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家里和生活中正在发生一些变故。他觉察到了这些变化，并为此感到惊恐不安。有一些小小的迹象—当然这些迹象在他看来却意义非凡—让他明显感到周围世界的变化。他想起了科伊尼基的预言，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
他要找一个新的侍从。有人给他推荐了许多更年轻、更体面的男子。这些人都有着无可挑剔的证明材料，当过三年兵，有的甚至还是中士。地方官有时带一两个回来“试用”一下。然而，他谁也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叫卡尔、弗兰茨、亚历山大、约瑟夫、阿洛伊斯、克里斯多夫等等，地方官却试图把每个人都唤作“亚克斯”。其实那个真正的亚克斯原先并不叫这个名字，他只是以这个名字自豪地度过了他长长的一生，如同某个著名诗人以他的笔名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诗歌。
过不了几天，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叫阿洛伊斯、亚历山大、约瑟夫的人都不愿意听到“亚克斯”这个伟大的名字。地方官觉得他们的这种野蛮任性不仅是对他的权威和对世界秩序的违抗，而且是对那位仙逝者的侮辱。怎么？他们还介意被唤作“亚克斯”？这帮没有经验、没有能力、没有知识、没有纪律的无用的家伙！
已故的亚克斯一直被视作一个标准的侍从，乃至一个人类的楷模活在地方官的思念里。冯·特罗塔老爷对这帮后来者的忤逆行为感到不解，同时，他对轻率举荐这帮废物的主管人和主管机构感到惊讶。
举一个例子：有个人名叫亚历山大·卡克，这个名字他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发音总是会和某种仇恨连在一起。地方官发这个名字的音时，听上去他好像在枪毙这个人似的a。卡克很有可能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也很有可能在他服役的兵团当上了中士，这便会使人们对这个团乃至整个军队感到失望。在地方官看来，在这个皇朝帝国里，军队仍然是人们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
地方官突然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是由捷克人组成的，由一个忤逆、顽固而愚蠢的民族组成的。噢，“民族”这个概念就是由他们编造出来的。在地方官的思想里，世界上可以有“人民”这个概念，但不能有“民族”这个概念。此外，总督府还颁发了各种各样令人费解的公告和命令，意思是要温和地对待“少数民族”。
冯·特罗塔老爷最痛恨“少数民族”这个词语，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少数民族”不是别的，而是由“革命党人”组合起来的乌合之众。是的，他已经完完全全被这帮乌合之众包围了。他确信，他们正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在成倍地增长，显得与大众格格不入。而那些“忠诚的爱国者”的生育能力却在不断地下降，他们的后代也越来越少，这一点从他偶尔翻阅的人口统计册中也得到了证实。
一个可怕的信念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就是上帝对这个帝国王朝感到不满。尽管他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他确信上帝在亲自惩罚皇帝。
事实上，他渐渐地产生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念头。自荣升为W地区的地方官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迅速地衰老。即使在他的连鬓胡子还是乌黑乌黑的时候，这个小城里也没有人会把冯·特罗塔老爷看成是一个年轻人。然而，直到现在他们才开始说，地方官老了。
他不得不改掉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自从亚克斯去世以来，自他从儿子驻守的边境地区回来以后，他再也不在早餐前出去散步了。他总是怀疑那些在他身边值勤的、经常轮换的侍从会忘记把信件放到餐桌上或者忘记开窗户。他讨厌他的女管家，他一直很讨厌她，但又时不时地要和她说上句话。自从老亚克斯不再侍奉他以后，地方官在用餐时变得沉默不语了。过去他那些不怀好意的言辞似乎是专门为亚克斯准备的，为的是得到那位老侍从的喝彩。那位老人去世之后，他才意识到原来那些话是专门对亚克斯说的，就如一个演员在演播厅里为一个仰慕他演技已久的人表演一样。过去，地方官总是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餐，现在干脆随便吃几口就离开餐桌。
当蛀虫正在墓穴里蚕食着老亚克斯的尸骨时，他觉得享受美味佳肴乃是对已故者的一种亵渎。有时地方官也怀着虔诚之心抬起头，凝望着上方，祈祷那位死者已经升入天堂，正在那儿注视着他。可是地方官看到的只是熟悉的天花板，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最简单的信仰，他的感官也不再受心灵的驱使。哎，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在平平常常的日子忘记去上班。在一些日子的早晨，比如说在某一个星期四的早晨，他居然穿上礼拜天才穿的那件黑衣去教堂。到了外面，各种迹象表明今天毋庸置疑是工作日，而不是礼拜天。于是，他转身回家，换上平常穿的西服。相反，有几个礼拜天他忘了去教堂，躺在床上的时间比平日里更长，直到乐队指挥内希瓦尔带着他的乐队出现在楼下时，他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天。每个礼拜天都准备了烤肉和新鲜的蔬菜。
内希瓦尔先生也进来喝喝咖啡。他们坐在书房里，抽着弗吉尼亚烟。内希瓦尔先生也老了。他很快就该退休，也不再那么勤地去维也纳。他讲的那些笑话，就连地方官也觉得都是老调重弹。他仍然不明白它们的含意，但它们已经在他的耳朵里磨起了茧，就和他经常会碰到的一些人一样，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很面熟。
“家里人好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
“谢谢，他们都很好！”乐队指挥回答道。
“太太身体还好吗？”
“她挺好的！”
“孩子们都好吗？”因为地方官一直不知道内希瓦尔先生有儿子还是女儿，所以二十多年来总是十分小心地问“孩子们”情况怎样。
“大儿子已经当上了少尉！”内希瓦尔回答。
“自然是步兵吧？”冯·特罗塔老爷习惯性地问道，顿时想起自己的儿子现在也是在步兵部队而不是骑兵部队。
“对，是步兵！”内希瓦尔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探亲，请允许我带他来见您！”
“当然可以，请带他来，我会很高兴见到他的！”地方官回答道。
有一天，小内希瓦尔来拜访他。他曾在德国步兵团服过役，一年前退役了。按照冯·特罗塔老爷的看法，他长得“像个乐师”。
“你长得像你父亲，”地方官说，“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实际上，小内希瓦尔更像他的母亲。
“像个乐师！”地方官这样说是指这位少尉脸上呈现出的无忧无虑的青春活力；一小撮金黄色的微微向上卷起的短胡须，就像一个卷曲的夹子，平放在那个又短又宽的鼻子下面；一对匀称的小耳朵，形状很美，像是瓷娃娃的耳朵；满头金发，从中间分开，干净整洁。
“一个快乐的小伙子！”冯·特罗塔老爷对内希瓦尔先生说。
“您满意吗？”他又问小内希瓦尔。
“说实话，地方官先生，”乐队指挥的儿子回答道，“还真有点儿无聊！”
“无聊？”冯·特罗塔老爷问，“在维也纳？”
“是的，”小内希瓦尔说，“无聊！您知道的，地方官先生，假如您在一个小小的驻地服役，那么您永远不会意识到您没有钱！”
地方官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冒失，在这里谈钱显然是不合适的。小内希瓦尔似乎在含沙射影地讽刺卡尔·约瑟夫的良好经济状况。
“我儿子虽然在边境服役，”冯·特罗塔老爷说，“但他一直生活得不错，在骑兵部队时也是这样。”他特别强调了后一句话。他第一次为卡尔·约瑟夫离开骑兵部队而感到羞耻。内希瓦尔这号人肯定不能当骑兵！只要一想到这个乐队长的儿子自命不凡地以某种方式将自己与小特罗塔相提并论，地方官的心就会一阵绞痛。他决定试探一下这个“乐师”，从这个长着捷克式鼻子的年轻人身上他嗅到了一股明显的叛国气味。
“您喜欢当兵吗？”地方官问道。
“说实话，”内希瓦尔少尉说，“我更愿意找一个更好的职业！”
“您说什么？一个更好的职业？”
“一个更为实在的职业！”小内希瓦尔说。
“为祖国而战，不实在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
“当然，先决条件是得有实实在在的才干。”很明显，“实实在在”这几个字地方官是以讽刺口吻强调的。
“可我们实际上并不在战斗啊！”少尉反驳道，“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去参加战斗，我们可能根本不会那么实在。”
“为什么不呢？”地方官问道。
“因为我们肯定要打败仗。”内希瓦尔少尉说。
“现在时代变了。”他补充道。
冯·特罗塔老爷觉得小内希瓦尔的话听起来不无恶意。少尉眯起了那双小眼，好像它们完全消失了似的。他的上唇向上翻，露出了牙龈；嘴唇上方的小胡须触到了鼻子，这在冯·特罗塔老爷看来，简直就和某种动物的大鼻孔差不多。一个令人极为厌恶的小伙子，地方官思忖着。
“一个新的时代，”小内希瓦尔又说了一遍，“许多民族联合起来的时代不会太久！”
“哦，”地方官说，“这一切您是怎么知道的，少尉先生？”
地方官立刻意识到他的嘲弄苍白无力，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老兵，向敌人拔出的剑软弱无力，毫无威胁。
“每一个人都知道，”小内希瓦尔说，“大家都这么说呀！”
“都这么说？”冯·特罗塔老爷重复了一遍，“您的军官伙伴们也都这么说？”
“是的，都这么说。”
地方官不再开口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正在一座高山上，而内希瓦尔少尉则在对面的一个很深的山谷里，显得非常的渺小！尽管在很深的山谷里，尽管显得很渺小，但内希瓦尔少尉是对的。这个世界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旧的世界。它正在走向灭亡。在它走向灭亡之前，它的秩序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山谷要证明高山是错误的，年轻人要证明老年人是错误的，傻瓜要证明智者是错误的。地方官沉默了。
这是一个夏日的礼拜天午后，金色的阳光透过黄色的百叶窗照射进了书房。时钟嘀嗒嘀嗒响，苍蝇嗡嗡而鸣。地方官想起儿子卡尔·约瑟夫穿着一身骑兵少尉制服回来的那个夏日。从那天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多少时日？几年了吧！在地方官看来，这些年真是多事之年。太阳仿佛每天升两次落两次，每个星期似乎有两个礼拜天，每个月好像有六十天，一年好似变成了两年。尽管时间已经翻了一倍，但冯·特罗塔老爷觉得时间欺骗了自己。他仿佛觉得永恒赐给他的不是实打实的真正时光，而是空对空的虚假年华。当他在鄙视那个站在对面痛苦之谷的少尉时，他也对自己脚下的山冈产生了不信任感。啊！这世界对他太不公正了！太不公正！太不公正了！地方官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公正的受害者。
他急切地盼望着斯科罗内克大夫的到来。几个月以来，地方官每天下午都要和他下棋。就连这种定时的棋盘上的对弈也是地方官生活中的变化之一。他早就认识斯科罗内克大夫，就和他认识咖啡馆的其他客人一样，关系不远不近。一天下午，他们面对面坐着，他们的脸都被各自拿着的报纸遮掩了一半。突然，像听到号令似的，两个人同时放下报纸，四目对望。他们几乎是同时发觉他们看的是同一篇报道。那是一篇关于席津区的夏令庆宴报道。在这个庆宴上，一个名叫阿洛伊斯·希纳格尔的屠夫由于具有超凡的食欲而在吃肋排比赛中获胜。为此，他获得了“席津食肉竞赛协会的金质奖章”。两个男人的目光交流着这样的信息：我们也喜欢吃肋排，可是为这种事而设立一个金质奖章实在是一个新奇而疯狂的想法！世界上是否有一见钟情的爱情，专家对此有所保留。世界上是否有那种一见如故的友情，特别是那种老年人之间的友谊，这一点专家倒不曾质疑过。斯科罗内克大夫越过他的椭圆形无框镜片瞧着地方官。与此同时，地方官也取下他的夹鼻眼镜。斯科罗内克大夫走到地方官的桌子跟前。
“下棋吗？”斯科罗内克大夫问道。
“乐意！”地方官说。
他们不用事先约定。他们每天下午准时来到咖啡馆。他们每天步调一致。下棋时他们都一言不发，也没有交谈的必要。有时，他们枯瘦的手指在小小的棋盘上相触，就像人们在狭窄的空间会撞到一起似的，便赶紧让开，然后再返回去。不管这些相触是多么不经意，但那些手指上好像长了眼睛和耳朵似的，能看透对方的心思，听到对方的心声。就在他们的手指在棋盘上碰触了几次之后，两个人仿佛觉得他们已相识多年，彼此间已不再有任何秘密。于是，有一天他们围着棋盘亲切地交谈起来，他们超越彼此熟识的手，渐渐地谈到了对天气、对世界、对政治和人民的看法。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是地方官心里对斯科罗内克大夫的评价。一个非凡卓越的人！这是斯科罗内克大夫心里对地方官的评价。
斯科罗内克大夫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根本无事可做。他在弗朗季谢克温泉小镇当医生，一年只工作四个月。他对世界的全部知识大多来源于他的女性病人，因为那些女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都会对他讲。自然，在这个世上，女人们几乎不会称心如意的。丈夫所从事的职业，丈夫对自己的漠不关心，丈夫订阅的报纸，世道的艰难，物价的上涨，政治的危机，战争的威胁，无聊的日子，情夫的不忠，男人的冷漠，自己的忌妒心，所有这一切无不一点点地损害着她们的健康。斯科罗内克大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以及她们的家庭生活，比如她们的厨房和卧室，她们的激情、习性和愚蠢。因为他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妇道人家给他讲述的那些家长里短，最多只相信其中的一多半，他由此对这个世界有了非凡的认识。这比他的医学知识更有价值。即使在和男人们交谈时，他的嘴角都要习惯性地露出那种不置可否的微笑。他起皱纹的小脸上呈现出的是一种有所保留的善意表情。事实上，他对一个人既冷漠又亲热。
冯·特罗塔老爷心思单纯，他会觉察出斯科罗内克大夫这种狡黠的热诚吗？不管怎样，冯·特罗塔老爷觉得斯科罗内克大夫是继年轻时候的朋友莫泽之后第一个值得他尊敬和信任的人。
“您在这个城里住了很久吧，大夫先生？”他问道。
“出生以来一直住在这里！”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太遗憾，太遗憾了！我们这么晚才相识！”
“我早就认识您，地方官先生！”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我偶尔见过您！” 冯·特罗塔老爷说。
“您少爷也到这里来过一次！”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那是几年前的事！”
“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地方官说。他想起了那天下午，卡尔·约瑟夫带着已故的斯拉曼太太的信回来，那是夏日的一个下雨天。小伙子在卖酒柜台旁边喝了一杯劣质白兰地。
“他申请调走了。” 冯·特罗塔老爷说，“现在他在狙击兵部队服役，在靠近东部边境的B区。”
“您为他感到骄傲吗？” 斯科罗内克大夫问道。他本来是想问：“您为他感到担忧吗？”
“是的，他的确是我的骄傲！当然是！”地方官回答道。
他迅速地站起身来，离开了斯科罗内克大夫。
他早就在考虑要不要把他的一切担忧告诉斯科罗内克大夫。他老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倾诉对象。每天下午地方官都会再一次拿定主意和斯科罗内克大夫说说心里话，但他找不到合适的言辞开始那种亲密的交谈。斯科罗内克大夫每天都在期待。他预感到地方官打开心扉的时候到了。
几个星期以来，地方官一直把儿子的一封信揣在胸前的口袋里。这封信他必须回，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回。一天天地拖下来，这封信变得越来越沉，几乎成了一个装在口袋里的沉重负担。不久，地方官觉得这封信就好像是压在他衰老的心脏上。卡尔·约瑟夫在信中提到他想离开军队。是的，信的第一句话就赫然写道：“我打算离开军队。”地方官一读到这个句子就马上停下来，赶紧看看签名处，确认了这封信不是别人写的而是卡尔·约瑟夫写的。接着，他放下看书时戴的夹鼻眼镜以及那封信，坐在靠背椅上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桌上还放着没有拆开的政府公函，里面也许有重要的消息和一些急需处理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心情去处理这些公务。地方官这是第一次把他的公务放在一边，而专心考虑个人的私事。不管他是这个帝国王朝多么谦卑、忠诚的公仆，儿子要离开部队的念头给冯·特罗塔老爷带来的震惊，宛如他听到了整个皇家军队即将解散的通知。一切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世界似乎已经在开始没落！尽管如此，地方官还是决定批阅一下那些公函。他仿佛是一条沉船上的报务员，正在莫名其妙地履行一种徒劳无益的义务。过了足足一个小时，他才继续看儿子的信。卡尔·约瑟夫请求他的同意，地方官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儿子：
你的来信使我大感震惊。我要过些时候才能告诉你我的决定。
你的父亲
卡尔·约瑟夫没有回这封信。事实上，他中断了平常那种定期写信的惯例，地方官也因此很久没有听到儿子的消息。每天早晨这位老人都要等儿子的回信，尽管他知道这种等待是徒劳的。每天早晨他等来的不是儿子的信件，而是那可怕的沉默。儿子沉默了，但父亲听到了他的沉默。他仿佛听到儿子每天都在宣告他再也不会顺从父亲的旨意。卡尔·约瑟夫的回信越是迟迟不来，地方官就越觉得难以下笔写信告诉儿子自己的决定。如果说冯·特罗塔老爷开始还觉得断然禁止儿子离开军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现在他已经越来越相信他没有任何权力禁止任何事。
地方官意志消沉。他的连鬓胡子出现了更多的银丝。他的双鬓已经全白。他的头有时垂到胸前，他的下颚和两翼连鬓胡子贴在那件上过浆的衬衣上。有时他突然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过了几分钟又惊醒过来，还以为自己睡了很久。自从他改掉这些旧习惯以后，他的生物钟也发生了改变。正是那些习惯使他对每个小时、每一天都有精确的安排，而现在它们和那些空置的容器差不多，再不需要为它们担忧了。现在只有每天下午和斯科罗内克大夫下棋是需要准时去做的。
有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时他正埋头批阅文件，外面传来了他的故友莫泽那十分熟悉的嗡嗡声，还有公务员竭力阻拦教授的声音。地方官摇了摇铃，通知教授进来。
“您好！地方官先生！”莫泽说。
他手里拿着宽边软帽和手提包，没有穿大衣，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远道而来、刚刚下火车的人，倒像是从对面屋子走过来的。地方官心里极为害怕，担心他这次来是打算在W城长期居住下去。
教授先退到门口，锁上了门，然后说：“这样人家就不会打扰我们，我的朋友！这件事可能会对您的前途有影响！”说完，他又走回写字台前，拥抱地方官，并在他的秃头上给了一个响吻，接着就在写字台边上的靠背椅上坐了下来，把帽子和手提包搁在脚前的地板上，不吭声了。
冯·特罗塔老爷沉默不语。他明白莫泽为什么会来，他已经三个月没寄钱给他了。
“请原谅！”冯·特罗塔老爷说，“我会马上把钱补给你！请您多多原谅！我最近烦心事太多！”
“可以想象！”莫泽说，“你家少爷很阔绰！我看见他每隔一个星期就去一趟维也纳。少尉先生的生活似乎过得挺快活！”
地方官站起身，把手放到胸前的口袋，他感觉到卡尔·约瑟夫的信还在那儿。他走到窗前，背对着莫泽，眼睛盯着院子里那些古老的栗子树。他问道：“你和他聊过？”
“我们每次见面都要喝上一杯，”莫泽说，“你家少爷还真是慷慨！”
“哦！他是很慷慨！”冯·特罗塔老爷重复了一遍。
他迅速回到写字台前，拉出一个抽屉，点点里面的钞票，抽出几张，递给了莫泽。莫泽把钱塞进帽子被撕破的内衬和帽布之间，起身准备离去。
“等一下！”地方官说。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锁，对公务员说：“把教授先生送到车站去。他去维也纳。列车一个小时以后开出。”
“您忠诚的仆人向您告辞！”莫泽说着鞠了个躬。
地方官等了几分钟，便拿起帽子和手杖去咖啡馆。他今天稍稍晚到了一会儿。斯科罗内克大夫已经坐在桌边，棋盘上已经布好了棋子。特罗塔老爷坐了下来。
“您要黑棋还是白棋，长官先生！” 斯科罗内克大夫问。
“我今天不想下棋！”地方官说道。
他要了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然后开口道：“我有件事想和您谈谈，大夫先生！”
“请吧！”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是有关我儿子的事。”地方官接着说。他用那种慢条斯理的略带鼻音的官腔讲述着他心中的忧虑，那神情仿佛是在和政府委员会汇报公务似的。他颇有条理地把问题分成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他一点点、一段段地讲述着他父亲的过去、他本人的过往以及他儿子的经历。等他讲完时，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屋子里点起了绿莹莹的煤气灯，它那单调的咝咝声在空荡荡的桌面上徘徊着。
两个男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地方官不敢朝斯科罗内克大夫看。斯科罗内克大夫也不敢看地方官。他们都闭上了眼睛，仿佛他们在一个尴尬的时刻被对方抓了个正着似的。最后，斯科罗内克大夫终于开口说：
“是不是和女人有关？您儿子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地去维也纳呢？”
事实上，地方官从来没有想过这事和女人有关。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么理所当然的事他居然没想到。于是，他以前听到的有关女人勾搭青年男子的所有传言—虽然不是很多—此刻都猛地涌进了他的脑海，同时也使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唆使，卡尔·约瑟夫决定离开军队，那么事情可能无法挽回。不过，人们至少看到了造成这个不幸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衰落不再是因为几股黑暗的、神秘的、无法识别的秘密势力。一个女人！他思忖着。不！他对女人一无所知！
他用官腔说道：“我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女孩的事！”
“女孩！”斯科罗内克大夫重复道。他微笑着说：“说不定是个太太呢！”
“您是说，”冯·特罗塔老爷说，“我儿子真的打算结婚？”
“这个说不准，”斯科罗内克大夫说，“不一定要和有夫之妇结婚。”
他意识到地方官头脑简单，心思单纯，属于那种需要再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的人，他决定像对待一个小学生那样和地方官谈谈。“我们别谈女人的事，地方官先生！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您儿子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想留在军队，这我能理解。”
“您能理解？”
“当然理解，地方官先生！我们军队的年轻军官，一旦经过深思熟虑，就会对自己的职业感到不满。他渴望的想必是战争，可是他清楚战争将会终结这个皇朝帝国。”
“终结皇朝帝国？”
“是的，终结，地方官先生！我为此感到遗憾！让您儿子做他想做的事吧。也许他更适合某个其他的职业。”
“其他的职业！”冯·特罗塔老爷重复道，“其他的职业！”他又说了一遍，他们又沉默良久。而后，地方官第三遍说：“其他的职业！”
他努力使自己对这几个字熟悉起来，但是它们总是像“革命”或“少数民族”之类的字眼一样使他感到陌生。地方官觉得自己似乎等不及这个世界的终结。他用干瘪的拳头敲打着桌子，圆圆的硬袖口碰得嗒嗒响。小桌子上方那盏浅绿色的灯在微微地摇晃着。地方官问道：
“什么样的职业，大夫先生？”
“他也许，”斯科罗内克大夫说，“会在铁路部门找到工作！”
地方官似乎看到了儿子穿着一身乘务员制服，手里拿着给车票打孔的锥子。“工作”这个词仿佛冰雹似的打在他那衰老的心上，他打了个寒战。
“哦，您真的这么想？”
“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地方官站起身，斯科罗内克大夫也跟着站起来，说：“我送您回去！”
他们穿过公园，下着雨，地方官没有撑开他的雨伞。不时有一些大雨点从浓密的树冠上落在他的肩膀和硬邦邦的帽子上。四周漆黑一片，寂静无声。稀疏的几盏路灯将银白的灯头隐藏在黑暗的树叶之间。从路灯下面经过时，他们就会低下头。走到公园大门口时，他们还犹豫了一会儿。斯科罗内克大夫突然用德语说：
“再见，地方官先生！”
于是，冯·特罗塔老爷独自一人穿过马路，向地方官公署那宽阔的拱形大门走去。在楼梯上他碰见了女管家，说了声：“我今天不吃晚饭，小姐！”便继续快步上楼。他本想一步跨两个台阶，但又觉尴尬，只得仍然以平时那种庄严的步子径直走向办公室。自从他被任命为地方官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在晚上坐在办公室里。他点燃了那盏绿色的台灯。往日，这盏灯只在冬日的下午才点着。窗户敞开着，雨水一个劲地抽打着铁皮制的白色窗台。冯·特罗塔老爷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办公用笺，写道：
亲爱的儿子：
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决定由你自己选择你的前途。我只希望你能把你的决定告诉我。
你的父亲
写完信，冯·特罗塔老爷坐了很久。他又把这两句话读了好几遍。他觉得读这封信就仿佛是在读他的遗嘱一般。他过去从来没有把父亲的责任看得比他的地方官的责任要重。但是，他既然在这封信中失去了作为父亲的权威，那么他的整个生命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与此同时他也应该终止他的从政生涯。尽管没干什么不光彩的事，但他觉得这是在自取其辱。他离开办公室，手里拿着信，走进了书房。在这儿，他把所有的灯都点亮了，角落里的落地灯、屋顶的吊灯都亮了。
他伫立在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前面，但已经看不清父亲的面容。这幅油画分成了上百个发光的小油迹和小污点，嘴成了一条浅红色的线条，眼睛成了两块乌黑的碎煤块。地方官从孩提时代起就没在椅子上站过，可是此刻他却爬到一张椅子上，伸直脖子，踮起脚尖，把夹鼻眼镜举在眼前，正好看到画像右下角处莫泽的签名。他又吃力地从椅子上爬下来，忍住了叹息，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后退，一直退到对面的墙边，激烈而痛楚地将身子紧紧贴在桌子边上，开始从远处仔细端详那幅画像。他熄掉了天花板下面的那盏吊灯。他寻思着在暮霭中他父亲的面容会闪烁出更具活力的光彩。他仿佛觉得那幅画一会儿向他靠近，一会儿往后退，一会儿又躲到墙壁后面，好像是从极其遥远的地方透过一个敞开的窗户往屋里瞧。冯·特罗塔老爷疲倦极了。他坐到那张靠背椅上，把它移动到正好对着那幅画像的位置。他解开了马甲。外面的雨渐渐地稀疏了，零零落落地敲打着窗玻璃。从对面古老的栗子树丛中不时地传来阵阵呼啸的风声。他闭上眼睛，低下头睡着了。手里还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搁在安乐椅的靠背上。
醒来时，天已大亮，晨光从三个拱形大窗户照进来。地方官先看了看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然后又触碰到捏在手里的那封信，看了看信上的地址，读了读儿子的名字，一边叹息，一边站起身，衬衣的胸前部分被压得起了皱，那条带有白圆点的深红色宽领带被移到了左边。冯·特罗塔老爷的裤子上第一次出现了令人厌恶的横折痕。他照了一会儿镜子，看见自己的连鬓胡子乱糟糟的，少得可怜的几根灰白色的细头发在他的秃顶上卷成了一个圆圈。针刺般的睫毛横七竖八地立在眼睑上，好像是刚被一阵暴风侵袭过似的。地方官看了看钟，理发师马上就要来了。他赶忙脱去外衣，迅速钻进被窝，好给理发师制造一个正常早晨的假象。那封信还拿在手上。理发师给他擦肥皂和刮胡子时，他还抓着它。洗脸时，他才把那封信搁在那张放洗脸盆的小桌子边上。直到冯·特罗塔老爷吃早餐时才把这封信递给了公务员，吩咐他把这封信和下一份公函一起发出去。
和往常一样，冯·特罗塔老爷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和往常一样，他细心地处理事务。然而，谁也没有发觉他今天的细心异乎寻常。特罗塔老爷的精神世界已经崩溃，信念已经丢掉，他像一个热情已经泯灭、灵魂已经麻木、眼神已经空洞的音乐家，只是在凭着多年养成的尽职心、按其可怕的记忆力用冷漠的手指弹奏出正确的音符。只是谁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罢了。
下午，和往日一样，卫队长斯拉曼来了。
冯·特罗塔老爷问他：“告诉我，亲爱的斯拉曼，您再婚了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突然关心起这个宪兵卫队长的私生活来了。
“没有，男爵先生！”斯拉曼回答说，“我再也不想结婚！”
“您做得很对！”冯·特罗塔老爷说。但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卫队长决定不再结婚就是对的。
去咖啡馆的时间到了，于是他就去了咖啡馆。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棋盘。斯科罗内克大夫与他同一个时间到达，他们坐了下来。
“您要黑棋还是白棋，地方官先生？”大夫像往常一样问道。
“随便！”地方官说。
他们开始下棋。冯·特罗塔老爷今天下得很认真，简直可以说是全神贯注，十分投入。他赢了。
“您将来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棋王！”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地方官听了这句话，确实挺得意的。“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棋王的！”他应声说。他思忖道，也许情况会好转的，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顺便说一声，我已经给儿子写信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他可以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就对了！”斯科罗内克大夫说，“您不能为您儿子做决定！一个人不能为他人做任何决定！”
“我父亲就替我做了决定，”地方官说，“我爷爷就替我父亲做了决定。”
“那是过去的事，” 斯科罗内克大夫回答道，“现如今连皇帝都不能为他的皇朝帝国承担责任了。是的，看样子，连上帝都不愿意为整个世界承担责任了。在过去那是比较容易的，那时一切都很安定。每一块石头都有其固定的位置。生活的道路已经铺设得平平坦坦。严严实实的屋顶稳稳当当地架在房屋的墙壁之上。可是，今天呢，地方官先生，今天，那些石块都是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马路上，很危险。屋顶尽是漏洞，雨水直往屋里打。每个人都得知道他走的是哪一条路，要搬进去的是哪一座房屋。假如已故的令尊大人对你说过：您将来不会从事农业，而是要从政，那么他说的是对的，您成了一个模范官员。但是，当您对您儿子说，他应该去从军，您却没有说对，他不是一个模范士兵！”
“是的，是的！”冯·特罗塔老爷肯定了他的说法。
“所以说嘛，一切顺其自然，各走各的路！当我的儿子不顺从我时，我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尊严。人们所能做的就这些。有时候我会看看熟睡的他们。这时，我会觉得他们的面孔很陌生，几乎认不出来了。我意识到，他们属于未来的世界，而我属于过去的世界。我的孩子都还是少年啊！一个八岁，一个十岁。熟睡时他们圆圆的脸庞呈玫瑰色。有时候即使在他们的睡眠中我也能感觉到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是残酷的。我可不想活得那么久。”
“对，对！”地方官说。
他们又下了一盘棋，不过，这一盘棋，冯·特罗塔老爷输了。“我成不了棋王！”他温和地说道，他几乎原谅了自己的缺点。天色已经晚了，煤气灯泛出绿色的光亮，咖啡馆变得空荡荡、静悄悄。
今夜，他们仍然一起穿过公园回家。天气很好，路上遇到一些快乐的散步者。有两个人在交谈，他们谈到今年夏天老是下雨，谈到了去年夏天的干旱，预计今年冬天会很寒冷。斯科罗内克大夫一直陪着地方官走到他家门口。
“您给您儿子写那封信是对的，地方官先生！”他说。
他走到餐桌旁，囫囵吞枣地吃了半只色拉拌鸡。女管家偷偷地向他投来忧虑的目光。自从亚克斯去世以来，她就亲自来当侍从。她像三十年前还是小姑娘时在校长面前所做的那样，在地方官面前行了个不成功的屈膝礼，便离开餐桌。地方官像赶苍蝇似的向她挥了挥手。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去睡觉。他非常疲倦，好像病了。过去的一夜像记忆中一个遥远的梦，但身体的疲累却近在眼前。
他安静地睡着了，相信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冯·特罗塔老爷，这位老人啊，他不知道在他安睡之时，命运已经给他编织了极度的痛苦和悲伤。他老了，他累了，死神已经在等待着他，但是生命还没有放开他，就像有个残酷的主人把他牢牢地拴在餐桌上，因为他还未尝尽为他准备的一切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