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的六十九岁诞辰，全部时间几乎完全用于处理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的事务。罗斯福总统同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而且是住在苏联大使馆中；尽管总统和我以往过从很密，同时我们的重要问题又交织在一起，然而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来，他一直避免单独和我会见——这些情况使我想到要设法对斯大林作一次直接的私人访问。我认为，俄国的领袖对于英国的态度并没有获得真实的印象。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错误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丘吉尔和英国参谋人员有意要尽量地停止执行‘霸王’作战计划，因为他们想以进攻巴尔干半岛代替这个计划。”我的责任就是要消除这种双重的误解。
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确切日期，决定于数量较少的登陆艇的调集。这些登陆艇对于在巴尔干半岛进行任何战役，都是不需要的。罗斯福总统曾经要我们承担进行一次孟加拉湾的战役。如果取消这次战役，那么我所需要的登陆艇便可以够用，也就是说，我拥有的两栖登陆的能力，足以使得两师人在敌人的抗击下，能在意大利或法国南部的海岸一齐登陆，并且还能按照预定计划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我已经向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把日期定在5月，而罗斯福总统也已放弃了5月1日那个特定的日期，这样我就获得了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能说服罗斯福总统暂不履行他对蒋介石的诺言，并且放弃在德黑兰会上从未提到的孟加拉湾计划，那么，地中海战役以及按期进行“霸王”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就都够用了。结果，这些重要的登陆都是在6月6日开始，但这个日期是在后来很晚才决定的，其根据不是我的需要，而是月光和天气的情况。正如我以后要讲到的，当我们回到开罗的时候，我顺利地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使他放弃了孟加拉湾计划。因此，我认为已经办妥了在我看来是必需处理的问题。
但是，在那个11月的早晨，在德黑兰的时候，我是毫无把握，因此我决心让斯大林了解主要的事实。我当时认为，我没有权利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和我已经同意在5月间进行“霸王”战役了。我知道在我同斯大林元帅会见后接着举行的午宴上，罗斯福要亲自把这点告诉他的。
下面叙述的情况，是根据我所信任的译员伯尔斯少校关于我同斯大林进行私人谈话所作的记录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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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提醒斯大林元帅，我是半个美国人，对于美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我要说的话不应该解释成为背后说美国人的坏话，我对他们是无比忠诚的，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坦率地交谈更好一些。
我们在地中海的兵力，同美国人相比，占有优势。那里的英国部队比美国部队多两三倍。我之所以急于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使地中海的军队不致陷于瘫痪状态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要不断地使用他们。在意大利约有十三四个师，其中有九个或十个师都是英国人。还有两个集团军，即：英美第五集团军，和全部都是英籍士兵的第八集团军。在遵守“霸王”战役的日期或大力展开地中海战役二者之间，存在着选择的余地，但是全部情况并不仅限于此。美国人要我3月在孟加拉湾对日本人进行两栖战役。我对这点并不热心。如果我们把孟加拉湾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调到地中海，那就足以使我们在当地进行一切所需要做的工作，并且还能提早进行“霸王”战役。可见这不是在地中海战役和“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进行抉择，而是要在孟加拉湾战役和“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有所取舍。但是，美国人硬要我们定下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因此近两个月来，地中海战役已经遭受了损失。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因为被调走七个师，士气有些沮丧。我们将三个师调回国去，美国人又调走四个师，都是为了准备进行“霸王”战役。我们所以没有充分利用意大利崩溃的机会，原因也在这里，但是这也说明我们准备“霸王”战役是多么认真。
早日决定总司令人选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8月份以前，我们英国人可能会在“霸王”战役中担任最高统帅，但是在魁北克会议时，我曾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我们同意任命美国人，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应担任地中海的最高统帅。我对这种安排感到满意，因为美国人虽然在登陆时人数同英国人相等，但是不久就会占有优势，在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他们的利害关系就会变得更大。另一方面，英国人在地中海方面占有优势，而我对于那里的战争也有我自己的主张，因此，我认为由我们担任那个战场的最高统帅是适宜的。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种安排，于是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的问题，现在就得由他负责了。罗斯福总统一旦任定人选，我立即可以任命地中海总司令和其他司令。总统由于与高级人员有关的国内原因，对于人选迟迟不决，但是我曾敦促他在我们离开德黑兰以前作出决定。斯大林说这样很好。
然后，我谈起登陆艇的问题，重新说明这个问题成为障碍的情况以及其原因。我们在地中海方面拥有很多部队，即使调走七个师以后，情形仍然如此，而在英国国内又将集结不少英美的远征军。一切问题决定于登陆艇。两天以前，斯大林元帅曾经发表重要的宣言，声明俄国在希特勒投降以后将对日本作战。我听了以后，立即向美国人建议，他们可以拨出更多的登陆艇来支援他们要求我们进行的印度洋战役，或者可以从太平洋派遣一些登陆艇，去支援“霸王”战役初期的运输任务。这样一来，各方面就都有足够的登陆艇可用了。但是美国人对太平洋问题是很敏感的。我曾向他们指出，如果俄国参加对日战争，则会加速击败日本，因此他们就能给我们更多的援助。
我和美国人之间的争论，其实是个很小的问题。情况绝不是我对“霸王”战役冷淡。我要求获得为了进行地中海方面的战役所需要的一切，而同时又能按期进行“霸王”战役。
有关细节方面的安排应当由我们的参谋长筹划，而我原来希望在开罗就能把这类问题解决的。偏巧蒋介石当时在那里，而中国的一些问题几乎又占据了全部时间。但是我深信，结果还是能调拨足够的登陆艇来满足各方面需要的。
现在再谈“霸王”作战计划。英国方面，到了5月或6月间的规定日期，将使近十六个师的军队完成作战准备，再加上军直属部队、登陆艇部队、防空部队以及后勤人员，总数略微超出五十万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最精锐的部队，包括从地中海调来的经过战争锻炼的士兵。此外，英国还有需要皇家海军所提供的一切舰艇来担任运输与保护陆军的任务，另外，本土空军部队约有四千架英国第一线飞机，可以进行持续不断的战斗。美国现在正在开始运入部队。直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是运送空军部队和陆军物资，但在未来的四五个月中，我想每月将运来十五万人或者更多一些，到了5月，总数将达到七八十万人。我们在大西洋击败潜艇以后，已有可能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调遣。我主张大约在进行“霸王”战役的同时，或在其他任何适当的时间，在法国南部也发动战役。我们将牵制驻意大利的敌军，而我方驻在地中海的二十二或二十三个师当中，将尽可能地调到法国南部，其余部队则留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大战迫在眉睫。亚历山大将军部下约有五十万人。盟国有十三四个师对付德国的九十个师。气候恶劣，桥梁已被冲断，但是我们打算在12月间由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第八集团军向前推进。两栖登陆将在特韦雷河附近进行。同时第五集团军为了牵制敌军，也将进行猛烈的战斗。这场战争也许会变成小规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我们并不打算推进到意大利宽广的内地，而只想坚守那狭窄的靴形地区。
斯大林说，他必须预先指出，红军指望的是我们进攻法国北部的胜利。如果在1944年5月间不进行战争，红军就会以为这一年中根本就不会再进行什么战争了。天气将会变坏，而运输方面将发生困难。如果战争不能进行，那么他不愿使红军失望。失望只能使情绪低落。如果在1944年欧洲的战局不能大大地改观，俄国人就很难维持下去。他们对于战争已经很厌倦了。他担心红军会产生一种孤军作战的情绪。他要弄清“霸王”战役是否会按照许诺的时期进行，原因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他就要采取措施去防止红军产生不良的情绪。
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说，只要敌人调往法国的部队不超过美国和英国集结在那里的军队，“霸王”战役当然是会进行的。如果德国人有三四十个师在法国，我认为我们准备渡过海峡的部队就不能坚持下去。我并不害怕登陆，但是担心到了三十天、四十天或五十天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假如红军能拖住敌人，我们在意大利又将敌人牵制住，再加上土耳其可能参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斯大林说，进行“霸王”战役的最初步骤，对于红军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如果他知道这次战役将在5月或6月进行的话，他现在就能够着手作打击德国人的准备了。春天是最好的时机。3月和4月是战事稀疏的时候，在这段期间，他可以集中军队和物资，到5月和6月便能够进行袭击。德国将无力向法国增兵。德国师团仍在不断地调往东方。德国人对于他们的东方战线很担心，因为在这方面没有必须渡过的海峡，也没有必须通过的法国。德国人害怕红军前进。而红军如果看到盟国给以协助，就会向前推进。他问“霸王”战役将在什么时间开始。
我说，在我没有获得罗斯福总统同意以前，不能透露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但在午餐时，将会给他答复。我想他对此会感到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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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以后，斯大林元帅和我分别前往罗斯福总统寓所，出席他邀请我们参加的“只有三人”的午宴，此外尚有我们的译员。罗斯福这时告诉斯大林，我们两人都同意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斯大林元帅对我们两人的这种庄严而直接的诺言，显然感到非常欣慰。谈话转到比较轻松的问题，对于这些谈话唯一记录下来的内容，就是有关俄国的海洋出口问题。
我一向认为，像俄罗斯帝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拥有将近两亿人口，竟然在严冬的几个月中不能有效地与一望无际的海洋沟通，这是一件错误的事，而且会引起严重的纠葛。
当斯大林元帅提出俄国不冻港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没有什么困难。他也问到达达尼尔海峡以及修改塞夫勒条约的问题。我说，我想促使土耳其参战，而现在提起这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斯大林回答说，将来会有适当的时机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说，我希望俄国海军和船队能在海洋上航行，并且对俄国船舶的来访表示欢迎。斯大林听到这里就说，寇松勋爵却另有一种想法。我说，那时我们同俄国的看法还不是一致的。
罗斯福总统说，波罗的海应当对各国商船开放。港口应有自由区，基尔运河应当交付托管，而达达尼尔海峡应当对世界贸易开放。斯大林问道，这点是否也适用于俄国的贸易，我们向他保证可以适用。
斯大林然后问道，在远东能给俄国进行何种安排。我答复说，俄国已有海参崴。他说这个港口也是被冰封锁着的，并且还要依靠对马海峡。目前俄国人唯一的海口就是摩尔曼斯克。我回答说，我希望解决俄国人的困难，因为世界的政治必须委托已经心满意足的国家去管理，这些国家除了本身已有的一切以外没有其他要求。如果世界的政府掌握在急于谋取本身利益的国家手中，则总会引起危险的。可是我们这几个国家却没有理由提出更多要求。和平将由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又毫无野心的各国人民来维持。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凌驾于其余各国之上。我们就像在自己家园里安居乐业的富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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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暂的间歇以后，下午四时，第三次全体会议又像以往一样，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全体出席，参加者约有三十人。
罗斯福总统说，他很高兴地通知会议，关于重大的军事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
阿兰·布鲁克爵士说，英美两国的三军参谋长经过联席会议以后，向我们建议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由在法国南部进行的支援性的战役与它配合，并且是在当时能够使用的登陆艇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的最大规模。”
然后，我强调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需要同苏联军事当局保持最密切联系，使东方和西方以及地中海等战场的战役都一齐配合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三大国对这只野兽紧缩包围圈，使它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围攻。“霸王”战役是历来所筹划的一次最大的联合战役，为了进行这一战役，必须要有很仔细的参谋工作。
斯大林说，他了解参谋们作出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以及执行这项决定中所包含的困难。“霸王”战役的危险期，是在登陆以后兵力疏开的时候。在这个关头，德国人也许会从东方增调军队，目的是要给“霸王”战役制造最大的困难。为了防止任何实力雄厚的德国部队从东方调来，他负责在5月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俄国攻势。①
①俄国的主要攻势于6月23日开始。
罗斯福总统说明各个战场互相配合作战的时机的重要性。三国参谋人员既然已经一同工作，他就希望他们能保持下去。他已经通知斯大林元帅，下一步骤就是任命“霸王”战役的统帅。他在同自己的参谋人员和我磋商以后，在三四天以内，就可能作出决定。主要的军事问题既已决定，英美两国参谋人员理应尽速回到开罗去拟定各项细节，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和我都表示同意。
我补充说，既然已经通过重大的决议，就应当尽一切努力，千方百计地获得更多的登陆艇。因为进行“霸王”战役距离现在还有五个月时间，而美国和英国的一切资源又由我们处理，所以应该能够使这点得到实现。既然决定进行“霸王”战役，那就要以压倒的优势力量去进行，我希望参谋人员能够设法增加初攻的力量。
我向三国参谋人员问起配合掩护的计划是否存在着什么困难。斯大林解释说，俄国人依靠伪装的坦克、飞机和机场，充分地利用了欺骗敌人的策略。利用无线电欺骗敌人证明也是有效的。他完全同意参谋人员进行合作，以便拟定有关联合采取掩护和欺骗敌人的策略。我说，“在战争期间，真理是这样宝贵，因此必须经常用谎言来护卫。”这句话经过翻译以后，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非常欣赏，我们的正式会议就在这种气氛中尽欢而散。
当时，我建议参谋人员拟定一项有关军事会谈的简短的公报，交给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元帅和我本人。措辞应当简短、神秘，而且要预示德国即将灭亡。因此，拟定了下列公报，并获得大家一致同意：
……我们的军事参谋人员也参加了我们的圆桌会谈，我们已使彼此的计划互相配合，以便摧毁德国的力量。我们已就从东方、西方和南方将要进行的战役的规模及时机，达成了完满的协议。
在这以前，我们都是在苏联大使馆中开会或聚餐，但我要求第三次宴会由我作东，在英国公使馆举行。这是无需争论的问题。按照字母次序，英国和我本人的名字都列在前面，按照年龄，我又比罗斯福或斯大林年长四五岁。我们是三国政府中成立最久的一个政府，比其余两国要早几个世纪；我还可以说，我们参战的时间最长，但是我并没有提到这点；最后一点，11月30日是我的生日。这些理由，特别是最后一点理由，是毫无争论余地的。我们的公使主持宴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招待将近四十位客人，其中不仅有军政领导人，还有他们的某些高级官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治警察，坚持要在斯大林到达以前对英国公使馆进行彻底的搜查，对每扇门和每个坐垫都不放过；大约有五十个俄国武装警察，在他们自己的将军指挥下守在所有的门窗附近。美国的保安人员也到处都是，然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斯大林在卫队严密保护下来到公使馆，显得兴高采烈，坐着轮椅来的罗斯福总统，对我们笑逐颜开，表示愉快和亲切。
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时刻。在我的右边，坐着美国总统，在我的左边坐着俄国的主人。我们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海军和四分之三的空军，能够指挥将近两千万军队，而这些军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仅见的一次最可怕的战争。1940年夏天，我们是孤军作战，除了海军和空军以外，在抵抗德国和意大利那种攻无不克和势不可挡的威力时，简直是赤手空拳，因为它们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及其资源。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这使我不能不感到欣慰。罗斯福先生把一个美丽的波斯瓷瓶当作寿礼赠送给我。虽然这个瓶子在我归国途中被打得粉碎，但后来却精巧地修好了，成为我的一件珍藏。
在宴会中，我同我的两位尊敬的贵宾进行了极其愉快的谈话。斯大林重复他在会议上曾经提出的问题，“谁将指挥‘霸王’战役？”我说总统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但我几乎肯定说，这将会是坐在我们对面不远的马歇尔将军。直到目前为止，情况就是如此。斯大林对于这点显然很高兴。后来他谈到布鲁克将军，认为布鲁克不喜欢俄国人。布鲁克在1942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中，对于俄国人是非常生硬和粗暴的。我向他保证说，军人在同他们的军人同僚讨论战争问题时是容易粗鲁和严厉的。斯大林说这样他就更喜欢他们。他注视着房间另一头的布鲁克。
到了适当的时间，我提议为我们的两位显赫的贵宾的健康干杯，总统提议为我的健康干杯，并祝我长寿。以后，斯大林也用同样的言词向我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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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按照俄国的习俗，进行了许多非正式的祝酒，对于这种性质的宴会，这当然是很适当的。霍普金斯愉快地讲了话，其中谈到他“经过长期的彻底研究，了解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而战时内阁的权力和组织是没有具体规定的。”他说，由于研究的结果，“我认识到英国宪法的规定和战时内阁的权力，就是温斯顿·丘吉尔随时要它们怎样就是怎样的。”
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本书读者应当知道，这句开玩笑的话是多么毫无根据。诚然，我在指挥战争中，从国会和我的内阁同僚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忠诚支持，而且我也很少在什么重大问题上遇到否决。但是我不止一次以自豪的心情，提醒我的两位伟大的战友，在我们三人之中，只有我随时都可以被根据普选原则自由选举出来的下院解除职权，也只有我才要每天受到代表国内各政党的战时内阁的舆论的监督。罗斯福总统的任期是有规定的，他不仅作为总统，而且作为总司令的职权，根据美国的宪法，几乎是绝对的。斯大林在俄国以前好像是，而现在肯定是总揽最高权力的。他们可以用命令行事，而我必须进行说服和劝导。我也乐意这样做。手续是费事的，但是我没有理由埋怨这样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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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进行的时候，有很多人致词，许多重要人物，包括莫洛托夫和马歇尔将军都讲了话。但是在我记忆中比较突出的，是布鲁克将军的讲话。我要引用我请他撰写的记录：
“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布鲁克写道，“罗斯福总统很客气地提议为我的健康干杯，谈到我的父亲当年到海德公园拜会他的父亲的情况。当他快说完，而我正在想着对于罗斯福总统这种亲切的言词致答词是多么轻松的时候，斯大林站了起来，说他要接着祝酒。于是，他就谈下去了，言外之意是说我没有对红军表示真挚的友好感情，我对于红军的优秀品质缺少真正的了解，他希望我以后对于红军的士兵表现出更深的战友感情！
“我听了这些指责感到惊讶，因为我想不出这些指责究竟有什么根据。但是当时我对斯大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知道如果我忍气吞声坐下来，那么，他可能对我有过的任何尊敬就会丧失殆尽，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对我攻击。
“因此我就站起身来，深深感谢总统非常亲切的言辞，然后转向斯大林，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斯大林元帅，请容许我谈谈你的祝酒词。你认为有必要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这使我非常惊异。你会记得，今天早晨我们讨论掩护计划时，丘吉尔先生说过“在战争期间，真理必须用谎言来护卫”。你也会记得，你本人亲自告诉我们说，在你进行重大的攻势时，你总是对外界隐瞒你的真实意图的。你曾告诉我们说，你的一切伪装的坦克和伪装的飞机，总是集中在那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战场上，而你真正的意图却总是讳莫如深的。
“‘那么，斯大林元帅，你给伪装的坦克和伪装的飞机所蒙蔽了，你没有发现我对于红军真诚友好的感情，也没有看出我对于红军中所有成员的真诚的战友情谊。’”当帕夫洛夫把布鲁克的上述谈话一句句地翻译给斯大林听的时候，我仔细地观察他的表情。他的表情是令人莫测高深的。但是布鲁克谈完以后，他显然颇感兴趣地对我说，“我喜欢这个人。他的话听起来是由衷之言。我打算以后找他谈谈。”
最后，我们都走到前厅去，我们在这里是随便找人边走边谈。我感到在这里有一种在我们伟大同盟中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团结和更亲切的战友情谊。我并没有叫伦道夫和萨拉来参加宴会，但是他们在客人为我祝寿敬酒的时候进来了。现在斯大林特地把他们从人群中找出来，向他们极其亲切地致意。罗斯福总统当然同他们是很熟的。
当我四处走动的时候，看见斯大林在一小圈人当中，同布鲁克（我称他为“布鲁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布鲁克将军的记录继续写道：
“当我走出房间的时候，首相告诉我，当我谈到‘真理’和‘谎言’的时候，他觉到有点不安，不知道我下面还要讲些什么。但是他安慰我说，我在敬酒时的答复，对于斯大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因此，我决定到接待室去再谈谈这次对我的攻击。我走到斯大林面前告诉他，他感到有必要在祝酒的时候对我提出那样的指责，使我非常吃惊，也很难过。他立即通过帕夫洛夫答复说，‘最好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误会上的友谊。’接着就热烈地同我握手。”
我看现在好像是一切阴云都消散了，事实上，斯大林对于我这位朋友的信任是建筑在尊敬和善意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基础在我们一同进行工作时是始终没有动摇过的。
我们最后道别的时候，总在清晨二时以后了。斯大林元帅在警卫队护送下告辞，罗斯福总统也由人护送到他在苏联大使馆的寓所。我上床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但却心满意足，深感今天所做的事都很顺利。对我来说，这一天确是一个极其愉快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