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管冲约翰尼·斯多克时，埃斯沃斯·托黑只有七岁。当时约翰尼正经过托黑家的草坪，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为了这身衣服，约翰尼等了一年半，因为他的母亲很贫穷。埃斯沃斯没有偷偷躲藏，而是经过仔细考虑后，公然地做出了那个行为。他走到水龙头那里，打开它，站在草坪中间，将水管对准约翰尼。他的目标没有错——约翰尼的母亲就在他身后几步之遥的街道上，他自己的父母还有前来拜访的牧师在托黑家的门廊里全看到了。约翰尼·斯多克是个长着酒窝，拥有一头金色卷发的漂亮孩子，人们总是要回头去看他。从来没有人回头看过埃斯沃斯·托黑。
那些成年人对此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觉得很有趣，因此很长时间没有人冲过去阻止埃斯沃斯。他站在那里，靠着手里死拽着的喷嘴的力量支撑他瘦弱、单薄的身体，直到他感到满意才停止。然后他扔下水管，向门廊走了两步，水嘶嘶地流过草坪，然后他停住了，等着，头抬得高高的，将自己送来受罚。如果不是斯多克夫人抓住他的儿子，抱住他，约翰尼肯定会教训他。埃斯沃斯没有回过头去看斯多克母子，而是看着他的母亲和牧师，慢慢地、清楚地说：“约翰尼是个卑鄙的小霸王，他把学校里所有的男孩子都打了。”这是真的。
如何惩罚他变成了一个道德难题。因为他虚弱的身体和娇贵的健康情况，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惩罚埃斯沃斯。除此以外，严惩一个为了打击非正义，而勇于牺牲自己、毫不顾及自己体质弱点的孩子好像是错误的。他看起来像是个殉道者。埃斯沃斯没有这么说，他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的妈妈说了。牧师好像很同意他妈妈的说法。埃斯沃斯被关进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吃晚饭。他没有抱怨，只是待在那里——嚼着他妈妈偷偷给他送来的食物，晚上晚些时候，她违背了她丈夫的意愿，偷偷给埃斯沃斯送了饭。托黑先生坚持要为约翰尼的衣服赔钱给斯多克夫人，托黑夫人闷闷不乐地同意了；但她不喜欢斯多克夫人。
埃斯沃斯的父亲管理着一家全国连锁鞋店的波士顿分店。他收入中等，在波士顿一个不出名的郊区有一个简朴、舒适的家。他一生的隐痛就是没有自己的事业。但他是一个平静、谨慎、不爱想象的人，过早的婚姻结束了他所有的志向。
埃斯沃斯的母亲是个瘦弱而闲不住的女人，在九年时间里她先后接受又放弃了五种宗教。她长得小巧，这种特质让她在生命中的短短几年里异常美丽。那段时间里，她拥有数不尽的鲜花——这种风光在此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埃斯沃斯是她的精神支柱。埃斯沃斯的姐姐海伦要比他大五岁，是一个温顺、不出众的女孩，不漂亮但是很可爱、很健康。她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埃斯沃斯生来就很瘦小。他的妈妈从医生宣布他可能无法活下来的那一刻起就非常喜欢他，这让她的精神境界得到了提升——因为知道她自己可以对一个毫无指望的事物怀有无私的爱；埃斯沃斯看起来越是没有活力、丑陋不堪，她对他就越有一种强烈的爱。当他活下来并且没有变成残疾儿时，她几乎失望了。她对海伦没什么兴趣，因为在对海伦的爱中没有折磨。这个女孩明显更值得那份爱，以致似乎只能拒绝给她。
托黑先生，由于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原因，不太喜欢自己的儿子。不过，父母双方都默许了，埃斯沃斯在这个家里说了算，尽管他的父亲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晚上，在客厅的灯下，托黑夫人会气愤和未言先败地以一种紧张的、挑战的声音说：“霍勒斯，我要辆自行车，给埃斯沃斯要辆自行车。他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都有自行车。威利·拉维特前几天刚买了辆新的。霍勒斯，霍勒斯，我想给埃斯沃斯要辆自行车。”
“不是现在，玛丽，”托黑先生厌倦地回答说，“可能明年夏天……现在我们还买不起……”
托黑夫人会与他争论，声音猛地抬高，像是一种尖叫。
“妈妈，怎么了？”埃斯沃斯说，声音温柔、浑厚、清晰，比他父母的声音要低一些，然而却穿透了他们的声音，威严的，有一种奇怪的说服力。“我们有比自行车更急需的东西，你为什么那么关注威利·拉维特呢？我不喜欢威利。威利是个笨蛋。威利买得起自行车，因为他爸爸有个自己的干货店。他爸爸是个爱炫耀的人。我不想要自行车。”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埃斯沃斯不想要自行车。但是托黑先生奇怪地看着他，纳闷是什么让他说出这样的话。他看见他儿子镜片后的眼睛在毫无顾忌地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没有炫耀的甜蜜，没有责备，没有恶意，只有毫无顾忌。托黑先生感觉他应该为儿子的理解而高兴——同时他想告诉儿子不要提那家私人商店。
埃斯沃斯没有得到自行车。但是在家里，他得到了礼貌的关注、尊敬和关心——由于母亲的温柔和内疚，父亲的不安和怀疑。托黑先生宁肯做任何事，也不愿意和埃斯沃斯交谈——那种感觉，像是对他自己的恐慌感到气愤。
“霍勒斯，我要身新衣服，给埃斯沃斯买身新衣服。我今天在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一身，我已经……”
“妈妈，我已经有四身衣服了。我怎么还能再要一件呢？我可不想像派特·努南看起来那样傻，他每天都要换衣服。那是因为他爸爸有个自己的冰激凌店。派特穿着他的衣服，高傲得像个女孩。我可不想成为一个娘娘腔。”
有时候托黑夫人既高兴又害怕地想，埃斯沃斯几乎要成为圣人了：他根本不关心物质上的东西，一点也不。这是真的。埃斯沃斯不关心物质生活。
他是一个瘦弱的、面色苍白的男孩，胃不好，他的妈妈不得不照顾他的饮食以及他频繁的感冒。他瘦小的身材竟然有圆润低沉的声音，真是令人惊奇。他在合唱队里唱歌，并且没有对手。在学校，他是一个模范学生。他功课总是学得很好，有最整齐的抄写本和最干净的指甲，喜欢主日学校(5)，和体育运动相比更喜欢阅读，在运动方面他可能没有出头的机会。他不太擅长数学——他不喜欢数学——但是历史、英语、公民学和书法却很出色。后来，他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很出色。
他学习很认真，也很刻苦。他不像约翰尼·斯多克。约翰尼在课堂上从不听讲，在家里也很少打开书，却能在老师解释之前就清楚一切。学习似乎是自己主动找到约翰尼的，就像很多其他事情一样：他有力的小拳头，健康的身体，俊俏的容貌，过于旺盛的精力。但是约翰尼做的事情却都很让人吃惊，又出其不意，而埃斯沃斯做的事情就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完美，有时甚至超乎人们的想象。当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约翰尼的作品展示出某种反叛的东西，让全班目瞪口呆。有一次，就一篇主题是“上学时光——金色时代”的作文，约翰尼写了一篇他是如何讨厌学校以及为什么会讨厌它的文章。埃斯沃斯则写了一首赞美学校生活的散文诗。这首诗发表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
除此以外，在记姓名和日期方面，托黑远胜于约翰尼；埃斯沃斯的记忆就像是流动的、黏合一切的水泥，能包含所有的东西。如果说约翰尼是一眼正在喷涌的泉水，那埃斯沃斯就像是一块海绵。
孩子们叫他“埃斯·托黑”，他们通常让他为所欲为，并尽可能地回避他，但不是公开的；他们不理解他。当他们在学习上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是乐于助人的，可以信赖的。他才思敏捷，可以通过起绰号毁掉任何孩子的名声；他在栅栏上画让人吃惊的漫画；他有胆小鬼的所有特征，但却不能归为那一类。他太自信、太安静、太聪明了，足以蔑视每一个人。他什么也不怕。
他会在街道中间直接走到最强壮的男孩们面前，不是喊叫，没有生气，而是清楚地传出攀谈的声音——没有人看过埃斯沃斯·托黑生气过——“约翰尼·斯多克屁股上打着补丁，约翰尼·斯多克住在一个租来的公寓里。威利·拉维特是个笨蛋。派特·努南是天主教徒。”约翰尼从来没有打过他，其他男孩子们也没有打过他，因为埃斯沃斯戴着眼镜。
他无法参加球类比赛，却是唯一一个对此感到自豪的人，而其他体质不好的孩子常为此感到失落和遗憾。他认为运动是很粗俗的，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头脑要比强壮的肌肉更有力，他就是这个意思。
他没有亲密的私人朋友。别人认为他公正廉洁。在他的童年时代，有两件事让他的母亲引以为豪。
一次，富有而招人喜欢的威利·拉维特举行了一场生日宴会，同一天也是戴培·姆恩的生日。戴培是一个寡居女裁缝的儿子，爱发牢骚，还经常流鼻涕。除了那些没有被威利邀请的孩子，没有人愿意接受戴培的邀请。在那些双方都邀请的人里，埃斯沃斯·托黑是唯一一个拒绝威利·拉维特而去参加戴培·姆恩生日宴会的人。那是一次可怜的聚会，从中他不可能期望快乐——也得不到快乐。此后，威利·拉维特的敌对者对着威利大吼并嘲笑了好几个月——因为埃斯沃斯为了参加戴培·恩姆的生日宴会而拒绝了他。
还有一次，派特·努南为了能偷看一眼埃斯沃斯的考试卷，说要送给埃斯沃斯一袋软糖豆。埃斯沃斯收下了软糖豆，让他抄了考试卷。一周后，埃斯沃斯来到老师那里，把那袋没有动过的软糖豆放在桌子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没有供出其他人。老师努力让他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可是没有用。埃斯沃斯保持了沉默。他只是解释说，那个犯错的男孩是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不会因为良心不安就去牺牲那个男孩的成绩。他是唯一受到惩罚的——放学后被留校两个小时。后来老师不得不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保留了原来的考试成绩。但是除了埃斯沃斯·托黑之外，包括约翰尼·斯多克、派特·努南，所有这个班最好学生的成绩都遭到了怀疑。
埃斯沃斯十一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爱德琳姑姑，他父亲还没有结婚的妹妹，搬来和他们住在一起，照看着托黑一家。爱德琳姑姑是个身材很高、很有能力的人。一张脸奇长无比，而她的见识也似乎很长。她一生中的隐痛是没有经历过浪漫。海伦立刻成为她最喜欢的人。她认为埃斯沃斯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小鬼。但是埃斯沃斯对待爱德琳姑姑一直都很礼貌。当有一群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在的时候，他会跳过去给姑姑捡手帕，挪椅子。在情人节的时候，他送给她美丽的情人节礼物——用纸做的缎带、玫瑰花蕾还有爱情诗。他像城里小贩一样，高声唱着“甜美的爱德琳”。“你是个蛆，埃斯。”她以前曾经告诉过他，“你以痛苦为营养。”他回答说：“这样一来我便不会饿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彼此保持了中立。埃斯沃斯便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长大了。
在高中的时候，埃斯沃斯就成了当地的名人——有名的演说者。即使在很多年以后，学校也不再指望还能把其他有希望的孩子也培养成一个“托黑”式的演说家。他赢得了每次比赛，后来，观众们常会说“那个漂亮的男孩子”。他们没有记住瘦弱、平肩、瘸腿、戴着眼镜的小男孩，而是记住了他的声音。每一次的辩论他都赢了，他能证明每一件事情。在一次题为“文字要比武力更有力”的辩论中，埃斯沃斯是正方，他击败了威利·拉维特；然后，他要求改为反方来挑战威利，他又赢了。
直到十六岁，埃斯沃斯才感觉自己对牧师的事业很感兴趣。关于宗教，他想了很多，他谈论上帝和精神。他广泛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书籍，更多的是关于教堂的历史，而不是信仰的实质。在一次主题为“温顺要在地球上传承”的辩论中，他的演讲让观众流泪了。
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结交朋友。他喜欢谈论信念并且找到了一些乐意倾听的人。只是，他发现他班里聪明、强壮、有能力的男孩子们并不需要他的教导，也不需要他本人。只有屡遭不幸和秉性不高的人才来找他。戴培·姆恩开始像一只无声奉献的狗那样追随着他。比利·威尔逊失去了母亲，晚上，他徘徊着来到埃斯沃斯家，和埃斯沃斯一起坐在门廊上，颤抖着倾听，什么也不说，眼睛大而空洞，带着乞求的眼神。斯科尼·迪克斯有小儿麻痹——他常常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街角，等待着埃斯沃斯。鲁斯蒂·哈泽顿考试没有及格，坐在那里几个小时，不停哭泣，埃斯沃斯冰冷、坚定的手一直拍着他的肩膀。
已经说不清是他们发现了埃斯沃斯还是埃斯沃斯发现了他们。这些事情的发生好像是一条自然法则——就像自然不允许真空一样，痛苦和埃斯沃斯·托黑也形影不离。他用那浑厚、美妙的声音对他们说：
“痛苦是好事，不要抱怨。忍受、顺从、接受——感谢上帝让你经历痛苦。因为这样，你会比那些只会大笑和幸福的人们生活得完整。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个，不要试着去理解。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来自人的大脑，因为大脑总要问太多问题。只要相信就好了，不需理解。所以，如果你考试没及格，你要高兴。那意味着你比那些聪明的男孩子更好，因为他们想得太多、太简单。”
人们说埃斯沃斯的演讲很能感动人，也因为这个，埃斯沃斯的朋友始终和他在一起。在和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离不开他了，像染上了毒瘾。
在十五岁的时候，埃斯沃斯在圣经课上向老师提了几个奇怪的问题，让全班都很震惊。老师一直在详细解释课文：“如果一个人赢得了整个世界，却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这对于他有什么益处？”埃斯沃斯问了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想成为真正富有的人，一个人就要收集灵魂吗？”老师很想问他究竟要干什么，但是老师控制住了自己，问他什么意思。埃斯沃斯没有解释。
在十六岁的时候，埃斯沃斯对宗教没了兴趣。他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
他的转变令爱德琳姑姑很惊讶。“首先，那是亵渎神灵的，全是胡言乱语。”她说，“其次，没有任何意义。埃斯，我对你感到很惊讶。精神上的‘穷人’——还不错；但是‘穷人’——听起来一点也不体面。除此以外，那不像你，你不会去制造这么大的麻烦——或者是小麻烦。埃斯，你在有的地方、有的事情上有些疯狂。那不好。那根本不像你。”
“首先，我亲爱的姑姑，”他回答说，“不要叫我埃斯；其次，你错了。”
对埃斯沃斯来说，变化是好事。他没有成为一个爱攻击的狂热者。他变得更温顺、更安静、更温和了。他更广泛地关注人们。好像有什么东西把焦虑从他的性格中拿走了，并且给了他新的自信。周围的那些人开始喜欢他，爱德琳姑姑不再担心了。好像没有什么现实的原因能让他对革命理论这么全神贯注。他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他读了很多书，参加了一些有争议的会议，在那里他讲过一两次，不是太好，大多数时候他都坐在角落里，听着，看着，思考着。
埃斯沃斯去了哈佛。为了接受良好教育这个特殊的目标，他妈妈立遗嘱时给他留下了自己的保险金。在哈佛，他主修历史，学习成绩一直是最好的。但爱德琳姑姑希望他从事经济和社会学。她害怕他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他没有。他对文学和高雅艺术产生了兴趣。这令她有些困惑。他身上有新的特性了。他从来没有显示出自己有喜爱文学艺术的倾向。
“你不是那种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埃斯。”她说，“那不合适。”
“你错了，姑姑。”他说。
埃斯沃斯和同学的关系是他在哈佛的成就中最不同寻常的。他容易被别人接受。在那些骄傲的年轻的名流后裔面前，他没有隐瞒他卑微的出身，还夸大了它。他没有告诉他们他的父亲是一家鞋店的经理，他说他的爸爸是个补鞋匠。说这些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挑衅和痛苦，也没有流氓无产者的自大。他说，这些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玩笑——如果有人洞察他的微笑——对他们来说也是个玩笑。他做事像个势利小人，但不是不能容忍的势利小人，而是很自然、很天真——努力使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势利的人。他很有礼貌，不是讨人喜欢，而是让人愿意接受。他的态度能感染人。他如此优秀，人们对此没有疑问。他们认为有一些原因，但这是理所当然的。接受“修道士”托黑，首先是一件有趣的事，接着会变得特殊而有意义。如果这是一个胜利，埃斯沃斯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好像也不在意这些。他在这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年轻人中前进，带着一个计划，一个长期的计划，每个细节都很明确，除了能分享一路上细微琐事带来的快乐之外，没有其他的了。他的微笑神秘而让人亲近，好像是店主在计算利润时的微笑——尽管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他没有谈论过上帝和痛苦的重要性，而是在谈论大众。在一次持续到黎明的会议上，他向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说，宗教滋生着自私自利，宗教过分强调了个人精神的重要性；宗教除了鼓吹一个简单的原则——一个人要对自身灵魂进行拯救以外，并没有别的什么意义。
“为了得到纯粹意义上的美德，”埃斯沃斯·托黑说，“为了他的兄弟们，一个人要愿意将最邪恶的罪行凌驾在他的灵魂之上。苦修肉体根本没用。苦修灵魂是唯一具有美德的方式。所以——你热爱广大的人民群众吗？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你送给罢工基金会两只雄鹿，你就尽责了吗？太愚蠢了！任何礼物都无关痛痒，除非是你最宝贵的东西。交出你的灵魂吧。能去撒谎吗？能，如果别人相信的话。能去欺骗吗？能，如果别人需要的话。能去叛逆，干一些流氓行径或者犯罪吗？能！为了你们眼中最低级、最卑鄙的东西。只有当你们开始蔑视自己——对你那无限渺小的自我感到蔑视的时候，你才会得到真正宽广的无私，你的精神才会和巨大的人类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守财奴拥挤而狭小的自我洞穴里，已经没有爱的空间。空无一物是为了被填满。对生活的热爱会使他失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对生活的憎恨才会让生命永恒。教堂中贩卖鸦片的人身上拥有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是自我牺牲？是的，我的朋友们，一定是的。但是人们不会放弃，还要坚持自己的纯洁，以自己的纯洁为荣，牺牲甚至毁灭自己的灵魂——啊，但是我现在在说什么？只有英雄才能去领会并实现它。”
在那些努力升入大学的贫穷男孩子身上，他没有获得太多成功；而在那些百万富翁的年轻后嗣中，在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中，他获得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他使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
他以很高的荣誉毕业了。当他来到纽约，便已领先于其他人，有了小小的名声。已经有一些传闻从哈佛传出来了——关于一个名叫埃斯沃斯·托黑的不寻常的人。那些特别有才华、特别富有的人们听到这些传闻后，很快忘记了他们听到的内容，但是记住了这个名字。留在他们头脑中的只是对出色、勇气、理想主义的一种含糊的定义。
那些适合埃斯沃斯·托黑的人开始走近他。他们很快便发现，他是他们精神上的必需品。不适合他的人则没有接近他，好像这是一种本能。当有人对托黑追随者的忠诚作出评价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头衔、程序、组织，但他的圈子从一开始就追随着他——一个满怀嫉妒的竞争对手说：“托黑吸引的是黏黏的那一种。你知道有两种东西能够粘得最牢，泥土和胶水。”托黑无意中听到了这些话，他耸了耸肩，笑了，说：“哦，来来来，还有更多的有黏性的灰泥、水蛭、太妃糖、湿袜子、橡胶腰带、口香糖和含淀粉的甜点心。”然后，他走开了，声音越过他的肩膀继续传来，“还有水泥。”说这话时，他并没有笑。
他从纽约的一所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写了一篇题为《十四世纪城市建筑的集体模式》的论文。他的生活格外繁忙而多姿多彩。没有人能数得清他所有活动的足迹。他在大学里担任就业顾问，他给小说、戏剧、艺术演出写评论，他写文章，针对少数无名听众做了几次演讲。他的作品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一定的倾向。他给小说写书评——与城市题材的小说相比，他更喜欢乡土题材的小说；与天才相比，他更倾向于普通人；与健康人相比，他更倾向于病人。当他提到关于“小人物”的故事时，在他的作品里，有一种特别的光芒。“人”是他最喜欢的形容词。与对人的实际行动的关注相比，他更倾向于对性格的研究和性格描写。他更喜欢没有故事情节的小说，毕竟，这样的小说中没有一个英雄。
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出色的就业顾问。他在大学里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咨询室。在那里，学生们带来了他们所有的问题——学术上的，还有私人的。他愿意讨论——带着同样温柔、认真的关心——无论是对课程的选择，或者是爱情事件，或者，尤其是，对未来事业的选择。
当被请教关于爱情的问题时——如果是一个迷人的容易搞定的小可爱，埃斯沃斯会劝他们接受，可以摆上几桌，让那些酒鬼喝个痛快——“让我们现代一些”；如果涉及深厚而强烈的激情，就放弃——“让我们都长大吧”。当一个男孩经历过某种讨厌的性体验之后，会到他这里来承认有一种羞愧感，托黑告诉他应该忘记——“这对你没什么，有两种东西我们必须尽早在生活中忘掉，一个是个人高人一等的感觉，还有就是对性行为言过其实的尊重”。
人们注意到埃斯沃斯很少让男孩去追寻他所选择的事业。
“不，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喜欢法律。你过于紧张，对法律充满了过分的热情。对事业的过于狂热不会带来快乐和成功。选择一个能使你平静、健全和实事求是的专业更明智。是的，即使你憎恨它，但它会让你实际些。”
“不，我不会建议你继续你的音乐梦想。事实上，这对你来说太容易了，很明显，你的天才只是表面的。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热爱它。你不认为——那听起来像是个很幼稚的原因吗？放弃吧，是的，如果它会像地狱一样伤害你。”
“不，很抱歉，我特别想说我赞成，但是我不会说。当你想到建筑，那是纯粹的自私的选择，不是吗？除了你自己满意，你还考虑过其他的吗？一个人的事业和全社会都有关系，迎面而来的问题是你在哪里会对你的朋友们最有用。你不能脱离社会，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社会。至于在什么地方会有服务的机会，没有什么事业可以和外科医生的工作相比了。好好想想吧。”
在离开大学后，他指点过的人有几个做得相当好，其他人则失败了。只有一个人自杀了。据说埃斯沃斯·托黑对他们有一种良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请教他，而多年以后，他们还在写和托黑在一起的日子。他们就像是不能自主的机器，不得不借助外部的手来开动。他从来也不会忙得没时间照顾他们。
他的生活排得满满的，公开而不带个人色彩，就像是一个城市的广场。他结交的人里没有一个单纯的私人朋友。人们来到他身边，他却没有走近任何人。他接受全部的一切。他的影响是金色的、光滑的、平静的，像是一望无垠的沙子。没有风吹过时，沙子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而太阳则高高地照射着。
他从微薄的收入中捐钱给很多组织。别人知道他从不借一美元给某个个人。他从来没有要求过他富有的朋友真正捐助过哪一个人，但是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给慈善机构的大笔捐款：建社教中心，建康复中心，为堕落女孩提供家园，为残疾儿童提供医院。他为所有的机构工作——没有报酬。大量的慈善机构和基础公用设施，尽管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开办的，却都被一个共同点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文具上都印有埃斯沃斯·托黑的名字。他拥有一群利他主义的追随者。
在他的生活中，女人不起任何作用。他对性没有兴趣。他对年轻、苗条、胸部丰满、头脑简单的女孩——那种穿着粉色或紫色衣服，脑后戴着小巧帽子，胸前垂着大团金色卷发的格格笑的年轻女服务员，口齿不清的美甲师，有一种很短暂但很强烈的欲望。他对聪明的女人很冷漠。
他主张家庭应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机构，但是他没有建立家庭，没有谈过恋爱。性的问题困扰着他。他感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过于忙乱，没有一点理性。世界上还有太多更有分量的问题。
几年过去了，他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很繁忙，像是大型自动贩卖机里缓缓掉入的小而洁净的硬币，来不及看一眼那些符号的组合，也没有得到回报。慢慢地，他的活动之一开始凸显出来。他成了众所周知的杰出建筑评论家。他为三家杂志写关于建筑的专栏，这些杂志勉强发行了几年后，一个接着一个地失败了——《新声》《新路》《新起点》。第四个，《新前沿》，幸存了下来。埃斯沃斯·托黑是唯一一个从这一系列失败中脱险的人。建筑批评似乎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没有几个人去写关于建筑的东西，更没有几个人去看。托黑获得了在建筑评论方面的名声和非正式的权威地位。一些更为优秀的杂志，在它们需要和建筑业有联系时，开始向他约稿。
在一九二一年，托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他的外甥女凯瑟琳·海尔西，他姐姐海伦的女儿，来和他一起住了。他父亲去世很久了，爱德琳姑姑消失在某个小城镇，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父母双亡后，凯瑟琳无人照顾。托黑本来不想把她留在自己家里。但是当她走下来纽约的火车时，她平凡的小脸有一阵儿看起来很漂亮，好像未来已经为她打开，未来的光芒已经照射到她的前额；好像她很渴望很自豪，已经准备好迎接它了。这是一个很少见的时刻，就是最卑微的人也会突然知道作为宇宙中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并因为这种认识而变得美丽起来；世界——在别人眼中的世界——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而更加美好。埃斯沃斯看到了这点，便决定让凯瑟琳留下和他在一起。
一九二五年，《关于石头的论述》名声大振。
埃斯沃斯·托黑成了时尚人物。聪明的女主人们争相邀请他。一些人不喜欢他，嘲笑他。但是他们对埃斯沃斯·托黑的嘲笑很少得到满意的结果，因为他总是最先对他自己发表最骇人的言论。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自鸣得意的粗鲁商人听了一会儿托黑热忱的社会理论，洋洋得意地说：“哦，我对建筑了解得不太多，我做股票投机。”托黑说：“我做的是灵魂的投机，而且只做短线。”
《关于石头的论述》最重要的结果是托黑和盖尔·华纳德的《纽约旗帜报》签订了一份每日专栏的合同。
起初，合同的签订令双方的支持者都很惊讶，也很生气。托黑曾经频繁地谈起过华纳德，且出言不逊；华纳德的报纸也曾经把能用在报纸上的骂名都用在了托黑身上。但是华纳德报业只有一个原则：只反映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偏好，这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但却被认可的方式：一种前后矛盾、不负责任、陈腐和伤感的方式。华纳德报纸反对特权，赞成人人平等，但是它们采用的不是一种礼貌的、有说服力的方式。当它们希望成功的时候，它们就垄断；当它们希望失败的时候，它们就支持罢工。它们谴责华尔街，谴责新的意识形态，它们呼唤纯净的电影时也同样满怀热忱。它们尖锐，明目张胆——虽然大体上是很沉闷的温和。埃斯沃斯·托黑是一种过于极端的现象，不适合躲在《纽约旗帜报》第一版的后面。
整个《纽约旗帜报》都像它的政策一样模糊，它包括了每一个可以取悦于公众的人或者由此而来的任何大团体。据说，“盖尔·华纳德不是猪，可他什么都吃”。埃斯沃斯·托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公众突然对建筑有了兴趣。《纽约旗帜报》没有建筑方面的权威。《纽约旗帜报》争取到了埃斯沃斯·托黑。这是个简单的三段论。
因此，《微声》诞生了。
为了解释它的出现，《纽约旗帜报》发表声明说：“周一，《纽约旗帜报》会为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埃斯沃斯·托黑——他最出名的书是《关于石头的论述》，你们都读过而且很喜欢。托黑先生的名字代表了伟大的建筑业。他会帮助你们去理解你们想要知道的关于现代建筑奇迹的每一件事。期待周一的《微声》。《纽约旗帜报》独家报道。”托黑先生代表的其余部分被忽略了。
埃斯沃斯·托黑没有对任何人发表声明和解释。他没有理会那些呼喊着“他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他只是去工作。他把《微声》献给建筑师，一个月一次。其余时间里，埃斯沃斯经常对着人群发表演讲。
托黑是唯一一个有这样一份合同的员工，他被华纳德允许可以写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他一直坚持那样。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除了他自己，每个人都这样认为。他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两件事情：一个是华纳德在他名字的威严下尊敬地屈服了；另一个则是华纳德认为他太卑鄙，不值得约束。
《微声》似乎从来没说过危险的革命性言论，很少提及政治。它只是鼓吹大多数人已达成一致的观点：无私、手足情谊、平等。“与公正相比，我宁愿善良。”“仁慈要高于正义，尽管小心眼与之相反。”“按照解剖学的理论来说——也许在某些方面——心脏是我们最有价值的器官。大脑是一种迷信。”“在精神上有一种简单的、极为准确的测验：每一件因自我产生的事情都是罪恶的。每一件因关爱他人产生的事情都是美好的。”“服务是高贵的标志。把肥料比作人类命运的最高象征，我看恰如其分：是肥料产出了小麦和玫瑰。”“最糟糕的民歌要比最好的交响乐好听。”“一个比他兄弟更勇敢的人会默默地伤害他的兄弟。我们不要不能与人分享的美德。”“我还没看过一个天才或者一个英雄，被点燃的火柴扎到时，感觉自己的痛苦比他那普通的兄弟要少。”“天才是很大程度上的夸张，就像象皮病一样——都只是一种病而已。”“我们内心都是兄弟——我，或者每一个愿意具有人性的人。”
在《纽约旗帜报》的办公室，人们很尊敬埃斯沃斯，他一个人待在那里。人们窃窃私语，说盖尔·华纳德不喜欢他——因为华纳德总是对他很礼貌。爱尔瓦·斯卡瑞特对他很诚恳，但是和他保持了距离。在托黑和斯卡瑞特之间有一种无声的、充满警觉的平静。他们彼此都相互了解。
托黑根本没有试着去接近华纳德，托黑好像对所有《纽约旗帜报》的人都很冷淡，相反，他却注意到了其他人。
他组建了一个华纳德员工俱乐部，不是工会，只是个俱乐部。每月在《纽约旗帜报》的图书馆聚会一次。它不涉及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根本没有具体的程序。人们彼此熟悉，相互谈论，听演讲。埃斯沃斯做了大多数的演讲。他谈论新视野和作为大众声音的新闻报纸。盖尔·华纳德有一次走进来，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会场中间。托黑笑了笑，邀请他加入俱乐部，并且当众宣布华纳德有资格加入。但华纳德没有加入，他坐在那里听了半个小时，然后打着哈欠站了起来，在会议结束前离开了。
爱尔瓦·斯卡瑞特感谢托黑没有试着进入他的领域，没有进入政策的实质层面。作为回报，斯卡瑞特让托黑推荐新的雇员。当时还有几个空职位，都不太重要。斯卡瑞特并不关心，而托黑总是很在意——即使只是一个抄写员的职位。通过托黑的推荐，有些人得到了这些工作。他们中大多数都年轻、盛气凌人、能干、眼神诡诈，喜欢无可奈何地摇摆双手。他们都有些什么共同的东西，但是又都不明显。
托黑定期参加好多每月例会：美国建筑家委员会、美国作家委员会、美国艺术家委员会，全部都是他组织的。
洛伊丝·库克是美国作家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地址在保沃瑞家的客厅。她是唯一一个有名气的成员。其他的成员包括：一个在她的书里从来不用大写字体的女人；一个从来不用逗号的男人；一个写过一本千页小说却没用一个字母O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写过诗，却不押韵，而自己也从不细看的人；一个长着胡子的饱经世故的男人，喜欢在他的手稿中隔十页就用一次不宜刊印的四个字母(6)；还有一个模仿洛伊丝·库克的女人，她的风格不那么清晰，当被要求作出解释时，她说，那是她想要的生活，当她被自己潜意识的棱镜击倒时——她说：“你知道棱镜怎么对付光线，对吧？”还有一个凶恶的年轻男人被认为像个天才，但他们除了知道他爱所有的生活以外，没有人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委员会签署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作家就是无产阶级的公仆——但是声明听起来不那么简单，涉及的更多也更长。声明被送往全国的各家报纸，除了在《新前沿》的第三十二页上刊出之外，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报纸刊登。
美国艺术家委员会也选出了主席，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他画的都是他夜晚梦境中的情景。有一个小男孩，画画不用帆布，而用鸟笼和节拍器；另一个发现了一种新的绘画技巧，他涂黑一张纸，然后用橡皮作画；还有一个矮胖的中年妇女，她用自己的潜意识画画，她说她从来不看她的手，不知道她的手在做什么——她说她的手被死去情人的精神指引着，而她在地球上还从未遇见过那个情人。在这里，他们没有谈论太多的无产阶级，只是反抗现实中和客观存在着的专制。
有几个朋友对埃斯沃斯·托黑指出：他似乎是矛盾的人。他强烈地反对个人主义，他们说，这里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每个人都是偏激的个人主义者。“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托黑说，大声地笑了。
没有人把这些委员会当回事。人们谈论它们，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个很好的话题，就像是个天大的玩笑，他们说，也没有什么害处。“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托黑说。
埃斯沃斯·托黑现在四十一岁了。他住在一套不错的公寓里。与他能够得到的收入相比，他的生活显得很朴素。他只喜欢在一个方面用形容词“保守的”来修饰自己，那就是他对衣服的品位。没人见过他发脾气。他的方式一成不变——在客厅，在劳动集会上，在演讲台上，在浴室里或者在做爱中，他都是一个样儿：平静、愉快，还带着点屈尊俯就的意味。
人们钦佩他的幽默感。他们说，他是一个可以嘲笑自己的人。“我是个危险人物。有人应该警告你反对我。”他对人们说，好像是在说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
他那些头衔中，他最偏爱的是：埃斯沃斯·托黑，一个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