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下午，我和我的僚属乘“声威”号从普利茅斯启程，这次旅行使我离开英国两个多月。与我同行的，有美国大使怀南特先生、第一海务大臣坎宁安海军上将、伊斯梅将军和国防部的其他官员。我的身体很不舒服，本来我已患重伤风和喉痛，后来因为注射了伤寒和疟疾预防针，病情更加重了。我有好几天卧床不起。内阁同僚们表示关怀，希望我的女儿萨拉随我同行，我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萨拉在空军中工作，现在担任我的副官。我们平安地通过比斯开湾，在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时，我还能够登上甲板。16日，我们在阿尔及尔停留了几个小时，我和乔治将军进行了长谈，讨论法国在非洲的局势。夜幕降临时，我们继续向马耳他驶去，17日到达该岛。
我在这里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两位将军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我曾向国王建议授予亚历山大将军以佩带“北非绶带”的荣誉，绶带上面缀有1和8两个字码，象征在北非战役中获胜的两个英国集团军。我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最高统帅，因此，按理也应当授予他这种荣誉。我征求国王的同意，结果获得了批准。我很荣幸地将这种异常光荣的绶带，授给两位统帅。当我把绶带别在他们的衣襟上的时候，他们都感到意外，而且显得非常高兴。我到达马耳他时，因为又患感冒和发烧，病得很厉害，但体力还能支持，于是便出席了马耳他总督在他的战时官邸举行的晚宴。总督原有的官邸由于遭到轰炸，不能居住了。
我在马耳他的整个期间，虽然继续不断地处理各种事务，但是必须呆在床上，其间只起床参加了一次参谋会议和最后巡视了那个被炸得满目疮痍的海军工厂。在那里，全体职员和工人们都聚集起来，非常热情地欢迎我。11月19日半夜，我们继续航行，驶往亚历山大港。
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电报，说他的安全事务顾问们认为，在开罗举行会议未免太危险了。他们担心德国会从希腊和罗得岛来进行空袭，因此建议将会议改在喀土穆举行。这当然不是罗斯福本人的意见，因为他根本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喀土穆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来安置我们带来的大批官员，他们共有将近五百人，因此，我要伊斯梅调查一下马耳他的设备。
他报告说，由于空袭造成的损坏，马耳他的居住条件不但不能安置我们这一大批人，而且也非常简陋。因此，我决定我们最好还是坚持在开罗，因为在那里，一切安排都已经准备妥当了。英国有八个空军中队驻在亚历山大，如果德国飞机前来袭击，它们必然要遭到截击和消灭。在金字塔附近，我们准备居住的那个隔离的地区，有一个步兵旅以上的兵力加以保卫，而且附近还有五百多门高射炮对空戒备。于是，我便向载送罗斯福总统横渡太平洋的“依阿华”号军舰发去无线电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21日
请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至四节。①
①《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至四节原文：“你们心里不要发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那里，也叫你们在那里。……”——译者
电报发出以后，我又把“约翰福音”中的这几节从头至尾更仔细地读了一遍。我有点担心，惟恐这样做除了给人一种无意之间亵渎神圣的印象以外，还会使人认为我自己决断过多，从而引起不快。但是，罗斯福总统排开了所有的反对意见，所以我们的计划维持不变。结果，德国的飞机从来没有来到金字塔附近数百哩的范围以内。
※ ※ ※
“声威”号在11月21日清晨到达亚历山大港，我立即乘飞机到金字塔附近的沙漠机场。在这里，凯西先生把他自己居住的那座舒适的别墅供我自由使用。在我们住所的周围，是一片辽阔的卡塞林森林，森林中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开罗的各国富豪们的豪华住宅和花园。蒋介石大元帅和夫人已经在半哩以外的地方安适地住下了。罗斯福总统将在通往开罗的道路上大约三哩的地方、美国柯克大使的宽敞别墅里居住。第二天早晨，他乘“圣牛”号飞机从奥兰到达时，我到沙漠机场去迎接他，并同车前往他的别墅。
随从的参谋们很快地都聚集在一起了。会议的总部和英美三军参谋长们的集合地点，都在金字塔对面的米纳大旅馆，离我的住所只有半哩远。整个地区布满了军队和高射炮，在所有的通道上布置了最严密的警戒线。各级人员也都立即开始工作，处理需要决定和调整的大量事务。
我们担心由于蒋介石的到来将会引起的问题，现在终于发生了。关于中国的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长们的会谈。而且，像下面将要叙述的，罗斯福总统由于对印度—中国战场过于重视，不久便同蒋介石大元帅举行了几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我们曾希望劝说蒋介石夫妇去参观金字塔，并消遣一下，等到我们从德黑兰回来再说，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结果，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不是最后，而是最先得到了讨论。不论我怎样争辩，罗斯福总统还是答应中国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这个计划，不论同我的土耳其计划或爱琴海计划相比，都会更多地占用“霸王”作战计划所需的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而目前这些舰艇的数量的不足，已经使作战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此外，在孟加拉湾的作战计划也一定会严重妨碍我们正在意大利进行的大规模战役。11月29日，我用书面通知三军参谋长们：“首相希望将下列事实记录在案，即他明确拒绝蒋介石大元帅关于要我们在缅甸进行陆地战役的同时，负责发动一次两栖作战的请求。”但是，直到我们从德黑兰回到开罗以后，我才终于说服罗斯福总统收回他的诺言。即便如此，仍然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情况不久将要谈到。
我当然乘这个机会到蒋介石大元帅住的别墅去访问他，他和他的妻子舒适地住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和蒋介石会晤。
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看法。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指出，蒋介石大元帅至今仍然献身于当时曾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同一事业，但是，后来他却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我和蒋介石夫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出色而又富于魅力的人物。我告诉她说，当我们同时都在美国时，竟未能找到一个会面的机会，这曾使我感到多么遗憾。我们一致认为，今后不应让那些繁琐礼节妨碍我们的会谈。在罗斯福总统的别墅举行会谈时，有一次罗斯福总统让我们大家合影，虽然许多过去曾经崇拜蒋介石大元帅夫妇的人们，现在都把他们看成是邪恶的和腐败的反动人物，但我仍然愿意保存这张照片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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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来开罗的航程中，我曾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关于我们在萨勒诺获胜后的两个月中，对地中海战役指挥失当的控诉书。我把这个文件交给了参谋长委员会，他们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同时也详细地提出了若干意见。最后经过修正的全文如下：
从阿拉曼战役和在西北非登陆后，一年来，英美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都获得了实际上连续不断的胜利。毫无疑问，我们指挥作战的方法，即通过在两国政府首脑领导下工作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进行指挥的方法，使我们的战地司令官们能够获得辉煌的胜利，并取得丰硕的战果。在所有同盟的历史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协调和互相谅解，这不只在最高的指挥部门，而且在战地的司令官和部队中间，也是如此。我们的联合作战行动——自从阿拉曼战役开始，直到那不勒斯战役以及在意大利部署兵力时止——都说得上是十分妥善和十分成功的工作。
2．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赶不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大地落后于我们自己的胜利形势。在英美的参谋人员之间，发生了某些意见分歧，双方在侧重点上而不是在原则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应当看到已经得到一些胜利而故步自封，拒绝分别地和联合地进行认真仔细的自我检查，以求改进工作方法和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3．自从9月间在意大利登陆成功和部署兵力以后，地中海战争经历了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过程。我们的军队在意大利的集结和推进，必须认为是十分缓慢的，虽然恶劣的气候也起了影响。在前线，我们对于敌人并没有显著的优势。许多师团在登陆后连续作战，而没有任何轮换的机会。同时，在英国最精锐的师团中，驻在西西里岛、接近战场的第五十和第五十一两师，首先被解除了装备，后来又被撤回到联合王国。我们一直没有能够采取从东海岸或西海岸进行两栖突击的战术，来帮助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到我们可能希望达到的地方。一些迫切需要的登陆艇，已被调遣回国，途中由于气候恶劣又遭到严重的损失。大批其他的登陆艇也已经被撤回和集中，准备启程回国。这些命令现在已推迟到12月15日再执行，但是这个日期对于地中海战役的目标来说，已毫无意义了。除了协助把车辆运送上岸以外，登陆艇在10月和11月这段期间并未使用。同时，在意大利建立战略空军，也妨碍了对火线的增援。因此，整个陆地上的战役已松弛无力。要想在1943年拿下罗马是没有希望的了。……
5．与这些情况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采取任何真正的措施去支援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和爱国者。这些游击队所牵制的［德国］师，其数量达到了英美军队合在一起所牵制的总数。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只靠空投的给养接济。我们在亚得里亚海口掌握海空优势，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但还没有任何运送给养的船只进入游击队占领的港口。相反地，德国军队却有计划地将游击队赶出这些港口，并取得了对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控制。我们要防止德国军队攫取科孚岛和阿戈斯托利昂是不可能的，而他们现在已经实际控制了这些岛屿。因此，德国军队已经克服了由于意大利的崩溃和倒戈所造成的困难，而且正在对爱国力量的部队进行非常猛烈的扫荡，并切断他们和海上的联系。
6．这种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我们对地中海划了一条假想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解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对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巴尔干半岛所负的一切责任。这些地区划给了中东司令部的威尔逊将军，但是，他却没有必要的部队。于是，一个司令部有部队，却没有责任；另一个司令部有责任，却没有部队。这不能认为是一个理想的安排。
7．最不幸的是多德卡尼斯群岛和爱琴海。意大利刚刚投降以后，我们在意大利的同意下，立即占领了它所控制的若干岛屿，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科斯岛和勒罗斯岛。我们企图夺取罗得岛，但没有成功，这个岛当然是爱琴海的要害。希特勒很快地就认识到，那个轻易地落到我们手中的、严密设防的勒罗斯岛在海战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他非常顽强固执地亲自负责挽回爱琴海的局势。德国本来可以用于意大利战争的很大一部分空军，被调往爱琴海战场，同时临时安排了海上运输。①
①根据德国的档案，在这个时期，德国驻爱琴海的空军部队增添了近三百架飞机，而它在意大利的空军却减少了约二百架飞机。
10月初，德军准备向勒罗斯岛和科斯岛发动的进攻显然已迫在眉睫；10月4日，我们只有一营兵力驻守的科斯岛重新被德军占领。勒罗斯岛，尽管进行了出乎意外的持久的防御战，终于在11月16日陷落了。英国在整个战役中损失了五千人左右，而敌人却获得了自从阿拉曼战役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所有这些战斗当然都不属于北非最高司令部的职权范围以内。……
9．现在，德国军队已完全控制了爱琴海东部。尽管他们在意大利的天空中已经处于劣势，他们还是毫不迟疑地削减了那里的空军力量，而把足以支配爱琴海的空中力量调到爱琴海战场。虽然美英两国在地中海的空军第一线力量有四千多架飞机——就是说，实际上等于德国空军的全部力量——但是，德国人在爱琴海战场上，仍然能够重新使用它在我们缺少空军力量时期所使用的一切故伎，并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摧毁我们最精锐的部队的抵抗，以及炸沉和炸毁我们的船舶。……
11．这些不幸的情况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已经说过了——即在地中海的东部和西部之间，划了一条人为的界线，使拥有军队的西部司令官们免除了对于在东部处于危险中的重大利益所负的一切责任。第二个原因当然是“霸王”作战计划带来的阴影。魁北克会议作出的决定，是在意大利崩溃所造成的后果变得明显以前，而且也是在意大利舰队投降和我们顺利地攻入欧洲大陆以前。尽管如此，这些决定，直到两星期以前，仍然被硬性地、机械地维持不变。我们一直不可能在更早的日期举行会议。目前，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前景，即“霸王”的既定日期将继续妨碍和削弱我们的地中海战役；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情况将要恶化；同时，爱琴海将继续被德国人牢牢地控制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是为了一个根据假设而确定在5月进行的战役；这个假设到时候很可能不会实现，而且如果我们放松了在地中海的压力的话，它就肯定不会实现。
12．目前在军队中人人都已知道，为了春天在另一地方进行一个战役，将尽量根据需要，把人力物力从地中海战场抽调出去。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情况，因为它对整个地中海战役产生了瓦解士气和削弱斗志的影响。军队和登陆艇正在撤出这个战场，而且军事机构也奉命准备回国，这些事实本身就是有害的。我们希望集中力量攻打敌人这一强烈愿望，已经受到了损害，而在过去，这种愿望曾经使我们从阿拉曼一直打到了这里，并且在突尼斯战役中，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现在我们只有在地中海才能和敌人周旋，同时能够使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压倒他们。可是，在今后几个月中唯一能够采取任何行动的地中海战场，我们却使战斗放慢下来，这确是援助俄国人的一个古怪办法。
※ ※ ※
开罗会议（密码代号“六分仪”）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3日，星期二，在罗斯福总统的别墅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对蒋介石和中国代表团正式扼要地说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魁北克会议上所拟定的东南亚作战计划草案。蒙巴顿海军上将及其僚属已从印度乘飞机到来。他首先叙述了他已接到的而且要在1944年在东南亚战场执行的军事计划。然后，我就海军的一般情况作了补充。由于意大利舰队的投降，以及其他对海军有利的事态发展，不久就可以在印度洋建立一支英国舰队。这支舰队最后将拥有不下于五艘现代化的主力舰，四艘重型装甲巡洋舰和十二艘辅助运输舰。蒋介石插话说，他认为缅甸战役的胜利，不仅依靠我们驻在印度洋的海军部队力量，而且还要依靠海军的行动与陆地作战的同时配合。我指出陆地战役和孟加拉湾的舰队行动没有必要的联系。我们的主要舰队基地能够在距离陆军作战的战场二千至三千哩以外，发挥它在制海权方面的影响。因此，这些战役和西西里岛的战役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在西西里岛的战役中，英国舰队能够在密切地支援陆军的情况下作战。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并且商定由蒋介石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一步讨论有关的细节。
※ ※ ※
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召开了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讨论欧洲和地中海的作战计划，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我们在前往德黑兰以前，要考虑这两个战场的关系并互相交换意见。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他谈到了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所能采取的任何可能的行动，包括土耳其参战问题，将对“霸王”作战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我在发言时说，“霸王”作战计划仍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战役不应当粗暴地否定了地中海的任何其他的活动，例如，在使用登陆艇方面，应该有一些灵活性。亚历山大将军曾经要求登陆艇前去参加“霸王”战役的日期，应当从12月中旬延迟到1月中旬。在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发出了命令，要求额外建造八十艘坦克登陆艇。我们要设法做得甚至比这更好。我们也许会发现美英两国参谋人员所争执的问题，只不过影响到两国人力、物力的十分之一（太平洋的力量未计在内）。无疑地，某种程度的伸缩余地是留得出来的。我仍然希望消除任何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们削弱了和冷淡了“霸王”，或企图退出这个战役。相反地，我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
总起来说，我认为我所主张的方针是在1月份占领罗马，2月份占领罗得岛；恢复对南斯拉夫的物资供应，解决关于司令部的安排问题，并且根据我们和土耳其交涉的结果来打通爱琴海；在上述地中海的政策的范围内，加速进行“霸王”作战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在德黑兰会议前夕所持的立场的一个忠实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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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飞返英国，这时，从英国前来和我们会合。他的到来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他和伊斯梅将军从莫斯科会议返回英国途中，曾在开罗会见了土耳其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土耳其人士。在这些会谈中，艾登先生指出我们急需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空军基地。他解释说，由于德国的空中优势，我们在勒罗斯岛和萨摩斯岛的军事形势是危险的。后来，这两个岛都失陷了。艾登先生同时也详细说明土耳其参战将会带来什么有利的后果。首先，这将迫使保加利亚不得不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在边境，从而迫使德国必须以相当十个师的兵力，去代替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境内的保加利亚军队。其次是可能进攻一个也许有决定意义的目标——普洛耶什蒂。第三，可以切断土耳其运往德国的铬的供应。最后一点则是道义上的利益。土耳其的参战可能会加速德国的和它的卫星国的崩溃过程。所有这些论点，都不能打动土耳其代表团。最后，他们说，如果提供安纳托利亚的基地，那就是等于对战争进行干预，如果他们干预战争，他们就无法防止德国对君士坦丁堡、安哥拉和士麦拿进行报复。我们曾经保证供给他们足够的战斗机来对抗德国人所能发动的任何空袭，同时也向他们保证，由于德军在各处的兵力都十分短绌，因此已无可用之兵来进攻土耳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放心不下。会谈的唯一结果是，土耳其代表团答应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土耳其人曾亲眼目睹爱琴海的事态发展，因此对于他们的小心谨慎，我们是无法指责的。
※ ※ ※
由于我一直没有再听到关于“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役的联合司令部的计划，我便设想英国的意见已经被接受了，但是，11月25日，当我们在开罗逗留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用正式的备忘录，向我们提出关于成立一个最高统帅部的建议。由此可见，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最高司令部强烈地认为必须任命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两方面的对德作战行动。他们仍然希望有一个西北欧作战司令官和一个地中海盟军司令官，而在这两个司令官上面还有一个最高统帅，他不仅计划和指挥这两个战场的战争，而且他在认为妥善时可以把军队从一个战场调到另一个战场。必须记住，我们当时不但在陆海空军各个兵种方面，已经拥有巨大的优势，以及在将来的许多个月中必然继续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且由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在突尼斯和非洲沙漠的胜利，我们的声誉很高。
美国的备忘录立即遭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强烈反对。他们和我都用书面写下了我们的意见。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回答如下：
关于英美对德作战的三军指挥问题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5日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已经仔细地研究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即“立即指派一名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一切对德作战行动”。这个建议牵涉到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显然是一个应由美英两国政府进行最认真的考虑的问题。尽管如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必须立即声明：从军事的观点来说，他们根本不同意这个建议。他们把理由列举在下列各节中。
总体战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力量的问题，即便按照“军事”这个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战争问题，都有政治、经济、工业和内政方面的含义。
因此，很明显，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都必须和美英两国政府进行磋商。简单地说，事实上他只能在较小的和严格属于军事的问题上作出决定，而不必请示高级当局，诸如把一两个师，若干空军中队，或几十艘登陆艇从他的许多战线中的一个战线调往另一个战线，因此，他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将成为一个额外的和多余的环节。
福煦元帅在上次大战中享有的地位，同现在考虑准备给予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相同之处。福煦元帅仅负责指挥西方战场和意大利战场。他的职权没有涉及萨洛尼卡战场、巴勒斯坦战场和美索不达来亚战场。按照目前所拟议的安排，最高统帅不仅有权指挥“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场，而且也有权指挥巴尔干战场和土耳其战场（如果这个战场开辟的话）。盟国政府托付给一个军人的职责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目前拟议中的职权范围，看来似乎大大地超出了这些限制。
美国参谋长委员会提议，这位最高统帅作出的决定“可以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撤销”。如果这种新的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迅速作出决定的话，看来上述的附带条件恰恰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将来势必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最高统帅发出了命令，而军队按照命令前进，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马上又撤除了原来的命令，这就引起了混乱。再说，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最高统帅的决定，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完全不同意。这样一来，怎么办呢？另一方面，从军事观点来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然而却发现有关的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并不准备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办呢？
如果这位最高统帅要行使真正的指挥权，他需要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把情报、计划和后勤等方面的一切人员集中起来，而这些人员会成为战区司令官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一个庞大的缓冲队伍。……
如果现有的这个久经考验的、曾使我们安全度过了前两年时光的机构，在较小的问题上有所失灵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把它检查一下，找出如何提高它的效率并加以调整的方法，而不要着手进行一个完全新颖的试验，这种试验只不过是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增加一个累赘的和毫无必要的环节，而且必然会导致幻灭和失望。
※ ※ ※
这些论点打动了美国三军参谋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意味着结束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权，因为这位最高统帅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了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从参谋人员讨论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应由政府首脑解决。
※ ※ ※
我热烈地赞同参谋长委员会的文件，并在第二天，写了一个备忘录，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论点。
关于对德全面作战最高统帅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6日
自从萨勒诺战役以来，我们在指挥作战方面的各种困难和缺点，都是由于两国参谋人员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我们看不出这些分歧怎能通过委派一个最高统帅而得到消除，因为这个统帅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他的决定可以被该委员会撤销。这些分歧，既是军事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它们势必仍然要通过现在的方法，即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间和两国政府首脑之间进行协商来加以调整。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除了被颂扬为世界大战的英雄以外，事实上会发现自己的职权的活动余地很小：一方面受到仅能用现行方法来处理有关政策和战略等主要决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两个主要地区司令官的职权范围的约束。
2．上述情况当然不足以证明：由于宣布委派一个“击败德国的最高统帅”，就一定能产生一切希望，就一定要建立各种机构。
3．另一方面，如果最后决定权事实上授予这位最高统帅，那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也就被他取而代之，因此，两国政府和最高统帅之间将立即产生十分紧张的关系。姑且不论人选的问题，我十分怀疑是否能找到任何这样的将领，即他对于目前由两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助下所处理的非常繁杂的问题，能够做出决定。
4．在处于同等地位的盟国之间应当尽量遵守的一个原则是，任何一个战场的指挥权，应该属于那个已经在该战场部署或将要部署最大兵力的盟国。根据这一原则，地中海的指挥权当然属于英国，而“霸王”战役的指挥权则属于美国。
5．如果将这两个司令部合并，而由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那么，到［1944年］5月，英国对德作战的兵力显然比美国要多。因此，最高统帅似乎应该由一个英国将领担任。作为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我很不乐意把这样一个惹人不快的职责委托给一个英国将领。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哪一方使用的兵力占有优势，竟把这个最高统帅的职务授予一个美国将领，同时他又宣布主张集中全力于“霸王”战役，而不顾我们地中海战役所受到的损害，那么英王陛下政府也碍难同意。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无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都将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在全世界面前承担了发号施令的责任，而他的命令却又被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撤销，这样他除了辞职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这将对我们两国政府迄今一直保持的和谐而愉快的关系，造成最严重的危机。
6．我看不出为什么现行的办法不应当继续下去，如果能根据建议对它进行一些次要的改进的话。在现行的安排下，一名美国司令官将指挥规模庞大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而一名英国司令官将指挥地中海战役，他们在行动上的互相配合，而兵力的分配，则由隶属于两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处理。……同时，也应当作出安排，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更经常地举行会议，而各自的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月用一星期的时间，轮流地访问伦敦和华盛顿。
在我们启程赴德黑兰以前，我把这个备忘录面交罗斯福总统；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我不知道他将作出什么答复。我从私人方面听说，美国三军参谋长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联合参谋机构和新的最高统帅在权力方面可能产生的冲突，同时他们在权衡我们的论点以后，已不再坚持这个计划了。罗斯福总统以及和他接近的人们，在和我们接触时，不论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场合，始终没有以任何方式提起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一直互相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我便以为马歇尔将指挥“霸王”战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回到华盛顿去接替他；
而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则有责任遴选地中海战场的司令官。
当时我无疑地认为，这个司令官应当是已经在意大利作战的亚历山大。于是，这个问题在我们重新回到开罗以前，便搁置下来了。
※ ※ ※
11月25日，适逢感恩节，这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美国军队的每一名士兵，在那天按说都要吃火鸡，而他们大多数人在1943年确实也吃到了。供给开罗美国参谋人员的大批火鸡，是由罗斯福总统乘坐的军舰运来的。罗斯福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参加晚餐。他说，“让我们来举行一次家宴。”因此，萨拉也受到邀请，此外，还有罗斯福总统非常喜欢的“汤米”（汤普森海军中校）。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包括他的私人亲信，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女婿伯蒂格少校，哈里·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我们愉快而又安静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两只大火鸡由人按照隆重的仪式送了进来。罗斯福总统高高地坐在椅子上，用非常高明的技巧，毫不疲倦地给大家切鸡肉。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因此，切鸡肉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些先分到的人都已吃完了，而罗斯福总统还没有替自己切上一份。我看到他把一盘盘堆得满满的鸡肉分给大家，担心他自己会一点也吃不到。但是，他计算得非常精确，到最后，当两付鸡骨架撤去时，我看见他开始吃他自己的那一份，这才放了心。哈里看见我着急的样子，便说，“我们还有很多备用的火鸡哩。”席间，大家致词表达了热诚而亲切的友谊。那两个小时，我们把一切忧虑都抛在一边。我从未看见过罗斯福总统那么高兴。晚餐以后，大家便到我们曾经举行过好多次会议的那个大厅去。跳舞音乐——用留声机唱片播送的——开始响起来了。萨拉是唯一在场的女人，她已被人抢先请走了，因此我和沃森“老爹”（罗斯福的亲信、旧友和副官）跳舞，他的首长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欢乐的夜晚，以及罗斯福总统切火鸡的景象，是我在开罗停留期间所有最愉快的经历中最突出的印象。
※ ※ ※
一切难题终于都得到了解决。美国宪法、罗斯福的健康、斯大林的顽固带来的种种困难，以及前往巴士拉的旅程和横贯波斯的铁路的复杂问题，都已一扫而空，因为现在迫切需要举行三国会议，而且除了飞往德黑兰以外，其他一切代替方案都已失败了。于是，我们就在11月27日黎明乘飞机离开开罗，向那个经过长期研究才确定的会议地点飞去。沿途天气非常晴朗，我们从不同的航线，在不同的时间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①
①我没有提到当时使我关注的一个国内问题，以免打断以上叙述。关于释放莫斯利夫妇的问题，请阅附录（6），第635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