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我有个厨师，名叫埃萨。他是个性格温和、非常理智的老头儿。有一天，我去内罗毕的麦金农杂货铺买茶叶和调料。一位女士走过来跟我说，她知道埃萨在为我做工。这是一位个子矮小、脸上棱角分明的女士。我说：“是啊。”“以前他是在我那儿做工的，”这位女士说，“现在我想让他回来。”我告诉她，很抱歉，她不能带走埃萨。“哦，我可不觉得这样，”她说，“我丈夫是政府官员。请您回家后告诉埃萨，我想让他回来，他不回来，我就把他送到军队的运输部队去。我也知道，除了埃萨，你家还有足够的仆人。”
回到家之后，我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埃萨。第二天晚上，我才想起来告诉他，我说我遇到了他以前的女主人，把那位女士的话转告给了他。让我吃惊的是，埃萨立刻就乱了手脚，陷入了恐惧和绝望中。“我的天啊，姆萨布，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说，“那位女士说什么就会做什么的。今天晚上我就得离开了。”“简直是无稽之谈，”我说，“他们不可能把你送到运输部队去。”“上帝救救我吧，怕是现在都晚了。”埃萨说。“但是埃萨，你走了，我上哪里去找厨师？”我问他。“啊，如果我被送到运输部队，或是直接死掉了，你也不会有厨师了呀。而且我确定，我这次是死定了。”
在那段日子里，人们非常害怕运输部队，所以我说什么，埃萨都不愿意听。他向我借了一盏防风灯，用一块布把他所有的财产包起来，然后就摸黑去了内罗毕。
从那天开始，他离开农场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后来，我去内罗毕的时候见过他几次。有一次是在去内罗毕的路上和他擦肩而过。他变得更老更瘦了，脸颊凹陷，头顶上的黑发变成了灰白。在内罗毕市里，他是不肯跟我说话的。但如果我们在平坦的路上相遇，我就会停车，他会把头顶上的鸡笼放到地上，安心地站着和我聊天。
虽然他和以前一样举止温和，但他还是变了，而且变得很难交流。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的，心早就跑到了很远的地方。命运折磨着他，他一直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不得不利用我想象不到的资源生活。这些生活经历磨练了他，让他的心思变得透明。和他谈话，就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好像已经通过修道士见习期，进了一家修道院。
他问我农场上的生活。土著仆人们总是觉得，一旦他离开，其他仆人们就会对他的白人主人极其凶恶。他问我：“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我说，有人告诉我，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他就说：“你是知道的，如果再打上十年，我肯定会忘记怎么做你教我的那些菜了。”
这位瘦小的基库尤老人站在横贯非洲大平原的路上，脑子里居然有和布瑞拉特-萨伐仑一样的想法。这位美食家说过，如果法国大革命再持续五年，蔬菜炖鸡肉的烹调技术就会失传。
很明显，他刚刚表达的遗憾主要是为了我。为了结束他的这种“怜悯”，我转移话题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想了一分多钟，然后像从很远的地方把思绪拽回来似的说道：“姆萨布，你记得吗？你曾经说过，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太累了，它们每天都得套着牛轭拉车，不会像农场山上的牛一样有一天休息的时间。现在，我和那位女士一起生活，就很像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土著人本身其实对动物并不会抱有什么怜悯，所以在埃萨心里，我的那些关于牛的说法一定是很牵强的。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才会一直看着远处，眼神里充满了歉疚。况且这个话题又是他自己提到的，他心里估计会觉得莫名其妙。
战争期间我的大部分烦恼都来自信件。那时，不管是寄出去的还是收到的信，都会被内罗毕的一个矮个子瑞典审查员拆开。这个审查员整日昏昏欲睡的，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可疑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的生活太单调，所以他才对信件里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兴趣。他读着我的信，其实就像是读杂志上的连载故事一样。我常常在信里写一些威胁他的话，专门让他去读。我说，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些威胁付诸行动。战争结束之后，他或许是记起了我的这些威胁，又或许是他幡然醒悟了，后悔了，所以就派人跑过来，告诉我停战的消息。他派人过来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家。他走了之后，我去树林里散步。周围一片静寂，一想到此时法国和佛兰德斯前线一片静寂，而且所有的枪支也安静下来，我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正是因为这种静寂，欧洲和非洲才变得非常近，就好像从这片树林中的小道就能走到维米岭山脉似的。从树林里走回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是埃萨带着行李站在那儿。看到我，他立刻开口说道，他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是一幅画，镶嵌在玻璃下面，还加了外框。画上是一棵树，笔画非常仔细，上百片叶子都被涂上了鲜亮的绿色，而且每片叶子上都用红色墨水写了一个很小的阿拉伯字母。我觉得这些字应该都出自《古兰经》，埃萨解释不清它们的意思。他一边不停地用袖子擦拭着玻璃，一边说这绝对是一份好礼物，是他在受折磨的这一年里，拜托一位内罗毕的伊斯兰老阿訇帮我做的。这位老人一定是花了不少时间才把整棵树画下来。
之后，埃萨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