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略论经济周期
在以往的各章中，由于我们宣称，我们已说明了决定任何时期的就业量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理论必须能解释经济周期的现象。
如果我们详细考察任何一次实际的经济周期的过程，那么，我们会发现，它非常复杂，而且，为了对它作出完整的解释，我们所论述过的每一因素都是必要的；特别是，我们将会发现，消费倾向的波动、流动性偏好状态的波动以及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都起着各自的作用。但我认为：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特别是能使我们称它为周期 的时间过程和时间长短的规律性，主要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我相信，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做系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的变动所造成；当然，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变为更加复杂和严重。详尽说明这一观点需要一整本著作，而不是其中的一章，同时也要求对事实加以详尽的考察。但下面的简短论述足以表明我们过去所提出的理论所意味着的研究经济周期的途径。
Ⅰ
周期性 的变动是指，当一个经济制度发展到，譬如说，上升的方向时，促使其上升的各种因素最初积聚力量并且相互推动一直到某一点；在该点，它们趋于为作用相反的因素所代替，而这些相反方向的因素又在一段时期中积聚力量并且相互推动一直到它们也抵达它们的最大发展之处，然后，趋于衰落并且让位于作用相反的因素。这里所说的周期性的 变动并不仅仅指上升或下降的趋向；它们一旦得以开始，并不永远按照同一方向行进，而是最终把方向逆转回来。此外，它还指变动的时间的序列以及上升与下降的期间都具有某种可以被识别的程度的规律性。
然而，要想使我们的说明符合要求，被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另一特点必须加以解释，即解释危机 的现象——下降的倾向代替上升倾向的过程总是以突然和剧烈的形式出现；而另一方面，当上升的倾向代替下降的倾向时，一般说来，总是没有一个类似的急剧的转折之点。
当然，如果没有相应的消费倾向的改变与之抵消，那么，任何 一次投资的波动都会造成一次就业的波动。由于投资量是一个受到高度复杂的影响的变量，所以影响投资量本身或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一切因素不大可能全都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具体的特殊事例是：有关农业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关于这一特例将在本章的后一节中单独加以考察。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以发生于19世纪环境中的典型的工业经济周期而论，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应该具有周期性的特点。这里的原因无论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就其作为解释经济周期的因素而言都不是陌生的。我在这里的唯一目的仅在于把它们和过去论述的理论结合起来。
Ⅱ
我进行论述的最好方式是从繁荣阶段的最后时期和“危机”的到来时期开始。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资本边际效率 [1] 不仅取决于现有的资本品数量的多寡和生产它现在所需要的成本，而且也取决于对资本品将来收益的现行的预期。因此，对耐久性的资产而言，对将来的预期在决定新投资的最优规模上自然、而且是理所当然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预期的依据是非常捉摸不定的。由于预期的依据捉摸不定，所以它会发生突然和剧烈的变动。
对于“危机”的解释，我们一向习惯于强调利息率上升的倾向，而利息率的上升倾向又是由于来自交易和投机动机的对货币需求的增长。有时，这一利息率上升的因素确实可以起着使事态严重化的作用，偶然也许起着导火线的作用。但我认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
繁荣阶段的后期特点是：对资本品的将来收益的乐观预期强大到足以补偿资本品数量的日益充沛、它们的生产成本的上涨以及可能出现的利息率的上升。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有价证券交易所和其他类似的市场)中，购买者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所购买的东西认识得并不清楚，而投机者则更加关心于预期下一次市场心理的变动，而不是对资本资产的将来收益作出合理估计。在这种影响之下，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性质是：当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的幻想破灭时，市场价格会以突然和灾难性的巨大力量下降。 [2] 此外，伴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而到来的对将来的惶恐和不肯定性很自然地促使流动性偏好急剧增长——由此而导致利息率的上升。可以看到，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利息率的上升这一事实会严重加剧投资的下降。虽然如此，但造成该情况的实质性的因素还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特别就促成一次繁荣阶段的新投资重点的那些资本品而言，它们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作用更大。除了受到交易量增加和投机动机的增长的影响而增加的部分以外，流动性偏好会保持不变，一直到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以后 才开始扩大。
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所以萧条状态才如此难于治理。在萧条状态延续一段时间以后，利息率的下降固然会成为有助于复苏的重大因素，很可能也是必要的因素；但在目前，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致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如果利息率的下降能够单独构成治疗萧条的有效手段，那么，就有可能很快造成经济复苏而不需要一段拖延的时间，同时，造成复苏的手段大致也都是那些能由货币当局加以控制的手段。然而，事实表明，通常的情况并不如此。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的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作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经济萧条的这一方面的特点为银行和工商业界人士正确地加以强调，而又为那些对“纯粹货币”的治疗方案具有信心的经济学者们加以低估。
这便使我到达了我论述的目的。要想解释经济周期的时间因素 ，即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复苏之前，通常需要一段比较固定的期间，必须向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恢复的因素上寻找原因。为什么经济活动下降的阶段所呈现出的时间长短并不具有偶然性，譬如说，在一次经济周期中为1年、然后在下一次中变为10年，而却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规律性，譬如说，在3年和5年之间。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既定时代的经济正常发展所决定的、耐久性资产的寿命；第二，多余的存货的保管费。
现在，我们回到危机发生时的情况。只要繁荣阶段继续存在，很大一部分的新投资会具有令人满意的现行的收益。失望的情绪之所以到来，原因在于：有关将来收益的可靠性突然受到怀疑；原因也许在于：随着新生产出来的耐久性物品的存量逐渐增加，现行的收益呈现出下降的征兆。如果现行的生产成本被认为高于它在以后的数值，那么，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就具有更多的理由。一旦怀疑开始，它会迅速扩散。可以看到，在萧条状态开始，很可能存在着过多的资本设备，其边际效率已经变为微不足道，甚至变为负数。但要想通过磨损、腐蚀和老化来重新造成资本设备的短缺，需要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的长短大致取决于在既定时代特点下的资本设备的平均寿命。随着时代特点的改变，所需的这段时间的典型的长短也会改变。例如，如果我们从一个人口增加的时期进入一个人口减少的时期，那么，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就会得以延长。在这里，我们已经提出相当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萧条阶段的时间长短与耐久性资产的寿命和既定时代的正常经济发展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第二个使萧条阶段时间稳定的因素是由于多余存货的保管费，而保管费的存在会迫使存货被吸收掉的时间限于一定的范围，既不太短、也不太长。危机发生后的突然停止的新投资很可能会导致半制成品的多余存货堆积起来。这种存货的保管费很少会少于年率10%。由于保管费的存在，存货的价格必须下降到足够的程度，以便使它能在(譬如说)3到5年的期间的限制内被吸收完毕。存货被吸收的过程代表负投资的过程，而负投资又会进一步损害就业。只有当吸收过程结束时，就业量才会有明显的改善。
不仅如此， 在经济活动下降期间， 必然会伴随着产量下降而到来的经营资本的减少构成负投资的另一个因素， 而这一因素可以具有巨大的数量。一旦衰退开始出现， 经营资本的减少会形成强烈的自我扩大的下降影响。在一次典型的萧条阶段刚一开始的时期， 也许会存在着增加存货的投资来抵消经营资本方面的负投资；在下一期间， 存货和经营资本可以同时出现短期的负投资的现象； 在达到经济活动的最低点以后，存货很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负投资， 而这种负投资可以为经营资本方面投资的重新增加部分地加以补偿；最后，当经济复苏已经进行了相当时间以后， 二者的情况都将有利于投资的增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看出耐久性物品的投资波动所导致出的额外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这种类型的投资的下降引发了一次周期性的波动以后， 一直到经济周期部分地完成它应有的运动以前， 不存在多少能恢复这种投资数量的希望。 [3]
很不幸，资本边际效率的严重下降也趋于对消费倾向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种下降会引起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下跌。对在股票交易所中的投资非常关注的人们，特别是对那些利用借款来从事经营的人们而言，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下跌自然会产生非常令人消沉的影响。这些人的投资价值的涨落甚至可以比他们的收入的多寡对他们愿意用之于消费的开支额具有更大的影响。对今天美国的有着“股票头脑”的公众而言，价值上升的股票市场几乎是使消费倾向具有令人满意的数值的主要条件；这种直到最近才被人们一般注意到的情况显然会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具有更进一步的压抑作用。
一旦经济复苏得以开始，它的自我扩大的影响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经济下降的阶段，当固定资本和原料存货都处于多余状态，而经营资本又处于削减之中时，资本边际效率可以下降到如此之低的程度，以致在实际上没有可能通过利息率的降低来使得投资具有能令人满意的数量。可以看到，在以现有的方式加以组织并且易于受到影响的市场中，市场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波动幅度，以致它不能为利息率的相应波动所补偿。此外，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股票市场上的相应的变化是压低消费倾向；这种变化的方向又恰恰发生在最需要相反方面的变化的时候。因此，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除非投资市场的心理状态能使自己作出毫无理由这样做的巨大逆转，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能的。我的结论是：安排现行的投资的责任决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
Ⅲ
上述分析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和某些人的观点相一致。这些人认为，投资过度是繁荣阶段的特点，而避免这种投资过度是唯一的治疗下一步即将到来的萧条阶段的办法。他们还认为，虽然由于上面提供的原因，低利息率不能避免萧条的到来，然而，繁荣却可以通过高利息率加以避免。在这些人的论点中，高利息率治理繁荣的效果远大于低利息率治理萧条的效果这一论点确实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认为，从我过去的分析中能得出他们的上述结论，那么，这就误解了我的分析，而且，根据我的意见，还会引起严重的错误。因为，投资过度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它可以指使投资者感到失败的那种投资，或者指在严重失业条件下没有用处的那种投资，或者指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每一种资本品的数量充沛到如此的程度，以致甚至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没有一种资本品能在它生命过程中取得超过它的重置成本的收益。严格说来，如果把投资过度的意义理解为：任何进一步的投资只能是对资源的浪费， [4] 那么，只有这种状态才能被称为投资过度。此外，即使这个意义上的投资过度构成繁荣阶段的特点之一，那么，治疗之道并不在于提高利息率，因为，利息率的提高有可能妨碍某些有用的投资并且也可能进一步减少消费倾向；而在于：采取大胆果断的步骤，即以收入再分配和其他办法来刺激消费倾向。
然而，根据我的分析，只有在前者的意义上才能说，繁荣是以投资过度为特点的。我认为，繁荣阶段的典型情况并不是资本已经充沛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整个社会对资本不再具有任何合理的使用方法，而是投资的决策是于不稳定条件下作出的，从而它的进行不可能持续不变，因为，投资系由预期所推动，而预期迟早会不能如愿。
当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很可能如此——繁荣的幻觉可以使得某些类型的资本资产的生产多余到如此的地步，以致其中的一部分产品在任何条件下都代表资源的浪费。我们可以说，即使繁荣并不存在时，这种事例也会出现。换言之，繁荣会把投资引入到不正确的方向 。但除此以外，繁荣阶段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能获得，譬如说，2%的收益的投资却在6%的预期收益下作出投资的决定，并以此为根据来估算投资项目的价值。当幻想破灭时，这种预期又被相反的“悲观错误”所代替，其后果为，能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获取2%收益的投资却被预期为非赔本不可。于是，我们达到了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在存在着住房短缺的同时，人们却住不起现有房屋。
由此可见，对繁荣的治疗方法不是较高的利息率，而是较低的利息率! [5] 因为，低利息率可以使所谓繁荣继续下去。对经济周期的正确治疗方法并不在于把繁荣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萧条状态之中；而在于把萧条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接近繁荣状态之中。
因此，注定要走向萧条的繁荣状态系由两个因素共同造成：(1)在预期正确条件下，利息率高于维持充分就业所应有的水平；再加上(2)预期状态为错误的想法所支配，而只要这种预期状态存在，过高的利息率就不能充当刹车的手段。繁荣是一个状态；在其中，过分乐观的心情战胜了某种水平的利息率，而在较冷静的分析下，该水平会被认为是过分高的。
除了在战争时期以外，我怀疑我们近来是否曾经有过繁荣时期，繁荣到能导致充分就业。在美国，按照正常标准，1928—1929年间的就业量是令人满意的；但也许除了少数几个高度专业化的工种以外，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当时已经到达某些“瓶颈状态”，然而，整个社会的产量却仍然能作出进一步的增长。如果投资过度系指住宅的标准和建造住宅的设备已经充足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每个人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住宅；与此同时，在住宅的寿命期间的收益仅能补偿重置成本，而没有多余的收益来支付利息，那么，当时不存在着投资过度。如果投资过度系指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农业改良已经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能合理地被认为它们的收益能补偿甚至它们的重置成本，那么，当时也不存在着投资过度。恰恰相反，断言美国在1929年已经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投资过度是荒谬的。当时存在的真正情况有其自己的不同特点。过去5年中的新投资总量具有如此庞大的规模，以致在冷静的考虑之下，进一步增加投资的预期收益会急剧下降。在正确的预期之下，资本边际效率应该会降低到空前低的数值。这样，除非长期利息率的数值非常低微，除非能避免把投资错误地引入过分开发的领域，当时的“繁荣”不会在健全的基础上继续下去。然而事实上，除了在那些由于投机浪潮的影响而处于过分发展的特殊领域以外，利息率却已经高到足以阻止新投资的进行。如果利息率高到能消除掉投机浪潮的地步，那么，它又会同时消除掉各种应有的新投资。由此可见，对于长期不正常的大量投资的状态，用增加利息率作为治疗的办法，无异于一个通过杀死病人来治疗疾病的办法。
确实，在富裕到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国家中，要想在现有的消费倾向的数值下在许多年份中维持大致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新投资量很可能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致它最终会导致出这样一种投资充沛的状态；在该状态中，按照合理的计算，任何种类的耐用品的进一步增加都不再能使它的毛收益的总和超过它的重置成本。不仅如此，这种状态可以很快到来——譬如说，25年或更短的时期以内。虽然我断言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充沛状态的投资从来没有、甚至在很短暂的时期内出现，但读者不要据此而认为我否定这种可能性。
此外，即使我们假定，当代的繁荣阶段会暂时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或上述严格意义上的投资过度状态，那么，把提高利息率当做正确的治疗方法仍然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这一假定能成为现实，那么，这就是那些把病因归于消费不足的人所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治疗方法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或其他方法来提高消费倾向，从而，使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量所需要的现行投资量具有较小的数值。
Ⅳ
这里也许是一个方便之处来谈论一个重要的思想派别；该派认为，从各种方面来看，现代社会之所以具有长期就业不足的倾向，其根源在于消费不足——就是说，根源在于社会的成规和财富的分配造成了过低的消费倾向。
在现行的情况下——或者，在迄今为止的现行情况下——就业量是无计划和未加控制的。它受到变化多端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而资本边际效率又为缺乏全面知识或具有投机性的私人的判断所决定。它也受到长期利息率的影响，而长期利息率又很少或从来没有下降到某一种成规所决定的水平之下。作为实际政策的导向，消费不足论无疑是对的。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把就业的平均数量提高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水平。既然增加投资是不现实的，那么，除了增加消费以外，显然没有其他办法来提高就业水平。
在实质上，我和这个思想派别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该派在增加投资仍然对社会很有利的时机，却对消费过分地加以强调。虽然如此，该派在理论上却应受到批评，因为，它忽视了产量可以通过两个 方面来加以扩大这一事实。即使我们认定，资本数量的增加比较迟缓，从而较好的方法是集中力量增加消费，那么，我们在作出决策之前，也要把目光放开，以便对各种可能性都加以适当的考虑。我个人深信增加资本数量能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从而，应使它增加，一直到资本不再具有稀缺性时为止。但这仅是对现实的一个判断，而不是在理论上得出的非如此不可的结论。
此外，我完全同意，最明智的方案是在两个方面同时行动。有鉴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日益为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也支持各种增加消费倾向的政策。其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消费倾向下，不论我们对投资采取何种措施，要想维持充分就业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有充足的理由使两种政策同时发生作用——促进投资，与此同时又促进消费；其目的不仅在于：处于现有的消费倾向下，使消费量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有相应的提高，而且还在于，通过消费倾向的提高使消费量达到更高的水平。
假设(为了便于说明起见，我们采用四舍五入的办法)今天的平均产量水平比持续充分就业情况下的水平低出15%，又假设产量的10%代表净投资，90%代表消费。此外，进一步作出假设：在现有的消费倾向之下，要想达到充分就业，投资必须增加50%。这样，当产量从100上升到充分就业的115时，消费从90增加到100，而净投资从10增加到15。在双管齐下的政策下，我们也许可以试图把消费倾向改变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当充分就业的消费从90增加到103时，净投资仅从10增加到12。
Ⅴ
另外一个学派的思想认为，解决经济周期问题的办法并不在于增加消费或增加投资，而在于减少寻找就业机会的劳动供给，即对现有的就业量加以再分配，而与此同时并不增加就业量或产量。
对我来说，运用这一政策的时机似乎还未到来——它到来的时机显然要远于增加消费政策到来的时机。有朝一日，每个人都会达到一种境界，认为增加闲暇时间给他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增加收入所带来的好处。但在目前，我认为，现实的例证强有力地表明，绝大多数人宁愿要增加的收入，而不是增加的闲暇。在我看来，没有充足的理由强迫那些愿意得到更多收入的人去享受更多的闲暇。
Ⅵ
有一个学派的思想认为，解决经济周期问题的办法是在繁荣阶段的早期使用高利息率来制止繁荣的发展。这种观点居然能够存在似乎是很不寻常的。能被找到的对这一观点的唯一论证来自D.H.罗伯森先生。他实际上是在假设，充分就业是不现实的，从而，我们最好的愿望是比现在远为稳定的就业量水平，其平均值也许比现在的要稍高一些。
如果我们排除掉有关控制投资或消费倾向的政策方面的重大变革，并假设现有的事态大致保持不变，那么，我认为，用提高利息率的方法来把繁荣花朵的幼芽一开始便摘掉的银行政策有可能造成比较有利的平均预期状态，因为，足够高的利息率可以阻挠甚至是最盲目的乐观情绪。以预期的落空为特点的萧条阶段可以导致如此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以致高利息率阻挠下的投资的平均水平也许会较高一些。即使承认该学派的假设条件，判别它的这一结论是否正确肯定是难于做到的；结论是否正确应根据事实加以判断，而事实的例证又很缺乏。我们可以说，这一结论忽视了增加消费所带来的社会利益。由于消费的增加总是伴随着甚至是完全为盲目性的投资，所以这种投资总比根本没有投资要带来较大的利益。除此以外，面临着像美国在1929年那样的繁荣状态，而又只具备美国联邦准备制度当时所掌握的银行政策手段，即使是最明智的对货币的控制也会感到棘手。在它权限之内的各种不同的办法可能不会对后果有多大影响。不论是否如此，以我而论，摘掉繁荣的幼芽代表危险、而且是不必要的失败主义的想法。它向我们建议，或至少作出假设，我们永远应该过分地承受我们经济制度中的弊端。
这种严酷的观点——当就业水平一旦在相当的程度上高于，譬如说，过去10年的平均值时，就立即用高利息率加以制止的观点——却受到较多的论点的支持，而这些论点除了思想混乱以外完全缺乏根据。在某些场合，论点系来自一种信念，认为在繁荣阶段中，投资逐渐变为大于储蓄，从而，较高的利息率会一方面减少投资，另一方面刺激储蓄，以便由此而恢复二者的均衡。这意味着，储蓄与投资可以是不相等的。除非明确规定这些名词的特殊含义，否则，这一说法便没有意义。或者，有时，人们也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的储蓄是有害的，而且是不公正的，因为，随着投资的增加，价格一般也要上升。如果事实果然如此，那么，现有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的任何 上升都应受到谴责。因为，价格的上升主要不是由投资的增加所造成——价格上升的原因在于，在短期中，供给价格通常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其原因可以来自物质上的收益递减，也可以来自以货币衡量的成本单位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向。如果处于供给价格不变的情况，那么，价格当然就不会上升。但在这里，不管价格上升与否，增加的储蓄还是会伴随着增加的投资而同样地到来。造成储蓄增加的原因是产量的增加，而价格的上升不过是产量增加的副产品。如果储蓄保持不变，而消费倾向有所增加，那么，仍然会出现价格的上升。任何人都没有用压低产量来购买便宜货的合法权利。
还有，如果投资的增加来源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利息率的下降，那么，这便被认为是祸害的原因。然而，下降以前的利息率并没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而新出现的货币并不是“强迫”人们接受的——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原因在于满足利息率较低时或交易量增加时人们流动性偏好的增加。在这种状态存在时，人们愿意 持有货币而不把它以较低的利息率借贷出去。或者，还可以再加上一点，有人声称，繁荣的特点是“资本消耗”。可以设想，“资本消耗”系指负数值的净投资而言；这就是说，系由过大的消费倾向所造成。除非把经济周期的现象和战后欧洲通货崩溃中出现的通货逃避现象混淆在一起，现实证明，情况完全相反。此外，即使所声称的内容符合事实，那么，降低利息率也比提高利息率在治疗投资不足上是一个较为有说服力的方法。除了提出一个总产量不能加以改变的假设条件以外，我从这些学派的思想中找不出任何可以理解的内容。然而，一个把总产量假设为不变的理论显然在解释经济周期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Ⅶ
在对经济周期的早期研究中，特别是对杰文斯而言，经济周期系由于气候变化而带来的农产品的波动所导致，而并非来源于工业的波动。有鉴于上述理论的内容，这种解释倒是可以构成研究经济周期问题的非常合理的思路。因为，即使在今天，农产品存货量在一年和另一年中的波动是造成现行投资量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在杰文斯从事写作的时代——特别是他的大多数统计数字能适用的时期——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
杰文斯的理论宣称，经济周期主要是由于农业收获量的波动造成。这一理论可以重新加以陈述如下。当在某年中得到特别大的收获量时，可用于此后数年的谷物存量通常会大量增加。出售特别大量的谷物所得到的卖价的增加量会加在农民的本年收入之上并会被农民当做本年收入；与此同时，卖价的增加量并不会减少社会其他阶层的消费量，因为，支付卖价的款项出自储蓄。就是说，增加量的卖价代表现行的投资的增加量。即使价格急剧下降，这一结论仍然可以成立。同样，当某年歉收时，现行的消费的一部分会取自谷物存量，从而，一部分用之于消费的款项并不构成农民本年的收入。就是说，从谷物存量取走的部分代表相应的现行投资的减少。这样，如果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保持不变，那么，谷物存量增加较多年份的总投资和谷物存量减少较多年份的总投资量之间的差额可以很大；而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上述差额的数值会远大于通常造成投资波动的其他因素。因此，我们自然会在丰年找到经济上升的转折点，而在歉年找到经济下降的转折点。关于这一理论的进一步的说明，即什么物质上的原因使丰收和歉收具有规律性的周期，当然是另一回事；它与我们在这里的论述无关。
近来，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对工商业有利的不是丰收，而是歉收；其原因在于，歉收使人们易于为较低的实际报酬而从事劳动；原因也在于，由于歉收而造成的购买力的再分配被看成是有利于消费。不用说，我在上面用收获来解释经济周期时，我心中所想的并不是这种理论。
然而，在目前的世界中，农业的收获作为经济波动的原因比过去具有远为要小的重要性，其原因有二。首先，农产品在社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过去远为要低。其次，已经形成的包括世界两个半球的大多数农产品市场使丰年与歉年的收获量平均化，从而使世界收获量的波动比例小于单一国家。但在过去，由于每一国都依靠它自己的收获；除了战争以外，很难找到可与农产品储存量的改变相比的原因来解释投资的波动。
即使在今天，密切注意原料存量的变动在决定投资量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是重要的；这里的原料包括农产品和矿产品。我认为，在到达最低点之后，从萧条走向复苏阶段之所以速度缓慢，主要是由于把过多的存货量减少到正常水平所造成的收缩经济活动的作用。紧接着繁荣阶段的消失之后，存货量的积累可以缓和经济活动的下降，但这一缓和的代价却是以后必然出现的复苏速度的迟缓。有时，几乎必须要在存货量减少的过程完成以后，才能出现复苏的势头。其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存货的负投资，其他方面的正数值的投资量会足够造成一次经济上升的运动；然而，在负投资存在的条件下，这些正投资量便达不到足够的程度。
我相信，我们已经在美国的“新政”的早期中看到一个显著的例子。当罗斯福总统的为数可观的举债支出开始时，一切种类的存货量——特别是农产品的存货量——仍然处于很高的水平。“新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大力减少这些存货——通过削减现有的生产及其他各种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把存货减少到正常水平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一个必须忍受的步骤。然而，在它进行的约为两年的时期中，它的进行也使得用于其他方面的举债支出有着相当大的削减。只有当它完成以后，规模较大的复苏阶段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
美国最近的经验也为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存货——现在通常被称之为“存货”——变动在整个经济周期波动范围内造成的次要波动上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子。制造商往往会促使各个行业增加生产，以便为以后数月内预期会出现的消费规模作出准备。这些制造商也往往会作出程度有限的错误估计，而错误的估计一般是为期过早地开始行动。当他们发现其错误时，他们会在短期中收缩生产，把生产限制在现有的消费水平之下，以便吸收掉过多的存货。这一过早行动而随后又收缩的步伐已经足以对现行的投资量造成影响，而对投资量的影响在美国现有的完美的统计数字中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
* * *
[1] 当我们的意思是指“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或表)”时，如果在行文中不存在误解的余地，那么，我们往往为了方便而写作为“资本边际效率”。
[2] 我已经在上面(第12章)说明，虽然私人投资者本人很少直接负责新投资，然而，对新投资直接负责的企业家会发现，虽然他们掌握较多的投资知识，但迎合市场看法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而且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3] 在我的《货币论》第4编中，部分的讨论与此有关。
[4] 然而，在某些关于消费倾向在时间过程中的分配的假设条件下，收益为负值的投资可以是有利的，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它可以使满足最大化。
[5] 见下面(第340～341页，)关于支持相反方面的论点。如果我们受到限制，不能对我们目前使用的方法作彻底改变，那么，我可以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在繁荣期间提高利息率可以是两害取其轻的办法。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Ⅰ
大致在200年以来，经济理论家和现实主义者都不怀疑，对一个国家来说，外贸顺差具有一种奇特的好处，而外贸逆差则代表严重的危险信号；特别是，如果外贸逆差引起贵金属的外流，那么，更是如此。但在过去的100年中，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意见分歧。大多数国家的多数政治家和现实主义者仍然相信那个古老的学说；甚至在相反意见发源地的英国，也有约为一半的政治家和现实主义者仍然相信它。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家都继续坚持，除了照顾到短暂的事态以外，害怕外贸逆差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其原因在于：外贸机制可以自行调节，而任何对自我调节机构进行干扰的企图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会使干扰国受到经济损失；因为，干扰国会失去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利益。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可以按照传统，把那个较古老的意见称之为重商主义 ，而把较新的观点称之为自由贸易论 。然而，由于两个名词都具有广泛和狭隘的意义，我们对它们的解释要看使用的场合而定。
一般来说，目前的经济学者坚持认为，普遍存在的从国际分工而带来的利益会大于重商主义者所声称的实行该主义所应得到的那些有利之处。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重商主义的论点系来自彻头彻尾的思维上的混乱不清。
例如，虽然当马歇尔 [6] 论及重商主义时，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但对它的基本理论本身，他却没有好感，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该主义含有的真理部分。对此，我将在下面加以考察。 [7] 同样的态度也存在于现在的自由贸易论者。当他们进行争辩时，虽然他们在(例如)有关幼年工业和贸易条件的改善的问题时，在理论上作出让步，但这些问题对重商主义而言是无关宏旨的。在本世纪最初的25年有关财政政策的争论中，我不记得有任何经济学者承认过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增加国内的就业量。最公道的办法也许是引用我自己的文句作为例子。迟至1923年，作为古典学派的一个忠实信徒从而毫无保留地接受、并相信所学到的有关重商主义的一切，我在那时写道：“如果保护主义有一件做不 到的事，那就是不 能医治失业……保护主义有可能取得一些利益，但它们是难于实现的，从而，关于后果为何，并不存在着简单明确的答案。然而，某些支持保护主义的论点却以此作为根据。尽管如此，宣称可以医治失业却是保护主义谬论中的最赤裸裸和粗劣的形式”。 [8] 关于较早期的重商主义理论，当时无法找到有用的文献，从而，先辈的教导使我们相信，重商主义比胡说好不了多少。可以看到，古典学派的统治是如此绝对的巩固和完整。
Ⅱ
我首先使用我自己的理论框架来说明什么是我现在认为的重商主义学说中的科学成分，然后我们把这一说法和重商主义的论点相比较。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利益是指一国而言，而不是指整个世界的利益。
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当一国的财富相当迅速地增长时，这一愉快的状态会受到对新投资的诱导不足的阻挠。在既定的社会、政治以及国民特点的境况下，从而，在由此而决定的既定的消费倾向之下，一个向前发展的国家的利益基本上取决于对投资的诱导的足够程度，正如上面已经解释过的那样。这里的诱导可以是对国内投资而言，也可以是指对外投资而言(后者包括贵金属的积累)，而两种投资在一起构成总投资。在总投资量单独取决于利润动机的条件下，国内投资在长期中取决于国内的利息率；与此同时，对外投资量则必然取决于外贸顺差的大小。这样，在国家不能直接投资的社会中，政府理所当然地要关心国内利息率和外贸顺差。
如果工资单位比较稳定而不会突然作出相当大的变动(一个几乎总是能得到满足的条件)，如果以短期平均波动情况来表现的流动性偏好的状态比较稳定，以及如果银行的行事成规也比较稳定，那么，利息率将取决于能满足整个社会要求流动性的欲望的贵金属数量(以工资单位衡量)。同时，在那个大量对外放款和在国外完全拥有财富都不大通行的时代，贵金属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主要取决于对外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
因此，正如当时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政府当局关心外贸顺差是为了一箭双 雕的目标，而且也是促进目标实现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在那时，由于政府当局对国内的利息率和其他的国内投资诱导都不能直接加以控制，所以增加外贸顺差是政府能增加对外投资的唯一直接 的手段；而与此同时，外贸顺差对贵金属的流入所产生的作用又是政府所具有的唯一间接 的手段来减少国内利息率，从而会增加对国内投资的诱导。
然而，对这一政策的成效，存在着两个不容忽视的限制条件。如果国内利息率已经被降低到如此之低，以致有足够的投资把就业量提高到使工资单位上升的临界点之上，那么，国内成本水平的上升将要对外贸顺差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在这里，增加外贸顺差的政策已经执行得过头，反而会得到不利于政策目标的后果。还有，如果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利息率而言，国内利息率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致使对外放款达到与外贸顺差不相称的程度，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足够多的贵金属的外流来抵消顺差而有余。当贵金属的开采规模相对微小时，一国的贵金属的流入量等于另一国的流出量。在如此条件下，国家越大，在国际上的地位越重要，上述两个条件发生作用的危险越多，因为，由于外国的成本下降和利息率上升，所以本国的成本上升和利息率下降所引起的不利后果会得以加重(如果重商主义的政策被推行得过头的话)。
西班牙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的经济史可以提供一个例子来说明过多的贵金属对工资单位所造成的上升影响会摧毁一国的对外贸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20世纪的年份提供另一个例子。它们表明，如果一国过分容易地对外放款和在海外购买财产，那么，这会使利息率不能下降到足以保证该国国内的充分就业的水平。印度的一切时期的历史也可以提供一个例子来表明，如果一国的流动性偏好强烈到狂热的程度，以致长期的大量贵金属的流入都不足以使利息率下降到能与该国的实际财富的增长相吻合的水平，那么，该国会因之而蒙受贫困。
然而，如果我们所考虑的社会具有稳定的工资单位，具有稳定的消费倾向和流动性偏好赖之以决定的国民素质以及具有能把贵金属的存量和货币数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货币制度，那么，为了维持充分就业，该社会的行政当局必须密切注意对外贸易平衡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外贸顺差(如果不太大的话)非常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外贸逆差则很快会造成持久性的萧条状态。
这并不是说，对进口施加最大程度的限制会有助于得到最大数量的外贸顺差。早期的重商主义者大力强调这一点并且也往往在事实上又同时反对限制贸易，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限制贸易会得到不利于外贸顺差的结果。确实，人们可以具有一定理由来认为，在19世纪中期的特殊环境下的英国，几乎完全是自由贸易的政策取得了最有利的外贸顺差。在战后的欧洲，当前的对外贸施加限制的经验提供多方面的例证来说明：设想不周的对自由贸易的限制虽然旨在于增加外贸顺差，而在事实上却造成相反的后果。
由于这个和其他的理由，关于我们的论点应导致的现实的 政策是什么，读者不要过早地得出结论。一般说来，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具备强有力的根据来反对限制贸易。虽然古典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过分强调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利益，然而，这些利益是真正存在的而且是相当大的。我们自己的国家从外贸顺差中得到好处会对某一国家造成同等的坏处(重商主义完全理解这一点)。这一事实不但意味着自我克制的必要性，从而，一国只能得到它合理和公道的贵金属份额，而且还说明缺乏克制的政策可以造成使大家都遭受损失的获取顺差的国际竞争。 [9] 最后，即使是为了显而易见的目标，限制贸易的政策也是一个靠不住的手段，因为，私人的利益、行政的无能以及任务本身的困难可以导致与意图恰恰相反的结果。
由此可见，我的批评的重点是针对我所师承和在许多年中我也讲授的自由放任学说的不充分的理论 基础——反对这种说法，即利息率和投资量可以在最优的数值上自行调节，从而没有必要去关心外贸是否平衡。在我看来，经济学界的同行们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把数千年来管理国家的一个有现实意义的主要目标当做无聊的盲目信念。
在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下，伦敦金融界逐渐设计出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维持均衡的办法，即让银行利息率自由涨落而又维持固定的外汇比价。因为，这样一来，把国内利息率维持在符合充分就业的水平就完全被排除掉了。由于在现实中，国际收支的平衡不容加以忽视，所以逐渐形成了控制它的办法；然而，这一办法不但不对国内利息率加以保护，反而牺牲它，让它听任盲目的市场作用所支配。近来，实事求是的伦敦银行家已经得到不少的经验。我们几乎可以期望：在英国，在它可能造成国内失业的情况下，银行利息率的办法将永远不会再被用来保护外贸平衡。
把古典理论当做单个厂商的理论和在既定数量资源下的分配理论，它作出了不容否认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个理论作为其思想工具的一个部分，人们对这一主题便不能进行有条理的思索。当我提请大家注意古典学派忽视了他们的先驱者的有价值的东西时，我并不是要怀疑该学派的贡献。然而，作为对管理国家的方法的贡献者，16和17世纪的早期经济思想的先驱者关心整个经济制度，关心整个制度的全部资源能达到最优的就业状态，从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使他们能抓住在实践中的一部分的明智之道，而这部分的明智之道首先为李嘉图的不合乎现实的抽象方法所忘掉，然后又为他的方法所涂抹掉。通过禁止高利贷法的手段(我们在本章中将回到这一点)、通过保护本国的货币存量以及通过阻挠工资单位的上升，他们强烈地致力于压低利息率，而这些做法是有其明智之处的。此外，如果由于货币不可避免地向国外流出，由于工资单位的上升 [10] 或由于任何其他原因，货币存量呈现出明显的不足，那么，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他们愿意通过通货贬值而恢复货币存量。这一办法也有其明智之处。
Ⅲ
早期经济思想的先驱者也可能由于偶然的机会获得了实践中的明智之道，而对其理论上的原因不太清楚。因此，我们要对他们所提供出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政策建议加以概略的考察。这一工作由于能参阅赫克舍尔教授的《重商主义》的巨著而变为非常容易。在该书中，两个世纪的经济思想的特点第一次被呈献给一般的读者。下面的各段引文主要取自该书 [11] ：
(1)重商主义的思想从来都不认为存在着自行调节的倾向来使利息率处于合适的水平。恰恰相反，他们强调指出，过高的利息率是财富增长的主要障碍。他们甚至知道，利息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他们所关心的一方面是减少流动性偏好，另一方面是增加货币数量，而他们中的几个人清楚地说明，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增加货币数量，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减少利息率。赫克舍尔把他们的这一方面的理论总结如下：
“在这一方面，正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比较敏锐的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在某种限度内是完全明确的。对他们而言，货币是——用今天的名词来说——一种生产要素，其地位和土地相同；货币有时也被当做为‘人为的’财富以便和‘自然的’财富相区别。资本的利息则是由于借入货币而支付的代价，类似土地的地租。以重商主义者意图找出决定利息率的高低的原因而论——他们在这一时期日益为甚地这样做——他们所找到的原因是货币数量的总额。从现有的大量资料中，我只挑选出最典型的例子，以便说明这一观念是如何持久不变、如何根深蒂固以及如何能独立于现实事件的影响之外而存在。
关于英国在1620年代早期的货币政策和东印度贸易，论战的双方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杰拉德·马林纳斯说道：‘充足数量的货币能减少高利贷的价格或利息率’(《商法》和《维持自由贸易》，1622年)。他的厉害的、而且是相当肆无忌惮的对手爱德华·密塞尔顿也写道：‘充足数量的货币可以医治高利贷’(《自由贸易或使贸易兴旺之道》，同一年)。此后50年中居于领先地位的著作家、东印度公司万能的领袖以及最善于为该公司进行辩解的人，蔡尔德，竭力主张由国家规定最高利息率。他在论述荷兰人把钱从英国提走对最高利息率的影响时，提出对付这个令人担心的不利之处的办法是使用比较容易转让的债券。他认为：这肯定会补偿全国使用的货币量的至少一半’。另一个与利息争论完全无关的著作家，配第，解释道：货币数量的增加会使利息率‘自然地’从10%下降到6%(《政治算术》，1676年)，并且，他建议，以收取利息来借出款项的办法来医治一国的过多‘铸币’的情况(《货币略论》，1682年)。在这里，他与其他著作家是完全一致的。
很自然，这种想法决不仅限于英国。例如，数年以后(1701和1706年)，法国商人和政治家不满意当时存在的高利息并且把原因归之于铸币的稀缺。他们渴望用增加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来降低利息率”。 [12]
洛克与配第的争论表明：前者也许是用抽象名词来解释利息率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人。 [13] 洛克反对配第的最高利息率的建议，其理由为：这是不现实的，正如不能规定土地租金的最高值一样，因为，由于“货币的自然价值可以通过利息得到年收入，所以它总的说来取决于同时在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与国家的全部贸易量(即一切商品的销售量)之间的相对关系”。 [14] 洛克解释道，货币具有两种价值：(i)它的利息率所决定的使用价值，“而在这里，它具有土地的性质，其所得被称为地租，相当于利息”；(2)它的交换价值，而在这里，它具有商品的性质，其交换价值“仅仅取决于货币的多寡与商品的多寡之间的相对关系，并不取决于利息为多少”。由此可见，洛克是双重货币数量论的鼻祖。第一，他认为，利息率取决于货币数量(把流通速度考虑在内)和贸易量之间的相对关系。第二，他认为，货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货币数量和市场上的商品总量之间的关系。但是，——一只脚踩在重商主义的世界，另一只踩在古典学派的世界 [15] ——他把两种相对关系混淆在一起，而且，他也完全忽视了流动性偏好波动 的可能性。然而，他还是急于解释减少利息率对价格水平没有直接 影响，而“只有在市场利息率的改变有助于货币或商品的进口和出口，从而使二者在英国的比例比以前有所变动时”，它才会影响价格。就是说，只有在利息率的降低使现金出口或产量增加时，它才能如此。但我认为，他从来没有从事过真正的综合论述。 [16]
重商主义的思想很容易把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加以区别。这可以从洛克所引用的《给一位朋友的有关高利贷的信》的一段话中(出版于1621年)显示出来：“高额的利息有损于贸易。如果利息的得益大于贸易的利润，那么，富有商人会放弃贸易，把他们的资金用于赚取利息，而较不富有的商人则破产”。福特雷(《英国的利息和改良》，1663年)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他强调用低利息率的手段来增加财富。
重商主义者并没有忽视如果过大的流动性偏好把贵金属纳入到储藏之中， 那么， 对利息率的有利之处就会失去。在某些事例(如孟的意见)中，为了增强国家的力量，他们主张由国家囤积金银。但另一些人也坦率地反对这一政策：
例如，施勒特使用了重商主义的通常论点来作出明白清楚的结论：国家囤积的金银的大量增加如何会把一国流通中的货币搜括净尽……他也得出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寺院囤积金银和贵金属流向国外的净额在逻辑上是完全相同的事物。在他看来，这都是他可以想象出的最坏的事情。达文南特据以解释许多东方国家——它们被认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具有更多的金和银——的极端贫困的原因是：贵金属“停滞在王子们的钱库里”……如果国家对货币的贮藏顶多也只能被认为是效果值得怀疑的事项而且往往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那么，更不用提私人对货币的贮藏。它被看成是像瘟疫那样的应该加以规避的东西。这代表被无数的重商主义者所一致谴责的倾向性。我认为，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与之相反的观点。 [17]
(2)重商主义者知道商品价格低贱的弊病并且也知道过度的竞争所带来的改变贸易条件的危险。这样，马林纳斯在他的《商法》(1622年)中写道：“不要为了增加贸易量而削价出售，以致损害本国的利益；因为，当商品价格低贱时，贸易量并不会增加。这里的原因在于：低贱的价格来自需求微小和货币稀缺；它们使得商品价格低贱。因此，相反的情况会增加贸易量。当货币充沛、商品需求增加、价格变为昂贵时，贸易量会增加”。 [18] 赫克舍尔教授把重商主义思想中的这一观点总结如下：
在一个世纪半的时期中，这一观点一次又一次地以如此的方式被提了出来，认为比其他国家具有相对低微数量的货币的国家必须“低价出售和高价购买……”
甚至在《公共福利的谈话》的初版中，即在16世纪，这种态度已经非常明显。海尔斯已经在说：“如果外国人愿意用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进行交换，那么，为什么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东西(而且其中还包括我们从他们那里购买的东西)的价格，而把我们自己东西的价格定得很低呢?这样，由于他们的出售价高和向我们购买价低，我们受到损失，而他们却得到好处。结果，他们致富，我们变穷。如果当他们提价时，我们也提高我们的东西的价格，那么，由此会造成一些人的损失，但损失者的人数要比不这样做要少”。在这一点上，他在几十年后(1581年)得到该书编辑者的赞同。到了17世纪，这一态度再度出现而在基本上没有重大的改变。因此，马林纳斯相信，这个不幸的处境是他最担心的事态的结果，即外国贬低英国外汇的比价……相同的意见以后继续重新出现。在他的《哲言》(写作期，1665年；出版期，1691年)，配第相信，“只有当我们比我们的邻国肯定具有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的更多货币时”，猛烈地增加货币数量的努力才会停止。在上引书的写作期和出版期之间，库克宣称：“只要我们的贵金属比我们的邻国为多，我不在乎我们的贵金属是否仅有我们现有量的五分之一”(1675年)。 [19]
(3)重商主义者是最早的人物来把“怕货”和货币稀缺当做失业的原因，而这种说法在两个世纪以后被古典学派认为是荒谬的：
使用失业作为理由来禁止进口货的事例之一在1426年出现于弗罗伦斯……英国关于这一事件的立法可以追溯到1455年……几乎在同时出现的法国在1466年的法令形成了里昂的丝织业的基础并在以后变得非常有名，但它的意义不大，因为，它在实际上并不是为反对外国货而颁布的。虽然如此，它也提到向大量的失业男女提供工作。由此可见，这一论点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社会的气氛之中……
几乎和一切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一样，第一次有关这一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在英国出现于16世纪中叶或较早一些，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四世统治的时期。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举出一系列的著作的名称；它们的写作时期显然不晚于1530年代；其中有两种被认为应该是克莱门特·阿姆斯特朗的著作……例如，他以下列的文句说明该问题：由于每年购买大量的外国货物和用品，在英国不但造成货币稀缺，而且还摧毁了一切手工艺行业，从而，为数众多的本来应该以劳动取得货币来偿付他们的食物和饮料的平民，现在却必须闲散无业，以行乞和偷窃度日。 [20]
我所知道的重商主义有关这一问题的典型讨论是英国下议院在1621年关于货币稀缺的辩论；那时，一次严重的萧条状态已经开始，特别是在布料出口方面。当时的情况被影响很大的下院议员之一，埃德温·桑兹爵士，加以很清楚地说明。他说道：农民和手工艺者到处都在忍受苦难；纺织机由于国家缺少货币而闲置不用；以及农民被迫撕毁契约，“并不是因为缺乏土地的果实(感谢上帝)，而是因为缺乏货币”。当时的情况使人们详细探求被感到如此严重缺乏的货币究竟在什么地方。很多的攻击矛头指向所有的那些人；他们被认为是从事贵金属的出口(贵金属的净出口量)，或者，在国内从事使贵金属消失的类似的活动。 [21]
用赫克舍尔的话来说，重商主义者意识到他们政策的“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可以出清不受欢迎的过剩货物；这被认为是失业的根源。另一方面，国家中的货币总量会得以增加”， [22] 其后果为利息率下降的有利之处。
在研究重商主义者从实际经验中得到的观点之后，我们不可能不感觉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储蓄倾向大于投资诱导是一个长期趋势。在一切时期中，投资诱导的微弱是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今天，投资诱导微弱的主要原因在于已经被积累起来的资金的规模；在过去，风险和各种意外灾难可能起着较大的作用。然而，结果却是一样的。个人通过节约消费而增加其财富的欲望通常要大于企业家通过雇用工人来建造耐久性资产以便增加国家财富的诱导动机。
(4)重商主义者并不抱有幻想，认为他们的政策不具有只顾及本国利益的特点以及没有导致战争的倾向。他们承认，他们所追求的是国家的 利益和国家力量的相对 增长。 [23]
我们可以批评他们，说他们显然以漠不关心的态度来接受由于一种国际货币制度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从智慧上看，他们的符合现实的观点要远远优于一些现代人士的混乱不清的想法；这些人主张国际上的固定的金本位制和国际信贷的自由放任， 并且相信，最有利于和平的正是这些政策。
因为，在一个使用货币契约和具有在相当长时期中大致不变的风俗习惯的经济制度中，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和利息率主要取决于国际收支的状况，正如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时那样。在那时，除了以邻为壑的争取出超和贵金属的进口以外，政府当局没有合乎正统的手段来对付国内的失业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国际金(或者，在以前，银)本位那样有效的办法来造成一国的利益和其邻国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因为，这一办法使一国的繁荣直接取决于对市场的和对贵金属的夺取。由于偶然的幸运，当金和银的供给量相对充沛时，夺取的斗争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缓和。但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消费倾向的减少，斗争日益趋于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由于常识不足以矫正他们错误的逻辑，正统的经济学者所起的作用全都是灾难性的。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曾经盲目地挣扎着来寻求出路；它们想使利息率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变动，而这种自主的利息率又要求它们抛弃在金本位下的种种义务。当它们这样做时，正统的经济学者却教导这些国家：恢复金本位的桎梏是普遍的经济复苏的第一个必要的步骤。
事实上，相反的做法才是对的。不受国际事态影响的自主的利息率政策再加上旨在取得最优国内就业水平的国家投资计划才具有双重的好处；即可以使本国和邻国同时受惠。如果所有国家在一起同时执行这些政策，那么，不论用国内的就业量水平还是用国际间的贸易量来加以衡量，经济上的健康和力量就会在国际的范围上得以恢复。 [24]
Ⅳ
重商主义者感觉到问题的存在，但却不能把他们的分析推进到能解决问题的地步。然而，古典学派却无视这一问题，因为，他们所引入的前提条件否定了问题的存在；其后果为经济理论的结论和现实的常识相脱节。古典学派的不平凡的成就是克服“普通人”的信念，同时本身却又是错误的。正如赫克舍尔教授所说的那样：
从十字军东征到18世纪，既然对货币和制造货币的原料的基本态度没有改变，那么，这种观念必然是根深蒂固的。同样的观念也许延续到这一时期所包括的500年之后，不过还不到“怕货”那样的程度……除了自由放任时期以外，任何时代都不能摆脱这种观念。只有自由放任学说在智慧上罕见的坚韧不拔的态度才在一段时期中克服了“普通人”在这一点上的观念。 [25]
要想清除“怕货”，即在货币经济制度中的“普通人”的最自然的态度，必须对自由放任学说具有无条件的信仰。自由贸易理论否定了似乎极为明显的因素的存在，从而，一旦自由放任 学说不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来束缚信徒们的思想，该理论势必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破产。 [26]
我记得博纳·劳在一些经济学者面前的那种愤怒和困惑交织在一起的态度，因为，他们否定显然存在的事实。他却无法解释原因之所在。我们只能把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的力量和某种宗教的力量相对比，似乎前者还要稍强一些，其原因在于：用一种观点来清除显然存在的东西要比使一般人相信虚无缥缈的东西更加困难一些。
Ⅴ
仍然存在着一个类似的但却不是相同的学说。关于这一学说， 多少世纪以来， 甚至千百年以来， 开明的社会舆论认为是显然无可非议， 然而， 它却被古典学派斥之为幼稚的说法。在这里， 有必要恢复它的声誉。我所指的学说是： 利息率并不会自动调节到最有利于社会的水平， 而经常上升到过高的位置， 从而， 明 智的 政府 应该 通 过 法 令、 风 俗、 甚 至 伦理 道德 的制 裁来 加以 抑 制。
反对高利贷的规定是有记载的最古老的经济实践之一。在上古和中古世界中，过多的流动性偏好对投资的诱导的摧毁是妨碍财富增长的罪魁祸首。事实也应该如此，因为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的风险和灾难会减少资本边际效率，而其他部分则会增加流动性偏好。因此，在一个没有人认为是安全的世界中，除非社会使用它所有的一切办法来加以抑制，利息率几乎会不可避免地上升到过高的水平，以致不能形成一个适当的投资诱导。
哺育我的教育使我相信，中古时期的教会对利息率的态度是荒谬的，而且，耶稣教会旨在于对放款所应得到的报酬和对投资所应得到的报酬加以区别的微妙讨论不过代表教士们想为那个错误的理论寻找出路。但我现在却把这些讨论看成是真正学术上的探讨来分开被古典学派混淆和纠缠在一起的东西，即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现在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经院学派的研究目的在于阐明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该办法一方面容忍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处于高的位置，另一方面使用规则、风俗和伦理道德的制裁来压低利息率。
甚至亚当·斯密对禁止高利贷法的态度也是非常缓和的。他清楚地知道，个人储蓄可以被用于投资，也可以被放债所吸收，而现实并不能保证储蓄可以在投资方面找到能被使用之处。不仅如此，他还赞成低利息率的存在，因为，低利息率可能使储蓄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来找到投资的机会，从而使储蓄不致被用于放债的方面。由于这一原因，他主张有限度地运用禁止高利贷法。 [27] 为此，他受到边沁的严厉责难。 [28] 此外，边沁批评的主要理由是：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式的谨慎态度对“企业创始者” 看得过于保守，因为，规定利息率的上限会使合理的和有益于社会的风险事业得到太低的利润。边沁所理解的企业创始者 是“所有那些追求财富或甚至其他目标的人；这些人在财富的帮助之下试图进入任何具有新发明的部门……会打击在任何行业中企图进行改良 的人……简言之，高额利息率会打击人类的聪明才智的实际应用，使它得不到财富的帮助”。当然，在反对那种妨碍合理的风险事业上，边沁是正确的。边沁继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谨慎的人不会对好事业和坏事业加以判别，因为，他根本不会插手任何事业”。 [29]
也许值得怀疑的是，边沁的话是否能表示亚当·斯密的真正的意思。否则，我们在边沁那里所听到的(虽然写作于1787年3月)竟然代表19世纪的英国声音向18世纪说话?因为，只有在投资诱导最大的时代，人们才有可能在理论上看不到它的数值不足的可能性。
Ⅵ
在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那个古怪而被过分忽视的先知，西尔维奥·格塞尔(1862—1930年)。他的著作含有真知灼见之处，只是未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在战后的年份中，他的信徒们把他的大量著作寄给我，然而，由于他的论点中的明显的缺陷，我竟完全没有发现那些凭直觉而得到的论点的有价值之处。正像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对于分析不完善的凭直觉而得到的论点，在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得到我自己的结论以后，这些直觉论点的重要性才能显示出来。同时，和其他的学院经济学者一样，我把他的很有创造性的探求看成是和那些异想天开的怪人的作品差不多。由于在读者中很少有人在很大程度上了解格塞尔的重要性，我将为他花费应有的篇幅。
格塞尔是一位成功的在阿根廷经商的德国 [30] 商人。在阿根廷特别严重的188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导致他对货币问题进行研究。他的第一本著作《币制改革为走向社会国家之桥梁》1891年在阿根廷出版。他对货币的基本思想以《事物精华》的书名在同一年在阿根廷出版。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本书籍和小册子，一直到他于1906年在瑞士退休。作为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他能把他生命的最后一二十年贡献给只有那些不靠工作过活的人才有的两种最愉快的职业：写作和农业实验。
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一部分于1906年在瑞士出版，其名称为《全部劳动产物权的实现》。第二部分在1911年出版于柏林，书名为《利息新论》。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在大战期间(1916年)出版于柏林和瑞士，其名称为《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达到的自然经济秩序》。该书在他的有生之年，出到第六版。英文版(由菲利普·派伊翻译)被称为《自然的经济秩序》。1919年4月，格塞尔参加了时期很短的巴伐利亚的苏维埃，任财政部长，以后受到军法审判。他生命的最后10年在柏林和瑞士度过并且从事宣传他的主张。格塞尔取得了半宗教式的热情拥护，而这种热情在过去被集中在亨利·乔治的身上。他成为一个教派的受到尊敬的先知，在全世界具有数千名信徒。1923年，德(国)瑞(士)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协会以及其他各国的类似组织在瑞士巴塞尔城召开第一次国际会议。自从他在1930年去世以后，他这类学说所能激发的特殊热情又转移到其他的(我认为是名声较差的)先知的身上。布希博士是该运动在英国的领袖，但宣传品似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圣安多尼城，即来自该运动当今主要的力量所在地美国。在美国的学院经济学者中，只有欧文·费雪教授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尽管他的门徒把他装饰得像一个先知，格塞尔的主要著作系以冷静和科学的文句所撰写，虽然在一些人看来，文句中充满着科学著作所不应有的那种崇尚社会正义的狂热和情感。继承亨利·乔治 [31] 的那部分内容虽然无疑是该运动的力量的重要来源，但其意义却是次要的。 总的来说，该著作的主要目的可以被说成为建立反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也是对自由放任的一种反动。它的理论基础和马克思的完全不同。不同之处一方面在于，它否定而不是接受古典学派的说法；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主张解除对竞争的束缚而不是取消竞争。我相信，在将来，人们从格塞尔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为多。如果读者参阅原著的话，《自然的经济秩序》一书的序言会向读者表明格塞尔的道德品质。我相信，回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线索可以从该序言中找到。
格塞尔对货币和利息理论的贡献可以述之如下。第一，他对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加以明确的区分， 并且进行争辩， 认为限制实际资本增长的是利息率。第二， 他指出， 利息率是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他还指出， 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来源于货币的特点， 而货币的特点是， 拥有货币并且把它作为财富储藏物的人不需要支付多少保管费； 同时， 类似一批存货那种形式的需要支付保管费的财富之所以也能得到收益是由于货币能得到收益。他引用了利息率在各个不同时代的相对稳定性作为证据来说明， 利息率不能取决于纯然为物质的条件， 因为， 后者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化必然会远远大于所观察到的利息率的变化。就是说(用我的名词来表示)， 取决于不变的心理因素的利息率经常保持稳定， 而变动剧烈的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的心理因素所决定的不是利息率， 而是在(大致)既定的利息率的条件下， 实际资本所能增长的数量。
然而，格塞尔的理论具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他所说明的是：为什么只是由于货币利息率的存在，所以在借出一批商品存货时才能得到收益。他的鲁滨逊·克鲁索和另一陌生人 [32] 的对话是一个绝妙的经济寓言——不差于过去所撰写的任何一个经济寓言——来表明这一点。他提供了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货币利息率不像大多数商品利息率那样，不具有负数值。但在此之后，对必须解释的为什么货币利息率具有正数值的问题，他却完全加以忽视。他也未能解释为什么货币利息率并不取决于(像古典学派所坚持的那样)生产性资本的收益所表示的标准。这是由于他没有想到流动性偏好的概念。他只建立了半个利息率理论。
他的缺乏完整性的理论无疑地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著作在学术界受冷遇。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他的理论延伸到足够的地步来得出实际的建议。这种建议虽然在本质上能符合需要，但以他所提出的形式来看，却是行不通的。他争辩道，实际资本的增长受到了货币利息率的抑制；如果这一抑制之物能被取走，那么，在现代世界中，实际资本会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增长，以致货币利息率很可能要下降为零才能与之相适应。当然不是指立即，而是在比较短的时期中，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首要之举是降低货币利息率，而且他还指出，通过使货币具有像其他无收益的商品存货所支付的保管费，降低货币利息率的目的便可得以达到。据此，他主张“加印”货币。这是他名声的主要原因，也是为欧文·费雪教授所赞赏之点。根据“加印”货币的建议，流通中的钞票(显然必须包括其他形式的货币，至少应包括银行货币)，像保险单那样， 每月必须加贴印花， 才能保持其价值； 印花则可向邮政局购买。当然，印花的费用可以被规定在任何适当的水平。按照我的理论， 费用应该大致等于货币利息率(不含印花费)减去相当于充分就业的新投资量的资本边际效率。为格塞尔所实际建议的费用为每周0.1%， 相当于每年5.4%。以目前情况而论， 这会太高，但正确的数值应该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改变， 只能通过逐渐矫正误差的办法来得到。
加印货币赖以成立的基本想法是健全的。确实有可能在有限的规模上来实际应用这个手段。但格塞尔没有想到许多困难之处，特别是，他不知道货币并不是唯一的带有流动性升值的资产，只是在带有的流动性升值的程度上和别的东西不同。货币的重要性来源于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具有较大的 流动性升值。由此可见，如果通过加印制度使流通中的钞票失掉它的流动性升值，一个很长系列的代替品会被当做钞票使用——银行货币、随时可偿付的债券、外国货币、首饰以及一般的贵金属，如此等等。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在过去，有时也会出现拥有土地的渴求，而不论其收益为多少。这会提高利息率，然而，在格塞尔的体系中，这一可能性却会通过土地国有化而消失。
Ⅶ
我们在上面所考察的理论在实质上是针对有效需求中的投资诱导不足的组成部分而发的。把失业的原因归咎于另一组成部分的不足，即消费倾向的不足，也不是新近出现的事物。但这种对当今经济病症的另一种解释——同样地不为古典学派所容许——在16和17世纪的思想中，起着远为要小的作用，而只有在相对晚近的时期，才逐渐扩大其影响。
虽然指责消费不足仅构成重商主义思想的非常次要的方面， 但赫克舍尔教授仍然能找出一些引文； 这些引文关系到他所说的 “根深蒂固的对奢侈品的有利之处的信念和对节俭的有害之处的信念。事实上， 节俭被认为是失业的原因， 其理由有二： 第一， 认为实际收入的减少等于没有回到交换中的货币量； 第二， 认为储蓄把货币从流通中取走”。 [33] 1598年， 拉斐马斯在《置国家于繁华的贵金属》中谴责反对使用法国丝织品的人， 其理由为： 奢侈品为穷人创造谋生之道， 而守财奴使他们在贫困中死亡。 [34] 1662年， 配第为 “娱乐、 华丽的节目、 凯旋门等等” 进行辩护， 其根据是， 它们的费用会流回到酿酒者、 面包房、 成衣匠、 制鞋者等人的钱袋中去。福特雷维护“考究的衣着”。施勒特(1686年)反对限制奢侈的规章并宣称， 他希望看到甚至更多的炫耀性的服装和类似的事物。巴尔邦(1690年)写道： “挥霍浪费是一种罪恶， 它不利于本人， 但并非不利于贸易……贪得无厌是一种罪恶， 它对人和贸易都是不利的”。 [35] 1695年， 卡里争辩道， 如果每人都花费更多的钱， 那么， 所有的人都会得到较大的收入， “从而可以使生活更加富裕”。 [36]
然而，巴尔邦的见解主要系通过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而得以广泛流传。该书1723年被英国中爱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团宣判为伤风败俗；它在人类道德伦理科学史中以声名狼藉而著称。根据记载，为它说一点好话的只有一人，即约翰逊博士。他宣称，该书并不使他难于理解，而“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对现实生活开了眼界”。莱斯利·斯蒂芬在《本国人名辞典》中的总结确切地表达了该书的邪僻的性质：
“通过该书，曼德维尔招惹了很大反感。因为该书用别出心裁的、似是而非之论来发扬具有讽刺性的不明是非的道德观……他的繁荣可以通过花钱而不是通过储蓄得以增大的学说属于许多尚未绝迹的同时代的谬论。 [37] 他一方面接受禁欲主义者的假设，认为人类欲望实质上是一种邪恶事物，从而会造成私人的恶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普通观点的假设条件，认为财富是一种‘公共福利’。二者放在一起，他很容易地证明，一切文明意味着邪恶倾向的发展……”
《蜜蜂寓言》的内容是一首寓言诗——“埋怨的蜂群或变为诚实的欺骗者”。该诗描述了一个富裕社会的令人吃惊的困难处境，因为，为了进行储蓄，该社会所有的公民突然放弃奢侈生活，而国家则削减军备开支：
现在不能再认为是光荣，
那种花费掉全部收入的生活类型；
车商的招牌搁置一旁，
人们放弃马车只为了一次歌唱；
同时出售掉成批的骏马，
并且为了偿债而卖掉高楼大厦。
为了虚荣的费用要被看做诈骗而加以避开，
他们不驻扎军队在海外；
不在乎外国人是否尊敬，
以及战争带来的光荣；
人们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国家，
如果正义与自由是必须支付代价。
那个高贵的克洛艾：
缩小她的昂贵的购物清单，
并且整年穿着她的那套耐用的衣衫。
于是，结果如何?
现在看看那个光荣的蜂房，并且注意
诚实和贸易如何结合在一起：
奢侈浪费的表现已经走开，它迅速变为稀少；
并且看起来有着非常不同的面貌；
因为走开的不仅是奢侈浪费，
而且还有它每年的大量花费；
然而，依之为生的大量人群，
每天被迫做着相同的事情，
在绝望时转移到其他行业干活，
所有行业同样有过多的存货。
土地和住宅的价格下降，
奇迹般的宫殿的墙，
像底比斯城的墙那样，只有在戏剧中才能树起
听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建筑业受到很大的毁损；
工匠们不被雇用，
画师不因其作品而闻名，
石匠和雕工也没有他们的名声。
因此，“寓意”是：
单凭德行不能使国家生活之路
处于昌盛状态。能够恢复
到黄金时代的，唯有自由，
对待诚实和对待橡子都应使用这个同一范畴。
紧接着寓言之后的两段文章可以表明，上述观点并不是没有理论基础的：
由于被某些人称之为储蓄的这种谨慎节约的行为是私人增加财富的最肯定的方法，所以有些人就设想，不论一国生产能力是小还是大，如果普遍使用(这些人认为是现实可行的)相同的方法，那么，整个国家会得到相同的结果。例如，如果英国人像其某些邻国的人那样节约，那么，他们可以比现在远为富有。我认为，这一点是错误的。 [38]
恰恰相反，曼德维尔作出结论：
使一国处于我们称之为繁荣的康乐状态之道就是向每一个人提供就业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府应该第一，促进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制造业、技术业和手工艺业， 多到人类的智慧可以发明的程度。第二，奖励农业和渔业以及其各种分支行业，从而，迫使整个地球和人各尽其力。正是这种政策，而不是微不足道的对奢侈和挥霍的限制，才能使国家达到伟大和幸福的目标。因为，不论金和银的价值是上升还是下降，一切社会所享受之物总是取决于土地的果实和人的劳动；二者结合在一起，相对于秘鲁的金和玻利维亚的银而言，是一种更加肯定、更加难于枯竭和更加真实的财富。
这种邪僻之论无怪乎在两个世纪中一直受到正人君子和经济学者的一致抨击。他们感到他们所持有的节衣缩食的理论使他们更加合乎道德规范。按照他们的理论，除了个人和国家都从事极度的省俭和节约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健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配第的“娱乐、华丽的节目、凯旋门等”让位于格拉德斯通式的锱铢必究的理财方法，让位于一种国家体制，而这一体制总是表示“国家无力举办”医院、广场、宏伟的建筑，甚至文物保护，更不用说华美的音乐和戏剧。所有这一切被推诿于慈善事业或不节约的个人的宽宏之举。
在另一个世纪以后，该学说仍然没有在受到尊重的人物的圈子里再度出现，一直到马尔萨斯的晚年，那时，有效需求的不足作为对失业的科学解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对此，由于我已经在我的关于马尔萨斯的论文 [39] 中加以相当完备的论述，我在这里只需要重复引用一两段该论文中已经引过的文句：
在几乎为世界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大量的生产能力都未能加以利用。对于这种现象，我的解释是：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对生产品的分配，所以没有足够的动机使生产能继续下去……我确实认为，快速积累的意图必然意味着相当大数量的非生产性消费的减少；从而，通过这种对生产动机的巨大阻挠，快速积累的意图势必过早地制止财富的增长……但是，如果快速积累的意图确实会使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几乎会摧毁将来积累的动机和能力，从而，摧毁对日益增加的人口所维持和增加的就业量的能力，那么，我们不是必然要承认，这种积累的企图，或过多的储蓄，可以真正对国家有害? [40]
这种资本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对劳动的需求的停滞系来自生产的增加，而又没有适当比例的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与之相配合。问题在于，这种情况发生怎么会不给国家带来损失呢?怎么会比当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和社会的自然的剩余产品保持适当比例时不造成较少的幸福和财富呢?当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与社会的自然的剩余产品保持适当比例时，生产的动机会继续不受干扰，从而，对劳动的需求起先增加然后势必突然下降的情况会得以避免。然而，事实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还能说，虽然节俭不利于生产者，却无损于国家呢?如何还能说，有的时候，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的增加并不是一个应有的办法来治疗生产动机下降的状态呢? [41]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资本系通过节俭而得以增加； 每一个节俭的人都有利于社会； 以及财富的增加取决于产品与消费量之间的差额。这些命题在很大范围内的正确性是完全无需怀疑的……但很显然的是， 它们并不是在任何范围内都正确无误； 如果把储蓄的原理扩大到过分的程度， 那么， 它会摧毁生产的动机。如果每人都满足于简单的食品、 最劣质的服装和最简陋的住房， 那么， 可以肯定， 其他种类的食品、 服装和住房就不会存在……这两种极端情况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 必须存在着一个位于二者之间的点； 在该点，把生产的能力和消费的愿望都加以考虑后， 对财富的增加才具有最大的诱导力量。当然， 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未必使我们能找出该点。 [42]
在我接触过的才华卓越之士所提出的意见中，在我看来，M.萨伊所说的“用掉或毁掉一件物品就等于堵塞一条出路”最直接与正确的理论相对立，而且也最全面为经验所否定。然而，根据这一新的学说，即只需要在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而不是在商品与消费者的关系中——来考察商品，萨伊的说法却是应有的结果。我要问一下，如果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一切消费都停顿半年，那么，对商品的需求会成为什么样子?会出现大量的积压。出路何在!这一事实需要多么庞大的市场! [43]
然而， 对马尔萨斯的话， 李嘉图却充耳不闻。这场争论的最后反响可以见之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他的工资基金学说的讨论之中。 [44] 该学说在他的头脑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来驳斥马尔萨斯晚年的观点。当然， 穆勒是在这场论战过程中被哺育出来的人物。穆勒的继承者否定了他的工资基金学说， 但却没有注意到， 穆勒对马尔萨斯的反驳取决于这一学说。这些继承者的否定方法是通过不谈这一问题把它置于经济学领域 之外， 而不是解决它。该问题完全从争论中消失掉。近来， 凯恩克罗斯先生想从维多利亚时期的次要人物中找出该问题的痕迹， [45] 但他所找到的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少。 [46] 消费不足理论处于潜伏之中一直到1889年； 那时， 出现了J.A.霍布森和A.F.穆默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该书是在许多著作中的第一本并且是最重要的一本。在这一著作里，在几乎为50年的时期中，霍布森先生以不可阻挠的、却几乎是无效的热情和勇气来反对古典学派的正统。虽然该书在今天如此完全地被遗忘掉，但在一定意义上，它的出版却是经济思想的一个时代的标志。
《工业生理学》是与穆默利合著的。霍布森告诉我们该书的缘起如下：
一直到1880年代中期，我的经济学的异端思想才开始形成。虽然亨利·乔治先生反对土地价值的战斗、各种社会主义团体反对显然存在的对工人阶级压迫的早期鼓动以及两位布思先生对伦敦的贫困方面的揭露在我的感情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它们并没有毁灭我对政治经济学的信心。信心的动摇系来自可以说是一次偶然的接触。当我在埃克塞特城的一个学校教书时，我和一个名为穆默利的商人开始个人交往。此人在当时和其后被认为是一个著名的登山运动员。他发现了一条登上马托亨峰的新路，不幸在攀登著名的喜马拉雅山的南加帕拔峰时牺牲。不用说，我和他的交往并不建立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上。但他也是思想上的登山运动员，具有天赋的发现自己道路的眼光和傲然藐视学术权威的态度。此人使我和他纠缠于一个有关储蓄过多的争论之中。他认为，储蓄过多是造成在贸易不振时的资本和劳动就业不足的原因。在一个长时期中，我试图用正统经济学的思想武器来反驳他的论点。但他终于把我说服。于是，我们二人一起在出版于1889年的名为《工业生理学》一书中阐述了过度储蓄的观点。这代表我异端生涯的第一个公开的步伐，而丝毫没有理解到这一步伐的关系重大的后果。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放弃了我在中学的教书职位并作为大学课程普及部的经济学和文学讲师开始新的事业。第一次的冲击是伦敦大学普及理事会拒绝让我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我得知，这里的原因是由于一位经济学教授的干扰。他读过我的那本书并认为该书的荒谬程度相当于证明地球的形状是平坦的。既然储蓄的每一部分都被用于增加资本项目和工资基金，那么，有用的储蓄的数量如何会成为过度的呢?当任何头脑健全的经济学者看到这种企图对一切工业的增长来源加以阻挠的观点时，他决不会没有恐怖的感觉。 [47] 另一个有意思的我个人的经历使我感觉到我被认为是有罪过的。虽然我不被容许在伦敦讲授经济学，但我已经为比较宽容的牛津大学课程普及运动所允许，可以在乡下讲学，只要我把内容限制在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的现实问题。当时有一个慈善事业协会正好在计划一次关于经济主题的学习活动并且邀请我讲授一门课程。我已经表示愿意承担这一讲授任务；就在此时，对我的邀请书突然被收回。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很难理解，对无限制的节俭的德行表现出怀疑的姿态，我就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这本早期著作中， 霍布森和他的合作者对古典学派(他也是这一学派的学说哺育起来的)的直接评论要多于他以后的著作。由于这一原因， 也由于该书代表他对其理论的第一次陈述， 所以我将引用该书来表明该书作者们的批评和直觉具有多么充分的根据。在他们的序言中， 他们指出为他们所攻击的论点的性质如下：
储蓄使个人和社会富有，而花费使他(它)们贫困；这句话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论断，认为珍惜钱财的有效作用是一切经济福利的根源。它不仅使从事节约的个人致富，而且还能提高工资，使失业者有工作机会并使受益面遍及各方。从报纸到最近的经济学著作，从教会讲坛到下议院，这一结论被反复讲解和一再陈述，一直到使它似乎完全成为神圣不可怀疑的东西。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士，在大多数经济学者的支持之下，尽力否定这一学说，直到李嘉图的著作出版时期为止。它之所以最终被人们接受纯然是由于在那时，人们无法驳倒工资基金论。现在，工资基金论已告崩溃；但这一学说依然存在，并没有随着它在逻辑上赖以成立的基础的瓦解而崩溃，其唯一的理由是主张这一学说人物具有居于统治地位的权威性。对这一学说的来自经济学的批评只敢攻击其具体的细节，但批评害怕触及它的主要论点。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第一，这些论点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储蓄的习惯趋于过度是可能的；以及第三，这种储蓄过度的行为可以使社会贫困，令工人失业，把工资降低并把衰退扩散到整个贸易界，被称为贸易的萧条状态。
生产的目的是向消费者提供“效用和方便”；从起始时的对原料的处理到它作为效用或方便之处而最终被消费掉，整个过程具有连续性。资本的唯一用处在于协助这些效用和方便之处的生产，从而资本被使用的总量必然会随着每日或每周被消费掉的效用和方便之处的总量不同而有所变化。储蓄在增加现有资本总量的同时，也会减少现在被消费掉的效用和方便之处；因此，任何过度扩大这种习惯必然会导致资本积累超过它被需要的使用量，而这个超过的部分会以一般性的生产过剩的形式存在。 [48]
在这一段话中的最后一句，出现了霍布森的错误根源，即：他认为，使得实际的 资本积累超过所需要的数量的因素是过度的储蓄，而在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它的存在是由于预期的错误。主要的原因是：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倾向大于相当于所需要的资本的数量，因此，除了预期的错误以外，这使充分就业不能实现。然而，在一两页以后，在我看来，他以非常精确的方式把问题表达了出来，虽然他仍然忽视了利息率和预期状态的改变可能造成的影响；因为，可以设想，他把这两个因素当做既定的：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即，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经济学说都坚持认为，一社会每年的产品数量取决于该社会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的总量；这是错误的说法。恰恰相反，虽然产品数量永远不会超过这三个总量所规定的限度，然而，它可以，而且在实际上已经被减少到这个限度所规定的最大产量之下，其原因在于，过多的储蓄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多的被积压起来的产品供给会对生产施加限制；就是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正常状况下，消费限制了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了消费。 [49]
最后，他注意到了他的理论对正统的自由贸易论的影响：
我们也注意到，正统经济学者一向如此经常地谴责我们美国兄弟和其他保护主义社会，说它们对自由贸易论点愚蠢无知。这种说法不再能被继续使用下去，因为，所有这些论点都依赖于一个假设条件，即：过度的供给是不可能的。 [50]
确实，他们的论点在此后的陈述并不完整。但他们却能第一次明白地宣称，资本的存在并不是为储蓄倾向所导致，而是来源于它对实际的和将来的消费所造成的需求的反应。下面的位于不同页数的引文可以表明这种思想：
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对商品消费的增加，那么，一社会的资本便不会以有利的方式增加……要想有效，每一次储蓄和资本的增加都要求即将来临的消费作出相应的增加 [51] ……当我们提到将来的消费时，我们不是指迄今以后的10年、20年或50年的将来，而是指与现在距离很近的将来……如果节俭和谨慎程度的增加导致人们增加现在的储蓄，那么，他们必须同意在将来作出更多的消费 [52] ……除了为现有的消费提供商品所需要的资本以外，不可能有更多的资本以经济上有利的方式存在于生产过程的任何环节之中 [53]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人的节约数量并不影响整个社会的节约的数量；它只决定整个社会的节约总量的一个固定部分究竟是由此人还是另一人所执行。我们将说明，社会一部分的节约如何会迫使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开支超过他们的收入 [54] ……大多数现代经济学者都否定消费会有任何不足的可能性。我们能否找到任何经济上的倾向性，其作用可以导致社会处于这种不足的状态，而如果任何这种倾向性存在的话，是否在经济机制中存在着有效的阻遏力量?我们将要说明：第一，在每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业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发生作用的倾向性，其自然的作用是导致这种过度的节俭；第二，被认为经济机制可以提供的阻遏力量不是完全不发生作用，便是作用不足以遏制这一严重的经济弊端 [55] ……李嘉图对马尔萨斯和查默斯的论点的简要回答似乎已经被大多数以后的经济学者当做反对二者论点的足够的论证。“生产品总是由生产品或由劳务所购买；货币仅仅是实现交换的媒介物。因此，生产的增加总是伴随着相应的购买和消费产品的能力的增加，从而，不可能存在着生产过剩的现象”(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62页)。 [56]
霍布森和穆默利知道：除了作为借用金钱而支付的费用以外，利息并不具有其他意义。 [57] 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论敌能够宣称，存在着“利息率(或利润)的适当程度的下降来阻止储蓄，从而恢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应有的关系”。 [58] 在回答论敌时，他们指出：“如果利润的下降能使人们进行较少的储蓄，那么，它也必须通过两种途径之一来发生作用；一种为使人们花费较多，另一种为使人们生产较少”。 [59] 以前者而论，他们认为，当利润下降时，社会的总收入会被减少，从而，“我们不能说，当收入的平均量正在下降时，由于节俭所得到的补偿会作出相应的减少，所以个人会增加他们的消费量”；以第二种途径而论，“我们完全无意于否认由于过度供给而造成的利润下降会阻遏生产，而承认这种阻遏生产作用的存在正是我们的论点的核心内容”。 [60] 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缺乏完整性，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利息理论，以致霍布森一方面过分强调(特别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消费不足导致投资过多的作用；这里的投资过多系指无利可图的投资而言。另一方面，霍布森未能作出解释，相对微弱的消费倾向之所以能造成失业，原因在于：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充分就业，必须有补偿性的新投资来弥补消费的不足，但又得不到 这种新投资。虽然在有的时候，由于错误的乐观态度，这种新投资可以暂时出现，然而，一般说来，由于预期利润率下降到利息率所规定的水平之下，它完全没有出现的可能。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曾经涌现出大量的异端的消费不足论，其中道格拉斯少校的理论最为有名。道格拉斯少校的主张之所以具有影响，主要原因当然在于，正统的学说不能对他的很大一部分的毁灭性的抨击作出有道理的反驳。另一方面，他对经济疾病的详细诊断，特别是所谓A+B理论，不过包含着大量的故作玄妙的东西。如果道格拉斯少校把他的B项目限于企业家尚未动用的折旧准备金，那么，他会更接近真理一些。但即使以此而论，仍然必须考虑到这些准备金可以为其他方面的新投资所抵消，也可以为增加的消费开支所抵消。和他的正统学说的论敌们相比，道格拉斯少校有理由宣称：他至少没有遗忘我们经济制度中的那个突出问题。但他所达到的级别——在一支勇敢的异端者的军队中，也许是一名小兵，但决不是少校——很难和曼德维尔、马尔萨斯、格塞尔和霍布森相比拟。这些人凭借着他们的直觉，宁愿对真理作出模糊的和不完整的认识，但决不坚持错误的说法；而那种来自简单逻辑推理的错误说法固然明白准确，固然前后一致，但却建立在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之上。
* * *
[1] 参阅他的《工业与贸易》，附录D；《货币、信用和商业》，第130页；和《经济学原理》，附录Ⅰ。
[2] 他的《经济学原理》，第1版第51页的脚注以最有代表性的方式总结了他对重商主义的观点：“关于货币与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的中世纪的观点，在英国和德国出现了很多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它们可以被当做对货币的职能理解不清而引起的思想混乱；它的错误倒不在于由于它们故意作出的假设条件而得到的结论；该假设条件为，只有通过贵金属的储存量，一国才能增加它的净财富”。
[3] 载《民族与图书周刊》，1923年11月24日。
[4] 按照相同的理由，在工资单位可以伸缩的条件下，用降低工资的办法来对付萧条状态就是一个以邻为壑来使我们自己得到好处的手段。
[5] 至少从梭伦时代以来(如果我们有统计数字，时间还可推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经验表明，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使我们相信，在长时期中，工资单位具有稳定上升的倾向，而只有在衰落和瓦解的社会中，工资单位才会减少。可以看到，除了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这两个原因以外，货币数量逐渐增加是必要的。
[6] 该书比较适合于我的目的，因为，总的说来，赫克舍尔教授本人就是古典学派的追随者，从而，他应该比我对重商主义具有较少的倾向性。因此，可以避免我由于想说明重商主义的明智之处而选择有利于我的引文的危险。
[7]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200、201页；本书作者稍加缩短。
[8] 《关于利息率下降和货币价值上升的后果的一些考虑》，1692年，但写作时间在数年以前。
[9] 他加了一句“并不单纯取决于货币数量，而且也取决于它的流通的快慢”。
[10] 稍后一些，休谟把一只半脚踩在古典学派的世界。在经济学者中，休谟开始强调均衡状态的重要性；这种状态是相对于总是处于变动中的趋向于均衡状态的过渡情况而言。当然，他仍然具有足够多的重商主义的倾向来使他注意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是过渡情况。他写道：“只有在取得货币与物价上升之间的时期或中间性的情况，增加金和银的数量才是有助于经济活动的……不论货币数量是多或少，这与一国的国内福利没有关系。如果可能的话，执政当局使货币数量处于增加的状态才是良好的政策，因为，通过这一政策，他可以使国家的经济活动的精神振奋，劳动的数量增加，而劳动数量的增加代表一国真正的力量和财富。一个货币数量在减少中的国家比货币数量相同但却具有增加趋向的另一国家要较为衰弱和贫困”(《论货币的论文》，1752年)。
[11] 这里表明：重商主义的观点，即利息是指货币的利息而言的观点(我现在认为，这个观点毫无疑义是对的)，已经完全被抛弃掉。作为一个实足的古典学派经济学者，赫克舍尔教授以这样的按语来总结他所说的洛克理论——“如果利息当真是借贷货币的价格的同义词，洛克的论点是不容非议的……由于事实不是如此，所以他的论点与所讨论的问题无关”(同前引书，第2卷，第204页)。
[12]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210、211页。
[13]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228页。
[14]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235页。
[15]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122页。
[16] 同上，第223页。
[17]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178页。
[18] “在国家之内 ，重商主义者追求的纯粹是动态的目标，但他们对世界的全部经济资源却具有静态的看法。二者纠缠在一起构成不能调和的状态，从而导致无休止的商业战争……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悲剧。中世纪的遍及一切的单纯静态理想和自由放任的遍及一切的单纯动态理想却能避免这一后果”(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25、26页)。
[19] 最初由艾尔伯特·托马斯、其后由H.B.巴特勒领导的国际劳动局始终赞成这一真理。在战后的为数众多的国际机构中，该局的见解是卓尔不群的。
[20]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176～177页。
[21] 同上，第335页。
[22] 参见《国富论》，第2编，第4章。
[23] 载于他的《给亚当·斯密的信》，附于他的《为高利贷辩解》。
[24] 既然已经引用了边沁的这段原文，我必须向读者介绍他的最美妙的一段：“工艺事业是企业创始人走出来的伟大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被看成为是一个无边际的平原，在其上，满布着陷阱。每一陷阱要求吞没一人，然后关闭，变为平地。但它一旦关闭，即不再张开，从而有如此经历的道路对后来人是安全的”。
[25] 出生于接近卢森堡边界，其父为德国人，其母为法国人。
[26] 格塞尔和乔治不同，前者主张，当对土地国有化时，应该给予补偿。
[27] 《自然经济秩序》，第297页及以下。
[28]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208页。
[29] 同上，第290页。
[30]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291页。
[31] 同上，第209页。
[32] 在他的《英国18世纪思想史》中，关于“由于曼德维尔而具有名声的谬论”，斯蒂芬写道(第297页)：“完全驳倒该谬论所需要的学说——如此少有地被人们所理解，以致完全理解它也许是检验经济学者的最好的方法——是，对商品的需求并不是对劳动的需求”。
[33] 和古典学派的先驱者亚当·斯密相比较。斯密写道：“凡对私人家庭来说是行之有效的行为，对整个国家来说很难成为行之无效的。”——此话很可能是针对上述曼德维尔的语句而言的。
[34] 《传记集》，第139～147页。
[35] 1821年7月7日，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信。
[36] 1821年7月16日，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信。
[37]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序言》，第8、9页。
[38]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63页脚注。
[39] J.S.穆勒，《政治经济学》，第1篇，第5章。在霍布森和穆默利的《工业生理学》中(第38页及其以下)，对穆勒的这一方面的理论，有重要和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对他的“对商品的需求不是对劳动的需求”学说(对于这一学说，马歇尔在很不令人满意的论述中，企图加以辩解)。
[40]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和投资》，载《经济史》，1936年。
[41] 在他所举出的著作中，富拉顿的《论对通货的管制》一文最有意义。
[42] 在《工业生理学》第261页中，霍布森以不恭敬的语气写道：“节俭是国家财富的来源，从而，一国越是节俭，它会变为越是富有。这几乎是一切经济学者所共同讲授的东西。当他们之中的为数众多的人宣扬节俭的无穷尽的价值时，他们使用一种道学家的庄重语调。在他们的阴沉的歌曲中，这是唯一的为公众所喜爱的调子”。
[43]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业生理学》，第3～5页。
[44]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业生理学》，第6页。
[45] 同上。
[46]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业生理学》，第27页。
[47] 同上，第50、51页。
[48] 同上，第69页。
[49] 同上，第113页。
[50]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业生理学》，第100页。
[51] 同上，第101页。
[52] 同上，第79页。
[53] 同上，第117页。
[54] 同上，第130页。
[55]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业生理学》，第131页。
第二十四章 对《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的简要总结
Ⅰ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第二，它以无原则的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本书的理论对第一个弊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也与第二个弊端有关。
自从19世纪末以来，通过直接税的手段——所得税、超额所得税和遗产税——特别是在英国，消除财富和收入方面的非常巨大的差异的工作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许多人愿意把这一过程推向远为更加前进之处，但是，两点考虑使他们踌躇不前。一方面，他们害怕，这会使逃避税收成为很值得干的事情，并且还会过分减少冒风险的动机。但我相信，他们的另一个方面的主要考虑之点是：他们相信，资本的增长取决于个人储蓄动机的强弱，而资本增长的一个很大比例的部分取决于富人来自他们剩余金钱的储蓄。我的理论并不影响第一种考虑；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可以修改我们对第二种考虑的态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到达充分就业状态以前，资本的增长完全不取决于消费倾向的数值低微的程度，而且，恰恰相反，后者会有碍于前者的实现。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数值低微的消费倾向才有助于资本的增长。不仅如此，经验表明：在现有情况下，企业的储蓄以及偿债基金所代表的储蓄已经超过所需要的数量，从而，采用可能提高消费倾向的收入再分配的措施肯定会有助于资本的增长。
对于这一问题，公众思想中的困惑之处可以用非常普遍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信念加以说明。他们相信，遗产税是减少英国资本财富的原因。事实上，假设国家把这一来源的税收所得使用于通常的开支，从而，对收入和消费所征收的税额会有相应的减少或免除，那么，遗产税繁重的财政政策当然具有增加社会的消费倾向的作用。由于习惯性的消费倾向的增加一般会(除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以外)同时增加投资诱导，普通人所作出的推论正好与实际情况相反。
这样，我们的论述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即：财富的增长远不取决于富人的节欲，像一般所假设的那样；它的增长反而会受到富人节欲的阻碍。因此，支持财富应具有很大差别的一个主要论据已经不能成立。我并不是在说，在其正确性不为我们理论所影响的各个论据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在一定情况下支持某种程度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但我们的理论确实清除掉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才一直认为必须谨慎从事。这一点特别影响我们对遗产税的看法；因为，有些支持财富的不平等的论据不适用遗产的不平等。
以我而论，我相信，存在着社会上的和心理上的理由来认为：相当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应该比目前存在的差距为小。有价值的人类活动的一部分需要赚钱的动机和私有财产的环境才能取得全部效果。不仅如此，通过赚钱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类的危险的癖好可以被疏导到比较无害的渠道之中，而癖好如果不以此种方式得以满足，那么，它们会被用之于残暴、肆无忌惮地对个人权力和权威的追求以及其他方式的自我高大化。人们对他们自己的银行存款实施暴政比他们对他们的同胞们实施暴政要好一些。虽然前者有时被谴责为不过是到达后者的手段，但至少在有的时候，前者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渠道。即使如此，为了刺激这些可供选择的活动和满足这些癖好，并没有必要像现在那样，给参加游戏的赢家提供如此之多的胜利品。较少的胜利品也能达到同一目的，一旦参与者习惯于此的话。改变人类本性的任务决不能混同于管理人类本性的任务。虽然在理想的国家中，可以通过教育、感化和养育来使人们对胜利品漠不关心，但只要一般的人，甚至社会中相当多的一些人仍强烈地沉湎于赚钱的癖好，那么，稳健的政治家就应该让游戏在规则和限度的约束下继续进行下去。
Ⅱ
然而，对于财富不平等的前景，从我们的论点中，还可以得到一个远为更加重要的第二个有关之点，即我们的利息论。到目前为止，认为利息率应该具有适当高的数值的理由在于利息率必须提供足够多的储蓄诱导。但我们已经说明，有效的储蓄数量必然要取决于投资的规模，而投资规模却为低 数值的利息率所推动，如果我们不以此种办法把投资规模推进到相当于充分就业之点以外的话。由此可见，如果在既定的资本边际效率之下，把利息率减少到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之处，那么，那将是对我们最有利的。
毋庸置疑，上述原则会使利息率远低于迄今在市场上存在的利息率。以我们所能推测到的资本数量的增加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而论，如果要继续大致维持充分就业，那么，利息率很可能要持续下降——除非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包括国家在内)有着很大的改变。
我感到肯定的是，对资本的需求具有严格的限度；其意义为：把资本数量增加到使它的边际效率下降到很低的数值是不难做到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资本设备几乎不用支付代价，而仅仅是说，资本设备的收益在补偿它的折旧和老化费用以后，再减去偿付风险以及技能和决策的运用的费用，剩下来的属于资本所有者的数量不会有多少。简言之，耐用品在它们生命期间的总收益会和非耐用品的情况一样，包含它们的生产的劳动成本再加上 对风险以及对技能和监督代价的补偿。
虽然这种状况相当符合于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但它意味着食利者阶级的消亡，从而也意味着资本家利用资本的稀缺性来扩大其压迫力量的消亡。在今天，利息之不代表对真正作出牺牲的补偿的程度并不亚于土地的租金。资本所有者能得到利息的原因是资本的稀缺，正和土地所有者能得到地租的原因是土地的稀缺一样。但是，土地的稀缺可以来自与土地的固有特性有关的原因；然而，资本的稀缺却没有与资本的固有特性有关的原因。如果把造成资本稀缺的原因看做与资本特性有关的原因，即必须以利息率作为报酬才能使人们作出真正的牺牲来进行积累这一原因，那么，在长期中，这一原因将不复存在，除非在个人的消费倾向具有特殊性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中，消费倾向具有如此特殊的数值，以致在资本具有足够充沛的数量以前，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净储蓄量已经为零。但即使在这种场合，国家机构仍然可以使社会的储蓄被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以致能使资本数量继续增长，直到它不再稀缺时为止。
因此，在我看来，当资本主义的食利者阶级的这一方面完成了它的任务以后，它会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而消失掉。一旦它的食利者阶级的方面消失掉，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会有重大的改变。此外，我的主张还有一个很大的有利之处，即食利者阶级和已经没有社会职能的投资者决不会突然消亡；就像我们近来在英国所看到的那样，它们的消失会是一个逐渐而漫长的过程，从而不需要进行革命斗争。
因此，在政策实践上，我们可以树立两个目标(都是可以在实际上达到的)：一方面，增加资本数量，一直到它不再稀缺时为止，从而，已经没有社会职能的投资者不再能坐享利益。另一方面，建立一个直接税制度，使得理财家、企业家和类似的人物(他们如此喜爱他们的职业，以致可以用远为便宜的代价来取得他们的劳务)的智慧、决心和经营的才能可以通过合理的报酬被引导到为社会服务的渠道。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体现于国家政策之中的群众意愿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被用之于增加和补充投资诱导，以及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安全地被用之于刺激平均消费倾向，而又不妨碍我们在一两个世代中消除资本的稀缺价值的目标。最终的结果可以是，消费倾向会被利息率下降的作用以如此容易的方式加以提高，以致只需要比现有的稍高一点的积累率便能达到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对高额收入和遗产征收较多赋税的制度也许会有招致非难之处，因为按照这种制度，充分就业所要求的积累率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小于现在的水平。我并不否定这一后果的可能性，甚至它的很可能出现的概率。因为，在这种事态中，很难预测一般人如何对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如果现实的事态表明，只需要用比现在稍大一点的积累率便能很容易地取得大致的充分就业，那么，一个突出的当代问题至少已经得以解决。至于说应以何种正确和合理的程度和手段来要求活着的一代限制他们的消费，以便在一段时期中为他们的后代建立起一个投资量已经充分的境界，那是另一个仍然存在的有待决策的问题。
Ⅲ
在其他方面，本书以上的理论在含义上是相当保守的。因为，虽然本书指出，现在主要听任于私人主动性支配的某些事物应加以集中控制的重大意义，但是，仍然存在着广泛的领域，其中的活动不受影响。对于消费倾向，国家将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还有，单靠银行政策对利息率的影响似乎不大可能决定投资的最优数量。因此，我感觉到，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当然，这并不排除一切形式的折衷方案，而通过这种方案，国家当局可以和私人的主动性结合起来。但除此以外，似乎很难证实囊括绝大部分社会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必要性。重要的并不是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如果国家能决定被用于增加生产工具的资源数量，并且能决定对生产工具所有者的报酬的基本额，那么，它就应被认为是完成了它应尽的职责。此外，必要的社会化的步骤可以逐渐采用，从而不会割断社会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已被接受的古典学派理论的批评，重点不在于找出它的分析中的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它所暗含的假设条件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得到满足，其后果为，它不能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然而，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假设总产量为既定的，即取决于古典学派思想体系以外的力量或因素，那么，我们对古典学派的分析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不反对它所分析的私人的利己动机如何决定生产何种产品，以何种比例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以及如何把产品的价值在生产要素之间加以分配。还有，虽然我们在节俭问题上与古典学派的想法不同，但对现代古典学派理论关于在完全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的私人和社会利益的一致程度却没有意见。由此可见，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来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的协调以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经济生活社会化。
更具体地说，我看不出任何理由来认为，现有的经济制度对已经被使用的生产要素具有严重的使用不当之处。当然，存在着预期的失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由于中央集中的决策而得以避免。当在10000000个愿意而且能够工作的人中，有9000000个人被雇用时，又没有证据表明，这批9000000人有被使用不当之处。对现有的经济制度，我们的不满意见并不是这批9000000人应该被使用于和过去不同的任务，而是应该为剩下来的1000000人提供使其就业的任务。现行经济制度的缺点，并不在于已就业的人如何加以使用的问题，而在于就业量的多寡问题。
因此，我同意格塞尔的意见，认为弥补古典学派理论的缺点不是把那个“曼彻斯特制度”清除掉，而是指出经济力量或经济因素的自由运行所需要的环境，以便实现生产的全部潜力。保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中央控制当然会大为扩充传统的政府职能。除此以外，现代古典学派理论本身也要求我们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而在这些不同情况下，对经济力量或因素的自由运行有必要加以制止，或加以引导。尽管如此，仍然会留下广阔的天地使私人在其中运用他们的动力和职能。在这个天地中，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有利之处仍然会继续存在。
让我们在这里稍加停留，以便提醒我们自己，这些有利之处是什么。有利之处的一部分是效率——分散化和利己心能够运行的有利之处。决策分散化和个人负责制的有利之处甚至比19世纪所设想的也许还要大一些，而且，反对借助和利用利己心的意见似乎有点过火。但无论如何，如果能去掉个人主义的缺点和滥用，那么，它仍然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其意义为：和其他任何制度相比，它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范围。它也是生活多样化的最好保障，因为，生活多样化恰恰来自被扩大了的选择范围。在生活单调一致或集权国家的各种损失中，缺乏生活多样化是其中最大的损失。因为这种多样化保存了能体现已往各代人的最妥善和成功的选择的传统。它以它的多样化的方式来使现实具有光彩。此外，由于它是经验、传统和想象的结晶，它也是改善将来的最有力的工具。
因此，虽然对19世纪的政论家或当今美国理财家而言，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进行辩护。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唯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
这里的原因在于：如果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不但资源浪费所引起的社会反对情绪会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而且，意图把这些资源运用于实际的私有企业也会遭受注定要失败的后果。这种危险的游戏具有许多数值为零的筹码；所以，如果参加者的精力和意志能使他们把游戏进行到底，那么，对参加者的整体 而言，它是输家。直到目前，世界财富的增加量小于个人正数值的储蓄的总和。二者的差额系由那些输家所补足，因为，这些人虽然具有勇气和主动性，但却缺乏超群的技能和异常的好运。但如果存在着足够的有效需求，那么，只需要一般的技能和好运便能取胜。
今天的集权主义国家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似乎已经解决了失业问题。可以肯定，世界容忍失业的期间不会很久，而失业问题，除了短暂的局势动荡时期以外，按照我的意见，还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也有可能把疾病治愈，而与此同时，又保存了效率与自由。
Ⅳ
我曾经顺便提到过，我们的新体制可以比旧体制更加有利于和平。重复和强调这一方面是有必要的。
战争具有种种原因。对于独裁者和其他的类似人物而言，至少在他们的期望中，战争会给他们带来愉快的兴奋状态。他们感到，比较容易利用人们的好勇斗狠的心理。但在此以外，协助他们煽起群众的激情烈火的却是战争的经济原因，即人口压力和对市场的争夺。由于很可能是上述第二类原因而在19世纪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还可能再度如此，所以，在此加以讨论是相宜的。
我在上一章已经指出，处于国内的自由放任和国际上的金本位这种19世纪下半期的典型体制中，除了向外争夺市场以外，一国的政府在国内没有其他办法来缓解本国的经济不振的问题。因为，在这种体制下，除了改善国际收支中的顺差的手段以外，一切的有助于解决长期或间歇性的失业状态的办法都被排除在外。
这样，当经济学者们在一如既往地颂扬既存的国际经济体制，说它能提供国际分工的果实，同时又能调和各国的利益时，他们掩盖了一个不那么美好的作用。常识和对实际事务的正确理解使政治家们相信，如果一个在传统上为富裕的国家忽视市场的争夺，那么，它的繁荣会衰落并以失败告终。但如果各国都能学习到用国内政策来为它们自己维持充分就业(而且，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句，如果它们也能使它们的人口趋向保持均衡)，那么，就不会存在重要的经济原因来使一国的利益和它邻国的利益相对立。在如此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正当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借贷活动的余地。然而，在这里，却不再有紧迫的动机来迫使一国把它的商品强加于另一国，或迫使一国排斥其他国家的商品销售，而这种强加和排斥并不是由于它是否有能力偿付它所愿意购买的商品的考虑，而是出于公开表示的破坏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以便为自己取得贸易顺差。国际贸易将不再像它现在那样，即作为一个维持国内充分就业的铤而走险的权宜之计，强行向外国市场推销并限制从那里购买的数量。即使是成功的话，这种方法也不过仅仅把失业问题转嫁给邻国，而邻国则因之会在斗争中受到损害。在我们的新的体制中，国际贸易会成为在互惠的条件下，合乎意愿和不受阻挠的物品和劳务的交换。
Ⅴ
实现这些思想仅仅是不着边际的希望吗?它们是否奠基于足够的人类动机之上，而这种动机又能控制政治社会的演变?被它们所伤害的利益的体现者是否比它们为之效劳的人要更为强大和明确?
我不想在这里提供答案。答案需要一本与此不同性质的著作，才能仅仅以提纲的形式表示出把这些思想逐渐付诸实施的各种实际办法。但如果思想是正确的——作者必须假设如此，然后再据此而进行写作——那么，我敢作出预言：要想否定它们在一段时期后所产生的力量会是错误的。在目前，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加基本的诊断；特别易于接受它；而且，甚至只要它在表面上合乎情理，就急于试行把它付诸实施。然而，撇开这种当代的情绪不谈，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诚然，这不是就立即产生的影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以后；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所应用的思想不大可能是最新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