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星期一，即距离进攻开始日（DDay）还有三个星期时，我们在蒙哥马利的设在伦敦圣保罗学校的司令部里，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国王、史末资元帅、英国三军参谋长、远征军的司令官以及他们的许多主要参谋官都出席了。讲台上放着一幅诺曼底海滩及其附近内陆的地图，地图放在一个斜面上，以便观众可以看清楚。地图的构造也很巧妙，便于讲解作战计划的高级军官能在上面走动，并指出各个界标。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开幕词，上午的会议最后由国王陛下致词，接着便休会了。我在会议上也发表了讲话，其中有这样一句：“我对这次战役的态度正在坚定起来。”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所著的一书①中，把这句话解释为我过去曾经反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但这是不正确的。如果读者再看一下本卷第三十三章，就会发现我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也说过这一句话，并且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也就是说，我希望在人力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发动进攻，即便我们在莫斯科所规定的那些限定条件并没有完全实现。”②
①《欧洲十字军》，第269页。
②参阅本卷第521页。
蒙哥马利登台发表了动人的讲话。在他讲话后，几位海军、陆军和空军的司令官，以及首席后勤军官也讲了话，这位后勤军官详述了为部队登岸以后的后勤工作所作的周密的准备工作。随军携带的各种装备和用具，数量之多，听来实在令人吃惊。这使我回忆起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讲的故事：在“火炬”战役时，在第一批的空运中，甚至牙科手术椅也运到了可尔及尔。举例来说，这次有人告诉我，准备派出两千名军官和办事员渡过海峡去担任记录，而且还给了我一份下列的表格，表上载明在登陆后二十天，岸上每4．77个人就必须配备一辆车辆。每辆车必需一名司机以及应有的维修人员。
另外还有伤亡士兵的补充人员。
虽然这些数字包括作战车辆在内，例如炮车、装甲车和坦克车等，但我对以前在安齐奥滩头堡拥挤的情况记忆犹新。
我经过反复思考要伊斯梅写信给蒙哥马利，说明我认为各种摩托车和非作战车辆已经过多，因而感到关切。伊斯梅按照我的意见办了，于是我们便安排在5月19日，星期五，当我视察蒙哥马利将军司令部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次会见的真实情况，在报道中被歪曲了。据说蒙哥马利曾将我引到他的书房里去，劝我不要同他的参谋人员谈话；倘若我在这个最后关头，仍坚持修改运输计划，他就以辞职来对我进行要挟；据说我已作了让步，而且在告诉他的下属军官们蒙哥马利不让我同他们交谈以后，便走出去了。由于这个原因，最好还是叙述一下事实真相。
当我前去就餐时，蒙哥马利要求和我单独谈话，我便走进了他的房间。我已记不清谈话的具体细节，但是，他确曾解释在目前这个阶段，即距离进攻开始仅仅十七天的时候，要调整运输的规模是有困难的。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不论在这次谈话中，还是在整个战争时期我和他进行的多次的谈话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以辞职对我进行要挟的事情，而且也根本没有同他的参谋人员发生对立的情况。况且，我也绝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我们谈话以后，一同去进晚餐，在座的只有八九个人，大半是蒙哥马利将军个人的幕僚。全部过程都充满着十分友好的气氛。当晚，蒙哥马利将军曾要求我在他的私人著作中题词，我像在其他重大战役开始前所作的一样，写了下面几句话，这个题词在其他地方已经发表过了：
当本书谈到的最伟大的冒险即将开始时，我在这里写下我的信念：一切将很顺利，而且整个军队的组织和装备将与士兵的勇敢和将领的才略相比美。
然而，我不妨补充一句：我至今仍然认为，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的最初阶段，运输车辆与作战士兵的比率是过高了。而且这次战役无论在它所冒的风险方面或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都因此受到了损失。
※ ※ ※
这时，我心中还在惦念着另一个计划。我们的目标是要解放法国，因此合情合理的是，在这次战役中尽早地登陆一个法国师，从而告诉法国人民，他们的部队在法国的土地上又重新战斗了。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在北非长期以来屡建战功，而且早在3月10日我就告诉戴高乐，我希望他们在主要的战役中和我们并肩作战。从那时以来，参谋长委员会一直认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愿意要这个师参加作战，同时威尔逊将军也不打算在进攻里维埃拉时使用它。问题在于如何将它调回英国并且及时地进行装备。
部队的调遣是很容易的，但是驶回英国的船只的舱位有限，不能容纳它们的装备和车辆。在英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和在阿尔及尔的盟军司令部经过通讯联络以后，大部分的装备和车辆已经由当时从地中海驶回英国的登陆艇运来。但是到了4月4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报告说，它们仍缺少大约两千辆车辆；如果将英军的车辆拨给它们，那就会使艾森豪威尔的给养问题弄得十分复杂。几天以后，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宣称，不论从英国境内，还是从美国国内，都无法拨出美国的车辆。这就意味着法国装甲师必须等到登陆以后很久才能参加战斗，原因只在于缺少车辆，而这些车辆在即将使用的大量车辆中只占极少数。艾登先生和我一样感到失望。5月2日，我亲自写信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呼吁。
1944年5月2日
请你从你们所拥有的大量运输工具中，拨出少数车辆来满足勒克莱尔师团的要求。这对法军重新进入法国具有真正的意义。请你不妨回想一下安齐奥战役的数字——十二万五千人竟配备了两万三千辆车辆。为了运送这些部队和车辆，在登陆时非常吃力，而部队和车辆只不过推进了十二哩。
请原谅我向你提出这个呼吁，我想如果你拒绝的话，必然是先要经过慎重考虑和深入研究的。
艾森豪威尔的复信是令人安心的。
1944年5月10日
我已仔细地考虑了勒克莱尔师团的运输情况，我的参谋人员也已同勒克莱尔将军商谈过这个问题。
我已查明该师已运到这里的和将于5月15日以前运到的车辆约有一千八百辆，其中包括几乎全部的履带和装甲车辆。此外，还有大约二千四百辆车辆等待运输。按照目前的计划，这些车辆，除其中的四百辆以外，全部将在6月12日以前运到英国，其余车辆也将在6月22日以前运到。勒克莱尔将军声称他目前有充分的物资进行训练，同时，由于他隶属于美国第三集团军，现在获得该军的协助。该师的一般补给情况良好，在它们的车辆运到以后，如果还有少量的短缺，包括给养所需的物资，则由美军方面予以解决。我相信，为该师制定的运输和装备计划，将保证它们在参加作战以前获得适当的供给。
一切已安排就绪。这次从乍得湖开始的进军，将经过巴黎，最后直达贝希特斯加登。
※ ※ ※
随着进攻开始日的临近，紧张的气氛不断增长。这时，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已经识破了我们的机密。4月底，敌人曾获得小小的胜利，击沉了正在参加演习的两艘美国坦克登陆艇，但是敌人显然没有把这件事同我们的进攻计划联系起来。5月间，我们发现敌人在瑟堡和勒阿弗尔增援了一些轻型的海军舰只，而且在英吉利海峡增加了一些布雷活动，但一般说来，敌人保持沉静，对于我们的企图在等待着明确的动向。
局势现在开始迅速地、平稳地向高潮发展。在5月15日那次会议以后，国王陛下曾经前往部队集结的港口，视察了每个突击部队。5月28日，各下级司令官接到通知：进攻开始日定为6月5日。从这时起，一切参加突击的人员就被“封闭”在他们的舰艇上，或在岸上的营地和集结地点。一切邮件都停止递送，并且除个人的紧急事故以外，禁止各种私人通讯。6月1日，拉姆齐海军上将开始指挥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本土各港口的海军司令官都将根据他的需要行事。
我认为，我乘坐我们的巡洋舰队的一艘军舰去观看这个历史性战役开始之前进行的轰击，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我要求拉姆齐海军上将制定一个计划。他安排我在进攻开始日的头一天傍晚登上英国军舰“贝尔法斯特”号。该舰将从克莱德湾启航，途中在韦默斯湾停靠，然后以全速航行，以便和它的舰队会合。该舰是一艘炮击军舰，属于中路的英国海军部队。我将在该舰上过夜，以便观看黎明时的进攻。随后我将乘舰巡视滩头地带，这时当然要充分注意尚未扫清的布雷水域，然后再换乘一艘驱逐舰回国。这艘驱逐舰已完成其炮击任务，是驶回英国装载炮弹的。
然而，拉姆齐海军上将感到有责任把这个正在酝酿中的计划告诉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极力反对我冒这种风险。他作为最高统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正如他在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我曾传话给他：虽然我们接受他作为参加这个战役的英国部队的最高统帅，但英国海军与美国海军是四比一，因此我们绝不承认他有权来规定英国皇家海军舰只的作战人数。他对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表示接受，但却强调这势必会增加他的忧虑。无论就事态发展的规模或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看来都是不相称的。但是我也有我的职责，而且我认为我自己应当判断我的行动。于是，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已获得国王陛下的允准在这里详细叙述。5月30日，星期二，当我参加国王每周举行一次的午宴时，陛下问我在进攻开始日那天准备呆在何处。我回答说，我想乘我们巡洋舰队的一艘军舰去观看炮击实况。陛下立即说他也想去看看。自从日德兰战役以来，除了遭到空袭以外，他一直没有再身临火线，因此他迫切希望能有机会重温青年时代的经历。我对此事进行了仔细考虑，并且乐于将它提交给内阁。内阁一致认为要先和拉姆齐海军上将进行磋商。
与此同时，国王已作出他和我都不应当去的结论。他感到非常失望，并且写给我下面的一封信：
白金汉宫
1944年5月31日
亲爱的温斯顿：
我反复地考虑了我们昨天的谈话以后，现在已作出这个结论，即你我二人不应当在进攻开始日前往我们预定要去的地方。我想我无须强调：如果在目前的关键时刻，由于一枚炸弹、鱼雷，甚至水雷凑巧命中，而使你离开人间，这对我个人以及对于整个盟国的事业，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同样地，在目前这个时刻，一国君主的变动，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整个帝国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我深知我们两人都渴望身临现场，但我非常认真地要求你重新考虑你的计划。我感到，如果我们亲临战场，那么负责指挥我们乘坐的那艘军舰或几艘军舰作战的海军将领必然感到为难，不管我们对他们作怎样的解释。
因此，如上所述，我非常勉强地作出了这个结论：正确的行动就是最高当局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采取的做法，也就是说留在家中，等待消息。我非常希望你也能采取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想到，除了其他一切的问题以外，我还有可能失去你的帮助和指导，那么不论这种可能性是多么微小，我对即将来临的这段时期的忧虑也必然会大大地增加。
你最忠诚的国王乔治随后又来一信：
白金汉宫
1944年5月31日
亲爱的温斯顿：
希望你对我的信不必作复，因为我将在明日下午和你见面，届时你可陈述你对我前函的反应，我们随后再会见拉姆齐。
你最忠诚的国王乔治
6月1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国王在艾伦·拉塞尔斯爵士的侍从下，来到首相官邸附属建筑里的地图室，这时，我和拉姆齐海军上将已在那里迎候。拉姆齐海军上将当时并不了解国王来临的意图，于是说明了“贝尔法斯特”号军舰在进攻开始日的早晨将进行的活动。按他所述的情况，乘坐该舰显然要冒很大的风险，同时也看不到多少战斗实况。这时，我请拉姆齐海军上将暂时回避几分钟，在这片刻时间内，我们商定，准备问他国王陛下也乘坐“贝尔法斯特”号战舰出海是否妥当，看他有何意见。拉姆齐海军上将立即明确地答复，他不赞同这个行动。当时我说，我认为有必要征询内阁的意见，并准备将拉姆齐海军上将所谈的风险告诉内阁。我说，我确信内阁必然不会建议国王陛下前去。这时拉姆齐告辞了。国王说，既然他不应当去，那么我也不应当去。我回答说，我是以国防大臣的身份前去履行职务的。艾伦·拉塞尔斯爵士，正如国王所描述的那样，“摆出一副不高兴的面孔”说：“陛下如果获悉他的首相葬身英吉利海峡的海底，必然会更加焦虑。”我回答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而且我认为所冒的风险不大。艾伦爵士说，他一向认为国王陛下的任何大臣，倘若未曾获得国王的批准，绝不能离开本国。我回答说，这点并不适用，因为我将乘坐国王陛下的战舰。拉塞尔斯说，战舰可能远航到领海以外。后来国王便回白金汉宫了。
※ ※ ※
6月2日，星期五早晨，我乘坐专用火车前往朴次茅斯近郊的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旁边的铁路侧线，随同前去的有：史末资元帅、欧内斯特·贝文先生、伊斯梅将军以及我的随行人员。正在我们启程以前，我又收到了国王的一封信。
白金汉宫
亲爱的温斯顿： 1944年6月2日
我再一次向你呼吁，在进攻开始日不要乘舰出海。请你考虑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吧。我比你年轻，我是一个水兵，而且作为国王，我又是三军的统帅。我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航海了，然而我却同意留在家里；那么，我本人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你却做了，这是否是公道呢？你昨天下午提到国王最好像以往的时代那样，亲自率领军队去冲锋陷阵；但是，如果国王不能这样做，我认为他的首相也不应当代替他去做。
其次，你还应当考虑你自己所处的地位。你不会看到多少实际的战斗；你要冒很大的风险；你在必须作出重大决定的紧急时刻，将不能接见下属；而且不管你怎样避免增加别人的麻烦，只要你在舰上，那就势必会大大加重舰队司令和舰长的责任。正如我在前函中所说的，你乘舰出海将无可估量地增添我个人的焦虑，而且你不征求你的内阁同僚的意见就出海远航，将使他们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对此将有理由感到不满。
我以最诚挚的心情，要求你重新考虑全部问题。我非常理解你个人的愿望，但请你不要让这种愿望使你离开你自己对国家所负的崇高的责任。
你最忠诚的朋友国王乔治
当时，我的专车正停在索斯安普顿郊外，不久就同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接通了电话。当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他。他的帐篷和篷车巧妙地隐蔽在附近的一个森林中。国王陛下因为没有接到我的复信而感到关注。上午十一时半，为了答复这方面的询问，我通过专线电话，同在温莎堡的拉塞尔斯通话，说我为了顺从国王陛下的愿望，已取消了我的计划。我在次日凌晨写了下面这封信，并立即派传令官迅速送往温莎堡。
国王： 1944年6月3日
对陛下的来信，没有及早回复，我必须为自己请求宽宥。
我收到来信时，正要乘火车出发，而从那时以来，我一直不停地旅行。现在，我已指定一名传令官等候，以便将此信在今晚送交陛下。
国王，我还不能真正地认识到，你的来信第一段中所述已充分地考虑了下列事实：按照英国的宪法，国王与臣民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如果陛下按照个人的愿望，乘坐一艘参加炮击行动的军舰出海，事先必须获得内阁的同意；我很倾向于认为，并已将这种看法奉告陛下：内阁必然会极力劝告陛下不要前去。
另一方面，作为首相兼国防大臣，我应当获准前往我认为对于履行我的职责确有必要前去的地方，而且我不能承认内阁有权约束我的行动自由。我依靠自己经历许多重大事件得来的判断力，能够确定一个履行像我这样职责的人能冒多大的风险，其适当的界限在哪里。我必须以十分恳切的心情请求陛下，不要确立任何限制我的行动自由的原则，以免使我不能在我断定有必要时到各个战场去了解情况。陛下这次对我个人的安全如此深切地关怀，使我不胜荣幸，因此我必须顺从陛下的愿望，其实是，陛下的命令。当我了解这种愿望或命令是由于希望我继续为陛下服务时，我感到极大的欣慰。虽然我对自己不能前去观看炮击实况感到遗憾，但对陛下的心意却深为感谢，因为陛下正是本着这种心意来关怀陛下的这个卑微而忠诚的臣仆的。
温斯顿·丘吉尔
我不妨补充说明一下，正如我所正确地估计的，有关的巡洋舰分遣队并未遭到十分严重的危险。事实上，该分遣队没有任何将士遭到伤亡。如果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公布这件事时，虽然出于好意，但无意中却使之失真的话，我本来是不会提及此事的。
我在这里也许可以说明一下我在这类问题上多年来形成的观点。一个人对于战争中的严重的和重要的决定，如果要发挥有效的影响并承担最高的责任，他就可能需要通过冒险来振奋人心。他也可能需要得到这样一种安慰，就是当他派遣许多其他的人们去牺牲时，他本人可以稍稍分担一些他们遭受的危险。他个人的兴趣领域，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力量，都将由于与事态的发展发生直接接触而受到鼓舞。由于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见所闻的结果，我认为将领们和其他的高级司令官，应当随时设法使自己亲身观察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和形势。我曾看到许多可悲的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样一种荒谬的理论，即认为重要人物的生命不应当遭到危险。
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加重视个人的安全，但是我认为，我对战争的观点和论点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因此使我有资格充分自由地判断，在这样一个个人问题上怎样履行我的职责。
※ ※ ※
天气情况这时开始令人忧虑。晴了几天以后，气候却变化不定起来。从6月1日起，每天举行两次司令官会议来研究气象预报。第一次会议所作的预报是，进攻开始日那一天的天气不好，云层很低。这对空军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既影响轰炸，又影响空降部队着陆。第二天傍晚，第一批战舰从克莱德湾驶向海上，同时，还有两艘小型潜艇从朴次茅斯出发，它们的任务是去观测进攻地区的气象情况。6月3日，天气仍无令人鼓舞的迹象。西风逐渐加紧，平稳的海面上起了波浪；阴云密布，而且云层愈来愈低。6月5日的气象预报是阴天。
6月3日下午，我同贝文先生和史末资元帅驱车前往朴次茅斯，看到了大批军队正在登船前往诺曼底。我们登上第五十师司令部所在的舰只，然后乘汽艇顺索伦特湾而下，依次登上每艘舰艇进行视察。
在归途中，我们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营房稍事逗留，祝他一切顺利。我们回到车上时，恰好赶上了一顿开得很晚的晚餐。当晚餐正在进行时，伊斯梅去接比德尔·史密斯打来的电话，据说天气愈来愈恶劣，作战行动很可能必须延迟二十四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要等到6月4日凌晨才能作出确切的决定。与此同时，庞大的舰队的各个单位，将按原定的计划继续出海。
伊斯梅回来报告了令人丧气的消息。在索伦特湾看过舰队阵容的人们都感到，这个作战行动正如雪崩一样已经无法制止。倘若恶劣的天气继续下去，而延期行动不得不拖到6月7日以后，那么至少在下两周内，不能再获得月亮与潮水相配合的必要条件，这一情况使我们非常烦恼。另一方面，部队全部都已接到了训令。他们显然不能无限期地被关闭在狭窄拥挤的舰艇上，然而不如此又怎能防止走漏消息呢？
但是每人心中感到的这种焦虑，在火车里的餐桌上，并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史末资元帅兴高采烈，谈笑风生。他向大家讲1902年布尔族人在费雷尼欣投降的故事——他如何向他的同僚们一再强调，他们继续战斗下去，已经徒劳无益，只有祈求英国人的宽恕。他被他的朋友们指为懦夫和失败主义者，因此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然而他终于却说服了大家一起前往费雷尼欣，和平实现了。史末资元帅接着又谈到他在第二次大战爆发时的个人经历，当时他在议会中不得不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来反对他自己的执政党的首相，因为后者希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我们大约在夜间一点半就寝。伊斯梅对我说，他要等待听到将在清晨举行的会议的结果以后才睡。因为我对此事无能为力，我说到时不要唤醒我来听结果。清晨四时一刻，艾森豪威尔又同他的司令官们开会，听取气象专家的不祥的预报：天空阴云密布，云层很低，强烈的西南风，有雨，海浪不大。5日的天气预报甚至更为不妙。他只好勉强地下令延期二十四个小时再开始进攻，而整个庞大的舰队阵容，则按照经过周密准备的计划向后转移。所有出海的船队一律掉头返航，而小型舰艇则就近寻找停泊处隐蔽起来。只有一个拥有一百三十八艘小型舰艇的船队还没有接到命令，但已派出军舰赶去通知，它们随即驶回，而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封闭在布满整个海岸一带的登陆艇内，这一天实在是难熬的。美军是从西部港口出发的，他们的距离最远，因此受的折磨也最大。
那天清晨五时左右，比德尔·史密斯又打电话给伊斯梅，证实了延期的消息，伊斯梅这才上床睡觉。半小时以后，我醒来了，把他找来。他向我报告了这个消息。根据他的说法，我当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 ※ ※
早班邮件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两周前写的，一直留到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时才投递。真可惜，这封信却找不到了。富·德·罗〔斯福〕以最亲切的词句，表达了他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致努力和同志情谊所抱的情感，并且希望和祝福我们获得成功。我发了一个复电表示感谢，但内容却比较散漫。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6月4日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在5月20日寄来的那封动人的信。
我们的友谊是我在面临这场严酷的战争中日益错综复杂的局势时最大的依靠力量。艾夫里尔告诉我，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同时我从许多方面证实了这种印象，即你的政治健康状况也大有进步。我现在正在艾克司令部附近的火车上。目前他的最大的心事就是天气。这里停泊着几千艘舰艇，一眼望去，确实非常壮观。
戴高乐的委员会以绝大多数的票数决定，他应当接受我的邀请前来这里。他却犹豫不决，但是马西格利和其他一些人士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来，他们就辞职。我们预期他将在进攻开始日的前一天到达。如果他到来的话，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会见半小时，并向他说明纯粹属于军事方面的形势。我将在进攻的开始日的当晚回伦敦去。我不指望能同戴高乐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仍然希望，赫尔演说中所使用的那个据说由你批准的“领导权”一词，也许会证明是可以采用的。
我不指望我们从滩头地带向前推进会超过若干哩，而且我们所占领的地方，很可能都是充满战场气息和渺无人烟的地区。
关于这一点，等戴高乐到达时，我可以慎重地向他解释。你请他去美国访问的那封充满友好情谊的电报，我也会交给他。
我将同你保持经常的联系。
我看到你们的一些报刊，对我在下院谈到西班牙的情况大为不满。这是很不公道的，因为我所谈的一切内容，不过是重复我在1940年10月发表的宣言。我提到佛朗哥的名字，仅仅是为了说明，采用漫画的方式来证明西班牙和他或者他和西班牙成为一体，这是多么愚蠢。我并不在乎佛朗哥，但我也不愿伊比利亚半岛在战后对英国人采取敌对的态度。我还不知道我怎样才能依靠戴高乐的法国。对于德国，必须使用主要的力量进行压制，同时我们要和俄国保持二十年的同盟关系。你必须记住，我们现在非常接近这一切令人愉快的前景了。
我们这里不能同意仅仅由于我们不喜欢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攻击那些实行这种制度但并未妨害过我们的国家。我不知道斯大林的俄国是否比佛朗哥的西班牙有更多的自由。
我无意同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纠葛。
在进攻开始日以后，你我是否应当给斯大林发去一个可以公布的简短的电报？也许最好等到我们在海峡彼岸已经确实占领了阵地以后，再这样做。
我们这个月在反潜艇战中，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最高记录——所有的同盟国家的船舶，只有四艘被击沉，总吨数大约为两万吨。另外，我们击沉的敌方潜艇与我方被击沉的船只相比，为四对一，同时我们自己的联合舰队还击沉了为数极多的敌方舰只。
我很高兴，亚历山大没有辜负你给予的支持以及你对他的看法。你们的部队打得多么漂亮！我听说在那边，我们两国的军队从上到下关系都很融洽；而在这里，彼此确实已经完全是兄弟的情谊了。我正盼望不久能会见你们的三军参谋长们。我很愉快地收到关于哈里的愈来愈好的消息。我衷心地希望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我深为遗憾的是，你在那个非常遥远的日期〔10月份〕以前不能到这里来。如果我旅行一次，是否会对事情有所帮助，盼告。
不久以后，艾登先生和戴高乐将军一起到来了，戴高乐是刚从阿尔及尔乘飞机到达英国的。我告诉戴高乐，我所以邀请他来，是因为这个战役即将发动。我不能用电报通知他，而我认为，由于我们两个国家的历史原因，我们必须在通知法国以后，英美两国才能着手解放法国。我本来打算在进攻开始日前不久的时候邀请他来，但是天气却迫使我们将进攻日期推迟了二十四小时，甚至还可能再延迟一些时间。这确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在各个港口和营地，已经集结了三十五个师和四千艘船舶，而且十五万部队已经登船，投入第一批的进攻行动。大多数的部队不得不留在窄小的舰艇上，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现在已准备好一万一千架飞机，如果天气良好，其中八千架将投入战斗。我接着又说，由于轰炸法国的铁路线，许多法国人丧失了生命，我们对此感到极大的遗憾，但是我们的步兵比德国的要少，因此这是使我们能够在建立前线阵地时，制止敌人调来占压倒优势援军的唯一办法。
戴高乐将军怒气冲冲。他要求有绝对的自由权利，可以用自己的密码向阿尔及尔方面拍发电报。他说，他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公认的首脑，不能被剥夺通讯自由的权利。我要求他作出保证，不将即将发动进攻的任何军事情报透露给他的任何一个同僚，除了那些实际参加了我们这次会见的人以外。戴高乐说，他必须有充分自由，就意大利战役同阿尔及尔方面保持联系。我解释说，我指的只是“霸王战役”。然后，我向他说明我们的计划。在他对我的解释表示感谢后，我问他，是否愿意在巨大的舰队确实已经出发以后，立即对法国人民发表一个公开的文告。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挪威的哈康国王以及敌人预期我们将向其国土进攻的其他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同意这样做，我希望他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他表示同意。
艾登先生这时参加了谈话，他说，当前的重大战役已经占去了我们全部的思想，但是在战役发动以后，讨论某些政治问题也许是有益的。我说我同罗斯福总统来往通信已有相当的时间，他在开始时曾希望戴高乐将军访问美国，但现在他似乎对此事并不那么着急了。这也许是由于吉罗将军所受到的待遇造成的。罗斯福总统曾经同吉罗将军磋商法国军队的装备问题，但现在吉罗将军却被撤职了。关于这一点，戴高乐回答说，他认为这时他最好留在英国，而不要去华盛顿。
我提醒他说，“被解放了的法国”也许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只不过是由少数参加战斗的人士组成，艾登和我并极力敦促他早日去访问罗斯福先生。戴高乐说他十分愿意去，并且也这样通知了罗斯福总统，但是他关心的是究竟由谁来管理被解放了的法国。这个问题本来应当早在去年9月就作好安排了。
这种说法促使我直率地谈出我的意见。美国和英国愿意让几十万人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去解放法国。至于戴高乐是否去华盛顿，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同美国决裂，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必然要站在美国一边。关于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的管理权问题，如果戴高乐将军希望我们要求罗斯福总统给他统治法国的全部权力，答复将是“不行”。如果他希望我们要求罗斯福总统，同意该委员会是罗斯福总统与之打交道的主要的法国组织机构，那么，答复是“行”。戴高乐回答说，他完全理解这一点，即如果美国与法国发生分歧，英国将站在美国一边。这次会见就以这句不愉快的话而告结束。
不一会，我带他到设在森林中的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去，在那里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艾克和比德尔·史密斯争先恐后地向他表示友好。不久，艾克将他领到他们的地图帐篷里去，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把即将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然后，我们一同回到了我的火车上。我本来希望戴高乐会同我们共进晚餐，并一同乘火车回伦敦，因为这是最迅速和最方便的一条路，但是他却摆出一副尊严的样子悻悻地说，他宁愿单独地同他的法国官员们乘汽车走。
※ ※ ※
时间在非常缓慢地消逝。直到6月4日晚上九时一刻，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司令部才又召开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气候恶劣，与其说它是6月的天气，不如说它更像12月的天气，但是气象专家作出一定的保证，说6日早晨气候会暂时好转。他们预言在这以后，又会有狂风暴雨，而且不能肯定会持续多久。究竟是立即冒险行动，还是将进攻延期至少两周？这两个生死攸关的抉择摆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面前。他在听取了司令官们的建议后，大胆地，而且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地选择继续进行作战行动，但到第二天清晨再最后定夺。
6月5日晨四时，作出了成败在此一举的决定：6月6日发动进攻。
回顾这个决定，确实令人钦佩，事态的发展充分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而且我们所以能够获得可贵的出奇制胜的机会，也多半归功于它。现在我们了解，德国负责气象预报的军官当时向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报告，由于有暴风雨，我们不可能在6月5日或6日发动攻势，而且这种天气还可能持续好几天。我们能够完成一系列如此错综复杂的频繁的调动，而没有被高度警惕的和决一死战的敌人发现，这显然应当归功于盟国的空军所做的工作以及诈敌计划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 ※ ※
6月5日一整天，运送进攻的先锋部队的船队，都集结在怀特岛南面的集合地点。从那里，有史以来驶出我们海岸的一支最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地、川流不息地直指法国的海岸，在它前面有扫雷艇在广阔的海域内为它开路，而强大的盟国海军和空军则在四面给予掩护。航海的艰苦经历，对于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对于乘坐较小舰艇忍受极大痛苦的部队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尽管有这一切困难，这次规模极大的行动却像一次阅兵式那样进行得分毫不差。
虽说不是没有一点损失，但实际发生的一些伤亡和延搁事故，多半是由于小型的拖船造成的。这对整个行动不发生多大的影响。
在我们整个沿海一带地区，防御系统处在高度的戒备状态。本土舰队警惕地注视着德国海面舰只的任何动向，同时空军巡逻机监视着从挪威直到英吉利海峡一带的敌方沿海地区。在遥远的海域，在我国西部海口处和比斯开湾一带，空军海防总队的大批飞机，在驱逐舰队的支援下，密切监视着敌人可能产生的反应。我们的情报部门报道，敌人有五十多艘潜艇正集结在法国比斯开湾的各个港口，准备到时进行截击。现在，决战的时刻就在眼前了。
※ ※ ※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西方强国可以正确地认为的战争最高潮。虽然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而又艰苦，但我们毫无疑问地将获得决定性的胜利。非洲的敌军已被肃清了。印度已经作好了防止敌人入侵的准备。实力耗尽、希望幻灭的日本，正向它的本土退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受的一切危险，都已经消失。意大利正和我们并肩作战。俄国的军队已经将德国侵略者驱出他们的国境。希特勒三年前如此迅速地从苏联攫取的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同时在兵力和装备方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克里米亚半岛已经肃清了敌踪。苏联军队已经打到了波兰的边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在拼命地设法逃避它们东方的征服者的报复。俄军的准备与我们在欧洲大陆的登陆相呼应的新攻势，很快就要发动了。当我在首相官邸附属建筑的地图室里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传来了占领罗马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横渡英吉利海峡去解放法国的巨大事业已经开始了。所有的舰船都已出海。我们已经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希特勒的暴政已注定要崩溃了。
行文至此，我们也许可以暂停一下，以充满感激的心情，不仅希望各个战场上和海陆空军三方面都获得胜利，而且希望饱经忧患的人类能有一个安全的和幸福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