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新的一年——1942年——以完全不同的形势展现在英国的面前了，我们不再孤立无援；在我们的身旁站着两个强大的盟国。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俄国和美国都已同英帝国紧密合作，坚定不移地战斗到底。这种联合已使最后胜利确定无疑，除非它在某种压力下分崩离析，除非德国人手里出现了崭新的武器。事实上，交战国双方都在似饥若渴地摸索着，企图掌握一种新的作战武器。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原子弹的秘密注定要落到我们已经占了上风的盟国的掌握中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可怕的血腥的战斗。我们无法预料这场血战的发展进程，但对于结局却是完全有把握的。
这时，“伟大的同盟”不得不面对日本所发动的进攻。这次进攻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英美两国的前线——如果可以称之为英美前线的话——成了残酷而猛烈的攻击对象。任何时候都无法设想日本能战胜美国；但是在菲律宾群岛和其他岛屿，在太平洋，美国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英国和不幸的荷兰则在东南亚蒙受损失。当时俄国正在和德国主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日本所发动的进攻给俄国带来的损失，只不过是本来英美用于援助它的力量和物资现在则转用在其他地方而已。英美两国还得遭受长期的惨败。这些惨败虽不足以影响最后的结局，但对两国人民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英国由于力量被钳制在他处，因而简直没有招架的余地，至于美国，虽然资源无穷，但还仅仅在开始组织的阶段，因而也有穷于应付之感。对我们英伦三岛的人们来说，一切事情似乎都每况愈下，但是仔细想想，我们便知道，战争是赢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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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新的负担落在我们肩上，但英国本土却没有增加新的危险。恰恰相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突然之间倒感到自己成了战争的最前线。他们发现自身可能成为直接被侵犯的对象。战争不再意味着远涉重洋，运送人力物力去支援危难中的祖国。这个新的敌人可以直捣澳洲本上。澳洲大陆的漫长的海岸线是无法防御的。而他们所有的大城市又都在沿海一带。他们仅有的训练有素的四个义勇师、新西兰师以及他们的最优秀的军官，都远在大洋彼岸。太平洋的海军控制权，转瞬之间就落到日本手中了，而且不知要落多久。澳大利亚的空军简直等于不存在。惶恐不安的气氛席卷了澳大利亚，他们的内阁只一心一意考虑自身的事务；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怎能引以为奇呢？
值此危急之秋，值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员及其专业顾问们也似乎感到澳大利亚联邦已濒临毁灭之际，他们还不和衷共济，共赴时艰，这一事实将永远被看作是值得惊异的。然而他们的党力量不强且态度僵硬，以致地方主义的政治牢不可破地主宰着一切。工党政府以两席的多数垄断了全部行政权，甚至连保卫本土的征兵措施都遭到了禁止。这些派性的决策是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的，而且使得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了。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尽可能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保障，又要在全球战略上保持真正的平衡。
这卷书的黯淡无光的记载，必须从我和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先生的通信开始。我们就调遣驻防在托卜鲁克的澳洲军队所进行的商谈是不愉快的。后来战局好转，他到英国来，我们大家对他都有了很深刻的认识，这位杰出不凡的澳洲人士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我个人和他也建立了友谊。不幸他中道溘逝，死非其时，我们的友谊也从此中断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大，我过分注意我们在看法上无法取得一致的许多严重的分歧。我对于在拍给他的电报中所流露出的任何急躁情绪，是深表遗憾的。
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柯廷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博士，通过他们驻华盛顿的代表凯西先生给我发来一系列函电。柯廷先生也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下列电报：
1941年12月26日
1．值此严重关头，我愿乘二位为推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进行会商之时，一陈己见。
2．我已就俄国问题致电丘吉尔先生。我认为这一问题，与对日作战有重大关系，深望二位在会商期间予以考虑。
3．兹就一项更迫切事件略申我见。
4．根据一切报告，事态非常明显，日本人已控制北马来亚的天空和海洋。驻防该地的少数英国军队只有一个澳洲师，因而我们已派遣一个空军中队前往马来亚，两个空军中队前往荷属东印度。陆军必须有空军的支持，否则势将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的覆辙，而新加坡亦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5．新加坡的沦陷将意味着菲律宾群岛的孤立，荷属东印度的沦陷，以及企图围困一切其他基地。这也必然会在这一区域内切断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
6．这种挫折对于美国和我们的利益都将导致同样严重的后果。
7．联合王国决定派往马来亚的增援，在我们看来，完全不敷所需，特别是在飞机方面，而在用于作战的飞机方面尤甚……少量的增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事实上，在马来亚抵抗日军的力量将直接取决于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所提供的抵抗力量。
8．我们的战士曾经奋勇作战，将来仍将奋勇作战，但是5大洋洲方面的忧虑他们必须获得充分的支援。在中东我们有三师兵力。我们的空军正在英国和中东作战，也正在加拿大受训练。我们已运送大量物资到英国、中东和印度去。我们这里的资源的确是极其有限的。
9．你们完全有能力应付这个局势。如果美国政府有意，我们在太平洋区域乐于接受一位美国海军司令官的统辖。总统曾说过，澳大利亚将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基地，但是要使它作为一个基地，则必须增援新加坡。
10．尽管我们困难重重，我们正进一步向马来亚增援。
11．如果这件事被看作是极端迫切的问题，我将深以为幸。
伊瓦特博士从英联邦驻新加坡专员鲍登先生那里得到的报告已转交给我。消息是严重的，并且已经加以证实。
1942年12月26日
今天看到的报告，指出空军形势日益恶化。昨天英国损失了八架战斗机，日本只损失了三四架。
吉隆坡和瑞天咸港现在是我方供空军侦察用的前方降落场，但是面对着日本飞机的优势，连进行空军侦察也很困难。
我们的战斗机大部分已向新加坡撤退，以保卫岛屿和基地。然而，空军指挥官表示，载有紧急需要的援军、人员和物资的海军护航队即将来到，为了派战斗机有效地加以护卫，他只好听任新加坡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
报告又说：
我必须强调指出，马来亚保卫战形势的恶化，使整个防御体系有崩溃之势。装箱的新式战斗机如期运到，但装配需数星期，且有被炸毁的危险，不能挽救局面。盼望已久的增援部队将全部用来同前线疲劳的军队换防，但改变不了多少局面。英国现在的防御政策是要把保卫马来亚的战斗机和高射炮的大部分力量集中在新加坡岛，以保护海军基地，只能让担任保卫马来亚的包括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在内的先锋部队孤立无援了。
目前对于增援马来亚防务的措施，从实际上看来，不过是摆摆样子。我以为，挽救新加坡的办法是立刻从中东用飞机调遣强有力的援军，大批最新式的战斗机，并配有受过充分作战训练的人员。增援部队不应该是多少旅，而应该是多少师，必须火速到达，以便调遣。凡是没有威力的，非现代化的，不立刻可用的，都无济于事。按照现在的情势，在我看来，新加坡的沦陷不过是几周之内的事情。如要营救新加坡和在马来亚的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必须立刻采取彻底而有效的行动。
事实十分明显，如果不是立即空援，新加坡势必陷落，我怀疑，一位澳大利亚部长前来访问在目前会产生什么效果。几小时内，不要等到几天之内，就必须作出决定，采取行动。
伊瓦特博士补充说，据他的判断，鲍登的这番概括正确地把情势摆出来了。“若不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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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柯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亲笔签名的文章，被我们的敌人拿来向全世界大肆宣传。他在文章里说：
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论调，说什么太平洋的战斗必须作为总冲突的一个附属部分来看待。这并不是说，其他任何战区不如太平洋战区那样重要，而是说澳大利亚要求一项能发挥各民主国家的最大力量而坚决击退日本的联合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因此认为，太平洋的战斗首先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
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清楚，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关系而有什么内疚。
我们知道联合王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入侵的威胁是经常存在的。我们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是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会崩溃，而不列颠能依然维持下去。
为此，我们抱定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崩溃，我们要竭尽全力来制订一个以美国为主要支柱的计划，这个计划将给我国以能够坚持到战局不利于敌人的信心。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将是争取俄国的援助，并与起主要作用的美国一道，连同英国、中国和荷兰的武装力量，订出一个太平洋的战略计划来。
这种论调在美国上层人士当中，在加拿大，都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印象。我敢断定，这些焦急不安的流露，即使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代表澳大利亚人的心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党领袖W．M．休斯先生（有名的比利·休斯）立刻就说：“如果澳大利亚认为英国的支援不如其他伟大的盟国那么重要，这就等于自杀，这就是一项既靠不住而又危险的政策。”澳大利亚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我从华盛顿打电报给艾德礼先生说：“我希望对这件事不要再兴风作浪，与此同时，我们要尽人力之所及，去支援他们。……”我心中痛苦地权衡着要不要直接向澳大利亚人民作一次广播演说。同时，我完全接受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我希望你设法搁下一切问题，等我回来，以便我自己去应付任何反对意见。……如果马来半岛已因利比亚和俄国的关系孤立无援，首先应由我负责，但我还要照样做下去。议会里倘有质问，希能说明我特别要求在回国后亲自答复，幸甚幸甚。”
关于军事形势，我立即向柯廷先生作了答复：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3日
韦维尔将军的指挥地区限于现在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战斗地带。因此并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澳之间的交通线，或者实际上任何其他的海洋交通线。这当然不是说，在我们的资源所及的范围内，对重要地区和交通线竟不加以保护。我们看来，美国海军应当负责保护这些交通线，包括同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海岸临近的各岛屿在内。这就是我们正在全力要求的。海军上将金刚刚受权统率全部美国海军，他还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显然，我如果不能说服美国人负起这部分责任，我们只好竭尽全力，勉为其难；但我依然希望我们的意见会被接受下来，果能如此，我们或你们在那地区的所有船舰，在那里作战时当然要听美国指挥。从来谁也没有想把盟军的主力集中在新划出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个消息的。……
我在这里日夜工作，要尽可能为你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安全，作出最妥善的安排。同时，又要考虑到其他战区和其他危险；我们的资源有限，而危险非应付不可。就在不久以前，你还坚决要求中东的澳大利亚部队能得到最高级的配备。在那里前景虽好，战事却尚未结束。在当初日本是否参战尚不能确定的时候，如果把飞机坦克等等调往马来半岛，因而有损于奥金莱克的作战，那不是大蠢事吗？由于俄国的胜利和奥金莱克的成功，高加索地区的危险已经和缓下来，这才可能大量增援你们；而暂时牺牲中东（这点已经通知了你），何况马来亚现在已经成了战区，这也是妥当的。……
我和柯廷先生继续交换意见。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1年1月11日
日本人竟能轻而易举地霸占除柔佛以外的马来亚全境，总司令认为即便现在要执行他保卫这有限地区的计划，还须遭受某些危险；听到这些消息，自然令人焦急不安。
据报告，第八澳大利亚师即将奉命进行决战。政府毫不怀疑这一师能保持皇家澳大利亚部队最优秀的传统，完成任务。不过，我恳请你按照我早先的建议和你自己的意图，千方百计增援马来亚，多多益善。我特别关切空军的力量；倘使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战役的覆辙，难免群情愤激。必须妥作安排，使无发生的可能。
你会注意到我们同意将第六、第七两澳大利亚师，连同军直属部队、给养和基地组织，从近东调到荷属东印度群岛。
我继续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保证，并且更详尽地解释了我们对于在东南亚战区统一指挥政策的动机。我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夕，总结了我们的情况。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1月14日
1．一旦日本获得制海权，而我们又须同德意两国作殊死战，我不知道谁还指望马来亚能够守得住。唯一紧要的地方是新加坡要塞及其重要的后方。我个人所忧虑的是，唯恐我们为争取时间而沿半岛打后卫战，反把长期保卫新加坡所必需的实力消耗殆尽。这方面可用的兵力原等于四个师，其中一个师已经丧失，另一个师受到损失，赢得了一个月或六个星期的时间。也许有人认为，当初调回得快些，损失得更少，那就好了。
2．全力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显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辽远的岗位上无法判断到底是让丰盛港方面冒些险，在半岛西北边作战好呢，还是让全部军队现在就退守到岛上的要塞里。我个人认为韦维尔是对的，那种主张是受到三军参谋长支持的。我相信你对于这一主张的大部分是会同意的。
3．我绝对相信你们的军队在即将来到的战斗中会以无上的气概来完成本身的任务，为了增援新加坡及其后方，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两支装载第四印度旅团及其运输工具的护航队已经到达，一支运载英国第十八师主力旅的、关系重大的护航队定于13日来到。对于这四千五百名士兵在一艘军舰上通过巽他海峡，我自然很担心。我还是希望他们及时到达，同他们的澳大利亚弟兄们共守岗位。我把我们所掌握的、向这个重要战场移动的全部详情以及到达日期都告诉你。韦维尔希望2月后半月有一次反攻的可能，这是很有道理的。
4．你一定已注意到我建议把两个澳大利亚师从巴勒斯坦抽调到同澳大利亚休戚相关的新战区去。阻制他们移动的唯一因素是船舶问题。我们要尽力从本国调动力量来换防。
5．任何关于克里特岛和希腊的责难，我概不接受。我们正在祖国竭尽全力，来应付当前的危机和进犯。我们消除了一切党派的分歧，不仅对男子，并且也对妇女实施了普遍的义务兵役。我们派去支援远东战争的最优良的军舰中有两艘已惨遭击沉。我们正在从被削弱了的力量中组织最大限度的进一步的海军援助。在利比亚战役中，据报导，大英帝国至1月7日为止，丧失了军官一千二百名，士兵一万六千名，用这样一支较小的兵力在沙漠地带是可以维持前卫阵地的。阿盖拉附近的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你们英勇地久守托卜鲁克的全部军队由我军换防而撤走之后，我们已经胜利地解了围。因此我希望你对关怀澳大利亚人的生命财产的人们作出判断时，能采取体谅的态度。……
至少这些是好消息：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14日
关系重大的护航队，包括美国运输舰“芒特弗农”号在内，载有五十架“旋风”式飞机，一个反坦克团，五十门大炮；一个重高射炮团，五十门大炮；一个轻高射炮团，五十门大炮；还有英国步兵第五十四旅团，共约九千人，已于昨天准时安抵新加坡。
弗雷泽先生也表示了他的忧虑，我复电如下：
首相致新西兰总理 1942年1月17日
1．一如既往，我欢迎你坦率地表示意见，以及你在向我提出意见时的公正的说理的态度。总的说来，我对于这些意见是十分同情的。
2．新西兰政府和人民对这次战争一直采取了有益的、现实的态度；这次战争在欧洲有限的区域内开始，逐渐扩展到几乎整个世界，现在已经到了新西兰的大门前。
3．你如果以为过去我们不曾关心你们的需要，虽然我们实际上从来不是如此，我能够向你保证，伦敦与惠灵顿之间尽管相隔极远，绝不能使我们对你们漠不关心，或者让你们在危急的时刻得不到安慰。
4．如果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内，我不能详细地研究你的每一个论点，我想你一定会原谅我。自从来电以后，你可从现在收到的复电中了解到我们和美国正在派去的陆军和空援情况。我希望新的澳新军团海军战区的成立，也能合你的心意。
而且，美国正计划早日调遣大批陆军和空军到远东地区去。
5．但是，你不要盼望我作出给予支援的诺言，这是不能兑现的；也不要期待我答应早日挽救远东的局面，这种局面将来是会改善的，但是必需相当时间。
6．我体会到，你［责备我们］过去在军事观点上表现得过分自满，没有顾及太平洋全区和新西兰局部可能发生的危险，而上了当。可是谁能预知美国海军舰队会在12月7日一开始就受到严重的打击，何况还有这次打击和随之而来的我们两艘优良军舰的丧失所带来的后果？
这次战争的种种事变始终是不可预料的，对于我们也并非完全不利。我不知道，德军参谋部是否料事如神，永远不错。此如说，不列颠战役、大西洋战役以及俄国的抵抗一定已经动摇了希特勒对于军事估计的精确性的信心。
※ ※ ※
不久，柯廷先生答复了我的14日的电报。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18日
1．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从我的电报中看出这样一个意见，以为我们预计整个马来亚即使没有海军的优势也能保卫下来。
2．相反，你如果查阅1941年12月1日澳大利亚政府报告第一次新加坡会议的电报，即可看到以下的电文，不幸而言中了：
“代表团所作出的总的结论是，在远东缺乏一支主力舰队的情况下，目前这一地区所能用来保卫马来亚的兵力和配备，完全不足以应付日军的大举进犯。”
3．联合王国三军参谋长部署了以下的兵力：
（1）认为保卫马来亚所必需的陆军。
（2）供应（1）项部队的全部配备。
（3）对马来亚“保证相当程度的安全”所必需的空军。
4．对于这一地区，我们已在陆军、空军以及物资方面贡献了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并且一贯要求加强所有的防卫工作，但是现已存在着某种安于现状的想法，根据日军迅速的进展，这是不对头的。我在［12月5日］电报里说事态堪虑，原因就在于此。……
6．远在193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得到过保证说，联合王国的目的在于使新加坡成为攻不破的要塞。当1933年帝国国防委员会视察新加坡防务的时候，［澳大利亚］高级专员曾经指出了新加坡失陷或者主力舰队无法使用时所将引起的严重后果。他声称，归根结底，澳大利亚的整个国内防卫体系是以新加坡的完整和主力舰队在此驻防为基础的。他补充说，如果这一点没有相当的把握，澳大利亚考虑到海军防御入侵力量的不可靠，将不得不筹划更为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以抵挡这样的危险。我把旧事重提，无非是要把我们所信奉的关于帝国和地方防务的概念切实澄清一下。就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承担的任务而言，我们所掌握的资源是较少的，这业已影响我们在其他战区进行合作的决策。
7．我对于克里特岛和希腊方面的意见，并不意味着我对你有所责备，我也并不是对任何人下断语，但是不能否认，空军支援的范围并没有按照诺言……我所以向澳大利亚人民坦率地说明这种局势，因为我想最好还是让他们认清事实，不要以为万事大吉，到后来反而会在事实前面感到幻灭。
8．对于联合王国人民所作的卓越的努力，谁也没有像他们澳大利亚的亲戚们怀着那样敬佩的心情。不过，我们对于自己所作出的努力，甚至对于你所认为我们不曾做到的种种事情，都不作任何辩解。如你所知，帝国的各部分处境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而且各有其特殊的问题。……
我有责任充分体谅澳大利亚政府所经历的忧患以及困扰他们的危险，但是我不能不提及澳大利亚各政党，特别是工党，在战前对于防务的疏忽和对姑息政策竟予以强力的支持。
由于这份电报，总结了我所能够采取的立场，应当把它载在这里。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19日
1．谢谢你坦率地陈述意见。我对于战争爆发以前的防务疏忽和绥靖政策这一点，不负任何责任。我曾在野十一年，并在战争开始前六个年头中间，我曾不断提出过警告。另一方面，从1940年5月间出任首相以来，我在决定资源的轻重缓急以及一般分配上，担负了完全的责任。从那个日子起，本岛源源向东接济援军和飞机，发挥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运输量，利用了所有可能运送飞机和坦克的方法。我认为中东这一战区比起新辟的美、英、荷、澳战区来更为紧迫。我们也必须对俄国履行运送军火的诺言。谁也不能逆料日本的行动，但我确知，一旦日本进攻我们和你们，美国就要参加战争，澳大利亚的安全和最后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2．必须记住，仅仅在三个月前，即在皇家澳大利亚部队所驻扎的中东，我们面临着隆美尔从西和从北横扫高加索、波斯、叙利亚、伊拉克而来的两面夹攻的威胁。在这样的困境中，各种军事理论都指出了必须集中全力去消灭进犯军的一个方面。我想，在以我们的能力结成最强大的地中海东岸——里海战线的同时，最好把隆美尔搞掉。这条战线远远不是我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后来隆美尔的部队有三分之二被消灭了，昔兰尼加被肃清了，但这仅仅是侥幸的。实在说，在奥金莱克接替坎宁安的时候，胜负还未见分晓。
3．我虽不能保证隆美尔部队的全部消灭，我们至少得到了切实的成功，已使我们摆脱了一个严重的危险，解放了重要的兵力。同时，俄国惊人的、料想不到的抵抗给了我们相当的喘息时间，在地中海东岸——里海前线上可能更好一些。
这样，我们就能够把第十七印度师，不久再把几个别的从前分派在地中海东岸——里海前线上的印度步兵师，连同英国第十八师和第七、第八两个澳大利亚师，还有力量雄厚的飞机和一些装甲部队，都从中东调到远东战区去。我们正在迅速进行。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被隆美尔打败，如果高加索、巴库油井和波斯都遭蹂躏，我们的景况将是何等悲惨。我肯定地认为当日本还处在和平状态的时候，如果把打败隆美尔所需的兵力调到马来半岛去增援，那是会犯错误的。处处图安全，处处不会强大。
4．我们应当感到庆幸，一则因俄国的胜利，二则因我们抵抗隆美尔的巨大成功，三则因美国跟我们同时受到日本的攻击。我们在过去以及将来不得不冒可怕的危险，这种责任应该由一切在职和不在职的、没有认识到纳粹的威胁、没有乘其弱小的时候加以消灭的人们来承担。
5．1941—1942年交迭之际，我们和美国遭受了一系列重大的海军灾难，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一小时内，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优势一下子被暂时打破了。又过一小时，“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被击沉了。这样一来，日本暂时获得了太平洋的控制权，无疑地，我们在远东还要进一步受到痛苦的惩罚。在影响你们的新危机中，我当批准派遣三艘地中海的快速战舰，连同四艘“皇家”级战列舰和刚刚修好的“沃斯派特”号组成一支印度洋上的新舰队，调去保护你们，这可能会起最大的作用。
6．我已把“巴勒姆”号被击沉的消息告诉了你。现在我又必须通知你，“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都已在水下受到“人控鱼雷”的毁坏，这个鱼雷使一艘要停止活动三个月，另一艘六个月。关于上述这三艘军舰，敌人还不知道底细，你当然明白，我们不必去启发他们，我不能不请你保守这最近的绝对的秘密。
7．不过，这种恶劣的处境是会过去的。到5月里，美国在夏威夷将有一支优越的舰队。我们曾经鼓励他们，如果他们需要的话，就把他们的两艘新战舰撤出大西洋，这样做是不惜加重我们自己的负担的。我们正从四艘新式的航空母舰中抽出两艘，可能三艘，调往印度洋。“沃斯派特”号快要到达那里，“英勇”号也将随后到达。这样，只要不再遭遇不幸，印度洋和太平洋上海军力量的对比，将一定有利于我们，而一切日军的海外军事行动将失去他们现有的自信。与此同时，我们正设法在地中海加强空军力量，以解决缺乏一支战列舰队的问题，而“安森”号［我们最新的战列舰］的即将来到和“约克公爵”号的建造完成，将使我们能够应付美国实力因增援太平洋而在大西洋大大减少的局势。
8．我们一定不要灰心丧气，不要互相责难，而应该一心一德精诚团结。切勿怀疑我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忠诚。我不能为将来提供什么保证，我相信严重的考验就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从来也不曾这样乐观过，确信我们将安全地、并且光荣地从黑暗深渊里走出来。
收到复电如下：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22日
1．多谢你的详尽的答复，愿以同心协力报答你的盛意。
2．如同你当初预料到的欧洲事件一样，我们觉得对于太平洋的局势，比我们在伦敦所认识到的看得更加清楚了。
3．事实不幸证实了我们对于马来亚的看法的正确，戈登·贝内特关于局势严重的报告使我非常不安。
4．你所提出的长远纲领是振奋人心的，但是迫切的需要是在最近的将来。日军即将受到大举的反击，与此同时，还可能对我们要把他们从占领地区驱逐出去的实力，给予致命的打击。
澳大利亚人自称他们了解和预见到远东方面来自日本的危险，要比我在伦敦所了解的、预见的更清楚，这种论调只能就战争的全局来加以判断。集中注意力去研究他们自己的处境，这是他们的本分。我们不得不替大家着想。
※ ※ ※
为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政府在对日战争的全部行动中有全面的、持久的配合，我们提出在伦敦成立一个机构。
我将其最后形式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位总理作了报告。
1942年1月19日
〔应〕由部长级的人员成立一个远东委员会。我愿任主席，其他成员将为掌玺大臣（他是我在国防委员会上的代表）达夫·库珀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的代表。澳大利亚的成员假定为厄尔·佩奇，新西兰的代表开始可能是高级专员，还要有一位荷兰的内阁大臣。委员会将与联合王国联合计划委员会委员共同商量，由自治领联络官的参谋小组予以协助。会议的职责是将各代表国的意见汇总后向主席提出报告，并将主席的意见带给委员会。这当然不会妨碍厄尔·佩奇像现在那样在涉及澳大利亚事务的时候去出席内阁会议。你同意么？
我也正在同弗雷泽以及荷兰政府商量。
2月10日，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我当主席，出席者有掌玺大臣、外交大臣、荷兰首相（P．S．格布兰迪博士）、荷兰大臣（乔基尔·E．密契·范·维杜纳）、厄尔·佩奇爵士（代表澳大利亚）、W．J．乔丹先生（代表新西兰）、艾默里先生（代表印度和缅甸）和三军参谋长。在后来举行的会议中，中国也有代表出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太平洋全区对日战争所执行的广泛的基本政策”。
华盛顿方面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也成立了一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伦敦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43年8月召开的。战争继续由原来的机构指挥，但是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能使没有代表参加常设机构的国家得就战争如何进行发表意见。
这一切不久即被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