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从读者的表情中已觉察到这样的担心：在讲述了这么多的事后，似乎把那个有关兵役的棘手问题轻而易举地忘得一干二净了，因此我必须赶快向大家保证，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相反我是始终如一地、不无忧虑地注视着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当然，我对这个不幸的难题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后，这个烦恼也就转变成了一种令人感到兴奋的烦恼——每当我们借助一项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过大的使命来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时，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这里我必须约束一下我的这支笔，有意识地不把所有的话立即都讲出来，因为，有朝一日这部作品——假如我能将它完成的话——付印并献给公众这种想法在我的脑子里日益坚定时，我如果仍不去遵循艺术家们为制造新奇和紧张所运用的最主要的规则与原理，而是粗暴地加以违反，犹如过早地开枪一样，一意孤行地急于将最精彩的内容都讲出来的话，那么我就太不对了。
有一点还要说明的，就是我始终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从事这项工作的，总是提醒自己不要轻视可能出现的困难。草率从事，从来不是我对待严肃事物的态度；相反，我始终注意使普通人难以置信的极大勇敢一定要同最冷静的沉着和最大的谨慎结合起来，以期到最后不致遭到失败、耻辱和讥笑，而我用这种办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征兵工作的过程、办法以及由此而派生的要求，我都一一做了精确的了解（部分是我在同我家公寓的住客——已服过兵役的机械师的谈话中，部分是我借助他因不满足于自己现有的知识水平而摆在自己房间的、多卷普通辞典中了解到的），但这还不够，在大体上做好了安排后，我还从为他人叫喊马车而赚到的小费中凑了一个半帝国马克，买了一套在一家书店的橱窗里发现的有关医学方面的小册子，迫不及待地埋头读了起来，收益非浅。
正像船需要沙袋压舱一样，才能也必然要有知识，不过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真正能够掌握和实际上有权占有的，只是那些我们的才能所急需和如饥似渴追求的知识，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够使自己在大地上站得稳，并才会有一个坚实的现实基础。至于这本册子的内容，我是怀着极大的乐趣狼吞虎咽地吞噬下去的，并且在夜深人静时，在厨房里借助蜡烛光对着镜子进行了一些实际练习——这若让窥视者看到，一定会觉得十分愚蠢可笑，但是我却想以此达到一个明确的、理智的目的。好了，到此为止，不能再讲下去了！读者暂时忍耐一下，很快就会因此而得到补偿的。
早在一月末，我在充分地研究了现行规定后，带上毫无疑义的出生证和一张从警察局领取来的品行鉴定书，亲自到征兵局去报了到；这份鉴定书尽管用词很谨慎，说当局尚未发现我有任何不端行为，但是我却幼稚地感到有点怏怏不乐。到了三月，当春天伴随着鸟语花香重返大地时，按章程规定，我本人应该到征兵处去接受初步体格检查，于是我登上四等车来到了威斯巴登；不过，我心里相当冷静，因为我知道这一天还不可能定局，几乎每一个人都必须到这个机构去跑一趟，最后由它以最高兵源补充委员会的名义对应征者是否合格和被征做出决定。我的这些料想得到了证实：一切都办得简单、草率、马虎，因此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淡漠。人们给我量了体高和胸围，进行了听诊，并提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我又被暂时放出来了，自由了，仿佛被系在一条长绳上；我漫步来到这个到处是温泉的疗养地的美丽壮观的公园，尽情地消遣着，观赏着疗养所柱廊边上的那些富丽堂皇的商店，不过我仍在当天返回了我的住地法兰克福。
时光在大地上又消逝了两个月，五月中旬已过，当年酷暑炎热提前向那个地区袭来了，这时我的日期到了，我刚才形象地讲到的那条长绳子拉紧了，我必须立即去应征。我又一次同各界的下层人一起登上去威斯巴登的火车，同他们一起坐在四等车厢的狭窄的硬板凳上，在蒸汽机车的摇晃中去迎接命运的判决，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动的剧烈程度丝毫未减缓。由于空气闷热，我的旅伴们都耷拉着头，昏昏欲睡，但是我却并不感到困倦，而是非常清醒地坐在那里，下意识地不让身子向后靠，极力想象着自己将会经受考验的种种情景，然而根据过去的经验，实际情况总是根本不同于事前的想象。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并不是由于我对这件事的结局感到十分忧虑。在我看来，结局是肯定无疑的，而且我也下定了决心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必要时不惜破釜沉舟、全力以赴（我认为，要想干一番非凡的事业，不做好这样的精神准备，那是愚蠢可笑的），因此我任何时候都未曾怀疑过自己会取得成功。使我感到心神不定的，只是这样一个捉摸不定的问题：为了达到目的，我究竟应该付出多大的努力，应该在激情与热忱方面做出多大的牺牲；激情与热忱是我性格中天生就有的纤弱的一面，假如不是因一些更富有男子气概的素质得到了弥补，从而保持了平衡，那是很容易变得懦弱和胆怯的。
粗野的士兵们指引我进入了一间低矮、却很宽敞的桁架大厅，那里的情景，直至今日还历历在目；在我轻轻步入大厅时，看到已有一大群男青年聚集在那里了。这个座落在城市边缘的兵营因年久失修早已破旧不堪，这间令人不舒适的大厅是在第二层，从这里透过四扇没有窗帘的窗户可以看到城里多泥泞的草地，堆满各种遗弃物、罐头盒、垃圾和废品。在一张堆放着文件和书写工具的普通餐桌后边，坐着一个留着胡髭的下士，他正在呼叫一些人的名字，让他们穿过一个没有门板的门，进入一间用隔板同紧挨着的房间一一进行正式检查的地方隔开的小屋把衣服脱光。这个士官的举止是很粗野的，仿佛就是为了吓唬人似的。他经常像动物一样打着呵欠，伸伸胳膊，蹬蹬腿，不然就耻笑那些他按照花名册叫进来接受决定性检查的人所受过的较高教育。“哲学博士！”他喊叫着，讥笑着，仿佛想说出：“朋友，我们会把这个从你身上驱赶掉的！”所有这一切在我的内心都引起了恐惧与憎恶。
体格检查工作全面展开了，但是进度却很慢；由于是按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先后排列的，所以那些姓名字母靠后的人不得不做好长时间等候的思想准备。一种令人感到抑郁的沉寂笼罩着这些由各阶层青年组成的人群：有束手束脚的农民子弟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富于反抗精神的年轻代表；半文雅的商店伙计和手工业者的质朴后代；甚至还有一个演员界的成员，他那肥胖而又富有神秘感的体态不时引起人们暗自好笑；也有一些猜不出何种职业的青年，眼窝深陷，衬衣没有硬领，脚上穿着裂口的黑漆皮靴；刚刚从中学毕业的宠儿娇子，以及一些年纪稍大的男子，他们已经留起了山羊胡子，面色苍白，具有学者的文雅风度，因意识到这种不体面的处境而显得很不冷静，很尴尬，在大厅里不停地踱来踱去。有三、四个马上就会被叫到的应征者，已经脱了衣服，身上只剩下一件衬衣，衣服搭在手臂上，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拿着帽子，赤脚等候在门旁。另外一些人或坐在摆在房间四周的狭长凳上，或将屁股靠在窗台上，相互介绍认识，低声地交换着对体型和检查过程出现的事情的看法。有时，谁也说不清楚通过什么途径从会议厅里传出谣言说，被确认为合格的人的数目已相当多，因此那些尚未检查的人走好运的希望在增大，当然这都是一些任何人都无法证实的消息。从人群中不时地从这里或那里传出戏谑声，当某个人几乎脱得精光，被叫进去赤裸裸地站在众目睽睽之前时，人群中开始了极为粗俗的讥讽，耻笑声甚嚣尘上，直到桌旁那个军人用咆哮的吼声重新恢复慑服的肃静。
而我依然按照自己的习惯保持着沉默，根本没有参与这种无聊的议论和粗野的玩笑，遇有涉及到我个人时，就以冷漠和回避的语言加以回敬。我站到一扇敞开的窗户前（人的气味使得室内的空气极坏），时而远眺郊野荒凉的景色，时而看一眼室内聚集起来的这些混杂的人群，以消磨时光。我真想走进隔壁征兵委员会进行审查的房间里去看一眼，以便能够对那位主管的军医有一个印象；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很清楚地知道，事情很少取决于这个人，我的命运不掌握在他的手里，而是完完全全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我周围的人心里都感到很压抑，都有一种无聊的情绪，但是这对我却没有什么影响，首先是由于我本来就有耐性，可以长时间无所事事，喜欢自由支配时间——这样的时间是任何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都无法使人不去追求、厌弃和畏惧的；其次是因为我根本不急于去承担这项等待着我的勇敢而又艰巨的任务，而是对能够不慌不忙地养精蓄锐、习惯环境和做好准备感到非常高兴。
当叫到以K开头的名字时，已经是接近中午了。不过，仿佛命运要对我进行一番友好的捉弄似的，今天以K开头的名字有很多个，比如叫卡姆马赫尔、凯勒尔门纳尔、奇利昂斯、克诺尔和克洛尔[4]的，简直没完没了，以致到最后叫到我的名字，我按规定去脱衣服时已是筋疲力尽，无精打采了。不过，还是应该说，这种烦恼不仅没有影响我的决心，反而使之更为坚定了。
我为了今天这个日子特意穿了一件硬领白衬衣——是教父在我走上生活征途前赠送给我的衬衣中的一件，是我平时根本舍不得穿的；我事先已料到，在这里人们主要注意的是衬衣，于是我夹在两个穿着已洗得褪色的方格棉布衬衣的青年当中，站在那间办公室的入口处，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装束是经得起一看的。据我观察，大厅里的人对我没有发出嘲讽的议论，就连那个坐在桌子旁的下士也在以一种敬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这个习惯于趋炎附势的家伙对穿着较为讲究和漂亮的人从来是不乏敬意的。我看得很清楚，他在捉摸他手里那张单子上提供的情况，并拿来同我的这种外表进行对照；他钻研得非常认真，以致完全忽略了及时叫我的名字，于是我只好走上前去问他，我是否该进去了，他表示了同意。就这样，我赤着脚跨进了门槛，独自一个人在隔壁屋子里，把脱下的衣服挨着前边那个人的衣服放在同一条长凳上，把鞋子丢到凳子下边，把身上的这件硬领衬衣也脱掉，叠得整整齐齐，摆到那堆衣服的一边。然后，我就等在那里，静候下一步的摆布。
我又紧张又痛苦，心脏跳动得连节奏都分不出来了，我相信，我的脸上已经毫无血色了。不过，在这样一种激动情绪中还掺杂着另外一种感受——这是一种愉快的感受，我一时间还找不到现成的语言来加以描绘。有一次，不是通过一个座右铭形式或者在监狱读书时得到的思想火花的形式，就是在浏览报纸时，我获得了这样一个观念或看法：大自然把我们制造出来时的那个形态，即每个人的裸体形态是毫无二致的，在赤裸裸的造物之间是不存在任何等级差别和不公正的东西。这一论断立即引起了我的嫌恶与反对，却很可能为平民百姓所欢迎，然而却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人们甚至可以这样纠正说：真正的和实际的等级差别恰恰出现在这种原始形态，而且只有当裸体显示了人类社会的这种天生的不公正和亲贵族的观念时，才可以称它是公正的。很早，我就感受到了这一点，那是在教父席梅尔普雷斯特尔将我的形体赋予更高的意义搬上画布时；或者当一个人完全摆脱了意外情况，孤立存在于像公共浴场里这样一些场合时，也会感受到这一点。想到这些，我内心充满一种兴高采烈的情绪和一种明显的自豪感，仿佛感到自己不是穿着令人迷惑不解的乞丐服装，而是以自由的和本来的形态，出现在一个高级委员会面前。
这间侧屋较窄的那一头对着检查室，门敞开着，一道木板墙虽然使我无法看到检查现场的情景，但是我耳朵还是可以非常清楚地跟踪里边的进展情况。我听到了军医要求应征者前后左右转动和从各个角度接受检查的命令，听到了他所提出的简短问题以及那个人所做的回答，也听到了他关于自己曾患过肺炎的笨拙托词，然而却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这一眼就被人给看穿了，一张完全合格证彻底驳倒了他的这些借口。这一裁决被另外一个人又重复讲了一遍，对他进行了另外一些检查后，下命令让他退了出来。吧嗒吧嗒的脚步声越来越临近，随即这个被征的人就出现在我面前了：一个卑贱的人。我看到，这个青年的脖子周围有一条褐色的条纹，两肩粗壮笨拙，胳膊肘处有黄斑，两膝粗实，两只脚又大又红。我竭力避免在狭窄的地方同他接触，而且就在这同一时间，一个鼻音很重、却又很尖的声音叫了我的名字，一个充当助手的下士出现在门口，向我招手，于是我从隔板墙后边走出来，向左转，保持着文雅大方、然而又无所求的姿态，向军医和委员会等着我的地方走去。
在这样的时刻，人很容易眼花缭乱，我由于精神既激动又不太清醒，所以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了眼前一切的轮廓：一张较长的桌子向右斜摆着，把房间的一角截断，在桌子后边坐着一排男人，有的朝前探着身，有的往后仰着背，有的穿军装，有的着便服。那位医生站在他们的左侧，由于他是背朝着窗子站在那里，所以我看他是非常模糊的。而我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感到内心很压抑，觉得自己是处于一种被暴露无遗和被抛弃的境地，感到自己仿佛是孤立无援的，失去了任何联系，变成了既无姓名又不知多大年纪的人，是在一个空旷的空间里无拘无束地自由飘荡——这种感受，我不仅认为是令人愉快的，而且甚至把它作为十分珍贵的东西保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尽管我的心肌还在颤抖，我的脉搏还在剧烈而又不太规律地跳动，但是我的精神这时虽不能说是清醒的，但至少是完全冷静的。因此，我在下边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人为促成的结果，而是以极其自然的方式出现的，甚至使我自己在当时都感到出乎意料：正如事先做长时间的训练，对未来的事情进行认真深入的考虑会带来益处一样，在实际运用时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某种介乎行为与结果、主动与被动之间的类似梦游的中间东西，而这几乎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由于现实提出的要求往往比我们事先所做的最坏想象要小，这就更不会引人注目，这时我们的处境犹如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人，投入了战斗，其实他只需要动用一件武器就可以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因为，凡是对自己有信心的人，都会做好最困难的准备，以期能比较容易地经受住考验，而当他只需要动用最温和、最不惹人注目的手段就可以取胜时，他会感到非常欣慰，因为他本来就厌恶那些粗野残暴的手段，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会去动用它们。
“这是一个一年志愿兵，”我听到委员会坐的那张桌子旁有人在用低沉却满怀善意的声调解释道，但是我立即又听到另一个人，也就是那个鼻音很重的人纠正说道，我只是一个应征新兵，这使我感到有些不快。
“请您走近点！”那位上尉军医说道。他讲话的声音很微弱。我驯服地遵照他的命令去做了，来到紧靠近他面前时，以某种略带傻气、然而又不是令人讨厌的肯定口吻说道：
“我是完全合格的！”
“这用不着您来做判断！”那人把头向前伸了一下，摇晃了几下，气愤地回答说。“请您只回答我向您提出的问题，不要掺杂个人意见！”
“是，医生将军，”尽管我清楚地知道他最多不过是个少校军医，但我还是轻声地这样说道，并以吃惊的目光凝视着他。这时，我把他看得稍微清楚了一点。他身体消瘦，穿在身上的军服到处是褶子，显得肥大；衣袖太长，把半只手都遮住了，只露出几根干瘪的手指，袖章很大，几乎一直达到胳膊肘处。一道稀疏细长的络腮胡子，像他那直耸耸的头发一样，呈一种暗淡的、让人说不出的颜色，这使得他的脸显得很长，尤其是当他常常半张着嘴、两颊空空地把下颏耷拉下来时，显得更长。在他那两只发红的眼睛上，戴着一副银框的夹鼻眼镜，不过这副眼镜是可折式的：一片镜片遮在眼睛上，而另一片则离眼睛很远。
这就是我那对手的外表形象；听到我对他的这个称呼后，他笨拙地微笑了一下，用眼角向委员会的桌上瞥了一眼。
“请抬起胳膊来！请讲讲您的平民生活情况！”他一边说着，一边像裁缝一样用一条刻有白色数字的绿色米尺量我的胸和背。
“我打算，”我回答说，“进入旅馆业。”
“旅馆业？您是这样打算的。那什么时候啊？”
“我和我的家属一致商定，在服完兵役之后就开始这一生涯。”
“哼。我没有问您的家属。他们都是您的什么人？”
“席梅尔普雷斯特尔教授，我的教父，我的母亲，一位香槟酒厂老板的寡妇。”
“原来如此，这样，一位香槟酒厂老板的……您目前都在干些什么？您有点神经质吧？为什么您总是这样耸肩膀？”
的确，自我站在那里以来，就半下意识地、完全是随机应变地耸起肩来了，虽然不十分急促，但也是经常反复出现的，而且耸动的方式很奇特，我也说不出这是什么原因，觉得这很适宜。我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不，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有神经质的毛病。”
“那您就别再耸了！”
“是，医生将军先生，”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但是就在这同时又耸了一下，他可能没有发觉。
“我不是医生将军，”他咩咩地尖声驳斥我道，同时用力地摇晃着他那伸向前的脑袋，使得那副夹鼻眼镜差点儿滑下来，以致他不得不用右手的所有五根手指一齐将它扶正，但并没有把眼镜弯曲这个根本毛病消除掉。
“那就请您原谅，”我声音非常轻地回答说，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那就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我束手无策，毫不理解地向四周环顾着，仿佛带着恳求的目光向坐成一排的委员会的先生们望去，从他们的表情中我看出某种同情和好奇心。最后，我未出声地叹息了一下。
“我问的是您目前干的工作。”
“我在帮我母亲，”我听后控制住自己的喜悦，立即回答说，“她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经营一家较大的旅馆，或者叫公寓吧。”
“真了不起啊，”他带着讽刺口吻说道。“咳嗽一下！”紧接着他又命令道，一边把他那个黑色的听诊器放到我身上，躬着身子听我心脏跳动的情况。
在他用这个器械在我的身上四处挪动期间，我必须经常人为地制造咳嗽。接着，他放下听筒，从就近的一张小桌子上抓起一个小锤子，开始敲起来。
“您患过较严重的疾病吗？”这当儿他问了这么一句。
我回答说：
“没有，军医先生！从来没有得过较重的病！我感到，我是非常健康的，过去除了一些不很严重的不舒适外，一直是非常健康的；我感到自己对各兵种都是极适宜的。”
“请您住嘴！”他突然中断了听诊，对我说道，并躬着身气愤地瞪着我的脸。“请您不要再讲合格不合格了，这是我的任务，请您不要再讲废话了！——您在一直不停地讲废话！”他又重复地说了一句，仿佛是让我分散了注意力；他中断了诊查，挺直了身子，向后稍稍仰了一下。“您这样讲话真有点无拘无束，这我早就注意到了。您到底是干什么的？您读过什么学校？”
“我读过六年普通中学，”我轻声轻气地回答说，一边做出一副很忧虑的样子，因为我刚才曾使他感到诧异，并激怒了他。
“为什么没上七年级？”
我垂下了头，从下边向他瞥了一眼——这一眼仿佛是会讲话似的，很可能打动了被看的人的心。“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这一瞥仿佛是在这样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强迫我讲话？难道你看不到、听不到和感觉不到我是一个特殊的上等青年？在我欢快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深的、对生活充满敌意的伤痕。你这样迫使我在这么多有威望的先生面前暴露自己的羞耻，难道你会感到安逸吗？”这就是我这一瞥所要表达的意思。善于判断的读者们，尽管我这时痛苦的抱怨的表情是有意做出来的，是为了达到一个明确目的，但是我以上这些话并不是撒谎。被断定为是谎言与虚伪的东西，必然是不正当地仿效了一种意识，由于谎言与虚伪的特征同任何真知灼见和实际根本不相符，所以必然以丑态百出和拙劣失误这样一种可怜的结局而告终。难道我们不可以根据情况决定随便在任何时候表达我们的宝贵经验吗？我的目光讲到了我对生活中的某些不公正和使人窘迫的事情的早期认识，讲得很快，充满悲怆和责难。然后，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请您回答！”这位少校军医以较为温和的口吻说道。
我在同自己进行斗争，以犹豫不决的口气回答说：
“我在学校里学习落后，没有达到教学的要求，因为那时我身体经常不舒服，不得不卧床休息，老是旷课。另外，老师们还认为我不专心和不努力，因而应该受到责备，这使我感到很压抑，并且失去了信心，因为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方面有任何过错和疏忽。不过，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功课被我漏掉了，不是没听到或者没有记住，那些功课有时是刚教过的课程，有时是规定的家庭作业，我未完成，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留了作业，这并不是由于我想了一些其他不应该想的事情，而完全是因为在留这些作业时，我根本不在场，不在教室里。这在学校领导看来就构成了对我进行训斥和严厉惩处的理由，而在我个人看来却是进行大的……”
讲到这里，我没有词儿了，感到不知所措了，于是沉默下来，并且奇怪地耸了耸肩。
“住嘴！”他说。“您耳朵聋不聋？请您往那儿再后退几步！请您重复我讲的话！”于是，他开始用力撇他那干瘪的嘴和淡淡的胡子，样子显得十分可笑，一丝不苟地轻轻地讲出“十九、二十七”及其他一些数字，我都毫不厌烦地及时而又准确地重复说了出来，因为我的听觉器官像所有其他器官一样，不仅具有一般的素质，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特别灵敏、精良，而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需要对此加以隐瞒。就这样，我对他以嘘气方式讲出来的各种组合数字都听清楚并重复讲出来了，看来我的这个优良天赋使他很感兴趣，于是他进一步又做了试验，让我到房间最远的角落里去，让我从六七米的远处听他与其说是讲出来不如说是吞下去了的四位数字；当我半猜半听地把握住并讲出了所有他几乎没有出声讲出的数字时，他半张着嘴向委员会坐的桌子方向投去了至关重要的目光。
“好，”他终于以做作的冷漠态度说道，“您的听力相当好。请您再过来，详细地给我们讲讲使您有时不能去上学的不舒服的病。”
我得意洋洋地走了过去。
“我家的家庭医生，”我回答说，“卫生督监杜星常常把这病说成是一种偏头痛。”
“是这样，你们有家庭医生。他是一位卫生督监？他把这病说成是偏头痛！这种偏头痛都有什么症状？请您给我们讲讲病情！头痛吗？”
“头也痛！”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同时恭敬地注视着他，“另外，两只耳朵还耳鸣，不过主要是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感，或者说是全身的一种绝望情绪，最后演变成剧烈的窒息痉挛，几乎能使我从床上甩出去……”
“窒息痉挛？”他说道。“不是别的痉挛？”
“不，肯定不是别的痉挛，”我斩钉截铁地向他保证说。
“但是，耳鸣……”
“是的，同时还有耳鸣。”
“这病都是在什么时候发作？大概是在心情激动之后吧？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缘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迟疑不决地回答说，并以探寻的目光望着他，“在我上学期间，恰恰是当我在班上遇到这样的麻烦，也就是遇到前边我所讲的那种烦人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您有些东西没听见，就好像是您不在场似的，是吗？”
“是的，主任医生先生。”
“哼，”他说道，“现在请您仔细回想一下，并确切地告诉我们，您是否注意到：在这样您感到好像不在场的偶然现象之前，有没有出现过某些迹象，并且通常都能预示这种偶然现象的出现。请您不必害臊！丢掉任何可能的爱面子心理，自由大胆地讲出您是否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到了这类现象！”
我盯着他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双眼，过了一阵子才慢慢点了点头，显得心情很沉重，也可以说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是的，我常常感到很奇怪；当年我就感到奇怪，而且可惜现在有时也还觉得奇怪，”我终于开口讲话了，声音很轻，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时，我仿佛觉得自己突然来到火炉旁，于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先是两条腿，后是上肢各部分感到非常温暖，仿佛有东西在使我感到瘙痒，这使我感到很惊奇，尤其是当眼前同时出现了五颜六色、绚丽多彩、然而却使我充满恐惧感的变幻时，我更感到惊奇，如果允许我再提一下那种瘙痒的感觉，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蚂蚁在身上爬的感觉。”
“哼。这样一来，您就对一些课听不进去了。”
“是的，是这样，军医院院长先生！我对自己天性中的某些东西也感到不可理解，这在家里也给我带来了不愉快，比如有时我就发现，在吃饭时汤匙不知不觉地滑出手，汤把桌布弄脏了，事后母亲责备我说，都长成大人了，在客人——多数是舞台艺术家和学者——面前，还这样毛手毛脚。”
“就这样，您的汤匙滑出了手！而您是稍后一些时候才发觉的！您讲过您家有位家庭医生，是位卫生督监，还是别的什么头衔，请您告诉我们，难道您从来都没有对他讲起过这些小小的失误吗？”
我轻声地、哭丧着脸回答说：没有。
“为什么不讲啊？”他执意要知道。
“因为我感到害臊，”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而且不想对任何人讲，因为我觉得似乎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秘密保留在心里。另外，我还暗自希望，这种现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对某人可以信赖到这种程度：向他供认这一切的出现使我常常感到多么奇特。”
“哼，”他哼了一声，不无讥讽地撅了撅他那稀疏的胡子。“所以您认为，可以把这一切简单地解释成偏头痛。您是不是还说过，”他继续说道，“您的父亲曾是位造酒的人？”
“是的，他在莱茵河边曾有过一家香槟酒厂，”我彬彬有礼地说道，对他的话既予以肯定，同时又做了纠正。
“对，一家香槟酒厂！那他一定是一位出色的葡萄酒行家了，您的这位父亲？”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少校军医先生！”在我高兴地讲这句话时，委员会坐的桌子那边发出了欢声笑语。“是啊，他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另外，他为人并不奸诈，只是喜欢喝两杯，正像人们所说的，是个真正乐天的酒鬼，不是吗？”
“我的父亲，”我似乎抑制了一点自己的兴奋情绪，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回答说，“他本人对生活是非常热爱的，这我可以向您保证。”
“是这样，这样，热爱生活。可他是怎么死的啊？”
我沉默未答。我凝视了他一眼，把头垂下了。后来，我以改变了的腔调回答说：“假如允许我非常诚恳地请求少校军医先生发点善心，不要再坚持问这个问题……”
“您在这里无权拒绝提供任何情况！”他大声喊叫着回答我说。“我所问您的问题，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您提供的情况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我提醒您，为了您本人的利益，请您将您父亲死的情况如实地告诉我们。”
“他得到了教会主持的葬礼，”我回答说，此时思想斗争剧烈，心潮起伏，以致没能按次序将事情经过都讲出来。“为此，我可以出示证明和文件，他是经教会埋葬的，去打听一下，就会知道有几位军官和席梅尔普雷斯特尔都曾为他送过殡。宗教督监查特奥甚至在他致悼词时说过，”我讲话时的情绪愈来愈激动，“那支枪是在我父亲拿起来要检查时不小心走火的，他之所以当时手发抖，不能自主，那是因为我们该大难临头了……”我说了“大难”并用了一些其他过火的字眼。“于是，毁灭就来重重地敲我们的门了，”我说这话时有点不能自制了，为了能说明问题，甚至用弯曲的食指不停地指点着，“因为我的父亲陷入了恶棍的圈套，这些吸血鬼，是他们扼杀了他，所有的东西都被出卖了，处理了……玻璃……琴……”说到这里，我严重地口吃起来，脸色也明显地改变了，因为这时应该在我身上发生某种冒风险的事，“风鸣……车……”就在这时，出现了下列情形：
我的脸变形了——不过，只这样一说，还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在我看来，这脸变形的方式是前所未见的，可怕的，可以说不是人的激情，而只能是魔鬼的影响与驱使才会使人的脸出现这样的变形。我的脸的各个部分确实是向上下左右四方扯开，然后立即又极力向中间收缩回去；紧接着，半边脸露着从牙齿发出的可怕的狞笑，先使左颊后使右颊扯裂，与此同时，同一边的眼睛竭力紧闭，而另一边的眼睛则无限睁大，使我明显而又可怕地感到这只眼球仿佛要跳出来似的——只要愿意，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会跳出来，而且这时不是细心关心眼球的时机。如果说这样一种违反常态的面部表情在外界就能引起极大的惊愕——也可称为震惊，那么，这只不过是一个序幕与开端；一场真正的魔女式的丑态大表演还在后头，在未来的几秒钟内，人们可以看到在我这张青年人的脸上展开的一场各种怪相的大会演。对我的相貌的各种变形一一加以描述，把嘴、鼻子，眉毛和两颊，简而言之，颜面各部分肌肉所呈现的各种可怕的丑态，都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尽管这些丑相是不断变幻的，没有一个是重复出现的，但是，做这样一番描述恐怕是太过于冗长烦琐了。我只想告诉大家，同这些相貌的现象相协调一致的情感的变幻过程，即愚蠢的欢乐、极端的惊异、疯狂的恣情纵欲、非人的痛苦以及咬牙切齿的癫狂——仿佛所有这些感情都不是来自我们这个世界，而是属于一个恶魔的天国，在那里我们会吃惊地发现，我们的这些尘世上的激情被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再现出来。我们通过表情所感受到的这些激情，难道不会以暗示的和模模糊糊的方式在我们的灵魂中再产生出来吗？在这期间，尽管我在原地直挺挺地站着，但是我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并没有静止不动。我的头在来回转动着，有几次几乎要缩到脖子里去了，仿佛有魔鬼要把我的脖子折断似的；我的肩膀和两臂仿佛脱了臼，胯骨弯曲了，双膝相互顶起来，肚子收缩空瘪了，同时各条肋骨仿佛要戳穿皮肤出来，脚趾在痉挛，没有一根手指不是像动物的爪一样弯曲着，犹如被捆绑在地狱的刑具上，我就这样坚持了大约四十秒钟。
这段时间，由于情况艰难，显得很漫长，在这期间，我是没有知觉的，至少记不起周围环境和观看的人，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我确实根本无法分辨清楚他们。有粗野的喊声，从远处传到我的耳中，但是我没有办法听清楚都喊了些什么。我坐到那位少校军医急忙推给我的一把椅子上后，才重新恢复了知觉，狼吞虎咽地喝了几口有点温和的、味道不正的自来水——这也是这位穿军装的学者设法给我弄来的。委员会的几位先生都霍地站起来，越过那张桌子躬身向前望着，面部表情惊愕、激愤，同时也感到厌恶。另一些先生则以较为文雅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刚刚见到的一切的惊诧。我看到其中有一位先生将握起的双手紧紧地贴在双耳上，仿佛是由于受了某种传染，他的脸部也变形了似的；而另一位则用其右手的两根手指捂着嘴唇，两眼则不停地飞快地眨着。至于我自己，在赶快结束这场使我只能感到不体面的表演之前，我没有急于以恢复了常态的、当然仍有些惊慌失措的表情向周围张望一下。我迅速而又晕头转向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他身旁站成军人立正姿势，这当然是同我的纯平民的身份不相称的。
这位少校军医向后退了几步，手里还一直握着那个水杯。
“您的头脑清醒了吗？”他以一种既气愤又同情的声调问我。
“遵命，军医先生，”我用殷勤的口吻回答说。
“您还能回忆起刚才经历过的事情吗？”
“我恳切地请您原谅，”我回答说，“刚才，我一时有点心不在焉。”
从委员会坐的桌子那边传来的回答是一阵短暂的、然而却是刺耳的笑声。有人喃喃自语地重复讲着“心不在焉”这几个字眼。
“看来，您刚才是有点精神不十分集中，”少校军医冷淡地说。“您是在一种情绪激动的状态下到这儿来的吗？对我们决定您是否合格，您是不是感到特别紧张？”
“我承认，”我对此回答说，“假如我被刷下来，那我会感到非常失望的，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把这样的消息告诉我的母亲。从前，她在家里见到过很多军官，并且对军队极为钦佩。因此，她特别盼望我能够应征入伍，她不仅期望这对我的教育会有很大益处，而且使我的有时不很健康的身体也能像她所期望的那样强壮起来。”
看来，他很蔑视我的这番话，认为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
“免除兵役，”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的水杯放到小桌子上，也就是他放米尺、听诊器和小锤子等器械的地方。“兵营可不是疗养院，”他转头越过肩膀冲着我说，随后又面向了委员会桌旁的先生们。
“这个应征者，”他略带咩咩的声音解释说，“患有癫痫发作症，这已足够断定他不符合服兵役条件。根据我的诊断，在他身上有其嗜酒成癖的父亲遗传的因素，他的这位父亲是在经济破产之后自杀身亡的。从患者刚才的那些当然是相当笨拙的描述中，显然可以看到所谓的癫痫征兆。另外，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种严重的烦躁情绪，有时使得他不得不卧床休息，我们的那位地方同行，（讲到这里时，在他那干瘪的嘴唇上又流露出一种毫无表情的嘲讽）以为可以解释成为所谓偏头痛症，其实从科学上来讲，正是癫痫病发作后出现的抑郁症。有一点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这种病的特征，就是患者对自己发病时经历的一切都保持缄默，尽管他是个爱讲话的人，但是，正如我们大家刚才所听到的那样，他对任何人都保守秘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在很多癫痫病患者的头脑中，仍然保留着自古以来关于这种神经性疾病的一些带有神秘、迷信色彩的看法。这位应征者到这里来的时候，正处于激动的和紧张的精神状态。他的那种得意忘形的讲话方式，就引起了我的疑心。后来，我发现，他的心脏虽然从机体上来看是没有毛病的，但是跳动得极不规律，另外他那种看来是无法控制的习惯性耸肩动作，都暗示出他有神经质的素质。我想作为这种疾病的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征兆指出的，是这位患者在接受进一步检查时所表现出的听觉器官的那种令人惊异的过分锐敏性。我们刚才看到患者病情的这种相当严重的发作，也许是数小时以来已潜伏存在了，只是由于我提出的一些他所讨厌的问题，才使他受到刺激而发作起来，我毫不迟疑地认为，他的器官的这种超乎寻常的锐敏程度同这一发作是有联系的。我建议您，”至此，他结束了他那明晰的、带有学术性的论述，把脸重新怠惰地、轻蔑地转向了我，“去找一位内行的医生治疗一下。您被解除了兵役义务。”
“解除了兵役义务，”这个我所熟悉的，带有严重鼻音的声音又重复讲了一遍。
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一动未动。
“您免除了兵役义务，可以走了，”讲这话的人是个低音，对我不无同情心与善意，正是他当初区分得很仔细，把我归并到一年志愿兵之列。
这时，我用脚尖使劲站立起来，提起眉毛，睁大眼睛，恳求地说道：
“难道就不能再试一试了吗？难道说士兵生活不会使我的身体变得更强壮一点吗？”
委员会桌子旁的几位先生笑得肩膀直抖动，而这位少校军医仍然是表情严肃，铁面无情。
“我对您再说一遍，”他很不客气地冲着我的脸说道，“兵营不是疗养院！退下！”他咩咩地说道。
“退下！”这个有浓重的鼻音的声音又重复讲了一句，这时又叫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个被叫到的人，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是叫“拉特”，这时已轮到以“L”开头的姓名了。于是，一个胸毛茸茸的无赖汉登场出现了。而我鞠了个躬，退到隔壁屋子里去了，在我穿衣服期间，那位做帮手的下士来同我聊起天来了。
我这时虽然心里很高兴，但是表情还是严肃的，而且由于经受了这样一番达到极限的、几乎不是人所能忍受的折腾（在这过程中，我既是表演者又是受害者）之后，感到筋疲力尽了；另外，我由于一直在回味着那位少校军医所讲的关于过去人们对这种神秘疾病的看法——他把我也视为这种病的患者之一，所以我几乎没有注意听这位满头波纹式头发，留着卷起的胡髭、佩戴着普通肩章的士官对我讲的一些十分亲切友好的话，到后来我才回忆起他所讲的那些非常朴实的话。
“真可惜，”他边说，边注视着我；“您真可惜，克鲁尔，或者您有另外的称呼。您是一个很合适的小伙子，您入伍当了兵，一定能成材。在我们这里，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某人是否能成材。您真可惜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您有这种天分，您肯定能成为一个好兵。假如您超期服役，说不定您还会成为下士呢！”
如前所说，这番十分亲切的话是后来才为我所回味到的，在火车飞驰的轮子送我回家的途中，我才暗自想到，也许这个人讲的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当我想象着，穿上一套军服会有多么超然出众、洒脱自然和令人折服；只要穿着它，会产生多么令人满意的效果；穿上它，我的人格会得到怎样的升华，——想到这些时，我甚至几乎感到了遗憾：是我自已有意堵塞了通向一个如此适宜于我的生存形式和通向一个显然可以使自然等级观念得到充分施展的世界的道路。
当然，再进一步深思熟虑一下，我会得出这样的认识：跨入这样一个世界只能意味着是一个严重的过错与失误，因为，我毕竟不是诞生在马尔斯[5]的星宿之下——至少从特殊和实际才能上来说，都不是的。尽管战争的严酷、自我节制和危险会构成我的这种奇异的生活中最突出的特征，然而我的生活首先还是建筑在自由这一前提和基本条件之上的，这一条件同以任何形式将我束缚到一种简单的实际状态的做法，都是难以协调一致的。因此，如果说由于我过着一种士兵式的生活，就认为我应该作为一个士兵去生活，那将是一个愚蠢的误解；是的，如果说有必要对一种像自由这样崇高的感情财富，理智地加以确定和描述的话，那似乎可以这样说：允许一个人象征性地像士兵那样去生活，但不去当兵，即比喻地，而不是按字面意义地像士兵那样去生活，这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