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消费倾向：Ⅰ. 客观因素
Ⅰ
在第一编之后，我们脱离了我们的主题，以便处理一些涉及方法和定义的一般性的问题。现在，我们重新回到主题上来。我们的分析的最终目标是找出：决定就业量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得到初步的结论，即：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的交点。总供给函数主要取决于供给的物质条件，其中牵涉到一些尚未为我们所熟知的考虑之点。总供给函数在形式上可能未为我们所熟知，但其中的基本因素却并不是新的。我们将在第20章中回到总供给函数；在该章，我们讨论总供给函数的反函数，其名称为就业函数。但总的说来，在过去被忽视的是总需求函数；而关于总需求函数，我们将在第3和第4编中加以论述。
总需求函数说明任何既定的就业量与该就业量预期能实现的“卖价”之间的关系。“卖价”系由两种总量构成——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社会用于消费的总量以及用于投资的总量。决定这两种量的因素大致上是界限分明的。在本编中，我们将考虑前者，即：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在第四编中，我们将进而论述决定投资的总量的各种因素。
由于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是：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决定消费量的大小，所以严格说来，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表明前者的数量(N)和后者的数量(C)之间的关系的函数。然而，为了方便起见，可以使用稍微不同的函数，即把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消费(Cw)和以工资单位衡量的相当于一定就业量水平的收入(Yw)联系在一起的函数。这个函数的缺点是Yw不是N的唯一函数，其原因在于：Yw和N的关系可以取决于(虽然在非常次要的程度上)就业量的具体特点。就是说，具有两种不同分配就业方式的同等数值的就业量N可以(由于不同的单个部门的就业函数会具有不同的形状——将在下面第20章加以论述)导致不同的Yw的数值。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应该照顾到这一因素。但一般说来，把Yw当做N所决定的唯一值已经是足够精确的近似办法。因此，我们把被我们称之为消费倾向的名词定义为：存在于Yw(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和Cw(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之间的函数关系χ。所以，
Cw =χ(Yw )或者，C=W·χ(Yw )
社会花费于消费的开支数量显然(i)部分地取决于它的收入的数量，(ii)部分地取决于客观存在的有关情况，以及(iii)部分地取决于该社会居民的主观需要、心理上的倾向性、习惯以及收入分配的原则(当产量增加时，分配原则可能随之改变)。消费的动机是相互影响的，而对这些动机进行分类则难免有划分不当的后果。虽然如此，为了使我们的思路较为明确，可以把它们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分别加以考察。这两个类别被称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我们将在下一章对主观因素加以较详尽的考察，包括那些人类本性的心理特点以及那些社会成规和制度。这些因素虽然并不是不能改变的，但在短时期内，除了处于非正常的或发生革命的情况，很难有较大的变动。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或把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加以比较的研究中，必须考虑主观条件的改变以何种方式来影响消费倾向。但一般说来，我们将在以下论述中把主观因素当做既定不变的，并假设：消费倾向仅取决于客观因素的改变。
Ⅱ
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要的客观因素似乎可以列出如下：
(1)工资单位的改变 。消费(C)显然远为更加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实际收入，而不是货币收入的函数。在技术、偏好和决定收入分配的社会条件均为既定的情况下，一人收入的高低取决于他所持有的劳动单位，即取决于他的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当然，当总产量改变时，他的实际收入的上升比例(由于收益递减的作用)要小于他的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的上升比例。因此，在粗略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工资单位有所改变，那么，在既定的就业量下的消费开支，像价格一样，也会以相同的比例改变，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必须照顾到工资单位的改变所造成的企业家与食利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的改变，因为，这一改变可能对总消费量施加影响。除此以外，我们已经照顾到工资单位本身的变化，因为，我们系用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来给消费倾向下定义。
(2)收入和净收入之间的差额的改变。 我们已经在上面说明：消费量取决于净收入，而不是收入，因为，根据定义，当一人决定他的消费规模时，他所据以考虑的主要是他的净收入。在一个既定的情况下，在收入和净收入之间可以存在着比较稳定的关系；稳定关系的意义为：在不同水平的收入和其相应的净收入之间存在着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唯一函数。然而，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么，没有被净收入所反映出来的收入的改变必须被忽略掉，因为，它对消费没有影响。同样，没有被收入所反映的净收入的改变必须要被计算进来。除了例外的情况以外，我怀疑这一因素在现实上的重要性。在本章的第4节，我们再对收入和净收入之间的差额对消费的影响作一较全面的论述。
(3)在计算净收入时没有计入的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动。 这一项目可以对消费倾向施加远为重大的影响，因为，它与收入之间没有稳定的或规律性的关系。拥有财富的阶级的消费可以异常敏锐地受到它财富价值的意料不到的改变的影响。这一点应该被认为是能在短期中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主要因素之一。
(4)对时间折算的贴现率的改变，即现有物品和将来物品的交换比例的改变。 这与利息率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前者计入能被预料到的货币购买力在将来的改变。它还要照顾到一切种类的风险，如活到能享受将来的果实的可能性，或者，没收性的税收政策。然而，作为一种概略的估算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贴现率和利息率等同起来。
这一因素对既定收入中的消费量究竟有多少影响，很值得怀疑。按照古典的利息理论 [1] 的说法，利息率是使储蓄的供给和需求能够相等的因素。据此，可以简单地设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开支会对利息率的改变作出相反方向的反应，从而，利息率的任何上升显然会使消费开支减少。然而，人们很久以来已经认识到：利息率的改变对现行的消费量的作用是复杂而不肯定的；其作用取决于相互矛盾的倾向，因为，利息率的上升可以有助于加强储蓄的某些主观动机，而又会削弱其他一些主观动机。在长时期中，利息率的相当大的改变很可能趋于在较大的程度上改变社会的习惯，因之而成为影响消费的主观因素——虽然除了根据具体事实加以判别以外，很难说影响的方向为何。然而，短时期的通常类型的利息率的波动不大可能对消费开支施加任何一方向的直接影响。如果人们的总收入保持不变，那么，不会有许多人仅仅由于利息率从5%降到4%而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间接的意义上，影响可以较大，但影响的方向不尽相同。通过利息率的改变而对既定收入下的消费意图的最重大影响也许在于利息率的改变对有价证券和其他资产的增值或降值的作用。如果一人的资本的价值获得意料之外的增值，那么，即使以赚取收入的能力来说，他的资本并不比以前为好，他的增加现行消费的动机应该得以加强。如果他经受在资本上的亏损，那么，消费意图会随之而削弱。但这种间接的影响，我们已在上述第3点中照顾到了。此外，我认为，经验所提供的结论是：除非利息率有着不同寻常的巨大改变，利息率对个人在既定收入中的消费量的短期影响相对说来是次要的。当利息率确实下降到很低的水平时，以一定量金钱所能购买到的年金与同量金钱所得到的年利息之间的比例的增加是一个进行负储蓄的重要的原因，因为，比例的增加会促使人们去购买年金以备年老时之需。
消费倾向可以受到急剧影响的非正常情况也许应被置于这里的第4点之中。在这种非正常情况下，人们对将来以及将来会带来些什么具有极端的不肯定性。
(5)财政政策的改变。既然个人的储蓄倾向取决于人们所期望的将来的收益，那么，储蓄显然不仅仅取决于利息率，而且也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得税，特别是当该税对“不凭本事而赚到的”收入税率很高时，如利润税、遗产税以及类似的税种都和利息率一样影响储蓄；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可能变动的范围至少在预期中可以比利息率的变化要大。如果财政政策有意地被作为取得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的手段，那么，它对增加消费倾向的影响当然还要更大。 [2]
我们还要考虑到政府为了偿付债务而设置的来源于税收的偿债基金，因为，它对总消费倾向会产生影响。这种偿债基金代表一种集体储蓄，从而大量设置偿债基金的政策应被当做减少消费倾向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政府从借债的政策转变为相反的设置偿债基金的政策时(或作相反的转变时)，它能造成严重的有效需求的收缩(或相当大的扩张)。
(6)人们改变其对现在和将来的收入水平的差距的期望 。为了形式上的完整，我们才列入这一项目。虽然该项目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个人的消费倾向，但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而言，该项目的影响很可能会由于各个人改变期望的方向不同而相互抵消。此外，该项目属于那种具有很大不肯定性的事物，从而，通常不会施加很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如果我们消除掉以货币来表示的工资单位的改变，那么，在既定的情况下，消费倾向可以被当做相当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动可以改变消费倾向，而利息率和财政政策的相当大的改变可以施加某些影响；与此同时，虽然其他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在普通的情况下，它们的作用不大可能是重要的。
在既定的一般经济情况下，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消费开支主要取决于产量和就业量。这一事实是我们能建立约略性的“消费倾向”函数的理由。虽然其他因素可能改变(这一点决不能忘记)，但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总收入一般是主要的变量来决定作为总需求函数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消费量。
Ⅲ
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从而，总消费量一般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均以工资单位加以衡量)，而消费倾向本身的变化则被认为具有次要的影响。在承认这一切的前提下，这一函数的正常形状为何?
根据现有的资料，无论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本性来看，还是从经验中的具体事实来看，我们可以具有很大的信心来使用一条基本心理规律。该规律为：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就是说：假设Cw代表消费量，而Yw代表收入(二者皆以工资单位来衡量)，那么，ΔCw和ΔYw会具有相同的正负号，但前者小于后者，即： d C w d Y w 的数值为正，但却小于1。
当我们涉及短时期时，情况尤其如此。在短期中，例如在所谓就业量作出周期性的波动的场合；在其中，人类的习惯——有别于其他永久性较大的心理倾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自己，以便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客观环境。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平的费用通常首先从他们的收入中扣除掉，然后，他们会把生活水平的费用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储蓄起来。如果他们由于收入的变化而调整其生活费用的话，他们的调整在短期也是不完全的。由此可见，增加的储蓄往往伴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减少的储蓄则伴随着下降的收入。当收入变动时，储蓄最初会比在以后具有较大的改变。
但除了收入水平在短期中的变动以外，较高的绝对量的收入水平显然也会扩大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其原因在于：满足人们及其家庭的现行的基本生活需要通常要比积累具有较强的动机。只有在到达一定的舒适程度以后，积累的动机才会转变为较强。由于这些原因，当实际收入增加时，人们通常会储蓄掉其收入中的较大的比例。然而，撇开是否储蓄掉收入中的较大比例不谈，我们把下面的陈述当做任何现代社会的基本心理规律，即：当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时，该社会不会使它的消费增加的绝对量等于收入增加的绝对量，从而，除了其他因素同时发生强烈而不寻常的变化外，该社会必将进行较大绝对量的储蓄。正如我们在以后所要说明的那样， [3] 经济制度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这个存在于现实中的规律。该规律的意思是：当就业量，从而总收入增加时，并不是所有的新添增的就业量都会被用来满足新添增的消费量。
另一方面，当由于就业量水平的降低而带来的收入下降具有很大的数量时，它甚至会使消费超过收入。消费之所以超过收入，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某些个人或集体用掉了它们在较好的年景中所积累起来的经济上的储备，也在于政府，不论是否自愿如此，将会造成预算赤字，或者，将以借来的款项来提供(譬如说)失业救济金。由此可见，当就业量下降到低水平时，总消费量的下降数量会小于收入下降的数量。其原因在于人们的习惯性行为，也在于政府很可能要执行的政策。这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通常在波动幅度有限的范围内，均衡状态能够得以形成。否则，一旦就业量和收入开始下降，它们便可能继续下降到幅度很大的地步。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简单的原理可以引导出和过去相同的结论，即：除非消费倾向有所改变，就业量只能伴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其原因在于：当就业量增加时，由于消费者的开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除非投资的增加能填补二者之间的差距，已增加的就业量会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
Ⅳ
我们决不要低估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事实，即：就业量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的函数，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却是净收入，也就是净投资(净收入等于消费加净投资)的函数。换言之，在计算净投资时，被认为必须扣除的折旧等储备金额越大，一定投资水平对消费的促进影响越小，从而对就业量的促进影响越小。
当这一笔储备金额的全部(或补充成本)都在目前实际上被用于维修已经存在的资本设备时，它的作用不大可能被忽视。但当储备金额超过目前的维修费用时，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对就业量的影响并不总是能为人们所了解。其原因在于：这一超过的部分既不直接引起现行的投资，也不被用于支付消费。因此，它必须由新的投资所补偿，而对新投资的需求与储备金额为之而形成的旧设备的耗损几乎毫无关系。结果，能够真正形成现行收入的新投资必须减少相应于储备金额超过目前维修费用的数量，从而，要想达到既定的就业量，必须存在着更加强烈的对新投资的需求。此外，大致相同的理由也适用于包括在使用者成本之内的设备的耗损，如果该耗损在实际上并未加以弥补的话。 [4]
现以一座房屋为例。假设该房屋直到寿命终了以前均能被居住而无需加以修缮。如果每年都从房客支付的租金中减去一笔折旧费，而这笔折旧费既没有被房主用于维修，又没有被他当做可以供消费之用的净收入，那么，这笔储备金额，不论它被算作U或V的一部分，会在房屋的寿命期间继续压低就业量，一直到该房屋重建时，才突然把以往压低的就业量一次补足。
在静止不变的经济体系中， [5] 所有这一切也许会不值一提，因为，在每一年中，旧房屋的折旧费正好为新房屋的建造费用所抵消，而每一年的新房屋又正好能代替在每一年年终时结束其寿命的旧房屋。但对于一个非静止不变的社会，这些因素可以具有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处于长期耐用的投资异常活跃之后的一段时期中，更是如此。因为，处于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会为已经存在的资本设备扣除较大数量的储备金额，而已经存在的资本设备虽然会逐渐被磨损掉，然而，它们目前所需要的维修费用却远未达到被扣除的储备金额的水平。这样，现行的新投资项目的很大部分会被较大数量的储备金额所抵消。这些事实所造成的后果为：收入只能处于一个低水平，低到能与低数值的净总投资相适应。由此可见，远在重置资本设备的开支(为了这笔开支才扣除储备金额)能发生作用以前，偿债基金等项目 [6] 就会从消费者那里抽掉购买力。就是说，这些项目会缩小现行的有效需求，而只有在实际上对资本设备进行重置时才会增加有效需求。如果这种作用被“财务上的稳妥态度”——即为资本设备“扣除”的储备基金大于资本设备的实际被磨损掉的部分才是稳妥的——所加强，那么，加在一起的后果的确是非常严重的。
例如，在美国，到了1929年，以往五年的迅速的资本设备的扩充已经使尚不需要加以更换的厂房设备的偿债基金和折旧费用达到如此庞大的程度，以致需要巨额的全新的投资才能加以补偿；与此同时，要想找到更多的新投资，多到足以补偿当时处于充分就业下的富裕社会所进行的储蓄，那几乎是毫无希望之举。这一因素本身很可能足以造成一次萧条。此外，由于这种类型的“财务上的稳妥态度”继续在整个的萧条状态中为那些能有力量这样做的大公司所采用，所以它严重阻挠了萧条状态在较早的时候进入复苏的阶段。
或者，再以目前(1935年)的英国为例。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进行的相当大数量的住宅建造和新投资已经使偿债基金远远超过目前为了修缮和更新而需要的数量。这一倾向又为“健全的”财政原则所加深。对地方当局和公众机构所进行的投资而言，该原则往往要求足够多的偿债基金来补偿投资费用，以便在离需要更新投资设备的时期到来以前的相当长的日期就能收回全部投资费用。这样做的后果是：即使个人能把他全部净收入都花费净尽，那么，处于这种由官方或半官方的条例所规定的而又与同期的新投资完全无关的巨大偿债基金的情况下，要想恢复充分就业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认为， [7] 地区当局每年划出的偿债基金目前已占这些地区当局用于新投资的全部费用的一半以上。 [8] 虽然如此，我们还难于肯定，卫生保健部是否知道，当它要求地区当局设置高额的偿债基金时，它使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增加多少。以建筑业协会贷款给人们建造自己的住宅而论，人们尽快清偿债务的愿望会使住宅主人的储蓄大于住宅的耗损所要求的数量——虽然这一事实也许应被归入消费倾向的直接降低，而不是由于净收入的减少所致。从实际数字来看，建筑协会的抵押放款的偿还额，从1925年的2400万镑增加到1933年的6800万镑，而其间的新抵押放款为10300万镑。在今天，偿还额很可能还要高一些。
从产量统计数字中可以找到的是投资额，而不是净投资额。这一事实在科林·克拉克的《1924～1931年的国民收入》一书中有力地和很自然地体现出来。他还说明：在正常情况下，折旧等项目的数值占有投资额的很大一部分比重。例如，根据他的估计，在1928～1931年间，英国的投资和净投资可以如下表所示。在表中，他的毛投资很可能比我的投资要稍大一些，因为，毛投资可能包括我的使用者成本，而他的“净投资”在何种程度上与我下的定义相吻合则并不明确：
(百万英镑)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毛投资 791 731 620 482
“原有资本设备的耗损额” 433 435 437 439
净投资 358 296 183 43
库兹涅茨根据他所得到的美国在1919～1933年间的《毛资本形成》(即我的所谓投资)的统计数字作出了颇为相似的结论。产量统计数字中所包含的只能是毛投资，而不是净投资。库兹涅茨先生也发现了根据毛投资计算净投资的困难。他写道：“根据毛资本形成计算净资本形成的困难，即为了反映现有的耐用品的消耗而对数字作出调整的困难，并不仅仅在于缺乏资料。能被使用许多年的物品的年耗损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 [9] 因此，他只能假设“企业的账簿中所扣除的折旧和消耗正确地反映了企业所使用的现有的耐用品的折旧和消耗的数量”。另一方面，他绝不企图对个人手中拥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的耐用品扣除折旧。
从该表中呈现出几个突出的事实。在1925～1929年的五年中，净资本形成非常稳定，在后一段时期仅仅上升10%。对企业家的修理、检修、折旧和消耗的扣除额维持着高数值；即使在萧条阶段的谷底也是如此。但是，库兹涅茨的方法肯定会导致出对折旧等的年增加量的过低的估计数字；因为，他的年增加量的数字少于净资本形成的1.5%。尤其重要的是：净资本形成在1929年之后一落千丈；到了1932年，下降到1925～1929年这五年中平均值的95%以下。
在一定的程度上，上述种种是一段脱离正题的论述。然而，重要的是：必须着重指出，对于一个已经拥有大量资本设备的社会而言，要想得到通常有可能被用之于消费的净收入，必须从该社会的收入中减去一定的数值。因为，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那么，我们便会低估使消费倾向偏低的因素，而甚至在社会愿意把它的净收入的一个很大比例的部分用于消费，这种因素仍然存在。
消费——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和对象。就业的机会必然会受到有效需求的多寡的限制。总需求只能来源于现行的消费以及现在为将来的消费所作出的准备。我们事先以有利可图的方式来为之作出准备的消费不可能无限地被推迟下去。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能用财务上的措施，而只能用物质产品来满足将来的消费。由于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和企业组织把在财务上的为将来消费作准备同在实物上的为将来消费作准备迥然分开，所以取得前者的努力并不必然也取得后者。 [10] 这样，在财务上为稳妥的办法就会减少总需求，从而会损害社会福利，正如许多例子所证实的那样。此外，我们为将来而事先准备的消费越多，要想找出更多的为之而事先作出准备的将来的消费渠道就更加困难，从而，我们就更加依赖现行的消费作为总需求的来源。然而，很不幸，我们的收入越多，我们的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越大。因此，正如我们要看到的那样，如果拿不出某种新颖的解决办法，那么，就无法解决这个难题。于是，社会只能保持足够大的失业量来使我们贫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我们的消费小于我们的收入的数量不超过在今天的有利可图条件下为了将来消费而生产的物质设备的价值。 [11]
或者，用另一种办法来解释同一事物。消费系部分地由现行制造的物品所满足，部分地由过去制造的物品所满足，即由负投资所满足。以消费为过去制造的物品所满足而论，现行的总需求会因之而缩小，因为，正是由于消费系由过去制造的物品所满足，现行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就不能转变为净收入的一个部分。相反，在一个时期中，每当制造一件为了满足以后的消费而从事生产的物品时， [12] 现期的总需求会得以扩大。众所周知，一切资本投资迟早总会以资本负投资的形式而告终。这样，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使资本投资超过资本负投资的数量大到能够足以补偿净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成为日益困难的问题。只有将来的在消费上的开支被预料为是增加时，新资本投资才能超过现有的资本负投资。当我们每一次通过投资的增加来取得二者的相等时，我们就加重了使二者在明天等同的困难。今天的消费倾向的降低只有该倾向在将来的哪一天能提高的情况下，才能使社会受到益处。《蜜蜂的寓言》这本书可以提醒我们——只有明天的欢乐成为事实才能构成今天的刻苦的必不可少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奇怪之事是：对上述的最终会面临的困难，公众的头脑似乎只有在诸如道路建筑、住宅建造等公共投资的场合中才意识到。通常被用来反对政府投资以便提高就业量的理由是它会给将来造成困难。人们问道：“当你为将来的数量不变的人口建造出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住宅、道路、市政厅、高压电网、供水设备等等，他们还能干些什么呢?”但是，同样的困难也适用于私人投资和私人产业的扩展这一事实却并不那样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特别对私人产业的扩展更是如此；因为，对新厂房设备的需求要远比对住宅的需求容易得到满足，而且，新厂房设备从个人那里只吸收少量的资金。
使得人们在这些例子中思路不清的障碍和使得许多对资本的学术讨论思路不清的障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相同的，即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是不能脱离消费而自我存在的事物。恰恰相反，代表一种永久性的生活习惯的消费倾向的减少必然会减少对资本品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 [13]
* * *
[1] 参阅下面第14章。
[2] 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财政政策对财富的增长的影响曾经受到重大的误解。然而，对这种误解，在不具备第4编所提出的利息理论的知识时，我们无法加以应有的论述。
[3] 参见下面第18章第3节。
[4] 这里说的“弥补”是指扣除了折旧费而没有把相当于折旧费的款项花费掉。——译者
[5] “静止不变”系指西方经济学的“静止不变的状态”(stationary state)。处于这种状态，一切经济事物都以相同的比例或数量被再生产出来。——译者
[6] 这些项目当然也包括上面说的储备金额。——译者
[7] 实际的数字被认为具有如此之小的意义，以致在两年或两年以后才加以公布。
[8] 在终结于1930年3月31日的年份中，地方当局花费于资本设备的款项为8700万镑，其中的3700万镑系由偿债基金所提供；在终结于1933年3月31日的年份中，相应的数字为8100万镑和4600万镑。
[9] 这些资料取自国家经济研究所《学术报告》(第52号)。该《报告》提供库兹涅茨先生将要出版的一本书籍的初步结果。
[10] 例如，上面提到的“储备金额”构成“财务上的努力”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一笔款项不一定马上被用之于投资，即“实物上的努力”。——译者
[11] 这里说的物质设备的价值系指投资量。这句话的整个意思是：由于投资量微小，所以整个国家的收入必须减少(即贫困下去)，一直到如此的状态；在该状态，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而计算出的储蓄(收入-消费=储蓄)能和微小的投资量相等。此时即处于凯恩斯所说的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译者
[12] 这里指新的投资项目。——译者
[13] 凯恩斯在这里企图指出：为了维持高就业量，有必要鼓励消费，因为，消费减少会减少投资，而消费+投资又等于国民收入(或就业量)。——译者
第九章 消费倾向：Ⅱ． 主观因素
Ⅰ
仍然存在着第二类对既定收入中的消费量发生影响的因素——即：在既定的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总收入和既定的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客观条件下，决定消费开支的主观和社会的因素。然而，由于分析这些因素并不牵涉到读者不知道的新颖论点，所以只需要列出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以较长篇幅对它们加以论述。
一般说来，存在着八个带有主观性质的动机或目标；它们导致人们不把收入用之于消费：(1)为了不时之需而积起一笔准备金。
(2)为了事先料到的个人(或其家庭)所需要的开支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的改变而作出储备，例如，为了养老、家庭成员的教育或抚养无自立能力的人。
(3)为了获得利息和财产增值，即：因为，以后的较大量的消费被认为是优于现在的较小量的消费。
(4)为了取得能逐渐增加的生活开支，因为，这可以满足一个普通存在的本能来使生活水平逐渐改善，而不是相反，虽然人们的享受能力可以是日益减退的。
(5)为了取得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感觉以及取得能做出事业的量力，虽然对具体的行动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或意图。
(6)为了进行投机或业务项目而积累本钱。
(7)为了能留下遗产。
(8)为了满足纯粹为守财奴的欲望，即：不合理地但却一贯地禁止消费的行为。这八个动机可以依次被称之为谨慎、远虑、筹划、改善、独立、进取、骄傲和贪婪动机，而我们也能开出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消费动机，如享乐、短视、慷慨、失算、浮华和奢侈。
除了个人所积累的储蓄以外，在类似英国或美国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被积累起来的收入，其数量占总储蓄量的1/3到2/3。这类储蓄系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公司进行——其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相似于但并不等同于个人。这些动机主要有下列四个：(1)进取动机——取得资金，以便能进行更多的资本投资而又不承担债务或在市场上筹资。
(2)流动性动机——取得流动性资产，以便对付紧急事项、困难情况和经济萧条。
(3)改善动机——取得逐年增加的收入；这可以使经理们免受批评，因为，由于储蓄而带来的收入和由于效率而带来的收入很难加以区别。
(4)财务上的谨慎动机以及处于“正确的地位”的迫切愿望使得储备基金超过使用者成本与补充成本，以便能在资本设备被磨损净尽和老化到不堪使用的期限以前(而不是以后)，清偿债务和收回成本。这一动机的强度主要取决于资本设备的数量和特点以及技术变革的速度。相应于这些能使人们把一部分收入不用之于消费的动机，有时也存在着使消费超过收入的动机。上面列出的导致正数值的储蓄的动机本身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以后，使人们的储蓄具有负数值。例如，用储蓄来提供家庭所需要的开支或养老之需。用借款来支付失业救济金可以被作为负储蓄的良好例证。
所有的这些动机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社会的体制和组织，取决于种族、教育、成规、宗教和流行的风气所形成的习惯，取决于现在的希望和过去的经验，取决于资本设备的规模和技术以及取决于现行的财富的分配和已经形成的生活水平。在本书的论述中，除了偶然的脱离正题之处以外，我们并不关心社会改变的长远后果，也不关心长期发展的缓慢作用。就是说：我们将把形成储蓄和消费的主观因素的一般背景当做既定的事实。由于财富的分配取决于大致为永久性的社会结构，它也可被认为是在长期中变动缓慢的因素，从而，在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内，可以被认为是既定的。
Ⅱ
根据以上的论述，改变消费倾向的主观和社会的动机一般说来变动迟缓，而利息率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变动的短期影响又往往具有次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消费的改变主要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多寡，而不取决于在既定收入下的消费倾向的改变。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避免引起误解。上述的意思是说：利息率的有限的改变对消费倾向的影响通常是微弱的。这并不意味着：利息率的改变对实际的储蓄量和消费量仅仅具有很小的影响。事实恰恰相反。利息率的改变对实际的储蓄量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其影响的方向却与通常设想的相反。其原因在于：虽然高利息率所带来的较多的将来的收入具有降低消费倾向的作用，然而，我们却可以肯定，利息率上升的作用会减少实际的储蓄数量。因为，总储蓄受到总投资的控制，而利息率的上升(除非为相应的投资需求曲线的变动所抵消)却会减少投资。所以，利息率上升的作用必然是把收入减少到如此的水平，以致在这一水平，储蓄会减少到与投资相等的地步。由于收入的下降在绝对量上会大于投资的下降，所以，当利息率上升时，消费量会减少。这并不是说，利息率的上升使储蓄增加。恰恰相反，储蓄和消费二者都要减少。
由此可见，即使利息率的上升会使社会把既定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之于储蓄，我们仍能相当肯定地说：利息率的上升(假设不存在着有利于投资的需求曲线的变动)会减少在现实中的总储蓄量。类似的论证方法甚至可以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息率的上升会使收入降低多少。因为，收入的降低量必须是这样一个数量：在现有的消费倾向的数值下，这个收入降低的数量所造成的储蓄的减少正好等于上升的利息率在现行的资本边际效率下所造成的投资的减少。关于这一方面的详尽的考察将是我们下一章的内容。
只有在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利息率的上升才可能使我们进行更多的储蓄。但是，如果较高的利息率阻挠投资，那么，我们的收入不会，也不可能保持不变。收入必须下降，从而会减少进行储蓄的能力。储蓄能力的减少足以抵消较高的利息率所导致的储蓄的积极性。我们越是有德行，越是致力于节约，我们国家和个人的财务越是坚持正统原则，那么，当利息率作出相对于资本边际效率的上升时，我们的收入会下降得越多。对此持顽固不化的态度只能带来惩罚，不会带来利益。因为，上述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按照上面的说法，现实中的总储蓄量和总消费量丝毫不取决于谨慎、远见、筹划、改善、独立、进取、骄傲和贪婪。美德和罪恶都不发生作用。在既定的资本边际效率的情况下，一切取决于利息率有利于投资的程度。 [14] 当然，事情并不完全如此，上面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如果利息率能被控制到使它能继续维持充分就业的程度，节俭的美德仍然会恢复它的影响——资本积累的速度还是要取决于消费倾向的低微。由此可见，古典学派经济学者之所以颂扬节俭的美德，其原因还是由于他们暗中作出的假设条件，即：利息率总是被控制在能维持充分就业的水平。
* * *
[1] 本节的某些段落已经事先使用了第4编所要引入的论点。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在第8章中，我们已经确立之点是：就业量只能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增加。 [15] 我们现在可以沿着这条思路前进一步。在既定的就业量随着投资而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收入和投资之间确立一个被称为乘数的固定比例，而通过某些简单化的措施，可以在总就业量和直接被用于投资的就业量(被我们称为初期就业量 )之间， [16] 确立一个被称之为乘数的固定比例。这个进一步的步骤是我们整个就业理论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因为，有了这一步骤，在既定的消费倾向的数值下，便可以在总就业量、总收入和投资量之间，确立一个精确的关系。乘数的概念系由R.F.卡恩先生在他的论文《国内投资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载《经济学杂志》，1931年6月号)中首先引入于经济理论。在该文中，他的论点来自一个基本的想法，即：如果在各种设想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下，消费倾向都具有既定的数值，如果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或其他的领导机关采取行动来刺激或阻挠投资，那么，就业量的增减会是投资量的净增减的函数。该文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一般性的原理，用以估计净投资的增量和由此而导致的总就业量的增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在论述乘数以前，有必要说明边际消费倾向 的概念。
Ⅰ
本书所考察的实际收入的波动是那种把不同数量的就业量(即不同数量的劳动者单位)运用于既定数量的资本设备而造成的收入波动，从而，实际收入随着所使用的劳动者单位数量的增减而增减。如果像我们一般所假设的那样，在资本设备为既定的条件下，被使用的劳动者单位的增加会导致收益递减，那么，用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的增加比例会大于就业量的增加比例，而就业量的增加比例又会大于以产品来衡量的(假设那是可能的话)实际收入的增加比例。然而，以产品来衡量的实际收入和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却会同时增加或减少(在短期中，资本设备几乎没有变动的情况下)。由于无法对以产品来衡量的实际收入加以精确的衡量，所以，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Yw)往往被当做实际收入的变动的实用的指标。在某些场合，我们决不能忽视Yw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一般大于实际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这一情况；但在其他的场合，它们总是同时增加或减少的事实使它们成为几乎是可以相互代替的东西。
我们的一般心理规律宣称：当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该社会的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样快。现在，我们一般心理规律可以被改写成为——并不是绝对准确的，而是受到限制条件的约束；这些限制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很容易地能以完整的形式加以说明——下列的命题，即：ΔCw和ΔYw具有相同的符号，但ΔYw＞ΔCw；在这里，Cw为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消费。这不过重复在上面第34～35页已经确立的命题。我们把 d C w d Y w 称为边际消费倾向。
这一变量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下一次产量的增量将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割。由于ΔYw=ΔCw+ΔIw，在这里，ΔCw和ΔIw依次为消费和投资的增量；所以，我们可以得到ΔYw=kΔIw,在这里1-1k即等于边际消费倾向。
我们称k为投资乘数 。它告诉我们：当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加量会等于k乘以投资的增加量。
Ⅱ
卡恩先生的乘数与这里的稍有不同，因为，他的乘数衡量投资品行业的初期就业量的增量与由此而导致的总就业量的增量之间的比例。就是说：如果投资的增量ΔIw所导致的投资品行业的初期就业量为 ΔN2 ，那么，总就业量的增量ΔN=k′ΔN2 。我们称k′为就业乘数。
一般说来，没有理由认为k=k′。因为，各个不同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有关部分未必具有如此的特征，以致需求的增量 [17] 与由此而引起的就业量的增量之间的比例在各个行业中都是相同的。 [18] [19] 我们能很容易设想出比例不相同的事例。例如，当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差异很大时，那么， 4; Y w 4; N 和 I w N 2 很可能具有一些差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品需求变动的比例和投资品需求变动的比例会有很大的不同。 [20] 如果我们要把这两类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有关部分的形状差异之处考虑在内，那么，把下面即将进行的论证改写成更加一般化的方式并不会有任何困难。但为了便于说明基本的想法，还是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即k=k′条件下的方式。
根据以上的论述，如果社会的消费心理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人们愿意消费掉(例如)其收入的增量的9/10， [21] 那么，乘数便为10；而在不减少其他投资项目的条件下，(例如)增加公共工程所导致的总就业量便为公共工程所提供的初期就业量的10倍。即使在就业量和实际收入增长时，如果社会的消费量仍维持原状不变，那么，只有在这样的事例中，由于公共工程而导致的就业量才限于公共工程本身所提供的初期就业量。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愿意消费掉任何收入的增加的全部，那么，经济的稳定不变的状态便不能存在，而价格将会无休止地上升。在心理状态被假设为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当就业量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改变同时发生时，就业量的增加才会与消费的减少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战争时期减少个人消费的宣传可以造成消费倾向的改变。只有在这种场合，投资行业的就业量的增加才能导致消费品行业减少其就业量的反响。
下面的论述不过以一般的语言来总结一下对读者说来现在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东西。除非公众愿意增加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储蓄，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投资便不会发生。在通常情况下，除非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总收入有所增加，公众不会增加其储蓄。这样，被公众所消费掉的收入增加的一部分便可以推动产量，一直到收入(及其分配)的新水平所导致的储蓄大到足以等于已经增加了的投资时为止。乘数告诉我们，公众的就业量应该增加多少，以便使实际收入的增加大到足以使公众进行必要的额外储蓄；而且，乘数是公众的心理上的消费倾向的函数。 [22] 如果储蓄是药丸，而消费是果酱，那么，额外的果酱的多少必须与额外丸药的大小成比例。除非公众心理上的倾向与我们所假设的不同，我们在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规律，即：投资的就业量的增加必然会推动生产消费品的行业，从而，会导致总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总就业量是投资本身所造成的初期就业量的数倍。
根据以上的论述，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接近于1时，那么，投资的微小波动固然会导致就业量的巨大波动，但在这里，一个相对微小的投资却能导致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接近于零，那么，微小的投资波动固然会导致相应的就业量的波动，但在这里，要想造成充分就业，就需要投资的大量增加。在前一种场合，非志愿失业会成为易于治疗的病症，虽然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还会造成问题。在后者的场合，就业量的变化固然较小，但却会停留在一个低水平；而且，除非施加极为猛烈的治疗方法，还会顽固地维持这一水平。在现实中，边际消费倾向似乎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比较偏向于1的数值；其后果为：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两害俱全，即：有着相当大的就业量的波动，而与此同时，为了取得充分就业所需要增加的投资数量又大到难于筹措。很不幸，就业量的波动幅度不足以使病疼的性质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波动幅度的严重程度却大到除非理解病疼的性质便无法加以治疗的地步。
在到达充分就业以后，不论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何，任何进一步增加投资的企图都会使价格无休止地上升；即：我们已经到达真正的通货膨胀的状态。 [23] 然而，在到达这一状态以前，价格水平会随着总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Ⅲ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论述的是投资的净增加量。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把上面的内容无条件地应用于(例如)增加公共工程的作用，那么，我们必须假设：(a)不存在其他方面的具有抵消作用的投资的减少，以及当然还有(b)不存在同时改变其数值的社会的消费倾向。卡恩先生在上面引用的那篇文章中主要研究我们应把哪一些可能是重要的抵消作用考虑在内，并且研究对它们作出数量上的估计。因为，在现实的事例中，除了已知类型的投资的具体增加额以外，还存在着能影响最终结果的其他因素。例如，假设政府雇用了10万名额外人员于公共工程，又假设乘数(上面所论述的)为4，那么，作出总就业量的增加额为40万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例子中的那个政策可以引起其他方面的不利于投资的反应。
下面所列举的(根据卡恩先生)似乎很可能是在现代社会中最不容忽视的因素(虽然起首的两点直到第4篇时才能完全加以理解)：
(1)除非货币当局采取步骤加以矫正，公共工程资金的筹措以及就业量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价格上升所需要的周转现金的增加量可以引起利息率的增加，从而会阻挠其他的方面的投资。与此同时，资本品成本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而这种减少又需要利息率的下降加以抵消。
(2)由于往往会存在的混乱的心理状态，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通过它对“信心”的影响，可以增加流动性偏好，或者减少资本边际效率。对此，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抵消，那么，它们会妨碍其他方面的投资。
(3)在一个具有对外贸易的开放经济制度中，增加投资的乘数作用的一部分会被消耗于提高外国的就业量， [24] 因为，增加的消费量的一部分会减少我们自己国家的贸易顺差；从而，如果我们所考虑的仅仅是国内的，而不是整个世界的就业量，那么，我们必须降低计算出的乘数的数值。另一方面，通过乘数作用在外国所引起的经济活动的增加对我们国家的有利反响，我们可以回收这种溢漏的一部分。
此外，如果我们所考虑的是数量相当大的投资变动，那么，我们必须计入随着数量的变动而发生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从而也必须计入乘数的变动。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在一切就业量水平上都保持不变，而且，一般说来，当就业量增加时，边际消费倾向趋向于减少。就是说，当实际收入增加时，社会愿意逐渐减少收入被用于消费的比例。
除了刚才提及的一般原则的作用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因素来改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改变乘数的数值。一般说来，这些其他因素的作用似乎很可能在于加强、而不是抵消上述一般原则的作用。其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在短期中的收益递减的作用，就业量的增加趋向于增加企业家所分摊到的总收入的比例，而企业家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可能小于其整个社会的平均值。其次，在某些私人和公共部门中，失业的存在很可能要导致负储蓄，因为，失业者会依靠他们自己的储蓄或他们亲友的储蓄或依靠其资金部分地来自借贷的公共救济来维持生活；其后果为：失业者的再就业会逐渐减少这些特殊的负储蓄，从而会减少边际消费倾向；而在没有上述的失业者再就业的情况下，即使国民收入增加的数量相同，边际消费倾向减少的速度也会较为缓慢。
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当投资的净增加数量微小时，其乘数值要大于投资净增加数量较大时的乘数值；因此，当我们所考虑的情况是投资作出相当大的改变时，我们应该使用根据考虑范围内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而计算出的乘数的平均值。
卡恩先生曾经考察了类似因素在某些设想的特例中对乘数的数值可能造成的影响。但显然很难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例如，我们所能说的不过是，对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而言，它所消费掉的它收入的增加部分很可能不会大大少于80%。如果它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制度，而它对失业者的补助来源于向其他消费者征收的款项，那么，在计入各种抵消因素之后，它的乘数不会大大小于5。然而，在一个进口消费品占有其(譬如说)20%的消费量的国家中，如果它的失业者的补助来源于贷款或类似的方式，如果补助的数额接近于失业者在就业时的正常消费量的50%，那么，乘数的数值可以降低到2或3。这样，在一个对外贸易额占有很大比重、而失业补助在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借贷的国家中(如1931年的英国)，投资的波动所导致的就业量的波动要远小于上述因素较少存在的国家(如1932年的美国)。 [25]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依靠乘数的一般原理来解释为什么占有国民收入相对微小比重的投资的波动会造成总就业量和收入的波动，而波动的幅度远远超过投资波动本身。
Ⅳ
直到目前，我们的论述奠基于一个假设条件，即：总投资的变动在事前足够长的时间内已经被预料到，所以消费品行业能够和资本品行业同时增加产量，从而，除了增产所引起的收益递减的作用外，消费品价格不会受到其他的干扰。
然而，一般说来，我们应该考察的却是变动来源于没有完全被预料到的投资品行业的产量增加的情况。这种来源的变动显然只能在一段时期以后才能对就业量发生它的全部作用。我发现，在讨论这一显然存在的事实时，往往引起对两种事物的混淆。一种是合乎逻辑推理的乘数理论本身，它在任何连续不断的时间点上均能成立，而且不存在时间的滞后。另一种是资本品行业扩展的后果；它具有时间滞后，从而在一段时间后才能逐渐发生作用。
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列各点而得以澄清：第一，没有被预料到的和没有完全被预料到的资本品行业的扩展并不对总投资量立即发生它的全部影响，而是逐渐使投资量增加；第二，它可以使边际消费倾向暂时离开其正常值，然后逐渐回到正常值。
由此可见，资本品行业的扩展在一段时间中会造成发生于一连串时期中的一系列总投资的增加量以及一连串时期中的一系列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这些数值不同于在投资品行业的扩展能被预料到时所应有的数值，也不同于当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于新的总投资水平时所应有的数值。但在每一个上述一连串时期中，乘数理论仍然能够在下列意义上成立，即：总需求的增加量等于总投资的增加量乘以边际消费倾向所决定的乘数。
为了澄清上述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考察一个极端的情况；在其中，资本品行业就业的扩大以如此的程度没有被预料到，以致在第一个时期中，消费品行业的产量没有任何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资本品行业中新近就业的人们消费掉其一部分收入的行为会抬高消费品价格，一直到需求和供给得到暂时的均衡时为止。暂时的均衡之所以能得以达到，部分原因在于较高的价格推迟了一部分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较高的价格所带来的利润的增加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多储蓄的阶级，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较高的价格造成了存货的减少。以均衡的恢复系由于推迟消费而论，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从而乘数本身的数值势必暂时降低。以均衡的恢复系由于存货的减少 [26] 而论，总投资的增加势必暂时小于投资品行业的投资的增加——就是说，在计算乘数的影响中被乘的数值的增量小于投资品行业的投资增量。然而，随着时间的进展，消费品行业会进行调整，使自己能适应新的需求，从而，当被推迟的消费得以实现时，边际消费倾向会暂时上升到高于正常的水平来补偿它过去下降到低于正常水平的地步，并且最终会恢复它的正常水平。与此同时，恢复存货到减少以前的原有数量也会使总投资的增量暂时大于资本品行业投资的增量(与较大的产量相适应的周转资金的增量也暂时具有相同的作用)。
预料不到的改变只能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发挥出它对就业量的全部作用这一事实在某些场合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经济周期分析中更是如此(像我在《货币论》中所持有的思路那样)。但是，这一事实丝毫不影响本章所建立的乘数理论，也不使乘数不能被用来表示资本品行业的扩展对就业所带来的有利的全部作用。此外，除非消费品行业的营运几乎已经达到生产能力的极限，从而，要使产量的进一步扩大必须增添厂房设备，而不是仅仅较为集约化地使用现有的厂房设备，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消费品行业的就业量就会和投资品行业的就业量同时增长，而乘数则大致会照它的正常数值来发生作用。
Ⅴ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越大，从而，在定量的投资变动的情况下，就业量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这似乎可能导致一个令人感到疑难的结论，认为：储蓄仅占有收入的微小部分的贫穷社会却比储蓄占有收入较大比例的富裕社会(从而乘数的数值较小)更容易具有猛烈的经济波动。 [27]
这一结论忽视了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和平均消费倾向的作用之间的区别。虽然对一定量的投资变动的比例，高数值的边际消费倾向会引起较大的成比例的 影响，然而，如果平均消费倾向也具有高数值，那么，在绝对量上的影响还是微小的。这可以用下列的数字例子加以说明。
假设一社会的消费倾向的具体内容为：只要该社会的实际收入不超过在现有的资本设备的条件下雇用500万人所得到的产量，它消费掉其收入的全部；对于进一步增雇的10万人的产量，它消费掉其中的99%；对于再进一步增雇的10万人的产量，消费掉其中的98%；对于第三次增雇的10万人，则为97%；以此类推。同时，雇用1000万人代表充分就业。根据这些假设条件，当5000000+n×100000人被雇用时，此时的乘数的数值为100n，而投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为 n ( n + 1 ) 2 • ( 50 + n ) 5; 。 [28]
由此可见，当520万人被雇用时，乘数的数值很大，即为50，但投资仅占同期的国民收入的极小部分，即为0.06%。结果，如果投资下降的比例很大，譬如说约为⅔，那么，就业量仅仅下降到510万人，即下降约为2%。另一方面，当雇用人员为900万时，此时乘数的数值相对微小，即为2½，但是，现在的投资却占现有收入的相当大的比重，即为9%。结果，如果投资下降⅔，那么，就业量会下降到690万人，即下降23%。在极端的场合，当投资下降到零时，就业量在前一情况的下降为4%，而在后一种情况的下降为44%。 [29]
在上面的例子中，两个社会中的较贫穷的一个固然是由于就业不足而变为贫穷的。但是，如果贫穷的原因是由于工作不够熟练、技术水平低下或机器设备不良，那么，只需略加修改，上述投资能提高收入的道理也可适用。由此可见，虽然在贫穷的社会中，乘数具有较大的数值，然而，在假设富裕社会的现行的投资额占有其现行收入的远为较大的比例的条件下 [30] ，投资的波动对就业量的影响在富裕的社会中是远为更大的。 [31]
从上面的例子中，显然还能看到：当失业问题严重时，一定量的被雇用于公共工程项目的人员会(处于和例子相同的假设条件下)比失业问题解决后的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时，对总就业量具有远为更大的作用。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在就业量已经降低到520万人时，额外的10万人被雇用于公共工程，那么，总就业量会上升到640万人。但如果额外的10万人系在就业量已经为900万人时被雇用于公共工程，那么，总就业量仅会上升到920万人。由此可见，只要我们能肯定，当失业问题严重时，储蓄在收入中的比重较小，那么，仅从节约救济资金代价的角度加以考虑，即使其本身的效用尚成疑问的公共工程项目也值得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推行。但在接近充分就业状态时，这些项目的推行就会成为值得争论的问题。此外，如果我们所假设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递减的条件是正确的，那么，要想通过持续投资的增加来增加定量的就业数量就会越来越为困难。
根据在不同时期的总收入和总投资的统计数字(如果它们存在的话)，要想建立一张说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的表格，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在目前，我们的统计数字并不精确到足以(或者按照我们的这一要求来收集到足够的数字)使我们能得出比约略的估计要精确一些的结果。据我所知，以我们的目的而言，最好的统计数字是库兹涅茨为美国所计算的数字(已经在上面第108页中引用过)，虽然这些数字还很不精确。撇开这些不精确之处之谈，从库兹涅茨的包括国民收入在内的估计数字中所得到的投资乘数比我所期望的数值要低，也比我所期望的较为稳定。如果孤立地考察单个年份，其数字有着大到不合情理的变化。但是，如果把两年的数字编成一组，那么，由此而得到的乘数数值似乎小于3，并且很可能稳定在2.5左右。这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不至于超过60%到70%——该数值对繁荣时期而言是很有可能的，但按照我的判断，以萧条时期而论，该数值却低到难以令人置信。虽然如此，美国公司的极端保守的理财方式也有可能造成这一后果。换句话说，在由于没有对资本设备进行维修和更换而导致投资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在财务计算中扣除维修和更新的储备基金，那么，其后果是压低应有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我猜测，这一因素很可能已经在加重美国近来的萧条程度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统计数字也可能对投资的下降有所夸大。和1929年相比，1932年的投资的下降被认为多于75%，而净“资本形成”的下降则多于95%——这些估计数字的轻微的变动就可以对乘数的数值造成相当大的差异。
Ⅵ
当非自愿失业存在时，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必然小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前者甚至会远小于后者。对于一个长期失业者而言，一定量的劳动不但不会引起负效用，反而可以具有正效用。如果接受这一点，那么，上面所论述的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浪费式的”举债支出 [32] 在得失相抵之后还是可以增加社会的财富。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由于受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熏陶太深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么，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也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
奇怪的是：流行的常识，为了摆脱古典学说所导致的荒谬结论，往往偏向于采用全部“浪费式的”举债支出的形式，而不是部分浪费式的形式，其原因在于：正是由于部分浪费式的形式并不是完全浪费的，所以，它的采用与否系按照严格的“企业经营”的原则加以判别。例如，用借款来筹措资金进行的失业救济要比用借款来筹措资金进行的效益小于现行利息率的设备改良来得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与此同时，被称为开采金矿的在地上挖窟窿不但不能增加世界上的真正财富，反而会引起劳动的负效用，然而，它却是所有的解决办法中的最容易被接受的一个。
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而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当然，要通过投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那么，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而且在受到由此而造成的反响的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确实，建造房屋或类似的东西会是更加有意义的办法，但如果这样做会遇到政治和实际上的困难，那么，上面说的挖窟窿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挖窟窿的办法和现实世界的开采金矿是完全相仿的。在金矿的深度适宜于开采的时期，经验表明：世界的财富迅速增加。当适合于开采的金矿为数很少时，我们的财富数量停滞不前或下降。由此可见，金矿对文明具有极大的价值和重要性。正如战争被政治家们认为是值得为之而进行大规模的举债支出的唯一形式一样，开采金矿也被银行家们当做在地下挖窟窿的唯一借口，认为它合乎健全理财的原则，而战争和开采金矿对人类进步都已经发挥了作用——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相对于劳动和原料而言，黄金的价格在萧条时期趋于上升。这种上升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因为，黄金价格的上升增加了值得开采的金矿的深度并且降低了值得开采的金矿的级别。
假设我们受到限制，不能使用增加就业量而又能同时增加有用的财富的办法，那么，开采金矿，除了通过增加黄金的供给所可能造成的对利息率的影响以外，还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性的投资形式。其原因有二：第一，由于它带有赌博的性质，所以它可以不太考虑现行的利息率而付诸实施。第二，作为开采金矿的结果，增加了的黄金的存量并不像其他事物那样，会使它的边际效用递减。因为，一幢房屋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所以，每增建一座房屋会减少进一步增建房屋所能取得的租金，从而，除非利息率以相同的比例下降，房屋建造的吸引力就会减少。但开采金矿的果实却不会具有这种不利之处；抑制开采的条件只能是以黄金来衡量的工资单位的上升，而除非在就业的情况大为改善时，这种条件不大可能出现。此外，黄金也不像其他耐久性较少的财富形式那样，具有由于必须支付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而带来的负作用。
古代的埃及具有双重的幸运，而其神话般的财富不容置疑地来源于此，因为，它进行了两种活动，即建造金字塔和探索贵金属，而由于这两种活动的果实能不以被消费掉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它们不会由于数量充沛而降低其效用。中世纪则造教堂和做道场。对于死者而言，两座金字塔、两次道场带来的好处要两倍于一座金字塔和一次道场。然而，在伦敦和约克之间造两条铁路则不是如此。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崇尚现实，把我们自己教育成为如此接近于谨慎的私人理财家，以致我们在为后代建造住房时，要仔细考虑这样做对后代所添增的“财务”负担，从而，我们就没有像埃及和中世纪那样简便的避免失业问题的办法。我们不得不接受失业的存在，把它当做运用私人的“致富”之道于国家事务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私人的“致富”之道不过使私人能积累起来大量的他们并不想在任何一定的时期行使的享用权利。
* * *
[1] 因为，有效需求=消费+投资，而消费倾向的数值比较难于改变。——译者
[2] 例如，假设投资部门增雇了一名劳动者，即初期就业量=1。如果由于增雇该劳动者而引起整个社会增雇5个劳动者，那么，乘数=5÷1=5。——译者
[3] 这里的“需求的增量”主要指投资量的增量而言，因为投资构成需求的一个部分，而凯恩斯在这里所论述的是投资量的增加所引起的后果。——译者
[4] 更确切地说：假设ee 和e′e 依次为所有行业的就业弹性和投资品行业的就业弹性，又假设N和N2 依次代表所有行业的就业量和投资品行业的就业量，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4; Y w = Y w e e • N 4; N
以及 4; I w = I w e ′ e • N 2 4; N 2 ，
所以 4; N = e e e ′ e I w N 2 N Y w k • 4; N 2 ，
即 k ′ = I w e ′ e • N 2 • e e N Y w k .
如果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的行业的总供给函数和投资品行业的总供给函数会具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从而， I w e ′ e • N 2 = Y w e e • N ，那么，由此可以得到 4; Y w 4; N = 4; I w 4; N 2 。因此，k=k′。
[5] 现将这个结果以较详细的步骤推导出来。根据凯恩斯的定义：
e e = 4; N N 4; Y w Y w = 4; Y w 4; N 4; Y w N ； e ′ e = 4; N 2 N 2 4; Y w Y w = 4; Y w 4; N 2 4; Y w N 2
所以， 4; Y w = Y w e e N 4; N ; 4; I w = I w e ′ e N 2 4; N 2
因此， 4; N = e e N 4; Y w Y w = e e e ′ e N 4; Y w e ′ e Y w = e e I w 4; N 2 N 4; Y w e ′ e 4; I w N 2 4; Y w
但， k = 4; Y w 4; I w ; 所以， 4; N = e e I w N e ′ e N 2 Y w k 4; N 2
由此可得到， 4; N 4; N 2 = k ′ = I w e ′ e N 2 • e e N Y w k
根据凯恩斯定义，
所有行业的总供给曲线为：Yw =Φ(N)
投资品行业的总供给曲线为：Iw =Φ(N2 )
如果两个函数没有显著的不同之处，那么，
I w e ′ e N 2 = Y w e e N
将此结果代入上面第(1)式，可以得到，
k′=k ——译者
[6] 消费品需求的变动会引起消费品行业(或部门)的利润的变动，而利润的变动会使Y从而使Yw有较大的变动，然而，利润的变动却使ΔN变动较小。——译者
[7] 我们的数量皆用工资单位衡量。
[8] 虽然在较为一般化的场合，乘数也是生产投资品和消费品的行业的物质条件的函数。
[9] 参阅下面第21章，第316～318页。
[10] 由于收入增加额的一部分会被用于购买进口货，而进口货的增加会提高外国的就业量。——译者
[11] 关于对美国的估计数字，参照下面第132～133页。
[12] 存货的减少被认为是一种负投资。——译者
[13] 这里的经济波动主要指就业量的波动。——译者
[14] 在这里，乘数=100/n，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 = 100 − n 100 × 100000 100000 = 100 − n 100 ；
因此，乘数 = 1 1 − 边 际 消 费 倾 向 = 1 1 − 100 − n 100 = 100 n 。
据此，可以求出总投资量：
当n=0时，增加的投资量=0。
n=1时，增加的投资量= 100000 × [ 1-(1- 1 100 ) ] =100000× 1 100 .
n=2时，增加的投资量= 100000 × [ 1-(1- 1 100 ) ] =100000× 2 100 .
n=n时，增加的投资量= 100000 × [ 1-(1- n 100 ) ] =100000× n 100 ，
全部增加的投资量=投资量(因为n=0时，储蓄量=0)为：
100000×( 1 100 + 2 100 + ⋯ ⋯ n 100 ) = 100000 100 ( 1 + 2 + ⋯ ⋯ + n ) = 100000 100 n ( n + 1 ) 2 .
所以，投资量占收入的百分比= 100000 100 n ( n + 1 ) 2 5000000 + 100000 n × 100 = n ( n + 1 ) 2 ( 50 + n ) 。——译者
[15] 在正文的例子中，投资的数量系由被雇用来生产投资品的人数所衡量。这样，随着就业量的增加，如果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那么，以投资品行业雇用人数来衡量的投资量的加倍会少于投资品行业物质产量的加倍(如果存在着能衡量后者的单位的话)。
[16] 在例子中，富裕社会投资占收入百分比为9；贫穷社会为0.06。——译者
[17] 更一般地说，总需求量变动的比例和投资量变动的百分比之间的比例为：
4; Y Y / 4; I I = 4; Y Y • Y − C 4; Y − 4; C = 1 − C Y 1 − d C d Y
随着财富的增加，dC/dY会减少，但C/Y也会减少。由此可见，式中的分数的增加或减少取决于消费增减的比例是小于还是大于收入的增减比例。
[18] 为方便起见，“举债支出”这一名词往往既包括以借贷的方式从私人那里筹措资金的公共投资，也包括从同一来源取得资金的其他公共开支。严格说来，后者应被看做负储蓄，然而，这种类型的官方行动并不受到像私人储蓄那样的心理上的动机的影响。因此，“举债支出”是一个方便的名词来表示政府当局在一切账目上的借款净额，不论借款是用于资本账目的事项，还是用于补偿预算赤字。举债支出的一种形式是用于增加投资，而另一种则用于增加消费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