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来中国后传播的禅到底是什么？
达摩——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后，传播了禅。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中国禅的特殊性。接下来我想谈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正值达摩来华一千四百年，本月五号在京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8]。人们普遍认为：禅是在一千四百年前达摩来到中国后开始传播的。禅宗认为，达摩是将禅带入中国的第一人。在达摩之前中国真的没有禅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很早以前就有了禅。禅附属在佛教身上，提到佛教就不得不说禅。因此，佛教传入中国时，禅宗也随之进入了中国。佛教传入时，禅宗没有同时传入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达摩来到中国时，佛教早已经传入了中国。如果佛教的初传是在东汉明帝时期（1世纪中叶），达摩则是在梁武帝时来到了中国。在这几百年的岁月间，只是佛教在中国弘扬，而禅却没有传播是讲不通的。所以有必要思考“达摩来中国后传播的禅到底是什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从中国传到日本——历史上和今天仍在日本传播——的禅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了。
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千变万化。刚刚发芽时，樱和梅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异。伴随着生长，它们会长成樱花树、梅花树。纵观它们成长的轨迹就会发现，发芽时形态很相似，相似之中又存在着差异。长成后的形态又完全不同，所以，萌芽时的形态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我们要在发芽时就能够看到它们成长趋势的特殊性。梅、桃、杏是同一类树，形态比较相似，但总是会有些许差异的。如果将它们与松树或杉树的嫩芽相比，中间的差异会一目了然。
我们在观察事物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差异。遗传不会随着生长而消失，它会在成长的全过程中始终展现着它的面容。那么，达摩禅的特色表现在哪里呢？达摩时代的很多历史都传承至今，查阅当时的文献就会发现：在达摩以前，“禅”这个字已被广泛使用，并且多位高僧曾经传播过禅，只是和达摩所开示的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历史角度看，达摩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宗教主张无我，要去除我执不可害人。这在原始抽象的宗教中是没有的，随着人加入到抽象宗教中，在原有条件上又增加了新的条件，从而产生出了各种弊端，即产生了“宗我”。
宗教中一旦来了外人，必受迫害。这样的做法虽然不对，但古今中外无一例外，这一点令人无限感慨。我们正在努力不去重蹈覆辙。达摩的迫害程度虽不明了，但对他下毒之类的事，书中还是有所记载的。什么人对他下了毒呢？是憎恨他的宗教界的人士。达摩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迫害？对达摩的仇恨为什么大到要对他投毒的程度？恐怕是因为达摩提倡的和以往的佛教思想不同吧，否则不会遭此厄运。
禅始终存在于佛教之中，如果当时禅已经在中国传播，那么达摩带来的禅则与以往的禅在原则问题上有着差异。无论是在传统之上创造出新的禅，还是回归传统禅的本位，达摩的禅必须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内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新”，是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意思。或者是传统的事物失去了本具的特殊性，只剩下一个形式、一副残骸。毁坏掉残骸，重回初心也是一种创新。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新事物。要么重回本源，要么是改正所犯的错误和完善不足，使之成为新的事物。达摩的禅，正是因为被认为是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所以受到了迫害。当时所谓的传统禅宗所走的道路并不正确，达摩为使禅重回正道，展示出了新的思想。我还有其他的证据，但说下去就该跑题了，留待其他机会。我所说的证据，主要是达摩禅的大眼目，即佛在灵山所演、菩提树下所悟的正觉。从这个意义看，达摩并未创造新禅，而是用全新的思想将沦为形式的禅扳回正轨。简单说到这里，下面重回正题。
◇达摩禅正确传达了佛陀的正觉
在中国，初期的禅是达摩带来的，达摩禅正确地传达了佛陀的正觉。
达摩之前的中国禅，无法让人得到正悟，只是让人能够静心坐禅、入定。只是在形式上和今天禅宗的坐禅相同，结跏趺坐、内心集中。而达摩禅是希望在修行过程中有一个“眼”，这是与过去的禅所不同的。佛教兴起于印度，又从印度传入中国。布道不仅仅是一个人独自宣讲、传播。必须要有人这一受众。这样才能将佛法放入受众这一容器中。神若想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人类，也同样要借助某个人去实现。神的思想被某个人宣讲出来后，又必将被这个人的条件所限制，这是没有办法的。所谓“被某个人的条件所限制”，是指受这个人的出生地、生活的时代、他的祖先、遗传和所受的教育所支配，神秘的思想无法直接传授，需要借助某些事物。否则，神秘思想将无法显现，更无法传授给他人。所以，神秘因为传播人被附加了很多条件。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别无他法。
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印度又被称为“南天竺”，达摩是从南方进入中国的。来中国的印度高僧多是绕道北方进入。从中国开始的圣地参访也大多走北方，从南方来的很少。达摩是从面向南印度洋的地方出发，越洋进入中国。大概是从今天的中国的广东附近登陆，然后一路向北来到嵩山。嵩山有着备受关注的寺院和本山，古刹存留至今，供奉着达摩祖师的殿堂。从照片上看已是残垣颓壁，屋檐上滋生的野草向下垂挂着，一幅颓败的样子。达摩来自印度，是印度人。所以，达摩禅是印度的禅，这是无可置疑的。今天的禅是在中国和日本历经本土化和几百年的岁月才形成的。所以，禅是十分鲜明的。从印度直接传来的达摩禅，肯定带有明显的印度特色，这就意味着其是一种极为抽象的禅。中国禅，即当代的禅是不离世间法的。
印度禅运用哲学的语言方式表达，不像中国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当中。例如，慧可向达摩求安心时对达摩说，我潜心研究佛教却无法得到安心，请给我安心吧。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 * *
慧可曰：“我心未宁。”
达摩答曰：“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曰：“心可求，不可得。”
达摩曰：“汝已安矣。”
* * *
随着禅宗的发展，问答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举一个例子：
* * *
有僧问赵州：“如何是诸佛师。”
赵州答：“阿弥陀佛。”
（禅僧将此“阿弥陀佛”理解为一般所说的阿弥陀佛或当今中国僧侣间互道寒暄时的问候语，相当于“早上好”，“Wie geht’s Ihnen？”或“How do you do？”。按照这种理解，日常用语直接变成了诸佛之师。）
* * *
上述表现方式与以往的“心可求，不可得”相比，字面就有很大差异，变化是如此之大。唐宋时的禅和达摩时的禅，在内涵上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始于慧能时期。中国禅，若以达摩为初祖，顺序应是：
* * *
达摩——慧可——僧璨——弘忍——慧能。
* * *
◇中国本土化的禅开始兴盛
从慧能起，中国化的禅便盛行开来。这说明，外来文化不经过一定的岁月，便无法在新的土地上生根。植物也是一样，高山植物移种到平原后，没有几年的时间，根本无法在当地生存。同时，植物的外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最近，荷兰进口的郁金香在日本很知名，但只是进口后的第一年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到第二年就开得不那么绚烂了。日本出口欧洲的牵牛花，当年开的很美，第二年开出的花明显变小、萎缩。植物也是这样变化的。一种植物本土化即完全成为当地的植物，至少需要两三年。我听说，在日本作为行道树的梧桐树，原来是生长在热带地区的，所以不适合日本，只有经过多年的本土化后才能种植。精神世界不同于植物，三五年根本不可能本土化，至少要一二百年才能扎根。佛教传入日本，直到镰仓时代才成为真正的日本佛教。禅传入中国，至少也需要二三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本土化。达摩将印度禅带到了中国，六祖逐渐完成了本土化，期间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岁月。到六祖的时代，禅中依旧留有印度元素，尚未彻底本土化。
以前我曾讲过，六祖潜心研究《金刚经》，凭借《金刚经》开了悟。六祖与《金刚经》有过这样一段因缘。六祖大师生活在中国南方，是广东人。中国大陆有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黄河因为卷入了山中的土，所以水流浑浊，故名黄河。中国人在形容事情很难解决时，常用“河清难俟”一词。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区域是中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六祖并非中原人，他出生于南方的广东地区，这个地区在当时被认为是野蛮人的居住地。六祖是个大孝子，他的父母很贫穷，他靠卖柴养活母亲。父亲在六祖年幼时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将他养大。一天，他在集市卖柴时，一位客人买了他的柴。当时，他听到这位客人诵读的经典。闻听这一经典后，他从中感悟到了什么。当时他没有真正开悟，真正的开悟是在来到五祖的道场之后。这些问题我查阅了资料，书中的记载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六祖听客人诵读《金刚经》时，有了一定的感悟，便询问对方在哪里可以学习《金刚经》。客人回答说：“北方黄梅山弘忍和尚处。”于是，六祖便起身去弘忍和尚门下修行。六祖的修行内容就是转臼捣米。日本的捣米，在中国称为推磨，就是推着石磨转圈。开始是人推磨，而后来则是用牛或马来拉磨。书中记载，六祖在自己的腰上挂上石头增加重量后再去推磨。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但他肯定经历了艰苦的修行。时间没过多久，他就在捣米过程中顿悟到了什么。长话短说，最后五祖认可了六祖的修行。五祖对他说：“你已完成了禅宗的修行，我认可你。你现在就去南方暂时隐居，一直隐居到时机成熟，机缘成熟时你方能出来弘宣大法。”于是，六祖告别五祖，在深山中隐居了多年，直到他认为机缘成熟，方才复出。他复出后的第一个问答，人们一般都认为是“风幡心动”。六祖来到广东的一个集市，在一个寺院里，和尚正在讲《涅槃经》，这是佛教经典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寺院中常常会立幡，日本曹洞宗的寺院中都立着幡。僧人们看到风吹幡动，便议论说：“是幡在动，还是风在动？”禅宗常说的还有“是钟在响？”还是“钟锤在响？”当时辩论得很是激烈。这时，六祖站出来说道：“既不是幡在动，也不是风在动，是你的心在动”。这就是“风幡心动”的典故。寺中正准备讲《涅槃经》的和尚听到六祖的这番话后，觉得这绝不是一般人所言，一定是有修行的人才能有如此的见地，随即款待了他。一问才知是在五祖门下修行的慧能。“风幡心动”的故事中虽然有印度禅的痕迹，但基本上已经中国本土化了。
事情的时间顺序有点搞反了，还有一个应该提前交代的背景。六祖离开五祖道场时，五祖特意送六祖出了寺院并在河边为六祖雇了船，悄悄地放走了六祖。这让人感到其中一定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姑且略之。
不久，其他弟子得知五祖将衣钵传给了六祖，六祖将传承五祖心法并得到了达摩传下来的袈裟，弟子们很不服气便四处搜寻六祖的踪迹，要夺回袈裟。其中，一位名叫明上座的僧人一马当先，不知是为夺回袈裟，还是有其他目的，总之追上了六祖。六祖知道逃不掉了，无奈之下，将袈裟（另一种说法是衣钵）放下。虽经反复核查资料，仍无法确定到底是袈裟还是衣钵。禅宗的和尚不执着小节，对某一个问题寻根索源后，即使发现有可疑的部分，也会满不在乎地包容、接受。袈裟也好，衣钵也罢，放在面前的一块石头上，自己躲进草丛中。随后明上座追赶上来，动手去拿袈裟或衣钵。仔细想来，这段情节有些戏剧化。六祖是如何得知有人追赶自己的？他为什么要将袈裟或衣钵放在石头上，然后藏到草丛中？如果这一情节是戏剧的话，一定很有意思。但在现实中是如何做到的？还是令人心生疑窦。预知到后面有人快追上自己了，于是放下袈裟藏身于草丛中，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于现实生活中。
书中记载：明上座知道这袈裟是传法专用的（如果是钵，他也知道这是五祖传给六祖的钵），当他伸手去拿时却怎么也拿不动。这一现象虽不可思议，但想一想的确有拿不起来的理由，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没有理由让他拿起来。因为这是我们后人所设计的情节。因拿不动而无奈的明上座只得说：“非来求祖衣，只为求正法。”其实，如果不想要袈裟只想要求法，就不应伸手去拿袈裟。这段情节极具戏剧化。六祖听到此言，无奈只好现身说道：“此衣表信，不可力争。”六祖是在告诉明上座，用相对的力量是拿不动的，必须用信方能拿起。这里的“信”是指什么呢？
有这样一个传说：一位僧人从印度带来了《华严经》，为避免被人偷走，一路上经书须臾不离身。就是睡觉也把经书放在自己枕头下面。一天晚上，僧人在梦中听到了佛的开示：“你不必如此保护经书，晚上就把它放在架子上吧。”僧人便依教奉行。一天夜里，房间里来了贼，想偷走这部经书却怎么也拿不动。盗贼因此忏悔，弃恶从善皈依了佛门。西方也有类似的神话。一次北欧的诸神聚会，大家为争当最伟大的神斗起了法。这时，最强之神的索尔站出来说：“既然你们号称什么都能做到，这里有一杯水，看你们谁能把它喝光。”诸神都不以为然地喝了起来，水杯里的水无论怎么喝也喝不完。大家问其原因，索尔解释道，此水出自天地根源，无穷无尽永不枯竭。
同样，慧能的袈裟并非只是肉眼看到的衣服，是从天地根本中产生出来的。如果要拿起这件袈裟，就要有翻天覆地的力量。所以这件袈裟是普通人的力量所无法拿起的。这不能诉诸筋骨之力，而必须仰仗信仰的力量；不是仰仗相对的凡人之力，而要依靠来自绝对中的真实。否则，是不可能拿得起这件袈裟的。这就是六祖禅的对治方法。
六祖此时对明上座道：“如果你不是为了袈裟，是为求法而来，那究竟什么是法呢？如果你想知道，就回答我的问题。”接着道出了著名的“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关于这个问题，今后还会有机会将我的想法写成文字，在此不多讲述。
我们的想法基本上可以大致分为善恶两种。如果与此二者绝缘，即不执着二者的相对性时，明上座的本来面目便会鲜活显现，六祖的宗旨便是去捕捉这一鲜活的面目。明上座闻听此开示后，便开了悟。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至于事情是否如此顺利，还要看他们各自的因缘。如果明上座因此开眼，说明他的修行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这里出现的“本来面目”，在今天仍是禅宗公案，“本来面目”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使用的。“本来面目”是六祖创造的新机轴、新思考。自此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禅的新课题。到了六祖时代，在禅的修行和思考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本质上的变化。本来面目、祖衣表信、勿以力争耶、风幡心动等对禅的体悟和思考是六祖以前所没有的，六祖改变了传统的手法。可以说，到六祖时代，禅修的方式有了转变。禅开始贴近和亲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禅的这一特性是从六祖开始的。从此禅脱离了经文、脱离了学问，有了另一种生涯即禅本身的生涯，生涯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前面介绍过，六祖没有怎么做过学问。曾靠卖柴为生的他，按说应该没什么学问。但这不是事实，很多卖柴的也是很有学问的。六祖的子孙们说六祖没有学问，是因为六祖的对手是神秀。神秀是学者并接了五祖的法。六祖法脉的人认为：神秀没有接五祖的法。从公正的角度讲，接了五祖法的不仅有六祖慧能，神秀同样也接了五祖的法。这才是正确而又不失偏颇的见解。六祖法脉的人们为对抗神秀，不知为什么拼命标榜六祖没学问。他们想以神秀有学问而六祖无学问来抬高六祖。他们想证明：禅宗不是学问，不能用学问和知识去抽象地学禅。没有学问同样可以修禅开悟，甚至认为没有学问最好。实际上，识不识字并不重要。六祖一步步地削弱传统的经典禅，提倡禅要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如果因此排斥做学问，反而是个不错的做法。在佛教中“事”的意思是：有差别，日常生活中“事”的意思是：事实。这是两者间的差异，但说到底两者是相同的。六祖的禅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之上。日常的体验和事实，不是来自文字、经典、哲学的思索等学问性的知识，而是生命自身的流露。我认为，捕捉到这一点的正是源自六祖的中国禅。六祖找到了线索，中国禅顺着这一线索发展了起来。
飞机也是如此，美国的莱特首先想到并造出了机翼，用马达的动力来实现飞行。在此基础上，加上许多机械的发明形成了今天的飞机。任何事物只要有了开端，就会迅速发展壮大。发现开端的人是很了不起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着手去做，道路会越走越宽，时间久了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六祖禅，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发现、去实践的。所以在中国，禅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快速的发展，从而才有了今天的盛况。六祖时期的禅仍旧多少残留着印度元素，真正的本土化始于其后出现的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二人，他们有力地推动了禅宗的发展。当时还涌现出了很多禅师，但是，只有这两个人的法脉一直传承至今。南岳怀让门下出了马祖道一，从他开始，禅的发展走上了快速路。禅在六祖时发生了转变，至马祖道一又发生了一次转变。我们从事禅的研究时，必须要列举很多人名并展开深入的论述，但今天这个场合不需要。
日本禅与中国禅有什么不同？
正如南岳门下出了马祖道一，青原行思门下也出了石头希迁。他们两位主要活跃在江西、湖南一带。至此，中国禅正式确立了。日本曹洞宗的禅，继承了青原行思的弟子石头希迁的法脉，临济宗继承的是南岳怀让门下马祖道一的法脉，这两个派系一直传承至今。但日本的曹洞宗和临济宗与中国的两派略有不同。不同之处，简述如下。
日本的曹洞宗是在镰仓时代——临济宗也是镰仓时代——由道元禅师为首创建的。临济宗曾拥有二十四个流派，是很有传统的。但能够传承至今的只有京都妙心寺开山祖师——关山国师创建的妙心寺派。从历史角度看两宗各具特色。曹洞宗只有一个流派，临济宗则有二十四个流派，但传承至今的也只有一个。如果宗派是以某个人的想法和思想为中心的话，那就变成了道元宗。道元就会变得难能可贵。大家都会去尊崇道元，曹洞宗就会有集中于道元禅师人格上的倾向。曹洞宗就会变成了道元宗。临济宗虽有关山国师，却没有被抬得那么高。作为妙心寺的开山，他受到了大家的尊敬。但在其他方面，关山禅师没有道元禅师在曹洞宗中那样高的待遇。道元禅师著述颇丰，《正法眼藏》便是其一。虽不能确定这本书是道元禅师亲自操刀还是弟子做的记录，总之是一本大部头。为研究这部著作，曹洞宗的僧侣要花费一生的时间苦读。临济宗中没有这样的著述，自然将焦点集中在法上，而不注重人或著作。这是两个宗派间显而易见的区别，深入研究后会发现另一个区别。即在中国出现的事，进入日本后会更加严重。如曹洞宗不立公案，甚至有否定公案的倾向。道元禅师在中国曾追随的如净禅师也否定公案。反之，临济宗传入日本后则益发重视公案。这就形成了临济宗的看话禅和曹洞宗的默照禅。
默照就是一言不发，只管打坐。而在日本，从白隐和尚开始到今天，临济宗的看话禅已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体系。说实话，如果有机会很想就公案写一些东西。简单地说，公案就是不把道理当作道理讲，在事上做功夫。我认为就是六祖的精神传来后，成为公案。公案就是将一件事，即每一件事的“理”弄得很究竟、很明白。不通过事物就不会明白事物。如果弄通了、看破了，就是公案。临济宗就是这样看待公案的。“公案”一词的出处，自古以来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公案”二字源于官府的案牍。这个观点我也不知道正确与否。总之，公案可以说是：通过事，表现理。
这个话题再说下去会没完没了，就此打住。
从禅宗“十牛图”得到的启发
最后，我想就禅宗的“十牛图”，再画蛇添足，说上几句。
“十牛图”的第一图是寻牛。在印度，人们对牛很尊重。今天在日本，人们会杀牛食用，过去的日本人是不杀牛吃肉的。现在很多老人不吃牛肉，这是否是受了印度的影响呢？印度人不杀牛食肉，却喝牛奶、吃奶酪、喝醍醐。醍醐用牛奶精制而成，是相当不错的奶制品。总之，印度人对牛非常爱惜。而穆斯林则不然，会屠宰食用。所以，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经常发生纠纷。印度人十分在乎牛，所以经典中关于牛的内容很多。印度人将寻牛、找牛比喻为修行的第一步。这里说的“寻找”是各种错误产生的根本，许多麻烦也会因此接踵而至。因为所寻找的是自以为丢失了、而实际上并没有丢失的东西。当我们在寻找什么东西时，那件东西其实就在眼前，但要想真正找到它还是要下一番工夫的。
第二图是见迹。就是发现了牛的足迹。这是指我们自身所拥有、并没有刻意隐藏起来的、就在那里的自性。
第三图是见牛，即找到了牛。自性并未刻意隐藏，是实际存在。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存在才能够找到它，若不存在，想找也找不到。
第四图是得牛。按理说，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但没有人满足于只是找到，总想把它搞到手，变成属于自己的东西。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只有一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努力修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伴随着修行的深入，便到了牧牛的阶段。这时，双方都很适应、熟悉。即使人为地分开时，对方也会自然而然地跟随自己而来。
人类修行的必要，就来自这里。接着是骑牛归家。这幅图所表现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再下来是忘牛存人。即“鞍上无人，鞍下无马”的忘我状态，即进入了无我的境界，是三昧的状态。这里可以找到纯粹的自我。颂的文辞也相当有意思。
往下是人牛俱忘。只是忘记牛还不够究竟，必须要达到人牛全忘的境界。
再进一步转变后会达到返本还源的境界。
最后是入廛垂手，“十牛图”到此结束。没有入廛垂手，禅宗就不是宗教。躲进深山像罗汉那样静坐苦修，对当事人可能是好事，但只能解脱某一个人。看看世界、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就会发现，我们的世界中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和烦恼。在每天的生活中，受到当权者压迫的事情不胜枚举。这些当权者们在行使被赋予的权力时，本应站在公平的立场为国家、为社会行使他们的权力。但在现实中，当权者为了一己私欲去压迫团体的整体利益，会乱用被赋予的权力。无视选民的幸福是当权者常有的事。因为权力被乱用，不知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受到了压迫的痛苦。这在政治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
不仅在政治上，在财富分配上也是一样。伴随着机械工业文明的发达，一些人积累了财富，另一部分人则成了穷困潦倒的劳工。于是，贫穷的人组成团体反抗富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发生纠纷，劳资纠纷成为近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谁对谁错，双方各执一词，我虽不懂其中的善恶，但心中有时暗暗在想，争议的根源是双方都想要压迫对方。说明双方心中都有着“我”的存在。我不知道人们为此生出了多大的烦恼，但深知大家都在为此饱受折磨。
自利终要变为利他，这一点是佛教的关键所在。佛教徒的世界，就是要走进贫富差别的现实、走入人群之中，去践行真正度化众生的事业。这不意味着仅仅是给那些因贫穷而吃不上饭的穷人去送钱，或是给失业的人工作，而是要在整个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创造出比现在更好的社会。无论你、我都必须不能仅仅利己，还要利他。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要形成自利利他的风气。有钱人发挥钱的优势，政治家发挥行使权力的优势，拥有优势资源的人们，一定要进一步加深对宗教的认识和理解。必须认识到这些被赋予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绝不能为一己所用，必须用来为他人、为社会谋求幸福。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将社会所赋予的财富和权力为己所用。当权者们每天都要提醒自己不要犯以权谋私的错误。有学问也好，有钱也罢，这些资源都不应当是个人独享的，而应当用来为他人谋利益。我们不能只是闲坐在这里，而是要走出去工作。我想在此强调，无论是政客、富人还是劳动人民，都要通过宗教认识到：我们不能只为自己，要为他人去工作。宗教不是只让自己心安。不能让所有大众得到心安，就不是真正的菩萨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就要走出家门为社会做些贡献。这一点请大家一定牢记在心。
“十牛图”为我们详尽地图解了人类思想发展和人格圆满的问题。比起用语言表达，图解更通俗易懂。这个话题细讲起来会没完没了，今天就到此结束。
注解：
[1] 译者注：日语佛教用语。指于佛教特定宗派内被赋予特别地位的寺院。
[2] 译者注：受本山管理的寺院。
[3] 译者注：日语，表示通晓事理的年龄。
[4] 译者注：佛教用语，即装饰。
[5] 译者注：日本古代地名。
[6] 译者注：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
[7] 译者注：同信太，现日本大阪府和泉市。
[8] 译者注：到目前为止，虽然达摩来华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已能基本确定在南北朝初期。本书根据1926—1927年铃木先生的演讲稿整理而成，所以“今年”“本月”应在此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