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迦勒节[10]来到了，秋天已使有树木的马路上布满落叶，这时对我说来，走上教父席梅尔普雷斯特尔通过他在世界各地的交往为我找到的岗位的时刻到来了。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同母亲（她所经营的公寓因雇佣了一个女佣人，稍微兴隆起来了）亲切告别之后，带上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有限的一点衣物，登上火车，风驰电掣地奔向新的生命目的地——不是别处，正是法国的首都。
车轮在飞快地转动，发出咯噔噔的响声，车辆颠簸着，在一节由紧挨着的几个单间组成的三等车厢里，每条黄色的木板硬凳上，坐着人数不等的旅伴，他们都是些下等人，整整一天不是感到无聊透顶，就是打鼾睡、咀嚼东西、闲聊和玩纸牌。不过，还能引起我欢心的是几个二至四岁的小孩，尽管他们有时奇声怪叫，甚至狂叫。我从母亲给我准备的一口袋便宜的奶油糖果中掏出几块，分送给他们，因为我一直喜欢干这种分发东西的事儿，而且后来用那些从富人手中转到我手上的财宝做了一些好事。这些小家伙一再地蹦蹦跳跳地跑到我这里来，把粘糊糊的小手放到我身上，喋喋不休地向我讲述着，而我出乎他们意料地完全学着他们的样子回答了他们，这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我对那些成年人虽然持非常冷淡的态度，但是我的这个行动却促使他们不时地向我投来友善的目光，尽管我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不过，这一天的旅行再一次告诉了我这样一点：一个人在思想和精神上越是容易接受外界的刺激，在见到粗俗丑陋的人时越是容易陷入深深的不悦之中。当然，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对自己的丑陋也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也有自己小小的欢乐，但常常也有沉重的忧虑，简而言之，他们也会像其他生物一样去爱，去忍受，去承受生活的重担。从道德的观点来说，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他人的同情。但是，自然赋予我的锐敏的和毫不讲情面的审美观，却迫使我将目光从他们身上转移开。他们只是在非常年幼时，就像这些接受我的糖果的小家伙，还是可以忍受的，我由于运用了他们的讲话方式，逗得他们笑得非常开心，从而使我对人也和蔼亲切起来。
为了使读者放心，我想顺便在这里交代一句，这是我最后一次乘三等车，在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气氛的陪伴下旅行。可以称为命运的力量，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按着不为人所知的、然而却是准确无误的法则，在很短时间内就找到了防止这种情况再现的办法和途径。
我的车票，当然是完全合格的，而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玩味着这样一种乐趣：这车票是这样毫无疑义的合格，从而使得我本人也变得这样完美合格，所以那些淳朴的、身穿粗料制服的乘务员在一天的过程中一再来到我坐的木板椅子的角落，检票并用打眼机在票上打洞，最后总是怀着一种公务上的满意心情默不作声地将票还给我。他们默不作声，而且没有表情，也可以说是以一种近乎于无动于衷、甚至到了不自然程度的冷漠表情，这促使我再一次动脑子去思考，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公职在身的人，为什么对周围的人会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没有任何一点好奇的表示。站在这里的这个憨厚老实人，就是那个在我的合格票上打了个洞的人，他是以此来养家糊口的；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家庭在等待着他，他手指上戴着一个结婚戒指，说明他有妻子儿女。不过，我只能装作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个人情况的样子，而且向他打听这方面的任何情况都是极不适宜的，因为这很可能暴露出我把他不仅仅看做是一个执行公务的傀儡。反过来，我也有自己的特殊生活背景，他也很可能向我询问这方面的情况，不过，这样做既不是他的权利，也不符合他的身份。我这个同样是傀儡式的旅行者的车票是否合格，这是他所关心的一切，至于这张票用过和被人收走之后，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对此，他只能闭上眼睛不去顾及。
在他的这种态度中包含着某种罕见的不近情理的东西，包含着某种人为的东西，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只要偏离这种作法，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把话题扯得很远，是的，只要稍微废弃这种作法，往往就会带来麻烦的局面。真的，在接近黄昏时分，有一个乘务员腰带上挂着一盏灯，来到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微笑着把车票退还给我，他所以冲着我微笑，显然因为我是个青年人。
“去巴黎？”尽管他对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十分清楚的，但还是这样问道。
“是的，检查官先生，”我回答说，并向他亲切地点了点头。“我是要到那里去。”
“您打算在那里干些什么？”他觉得可以这样进一步问我。
“您猜猜看，”我回答说，“在别人的推荐下，我到那里将从事旅馆业方面的工作。”
“瞧瞧！”他说道，“祝您运气好！”
“祝您也运气好，检查官先生，”我回敬他道。“请代我问候您的夫人和孩子！”
“好的，谢谢——呐！”他有点不知所措，语无伦次地笑着回答说，然后又急忙向前走去，尽管地上没有任何障碍物，但却踉跄了一下；由此可见，人情的力量竟能使他脚步紊乱……
在边界站上，所有的人都必须提着自己的行李下车，接受海关检查。这时，我同样感到轻松愉快，心地坦然，因为我的小箱子里确实没有任何需要对检查官隐瞒的东西。另外，由于检查官们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服侍那些高贵的旅客，让他们先受检查，对那些卑微的人检查得非常彻底，把他们的那点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这样就使我们不得不等很长时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欢欣的情绪。我终于来到检查官面前，把随身带的那点东西摊开，起初，看来他决意把每一件衬衣、每一双袜子都抖搂开，仿佛要从中找到点隐蔽的东西似的；我同这个人立即用事先想好的话攀谈起来，很快就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因而也就不再把所有的东西都抖搂出来。有人说，法国人喜欢并尊重谈话——的确如此！难道不正是语言使人有别于动物吗？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一个人讲话的水平越高，那他脱离动物状态也就越远——当然是要讲法语。因为，这个民族只把法语视为人类的语言，正像我也可以想象得出的一样：古希腊的各个幸福欢乐的部落把他们的方言看作是唯一的人间语言，至于所有其他语言只不过是粗野的吼叫和呱呱喊声而已。这一观点，世界上的其他人由于把希腊语像我们今天对待法语那样看作是最美好的语言，也是或多或少都赞成的。
“Bonsoir，monsieur le commissaire！”[11]我在这样向这位海关人员打招呼时，用一种歌唱般的深沉的声调在“检查官”（commissaire）这个字的第二个音节上停留了一下。“Je suis tout à fait à votre disposition avec tout ce que je possède. Voyez en moi un jeune homme très honnête，profondément dévoué à la loi et qui n’a absolument rien à déclarer. Je vous assure que vous n’avez jamais examiné une piéce de bagage plus innocente. ”[12]
“Tiens！”[13]他边这样说着，边仔细地端详起我来。“Vous semblez être un drôle de petit bonhomme. Mais vous parlez assez bien. Êtes-vous Français？”[14]
“Oui et non，”[15]我回答说。“A peu près. A moitié-à demi，vous savez. En tout cas，moi，je suis un admirateur passionné de la France et un adversaire irréconciliable de l’annection de l’Alsace-Lorraine！”[16]
这时，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可以称得上十分激动的表情。
“Monsieur，”[17]他十分庄重地做出决定后说道，“je ne vous gêne plus longtemps，Fermez votre malle et continuez votre voyage à la capitale du monde avec les bons vœux d’un patriote français！”[18]
在我一边向他表示感谢一边收拢我那点内衣时，他已经在我敞开的手提箱的盖子上用粉笔画了一个记号。可是，当我急急忙忙地把东西重新装进箱子时，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这个我刚才还是那样理直气壮地赞扬过的箱子，不再是完全清白无辜的了，因为这时箱子里多了一点从前没有的小东西。在一根用白铁皮包起来的栏杆和行李台后边，检查员们正在执行公务，有一位中年夫人紧挨着栏杆和行李台站着；她身穿貂皮大衣，头戴一顶配有鹭翎的、形似钟状的天鹅绒帽子，探着身子越过她那敞开着的大箱子，同那位正在检查她的官员进行着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显然，这位官员是因她所携带的一种东西同她发生了意见分歧，其实不过是些花边之类的东西，这时他已把这些东西抓到手上了。在她所携带的那些好东西中，他只把这些有争议的花边抽了出来，另外还有几件东西堆在一起，一直摊到我的东西边上了，挨得最近的是一个外表看上去非常贵重的摩洛哥皮革制作的小盒子，四四方方像个大骰子，在我的那位朋友往我的箱子上画查讫记号时，这件东西不知不觉地也一起滑到了我的箱子里来了。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不如说是机会促成的，而且是在我心情愉快的情况下顺便实现的，也可以说是我同这个国家当局的十分良好的关系在我身上所激发起的兴高采烈的情绪的产物。不过，在以后的旅途中，我脑子里确实几乎没有再去想这个飞来的横财，只是偶尔闪过这样的问题：这位女士在重新装箱时会不会发现少了这个小盒子。不久，我就有机会了解到这方面的确切情况。
于是，我所乘坐的列车经过十二小时（包括站上停车）的行程，这时放慢了速度，徐徐驶入巴黎的北站。搬运工正忙着殷勤地照料那些带着大量行李的有钱的旅客，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正在同前来迎接的亲朋好友拥抱亲吻，乘务员们也正在不厌其烦地从车门和窗口上为他们往外递手提包和毛毯卷，这时我这个无人理睬的青年，在一片嘈杂混乱中默默地从这个为社会三等公民准备的车厢走下来，手中提着那个小手提箱，离开了喧嚣的、却并不很华丽壮观的候车大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天正下着濛濛细雨，所以外边的马路上非常肮脏泥泞，我由于提着箱子，走到马路上后，不时有马车夫冲我举起鞭子，向我喊着“唉！坐车走吧，mon petit？”或者“mon vieux”[19]之类的话。可我用什么来付车费呢？我几乎是囊空如洗，那个小盒子即使将来能使我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其中的东西至少在这里还不能加以利用。再说，乘出租马车来到未来的工作岗位，也不能说是合适的。尽管这段路程可能很远，但是我还是打算步行到那里。为了能到达旺多姆广场，我彬彬有礼地向过路的行人打听着需要去的方向（为了不引人注目，我既没有说出这家饭店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圣-奥诺雷街），可是有好几次这些行人连脚步都没有停下来，更不用说听我的询问了。其实，我的外表不能说是惨如乞丐，因为我那善良的母亲为了打发我进行这次旅行，还是破费了几个钱的。我的鞋子重新换了底，破处都修补好了；我身上穿着一件有暖手口袋的暖和短大衣，头上戴着一顶非常好看的运动帽，帽檐下露出黄褐色的头发。然而，在我们文明社会的宠儿们看来，一个雇不起搬运工、只能自己提着行李走在大街上和乘不起马车的青年人，是不值得理睬的，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某种恐惧感在告诫他们，不要同他有丝毫的牵连，因为他很可能陷入了一种令人忧虑的状况，即贫穷之中，因而有干更坏的事情的嫌疑，因此在这些人看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对社会秩序的这样一个庸品置之不理。人们都说“贫穷不是耻辱”，但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在那些阔绰富有的人看来，贫穷是极其可怕的，也可以说一半是污点一半是一般性的斥责，总而言之是非常令人厌恶的，因此，同贫穷沾了边就很可能导致令人不悦的后果。
人们对待贫穷的这种态度，我已不止一次观察到了，这使我感到很痛心，现在在这里也是如此。最后，我拦住了一位老妈妈，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推着一辆装满瓷器餐具的旧小孩推车；正是这位老太太不仅指给了我要去的方向，而且向我描绘了我可以登上通向那个著名广场的公共汽车的车站。这段路程所要花费的少量几个苏[20]，我还是有的，因此我对她的这一提示感到十分高兴。这位善良的老妈妈，在她向我提供这些提示时，越是长时间地注视着我的脸庞，她那没有了牙齿的嘴就扯得越宽，发出了极为亲切友好的微笑，最后她竟用她那粗糙的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脸，说了句：“Dieu vous bénisse，mon enfant！”[21]她的这一抚爱动作给我的鼓舞，比后来某些更为漂亮的手给我的抚爱更大……
巴黎给我这个从火车站进入市区街道的来访者的最初印象，并不是令人陶醉的。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接近宽广雄伟的市中心，当然人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辉煌壮丽的景象。我上了公共汽车，坐在一个抢到的窄小的座位上，将小手提箱放到双膝上，怀着一种即使不能算是胆怯的心情（我作为一个男子汉，极力对此加以压制），至少是以一种惊叹不止和极大谦恭的态度，向外张望着那些大街和广场上的绚丽多彩的景物：车水马龙的交通，熙熙攘攘的行人，五彩缤纷、一应俱全的商店，吸引着顾客的咖啡馆，放射着白色的电灯和霓虹灯光，因而令人感到耀眼夺目的剧院正面。与此同时，乘务员报着各站的名字——过去，我那可怜的父亲经常以一种亲切的口吻提到这些名字，如“Place de la Bourse”、“Rue du Quatre Septembre”、“Boulevard des Capucines”、“Place de l’Opéra”[22]等等。
卖报小贩们发出的叫喊声震耳欲聋，大街上的灯光令人头晕目眩。在咖啡店前，一些头戴礼帽、身穿大衣的人，坐在天篷下面的小桌旁，将手杖夹在两膝之间，犹如坐在剧院正厅包厢里，观看着在他们面前滚滚而过的车辆行人，与此同时有一些黑呼呼的形体在他们脚之间寻觅着香烟头。他们根本不去理会这些人，也不去妨碍他们跪爬着所干的事。显而易见，他们是把这些人看作是这个文明社会的一个可以允许的常存现象，对这些人的这种无害的骚扰，他们是暗中感到高兴的。
将歌剧院广场同旺多姆广场连接起来的，是值得炫耀的和平大街，正是在这里，在一个贴着威严的皇帝[23]全身像的广告柱子旁，我下了汽车，步行去寻找最终要去的目的地——圣-奥诺雷街；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条街是同里沃利街平行的。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条街，“圣詹姆斯和阿尔巴尼”饭店几个亮晶晶的醒目大字，从远远的地方就非常清楚地映入我的眼帘。
这里，人们进进出出。有的先生准备登上已装好他们行李的车辆，正在给那些为他们卖过力的佣人付小费，而另外一些服务员则正忙于将新到来的客人的行李卸下车，扛进楼里去。当然，我要是承认，当我决定要大胆地进入这家座落在最繁华地点的豪华而又昂贵的饭店大楼时，我还是有某种胆怯感的，这一定会使读者觉得可笑。实际上，难道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不应该给我以勇气吗？难道我不是应聘到这里来的吗？难道我的教父席梅尔普雷斯特尔不是这家饭店总经理的挚友吗？尽管如此，我还是听从了谦虚谨慎向我发出的劝告，没有经过客人们进出的那两个玻璃转门中任何一个门，而是从边上的一个敞开的、扛行李的服务员走的旁门，向里走去。可是，这些服务员，也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反正认为我不属于他们一伙，把我挡了回来，于是我出于无奈，只好提着小箱子进入那两个华丽的大门之一；门在转动时弄得我很狼狈，幸亏一个安排在那里的、身穿带红条子工作服的小男佣人帮了忙，才通过去。“Dieu vous bénisse，mon enfant！”我无意识地用那位善良的老太婆的话对他说道，逗得他像在火车上同我玩耍过的那些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
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厅内竖立着斑岩圆形柱子，中二楼高处周围的画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大厅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整装待发的客人，其中包括一些女士，坐在放置在柱子旁的地毯上的圈手椅上，怀中抱着颤颤巍巍的小狗，等待着。一个身穿号衣的小服务员过于殷勤，想从我手里接过小手提箱，但是我没有撒手给他，而是侧身向右转向那很容易辨认的接待台，一位身穿带金袖章礼服的先生，两眼既无神又冷漠，显然期待着客人付给较多的小费；他能用三四种语言回答站在接待台周围客人们的询问，有时也会笑容可掬地把房间的钥匙递给那些伸手向他索要的客人。我排队等了好长时间才有机会问他是否知道，总经理斯图尔茨里先生在不在饭店里和在哪里我可以见到他。
“您想见斯图尔茨里先生？”他以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惊奇口吻盘问我，“那么您是哪一位？”
“这家饭店的一名新雇员，”我回答他说道，“是经人向总经理先生亲自推荐的。”
“Étonnant！”[24]这位自负的男人回答说，并以一种深深刺伤了我的灵魂的讽刺口吻补充说：
“我不怀疑，斯图尔茨里先生在非常不耐烦地等待着您的来访，已经有好几小时了。请您再往前走几步，到接待办公室去吧。”
“多谢，接待员先生，”我回答说。“愿今后有多多的小费从四面八方流入您的腰包，这样您不久就可以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
“混账！”我听到他冲我的背后这样喊了一句。不过，这既没有刺痛我，也没有激怒我。我提着手提箱向接待室走去。这间接待室确实距接待台没有几步远，座落在大厅的同一侧。这里围着的人比在接待台前更多。为数众多的客人希望能同在这里值班的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搭上话，询问他们所预定的房间情况，领取分配给他们的房间号码牌，最后进行书面登记。我花费了不少工夫，才挤到桌子前，终于来到两位先生中的一位面前；这是一位还很年轻的先生，留着一个圆形的小胡髭，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却显得面如土色，毫无生气。
“您想要一个房间吗？”他先这样问道，因为我很谦恭地等着他先开口讲话。
“噢，不，不是的，经理先生，”我微笑着回答说。“我是这家饭店的一分子，假如我现在就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叫克鲁尔，前名叫菲利克斯，我是根据斯图尔茨里先生同他的朋友——我的教父席梅尔普雷斯特尔先生达成的协议来报到的，来这家饭店做帮工的。这就是说……”
“退下去！”他轻声却急促地命令着我。“等着！退远点儿！”这时，他那如土色般的脸上泛起了一点红润，同时又不安地向四周环顾了一番，仿佛一个新的、尚未穿上工作服的雇员的出现，一个雇员作为一个人显露在客人面前使他陷入极大窘境似的。确实，有几位正在桌上进行登记的客人好奇地将目光转到我的身上，他们放下了手中的登记表朝我看。
“Certainement，monsieur le directeur！”[25]我轻声轻气地回答说，并远远地退到了那些在我之后到来的人后边。后来，人渐渐稀少了，几分钟之后，接待室就完全空了，这当然只是暂时现象。
“您是怎么回事儿？”那位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将他那犹如土色的脸转向了我，但是我还是离他远远的。
“L’employé-volontaire Félix Kroull，”[26]我回答他说，仍待在原地一动未动，因为我打算迫使他请我去接近他。
“那您倒是走近点啊！”他有点焦急地说道。“您以为我会高兴隔这么远同您喊话？”
“遵照您的命令，我来缩短这段距离，经理先生，”我边回答他，边高兴地向他靠近，“我只不过是在等着您下命令。”
“那我的命令，”他回答说，“就太有必要了。您想到这儿干什么？您怎么竟敢像客人一样大摇大摆地进入大厅，又毫无顾忌地混入到我们的顾客中来？”
“我恳求您原谅，”我非常谦恭地说道，“如果这是个错误的话。除了从正面穿过转门和大厅这条路外，我不知道有其他的路可以到您这里来。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到达您面前，即使是最肮脏的、最阴暗的、最隐蔽的、最靠后边的路，我都不会嫌弃的。”
“您这是什么话！”他回答说，这时他那犹如土色的两颊上，又泛起了一层好看的颜色。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爱脸红的习惯。
“看来，”他补充说，“您不是个蠢蛋，就是个有点聪明过头的家伙。”
“我希望，”我回答说，“很快就能向我的上司们表明，我的智慧是完全局限在恰如其分的限度之内的。”
“我很怀疑，”他说，“您是否能有这样的机会。据我所知，目前在我们的雇员队伍中还没有空缺。”
“尽管如此，还是请允许我提一句，”我这样提醒他说，“我的这件事是在总经理先生和他的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之间商定妥了的，这个人就是给我做过洗礼的教父。我有意没有向您问起斯图尔茨里先生，是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迫不及待地急于要见我，而且我也不幻想不久就能见到他，也许永远见不到他。不过，这关系不大。相反，我一心一意渴望的是能来拜见您，经理先生，并且最终从您这里得到指点，告诉我怎样和在哪里做什么工作，以效忠于饭店。”
“Mon Dieu，mon Dieu！”[27]我听到他边这样喃喃自语地说着，边从侧面墙上的架子上取下一本很厚的书，用右手中间的两根手指在嘴唇上沾湿了一下，不耐烦地翻着书。他在某一处停下后，对我说：
“不管怎么说，您得马上离开这里，退到比在这里更适合您呆的地方去！您被录用了，至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我解释说。
“Mais oui，mais oui！[28]喂，小伙子，”他边说着边转身向后，朝着那些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在办公室后边一条长凳上等着领取任务的尚未成年的小服务员中的一个说道，“你带这里的这位到最高层的四号职工宿舍去！你们只能用运行李的电梯！您明天清早听我们的信儿，”他最后还冲我这样讲了一句。“走吧！”
这个满脸雀斑的小伙子，显然是一个英国人，领我走了。
“你得帮我提一会儿这个箱子，”我在半路上对他说。“我向你说老实话，我的两条胳臂都麻木了。”
“你给我多少钱？”他用异乡音很重的法语问我。
“我分文没有啊。”
“那我也替你提一会儿。你可不要对四号宿舍太乐观了！糟透了。我们大家住得都很差。伙食也很坏，工资很少。但是，根本就别想罢工，因为在等着补我们空缺的人外边多得是。应该把这座吸人血的房子全烧掉。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你可要知道。Voilà ce que je suis. ”[29]
这是一个十分可爱、天真的青年。我们一起乘运行李的电梯来到第六层，即最高层，这时他又让我自己提箱子。我们来到一道灯光灰暗、没有铺长地毯的走廊，他指给我要找的门，说了句“Bonne chance”[30]就走了。
门上的牌子告诉我，正是我要找的那个房间。为了谨慎起见，我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回答；尽管这时十点已过，但是这间寝室里仍然是完全黑暗的，空无一人。当我打开那个光秃秃地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时，看到房间里确实不能说是讨人喜欢的。有八张上下双人床像船舱里那样两个顶在一起靠墙摆着，床上铺的是灰色粗毛毯和显然有好长时间没有换洗过的扁平枕头；在床之间的墙上有高达上铺的敞开的壁橱，上边放着在这里就寝的人的箱子。房间的唯一的一个窗户，看来还是开向楼房的通气天井的，除此之外，这间房子再没有任何令人可以感到舒适的东西了，而且房间里也没有地方可容纳这种东西；这间房子由于宽度上比较狭窄，所以中间只有很小一块可供自由活动的余地。夜里，人们只好将自己的衣服放到床上脚底下，或者堆在壁橱里的箱子上。
这时，我暗自思忖着，为了逃脱兵营的生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因为兵营对你的接待不一定会比这间房子更凄凉，说不定还要舒适一点。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已经好长时间——自我那欢乐的家庭崩溃后——没再享受过了；另外，我也知道，过一段时间人同环境还是可以勉强协调起来的，甚至可以说，环境即便起初显得很艰苦——尽管不是对每个人，但至少对那些比较幸运的人来说是这样——但到头来还是有一定的可塑性的，这不完全是一个习惯和适应的问题。同样的条件对每一个人说来，并不都是一样的，我甚至认为，普遍存在的事物，由于各个人处置不同，也会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形态。
请读者原谅这个生来喜欢解释世界的人这番离题的话，他总是乐于更多地从生活的美好和可爱的方面，而不是从其丑恶与残暴的方面去观察生活。……壁橱上有一格是空的，我由此推断，八张床中必然有一张是没有人占据的；只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张。我感到很遗憾，因为长途旅行已使我很疲倦，加上我又年轻，所以急于想睡觉，可是我除了等一位同屋住的人回来，没有别的办法。我还用了一会儿时间到隔壁的盥洗室去察看了一番，通向那里的边门是敞开着的。这里共有五个公用盥洗台，正面墙上贴有油毡，旁边放着盆子、杯子和水桶，在钉在两侧墙上的架子上挂着毛巾，却找不到一面镜子。但是，在门和墙上以及寝室里，只要有空隙地方，都用图钉贴满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各种各样诱人的女人图片。我心情很不舒服，回到寝室后，为了找点事干，我决心预先把睡衣从手提箱里取出来，但是却触到了在行李检查时如此毫不惹人注目地滑进来的摩洛哥皮制小盒子，于是我在重新见到它的喜悦鼓舞下决定打开查看一番。
至于说我急于想知道盒子里的内容这种好奇心，是否一直暗藏在我的灵魂更深处，而取出睡衣这一念头只不过是想打开盒子看看的一个托辞而已，对此我不想加以探讨。我坐在一张下铺上，把小盒子放在膝盖上，怀着不被人惊扰的殷切希望，打开盒子察看着。这个盒子有一个很轻巧的小锁，但是并没有锁着，只由一个小锁钩卡在锁眼里，使小盒子紧闭起来。我在盒子里发现的虽然不是神话中的财宝，但是里边藏着的东西是相当可爱的，有的确实令人感到惊奇。盒子里边衬着一层天鹅绒，一个托盘将盒子分为两层；上层摆着一个用来佩戴在颈部和胸前的装饰品，是由好几排金光闪闪的大块黄晶经过精雕细刻制成的，其漂亮程度是我在任何一个橱窗都从未见到过的，而且也确实很难在橱窗中见到，因为这显然不是现代的产品，而是属于历史上某一世纪的产品。我可以说，这是所有贵重首饰中的精华。这些可爱的、晶莹透明的、金黄似蜜的宝石，使我看了后兴奋得留恋不止，只能迟疑地将目光慢慢从托盘上挪开，以便看看下边有些什么东西。下边这一层比上边那层要深一些，装的东西不像装着黄晶首饰的上层那样满。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非常迷人的东西在向我微笑，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每一件东西都是什么。一串用镶着白金的小块宝石制成的长项链堆成一团，在那里闪烁着耀眼的光彩。除此之外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包着银边的龟甲梳子，上边镶嵌着很多当然只能是小块的宝石；一枚有两根针的金质胸针，别针是用白金做的，胸针的顶端配有一颗如同豌豆大的蓝宝石，被十颗其他宝石围起来；一枚暗金色的胸襟饰针，样子十分精巧，像是一个盛满葡萄珠的小篮子；一个同样是用白金制做的手镯，形状宛如一个很粗壮、向下渐渐变细的圆把手，头上有一个弹性卡子，由于在镯子上有一颗非常贵重的白珍珠，周围又镶嵌着一些亮晶晶的宝石，使其价值倍增，另外，还有三四个非常讨人喜欢的戒指，其中有一个还镶有一颗灰色的珍珠和大小各两颗宝石，另一个则镶嵌着一块三角形的深红色宝石，同样是由其他宝石陪衬着。
我将所有这些首饰一个个拿到手上观看，让它们在屋顶下那个光秃秃的灯泡的普通灯光下放射出绚丽的色彩。可是，正当我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东西时，突然从头上听到一个人讲话了，有谁能描绘出我当时所受到的惊吓？这个人干巴巴地说道：
“你还真有点好玩艺儿啊。”
一个人以为自己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独自一人，没有受他人监视，但是突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受惊吓的情形纵然是经常有的，但是这里发生的情况却使人倍感不悦。我无法隐讳，我是受了一定惊吓的，但是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完全镇定下来，不慌不忙地关上小盒子，将它从容地重新放到我的手提箱里，然后才抬起头向后一仰，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了看。确实，就在我坐的这张床的上边，躺着一个人，身子托在胳膊肘上，向下看着我。我当初观察得不够仔细，没能更早地发现这个人。他很可能是用毯子将头蒙起来躺在上边。这是一个年轻人，由于没刮脸，满腮黑乎乎的，长时间的卧床使他的头发极为蓬乱；他留着两条小颊面胡，有着一双斯拉夫人的细长条眼睛；他的脸显出一种发烧似的红润。尽管我看得出他是在生病，但是我在烦恼与慌乱的驱使下还是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很不巧妙的问题：
“您在上边干什么哪？”
“我吗？”他回答说，“实际上倒是应该由我来问问你在下边都在干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您不愿意对我以‘你’相称吗？”我有点烦躁地说。“我当然知道，我们俩既不是亲戚，也不能说是非常熟识。”
他笑了，并且不无道理地回答道：
“是啊，我刚才在你手上看到的东西，确实已经可以使我们之间产生一定的信赖关系了。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你妈妈给你装到箱子里来的。你给我看看你的小手，让我看看你的手指有多长，或者你能把手指拉得更长[31]！”
“请您不要胡说八道！”我说。“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您，您就这样不诚实地偷偷地观察我，我就该向您报告我的财产？您这种讲话的腔调太差劲了……”
“好啊，你倒大言不惭地责备起我来了，”他回答说。“算啦，别来这一套冠冕堂皇的废话了，咱们也都不是傻瓜蛋。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直到刚才我还在睡觉。我得了流行性感冒，躺在床上已经两天了，头痛得厉害。接着，我就醒了，没有出声，却在纳闷儿：这个可爱的小伙子在摆弄什么玩艺儿？你长得很帅，真叫人羡慕。我若是有你这副脸蛋儿，那我今天早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我这副脸蛋儿大概也不该成为您总是用‘你’来称呼我的理由吧！您若是不改一改，那我就不再跟您讲话了。”
“啊哈，天哪，我的王子，让我称呼您‘殿下’都可以。据我所知，我们彼此都是同事。你是新来的吧？”
“不过，经理部只是，”我回答他说，“让我先到这儿来找个空床位住下来。明天才让我在这家饭店里上工。”
“干什么活？”
“还没有具体吩咐。”
“真奇怪。我是在厨房里工作，就在凉菜柜台那儿。——你坐的那张床，并不空。再隔一张床的上铺才是空的。——你究竟是哪国人？”
“我今天晚上刚从法兰克福来到这里。”
“我是克罗地亚人，”他用德语说道，“是从阿格拉姆[32]来的。我在那里也在一家饭店的厨房里工作过。不过，来巴黎已经三年了。你在巴黎有门路吗？”
“您说的‘门路’是什么意思？”
“这你清楚得很。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把你那些东西卖个像样的价钱。”
“这会办得到的。”
“但是，不会自动办到的。长时间在身边拖着这样一些飞来之财，可不是个很聪明的做法。假如我给你一个可靠的地址，咱们可不可以对半分？”
“您可真想得出来，对半分！就为了一个地址！”
“可是，对一个像你这样初出茅庐的人来说，这个地址就像可口的面包一样迫切需要。我想告诉你，那个宝石项链……”
讲到这里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房间门开了，几个年轻人涌进来，他们的休息时间到了：一位电梯工，身穿带红色镶边的灰色号衣；两位跑腿的小听差，穿着有两排金扣的高领蓝色短上衣，裤子上也有两道金黄色的条子；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小伙子，身穿一件带蓝条的上衣，手臂上搭着围裙，看样子像是在厨房里干粗活的，如洗餐具或其他类似的工作。隔了不久，跟着又进来一位留短发、穿着制服的仆役和一位小青年，从他穿的白上衣和黑裤子来看，像是一个跑堂学徒或者帮手。他们喊着：“他妈的！”由于他们当中也有德国人，所以也可以听到：“真他妈的该死！”和“见他妈鬼去吧！”——这些都是他们对自己干了一天的活儿的诅咒。他们还向那个卧床的人喊了句：“喂，施坦柯，你怎么样啦？”一边大声打着呵欠，一边立即开始脱衣服。他们对我并不怎么注意，仿佛他们早就期待着我来似的，最多是开玩笑地对我说：“Ah，te voilà. Comme nous étions impatients que la boutique deviendrait complète！”[33]他们当中有一位向我证实说，施坦柯指给我的那个上铺是空的。我爬上去把手提箱放到应放的壁橱架子上，坐在床上脱了衣服，几乎未等头放到枕头上，就进入了青年人所特有的那种甜蜜的、深沉的梦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