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仅有的一点点回忆集中在去年春天的一段时间内：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我参加过几次“俄国流亡文学之夜”的活动——从二十年代早期开始流行于巴黎的枯燥乏味的活动之一。当我疾步下楼梯时（休息时间给了我开溜的机会），好像听到身后有急切追赶的脚步声。我转头回望，这便是我第一次见他。他在高出我几层的台阶上停了下来，说道：“我叫瓦西里·希什科夫，是个诗人。”
然后他下了楼梯，来到我站的那层——一个典型的俄罗斯青年，身材健壮，厚嘴唇，灰眼睛，嗓音深沉，握起手来让人觉得宽松舒适。
“我想请教你一些问题，”他继续说道，“你我之间见个面还是可取的。”
我自己不是个特别爱与人见面的人。我所以答应他，只因为我心肠软。我们决定他第二天来我住的破旧旅馆（倒有个豪华名字：皇家凡尔赛）。我很准时地下了楼，到了一个客厅模样的地方。这地方有电梯抽筋般上上下下，还有四名德国流亡者常聚在一个角落里说话，讨论的是身份证办理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手续事宜。如果不在意这些情况的话，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上还算清静。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人好像觉得他的境况不像其他人那么糟糕，但其他人争论说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后来第五个人出现了，不知为何用法语向他的几位同胞打招呼：是开玩笑，还是炫耀？或者是新语言的诱惑？他刚买了一顶新帽子，大家都戴上试了试。
希什科夫进来了。他脸上的表情很严肃，肩膀甩动起来好像也很严肃。旋转门生锈了，转动不灵活，他费了好大劲才进来，还没顾上四面瞅瞅，就看见了我。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他没有露出见人就咧嘴笑的样子。那种笑容我非常害怕——我自己也容易见人就咧嘴笑。我费了好大劲把两张加有厚软垫的扶手椅拉到一起——又一次令我极其高兴的是，他没有做出要帮我一把的机械手势，而是很自在地站在一旁，双手插在他那老式的防水上衣的口袋里，等着我安排座位。我们刚一坐下，他便掏出一本茶色的笔记本。
“首先，”希什科夫说道，抬起他睫毛浓密的漂亮眼睛凝视着我，“一个人必须拿出他的证件来——我说的对吧？这要是在警察局，我就出示身份证了；可是对你，格斯伯丁·纳博科夫，我必须拿出这个来——一本诗集。”
我匆匆翻阅了一下。笔迹很有力，微微向左倾斜，洋溢着健康与天赋。唉，一旦加快速度一行行往下看，我就感到了强烈的失望。这诗糟透了——平淡、俗艳、过分地矫饰。华而不实的头韵和故意堆砌的大量蹩脚尾韵使其显得平庸透顶。列几组押韵搭配便足以说明其蹩脚，如teatr和gladiator相押，mustang和tank相押，madonna和belladonna相押。至于主题，最好不谈了：作者拿着里拉琴，碰到什么就唱什么，曲调一成不变。对一个敏感的人来说，一首接一首地读这样的诗就是活受罪。但作者紧紧盯着我不放，目光控制着我视线的方向和手指的动作，弄得我不好意思就此罢手，便只好翻到每一页时暂停一两次。
“好了，有何裁决？”我读完后他问道，“不算太糟？”
我打量着他，他那张脸，毛孔粗大，但还算光滑，没有现出任何恶意的神情。我回答说他的诗太差，不可救药。希什科夫弹了一下舌头，将他的笔记本塞回了防水上衣的口袋，说道：“这些身份证明不是我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的确是我写的，但只是瞎编的。这三十首诗全都是今天早上写成的。说实话，我觉得模仿赋诗狂的作品是一项很讨厌的任务。反过来说，我现在知道你对人不留情面——这就意味着你是可以信赖的。这才是我真正的护照。”（希什科夫递给我另外一本笔记本，比前一本破烂得多。）“请随便读一首，对你我来说，一首足够了。顺便说一下，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小说。你的小说让我烦躁不安，就像一束强烈的光，或者像一个人在不愿说话而想思考时陌生人之间的大声交谈。但同时，从纯粹的生理学角度来说——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掌握了一定的写作秘诀，某些基本色彩的秘密，一些相当少见也很重要的东西，可惜，这些东西你应用无方，只局限在你一般能力的狭小范围内——打个比方说，你开着一辆马力很大的赛车四处乱跑，其实这种赛车你绝对用不着，但你开着它就会不停地想下一步能轰隆隆地跑到哪里去。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掌握了写作的诀窍，人们就必须正视你——这也是我有事想求你支持的原因。不过首先，还是请看看我的诗。”
（我必须承认，他对我的文学作品如此品头论足，我既没有料到，也觉得多余，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和他此前编造的那套无关痛痒的谎言比起来，这些话要放肆得多了。我写作只为实实在在的快乐，我发表作品并不是为了实实在在的钱，尽管这后面一点多多少少意味着一个消费者的存在。我好像总是觉得，我那些出版了的书，在它们自然演变的过程中，离开赖以自足的源泉越远，它们会遭遇到的偶然事件就越抽象，越无关紧要。至于所谓的读者评价，我觉得，交由他们审判，我就算不上是被告，顶多就是最不重要的证人的一个远亲。换句话说，一个评论家的表扬在我看来是一种古怪的sansgêne(1)；评论家要是谩骂，那就是与鬼打斗，徒劳而已。此刻，我正在尽力忖度希什科夫是每遇到一个自负的作家都会如此直白地来个当头棒喝，还是因为他觉得只有我配得上他的评论才对我直言不讳的。我得出的结论是，就像那些打油诗的把戏是他有点幼稚但真诚渴求真理的表现一样，他说出对我的评价也是出于一种愿望，想最大限度扩大双方坦诚相对的襟怀。）
我隐隐约约地担心，他这些真正的作品会不会露出些许在他的仿作里被无限夸大了的缺陷，但后来证明我的担心没有根据。这些诗写得很好——我希望另抽时间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最近，我设法让其中一首发表在一家流亡杂志上，诗歌爱好者们注意到了它的原创性。(2)面对一个如此奇怪地渴求他人观点的诗人，我不由自主地说了我的观点，还作为矫正补充说，讨论到的这首诗风格上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例如，“v soldatskih mundirah”用法不是很地道；这里的“mundir”（制服）用来指较低层的人时最好用“forma”。即使如此，这行诗还是太好了，不能改动。
“你是行家，”希什科夫说，“既然你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我的诗不是毫无价值的小东西，那就把这个本子留给你保管吧。人保不准会出什么事，我老有奇奇怪怪的想法，非常奇怪的想法——好啦，无论如何，现在看来一切美好。你看，那天我拜访你，为的是邀请你参与我正计划推出的一本新杂志。星期六在我那里有个聚会，各样事情都得敲定。当然，我并不幻想以你的能力会痴迷于现代世界的问题，但我想从风格上说，这本杂志也许会令你有兴趣。所以，请你一定来吧。顺便提一句，我们也期待……”（希什科夫提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俄国作家）“……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的参加。你得理解——我已经身陷绝境，必须渡过难关，否则会发疯的。我转眼就三十了，去年来到这里，巴黎，之前在巴尔干半岛度过了一事无成的青春时代，后来又去了奥地利。我现在的工作是装订工，但我以前做过排字工，甚至图书管理员——简言之，我总是和书打交道。是的，我再说一遍，我有生以来一事无成，最近，我老是冒出要有所作为的想法——一种令人极其痛苦的感觉——因为你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自己，也许吧，但你还得看看周围，有多少苦难、愚昧和污秽。然而我这一代的人什么都注意不到，什么行动也没有，尽管行动不可或缺，就像是呼吸或面包一样。提醒你一下，我讲的并不是让每个人都烦得要死的燃眉大事，而是大家不会注意到的大量琐事，尽管这些琐事无疑是会孕育出怪物的胚胎。比方说吧，有一天，一个母亲失去了耐心，将她两岁大的女儿淹死在浴盆里，然后她又用同一盆水洗了澡，因为水很热，热水是不应该浪费的。上帝啊，这跟屠格涅夫一篇冗长的小故事中写的老农妇有多大区别啊！那位老农妇刚刚失去了儿子，但她平静地喝完了一碗白菜汤，因为‘汤里已经加了盐’，这让那个来她小木屋拜访的体面女士震惊不已。大量类似的琐事时时发生，处处发生，重要程度不同，形态各异——带细菌状尾巴的、点状的、立方体状的——能搅得人心神不宁，以致透不过气，吃不下饭——这是实情，你要是觉得荒唐，我一点都不介意。不过，你可以照样来我这里。”
第二天希什科夫寄给我一封冗长的信，以此落实我要去之事，我从信中摘录了几段，和我们在“皇家凡尔赛”的谈话合在一起。到了星期六，我赴会稍稍晚了点，所以当我走进他那狭小但却整洁的chambre garnie(3)时，人都到齐了，只缺那位著名作家。与会的人里，我看着眼熟的有一家已经停刊了的杂志的主编，还有几个人——一个体态丰满的女人（我感觉是一个翻译家，要么是一个见神论者），带着一个阴沉沉、活像一件黑色饰品的小个子丈夫，还有她的老母亲。两个外表猥琐的绅士，穿着不合身的西服，流亡卡通画家马德笔下的人物就是如此穿戴。还有一个精神饱满的金发家伙，是主人的朋友——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我注意到希什科夫不停地竖起一只焦虑的耳朵——我还注意到，他非常自信、非常快活地一拍桌子站起，结果发现他听到的门铃声是另外一套公寓里传出来的——看他这样，我也热切地盼望着那位著名人士的到来，可是那个老家伙始终没有出现。
“女士们，先生们，”希什科夫说道，开始介绍他要办一份月刊的计划，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人。月刊名为“痛苦与庸俗博览”，主要是收集当月报纸上的相关材料，不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艺术性的高下”从低到高“渐升式”地排列。那位昔日的主编引用了相关数据，宣称他能断定这样的一份俄语流亡刊物是卖不了钱的。那位体态丰满的文学女性的丈夫摘下夹鼻眼镜，捏捏鼻梁，又是打嗝，又是喘气地说，如果办刊物意在与人类的悲惨处境作斗争，那么把办刊物所需要的钱直接分发给穷人不就实际得多了嘛。本来还指望从他那里得到办刊物的钱，一听这话，大家心都凉了。之后，主人的朋友又重复了一遍希什科夫已经说过的那些话——说得比较简洁，但要点更为分明。也问了我的意见。希什科夫一脸悲剧神情，所以我竭力支持他的计划。大家很早就散了。他送大家到楼梯平台时，滑倒了，坐在地板上不起来，带着难以置信的眼神快活地笑，想引得大家也笑起来，结果过了许久才等来了一阵笑声。
两星期之后他又来找我，那四个德国难民又在讨论护照问题，过了一会儿第五个人进来了，很欢快地用法语说道：“你好，魏斯先生；你好，梅耶先生。”希什科夫回答我的问题时心不在焉，好像不大情愿似的，说办刊物的想法看来不现实，他已经不再考虑这件事了。
“我想跟你说的事是这样的，”经过一阵心神不宁的沉默后，他开始说道，“我一直试了又试，要作出个决定，现在我觉得或多或少有些眉目了。我为什么会处境如此糟糕，原因你是不会感兴趣的。能说的我都在我的信里说了，但那主要是当时手头上要办的那件事——就是要办那刊物。问题要比办刊物的事更复杂，更令人绝望。我一直在试图决定该怎么办——怎样停下来，怎样摆脱困境。逃到非洲去，逃到殖民地去？可是要办那些必要的证件太费周折，划不来。就是办下来了，要考虑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在海枣和蝎子的迷雾中考虑和在巴黎的雨里考虑没什么不同。试一试重返俄罗斯？不，不能再入虎口。退隐进修道院？可是对我来说，宗教没意思，也很陌生，要让它与我所认为的精神现状发生联系，无异于让它与假想中的怪兽发生联系。自杀？可是死刑是我特别讨厌的事，怎能充当自己的行刑者。再者说，我害怕遭遇哈姆雷特哲学里未曾梦想到的某些结局。因此，余下只有一件事：散了，化了，消失了。”
他还问了他的手稿是否安全，稍后就走了——肩膀宽阔，背却有点驼，穿着防水短上衣，没戴帽子，颈后的头发需要修理一下——一个纯真、忧郁的人，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对他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提供什么帮助。
五月下旬，我离开巴黎去了法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八月底回到了巴黎，碰巧遇到了希什科夫的朋友。他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怪诞的故事：我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后，瓦西里扔下他那点微薄的财产，消失了。警察找不到任何线索——只发现“希什科夫先生”早已任由自己的“牌子”——俄国人是这么叫护照的——过期了。
到此为止。我的叙述以一桩神秘故事的开头引子结束了。我从他的朋友——此人或许是他偶然认识的熟人而已——那里了解到有关希什科夫生活的零星信息，草草记了下来——将来有一天或许会被证明是有用的。可是他到底去了哪里呢？一般说来，当他提到“散了，化了，消失了”时，他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其实只是信口一说，不合常理，他的意思是要消失在他的艺术中，散化在他的诗章里，如此给他自己，给他这个闲云野鹤的人，什么都不留，只留下诗歌？他的诗里有两句：
如此不同寻常的棺材，
透明而又坚固。
不知这样说是否太过。
* * *
(1) 法语，放肆的行为。
(2) 编者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原注：参见书末《注释》。
(3) 法语，带家具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