。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撼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麦角酸（从麦角中提取，具有极强的迷幻作用）与上述两种物质更是有结构上的生物—化学关系。接着又发现，肾上腺素红（从肾上腺素分解出的物质）能使人产生许多临床症状，这些症状与从迷醉于麦司卡林的人身上观测到的几乎相同。但是，肾上腺素红或许会自发地在人类体内产生，也就是说，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自发地产生微量的、具有化学作用的肾上腺素红，而这一物质能深刻地改变人的意识状态，这一点已广为人知。它对人的意识产生的某些变化，与精神分裂症（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一场灾祸）的一些临床症状相似。如此说来，精神错乱会不会是由于体内化学作用紊乱引起的呢？或者反过来说，人类体内化学作用的紊乱，是否亦源于人类的精神苦闷作用于肾上腺呢？现在就急于下结论，尚显得不够成熟。我们最多只能说，世人已经发现了某个案件，表面上证据已然确凿。与此同时，“猎犬们”（生物化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则嗅到了这条线索，有条不紊地跟踪前进。
至于我，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种种机缘，竟发现自己恰恰站在这条线索的路上。当时，一条“猎犬”正在美国加州忙些事务，虽然学界对麦司卡林的研究已有70年，但这位专家手上掌握的关于此物的心理学资料既稀少又很荒谬，他渴望多获得一些资料。至于身在现场的我，其实也很情愿，甚至很渴望成为一只豚鼠。于是，在一个明亮的早晨，时值五月，我饮下半杯溶解了0.4克麦司卡林的水，坐下来，静待反应的到来。
人类聚居一处，共同行动，互相回应——然而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孤独一人。受难者们虽然手挽着手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当他们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却总是孤独一人。情侣们拥抱，热烈期望将彼此单独的狂喜融合在一起，超越自我，成为一体——但这也是白费。任何有精神的肉体，注定要独自忍受痛苦、独自畅享欢乐，这是人之本性。除非经过符号化的过程而间接地被他人感知，否则知觉、情感、洞察、幻想，凡此之类，都属私密，不能被传达到外界。他人经验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共享，但他人的经验本身，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体会的。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任何人类组织，无非是一个个岛宇宙 [7] 的社会。
因为绝大多数岛宇宙都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得以用推理的方式彼此加以认知，产生相互间的同情，甚至“感同身受”。如此一来，因为对自己的丧亲之痛或蒙羞受辱之情难以忘怀，我们就能安慰处于类似情境之下的他人，甚至“感同身受”——当然，这种感受永远带有一点点匹克威克式 [8] 的色彩。然而在某些境况下，不同“宇宙”之间的通信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每个心灵自有其地盘。疯狂之人、天赋异禀之辈的地盘，与普通男女的地盘，区别如此之大，使得两者之间只有很少的（或者说完全没有）共同记忆，因此，彼此之间便没有相互理解和同情的基础。词语可以脱口而出，但却无法打动他人，因为符号指涉的事物，原本归属于互相排斥的经验领域。
借鉴别人看我们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这是极佳的天赋；借鉴他人审视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人，也是同样重要的能力。但是，假如他人归属于一个不同的族类，且居住于一个完全异质的宇宙，那该怎么办？举例来说，一个正常人如何能真正感受疯狂的滋味？或者说，如果不是生而为幻想家、灵媒或音乐天才，我们又如何能拜访布莱克、斯威登堡 [9] 和巴赫栖息其中的世界呢？再说了，一个极度外胚层型体质、大脑紧张的人，是绝不会设身处地为一个极度内胚层型体质、内脏强健的人着想的；或者，除非在某些特别情况下，否则他不可能与中胚层体型、体力旺盛型的人分享情感体验 [10] 。我猜，对于那些教条的行为学家们来说，此类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些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相信，人的内在世界正如外部世界，一样可以被人体验——这是确凿无疑的，对于他们来说，我所提出的问题乃是真正的问题。这类问题因“存在”的困境而更加难解，其中一些完全不能化解，其中一些只能在特殊条件之下才能化解（所用的办法也非所有人都能使用）。如此一来，似乎基本上可以确定，我将永远无法知道成为福斯塔夫爵士 [11] 或乔·路易斯 [12] 将是何种感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似乎总是相信，通过催眠或自我催眠（借助冥想或服用相应的药剂），我可以扭转常规的意识模式，从而有可能于内在世界中知晓那些幻想家、灵媒甚至神秘主义者们究竟所说所想的是何事。
我曾阅读过他人服用麦司卡林后写下的体验，我早就深信，此药物或许能使我进入布莱克和A.E. [13] 所描绘的那种内在世界——至少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然而，我的期盼未能实现。原本我指望闭着眼睛躺下之后，就能看见那些多姿多彩的几何体、装饰着丰富宝石的活泼泼的建筑，还能看见可爱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人物们活跃其中的风景，或看见那些象征主义的诗剧——演员们在终极启示的边缘永恒地战栗。但是很明显，我并未预料到本人精神结构的特质、性情、教育、习惯会对药效产生何种影响。其实，自记事以来，我就一直是个糟糕的想象者。词语——甚至是诗人们意蕴丰富的词语——无法在我意识中唤起画面感。在临睡时分，也不会有睡前幻象来光顾我。当我回顾，记忆呈现出的并非生动的事物的形象。不过，倘若做出努力，我倒是能唤起某种并非那么生动的画面，比如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或天主圣三桥被毁之前，从朗伽诺屋顶花园望去的模样 [14] ；或早期的贝斯沃特街 [15] ——当时唯一的巴士是绿色的，小而又小，且都是由苍老的马匹牵引，一个小时不过走上三英里半。但是，这些画面很少有实质内容，而且几乎毫无内在生命力，它们之于真实可见的物体，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鬼魂之于血肉之躯面前——生者只能在阴影中拜会亡灵。只有当我精神高涨，我的心理图像才焕发出独立的生命；但与那些幻想能力强大的人相比，我的内在世界看起来一定单调、局限、无聊到令人觉得怪异。我原本指望这样的内在世界（虽然可怜，但毕竟隶属鄙人）能转变，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然而，在我的内在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却绝非颠覆性的。服用麦司卡林半小时后，我逐渐意识到一束束金色的光在缓慢地舞蹈。过一会儿，那些明亮的能量节点开始膨胀、扩张，显出一块块奢艳的红色表面，震动着、不停变化着，显出种种图案，如有生命一般。当我闭上眼睛，意识中又浮现出某种复杂的灰色结构，其中苍白而带蓝点的球体不断涌现、凝固，然而一旦现形，这些球体便无声地倾斜而上，直至没入视线之外。但我一次都没有看到有人或动物的面孔和躯体，也未见风景、庞大的空间，或神奇扩张、变形的楼群，凡是戏剧和寓言中发生的那一切，丝毫没有出现。麦司卡林容许我进入的世界，并非幻象的世界，这世界就在当下，我睁开眼就能看到它。
巨大的变化其实发生在客观的领域，相对而言，发生在我本人主观世界里的一切，就一点儿都不重要了。
11点钟的时候，我又一次服药。一个半小时后，我醒来，坐在书房里，心无旁骛地看着一支很小的玻璃花瓶。那花瓶中仅仅插了三朵花。其中一朵，是盛开的玫瑰花，浅粉色，每一片花瓣的底部，都点染着一种热烈的、火焰一般的色彩；还有一朵硕大的洋红色与奶油色混合在一处的康乃馨；另外一朵是鸢尾花，已断折的茎秆的底部泛着淡紫色的光，而花，则勇敢地亮出自己纹章一般的花容。偶然地、暂时地，这一小束花打破了传统花道一切的品味与规矩。这束花的色彩虽冲突，然而却显出一片生机盎然，当日在早餐时，我就曾深受打动——但这并非重点。其实，此刻我所见的并非意外打破规矩的花束，而是上帝初创亚当的那个清晨亚当所见的一切：每时每刻，存在皆裸露，奇迹皆涌现。
“还好吗？”有人问。（在做这次实验时，所有的对话都被一台录音机记录，因此我才有可能对当时的对话做清晰的回忆。）
“既非好，也非坏，”我回答，“它只是那个样子。”
Istigkeit [16] ，这不正是埃克哈特大师 [17] 喜欢用的词吗？这就是“本然”呀！柏拉图哲学中亦有“存在”的概念，只是，柏拉图似乎犯了一个巨大的、奇怪的错误，竟将“存在”与变化剥离，并以数学般抽象的“理念” [18] 来标识“存在”。可怜的柏拉图啊，他将永不能看见一束花因其内在的光芒而闪亮，并因其被赋予的意义之重负而近乎战栗；他也将永不能感悟到玫瑰、鸢尾花、康乃馨如此强烈地指向的——不多不少——恰恰是其“本然”，那是一段暂时却又永恒的生命，一场永恒的死亡同时却意味着纯粹的永恒；一束花，微末至极，却又独一无二，在其独特的生命中，因为一些难以言喻却不言自明的悖论，它将被等同于万物存在的神圣本源。
我继续凝望那花束，在其生命的荣光中，我似乎发现它在呼吸，但这呼吸既不收敛，亦无间歇，而只是不停地流淌——从一种美丽流向更强烈的美丽，从一种奥义流向更深刻的奥义。我想到了“优雅”、“显圣”这样的词，当然，这样的词确实能代表这束花。我的目光经过玫瑰、康乃馨，又从那柔如羽毛、炽如火焰的康乃馨转至鸢尾花——它那光滑的、褶皱的花朵，宛如紫水晶，富有知觉。真福直观 [19] 、萨特-齐特-阿南达 [20]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不是从字面意义，不是作为初学者受他人的暗示，也不是隔着相当远的距离，而是恰如其分、完全清晰地领悟到这些奇妙的音节指涉的一切。我突然想起曾读过铃木大拙 [21] 一篇散文中的某个段落，在一座禅宗的修道院里，一位热忱然而困惑的学徒问道：“佛祖之达摩法身为何？”（所谓达摩法身，即是指心、“真如” [22] 、“空”、神性。）而大师则以马克斯兄弟 [23] 般插科打诨的技巧，敏捷地回答说：“花园最下的篱笆。”学徒再次疑惑地问道：“请问，知晓这真理者，究竟是何等人？”格劳乔给这学徒肩膀上来了一拐杖，然后回答说：“金毛狮王。”
当时我读到此段，认为似乎有意义，但又含糊不清，等于废话；然而现在，这段话的意义却湛若白日，像欧几里得的几何一样明白晓畅。毫无疑问，“达摩法身，即是花园最下的篱笆。”与此同时，同样显明的是，达摩法身，亦即是我所见的花束，或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那瞬间挣脱令人窒息的缠绕时的“非我”）倾心所见的任何事物。比如，那些贴着我书房墙壁而立的书籍，它们也像花朵一样，当我凝望它们时，它们因其更加明亮的色彩、更加高深的意义而变得光彩夺目。红色的书籍，譬如红宝石；绿色的书籍，好比绿宝石；有些书籍被白玉所环抱；有些书籍变成玛瑙、海蓝宝石、黄玉；还有那些天青石一般的书籍，其色彩如此深邃，内含意义如此广阔，以至于书籍本身似乎将要飞离书架，更紧密地吸引我的注意力。
“你觉得空间关系有无变化？”见我盯着图书看，实验者问道。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错，我的视角看起来相当怪异，房间墙壁的角度似乎也不正。然而，这些现象并非真的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空间关系已然不再有多大的影响力，我的心智在感知世界时，已超越空间关系的维度。若在日常生活中，视力所及，会使人聚焦于如下的问题，比如：哪里？多远？彼此位置如何？而置身于麦司卡林的经验之下，视力所见，因而使人念及的问题，则在另一种维度：位置、距离不再使人感兴趣，心智从存在的强度、意义的深度（这是一种新模式之下万物的联系）来关照此世界。我是看着那些书籍，但并不关心它们在空间中的位置。我所关注的，且给予我的心智强烈印象的，乃是它们因生命之光闪耀而光彩夺目，而其中一些图书的荣光更要胜过其他一些图书。在此情境，三维观就无意义了。当然，这并非要取消空间的范畴，毕竟，当我起身、踱步，我的动作是正常的，并未对物体的位置产生误判——空间仍然存在。只不过，在新的情境下，空间失去了它曾有的绝对优势，从此，心智主要考虑的不再是尺度、位置，而是存在、意义。
我既然不在意空间，随之便更加彻底地忽略掉了时间。
当实验者询问我对时间的感受时，我唯一能回答的只是：“时间似乎很充沛。”
时间确实充沛，然而要给它一个精确的度量，却完全无关紧要了。自然，我可以望着我的手表，但我清楚，手表其实运行在另一个宇宙。我的真实体验从刚才到现在，仍处于无限绵延之中，或者说处于一种永恒当下之中——这永恒的现在是一种绵延不断、变化不停的天启般的世界。
实验者引导我的目光从书籍转移到家具上。屋子正中央，有一台小型的打字桌，从我的角度看上去，在这桌子前边有一把藤椅，而在藤椅前面，还有一台办公桌。这三件家具构建了一种复杂的图形：横轴、纵轴、对角线皆具备，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不再用空间关系来解释这个图形。小桌子、椅子、办公桌统合在一处，就像某件巴洛克艺术品或胡安·格里斯 [24] 的作品，它是一件静物，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可以辨认，但却不呈现任何深度，用照相写实主义的手段无法尝试呈现它的存在。不错，我是在看着家具，但却不是作为一个坐在椅子上或在桌子上写字、打字的实用主义者，也并非作为一个拍照者或科学研究记录员，而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唯美主义者，这个唯美主义者唯一关心的只是形式本身，或视觉领域中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图像空间。但是当我看得更投入，这种纯粹的唯美主义者、立体主义派的视角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视角，我只能形容为圣礼般的现实观。我重又回到方才凝望花束的状态，回到那个一切事物皆因其内在的光芒而闪耀、且含有无限之意义的世界。举个例子，那把椅子的腿，其管状结构何其神妙，其锃亮与光滑又何等神奇！我花了好几分钟（也许是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不仅是在凝望那些竹子做成的椅子腿，其实我已然成为了它们——更精确地说，我是融入了它们的生命之中；或者再精确一些（因为“我”并未置身此情境中，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亦不在此情境中），是我的“非我”进入了椅子的“非我”之中。
反思自身经历，我发现自己认同剑桥杰出的哲学家C.D. 布罗德博士 [25] 的话：“我们本应更好地、更严肃地对待柏格森 [26] 有关记忆和感觉的理论。他提出，大脑、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基本功能是删除信息，而非生产信息。任何一个人在任一时刻都能记住所有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且能感知到宇宙中所有地方发生的一切，而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就在于，保护人类免于被海量的、绝大多数是毫无意义的知识所冲击而陷入困惑，于是，它们将人类在任一时刻绝大部分本来可以感知的信息拒之门外，而只留下那些极少的、因为可能有实际的用途而精挑细选的信息。”照这一理论，人类个体都是潜在的“心智自由”者 [27] 。可惜人类既为动物，其使命便是不惜任何代价求得生命延续，为了使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延续成为可能，“自由心智”不得不经过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减压阀节流，如经漏斗，最终从另一端出来的，只是可怜的涓滴般的知觉——仅供帮助人类于这个特定的星球上苟延生命。面对这些狭隘的知识，人类为了规范和表达的需要，还发明了一套符号系统和意义哲学，将其命名为语言，并不断地对语言进行阐释。任何人，在其出生的语言传统中，都会同时成为这传统的受益者和受害者。称其为语言传统的受益者，是因为语言给了他汲取其他人经验的途径；称其为语言传统的受害者，是因为语言迫使他确信，这狭隘的知识是唯一的知识，然而它却折磨着他的现实感，于是，他太过于天然地将概念等同于实际“数据” [28] ，将符号化的词语等同于真实的事物。如果借用宗教语言，则这狭隘的知识所构筑的宇宙，便是所谓的“此世”。“此世”由语言予以表达，也可以说，“此世”因语言而陷入沉默与僵化。至于那丰富多彩的“他世界”（人类不定期地与之接触），其实是源自总体知识的众多分支，它们隶属于“心智自由”的世界。绝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知道经过那减压阀之后流出的涓滴知识，再经过语言的渲染，这狭隘的知识竟被当作真实神圣之物给供奉起来了。然而，总有某些人，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绕过这减压阀的本事；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也能暂时性地绕过这减压阀，或者是偶然性的，或者是经过了认真的“精神修炼”，或者是依靠催眠或服用药物。并不是说这些恒久的或临时性的绕行者心中流淌的便是对“宇宙中所有地方发生的一切”的感知，因为绕行并没有取消减压阀——它仍然排斥着“心智自由”那完整的世界，而是说这些绕行者感知到了某些事物，它们高于——当然，首先是区别于——那些因有实际的用途而被精挑细选出来的事物，而后者正是被人类那狭隘的、个体化的心智视为完整的、或至少是充分的现实图景。
大脑中有许多的酶系统，用于协调大脑内部的运转。其中一些酶用于调节输入脑细胞的葡萄糖含量，麦司卡林的作用是抑制这些酶的产生，因此降低了大脑这一对糖分有稳定需求的器官所能获取的葡萄糖含量。当麦司卡林降低了大脑内正常的糖含量，将会发生什么？人们只观察到过极少数的相关案例，因此对此问题尚无透彻的答案。但是，少数在监控下服用麦司卡林的案例中，绝大多数人身心上的变化可以做如下概括：
其一，回忆和“清晰思考”的能力如果说有所降低的话，也只是非常微小。（当我回过头来听自己在药效作用期间的谈话录音时，我并未发现自己比平时更笨拙。）
其二，视觉印象极大增强，眼睛部分恢复到童年那永恒单纯的状态：此时感官材料并不直接地、自动地受制于概念。
其三，对空间的兴趣减退，对时间的兴趣几乎归零。虽然智力并未受损，而且感知力得到巨大的提升，但服药者的意志力却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且是每况愈下。服药者没有动力做任何事，对于那些通常情况下他可能因之要采取行动或准备承受的事情，此时却发现对其中绝大多数都毫无兴趣，甚至无法忍受。服药者给出的理由倒是很棒，说如今他要思考更美好的事物。
其四，这些更美好的事物，体验者（我也是其中一员）会指出“在那里”或“在这里”，也可能是同时或连续地存在于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所有麦司卡林的服药者，只要他们当时肝脏健全、心智正常，那么他们似乎自然而然会感知到那些更美好的事物。
上述这些药效都在人的意料之中，因为服用任何一种可以削弱大脑减压阀功能的药物，都有此种结果。当大脑缺少糖分，营养不足的“自我” [29] 变得虚弱，不再能应付必须面对的琐事，对时空关系亦失去所有兴趣，而时空关系对醉心于在世界上追求发展的人类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当“自由心智”开始渗透，越过先前那无懈可击的减压阀，则所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无用的现象便开始显现。在某些案例中，人会出现超感官知觉；还有人会发现在视觉上美到无与伦比的世界；对另外一些人，裸露的存在和非概念化的既定之物的荣光、无穷的价值与意义，亦向其敞露。“自我”终至泯灭，最后出现一种“混沌知识”：万物相容、万有即一。我认为，这是一种有限的心智，是最接近于“感知宇宙中所有地方发生的一切”的状态。
由此而论，身处麦司卡林的药效之中，人对色彩的感知会提升，这对科学研究有意义。针对某些动物，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它们能辨别特定的色调，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剔除掉这些实用主义的光谱，绝大部分生物则完全是色盲。以蜜蜂为例，它们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采撷春之处女的贞操”，然而根据冯·弗里希 [30] 的研究，蜜蜂仅能辨识有限的几种色彩。至于人类的色彩感知能力，则是高度发达的，作为一个智慧体和灵智物，这能力虽具有难以估量的珍贵价值，但从生物学的角度言，其实都是浪费，因为它对人类作为动物的生存来说是多余的。想想看，荷马在他的史诗中，通过那些特洛伊英雄人物之口，只吐出了有限的色彩形容词，英雄们辨别色彩的能力几乎并不比蜜蜂高明到哪里去。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么人类的进步实在是惊人。
麦司卡林使人对所有色彩的辨别度达到了更高的级别，使鉴赏者能够清晰区别出无数种色差，若在平日，对这些色差，他完全是眼盲的。对“心智自由”者而言，这时似乎所谓的次要事物转而成为了主要事物。这与洛克 [31] 是不一样的，“心智自由”者认为色彩要比群众、位置、纬度重要得多，更值得人类关注。与麦司卡林服食者一样，许多神秘主义者亦曾窥见过超自然的明亮色彩，他们不仅是以心眼见识，而且甚至可以在身边的客观世界中直接看见。这在巫师和超级敏感的人中也有相似的报告。还有一些灵媒，他们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每小时都能感知那些麦司卡林服食者短暂的、神秘的经验。
对理论的探讨已经说了很多——虽然这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再讨论一些神奇的现象：就是房间中央那四条竹制的椅子腿。如华兹华斯笔下的水仙花一般 [32] ，它们提供了种种财富：使人获得直接洞见万物本质的无价天赋，同时使人对各领域尤其是艺术有相当的领悟力（虽然这是一种低调得多的财富）。
玫瑰是玫瑰，确乎是玫瑰，而并非其他。然而这几条椅子腿，既是椅子腿，亦是圣米迦勒 [33] ，亦是所有的天使。
服药四五个小时之后，当大脑中的糖分短缺造成的诸种影响逐渐衰退，有人带我去逛了逛这座城市，包括沿着落日的方向走进了一家药房，该药房谦逊地自称为全世界最大。在药房后面，摆放着许多玩具、贺卡和连环画，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些东西中间立着一排艺术类图书。我随手拿起靠近手边的一本，是研究凡·高的，打开第一页，是一幅名为“椅子”的画，那是对自在之物的惊人描绘，而这位疯狂的画家，心中交织着崇拜和恐惧，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所见的一切腾挪到画布之上。然而，这一任务太过艰巨，甚至被誉为天才的人，其能力亦完全不够。很明显，凡·高所见的椅子，本质上就是我曾见到的那把椅子。但是，虽然凡·高画中的椅子比人们日常所见的普通椅子要真实得多，然而，它仍然不过是对“真如”之物的符号性表达，虽然具有无与伦比的表现力，但终究不过是符号。人类对事物本质的真实认知，就来源于此类符号；而真实的认知或能帮助心智直接洞见事物本质——如其本来所是。但也只是如此罢了，因为不论如何富有表现力，符号永远不能等同于那被描绘之物。
就此而言，探讨一下“真如”的伟大悟道者们对什么样的艺术品有何等态度，或许会很有趣。埃克哈特欣赏什么样的画作？在圣十字约翰 [34] 、白隐慧鹤 [35] 、六祖慧能、威廉·劳 [36] 的宗教经历中，雕塑、绘画起到过什么作用吗？这些问题我没有能力回答，但我非常怀疑，“真如”的绝大多数伟大悟道者们对艺术甚少关心，其中一些根本就不与艺术发生联系，其他一些也不过以挑剔的眼光视艺术为次等，甚或是末流的玩意儿。（对于心智自由者或正在参悟此道的人来说，他们既然视万有为一，那么第一等高明的或第十等低劣的宗教画像，在他们那里都将是最微不足道的事物。）我猜，艺术只适用于初学者，或者那些顽固的死硬派，这些人打定主意只满足于“真如”的仿制品，他们更在乎符号而非被描绘之物，更欣赏精美印制的菜谱而抛弃真实的佳肴。
我把讨论凡·高的这本书放回书架，又抽出旁边的一本，这本是关于波提切利 [37] 的。我翻开看着。翻到《维纳斯的诞生》，啊，这幅画从来不是我的最爱。《维纳斯与战神》倒是不乏魅力，然而可怜的罗斯金 [38] 在其漫长的情爱悲剧最痛苦的阶段，对此画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还有那细节丰富、复杂到令人称叹的《阿佩莱斯的诽谤》 [39] ，以及不那么有名，也不太出色的画作《朱迪思》 [40] 。但我却被后者迷住了，我并不是瞩目于那苍白的、神经质的女主人公或其侍从，也并非关注死者那毛发丰盛的头颅或远处的春景，而是着迷于朱迪思打褶的紧身胸衣、她那摇曳到地被风鼓起的裙子紫色绸缎的质地。
这是我曾经见过的，甚至就是在当天早晨，在花束与家具之间，当我目光偶然下垂，随后激动地凝视我那交叉的双腿上那裤子的皱褶，那是何等样的一个迷宫啊，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内蕴丰富的复杂性！而那灰色的法兰绒质地，又何其丰润，且具有何等深刻、奇妙的奢侈性啊！而就在此地，它们又一次出现在波提切利的画作中。
文明人要穿衣，因此，倘若没有皱褶的织品出现，那么人类将不再有肖像画，神话的、历史的故事也将无法讲述。虽然这可以用来解释画像、故事何以诞生，然而仅仅靠缝纫是永远无法解释褶子布料何以有如此奢华的发展，也无法解释褶子布料何以成为所有造型艺术的主题。很明显，艺术家爱描绘褶子布料，是因为褶子布料本身，或者说是因为艺术家本身。当你画褶子布料或雕刻它时，你其实是在绘画或雕刻种种形式，这些形式其实是非具象的、绝对的，即使那些严格遵循了自然主义传统的艺术家，也会任由这些形式自如地发展。一般而论，圣母马利亚或使徒的画像和雕塑，百分之十的部分乃是严格的人体表现，这部分是完全具象的；而所有剩余部分，皆是对那皱褶的羊毛或亚麻织品这一不竭主题的多姿多彩的变调罢了。百分之九十的非具象风格的部分，也许在质上或量上对圣母马利亚或使徒是否塑造成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奠定了整部艺术品的风格，同时奠定了基调，主题随之展开，它们传达了艺术家的情绪、气质和人生态度。
皮耶罗 [41] 光滑无曲折的表面、褒衣博带的风格，显示出作者信奉斯多葛派 [42] 的严肃哲学；而到了贝尼尼 [43] ，则陷于现象与愿景之间，纠缠于犬儒主义 [44] 和理想主义，他努力平衡这些冲突，最终却只是以一种裁缝般巨大的抽象风格来描绘他的主人公，以致他们的面庞显出一种滑稽的逼真，在石头和青铜之上，这种风格是那永恒夸饰的陈词滥调（诸如英雄、圣洁、人类永恒渴求的庄严）的象征——虽然这些陈词滥调的绝大多数都徒然成空。还有埃尔·格列柯 [45] ，他画中有令人烦躁的、粗俗的裙子和斗篷；至于科西莫·图拉 [46] ，他为自己的主人公披上的衣服，则是锐利的、缠结的、火焰般的皱褶。在前者，传统的精神生活瓦解，化为不可名状的生理渴求；在后者，画面中缠绕着一种对世界本质上的疏离和敌意的痛苦之情。或者再来看看华托 [47] ，他笔下的男男女女弹着琉特琴，已经为舞会和滑稽表演做好了准备，在天鹅绒一般的草坪上和贵族气的树木下，他们着手前往每一个恋人梦中的塞西拉岛 [48] ；然而，这些画中人物，他们那巨大的忧伤，以及画家本人那饱受批评的、极度痛苦的敏感性，却并未在描绘的场景、姿态、面庞上得到宣泄，相反，是借了画中人物的塔夫绸裙子、绸缎披风和紧身上衣的纹理才得到缓解；此处不见一寸光滑的表面，未见一刻平静与信心，所余的，不过是无穷的小小活褶，和皱纹组成的如丝般的荒凉——这是经大师完美的自信之手梳理过的内在的不自信，它们不断调整，从一个色调转到另一个色调，从一种含糊不清的颜色转到另一种颜色。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造型艺术中，主题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最终做决定的却是艺术家的脾性，或者说（至少在肖像画、历史画和风俗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雕刻和描画出来的带褶子的布料。在主题与艺术家的脾性之间，两者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盛大游园会 [49] 要令人动容落泪；被钉上十字架的场景要表现出平静乃至愉悦；一场侮辱的场景要表现为近乎令人难以忍受的性感，又或者近似女性“无脑”的故事场景（在此，我想起了安格尔 [50] 盖世无双的《摩特歇太太》）要表达出最严肃的、最不可妥协的智慧性。
但这还不是全部。现在我又发现，褶子布料并不仅仅是将非具象的形式引入自然主义绘画和雕塑的工具。这些我们只能在麦司卡林影响之下能看到的东西，艺术家们却先天就可以看到，而且可以持续看到。艺术家的感知不受生理或社会功利主义的束缚。原属“自由心智”的一小部分的知识，越过大脑的减压阀和“自我”，渗入到艺术家的意识中，这是有关万物之存在的本质意义的知识。无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对于麦司卡林的服食者，褶子布料都是生动的象形文字，以某种怪异的表达途经，替代了“纯粹之存在”那深不可测的神秘之身。我那灰色的法兰绒长裤充满了“本然”，在量上也许比不上那些完全超自然的花朵，但却超越了那把椅子。我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何以能得到如此恩典的地位。或者，是否因为褶子布料的形式是如此怪异、戏剧性、引人注目，因此将“纯粹之存在”的奇迹传达给了注目之人？谁说得清呢？毕竟，更重要的是体验本身，而非原因。
在世界上最大的药房里，我仔细观察着朱迪思的裙子。我明白了，当波提切利（其实不止波提切利，还包括其他许多人）凝望褶子布料时，其目光已经受到点化，同时这目光还能点化万物，而我在当天早晨，也正带着这样的目光观察着椅子和裤子。艺术家们凝望着的，乃是褶子布料的“本然”、“全体”以及“无限”，他们竭尽全力要将之表现在绘画或雕塑中。当然，他们并未成功，因为“纯粹之存在”的荣光和神奇属于另一个维度，甚至最高明的艺术家也无法表达。但是，在朱迪思的裙子上，我却能清楚地明白，倘若我有绘画天赋，或许我能够表现我那灰色的旧法兰绒裤子。天知道，我的表达远不能与本体相比，但却足以愉悦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者，足以令他们至少理解一点点“纯然之物”的真实意义——因为我们那可怜的愚蠢，我们虽称呼其为“纯然之物”，却对之莫不关注，相反对电视倒是情有独钟。
当我看着我的裤子，看着书架上宝石般的书籍，看着我那远胜过梵·高画作的那把椅子腿，我不停地自言自语：“人们就应该这样看待万物。”“人们就应该这样看待万物，因为万物本来就是如此。”但是我不得不有所保留。因为，假如一个人常常是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他就将永远不想再做其他任何事了，他将只是凝望，直至成为花朵、书籍、椅子、法兰绒的神圣的“非我”，人生夫复何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类怎么办？人类之间又该如何相处？在当天早晨我的谈话录音中，我发现我一直重复着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人类关系？”一方面是以应有的方式看待万物，能得到永恒绵延的幸福；另一方面却是要因为暂时的责任而去做该做之事，体验该体验的感情，但这两方面该如何调和？我当时说：“一个人理应视一条裤子为无限重要之物，同时视人类为更无限重要之物。”“理应”？实际上，这却似乎是绝不可能的。打个比方，人只要看到了万物那非凡的荣耀之光，就不会再关心人生中那些日常的、必要的琐碎事务了（尤其是与人际相关的事务）。别人不过是许多的个体，而我至少在某方面成为了“非我”，同时也就能感知并成为身边事物的“非我”。面对这焕然新生的“非我”，暂时成为过去的旧我或他人（旧我的老朋友）的行为、外形、思想，似乎并不令人厌恶，而是毫不在乎。
实验者要求我分析、汇报我的行为，但我却何其渴望与花朵、椅子腿、法兰绒裤子的皱褶那永恒、无限和绝对性独处啊！我发现，我刻意回避那些与我同处一屋之人的目光，刻意抑制自己不要太过关注他们。其中一人是我的夫人，另一人我很尊重也非常喜爱，但他们却都属于麦司卡林暂时将我拯救出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满是自我、时间、道德判断、锱铢必较，尤其充满（以下所列是我最希望清扫干净的）自作主张、骄横自负、夸大其词和偶像崇拜。
实验进行到这里时，有人给我一张很大的彩色复制画，就是塞尚那幅著名的自画像：一个男人戴着一顶巨大的草帽，露出头部和肩膀，脸颊红红的，嘴唇红红的，丰盛的络腮胡是黑色的，还有一双并不和善的乌黑的眼睛。这幅画非常杰出，但是我现在看它，却并不将它看作画。塞尚的头迅速显出第三个维度，活生生地化作一个小妖精般的人物，透过画纸中所开的一扇窗户，探出头来，就在我面前。我大笑起来。当他们问我为何而笑时，我这么回答：“何等的自负啊！”我不停地重复着。“他到底以为自己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专门指责塞尚的，而是针对全人类。他们究竟以为自己是谁？
“就像当时身在多洛米蒂山脉 [51] 的阿诺德·本涅特 [52] 一样。”我说，突然回忆起一个场景，当时阿诺德·本涅特拍了快照，永久保留了当时的快乐。那大概是在本涅特去世前的四五年，他沿着科尔蒂纳·丹佩佐 [53] 一条寒冷的小路行走，身旁是一片初雪，远处是一面哥特风格的红色峭壁——其实比哥特风格还要恐怖许多。而本涅特呢，他温柔、宽容，却不开心，他那时自觉地、过火地表演着自己小说中最喜欢的那个人物——卡德。当时，他就那样走着，缓慢而蹒跚，沐浴着阿尔卑斯山灿烂的阳光，两手的大拇指插在一件鼓鼓囊囊的黄色马甲的袖口里，马甲下面，他那罗汉肚呈现出布莱顿城 [54] 摄政王时期某扇弓形窗的优美曲线，他的头后仰，似乎瞄准着蔚蓝的天穹，结结巴巴地说出了炮弹似的话语，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当时的姿态、气质、造型等于在呼喊：“我就像那些该死的群山一样棒！”当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必定要比大山好太多；但是正如他本人所知，他最喜欢的小说人物可不会以这种方式来想象自身。
无论成功与否（先不管成功是什么意思），我们所有人都在过火地表演着我们最喜爱的小说人物。“实际上身为塞尚”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无关紧要。对于塞尚这位完美的画家来说，他有一个小小的管道通达“自由心智”，绕开大脑的减压阀和“自我”的过滤器，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那个满脸络腮胡、眼睛不和善的小妖精。
稍稍轻松一下，且让我再次回到我那裤子的皱褶上面来。“人们就应该这样看待万物。”我又一次重复着。也许我还会加上一句话：“这些东面乃是人们应该去看的。”什么样的东西？是那些毫无做作之物，它们满足于单纯的自我，有着充沛的本然性，从不装腔作势，它们也从不疯狂地试图远离达摩法身独自远行——像当年的路西法公然抗拒上帝的荣光一样。
“达到此境界最快的捷径，”我说道，“便是成为维梅尔 [55] 。”是的，成为一个维梅尔，因为这位神神秘秘的艺术家确实有惊人的天赋，他的视觉能感知“达摩法身，即是花园最下的篱笆”，也能扩展这种视力至人类的极限，还能谨慎地将自己约束于绘画——描绘现实中更可控制的部分。虽然维梅尔经常描画人类，但他通常却是一位静物画家。塞尚曾告诉他的女模特们，要竭尽全力让自己像苹果，他也努力以此理念来画肖像；但是他的那些苹果般的妇人们，却更接近于柏拉图的“理念”，而非“达摩法身，即是花园最下的篱笆”；她们也被看作永恒和无限的化身，但却非沙子和花朵那般，而是某种非常高等的几何学分支般抽象的永恒和无限。
维梅尔则不一样。他从未要求他的女孩们看起来像苹果，相反，他坚持要求女孩们做到女孩的极致，但总是附加一个条件，即要求她们克制自己不要表现得女里女气。她们或许是坐着，或许是沉默地站着，但永远不得咯咯傻笑，永远不得表现出自我意识，永远不得祷告或渴望那不在场的爱人，永远不得闲言碎语，永远不得嫉妒地凝望她人的婴孩，也永远不得说脏话、谈恋爱、仇恨人或是工作。假如她们做了这些被禁之事，她们当然会变得更像她们自己，但却正因此而丧失了呈现自身那本质的“非我”的机会。
照威廉·布莱克的话说，维梅尔的感官之门不过是部分地打扫干净了。是的，一块嵌板被擦得近乎透明，可谓完美，然而，大门的其他部门却仍然是泥泞满布。
在事物之中，在生物之中，不管其善恶如何，那本质的“非我”的存在都能被清晰窥见。而对于人类，却只有在睡着时，心智才能免遭扰乱，身体才能一动不动，“非我”才能被看见。在这样的时刻，维梅尔能看见“真如”的现身，它充满天堂一般的美丽；而在一个小尺度的范围内，维梅尔则可以将“真如”注入一个个微妙的、华丽的静物之中。毫无疑问，维梅尔是人类静物画最杰出的大师。但是，也有其他一些画家可以拿来说一说，比如维梅尔的同时代人物，法国的勒南兄弟 [56] 。我以为，他们下决心成为风俗画画家，但他们实际上完成的却是一系列人类静物画。在这些画中，他们表现万物那无穷之意义的纯净的感知力，并不像维梅尔那样依赖微妙而丰富的色彩和纹理，而是靠着一种更高的透明度，在一种简朴至极的、近乎单色的色调中，作者执迷于强调种种形式的区别。
我们这个时代则拥有维亚尔 [57] ，这位画家在他最好的作品中，在一个布尔乔亚家庭的卧室里，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出了达摩法身光辉灿烂的形象；或者在某个股票经纪人位于郊区的家庭花园中喝茶之际，“绝对性”热火朝天地展开：
店主抛弃了橡胶制品，却是为何？
商店徒有那奢华繁丽，行人受诱。
这是奥特伊 [58] 一处花园，香气已亡。
百日草如着漆之金属板，嗒然所丧。
对于罗兰·泰亚德 [59] 来说，这样的场景可算猥亵。但是只要诗中那位退休的橡胶制品商人安安静静地坐着，维亚尔就将会看到此君人上那“法身”之光，他将在百日草中描绘那金鱼池、别墅里摩尔人风格的塔楼、中国式的灯笼——这一切，都是失落的伊甸园一角。
但是与此同时，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如此纯净的感知力，又如何与适当的人际关系、必要的琐事与责任（更别提施舍与实用主义的同情）相调和？行动者与沉思者两者之间古老的争论再次兴起，就我而言，这一争论的激烈性可谓空前。直到今晨之前，我只知道沉思的较低级、较普通的形式，诸如：做推论式的思考；对诗歌、绘画、音乐凝神聚气地领悟；耐心地等待灵感——没有这些灵感甚至最平庸的作家也别想写出任何东西；或者偶尔一瞥之间，于自然之中发现华兹华斯所谓的“更深融入之物”；或者有时于寂灭之中，得到“晦涩知识”的暗示。然而现在，我知道沉思的最高级的形式——但尚不能说是最完满的形式，因为在沉思的最完满的形式中，马利亚之道包容马大之道 [60] ，提升它，使它获得更高的能量。麦司卡林打开了马利亚之道的大门，但却关闭了马大之道的大门；它为沉思留下了通道，但这种沉思与行动（甚至是行动的意愿、行动的想法）并不兼容。麦司卡林服食者在感受体验的间歇，易于感觉到虽然一方面万物如其所是至高无上，但另一方面似乎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所碰到的问题，本质上与困扰静修者和阿罗汉的问题一样，在另一层面上，又与风景画、人类静物画画家们的问题一样。麦司卡林永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以体验的方式，向那些过去从无机会当面见识此问题的人们提出这个问题。完满的、最终的回答，只能由那些准备好以正确的行为方式用持续而未经过滤的清醒心智来践行自己世界观的人们提出。
行动的沉思者、圣徒，以及那些时刻准备从七重天下到人间给其生病的兄弟一杯水的人（这是埃克哈特的表述）与静修者恰恰形成对照。阿罗汉从表象退出，进入完全超越的涅槃境界，与之相对照的恰是菩萨，对于菩萨来说，“真如”与诸多偶然的世界，其实为一；而菩萨的慈悲普照世间，所以任何一种偶然存在，不仅有机会因洞彻而转化，也有极大的机会领受实用主义的慈悲。而在艺术的天地中，与维梅尔和其他人类静物画的画家相对照，与中国和日本的风景画大师相对照，与康斯特布尔 [61] 、透纳 [62] 、西斯莱 [63] 、修拉 [64] 、塞尚相对照，便是那位攘括一切的伦勃朗的艺术。这些伟大的名字，全属于难以接近的卓越之人。
就我本人而言，在这难忘的五月的清晨，我也许只能感激有如此的经历。挑战及其完全自由的回应具有何等的本质？此问题以前我也曾窥见，但今晨的经历让此问题显得更加清晰。
在我们离开这一主题之前，请允许我再加上一句，任何形式的沉思（甚至是最寂灭的沉思）都有其伦理的价值。人类一半的美德都是消极的，即禁止越轨。主祷文只有不到50个词的长度 [65] ，其中6个词是吁请上帝不叫人类遇见试探 [66] 。单方面的沉思者抛弃许多他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为了弥补，他便不去做那许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帕斯卡曾评论说，只要人们学会了在房间中安静地坐着，那么人类邪恶的总量将大幅减少。沉思者们，其感知力既然得到了净化，也就不需要拘束于房间之内了。他可以忙于自己的事业，并能彻底满意于自己不仅能看见，而且还能成为万物神圣秩序的一部分；因此之故，他将永远不会受到诱惑而沉溺于特拉赫恩 [67] 所言的“世界的下流伎俩”中。当我们以为自己乃是宇宙唯一的继承人，“当大海在我们的血脉中涌动……当星辰坠落为我们的珍珠”，当万物在我们心中都成为无限与神圣，我们还会贪婪、自满吗？我们还会争权夺利吗？我们还会沉溺于无趣的娱乐吗？
沉思者不会成为赌徒、皮条客、醉鬼；通常也不会煽动仇恨，或制造战争；他们也无需抢劫、诈骗，或者剥削贫苦之人。在这些消极性美德之外，我们还要加上另一个美德，它很难被定义，但却积极又重要。阿罗汉和寂静主义者或者不能以圆满的形式沉思，但如果他们选择了圆满的沉思形式，他们或许将带回来有关另一个世界（一个超越的心灵世界）启发人心的报道；假如沉思达到极致，他们将成为渠道，其中流淌着另一个世界的美妙影响，此影响将淌入我们这个满是暗黑心灵的世界——人类因缺少这样的影响，长期以来不过是在等死罢了。
此后，按照实验者的要求，我离开塞尚的自画像，闭上眼睛，关注起自己大脑中的活动。很奇怪，这一次，内在的世界并无令人欣喜之处。视觉的领域充满着色彩明亮的、持续变化的结构，它们似乎是塑料做的，或者是用涂了釉的锡做的。
“便宜货，”我说，“琐碎的东西。就像廉价商店里的货色。”所有这些劣质产品，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狭窄的宇宙中。“仿佛有一个人身处甲板之下，”我继续说道，“而这艘船就是在廉价商品店里购买的。”我继续看着，现在变得非常明显，这艘廉价船在某些方面与人类的自负联系在一起，与塞尚的自画像联系在一起，与在多洛米蒂山脉上过火地表演着自己小说中人物的阿诺德·本涅特联系在一起。啊，这艘廉价船那令人窒息的内景，正是我本人呀；而那些华而不实的锡、塑料的小玩意儿，不正是我对宇宙的贡献嘛！这个教训是有益的，可是依然令人遗憾，它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在这个时候。因为通常而言，麦司卡林服食者所见的内在世界，明白无误地是一堆“数据”，且是“无限和神圣”的，正如我睁开眼所看到的外部世界被美化了那样。但是从一开始，我的案例就是与众不同的。麦司卡林让我短暂地具有了闭眼却能看见事物的能力，但却未能（至少在此刻）向我反馈一个内部景象，可以略微与“在那里”的花束、椅子或法兰绒裤子相比。相反，它令我看见的内在世界并非达摩法身的镜像，而是我本人的心智；并非“真如”，而是一套符号（换句话说，也就是“真如”的替代品——而且是家庭小作坊所生产的）。
绝大部分服食麦司卡林的人，会由现实观察者变为空想者。其中一些（这些人的数目可能要比通常认为的多得多）甚至不需要转变的过程，因他们一直就是空想者。拥有威廉·布莱克这样精神特质的人群，甚至在今日的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里，也有相当广泛的分布。这位诗人兼艺术家，其独一无二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真实地看见了“那些美妙的原生之物——在《圣经》中它们被称为基路伯 [68] ”（引自他的《说明目录》 [69] ）；也不在于“我所见这些美妙的原生之物，其中一些高达百尺……它们皆蕴含着神话般深奥的意义”；而只在于他有能力以语言（很成功），或以线条、色彩（有一点儿不那么成功）至少暗示有一种并非那么极度非凡的体验的存在。那些没有这天赋的幻想者，或者也窥见了内在世界，其巨大、美丽和意义并不比布莱克看见的世界有丝毫逊色，但因为缺少完整表达的才华，无法以语言或造型符号来表现所看见的一切。
根据宗教文献里的记载，根据诗歌、造型艺术现存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在绝大多数地方，与客观存在物相比，人们都赋予内在世界更高的价值。人们感到，闭上眼所看见的一切，比睁开眼所看见的一切，在灵性的层面上更加重要。原因何在？亲不尊、熟生蔑，这是原因之一；乏味的日常生活与立刻的折磨在紧急程度上有所区别，但都是人类的生存问题，这是原因之二。外部世界是人类每天早晨起来所面对的生活，也是我们满心不情愿却必须要解决自己存活问题的地方。而内在世界呢，却既无工作亦不单调，人类虽只是在梦中和沉思中拜访，但其陌生感是如此强烈，人类竟不会连续两次踏入同一个内在世界场景。假如追寻着神圣的人类通常选择内观，他们将收获何等的惊奇！记住是“通常”，而不是“总是”。在道家和禅宗的艺术与宗教中，信徒们超越视觉凝望着“空”，通过“空”，回望客观世界里的“万物”。根据“道成肉身”的信条，基督徒们原本从一开始就可以采取相似的态度来对待宇宙，但因为教义中提出的“人类的堕落” [70] ，采取这样的态度就变得非常困难。直至三百年前，对世界的根本否定和谴责，还依然是一种正统的、人人认可的表达。“在自然之中，我们根本不能见证任何奇迹，奇迹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道成肉身。”这是17世纪时拉勒芒神父 [71] 的话，似乎还算言之有理，但今日再说这样的话，就是在大声告诉别人你的疯狂。
风景画兴起，成为主要的艺术形式，这在中国是大约一千年前的事，在日本是大约六百年前，在欧洲则是大约三百年前。“达摩法身，即是花园最下的篱笆”这一公案最早是由禅宗大师们提出来的，他们将道教的自然主义融入佛教的先验论之中。因此，只有在远东，风景画家们才自觉地将自己的艺术等同于宗教。在西方，宗教画家们却不过是描绘神圣的人物，以此图解神圣的文本；而风景画家们则视自己为世俗论者。今天，我们认为修拉是一位顶级的神秘主义风景画的大师，但在当时，这位比别人更能有效地传达“万有为一”理念的画家，在有人称赞他的作品有“诗意”时，他却义愤填膺。“我只是在利用‘体系’罢了。”他抗议道。换句话说，在他本人心目中，自己不过是一个点彩画派 [72] 的画家，仅此而已。约翰·康斯特布尔也讲过一件类似的逸事。在生命晚期的一天，布莱克与康斯特布尔在汉普斯特德 [73] 相聚，年轻的艺术家给布莱克看自己的一幅素描（画的是荒野中的松树）。虽然布莱克对自然主义的艺术作品非常轻蔑，但这位衰老的幻想者在这幅素描中发现了出色之处——当然，如果是鲁本斯 [74] 的自然主义作品，他就不会这么说了。布莱克叫道：“这哪是绘画，这是灵感！”康斯特布尔的回答却是典型的个人风格：“我还指望它能算一幅画呢。”这两个人都说对了。严格地、真实地说，这是绘画；但与此同时，它也是灵感，在灵感的等级上，至少达到了布莱克的高度。荒野中的松树，实际上被等同于达摩法身。净化的知觉向一位伟大画家的双眼敞开，于是有了这幅画作，当然还没有那么完美，但却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在华兹华斯和惠特曼的传统里，在“达摩法身，即是花园最下的篱笆”的传统里，诗人们靠的是冥想和沉思；在幻想者那里，诗人们（比如布莱克）在自己的心灵中发现“美妙的原生之物”。但当代诗人却已经从这样的传统中退出，转而洞察私人（与超越一己之身的理念截然相反）和潜意识，在一套高度抽象的语言系统中，他们不再表达那些给定的、客观的现象，而仅仅是直接传达那些科学的、神学的观念。相似的转变也发生在绘画领域，我们发现，画家们普遍地放弃了风景画，而它原是十九世纪最主流的绘画形式；但他们并非进入那内在神圣的“数据”——绝大部分传统画派都关注这一“数据”，也并非进入原型世界 [75] ——在此世界人们总是能发现有关神话和宗教的原材料；他们乃是从外部的“数据”退出，进入私人的潜意识领域，进入人类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甚至比理性个体生存的世界更加肮脏也更加紧密。
想一想，这些锡制的、色彩高度艳丽的、塑料制的漂亮小玩意儿，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来着？答案是，在那些最近展出非具象艺术的画廊里，每幅画都是这种货色。
现在，有人在唱机转盘上放了一张唱片。我愉快地听着，但与我曾见的花朵、法兰绒般的天启相比，音乐未能给我任何启发。我只能用视觉感受到那种天启，一位禀赋非常的音乐家会用耳朵听到吗？做这样的实验将会很有趣。与此同时，音乐既未能升华，也依然保持其固有的质量和强度，它对我理解方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对于解决由此引发的更广泛的问题，一点作用都没有。相当怪异的是，纯器乐竟使我感到浑身发冷。莫扎特的《c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刚结束，音乐就被打断了，杰苏阿尔多 [76] 创作的合唱歌曲被放到了留声机上。我称赞道：“这些声音，就是这些声音，它们就像一座桥，带人回到人类世界。”甚至某首关于一位疯狂王子的音乐作品，在唱到那最惊人的半音阶时，这音乐的桥梁仍然畅通。虽然情歌的乐句并不平衡，但音乐仍然坚持行进，其间并未在任何两个小节中重复同一个音调。杰苏阿尔多，他就像韦伯斯特大学音乐剧里的一个奇异角色，其心理分裂被夸大，被推向极端，而其音乐在情绪上则显出一种内在的倾向，与标准的调性音乐恰成对立。最终，这样的音乐作品听起来像是由晚年的勋伯格 [77] 所作。听着这些奇异的作品——作者是一位反宗教改革的精神病人，处理的却是中世纪晚期的一种艺术形式。
我发现自己被迫想要说话：“然而，虽然作者完全处于分裂状态，但这并没有关系。整体乃是紊乱无序的，但每一个单独的碎片却秩序良好，它们代表了更高的秩序。而甚至在瓦解状态中，最高的秩序依然可以自如体现；同样，在碎屑之中，整体依然在场——也许甚至比任意完整的、连续的作品更清晰地在场。至少，你并未被某些不过是由人类编造的秩序所诱骗，以为有安全感。你务必依赖自身对根本秩序在此时此刻的领悟。因此，在特定意义上，分裂或许也有其优势。但是当然，精神分裂是危险的，非常可怕的危险。假设一下，如果你再也不能从一团混沌中抽身返回……”
听完杰苏阿尔多的音乐，我们轻轻一跃，跨越长达三个世纪的鸿沟，现在开始欣赏阿尔班·贝尔格 [78] 的《抒情组曲》。
“这个”，我提前打预防针，“将是地狱。”
然而，结果表明，我错了。实际上，音乐听起来非常有趣。跟随着音乐的十二音苦调，我个人潜意识中的痛苦也随之被调动出来。但令我感到震惊的，却只是这音乐的不协调：甚至是比杰苏阿尔多更加彻底的精神分裂者，竟能利用天赋和技巧等惊人的资源，完成他的音乐表达。
“难不成他从没为自己感到过难受！”我不带一点同情地嘲弄着。然后，我又喊道：“这是鬼叫 [79] ，博学的鬼叫！”终于，在又经过备受折磨的几分钟后，我说道：“谁会在乎这位作者的情感如何？他怎么就不能关心点儿别的事情？”如此评价一首被公认为杰作的作品是不公平的，也是不适合的，但我以为，这样的评价并不是空穴来风。我暂且先引用这句评论，只是因为在一种能够纯粹地沉思冥想的状态之中，这句话就是我对《抒情组曲》的真实反应。
一切结束之后，实验者建议我和他在花园里一起散步。我很愿意，虽然我的身体近乎完全与我的思想剥离，或者更准确地说，虽然我意识到外部世界被美化了，但我却不再同时感知到身体机制——虽然我自然可以起立，打开落地窗，略一迟疑便可迈步出门。
当然，感觉到“我”不同于在“那边”的胳膊和腿，也并不同于这整体的、客观的躯干、脖子，甚至头脑，这实在怪异；但是人很快会适应这种感觉。无论如何，身体似乎能完美地照顾好它自己。的确，实际生活中，身体总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清醒的“自我”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构思想法，然后由某些力量来执行，而“自我”对这些力量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予以控制，并且对其不能完全了解。当“自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过度努力，或产生焦虑，或对未来忧心忡忡——那么，就会降低那些力量的效果，甚至会导致身体虚弱，就此病倒。目前在我这种状态下，意识并不等同于“自我”，可以说，意识自行其是，这意味着控制身体的生理性智力同样也自行其是。于是很幸运的是，在清醒时刻总想操纵我们人生的那个神经过敏的干扰势力——“自我”，此刻远离了我。
我跨过落地窗，走入一个藤架之下。藤架由许多一英寸宽间隔半英寸的木板条构成，一株蔷薇盘沿缠绕其上。小径最远端，放着一把花园椅。阳光明媚，木板条的影子在小径上造出斑马纹的图案，花园椅的正面和背面，也一样交织着斑马纹。
又是那把椅子，我何曾会遗忘了它？帆布椅套上阴影横贯——那是一种热情洋溢的、深深的靛蓝色条纹，却错织着另一种炽热的条纹，其色彩是如此热烈、明亮，以至于令人很难相信这不是蓝色火焰造成的。我浑然忘我地凝视着，这似乎用了极长的时间，但我根本无意弄明白眼前所面对的究竟是何物。在别的任何时候，也许我会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一把被光亮和阴影交错织就的椅子，但今天，概念被吞噬了，只剩下知觉对象本身。我是如此沉浸于凝望，我真实所见的一切是如此震撼了我，以至于我根本不能意识到其他任何东西。花园装置、木板条、阳光、阴影，凡此之类，终于不过是一个个名字和观念罢了，不过是冗长的语言罢了，只有实用的或科学的目的。因为有一件事发生了，就是说，我看见了一连串天蓝色的炉门，被一连串深不可测的龙胆花的鸿沟依次隔开。这种景象，美妙不可方物，甚至美到令人近乎恐惧。突然之间，我对人疯狂时必然会产生的感受，算是略有所知了。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面置身天堂，一面也置身地狱和炼狱。我想起一个老朋友，他已去世多年，生前曾告诉我他的妻子疯了。在发疯的早期阶段，某天趁她难得清醒的时候，他走去与她说话，讨论孩子们的事情。她听他说着，突然打断他，说道，你怎能舍得浪费时间说几个并不在场的孩子？此时此刻，真正重要的，是你身上那件棕色的花呢夹克。每当你挪动手臂时，它显示出来的图案是那么难以言表的美丽。
天啊，单纯地、单一地冥想，引发净化后的感知的天堂，实在不是人能忍受的。那至福的闪现，越来越少、越来越短暂，直至消踪灭影，只剩恐怖。
绝大多数的麦司卡林服药者所体验到的，仅仅是精神分裂者所感受的天堂那一面。只有那些近期得了黄疸病，或长期消沉、焦虑之人，才会在服食此药后感到地狱和炼狱的存在。假如具有一丁点儿其他毒品的威力，那么麦司卡林早已因其毒性而声名狼藉了，甚至仅仅是服药本身就足以引发焦虑。但是，那些理智的健康人先前就已经知道，就自身而言，麦司卡林在被服用八九个小时后，药效就会消失，不会留下任何宿醉感，也不会因此引起人再服一剂的瘾。受此认知的鼓舞，一位健康人毫无畏惧，主动要求做服药的实验；也就是说，他绝无意将一种前所未见的、陌生而超人类的经验转变为一种恐怖、事实上残忍的东西。
面对一把椅子，看起来我像面对着最后的审判；或者更准确地说，经过最后的审判，历时长久、倍经困苦，我终于认出来那是一把椅子，于是突然之间，我感到自己走到了疯狂的边缘。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远了。实在太远了，虽然这段路程前往的是更强烈的美丽、更深刻的意义。后来当我回顾，我明白当时的恐惧也许是可以忍受的，因为这恐惧，是理智绝大部分时间里惯于生活在一种舒适亲切的符号世界，突然直面一种远高于理智的真实实体后产生的压力，在这压力之下，人感觉到被淹没、被分裂。有关宗教体验的文学作品也充斥着类似的痛苦和恐惧，它们压迫着那些直面恐怖神秘 [80] 突然显现的人。借用神学的语言，此种恐惧的产生，源于自大的人类与神圣的纯洁之间相互对立，源于人类自我加重的孤独感与上帝的无限两者之间的冲突。根据波墨 [81] 和威廉·劳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冥顽不灵的灵魂来说，当神圣之光照耀，他们只能将其理解为燃烧着的炼狱之火。在《西藏生死书》中也能发现几乎相同的教义，此书中，死者的灵魂被描述成面对“空的纯粹火焰”，甚至面对较轻微的、较温柔的光芒，都在痛苦畏缩中狂奔进那令人安慰的自我的黑暗之中，在那里，等待投胎为人、为畜，或甚至变为一个沮丧的幽灵，居住地狱之中。不要完整地现实那灼热的光芒！不要啊！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灵魂不仅是冥顽不灵，而且，还已病入膏肓。他的病症在于无法（像正常人通常所做的那样）在内在、外部的现实世界中寻找到人类自造的常识宇宙，亦即由实用的概念、共通的符号、社会公认的习俗所构成的严格的人类世界。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像是一个持续处于麦司卡林影响之下的人，他没有办法将所体验到的完整的现实（他还没有足够神圣到可以居住其中）关闭在心门之外，也无法对此完整的现实进行辩解——因为这个现实是最为坚固、最为基本的事实，而此现实也从未允许他以其单纯的人类的眼睛窥见真相，于是，他便被吓倒了，乃至以人类甚或以宇宙的恶意来诠释此现实那连绵不懈的吊诡、滚烫炽热的意义，并寻求最孤注一掷的反制措施，比如杀戮、暴力、紧张症，甚或心理自杀等各种手段。
一旦踏上那向下的地狱之路，任何人都永无停步的机会。到了今天，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面对实验者的询问，我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走错路，随后发生的一切将成为反对你的阴谋的证据，一切也将是自动证明，甚至你呼吸一口空气，也将成为这场阴谋的一部分。”
“那么你认为自己知道疯狂是如何发生的？”
我的回答是确凿无误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不错。”
“那么你能控制它吗？”
“不，我不能。假如一个人以恐惧、仇恨作为前提，那么最后的结论也就注定了。”
这时我的妻子问我：“你能集中注意力，看到《西藏生死书》中所说的‘澄澈之光’吗？”
我表示怀疑。
“假如你能掌握这道光，是不是就能驱逐邪恶？还是说你不能掌握它？”
对这个问题，我沉思了一会儿，最终回答道：“或许，或许我能，但只有当旁边有人告诉我书，这是‘澄澈之光’的时候。一个人不能独自完成这样的事。我猜，这就是藏传仪式中，总有一个人始终坐在旁边，不停告诉你一切的意义所在的缘故。”
在听完如上一段录音后，我取下《西藏生死书》的埃文斯-温茨 [82] 译本，随意翻开来看。“啊，出生神圣之人，汝之心灵，万勿偏离。”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保持专注，勿因过去罪孽的记忆而分心，勿因想象的娱乐而分心，勿因回味旧日的过错和屈辱的苦涩而分心，勿因一切恐怖、仇恨和渴望而分心，凡此皆日常之事，却皆足以遮蔽澄澈之光。僧侣们为将死者和已死者所做的一切，或许不就是当今的精神病医生为疯狂之人所做的吗？疯狂之人需要一个声音，无论在白天还是当他们熟睡时都不停告诉他们，尽管历经一切恐惧、困惑、迷乱，那最终的真实依然屹立如山，其光芒与那些甚至遭受了最为残忍折磨的心灵所发出的内在之光，本质为一。
借助诸如录音机、钟表控制的开关、车内播音系统、枕头广播等设备，人类将很容易就能帮助到那些人手不足的机构里的囚徒，始终不停地提醒他们这一原初的事实。或许如此一来，少数迷失的灵魂有可能因此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所见到的那个宇宙——乍一看美丽迷人，却总是超人类的，总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而他们受到天谴，将居住其中。
未过多久，我被引导，离开那把散发着令人不安光彩的花园椅。篱笆之上，悬挂着一道道绿色的抛物线，常春藤的叶子闪烁着玻璃、绿玉一般的光芒。一会儿之后，一簇盛开的火炬花涌进我的视野，它们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似乎将要开口宣言，它们的叶子则挺拔直上遥指青天。就像木板条之下的那把椅子，它们表现出太多的抗议姿态。我低头看叶子，在叶子之上，我发现由最纤弱的绿色构成的错综光影，交杂在空隙与叶子之间，跃动着难以诠解的一段神秘。
蔷薇：
花儿易绘，
叶儿难描。
正冈子规 [83] 的这段俳句所描绘的，间接表达了我当时所感觉的一切：花朵那丰盈的、过分明显的光芒，与叶子那微妙得多的神秘，恰成对照。
我们步入街道。一辆巨大的、淡蓝色的汽车停在边石上。一看见它，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巨大的戏谑之乐。从那鼓凸的身形、光滑的珐琅，洋溢出何等的自鸣得意和荒唐自满啊！人类造出这东西，乃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的——或者说是照着自己最喜欢的小说人物的形象来的。我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们重新回到屋里。餐桌已经摆好了，某个人（此人尚不能说就是我本人）食欲大开。从一个相当远的距离，我不带有太多兴趣地看着人们进餐，然后，我们坐进车里，开车去兜风。麦司卡林的药效正在衰退，但是花园中的花朵仍然战栗着将要成为超自然之物。显而易见，小巷里的漆椒树和长豆角也仍然隶属于某种神圣的木丛。伊甸园、多多那 [84] 交替出现。世界之树 [85] 、神秘的蔷薇交替出现。然后，突然之间，我来到了十字路口，等待着穿过日落大道 [86] 。在我们面前，车流稳定地前进，成千上万辆车子皆明亮耀眼，仿佛这是一个广告商的梦境，然而每一辆车都比前一辆车更加荒谬。我再一次笑得直不起腰来。
交通的红色海洋终于分流了，我们又驶进另一处绿洲，遍布着树木、草坪、蔷薇。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爬上了山脉的制高点，城市在我们脚下铺开。令人非常失望的是，它看起来与我在其他场合看到过的城市并无两样。就我而言，变形的发生与距离成正比。越是靠近，事物越发神圣，显出“他性”。而现在所见的巨大的、暗淡的城市全景，几乎与城市本身很难区别开来。
我们继续行驶。只要我们仍然在山上，所见的都是远景，事物的意义便维持在日常的水平，没有改观。不过当我们转入一个新郊区，沿着两排房屋滑行而下时，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此处，尽管建筑本身怪异、丑陋至极，但超自然的“他性”却重新涌现，暗示着清晨的天堂。砖制的烟囱、绿色的组合屋顶，在阳光中闪亮，像微型的新耶路撒冷。突然之间，我看到了瓜尔迪 [87] 曾经看到的一切（他观察的技巧真是无与伦比啊），他还经常将所见的一切呈现于画布之上：看，这是一道灰泥墙，一道倾斜的影子横穿过它，全是空无，但却散发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全是空无，但却充满一切的意义和存在的神秘。
启示降临，可惜一转眼之间它又隐去了。车子再度前行，时间呈现另一段永恒“真如”。
“同中存异。但同异之间的区别，绝非一切佛陀的本意。佛陀的本意，乃是言说整体与部分。”比如，这一堆红白的天竺葵，自然完全区别于路前方一百码处的灰泥墙，但是二者的“本然”并无区别，其无常的本质亦是相同。
一小时后，安全拜访完世界最大的药房，再行驶10英里，我们返回家中。我也就返回到那种令人安慰的、却又深深地令人不满的境界之中，我称之为“神经正常”。
一般而言，要想让人性永远与人造天堂断绝关系，似乎是不可能的。绝大部分男男女女的生活，最坏的境况是非常痛苦，最好的境况是非常单调、贫乏、受限，他们渴望逃离与超越，哪怕只有短短一会儿，这是——而且一直是灵魂最主要的欲求之一。照H.G. 威尔斯 [88] 的说法，艺术与宗教，狂欢节与农神节 [89] ，舞蹈与雄辩，所有这些好比“墙上开门”。而在私人场合，每天人们都在使用化学麻醉品。所有的植物镇静剂、麻醉剂，所有长于树上的欣快剂，浆果中成熟的或从根部榨出的迷幻剂，所有这些无一例外，自古以来都被人类所熟知，且予以系统化的使用。在这些自然的意识调节剂之外，现代科学又增加了一些人工合成剂，比如三氯乙醛 [90] 、苯丙胺 [91] 、溴化物 [92] 、巴比妥酸盐 [93] 。如今，所有这些意识调节剂只有靠医生的处方才能获得，或者以非法方式、冒着巨大的风险得到。西方世界目前只允许酒精和烟草可以无限制使用。所有其他“墙上开门”的化学药物，被贴上有害物的标签，所有非法服用者则被打上恶魔的标志。
现今，我们在酒精和烟草上的花费，比用在教育上的还要多。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为挣脱自我和环境束缚的渴望，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几乎存在于每分每秒。为孩子们做点儿事情的强烈渴望只有为人父母者才有，而且也只是在其子女就学的少数岁月里才有。另外，无需惊讶的是在于当今人们对待酒精和烟草的态度。虽然无可救药的酒鬼大军越来越壮大，虽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醉驾而致残或丧命，但流行的喜剧明星们却依然将酒精与酗酒者当作笑话来讨论。虽然烟草与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显明，但实际上人们以为，吸烟和吃饭似乎是同样正常和自然的行为。如果以理性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些怪异；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正是你唯一可以期待的结果。坚信地狱的确实存在，也从未阻止过中世纪的基督徒们照着野心、欲望、贪婪行事。肺癌、交通事故、数百万酗酒者那悲惨的、折磨人的事实，甚至比但丁时代里地狱的事实更加确定，但所有这些事实都是遥远的、脆弱的，无法与当下那近在咫尺的、实际可触的放松、休息、来一杯、抽一口相提并论。
我们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汽车和人口膨胀的时代。酒精与道路安全格格不入，而生产酒精和生产烟草一样，致使数百万英亩最肥沃的土壤变得颗粒无收，就像给土地下了毒咒。毫无疑问，要解决酒精和烟草引起的问题，依赖禁令是不行的。同样，面对普遍的、始终存在的自我超越的欲望，靠关闭当下最为流行的那些“墙上之门”也是无济于事的。唯一合理的政策在于开辟另一些更美好的大门，期待引导男男女女们放弃旧有的坏习惯，转而培养新的、更无害的习惯。其中一些新的、更美好的大门，本质上理应是社会化的、科技化的；另一些理应是宗教的、心理学的；还有一些理应是饮食的、教育的、运动的。但是，为了逃避难以忍受的自我和令人厌恶的环境，毋庸置疑，人类对化学制品提供的“悠长假期”的需求将始终存在。因此，人类需要的应该是一种新的药物，它可以给人类这个深受折磨的族类带来安慰、放松，短期而言为人类带来好处，长久而言则并不会给人类带来伤害。这样的药物，务必要用微小的剂量带来强烈的效果，而且可以化学合成。假如没有这些特质，那么生产出这样的药物就像现在生产葡萄酒、啤酒、烈酒、烟草一样，对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食物或纤维植物产生消极影响；这样的药物，必须远没有鸦片和可卡因那样的毒性，也不大可能比酒精或巴比妥酸盐制造更多令人厌恶的社会问题，也不像焦油、尼古丁那样对心脏和肺部造成毒害。在积极的层面上，它却能对人类的意识产生种种影响，比单纯的休息、梦境、放纵、自命全能的幻觉，更能给人带来乐趣和本质上的价值。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麦司卡林近乎无害。它不像酒精，并不会使服食者陷入那种不受控制的行动状态，也就不会导致打架斗殴、暴力犯罪和交通事故。在麦司卡林的影响之下，人会很安静，不会惹事。而且，服用者关心的事情是一种最具启发性的体验，却不需要付出宿醉的代价——这自然很重要。但是长期服食麦司卡林后会有什么影响，我们暂时还所知甚少。至于那些食用佩奥特掌的印第安人，就其习惯来看，似乎并无生理和道德堕落的迹象。然而，目前能得到的证据仍然很少，而且大抵是概括性的。虽然很明显麦司卡林远胜可卡因、鸦片、酒精、烟草，但它仍然不是最理想的药物。大多数的麦司卡林服食者愉快地体验到世界被美化，但仍然有一小部分服食者却因此窥见到了地狱或炼狱。此外，作为一种像酒精那样要被大众消费的药物，其药效持续的时间实在太长，非常不便。幸亏化学和生理学在今日足够发达，几乎能做一切事情，如果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定义出何为理想的药物，那么人们可以信赖神经学家、药物学家，他们能发现制造那理想药物的办法，或至少（因为照事物本性而言，或许这种理想药物永远都不能完全制造出来）生产出某种东西，相比昔日的贪杯，今日的纵饮威士忌、抽吸大麻、吞咽巴比妥酸盐等，要更加接近于理想的药物。
我前面曾有提及，渴望超越自我是灵魂的一个主要追求。但是，当男男女女们因各种原因，通过拜神、慈善、灵修并未能达到超越自我的目的时，那么，他们便倾向于寻求宗教的化学替代品：在现代的西方，人们找到的是酒精和镇静剂 [94] ；在东方，是酒精和鸦片；在伊斯兰世界，是印度大麻；在中美洲，是酒精和大麻；在安第斯山区，是酒精和古柯；在当今南美洲较发达的地区，则是酒精和巴比妥酸盐。菲利普·德·菲利斯在《毒药神圣，熏醉天恩》一书中，用大量资料详尽地描绘出自古以来宗教与服药行为之间的关联，现在，我将概括或者直接引用他的结论。
为宗教目的而使用有毒物质，“其实非常普遍……本书研究的这类现象，在世界的每一个宗教中，而且不管是在原始人还是在达到高度文明状态的人类中，都有所表现。因此，我们面对的并非偶然现象，可以堂而皇之地视而不见；相反，我们面对的乃是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现象，任何人想研究宗教，想弄明白这现象究竟能满足人类何等深层次的需求，都不能忽略它。”
理想地说，任何人都能够在某种形式的或纯粹或实用的宗教中发现自我超越的途经。然而真实情况是，这种理想的圆满状态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毫无疑问，永远都会存在一些卓越的男信徒、女信徒，可惜很不幸，单单虔诚是不够的。G.K. 切斯特顿 [95] 早先描述饮酒时，至少其抒情的语调很像是在描述宗教的献身，此人可以作为这类善男信女雄辩的代言人。
除了新教教派中有部分例外，其他现代教派对酒精都采取默许的态度；然而，即使最为宽容的教派，也不曾尝试将毒品引入基督教之中，或将其加入圣餐礼。而那些虔诚的酒徒，则被迫在一个小房间中履行其宗教信仰，却在另一个小房间中享用那宗教的替代品。或许这是难以避免的。只有在那些不拘礼数的教派中，酗酒才被作为圣餐的一部分 [96] 。希腊人崇拜狄厄尼索斯 [97] ，凯尔特人崇拜他们的啤酒之神，其场面热闹并且混乱；而基督教的仪式是绝不能容纳任何烂醉如泥的场景发生的（即使出于宗教需要）。如此一来，酿酒商人并不受什么损失，倒是基督教颇受消极影响。不计其数的人们原本渴望着自我超越，原本也能在教堂中愉悦地发现超越的可能性。但是，哎，“饥饿的羊儿抬头望，果腹的食物在何方？” [98] 他们参加仪式，他们倾听布道，他们反复祷告，但是他们的饥渴从未得到满足。失望之中，他们转向了酒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酒以一种特定的形式满足了他们。人们仍会进入教堂，但它不过是好比巴特勒 [99] 的小说《乌有之乡》里面所描绘的那个“音乐银行”；人们仍将承认上帝，但这个上帝，只存在于字词的维度，严格来说只具有匹克威克式的意义。实际的崇拜对象乃是酒瓶，唯一的宗教体验只存在于第三杯鸡尾酒下肚之后的那种状态：不受约束、勇猛好斗、欢喜鼓舞。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和酒精并未交织在一起，也不可能交织。基督教和麦司卡林看起来倒更和谐一些。从得克萨斯州远至威斯康星州，众多的印第安部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发现，在这些部落中，在仙人掌教 [100] 的许多团体中，主要仪式很像早期基督教的爱筵 [101] ，仪式上，人们将佩奥特掌切成片来享用，代替面包和葡萄酒作为圣餐。美洲印第安人视仙人掌为神赐的礼物，将其药效等同于神圣精神的作用。
J.S. 史罗金教授 [102] 是极少数曾参加过仙人掌教集会仪式的白人，他曾向崇拜他的伙伴们如此说道：“印第安人显然并未呆若木鸡，也没有烂醉如泥……他们不像那些醉鬼或蠢货，从不走调，也从没有吐字不清……他们都很安静、谦逊、体谅他人。在任何白人家庭的宗教仪式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虔诚的情感和端正的礼仪。”也许我们会问，那么这些虔敬的、彬彬有礼的仙人掌教徒们到底体验到了什么？既不是支撑着礼拜日常去教堂的普通信徒度过无聊的90分钟的那种平和的美德，甚至也不是受创始者、救世主、审判者、圣灵等想法激励而在虔信者心中涌起的高昂情绪。对于这些美洲印第安人，他们的宗教经验是某种更直接、更具启发和自发性的东西，而浅薄的、自我为主的心智所有的那种粗俗之物则很少。根据史罗金教授搜集的报告，有时印第安人看见幻象，或许是我主基督的形象；有时他们则听到神的声音；有时他们感知上帝的在场，并发现要执行上帝的意志他们需要改正的个人缺点。以这种化学的方式打开进入“他世界”的大门，从实际结果来看，似乎全然是良性的。史罗金教授还报告说，经常服用佩奥特掌的信徒，总体而言比那些不服用佩奥特掌的人更勤奋、更温和、更和善，其中许多人甚至完全抛弃了酒精。能结出如此佳果之树，岂能随意被谴责为邪恶之物？仙人掌教的印第安信徒们在圣餐仪式上享用佩奥特掌，他们所做之事，在当时而言对人的心理是有良性作用的，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也是值得人尊敬的。在基督教的早期发展历史中，许多的异教仪式和庆祝活动等于洗礼，也就是说，被移用来服务于教会的目的。这些热闹的活动不见得有什么教化的价值，但它们缓和了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饥饿感，因此，早期的传教士们并未试图废止它们，还很聪明地予以接受，承认它们为灵魂基于基本欲望所做的自我满足的表达，并将之吸纳进新宗教的结构之中。美洲的印第安信徒所做的，在本质上与之类似，他们也采取了一种异教的风俗（很偶然，这一风俗比许多源自欧洲的异教形式那种粗俗狂欢和哑剧具有更高的启蒙价值），并赋予它一种基督教的意义。
虽然仅仅是在最近才被引入美国北部，但食用佩奥特掌的风俗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教，却逐渐变成了红种人具有独立灵性权力的象征。一些印第安人面对白种人的统治，应对之法是“美国化”，另一些印第安人却转而退入印第安传统之中；但还有一些，却试图充分利用两个不同的世界（实际上是所有的世界），亦即印第安传统最好的部分和基督教最好的部分，以及超越经验中所知的“他世界”（在这些世界中，灵魂意识到自身是无限的，具有类似神圣的本质）最好的部分。仙人掌教因此诞生。在此教派，灵魂的两个最大需求（一是独立自主，二是自我超越）融合在一处，并以第三个需求为其提供诠释，此第三个需求，亦即崇拜的需求，向人见证上帝之道的需求，以统一理论解释宇宙的需求。
看啊，可怜的印第安人，心灵何其天真
只知遮掩前身，却将屁股露个底儿朝天 [103]
但是，其实将屁股露得精光的人，却正是我们这些富足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我们以某种哲学（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的、弗洛伊德学派的等等）来遮掩我们前面的羞处，然而我们的屁股却直对狂风。环境一变，风则改变，不能自主。相反，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却有着相当的才智，以无花果树叶 [104] 保护他们的屁股，这无花果树叶，就是由其超越的经验而织成的神学短裤。
我还没有蠢到将麦司卡林或其他药物（经过调制的，或在未来可以调制的）影响之下所发生的一切等同于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诸如思想澄澈、真福直观——的实现。我所暗示的是，服食麦司卡林的经验正如天主教的神学家所鼓吹的“免费恩惠”，对人得拯救并非必要，但却有助于人；如果能获得此经验，则应当感恩戴德地接受。
摇落日常感知之窠臼，有数小时的时光能窥见外部、内在世界——不是像执迷于存活的动物那样去窥见，也不是像被词语、概念缠绕的人那样去窥见，而是依靠“自由心智”直接地、无条件地去理解——这样的经验对于每个人都具有无限的价值，尤其是对知识分子。
因为按照定义，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借用歌德的话：“词语本质上是丰盈的”，知识分子感到“我们以眼感知的一切，就其本身而言，对于我们是陌生的，并不必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最卓越的语言大师，歌德本人却并不总是与他对语言的评价保持一致。在中年时他写道：“我们谈话，谈的实在太多了。我们应该少说话，多画画。我本人宁愿彻底抛弃语言——像有机的自然界一样，与万物的交流悉数呈现于画面。那是无花果树，这是一条小蛇，茧悬挂于我的窗台安静等待自己的命运，凡此都是重要的信息。能正确解读其意义的人，就能迅速彻底地抛弃语言与书写。我越是思考语言的问题，越觉得语言中存在某种无用、平庸、甚至（恕我直言）愚蠢的东西。与语言相比较，当你在荒山和古丘陵的废墟前，当你专心致志，面对面地直观到地球的重力、自然的平静，你将何其震撼啊！”
我们永远不能抛弃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正是因为它们，也只有依靠它们，人类才将自己提升到动物之上，达到人之为人的水平。但是，我们既因这些系统而受益，却也可以轻易地因它们成为受害者。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语言，与此同时，我们亦务必要保护、加强（如有必要）自己直观世界的能力，不再依赖那种半透明的概念媒介，因后者会扭曲每一既定事实，将之化为人们太过熟悉的某种一般性标签或抽象说明。
无论是文学还是科学，无论是全才还是专才，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由语言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完成理应做成的事。我们未能将孩童教育成全面发展的成人。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们，对自然作为人类经验的主要事实竟毫无所知；而全世界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则无不感觉到折磨，他们其实对人性一无所知——无论是对他们自己的，还是对别人的。
格式塔心理学 [105] 的专家们，比如萨缪尔·伦肖 [106] ，已经设计出一些手段用来扩展人类感知的范围，提升人类感知的敏锐性。但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们使用过这些手段吗？答案是：没有。
在训练人类生理—心理技术的每一个领域，从网球运动、走钢丝到祈祷，教练员们不断实验，不断纠错，发现了在相应领域内达到最佳训练效果的条件。但是，是否有任何伟大的基金会，曾经资助过任何一项旨在将人类的经验统合为一种通用理论和更高创造性实践的计划吗？据我所知，答案依然是：没有。
所有的狂热信徒和思想怪胎传授各种各样提升人类健康、满足感、心灵平静的技术，对于这些人的许多听众来说，其中许多技术被证明为很有效。但是，我们是否看到过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们勇敢地爬入那诡异的、有时是恶臭的枯井呢？而井底常常居住着那受贬至此的可怜的真理？然而，答案再一次是：没有。
现在，我们再来看麦司卡林的研究史。70年前，第一流的才智之士曾描述过服食麦司卡林后的超越经验，当时的服食者身心康健，状态适宜。对此，又有多少哲学家、神学家、教育家会有好奇之心，想去打开那“墙上之门”？事实上，答案也是：没有。
在由语言主导的教育体系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对词语、概念之外的任何事物予以严肃、专一的关注。总是有金钱的因素，总是有博士学位的因素，使得这些博学的蠢货去研究那些对学者们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谁影响了谁，谁说了什么，什么时候说的。甚至在今日的科技时代，由语言主导的人文学科仍备受推崇，至于那些非语言性的人文学科，诸如能直接感知人类存在的既定事实的各种艺术，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一份目录、一份书目、一种三流诗人的诗歌原本 [107] 的限定版本、一个终结所有索引的超级索引——凡此真正深奥的研究计划，必然受到青睐，得到资金的支持。但是，那些研究如何提升你我以及我们子孙的洞察力，使之更强烈地领会内在和外部的现实，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精神”，减少因心理疏忽而导致的身体不适，增强控制自身植物神经系统的能力——凡此类非语言形式的教育，尽管比那种瑞典式的肌肉体操 [108] 更具根本价值（某些方面可能也更具实用价值），然而，在任何真正受人敬重的大学和教堂里，没有任何真正受人推崇的人物为这类教育做过任何努力。咬文嚼字之辈对非语言满是怀疑，唯理主义者则恐惧于那些给定的、非理性的现象，知识分子则感到“我们以眼（或其他方式）感知的一切，就其本身而言，对于我们乃是陌生的，并不必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这类非语言的人文学科教育在僵化的教育窠臼中难觅位置，它们可不是宗教、神经学、体育、道德、公民学，甚至也不是实验心理学。既然如此，那么为了学院和教会的利益，则可视这类教育不存在，可以放心地视而不见，而那些信奉传统语言之道的法利赛人 [109] ，便以屈尊俯就的微笑，将这类教育扔给他们鄙弃为怪人、冒牌货、江湖骗子和业余菜鸟之辈去打理。
布莱克曾经痛彻心扉地写道：“我总是发现，纵使天使亦难免浮夸，他们谈起自己，竟自认为是唯一的智者。他们的作为显出骄傲，而这傲慢根源于系统性的推断。”作为种群，或者作为个人，我们有时可能不得不采用系统性推断的办法；然而，假如保持足够的清醒，我们就要明白，我们可能同样不能离开对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我们出生的世界）的直接感知，而且这种直接的感知越不系统越好。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是既定的现实，它是无限的，超越人类所有的认知，然而却允许人类直接感知，可以说人类甚至能完全理解它。它是一种超越，属于另一种维度，在人类之上；然而，它却可能以一种可以感知的“内在性”允许人类通过参与来领会，以此向人类显现。受它的启蒙，人类总能理解在它那内在的“他性”中，存在着完整的现实；虽然有这样的认知，但人类依然如此生存：像动物般延续生命，像人一样去思考、感受，在方便之时寻求系统性的推断。
我们的目标是，发现自己永远身处我们理应身处之所。很不幸，我们却因为自身的原因，特别难以完成这项任务。好在“免费恩惠”亦同时并存，总有人在转瞬间完成一部分的任务。在一个比我们更注重实际，同时更少地唯语言系统独尊的教育体系中，每一个天使（按布莱克对这个词的理解）都将得到类似安息日盛宴的机会，受鼓励，或者甚至被强行要求（如有必要）服食化学药品，奔赴一场穿越“墙上之门”的偶然之旅，以此进入超越性的经验的世界。假如这使他害怕，自然是很不幸的，但这却可能对他有益；假如这给他带来虽短暂却永恒的觉悟，那就更妙了。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天使们或许将丢失一点点源于系统性推断的骄傲，也将抛却读书万卷的自满。
在生命的尾声阶段，阿奎那 [110] 体验到了“倾注的静观”（Infused Contemplation），此后便拒绝去完成那些未写完的著作。与“倾注的静观”相比，他所阅读过的一切、争论过的一切、书写过的一切——诸如亚里士多德和其“警句”、“发问”、“命题”、宏伟的“结论”，不过是糟粕糠秕。对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而言，阿奎那这种静坐罢工的态度并不可取，在道德上甚至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位“天使博士”一生经营于“系统性推断”，比十二位天使所做的“系统性推断”都要多，此时他已面临死亡，在其生命最后的数月时光里，他已然为自己赢得了权利，离开那不过是糟粕糠秕的符号系统，转身品尝那真实的、本质的“真相”面包。对于层次较低的天使们，他们有着长寿的前景，也就必然会返回到糟粕之中；然而对于一个曾经穿越过“墙上之门”又返回的人来说，此时的他与旧日的自我，永远都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他将变得更智慧，却少了许多独断；他将变得更快乐，却少了许多自满；他将变得更谦卑，承认自己的无知，却也会准备得更充分，然后去理解词语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去理解系统性的推断与深不可测的“神秘之境”之间的关系——前者虽努力不已想要理解后者，但却永远徒劳无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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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易斯·莱温（Louis Lewin，1850—1929），德国药物学家、毒素学家、作家。
[2] 原文为Anhalonium lewinii ，莱温的姓氏嵌在里面，现通称为威廉斯仙人球（Lophophora williamsii ），为佩奥特掌（Peyote）的一种，原产于北美，无刺，质柔软，通常为蓝绿色，有致幻作用。
[3] 埃里克·杨施（Erich Rudolf Jaensch，1883—1940），德国生理心理学家。
[4] 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性学家、作家。
[5] 威尔·米切尔（Weir Mitchell，1829—1914），美国精神病学医生、作家。
[6] 本书最初出版于1953年，此处指1953年的两三年前。
[7] 岛宇宙（Island Universe），一种天文学假说，该假说认为在宇宙的尺度上，任何一个星系都像是宇宙中的一座小岛。
[8] 匹克威克式，对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主人公匹克威客特点的概况，一般指人性格的善意诙谐、宽厚憨直。
[9] 伊曼纽·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
[10] 内胚层型（Endomorph）：此类人消化器官发育较好，因此体型丰满，喜欢安逸舒适、与人交流，并容易相处，因此也被称为“内脏强健型”（Viscerotonia）。中胚层型（Mesomorphic）：此类人体型健壮、肌肉发达，对疼痛的反应迟钝，同时具有侵犯性，往往在交流中粗鲁无礼，这种人也被称为“体力旺盛型”（Somatotonia）。外胚层型（Ectomorphic）：此类人神经系统较为发达，但身体瘦弱，也被称为“大脑紧张型”（Cerebrotonia）。
[11] 福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是莎士比亚笔下最出名的喜剧人物之一。
[12] 乔·路易斯（Joe Louis，1914—1981），美国拳击运动员，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杰出的重量级拳击运动员之一，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黑人运动员，绰号“棕色轰炸机（The Brown Bomber）”。
[13] A.E.，乔治·威廉姆·拉塞尔（George William Russell，1867—1935）的笔名，此人是爱尔兰批评家、诗人、画家、神秘主义作家、编辑，也是一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14] 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
[15] 位于英国伦敦。
[16] 德语，神学词汇，此处翻译为“本然”，以区别于传统哲学概念中的“存在”。
[17] 埃克哈特·冯·霍海姆（Eckhart von Hochheim，约1260—约1328），通称为埃克哈特大师，中世纪德国神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
[18] “理念”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
[19] 真福直观，指圣徒灵魂在天堂对上帝的直接认知。
[20] Sat-Chit-Ananda，三个梵文字，意指存在、意识、欣喜（或狂喜）。
[21] 铃木大拙（Daisetz Teitaro Suzuki，1870—1966），世界禅学权威，日本著名禅宗研究者与思想家，用英文写作了大量有关禅宗的著作，在西方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
[22] 原文Suchness，此处借用佛教概念，译为真如。丁福保所编的《佛学大词典》中提到：“真者真实之义，如者如常之义，诸法之体性离虚妄而真实，故云真，常住而不变不改，故云如。唯识论二曰：‘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法，常如其性，故曰真如。’”
[23] 马克斯五兄弟（Marx Brothers），美国喜剧电影艺术家，其中最出名的是三个年长的兄弟，分别为：契科·马克斯（Chico Marx，1887—1961）、哈波·马克斯（Harpo Marx，1888—1964）和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1890—1977）。
[24] 胡安·格里斯（Juan Gris，1887—1927），西班牙画家，雕塑家。格里斯的绘画是立体主义的空间与文艺复兴的空间完美的结合。他与毕加索、勃拉克同为立体主义风格运动的三大支柱。
[25] 查理·丹巴·布罗德（Charlie Dunbar Broad，1887—1971），通常被称为C.D. 布罗德，英国知识学家、哲学史家、科学哲学家、道德哲学家。
[26]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代表著作有《创造进化论》《直觉意识的研究》《物质与记忆》，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27] 心智自由，或自由心智，原文为Mind at Large，是阿道司·赫胥黎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人的心智朝向整体宇宙的完全开放，整体宇宙的全部信息也完全被人吸纳，从而达到中国古人所言的“天人合一”的知识结构。所以此概念既指完美化的人格（天人合一中的“人”），也同时指宇宙的总体知识（天人合一中的“天”）。本书中如无特别说明，“心智自由”一般针对完美化的人格而言，“自由心智”一般针对宇宙的总体知识而言。
[28] 原文为data，其实标准的用法应该为datum，在后文中多次出现。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英国哲学家阿弗烈·怀海德（Alfred Whitehead，1861—1947）。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有一种哲学理念认为，变化是偶然的，实体是本质的，变化不会对实体产生质的影响；后人反驳这一理念，提出了过程哲学的概念，认为变化是现实的基础，代表的哲学家是尼采、海德格尔和怀特海等人。怀特海在他的哲学论述中，提出了“数据”（datum）这一概念。他认为，实体在发展、增殖的过程中，实体的信息也始终在变化，所有处于变化之中的实体信息，被称为“数据”。
[29] 此处用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
[30] 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1886—1982），奥地利生态学家，197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31]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英国经验主义（British Empiricism）的代表人物，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被广泛视为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
[32]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咏水仙》是他的一首代表作。
[33] 圣米迦勒（St. Michael），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中的大天使长。
[34] 圣十字约翰（St. John of the Cross，1542—1591），反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西班牙神秘主义者，罗马天主教圣徒。
[35] 白隐慧鹤（Hakuin Ekaku，1686—1768），日本禅宗的代表人物。
[36] 威廉·劳（William Law，1686—1761），英国神秘主义作家，对18世纪的英国思想界有重要影响。
[37]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约1445—1510），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著名画家，代表作有《维纳斯的诞生》《维纳斯与战神》等。
[38]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所谓情爱悲剧，指的是他奉母之命结婚，后夫妻不合，致使罗斯金极度痛苦，数次发疯。
[39] 《阿佩莱斯的诽谤》（Calumny of Apelles ），是波提切利创作的蛋彩画。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曾创作过名为《诽谤》的画作，但早已和他的其他画作一同失传了。波提切利读到了当时留下来的对《诽谤》的文字记载，根据自己的想象，在1494年完成了《阿佩莱斯的诽谤》。
[40] 此处所指应为波提切利的《朱迪思返回伯图里亚》。朱迪思是一位寡妇，当时亚述帝国的一支军队在赫罗弗尼斯（Holofernes）的统帅下攻陷了很多城市，逼近了朱迪思居住的伯图里亚，为保护家园，朱迪思色诱赫罗弗尼斯，趁赫罗弗尼斯醉时将其杀死。
[41] 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约1415—1492），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画家，同时也是数学家和几何学家，其传世画作风格严肃，重视透视，人物衣装确实是宽衣博带。
[42] 斯多葛学派（Stoical），或称斯多亚学派，也被译为斯多阿学派，是芝诺（Zeno，约前336—约前264）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学派；因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Stoic）聚众讲学而得名，该派强调理性的作用，对欧洲后世影响极大。
[43] 济安·洛伦索·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意大利美术家、建筑师。
[44] 犬儒主义学派是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代表人物是第欧根尼（Diogenes，前404—前323），他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出名。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都与狗的某些特征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
[45] 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画家、雕塑家、建筑师。
[46] 科西莫·图拉（Cosimo Tura，约1430—1495），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画家。
[47] 让-安东尼·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
[48] 塞西拉岛（Cythera），位于希腊，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段恰好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即为商业、军事重镇，历经多个种族的统治，形成风格极其复杂的传统和文化，是希腊著名的旅游胜地。
[49] 原文为法语Fête galante，是法兰西学院于1717年所创的一个术语，专门用来形容安东尼·华托的绘画风格。华托喜欢描绘户外游园的场景，通常画中的主人公穿着舞服，或化装舞会的打扮，在开阔的风景区内娱乐。
[50]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摩特歇太太》（Mme. Moitessier ）是他的一幅画作，表现一个中产阶级妇女丰腴、花哨的人生。
[51] 多洛米蒂山脉（Dolomites），位于意大利东北部。
[52] 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小说家。下文提到的卡德（Card），是他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其实是将纸牌（card）拟人化，非常滑稽。
[53] 科尔蒂纳·丹佩佐（Cortina d'Ampezzo），意大利北部小镇。
[54] 布莱顿（Brighten），英国南部城市。
[55] 约翰内斯·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荷兰画家，善于画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56] 勒南兄弟（Le Nain brothers），法国17世纪的三位兄弟画家，分别是路易斯·勒南（Louis Le Nain，约1593—1648）、安东尼·勒南（Antoine Le Nain，约1599—1648）和马修·勒南（Mathieu Le Nain，1607—1677），他们以创作肖像画著名。
[57] 让-爱德华·维亚尔（Jean-édouard Vuillard，1868—1940），法国画家。
[58] 奥特伊（Auteuil），法国巴黎一行政区，是巴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59] 罗兰·泰亚德（Laurent Taillade，1854—1919），法国讽刺诗人、无政府主义的辩护者、散文家、翻译家。上面的诗歌为他所创作。
[60]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0章38—41节，马大和马利亚是一对姐妹，曾共同侍奉耶稣。马大侍奉耶稣的方式是辛苦劳作；而马利亚侍奉的方式只是安静坐着，聆听耶稣的讲道。马大请耶稣让马利亚过去帮忙时，耶稣对她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可见，耶稣所喜悦的是安静听道的马利亚，而不是在耶稣来到自家以后还为很多事思虑烦忧的马大。（另，《圣经·新约》中出现了多个叫马利亚的人，最有名的三个马利亚是“耶稣的母亲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和“伯大尼的马利亚”，这里这位马利亚是“伯大尼的马利亚”。）
[61] 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英国浪漫主义画家。
[62] 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代表人物、水彩画家。
[63] 阿尔弗雷德·西斯莱（Alfred Sisley，1839—1899），英国印象派风景画家，长期居住于法国。
[64] 乔治-皮埃尔·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1859—1891），法国后印象派画家。
[65] 主祷文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6章9—13节。
[66] 试探，指的是人类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或魔鬼对人的诱惑。
[67] 托马斯·特拉赫恩（Thomas Traherne，1636或1637—1674），英国诗人、神父、神学家、宗教作家。
[68] 基路伯（Cherubim），《圣经·旧约》中多次提到的天国属灵生物，有翅膀，顺服于上帝。
[69] 《说明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威廉·布莱克1809年出版的著作，主题繁多，并配有多幅插图。
[70] “人类的堕落”，通常指亚当和夏娃犯罪，被逐出伊甸园。
[71] 路易斯·拉勒芒（Louis Lallemant，1578—1635），法国耶稣会士，被称为法国的阿尔瓦雷斯神父。
[72] 点彩画派（Pointilliste），一种用细小的彩点堆砌，创造整体形象的油画绘画方法，创始人是修拉和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1863—1935），此名称是来源于1880年代的艺术批评家们对他们绘画的讽刺，现在则成为了一个正式名称。点彩画派又称新印象主义，也叫分色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除创始人外，还包括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等人。
[73] 汉普斯特德（Hampstead），英国伦敦一富人区。
[74] 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美术的代表人物。
[75] 原型世界，原文为Archetypal World，借用的是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1875—1961）的概念。在荣格眼中，原型并不是一些固定的形式，而更像一些潜藏在人类心灵最深处（荣格称之为集体潜意识）的原始人的灵魂。
[76] 卡洛·杰苏阿尔多（Carlo Gesualdo，1566—1613)，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杰出的作曲家、鲁特琴演奏家。
[77] 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代表人物。
[78] 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1885—1935），奥地利作曲家，其作品把无调主义风格应用于古典形式。
[79] Katzenmusik，德语，意为胡乱发出的叫声。
[80] 原文为拉丁文，Mysterium tremendum。
[81] 雅各·波墨（Jakob Behme，1575—1624），德国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在路德教会发展史上，他被认为是一个原创性的作家。
[82] 沃尔特·埃文斯-温茨（Walter Evans-Wentz，1878—1965），美国人类学家，西方最早研究藏传佛教的人之一，1927年翻译了《西藏生死书》。
[83] 正冈子规（Masaoka Shiki，1867—1902），日本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日本现代俳句、短歌的代表作家。
[84] 多多那（Dodona），希腊古城，位于希腊西北部，原是奉献给地母女神之所。
[85] 在北欧神话中，有一棵巨大的世界之树（Yggdrasil），位于宇宙的中心。
[86] 原文为Sunset Boulevard，其中Boulevard是法语。
[87] 弗朗西斯科·拉扎罗·瓜尔迪（Francesco Lazzaro Guardi，1712—1793），威尼斯画家。
[88]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
[89] 农神节（Saturnalia），古罗马的一个节日，从12月17日起持续七天，期间全民狂欢。
[90] 三氯乙醛（Chloral），无色易挥发油状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91] 苯丙胺（Benzedrine），一种苏醒剂。
[92] 溴化物（Bromide），一种镇静剂。
[93] 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一类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镇静剂，属于巴比妥酸的衍生物，其应用范围，可以从轻度镇静到完全麻醉，还可以用作抗焦虑药、安眠药、抗痉挛药等。
[94] 原文为goof pills，直译为混球吃的药，英文中还有goofball一词，是一俚语，亦指镇静剂。
[95]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世俗神学家、诗人、哲学家、戏剧家、记者、雄辩家、文艺批评家、传记作者、基督教护教者。
[96] 正统的圣餐礼中，基督徒只饮一小杯葡萄酒或葡萄汁，并不酗酒。
[97] 狄厄尼索斯（Dionysos），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98] 出自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长诗《利西达斯》（Lycidas）。
[99]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讽刺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乌托邦主义的讽刺杰作《乌有之乡》（Erewhon ）和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
[100] 仙人掌教（Native American Church），又称乡土美洲教会、佩奥特教，美国本土宗教，合并了印第安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其圣餐中包括了具有致幻作用的佩奥特掌。
[101] 爱筵（Agape），又称友爱餐会、团圆筵，指早期基督徒为了表示弟兄姊妹间的情谊所举办的会餐、筵席、聚会。
[102] J.S. 史罗金（J.S. Slotkin，生卒年不详），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
[103] 出自于英国18世纪伟大诗人、启蒙主义者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于1734年出版的四书信集《人论》（An Essay on Man ）。
[104] 典出《圣经·旧约·创世记》，亚当以无花果树叶遮羞。
[105]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是1912年源于德国的一种心理学流派，该流派要求从完全形态的角度研究人类的感知现象，而不是分析感知现象的组成部分。
[106] 萨缪尔·伦肖（Samuel Renshaw，1892—1981），美国心理学家。
[107] 原文为拉丁语，ipsissima verba 。
[108] 此处阿道司·赫胥黎暗讽的是瑞典女子体育专家、女权运动者玛蒂娜·贝里曼-奥斯特贝里（Martina Bergman-Österberg，1849—1915），她曾在英国创办体育教师学院，并在英国推广瑞典式体操，将其作为学生的课程。
[109] 法利赛人（Pharisees），耶稣时代一重要的犹太宗派。据新约记载，法利赛人虽然注重律法，在犹太人中有很高的地位，但却严重教条化，自以为义，曾被耶稣多次责备。这里代指教育界身居高位的“老顽固”。
[110]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天主教神父，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绰号“天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