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场上，能有朋友来访是我生活中特别开心的事情，农场上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因此，每当丹尼斯·芬奇-哈顿要结束他漫长的游猎，我就能在某天早上看到某个马赛族年轻人站在我的房子外面对我宣布：“贝达先生就在回来的路上，两三天就到了。”他的双腿又细又长，站在那儿的时候，喜欢倾斜着身子，把重心落在某条腿上。
到了下午，就会有住在农场边非法棚民的小托托跑过来，坐在草地上等我。一看到我出来，他就跟我说：“小河拐弯的地方有珍珠鸡在飞呢。如果你想打一只给贝达先生吃的话，我傍晚就带你过去找它们。”
我的朋友们中有很多杰出的旅行家，他们觉得农庄有着独特的魅力。这大概是因为它总是固定不变的，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来，它都是原来的样子。他们在广袤的异域土地上游荡，帐篷在许多地方搭起来，又在许多地方损坏。他们会开心地开着车绕着农场的车道飞奔，车道像是恒星的轨道一样永远不变；他们喜欢看到熟悉的面孔，而我在非洲时从来就没有换过仆人；我在农场上渴望着远方，而他们却渴望回到这里，或拿起某本书阅读，或躺在我的床上，或进到某间被百叶窗遮蔽的房子里，感受里面的凉爽。他们会坐在野外的篝火旁，畅想农场的美好生活。一旦回到这里，他们就急切地问我：“你教会厨师做猎人做的那种煎蛋卷了吗？上次邮差把《彼得鲁什卡》（Petrouchka）的黑胶唱片带来了吗？”我不在农场的时候，他们也会来到这儿，在我的房子里住下。我在欧洲的时候，丹尼斯就曾经在这里住过。伯克利·科尔把我的房子叫作“森林里的休憩地”。
文明世界赠给旅行家这么多东西，作为回报，他们会送给我很多打猎过程中的战利品。比如花豹和猎豹的皮，在巴黎可以做成裘皮大衣；蛇和蜥蜴的皮，可以做成鞋子；还有秃鹳等。
为了让他们开心，他们不在农场的时候，我会翻看一些老烹饪书，找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食谱，尝试做一些好吃的。我还在花园里种了很多欧洲的花儿。
有一次我在丹麦，一位老妇人给了我十二个芍药球茎，我把它们带到了非洲，中间还因为非洲严格的植物入境法规，遇到了很多麻烦事情。我把它们种下后，它们就开始生长，几乎是瞬间就长出了很多暗红色的弯曲嫩枝，然后是很多嫩嫩的叶子，最后圆圆的花骨朵长出来了。第一朵开花的芍药叫“内穆尔公爵夫人”。这是一朵单独开放的大白花，高贵丰满，散发着阵阵甜美和清香。我把它剪下来放进水里，只要有白人朋友来到客厅，就会驻足观望，然后大大地赞赏一番。怎么可能，这可是一朵芍药花呀！可惜好景不长，其他花蕾都枯萎掉落，再也没有开出第二朵花。
几年后，我和一位园丁谈起了芍药花，这位园丁是为奇罗莫的麦克米伦夫人工作的。他说：“在非洲，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地种植过芍药。要想成功种植，必须要想办法让这些从异国来的球茎在这里开花，然后从花中取出种子来。翠雀花就是这样成功种植的。”照他所说，我本来是有机会把芍药引入非洲的。我还会像内穆尔公爵夫人一样青史留名。但我却把仅有的一朵摘了下来，放进了水里。这简直就是毁掉了唾手可得的荣耀。之后，我常常梦到白色的芍药在农场上茁壮成长，我在梦里感到很开心，因为我没有把它给剪下来。
朋友们有的从中部和北部的农庄来，有的则是从城市里来的。休·马丁在肯尼亚国有土地管理局工作，有时会从内罗毕赶过来看我。他才华横溢，精通世界上罕见的经典文学，还曾在东方国家的政府里工作过。那段平静的生活挖掘了他内在的天赋，让他看起来像是一尊胖胖的中国大佛。他叫我“憨第德”，称自己为古怪的邦格乐思博士。他以平和的心态坚信人性的卑劣和宇宙的渺小，而且还对这种信念非常满意，难道事情本来不就是这样吗？一旦陷进宽大的椅子中，他就再也不会起来。他的面前摆着酒瓶和玻璃杯，脸上带着安详和愉快的神情，大力宣扬他对生命的观点，时不时地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些火花像是猛然闪现的物质和意识的磷火，令人着迷。这个胖胖的男人与世无争，甚至与魔鬼也能和谐相处。但魔王们的信徒又似乎在他身上盖上了“清白”的标志。因此，他比上帝的信徒更能得到别人的喜爱。
古斯塔夫·莫尔有天晚上突然扑到了我的农场上。这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大鼻子年轻人，在内罗毕的另一面经营着一座农场。他勤奋上进，无论是从语言还是行动上都帮助了我很多。在肯尼亚，他是给予我帮助最多的人。他就是很单纯地随时做好准备，以饱满的热情来帮助我，好像这里所有的农场主或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应该像奴隶一样为对方卖命。
那天晚上，他带着一颗熊熊燃烧的心冲了过来，就像火山口的一块石头落在了我的农场。他说他快要疯了，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想谈论牛啊剑麻啊，他的心已经饥饿到了顶点，他再也受不了了。一进屋，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一直到午夜过后才停止。他谈爱情，谈共产主义，谈卖淫和汉姆生[1]，也谈论《圣经》。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吸劣质的烟草，毒害着自己的身体。他不吃东西，也不愿意听我说话。如果我试图插一句话，他就会大声尖叫，脸上闪耀出怒火，那颗充满野性之光的脑袋就会在空中到处乱撞。他的内心有太多想要摆脱的东西，但说得越多，这些东西反而积累得越多。到了午夜两点，他突然没什么好说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在那儿，脸上带着一种被什么东西打败的顺从表情，看起来很像是医院花园里的一位正在康复中的病人。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去，以可怕的速度飙车而归，准备再次暂时依靠剑麻和牛生存下去。
英格里德·林斯特龙的父亲和丈夫都是瑞典的军官。她不仅长得漂亮，心地也很善良。她在恩乔罗有一座农场。她偶尔会从农场抽身一两天，不去管她的火鸡或水果蔬菜，来我的农场上做客。当年，她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非洲，完全是为了享受一次快乐的冒险和郊游的感觉，然后再快速赚上一大笔钱。当时的亚麻市值五百英镑一吨，所以他们就买下了一片亚麻地。但好景不长，亚麻的价钱很快跌至四十英镑一吨，于是那块亚麻地，包括跟亚麻有关的机器就变得毫无用处。她倾注所有心血，想要为自己的家保住这块地，于是就在这里养了一些家禽，然后又种了点水果和蔬菜去市场上卖。她像奴隶一样在地里勤奋劳作。在和这种生活做斗争的过程中，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农场，爱上了她的牛和猪，爱上了这里的土著和蔬菜，甚至爱上了这片非洲土地上的土壤。她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激情中，为了这片土地，她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卖掉。我和她曾经在灾年里因为可能会失去我们的土地而抱头痛哭。在她的身上，有着典型瑞典老妇人的那种宽广的胸怀。而且，她性格泼辣大胆，整日都很快活，也愿意主动逗人开心。每当她笑起来，你就能在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上看到瓦尔基里般的白色牙齿。因此，每当她来和我做伴，我就能享受到一段美好的时光。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瑞典人，因为每当遇到令人悲痛的事情，他们都能用博大的胸怀来包容一切。此时的他们勇敢坚强，光芒四射。
英格里德有位老厨师，名字叫凯莫萨。他也是她的仆人，帮她处理农场上的很多事情，把她的所有事业都当成了自己的来经营。他负责她的菜园和家禽，同时也是她三个女儿的保姆，送她们去寄宿学校，然后再把她们接回来。英格里德告诉我，每次我去她的农场，凯莫萨就会手忙脚乱。他会丢下手头所有事情，杀上好多只火鸡，尽可能地做好准备来招待我，因为法拉的慷慨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英格里德说，他把认识法拉这件事当成一辈子中最荣耀的事情。
在恩乔罗，还有一位达雷尔·汤普森夫人。我其实并不认识她，但她却来到农场找我。她说，医生告诉她，她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时间了，但她才刚刚从爱尔兰订购了一匹小马驹，因为马儿对于她而言，和死亡一样重要，代表着生活的高度和荣耀。这匹马还在马术障碍赛上得过奖。当她和医生谈过话之后，她本想给家里打电报，不让他们送它过来了，但后来又决定在死后把它留给我照顾。我没怎么在意这件事。她逝世半年之后，这匹名字叫作“救济箱”的小马却真的出现在了我的农场上。来到农场之后，“救济箱”亲自向我们证明了它是这个农场上最聪明的生物。它长得并不漂亮，矮矮胖胖的，而且早已经过了壮年期。丹尼斯·芬奇-哈顿总爱骑着它，但我从来都不敢。为了庆祝威尔士亲王驾临卡贝特，当地举办了马术障碍赛。为了这个重大的时刻，殖民地的富豪们都带来了自己的马。这些烈马都年轻力壮，浑身闪耀着光芒。但到了最后，我们的“救济箱”通过自己清晰的定位，凭借完美的谋略和谨慎的态度，打败了这些强大的对手，赢得了这场比赛，为我们捧回了一枚大大的银质奖章。它像往常得奖的时候一样，保持着稳重而低调的仪态。在比赛前的一周里，农场被一种极度焦虑的气氛所笼罩。而此时此刻，农场则被一波又一波的狂喜和凯旋的热浪席卷。遗憾的是，六个月之后，“救济箱”因为马瘟死掉了。我们把它埋在马厩外的柠檬树下，农场上很多人都来悼念它。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它的名声一直在农场上流传着。
俱乐部里有一位老先生，叫布尔佩特，大家都叫他查尔斯大叔。他常常会到农场和我一起用餐，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男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只有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很随意，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他曾经横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也是第一批登上阿尔卑斯山马特洪峰的人。他年轻的时候还做过一阵拉贝勒·奥特罗[2]的爱人，那应该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他说，这个女人彻底毁了他之后，就让他滚蛋了。听了他的故事，我有了一种与阿曼德·杜瓦尔或格里厄骑士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他还珍藏着很多奥特罗的漂亮照片，常常跟我谈起她。
有一次，我在和他共餐的时候问他：“奥特罗的自传出版了，里面有你吗？”
“有呀，”他说，“有我，只是名字不是我的，但确实有我。”
“那她是怎么描述你的？”我问。“她说我是一个为了她，不惜在六个月里花掉十万法郎的年轻人。不过，我倒觉得这笔钱花得值。”
我笑了，又问他：“你真的觉得这些钱花得值得吗？”他稍微思考了一下，说：“是的，值得。”
他七十七岁生日那天，丹尼斯·芬奇-哈顿和我一起到恩贡山顶为他庆生。我们坐在地上，聊到这个话题：如果有人赐予我们一双永远都不会掉的翅膀，我们是接受还是拒绝。
布尔佩特眺望着我们脚下辽阔的肯尼亚国土——恩贡山上的绿色土地、西边的东非大裂谷，随时准备着在它的上空翱翔。他说：“我会接受，我当然会接受。这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做的事情。”但他又思考了一会儿，接着说：“但如果我是女人，就会再考虑考虑。”
[1]1895-1952年，挪威著名作家，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饥饿》《大地的成长》等。他信奉尼采哲学，大力赞扬希特勒的侵略行为。后被挪威判处叛国罪，软禁在一家老人院，并最终在这里逝世。
[2]1868-1965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黎的三大交际花之一，以“美人奥特罗”的名字流传于世。出生于西班牙，传说中至少是六位君主的情人，包括英格兰的爱德华七世和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另外还有很多男人为她自杀或决斗。甚至还有传闻说，法国戛纳卡尔顿酒店上方的那两个圆顶的设计灵感正是来源于她的胸部。1954年根据她的传记拍摄的音乐电影上演。1965年，97岁的她死于贫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