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老，他有病，世上没人需要他。因为贫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已经沦落到不问明天怎么过，只奇怪前一天竟然过来了的境地。就个人的财物来说，除了他的病，这世上任何事情都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和姐姐一同从俄罗斯流亡到柏林。姐姐一生未婚，十年前就去世了。姐姐的形象已经成为虚无，他习惯了，也不再思念她。不过就在那一天，他从俄罗斯流亡者公墓参加D教授的葬礼回来，在电车上，突然忧郁地想起姐姐的墓破败不堪的状况：十字架上的漆皮零零星星地剥落了，椴树树荫掠过墓碑，擦拭着墓碑，墓碑上的名字已经很难看清了。约有十来个没有工作的老流亡者参加教授的葬礼，怀着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粗俗心理聚到一起。就像葬礼上常见的那样，大家稀稀落落站在一起，伤心地等候着。仪式很简单，没有走宗教规程，用树枝在头上方隔一阵晃一晃，很快就结束了。阳光强烈，难以忍受，尤其是饥肠辘辘，更难忍受。然而，为了不失体面，他外面穿了一件大衣，以遮掩外套的寒酸。他和教授是老熟人，站在令人愉快的七月暖风里，他想把死者的音容笑貌端端正正、稳稳当当地摆在自己心灵的眼睛之前，可是风轻轻一动，就把死者的相貌卷起来，吹散了，他怎么抓也抓不住。他的思绪老是拐到别处，在他记忆的一角，他姐姐真真切切地死而复生了。只见她和他一样又沉又胖，长着个男人一般的鼻子，又红又大，油光闪亮，宛如涂了一层漆，上面架着她常戴的眼镜。她身上穿着一件灰夹克，就像如今活跃在社会政治圈里的俄罗斯女性一样。初看之下，她是个活力四射、光彩照人的人，聪明，能干，活泼。可是说来奇怪，她还有忧郁沉闷的一面，令人费解，也只有他才能注意到她的这一面。不过话说回来，姐姐的各个方面里，他最喜欢的还是她忧郁沉闷的这一面。
柏林的电车挤得不像是人坐的，乘客中另一位年老的流亡者几乎一直坐到了终点站。他是一个目前没有执业的律师，也是参加完葬礼返回的。也是对任何人没有用处的人，眼前可能只对我有点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此人也就是略知一二，如果在疾驰的电车上挤在混乱的乘客中二人有缘相遇的话，那要不要和他聊几句呢？与此同时，另一位仍旧贴窗而坐，看着窗外的街景，他过于平庸的脸上露出冷嘲的神情。（这是我看到的片刻情景，之后我的视线就一直没有离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这位新遇之人。）他终于下车了。他身子沉，行动笨拙，售票员扶着他下车，站到车站的长方形石板候车岛上。落地之后，他不紧不慢地表达了谢意，从车上收回自己的胳膊，售票员刚才一直抓着这只胳膊的袖口。然后他缓缓迈开脚步，转弯，小心地四面看看，朝马路走去，想穿过危险的街道，到一个街心公园去。
他安全地穿过马路。一小会儿之前，就在教堂墓地，颤巍巍的老牧师根据仪式提议唱诗班为永久纪念死者而咏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花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劲，这才跪下身来，一直跪到唱诗结束。那时他的膝盖和地面连在了一起，竟然站不起来了。老蒂霍茨基像刚才那个电车售票员扶他下车一样扶他站起来。这两次相似的印象加剧了他格外疲惫的感觉。毫无疑问，这种疲惫感觉有旱田干透的味道，但也自有乐趣。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觉得现在返回那些呆笨的好心人和他一起寄宿的公寓无论如何都太早，于是他拄着手杖朝一个长凳挪过去，缓缓地往下坐，直到最后一刻才顺应地球引力，总算瘫坐下来了。
不过我想了解，这种快乐，这种膨胀的幸福感，是从何而来的。有了它，人的灵魂立刻就变得巨大，透明，珍贵。不管怎样，想想看，这里有个病老头，死亡的迹象已经显在他身上。他已失去了他所有的心爱之人：他的妻子，当年还在俄罗斯时就离开他投奔了有名的反动分子马林诺夫斯基博士；他工作的报纸关闭了，他的读者、朋友、和他同名的亲爱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马勒在国内战争期间被红军折磨致死；还有他的哥哥，在哈尔滨死于癌症；后来又失去了姐姐。
他又一次难过地想起姐姐坟墓上字迹模糊的十字架，它已渐渐融入大自然的阵营。算来肯定有七年多了，姐姐的坟墓他再没有管过，就随它去了。突然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清晰地记起了姐姐曾爱过的一个男子——也是她爱过的唯一一个男子——他的相貌历历在目：一个有着加尔申(1)气质、半疯癫、患肺痨的迷人男子，留一把黑炭般的大胡子，长着吉卜赛人一般的眼睛，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为了另一个女子开枪自杀了：血滴在他的假胸领上，小巧的脚上穿着精致的鞋。接着，没有任何联想，他就看见了中学时代的姐姐，患伤寒后理了个新发型。他俩坐在搁脚凳上，她向他解释自己陷入了一种复杂的触觉感知系统，这么一来，她的生活就变成了不停地在物体之间保持神秘的平衡：走路要摸着墙走，先是左手掌顺墙轻轻滑动，然后再换右手，好像要用两手来感知物体。似乎只有这样，她的手才干净，才能和世界和平相处，感知世界。久而久之，她的兴趣集中在女性问题上，办起了各式各样的妇女药店，发疯一般地害怕鬼魂，原因是，如她自己所言，她不信仰上帝。
姐姐常夜里流泪，对此他特别关心，也特别喜欢她这样。如今这样一位姐姐不在了。在墓地的时候，可笑的话语，几铲新土，复活了他对往事的记忆。身体沉重，虚弱，笨拙，都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这使得他要么跪下去站不起来，要么在电车上下不来（我觉得那位宅心仁厚的售票员不得不俯身伸手扶他下车——乘客中有一位也扶了他）。从墓地回来时，困倦，孤独，肥胖，羞愧，和人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过时的谦恭，缝缝补补的内衣，褪了色的裤子，还有那一身不干净、讨人嫌、穿戴寒酸的肥肉。尽管如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还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来源不明的快乐，想来不好意思，但这种快感在他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中不止一次地突然袭来。他非常平静地坐着，两手平摊（手指很少有舒展开来的时候）歇在手杖的弯头上，两条宽阔的大腿分开，肚子的底部鼓圆了，露在解开纽扣的外套外面，安放在长凳边上。头顶上，蜜蜂在开花的椴树上忙碌。密实的树叶间飘来一阵甜丝丝的暗香，底下树荫里，沿着人行道，躺着些酸橙树的残花，活像压扁了的马粪。一根红色的湿水管穿过小公园中心的整个草坪，稍远一点，清亮的水从管中喷涌而出，水雾里出现了幽灵般的虹彩。山楂林和一个小农舍风格的公厕之间，一条浅灰色的街道隐约可见。街边一根贴满海报的广告石柱像个胖小丑矗立着，一辆又一辆电车驶过，发出咔嚓声和哀鸣声。
这个小小的街心公园，这些玫瑰，这个花房——他看了上千次了，见过它们并不复杂的所有变化。但不论何时，当我和他经历着这样的幸福瞬间，它们自始至终都闪烁着生机与活力，参与到人的命运之中。一个男子拿着当地的俄文报纸在同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深蓝色的长凳被太阳晒得暖暖的，谁来坐都热情接纳。要我描述这个男子不容易，再说，也没有必要描述，因为自画像很少是成功的，也因为他的眼神一直显得很紧张——眼神如镜，反映出心灵中了催眠之咒。为什么我断定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子名字就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呢？因为这个姓和父名的组合看起来像是一张扶手椅，宽厚温柔。他的大脸盘上露着惬意，双手搭在手杖上，舒适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眼珠在眼镜片后面来回移动，扫过一片向一个方向移动的云朵，又移向一辆朝另一个方向奔驰的卡车，或者扫过一只在沙石地上喂养雏鸟的母麻雀，又移向一辆磕磕绊绊前行的木制小汽车——小汽车后面拴着一根绳子，一个孩子拉着它，拉着拉着就忘了，它侧翻过来，但还继续前进。D教授的讣告在报纸上占了一块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我为什么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排了这次葬礼行程，也匆匆给他那天的上午尽可能安排了典型的忧郁背景。虽然报纸上说对葬礼的日期会有专门交代，但我再说一遍，我是在匆忙中安排的。我确实希望他真的去了墓地，因为他就是你在国外俄罗斯葬礼仪式上能见到的典型代表，虽然站在一边，但正是因为他来了，这才加强了葬礼的传统性质。他的整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神色温柔，透出的某种气质让我想起一位莫斯科社会政治活动家安娜·阿克萨科夫女士——她是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我从童年就认识她，所以几乎是不经意地，但又好像早已了解了压抑不住的细节，我把她当成他的姐姐。这一切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生了，因为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创造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用在我已经奋斗了两年多的一部小说的一章之中。即使这个我第一次看见时正从电车上下来，现在就坐在我旁边的胖老先生也许根本不是俄罗斯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让我如此满意！他的容量如此之大！说来奇怪，我百感交集，我正在用我炽热的创作快感感染着那个陌生人，那种快感足以让艺术家全身皮肤战栗。我希望，不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年岁多大，多么贫困，胃中还有肿瘤，他总可以分享给我带来快乐的强大力量。我的快乐虽不合法，但有他分享，也算得以弥补。如此一来，我的快乐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不再是比较少见的疯狂种类，不再是跨过我整个心灵的巨大日虹。它至少让两个人得以感受，变成他们谈话的主题，从而让日常生活取得存在的权利，否则我那粗野的、原始的、沉闷的快乐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坚持用这个名字）摘下他的黑色软呢帽，好像不是为了让头脑清醒，而是表示他完全赞同我的想法。他缓缓摸着头顶。椴树叶影婆娑，掠过他那只大手上的青筋，又落在他的满头灰发上。还是这么缓缓地，他朝我转过头来，瞅瞅我手里的流亡者报纸，又瞅瞅我装模作样读报的脸，神情凝重地移开目光，重新戴上帽子。
但他已经是我的了。过了一会儿，他使劲站起来，挺直身子，将手杖从一手换到另一手，试探着迈开短短一步，然后平静地离开了——如果我没想错的话，他是永远离开了。然而他带走了像瘟疫一般的罕见疾病，因为他神圣地与我缚在了一起，注定要短暂地出现在某一章的末尾，出现在某一句的转折之处。
我的代表，那个拿着俄文报纸的男子，现在独自坐在长椅上。随着树影移动，他已经坐进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坐过的树荫之中，刚才给前一位客人盖上一层凉爽阴影的椴树树荫此刻在他的额前，簌簌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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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sevolod Garshin（1855—1888），俄国作家，性格敏感、脆弱，痛恨谎言与暴力，深受契诃夫赞赏，称之为“加尔申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