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何谓通论
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其中的“通”字。这一命名的目的在于使我的论点和结论能与古典 [1] 学派对同一问题的论点和结论加以对照。正如它在过去一百年中所做的那样，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古典学派的理论支配着我这一代的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自己也是被这种传统思想哺育出来的。我将要进行争辩，说明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此外，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
* * *
[1] “古典经济学者”是马克思所首创的名词，用以泛指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们的前辈们。这就是说，泛指集大成于李嘉图经济学的古典理论的那些创始人。我已经习惯于在“古典学派”中纳入李嘉图的追随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并加以完善化的人，包括(例如)J.S.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以及庇古教授。我这样做，也许犯了用语不当的错误。
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划分与凯恩斯不同。前者的划分终止于李嘉图。在目前，西方学者对古典学派的划分和凯恩斯也并不一致。他们所说的古典学派大致终止于J.S.穆勒；而把兴起于1870年以后、包括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等人在内的西方学说称之为“新古典学派”。——译者
第二章 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大多数论述价值论和生产论的著作主要既研究定量的资源如何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进行配置，也研究在使用这一定量资源的前提下，各种资源的相对报酬及其产品的相对价值如何得以决定。 [2]
还有，关于现有可用的资源，如适合于就业的人口的多寡、自然财富的规模以及已被积累起来的资本设备的数量，这些著作往往使用对既定数量进行描述的方法加以处理；但是，关于何种力量在现有可用的资源中决定实际使用量的大小的纯理论则很少以详尽的方式加以考察。如果说这种纯理论根本没有被考察过，那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针对就业量的波动的论述为数众多，而且，每一个论述都涉及上述的纯理论。我要说的是：并不是这一主题受到忽视，而是作为这一主题基础的基本理论被认为是如此简单和明显，以至它最多只能被稍微提及一下。 [3]
Ⅰ
我认为，虽然对它们几乎未加讨论，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被 认为是简单和明显的——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 [4] 这两个假设前提是：
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
就是说，一个就业的人所得到的工资等于就业量减少一人所损失的产值(减去由于产值的下降而免去的开支之后)；然而，二者的相等是有限制条件的，因为，根据有关的原理，当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时，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
2.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
就是说：每一个就业者的实际工资正好足以(按照就业者自己的估计)诱使实际就业的人继续维持原有的就业数量；类似于第一个假设前提的竞争不完全性的限制条件，第二个假设前提中所说的相等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 [5] 在这里，负效用必须被理解为由于种种原因，一个人或一群人宁愿失业而不愿接受被他们认为其效用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工资。
第二个假设前提与所谓“摩擦”失业并不矛盾。因为，把第二前提应用于现实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容许在调整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完善之处，而这种不完善之处使得充分就业不能继续存在。例如，由于估算错误或时断时续的需求，专业化的资源的比例暂时失调可以导致失业；或者，由于未预见到的变动而导致的时间的拖延；或者，从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所必须有的时间；由于这些原因，在一个非静态的社会中，总会存在着“在不同工作中转移”中而失业的资源。除了“摩擦”失业之外，第二个假设前提也与“自愿”失业并不矛盾。“自愿”失业系指：由于法律规定、社会成规，由于为了能以集体的力量来进行工资协议而形成的工会组织，由于对变革的反应迟钝或者单纯由于人的顽固性，人们拒绝接受相当于他们的边际生产率的产品价值的报酬而去工作。 [6] “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已经构成失业的全部范畴。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不容许第三类失业范畴的存在，这个第三类范围将在以下被我定义为“非自愿”失业。
在这些限制条件的范围内，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就业的资源数量系由这两个假设前提所决定。第一个前提提供就业的需求曲线；第二个提供就业的供给曲线；而就业的数量则决定于边际产品所带来的效用等于边际就业所带来的负效用之点。
根据以上所述，有可能增加就业量的方法仅有四种：
(a)改善组织机构和增强预见性，以便减少“摩擦”失业。
(b)减少以实际工资表示的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从而在每一实际工资下，会有更多的劳动者愿意工作；这样会减少“自愿”失业。
(c)工资品行业中的边际实物劳动生产率的增加 [7] (采用庇古教授的便于使用的工资品这一名词来表示，其价格可以决定货币工资的效用大小的物品)。
(d)非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工资品价格的增加，与此同时，非工资收入者把开支从工资品转移到非工资品上去。
据我了解，以上是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的实质性内容——唯一存在的对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的详细论述。 [8]
Ⅱ
古典学派的两种失业范畴能概括全部失业现象吗?事实是：总有一些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却无工可做。大家承认，按照现行的货币工资，只要存在着需求，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就业。 [9] 古典学派认为，这种现象与他们的第二个假设前提并无矛盾之处。他们争辩道：虽然对劳动的需求在全部愿意为现行的货币工资而工作的人全部就业以前已经得到满足，但这却是由于劳动者之间的公开或暗中的不为少于现行工资而工作的协议。他们还说：只要劳动者整体同意降低货币工资，更多的人就会得以就业。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种失业，虽然看上去显然是非自愿的，但却不完全如此。它应被归纳到上述的“自愿”失业的范畴，因为，这种失业是由于集体协议工资等原因而造成的。
这就引起了两点值得考察之处：第一点牵涉到劳动者对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态度，而这一点在理论上并不重要，但第二点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我们暂时假设，劳动者不准备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工作，从而，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的降低会通过罢工或其他手段导致已经就业的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这是否能证明现行的货币工资能准确地衡量劳动者的边际负效用?不一定如此。因为，虽然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会导致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就业，但如果工资品的价格上升，以致现行的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到的工资品较前为少时，却不一定导致同一后果。换句话说，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劳动者所要求的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而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古典学派一向暗中假设着，这不会在实质上改变他们的理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劳动的供给函数不把实际工资作为它的唯一的自变量， [10] 那么，古典学派的论点就会完全崩溃，从而使实际的就业量不能得以确定。 [11] 他们似乎没有理解到，除非劳动的供给仅仅是实际工资的函数，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会随着每一次价格的变动而改变。这样，他们的方法与其非常特殊假设条件是分不开的，从而不能被用来处理更加一般的情况。
日常的经验也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们：劳动者要求得到的(在一定限度内)是一定量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的情况远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正常的事例。虽然劳动者通常会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但当工资品的价格上升时，他们并不拒绝工作。人们有时说，劳动者抵抗货币工资的下降而不抵抗实际工资的下降是不合乎逻辑的。由于下面(第18～19页)提供的理由，这可能不像骤然看来那样的不合逻辑；而且，正如我们在以后所要看到的那样，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不论是否合乎逻辑，经验表明，劳动者确实是按此行事的。
此外，作为经济萧条的特征的失业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削减的论点显然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断言美国在1932年的失业问题不是由于劳动者顽固地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便是由于他们执拗地提出对实际工资的要求超过经济机构的生产率所可能提供的水平这一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经验表明：在劳动者既没有明显改变最低实际工资要求，又没有明显改变他们的生产率时，却存在着巨大的就业量的变动。劳动者在萧条时期决不比在高涨阶段更加不讲道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们的物质的劳动生产率也并不更少一些。这些来自经验的事实构成确凿的理由来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恰当。
如果能对货币工资的变动和实际工资的变动之间的实际关系作出统计考察，那会是饶有兴趣的。关于某一具体行业的变动情况，我们会期望实际工资的变动和货币工资的变动具有相同的方向。但以整个的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而言，我设想统计考察会发现：货币工资的变动和其相对应的实际工资的变动通常远不具有相同的方向，而几乎总是方向相反的。就是说，可以发现：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实际工资下降；而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上升。这是由于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各自出于独立存在的原因而很可能与就业量的减少有关；劳动者在就业量减少时较易于接受工资的削减，而在同一的就业量减少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其原因在于：当产量减少时，劳动者在同一数量的资本设备下的边际生产率会增加。
如果现行的实际工资确实是一个最低限度，从而在低于这一限度的情况下，愿意工作的劳动者不会超过现在的就业量，那么，除了摩擦失业以外的非自愿失业就不会存在。但是，认为实际情况一定如此则是荒谬的。因为，按照现行的工资，即使工资品的价格上升，通常总可以雇佣到比现行就业数量还要多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用现行的货币工资能购买到的工资品就不能准确地代表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从而第二个假设前提不能成立。
然而，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反对意见。第二个假设前提来源于一种想法，即：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取决于劳资双方在工资上的协议。古典学者们当然承认，双方协议的是货币工资 [12] ；甚至也承认，被劳动者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实际工资并不完全与当时的货币工资的大小有关。虽然如此，他们仍然认为，协议所规定的货币工资决定了实际工资的大小。因此，古典学派的理论认为，只要劳动者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他们的实际工资便会降低。实际工资趋于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这一假设前提显然意味着：劳动者自己可以决定他为之而工作的实际工资，虽然不能决定在这一工资水平的就业量。
简言之，传统的理论认为：劳资双方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 ；从而，假设在雇主之间存在着自由竞争，而在劳动者之间又没有限制性的工会组织，那么，如果后者愿意，后者可以使他们的实际工资等于在同一工资下雇主们提供的就业人数的边际负效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再有任何理由来期望实际工资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之间的等同趋向。
必须记住，古典学派的结论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单个的劳动者可以通过接受被另一个劳动者拒绝接受的较低工资而得到就业机会；这一结论还企图被应用于劳动者的整体。这一结论被认为可以同样被应用于封闭的和开放的社会，而并不受到开放社会的特点的影响，或者一个国家削减货币工资对该国的外贸的影响。这些当然都完全处于本书所讨论的范围以外。这一结论也不考虑以货币衡量的工资总额的减少对银行制度和信用状况引起的某些反应这种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将在第19章中详加论述。他们的结论只是奠基于一个信念，即：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当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降低时，至少在短期内，实际工资必将有某些下降，虽然下降的程度并不总是成比例的；也许会有例外，但例外情况并不重要。
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取决于劳资之间的对货币工资的协议这一说法并不具有显而易见的正确性。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企图证实或推翻这一说法，因为，这一说法与古典理论的一般论调远远不相一致。古典理论引导我们来相信：价格取决于以货币表示的边际直接成本，而货币工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边际直接成本。因此，如果货币工资有所变动，那么，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价格会作出几乎相同比例的变动，从而使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基本上与变动前一样。劳动者所经受的任何少量的增益与损失会由边际成本中的其他部分的损失和增益来抵消，从而使边际成本保持不变。 [13] 古典学派之所以未能遵循这一思路追究下去，其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已经形成的信念，认为劳动者可以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其另一部分的原因也许在于他们的先入之见，认为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而且，劳动者总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这一命题，一旦被接受下来，又和劳动者总是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愿在何种实际工资下达到充分就业(即在一既定实际工资下的最大就业量)混淆在一起。
综上所述，对古典学派的第二个假设前提，我们有两个反对意见。第一个反对意见牵涉到劳动者的行为。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价格上升而导致的实际工资下降一般不会使在现行工资下的劳动供给量低于价格上升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说会使劳动供给量低于价格上升前的实际就业量的话，那就等于说：现在的失业者虽然愿意在现行的工资下就业，但却会在生活费用稍微上涨时，拒绝为现行工资而工作。然而，这一古怪的假定却贯穿在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14] 的全书之中，这也是正统学派的追随者们在暗中所假定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个较为基本的反对意见将在本书的以下各章加以发展。这个反对意见来源于我们不同意工资协议可以直接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这一假设条件。就假设工资协议可以决定实际工资而论，古典学派暗中塞进了这个不恰当的假定。因为，对于全部劳动者的整体而言，可能不存在任何办法来使相当于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的工资品等于现行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也可能不存在任何途径，使劳动者全体能够通过它与雇主们对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来把实际工资改变到某一既定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论点。我们将致力于证明：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的是某些其他的因素。说明这一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将进行争辩并且指出：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在这一方面的运行，一向存在着原则性的误解。
Ⅲ
虽然在个人或集体之间的围绕着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往往被认为可以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而在事实上这种讨价还价所关心的却是不同的事物。由于劳动者的流动性不够完善，从而工资不能精确地反映不同职业的真正的有利之处，所以任何个人和集体如果容许他们的货币工资作出相对于其他人的货币工资的削减，那么，削减就会使他们的实际工资相对地下降。这已构成充分的理由来使他们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另一方面，要想抵抗对一切劳动者影响相同的由于货币购买力改变而造成的实际工资的每一次下降却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来自这种方式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一般不会遭受抵抗，除非下降的幅度达到极端的程度。此外，在少数几个行业中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所引起的对增加就业量的阻碍，其严重性要远低于全部行业对实际工资的削减加以抵抗时所引起的同一阻碍。
换句话说，对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主要是影响实际工资总量在不同劳动者集体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影响每一个就业者的平均实际工资。我们将会看到，后者取决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一群劳动者通过联合而形成工会组织的作用在保护他们的相对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取决于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因素。
因此，值得庆幸的是：与古典学派相比，劳动者倒是更加合理的经济学者，虽然他们是在下意识中做到这一点的。以他们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论，即使这时的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大于现行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他们也会这样做，因为货币工资的削减往往限于个别的行业，并且很少，或者从来就不涉及全体劳动者。相反，他们并不抵抗货币工资不变时的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这种降低会和总就业量的增加联系在一起。除非降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实际工资有可能下降到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之下。每一个工会都会采取一些手段来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不论削减的数量小到何种程度。但由于没有一个工会会梦想到对每一次的生活费用的上涨举行罢工，所以工会并没有对就业量的增加设置障碍，而古典学派却把设置障碍的责任加在工会的头上。
Ⅳ
现在，我们必须给第三种类型的失业，即严格的“非自愿”失业下一定义。对这种类型的失业，古典学派不承认其存在的可能。
显然，我们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并不指工作还没有消耗掉人们的全部工作能力以前的状态。一天工作八小时并不由于人们的精力能维持十小时的工作而被称为失业。如果有一批劳动者由于他们不愿意接受少于某种水平的实际工资而进行劳动，那么，我们也不把他们当做“非自愿”失业者。此外，为了方便起见，也把“摩擦”失业排除在我们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之外。这样，我作出定义如下：如果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作出微小上升时，为了现行的货币工资而愿意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在同一货币工资之下的对劳动的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的就业量，那么，人们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 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其实质内容完全相同的定义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说明(下面第28～39页)。
根据这一定义，第二个假设前提所假定的实际工资和就业的边际负效用的相等在现实的意义上就相当于“非自愿”失业不存在的情况。 [15] 我们把这种没有“非自愿”失业的情况称之为“充分”就业。在这样的定义之下，“摩擦”和“自愿”失业并不与“充分”就业发生矛盾。我们将会发现：这与古典理论的其他特征也是吻合的，而古典理论最好应被称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分配理论。只要现实符合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上述意义的非自愿失业是无从发生的。 [16] 因此，所有的失业必须来自“从一个工作转移到另一个工作之间的”暂时性的失业、或者来自对高度专业化的资源的时断时续的需求、或者来自工会的不让非工会人员就业的“限雇原则”。 [17] 这样，如果接受古典传统的经济学者忽视了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的特殊假设前提，那么，他们必然会作出在逻辑上完全符合他们假设前提的结论，即：所有的失业(除了所承认的例外以外)归根结蒂是由于没有工作的生产要素拒绝接受相当于它们的边际生产率的报酬。 [18] 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可能同情劳动者对削减货币工资的抵抗，也可能承认，为了对付暂时性的局面而接受货币工资削减并非明智之举；但是，对科学的忠诚会迫使他来宣称：无论如何，这种对货币工资的削减的拒绝是问题的最终原因。
显然，如果古典理论仅适用于充分就业的事例，那么，把它应用于非自愿失业的问题就是错误的——假设这种问题是存在的话(谁能否定它的存在?)。古典学派的理论家们很像置身于非欧氏世界的欧氏几何学家们；这些人发现，他们看到的显然为平行的线段却会相交，于是便指责线段没有画直——作为唯一的能够解决矛盾的出路。然而事实上，除了推翻平行线的假设条件以及建立一个非欧氏几何学以外，并不存在着别的出路。类似的事情也要求今天的经济学者去做。我们需要推翻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设前提并且建立一个使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成为可能的运行方式的理论体系。
Ⅴ
在着重指出我们与古典理论体系的分歧时，我们不应忽视一个重要的共同之点。因为，正同过去一样，我们将维持第一个假设前提，仅使它受到和在古典理论中相同的限制条件。我们必须在此稍停一下，来考虑这一做法所牵涉到的是什么。
它意味着：在既定的组织结构、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下，实际工资和产出数量(从而和就业量)是唯一相关的，因此，一般说来，只有在实际工资率下降时，就业量才会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而增加。 [19] 我并不想对被古典经济学者(正确地)宣称为不可缺少的这个事实提出不同意见。在既定的组织结构、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下，每一个劳动者所争取到的实际工资与就业量具有唯一(负)相关的关系。这样，如果就业量增加，那么，在短期内，每一个劳动者所得到的以工资品表示的报酬一般必然下降，从而利润上升。 [20] 这不过是大家熟悉的命题的另一个方面，该命题为：在正常情况下，各行业的运行会在短期内受到收益递减的限制，而在短期内，设备等都被假设为不变；因此，工资品行业中的边际产品(它们决定实际工资)必然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减少。的确，只要这一命题能够成立，任何增加就业的手段必然会导致边际产品的减少，从而，会减少以这种产品所衡量的工资率。
但是，当我们把第二个假设前提推翻以后，虽然就业量的减少必然会使劳动者得到在数值上等于较多数量的工资品的工资，然而，就业量的减少却不一定是由于劳动者要求提高以工资品计算的工资而引起的；从而，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未必能解决失业问题。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工资论以其与就业的关系只能留待至第19章及其附录，才能加以说明。
Ⅵ
自从萨伊和李嘉图时期以来，古典经济学者们都在讲授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学说——其大意是：全部生产成本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购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但对该学说，他们并没有很清楚地加以说明。
在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该学说被明白地陈述如下：
“构成偿付商品的手段的东西还是商品。每人所持有的偿付其他人的产品的手段就是他自己所拥有的产品。既然如此，所有的卖者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买者。如果我们能突然使一国的生产能力加倍，那么，我们会在每一个市场上使供给加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会使购买力加倍。每人都会具有双倍的需求和供给。每人所购买的是过去的两倍，因为，他在交换中能提供给别人的也是过去的两倍”。 [21]
作为该学说的一个推论，任何具有购买力的个人的节制消费的行为被认为必然会使由于节制消费而解放出来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资本品的投资。下面引自马歇尔的《国内价值的纯理论》的一段话可以显示传统的说法： [22]
“一人的全部收入都是被用于购买劳务和商品的。当然，人们常常听到：一人花费掉其一部分收入，并且储蓄剩下的部分。但是，大家熟悉的一条经济学公理说道：一人用其收入的储蓄部分来购买劳动和商品的情况正是和他用他的被称为消费部分来购买劳动和商品的情况相类似的。当他企图从所购买到的劳动和商品中得到现在的享受时，这被称为他在进行消费。当他使得他所购买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他在将来可以从其中得到享用物的财富时，这被称为他在进行储蓄”。
要想从马歇尔的较后的著作 [23] 中或从埃奇沃斯或庇古教授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该学说在今天从来不以这种简陋的形式出现。虽然如此，它仍然是整个古典理论的一个基础；没有前者，后者便要崩溃。现在的经济学者在是否同意穆勒的说法上可能要踌躇一下，但他们在接受以穆勒的说法作为前提而得到的结论并不会表现犹豫。例如，这种被确信不移的观点贯穿于几乎是全部庇古教授的著作。他相信，除了会增加摩擦以外，有无货币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后果； [24] 他相信，生产论和就业论可以(像穆勒所做的那样)根据“实物”数量的交换而得以建立，与此同时，货币可以在其后的一章中以无关宏旨的方式被引入进来。这种被确信不移的观点是古典传统的现代化说法。现时的思想仍然深深地浸泡在这种想法之中，认为如果人们不以一种方式把钱花掉，那么，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这样做。 [25] 战后的经济学者确实很少能以前后一致的方式成功地维持这一观点；因为，他们在今天的头脑中已经过分地充满了相反的思想倾向，已经充满了过于明显地与他们以前的观点发生矛盾的经验事实。 [26] 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出足够深远的结果，从而也没有修改他们的基本理论。
在《鲁滨逊飘流记》故事的交易不存在的经济中，个人的收入完全来自他的生产活动。他所消费掉的或保存下来的事实上是、而且只能是他自己生产活动的产物。古典学派把故事中的经济当做现实世界，把由前者中所得到的结论应用于后者。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然而，除此以外，生产成本总是能从由于需求而造成的销售所得中全部收回这一古典学派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可信性，因为，很难把它与另一个看来和它相似的正确命题分开，而后一个命题是：在社会中从事某一生产活动的各生产要素的收入总量必然等于这一生产活动的生产物的价值。
同样地，人们很自然地会设想：如果一人能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又显然没有从其他人那里取走任何东西，那么，他必然也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因此(正如刚才引用的马歇尔的话那样)，一个人的储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与之相对应的投资行动。因为，按照相同的道理，也可以不容置疑地说：个人财富净增量的总和必然正好等于社会财富净增量的总量。 [27]
无论如何，那些以如此方式思索的人都受到了视觉上的幻象之骗；视觉上的幻象把本质上不同的事物看成似乎相同的东西。这些人错误地设想在节制现在的消费和准备将来的消费之间存在着自行协调的关系；而在事实上，决定后者的动机与决定前者动机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单纯的联系方式。
这样，把社会总产量的需求价格和其供给价格假设为相等的说法可以被当做为古典理论的“平行线公理”。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其他各点便会随之而来——私人和国家从事节俭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看待利息率的传统的态度、古典学派的失业论、货币数量论、自由放任在对外贸易上必然会带来的利益，如此等等。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将要提出疑问。
Ⅶ
在本章以上的各个地方，我们指出：古典学派的理论依次取决于下列的假设条件：
(1)实际工资等于现行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2)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并不存在；
(3)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其意义为：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总需求的价格都等于总供给价格。这三个假设条件在实质上可以说是同一事物，因为，三者的存在与否必须是共同的；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在逻辑上牵涉到其他两个。
* * *
[1] 这符合李嘉图的传统。因为李嘉图公开表示他对国民收入的数量不感兴趣；他对待国民收入的分配则完全不同。在对分配有兴趣这一点上，他正确地评价他的理论的特点。但他的后继者，由于目光不够清晰，却把古典理论用于有关财富来源的问题。请看李嘉图在1820年10月9日给马尔萨斯的信：“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对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研究——我认为，它应该研究各个阶级如何瓜分它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规律。无法得到有关其数量的规律，但比较可靠的关于比例的规律却可以被找出来。每一天，我都更加确信：前者的研究是徒劳的，而只有后者才是经济科学的真正目的”。
[2] 例如，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第4版，第127页)中写道(我加的重点号)：“在讨论的整个过程中，除非明确指出例外的情况，我们略去某些资源的非自愿的失业这一事实。这样做并不影响论证的实质，而却可以使问题简单化。”两相对照，李嘉图公开放弃研究整个国民收入数量的任何企图，而庇古教授在一本专门从事研究国民收入问题的著作中，却声称：同一理论适用于非自愿失业存在和不存在时的情况。
[3] 这两个基本假设前提可以用下列的图形加以说明。下列的图形是目前西方经济学的劳动需求和供给曲线： 图中纵轴的实际工资代表工资(劳动者在一定时间中所能得到的报酬)所能买到的实物量，如若干食品、衣着等。由于这些实物具有效用，所以图中的实际工资也代表效用量的多寡。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假设，“理性的人”是厌恶劳动的，因为，劳动会产生负效用。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的负效用时，他才肯从事劳动，即就业。图中横轴的就业量代表整个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的数量。
图中的SS曲线是劳动的供给曲线。它表示在不同的实际工资作为报酬的情况下劳动者愿意就业的数量。当实际工资较低时，即它仅能补偿较低水平的劳动负效用时，只有少量的劳动者愿意就业，也就是不很懒惰的劳动者愿意从事劳动。据说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它所能补偿的负效用越大，一部分比以前就业的人较为懒惰的劳动者便会加入就业行列。换言之，愿意就业的劳动者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而增加。这就是凯恩斯所指的第二个假设前提。
图中的DD曲线是劳动的需求曲线。它表示在不同的实际工资水平下，企业家愿意雇用的劳动者数量。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系以利润为目的，所以只有当劳动的边际产品，即劳动者在生产上能给企业家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会雇用较多的劳动者。根据收益递减规律，据说劳动者的边际产品必然递减。因此，DD曲线向下倾斜。该曲线的意思是：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家愿意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这就是凯恩斯所指的第一个假设前提。
根据上述两个前提，凯恩斯以前的传统学者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因为，在图上的供求相等之点(均衡点)，一切愿意为现行的工资(由图上的EN表示)而工作的劳动者(由图上的ON表示)都已就业。按照传统的西方学者的说法，如果此时还有失业者存在，那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处于转业状态的劳动者，即暂时性的所谓“摩擦失业”；另一方面，劳动负效用较大的人，也就是特别懒惰的人，他们嫌工资太低而不愿意就业，即所谓“自愿失业”。——译者
[4]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工会被认为是破坏完全竞争的“垄断组织”。该组织往往人为地规定工资的水平(如每小时若干元)，从而使人为规定的工资所代表的效用不能和劳动者由于劳动而遭受到的负效用相等。——译者
[5] 即人们嫌工资太低而宁肯失业。——译者
[6] 工资品系指劳动者生活中所需要购买的物品。生产这些物品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意味着这些物品的价格降低，从而工资所代表的效用量增加。因此，一部分嫌工资太低而“自愿”失业的劳动者会加入就业行列。——译者
[7] 在下面第19章的附录中，将对庇古教授的《失业论》作更详细的论述。
[8] 参阅上面第9页注①庇古教授的引文。
[9] 这里劳动的供给函数即为上面的第二个假设前提。
[10] 这一点将在下面第19章的附录中详加论述。
[11]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一般不用实物作为工资支付给劳动者。——译者
[12] 照我看来，这个论点确实含有大量的真理的成分，虽然货币工资变动的全部后果较此为复杂，正如我们在下面第19章所说明的那样。
[13] 参阅第19章附录。
[14] 因为，这时的实际工资正好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从而意味着一切认为实际工资能够补偿他的劳动边际负效用的劳动者都已就业。因此，此时的失业者只能归之于“摩擦”或“自愿”的范畴。——译者
[15] 因为，第二个假设前提认为，实际工资总是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的。——译者
[16] “限雇原则”是西方劳动经济学的术语。它的大致意思是：被雇用的劳动者必须属于工会。——译者
[17] 劳动、资本和土地被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生产要素”。这里的“生产要素”显然指劳动者而言。——译者
[18] 按照第一个假设条件，实际工资不但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而且，当劳动量增加时，劳动的边际产品还会由于收益递减规律而下降。——译者
[19] 该论点可述之如下：受到雇用的人为n个，其中第n个人每日为收获量添增1蒲式耳，从而工资的购买力为每日1蒲式耳。然而，第n+1人每日只为收获量添增 0.9蒲式耳，因此，除非小麦的价格作出相对于工资的上升，一直到每日的工资的购买力为 0.9时，就业量不能增加到 n+1人。这样，工资总额会是910(n+1)蒲式耳，而过去则为n蒲式耳。因此，如果增加雇用1人，那么，这必然牵涉到收入从原有被雇用的人手中转移到企业家那里。
[20]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编，第14章，第2节。
[21] 参阅该书第34页。
[22] J.A.霍布森先生在他的《工业的生理学》(第102页)中引用了上述穆勒的话之后，指出：马歇尔最早在他的《工业经济学》(Economics of Industry )(第154页)中已对穆勒的话加以评论：“但是，虽然人们具有购买力，他们可以不去使用它”。“但是”，霍布森先生继续写道：“马歇尔没有抓住这一事实的关键的重要性，并且他似乎把这种行为限于在‘危机’时期”。我认为，从马歇尔的较后的著作来看，这对马歇尔始终是一句公道的评语。
[23] 因为，按照古典学派的意见，“合乎理性的人”不会把货币闲置起来而不去让它增殖。可参阅《译者导读》的有关传统的货币数量论部分。——译者
[24] 参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玛丽·马歇尔：《工业经济学》(第157页)：“用不耐穿的材料制作衣服对工商业是不利的。因为，如果不把他的购买力用于添置衣服，他们会以其他方式用于给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读者会觉察到，我是在再一次引用早期的马歇尔的话。写作《经济学原理》时的马歇尔已经具有足够疑虑程度，以致变为非常谨慎和模棱两可。但是，老的观点从来没有从他思想的基本假设中剔除出去。
[25] 罗宾斯教授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几乎是单独一人继续维持前后一致的思想体系，他的政策建议属于和他理论体系相同的类型。
[26] 在这里，个人和社会财富净增量系顺次指整个社会的储蓄和投资量而言。——译者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理
Ⅰ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名词概念，其定义将在以后加以精确的说明。在既定的技术、资源和成本的条件下，企业家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会使他具有两种支出：首先，他付给生产要素的支出(不把对其他企业家的支出包括在内)，以便补偿它们所提供的现行劳务的部分。这一部分被我们称之为所研究的就业量的要素成本。第二，支付给其他企业家的支出，以便补偿他们所提供的产品以及补偿他自己由于提供机器设备和不让机器设备闲置而遭受的牺牲。后者被我们称之为所研究的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 [28] 企业家由此而得到的产品的价值超过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的这部分差额是企业家的利润，也被我们称之为企业家的收入。当然，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是要素成本的东西在生产要素看来是他们的收入。 [29] 因此，要素成本加上企业家利润构成被我们称之为该企业家所提供的就业量的总收入。以如此方式来定义的企业家的利润应该是企业家使之最大化的数量，以便根据最大利润来决定他所提供的就业量为何。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从企业家的方面来看，把一定数值的就业量所造成的总收入(即要素成本+利润) [30] 称之为该就业量的产品的卖价。 [31] 在企业家看来，每一数值的就业量都有一个最低的预期卖价；如果卖价低于此最低数值，他便不会提供与之相应的就业量。这一最低卖价就是相应的就业量的总供给价格。 [32] [33]
根据以上所述，在技术、资源和每一单位就业量的要素成本均为既定时，每一单个厂商和行业以及社会总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
对该就业量的产品所预期的卖价 [34] 。因为，企业家会致力于把就业量维持在能使预期的卖价超过要素成本的部分为最大的水平。 [35]
令Z为雇用N个人时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则Z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写作为Z=Φ(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供给函数 [36] 。同样，令D为企业家雇用N个人时所预期的卖价，则D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写作为D=f(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需求函数。
现在，在N的数值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预期卖价大于总供给价格，即如果D大于Z，那么，企业家就会有积极性把就业量增加到大于N，而且，如有必要，企业家还会在相互之间进行竞争来购买生产要素从而提高成本，一直到N的数值使Z和D相等时为止。这样，就业量被决定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因为，在这一点，企业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化。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时的D的数值被称为有效需求。 [37] 由于这就是就业通论的实质内容，我们的任务在于说明这一内容。以下各章的论述主要在于考察影响这两个函数的各种因素。
另一方面，过去一向被明确地表示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并且继续统治正统经济理论的古典学说对这两个函数的关系却作了一个特殊假设条件，因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必然指f(N)和Φ(N)在所有的N的数值都相等，也就是说，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都相等。这句话也指：当Z(=Φ(N))由于N的增加而作出相应的增加时，D(=f(N))必然与Z一样作出相同的增加。换言之，古典理论假设：总需求价格(或卖价)永远使自己同总供给价格相等；因此，不论N的数值为何，卖价D的数值等于相当于N数值的总供给价格Z。 [38] 这就是说，有效需求不是具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的无穷大个同样可被容许的均衡值；从而，除了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所规定的一个上限以外，就业量的大小是不能确定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总是会导致就业量的扩大，一直到整个产量的供给不再具有弹性时为止 [39] ，即：有效需求数值的进一步增加不再会导致产量的任何增加。这一状态显然同充分就业是相同的事情。在上一章，我们用劳动者的行为来提供一个充分就业的定义。另一个与之相等价的范畴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即：充分就业是一种状况；在其中，总就业量的产量对有效需求的增加的反应已经缺乏弹性。因此，萨伊定律所意味着的整个产量的总需求价格在一切产量上都与总供给相等的说法就相当于到达充分就业不存在任何障碍这一命题。然而，如果萨伊定律不是一个把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联系起来的正确规律，那么，经济理论就有必要来撰写涉及这一问题的十分重要的一章，因为，没有这一章，一切有关总就业量的数值的讨论都是徒劳的。
Ⅱ
对本书以下各章所要建立的就业理论作一概述，在目前阶段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即使概述不能为读者所完全理解。所牵涉到的名词将在以后陆续详加说明。在本概述中，我们假设：当每一劳动者单位的就业量增加时，货币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均保持不变。但是，使用这一在以后要放弃的简单化办法仅仅在于论述的方便。不论货币工资等是否会作出改变，我们论点的实质内容完全相同。
我们的理论的纲要可以表述如下。当就业量增加时，实际收入的总量也会增加。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因此，如果增加的就业量仅被用来满足现期消费量的增加，那么，企业家便会蒙受损失。这样，为了能维持既定的就业量，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的投资来补偿总产量多出在该就业量时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部分。因为，除非存在着这一数量的投资，企业家的收入会小于使他们提供这一就业量所应有的数额。 [40] 因此，在既定的被我们称为消费倾向的条件下，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即对全部企业家说来没有动机促使他们扩大或减少就业量的水平)取决于现期的投资数量。投资数量又顺次取决于我们所谓投资的诱导；而投资诱导则被发现为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表(或曲线)与对各种期限和风险的贷款利息率结构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既定的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的情况下，只存在着一个均衡水平的就业量；因为，任何其他水平会导致全部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之间的差异。 [41] 均衡水平的就业量不能大于充分就业，即：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42] 但在一般情况下，也没有理由来期望均衡水平的就业量等于充分就业。因为，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殊事例；只有当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特殊关系时，该有效需求才能得以实现。这种相当于古典理论的假设条件的特殊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最优的关系。然而，只有在偶然的场合或者通过人为的策划，使现期的投资量对需求所提供的数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造成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大于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有的消费量的部分， [43] 上述的最优关系才能成立。
这一理论可以被总结为下列命题：
(1)在技术、资源和成本均为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
(2)社会的收入和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用D1 来表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社会的心理特征；这一关系被我们称为该社会的消费倾向。就是说，除了消费倾向本身发生变化以外，消费取决于总收入的水平，从而取决于就业量水平N。
(3)企业家所决定雇用的劳动者的数量N取决于两种数量的总和(D)，即：D1 ，社会愿意消费的数量，和D2 ，社会愿意投资的数量。D就是我们的所谓有效需求。
(4)由于D=D1 +D2 =Φ(N)(在这里，Φ是总供给函数)，由于正如我们在上述第(2)命题所看到的那样，D1 取决于N(我们可以写作χ(N)；χ取决于消费倾向)，所以Φ(N)-χ(N)=D2 。
(5)因此，均衡的就业量取决于： 1)总供给函数，Φ， 2)消费倾向，χ，和 3)投资量，D2 。这就是一般就业理论的要旨。 [44]
(6)对于每一个数值的N，在工资品行业中存在着相应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而决定实际工资的便是这一生产率。 [45] 因此，(5)受到的限制条件为：N不能超过它把实际工资减少到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不相等时的数值。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D的改变都不和我们暂时的货币工资不变的假设相抵触。 [46] 这样，要想对我们的理论作出全面的论述，取消这一假设条件是必要的。
(7)按照古典理论，对所有的N的数值而言，D=Φ(N)；而在N小于其最大值时，就业量均处于中性的均衡状态。因此，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力量会把N推进到它的最大值。在古典理论中，只有在这一点，才会存在稳定的均衡状态。
(8)当就业量增加时 ， D1 会增加，但D1 的增加程度不像 D的增加那样大 ；因为，当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我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量不像收入增加的那样大。在这个心理规律中，可以找到存在于我们现实中的问题的关键。因为，根据这一心理规律，就业量越大，与之相对应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Z)与企业家能够从消费者支出那里收回的D1 之间的差距也越大。因此，如果消费倾向不变，那么，就业量便不能增加；除非D2 也同时增加，以便补偿Z与D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这样——除非依靠古典理论所作出的特殊假设条件，认为当就业量增加时，总会有某种力量发生作用来使D2 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以便补偿Z和D1 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否则，经济制度可以处于稳定的N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即处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
因此，就业量并不取决于以实际工资衡量的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而在实际工资为既定时，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仅仅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事实上，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的数量二者在一起决定就业量，而就业量又决定实际工资——并不是颠倒过来的情况。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那么，现实中存在的就业量就会少于在现行的实际工资下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而均衡的实际工资会大于均衡的就业量水平的边际负效用。
上述分析可以为我们解释在丰裕之中的贫困这一矛盾现象。其原因在于：仅仅存在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会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使就业量的增加终止。尽管在价值上，劳动的边际产品仍然多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却会阻碍生产。
此外，社会越富裕，社会的实际和潜在的产量之间的差距越大；因此，社会经济制度的缺陷就更加明显和难以令人容忍。因为，贫穷的社会往往会消费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产量，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投资便会足以导致充分就业；反之，富裕的社会必须为投资提供远为更加充足的机会来导致充分就业，如果想使该社会的富人的储蓄倾向与该社会的穷人的就业不发生矛盾的话。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的社会中，投资的诱导微弱，那么，尽管存在着潜在的财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会强迫该社会减少它的产量，一直到存在着潜在财富的该社会贫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产量的多于其消费的部分被减少到与它的微弱的投资诱导相适应时为止。
但是，事态之不幸还甚于此，在富裕的社会中，不仅边际消费倾向 [47] 微弱，而且，由于它的资本的积累已经较多，除非利息率以足够快的速度下降，进一步投资的机会就较难以具有吸引力。这就使我们来研究利息率的理论并且考察为什么利息率不能降低到应有的水平。这是本书第四编的内容。
于是，对消费倾向的分析，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以及利息率的理论是我们现有知识的三个主要空白之处，从而必须加以填补。当这一点被完成以后，我们将发现价格论在我们的通论中的应有位置，即：它是我们通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如此，我们还将发现：在我们的利息率理论中，货币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我们将设法弄清楚使货币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
Ⅲ
可以忽视总需求函数的想法是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而在百余年以来，我们所学习的经济学也以这个观点为基础。马尔萨斯确实曾经猛烈地反对过李嘉图的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的学说，但却无济于事。其原因在于：由于马尔萨斯未能清楚地解释(除了诉诸于日常观察到的事实以外)如何和为什么有效需求竟然会不足或者过多，所以他没有提供一个可以代替李嘉图观点的另一种学说；而且，李嘉图征服英国的完整程度正和宗教裁判所征服西班牙一样。他的学说不仅达到为市民们、政治界和学术界所接受的地步，而且，它还使争议停止，与其不同的观点完全消失并且根本不被置之于讨论之中。马尔萨斯曾经为之斗争的有效需求这一巨大之谜在经济学文献中完全不见踪迹。在古典理论得到最成熟体现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它甚至一次也没有被提到过。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和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会之中。
李嘉图胜利的完整程度始终是出乎意料和难以理解的事情。看来一定是由于在一系列事物上他的学说能适合该学说所存在的社会的要求。我设想，该学说所得到的结论和没有经济学知识的普通人所预期的结论具有很大不同之处给它带来智慧上的威信。它的教言在实践上的严酷和难以接受反而使它具有优越性。它的可以被作为宏大而符合逻辑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使它具有学术上的瑰丽。它能把社会上的许多不公正之处和明显的残酷事实解释为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及把改变这些事态的企图解释为弊大于利的事情使它受到统治者的赞赏。它为资本家们的自由行动提供理论根据，使它能得到统治者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但是，虽然一直到不久以前，该学说本身并未受到正统经济学者的怀疑，然而它在科学预测上的失败逐渐在很大的程度上损害了那些把它应用于现实的经济学者的威信。在马尔萨斯以后，职业经济学者们并不为他们自己的理论结果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差异而感到不安；——这种普通人也能看到的差异使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把他们给予其他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的尊敬同样地给予经济学者，因为，当其他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被应用于现实时，理论结果符合于现实观察的成果。
传统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已经使经济学者们被看作类似甘迪德 [48] 那样的人物；他离开了现实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并且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途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被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因为，在符合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的社会中，显然会存在着趋于最优就业量的自然倾向。古典理论很可能代表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制度应该运行的方式。但是，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困难给假设掉了。
* * *
[1] 在第6章中，将提供使用者成本的精确的定义。
[2] 这里的意思是：企业家在组织生产时，必须顺次支付给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以工资、利息和地租。三者顺次为生产要素所有者(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的收入，但在企业家看来，三者是它的生产成本。——译者
[3] 这里的总收入即为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就业量)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收入，包括整个社会支付的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因为，在雇用劳动者进行生产时，也必须使用机器设备和土地。此外，企业家必须获得利润才会生产和出售商品。——译者
[4] 此处的原文为“proceeds”，其意义为所得、收益或卖价。为了与西方现在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保持一致，这里译为卖价。因为，西方表示国民收入最常用的名词GNP(国民生产总值)，即为一国在一年中所创造出的全部产品与劳务的卖价(按市场价格计算)；NNP(国民生产净值)大致为GNP-折旧。——译者
[5] 不要把这里的总供给价格和通常意义的每单位产品的供给价格相混淆。
[6] 读者会看到，我已把使用者成本从既定产量的卖价和总供给价格 中减去，因此，这两个名词应被理解为不包括使用者成本。然而，产品购买者所支付的总额中当然包括使用者成本。这个办法的方便之处将在第6章中加以论述。主要之点在于：在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的情况下，总卖价和总供给价格的定义是唯一的和明确的。由于使用者成本显然取决于行业之间的联合程度以及企业家相互间进行购买的程度，所以如果把使用者成本包括在内，那么，就不能对购买者所支付的数额给出定义。甚至在给单个生产者的普通意义上的供给价格下定义时，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而在全部产品的总供给价格的情况下，严重的重复计算的困难便会出现。历来对这种困难并没有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这一名词包括使用者成本，那么，只有按照生产消费品或资本品的办法来把企业家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对第一类型的联合程度作出特殊的假设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上述困难。然而，这种区分企业家的办法本身是不明确的和复杂的，而且也与事实不符。如果像上面那样，使总供给价格的定义不包括使用者成本，那么，这些困难便不会出现。读者最好等待第6章及其附录，那时可以看到较为全面的论述。
[7] 一位必须决定实际生产规模的企业家当然并不单纯考虑既定产量的对销售卖价的肯定预期值，而是考虑几个具有不同概率和肯定性的设想的预期值。因为，我所说的企业家对销售卖价的预期值系这样一种预期值，如果该预期值被认为具有肯定性的话，那么，由此而导致的企业家行为，与企业家在实际决策时所使用的一系列含混和具有不同可能性的预期值所导致的企业家行为完全相同。
[8] 即企业家的利润为最大时。——译者
[9] 在第20章，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函数被称为就业函数。
[10] 狄拉德以下列的图形表示有效需求(见狄拉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学》，第29～37页)：
图中的ZZ代表总供给曲线，Z=Φ(Ｎ)；DD代表总需求曲线 D=f(N)。二者相交于E点；E点为供求相等的均衡点。在该点，整个社会的企业家由于雇用N*的劳动者而期望得到的产品的卖价正好等于整个社会提供N*的就业量所必须得到的最低卖价；此时，意图获得最大利润的企业家得到正常利润。处于E点左方的就业量之下，企业家会取得超额利润，因为，D＞Z；但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存在，其原因在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会增加就业量，使就业量向N*移动。处于E点右方的就业量之下，企业家会蒙受亏损，因为，Z＞D；但这种状态也不能持续存在，其原因在于：企业家为了消除亏损，必然会减少就业量，使它缩小到N*的数值。只有在E点，企业家所意图得到的产品卖价或收入才等于整个社会所要求得到的最低值。由于N*能持续存在，所以N为均衡就业量；此时的产品卖价或收入即为有效需求，由图中的EN*表示。
大致说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意思是：能使社会全部产品都被买掉的购买力，而这笔购买力又是由于生产这些产品而造成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看来并不完全相同，但也有相当大的一致之处。
[11] 即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重叠在一起。——译者
[12] 即总供给曲线不再具有弹性意味着总供给曲线在此时变为一条垂直线。——译者
[13] 因为，企业家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全部被销售掉，从而将会损失一部分利润；也就是处于Z＞D的状态。——译者
[14] 即求大于供或供大于求的情况，从而使就业量增加或减少。——译者
[15] 也就是说：企业家所能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不足以使真正的“自愿”失业者出来工作。——译者
[16] 简单说来，企业家进行投资来把充分就业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买走。——译者
[17] 这也就是一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简单凯恩斯模型”。——译者
[18] 即：古典学派的第一个假设前提，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而劳动的边际产品的大小代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译者
[19] 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在到达充分就业以后，货币工资会随着物价的提高而上升。在此情况下，货币工资就改变，而不是不变。——译者
[20] 在下面第10章加以说明。
[21] 伏尔泰笔下的哲学讽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该故事叙述纯朴青年天真汉和其所爱慕的公主以及他的老师乐观主义的空论家邦葛罗斯的种种经历。它讽刺当时唯理性哲学的乐观主义，尤其是莱布尼茨的哲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