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斯蒂
〔1〕 在他所著的温克尔曼 〔2〕 传中有一次说道，偶然性在历史上扮演一个角色，扮演一个要比历史哲学家们所能梦想的更大得多的角色。历史上的偶然性可以称之为，并不是一种出自普遍的和驾驭一切必然性的东西，而是一种出自各种原因之独特的、转瞬即逝的组合，或是一种出自历史过程中各种外在因素之独特的、意想不到的干预的东西。联系到前一章的结论，我们就可以问，是否威廉第二可以称之为德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幸的偶然。因为另一个也许只不过是中等之才的执政者而处在他的地位，但在性格上更符合明智的霍亨索伦 〔3〕 的类型，也许一切就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且就能进行得更为顺利了。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却必须马上通过回顾一下与威廉第二的偶然性相联系着的那种普遍性而加以补充。这里有着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其他阶级的腐化现象和我们已经谈到过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固有的那些缺点，它们都在威廉第二的个性中起了作用。谁又能彻底明确地把个人的偶然因素从那种植根于民族生活深处的普通倾向之中划分出来呢？
它们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变异性。它们忽而彼此分开，尽管从不是彻底分开；忽而又彼此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时而是这一个因素较强，时而又是另一个。有时候，事物看来似乎是无可避免地在这样地前进着，以至于它完全不依靠个人。然而有时候，一个个人又以惊人的猛烈性在对它起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偶然性的事物之中都交织着普遍性，而在每一桩普遍性之中也都有着多种偶然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的崩溃和在魏玛共和国的临时创立中，是普遍性的力量占统治地位的，——在这里面活动着的每一个个人，绝大多数都可以被另一个别人所代替而可以作出大体上同样的事情来。可是随后却出现了希特勒的个性，它对已经存在着的普遍性以那样一种方式在起着可怕的作用，以至于这种普遍性被他强而有力地鼓动了起来，而且几乎可以看作是他个人的创造。这一普遍性存在于人们的愤懑和绝望的潮流中，并且常常是在狂烈地待机而动，它在希特勒出场时，已经在对魏玛的临时建制心怀不满的各个阶层之中汹涌着了。这就需要普遍性有着各种不同的斗争目标，而希特勒便指向了这些目标，并通过它们而能够把他的追随者的热血引向沸腾。这些目标便是凡尔赛和约和由这个和约所造成的形势，然后是犹太人问题，最后则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没有这三种复杂情况的预先存在，希特勒的作用就会是无法理解的。在太平无事的时期，这个心理上严重病态的人而兼破产者的艺术家 〔4〕 或许满怀他那炽热的野心和怨恨到一个什么地方过他那大成问题的生活去。但是一个脱了节的时代，就在历史舞台上召唤出一个脱了节的性格，二者相互激发到了最可怕的高度。
这里并不需要详细地给那个并不神圣的人勾画出一幅性格肖像，而且那也违反我的意思。我仅仅引用两段我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有关他的议论，因为它们涉及如何考虑希特勒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一中心问题。奥托·希恩兹 〔5〕 有一次对我说，“这个家伙确实一点也不属于我们这个种族。他身上有着某些完全是外国的东西，某些像是一种已经绝了种的原始种族的东西，其本性是彻底地不道德的”。而且贝克上将 〔6〕 ——就是他，为了他那要把我们从希特勒手下解放出来的努力而在1944年6月10日付出了他的生命，——在很早以前有一次谈话中就向我说道：“这个家伙是根本没有祖国的。”两个人的话都再一次肯定了这一正确的印象，即希特勒的性格和行动，尽管和他那时代的德国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其中却仍然存在着某种全然独特的、对我们〔德国人〕是陌生的、难于理解的、而且无论如何还是某种非常之自我中心的东西。那种东西以骇人的精力很好地利用了现存的历史力量和当代德国人的愿望，而又并没有完全内在地和他们在一起并植根于他们之中。人们都知道，对于拿破仑第一也曾有过类似的评论；而在世界历史上那些最强有力的权势人物的身上，人们往往会遇到谜一般的深处，在那里面自我和周围世界之间的自然联系是消灭了，或者好像是彼此分离了。无论如何，希特勒生命的结局就表明，在那关键性的时刻，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德国人民的幸福或者是拯救德国尚未完全被毁灭的实体。下面这句话可以用来描写他：“如果我要下地狱，德国人民也将下地狱。”他就是按照这话在行动的。我认为另有一句话是更加确凿可信的（那是1944年春就有人转述给我的），这话是他在他那领导人的圈子里说的：“如果天意拒绝给我以胜利，那么我就担心德国人民恐怕活不过去这场耻辱。”
从根本上，他那恶魔式的自我和被他所统治和蹂躏的周围世界二者之间，是彼此奇特地分裂开来的。他确实能够为自己赢得一伙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冒险家和行险侥幸者来作为他坚实可靠的党羽；因为有着这样一个特殊性格在顶峰，他们就可以有希望爬上去。他也能迷惑广大范围的德国人民，使他们相信他就充分体现了他们理想中的要求，——许多人会说他是一个新宗教的传道者。但是在我们深入地观察了他的性格中那种自我中心的特点之后，对于他作为理想的要求所宣布的那些东西，其真诚性究竟何如，就会引起怀疑了。他置之于他的学说的中心点的那种对自己本民族的讴歌和崇拜，尽管他懂得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对此使用最热烈的字眼，并不具备一种充满着整个灵魂动力的理想性质，反而倒更其是一种可怕而有效的权力手段；这种手段是人们可以随时抛弃的，只要能找到另一种更有效的手段，或者是只要它看来不再合用的话。如果他对北欧种族的世界使命的信念，真是他内心里的大事，那么他就不会和日本结盟的；这个同盟把北欧种族撤出了东亚，把它让给了一个被认为是劣等的异族。
希特勒的信仰宣言，似乎也并非出自一种内心深处的精神需要。他本来也能唱出另外一种调子，而仍然能成为一个使举世都在他的面前屏息的伟大的而又极其成功的煽动者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他当作某种单纯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家，——尽管他玩弄这一套可以是诡计多端，乃至极其狡猾的。但是在他的种族教义中也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激情，那是他在奥地利排犹主义的超级炽热气氛中为他自己构成的。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既是真诚的和偏执狂的，又是兽性的。对犹太人，他是在东方认识他们的，他从一开头或许就第一次地从残余的传统道德的范围之下解放出自己来，并开始以不道德的方式进行思索。他性格中的这种纯粹冲动式的因素，于是就和他那算计性的因素几乎难以分辨地融合成一座疯狂激情的火炉。这种激情，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肯定是和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激情共生在一起的，他们最初受的是纯技术的理性教育，却忽然一下滚进了毫无批判力的狂热之中；——但是希特勒的狂激却更加强烈地是属于他本人的，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使命的。一位老将军有一次向我说：“我们从他选择了哪些人做领导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什么人，——那些人要么是流氓，要么是傻瓜。”在希特勒的身上这两者是纠缠在一起的。
他的信仰宣言，他所谓的世界观，我们认为，也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而他却仍然能成为对他的人民和对他的时势的最有能力的获利者。这里面有着某种属于个人机遇的东西。对希特勒上台的出奇的成功，难道可能不考虑这一问题吗？它究竟是否通过一般的原因而造成的？是不是对于德国是一种命运交关的偶然性被织进了编织品之中？并且又恰好是在1930—1933年这几年希特勒登上国家权力宝座的决定性的关头？要回避这个问题而以一种低沉的宿命论来解说：希特勒所带给德国的灾难乃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命运；那就不免是一种廉价的智慧了。我们曾努力地根据希特勒政权之前就在以一般方式而起作用的事变进程和事实，探讨了德国的过去。在1923—1933年德国国会选举仍然是相当自由的那段时期，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从没有能赢得过真正的多数，——而在1932年第二次的国会选举中还显然有所下降（由1370万票降至1170万票），——这件事实就不能在下述的问题上保持缄默了：是不是恶魔式的偶然性帮助了这个胆大妄为的赌徒而兼骗子的希特勒上台并使他终于担任了总理职务？
我首先讲一件事，那是我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位著名的前领导人的口里听到的。我在一次小型集会上谈了几句有关历史上的偶然性的问题，于是他走过来向我说：“你的话使我回想起1930年6月30日，那时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是否在国会中应当支持勃鲁宁政府的问题上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赞成支持。胡根堡 〔7〕 和他的追随者都反对。我的几个朋友完全出于偶然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假如他们在场的话，这次表决就会是支持勃鲁宁的，——于是整个后来的事变过程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也就是，会转过来反对希特勒了）。”然而，胡根堡获胜了。并把党引向了与希特勒联盟的愚蠢的道路上去。而希特勒则又是依靠这一联盟的支持就能作为两大党联合的真正多数派的领袖而出现在国家总统冯·兴登堡的面前的。
我们很可以从这个过程中看出偶然性和普遍性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胡根堡1930年的致命的决定，使得德国国家人民党成了希特勒的引路人；那次决定之成为可能，并不单是靠1930年6月30日的投票，而且也是靠着胡根堡运用了他作为大资金的分配人、作为右派报界的主管人，并作为多年来他那个党在国内的辛勤的牵线人的种种影响力。而且在他的党内也是从1919年就开始在酝酿着对魏玛共和国、对社会民主党、对工会的最强烈的憎恨。结合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农民分子、大资产阶级分子和大工业分子都下定决心，决不以勃鲁宁大体上所希望的那种方式来改革魏玛体制，而是要破坏它。但是党内那些较稳健的分子在他们1930年6月30日偶然的失误之后，终于力图建立一个对勃鲁宁友好的新党，即人民保守党（Partei der Volkskonservativen）；然而他们面对着胡根堡通过他的出版业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投票群众所施加的强大影响却无能为力。胡根堡和希特勒缔结了他们间的联盟，每一方都希望能够骗过对方而为本党在国内取得最终的胜利。结果胡根堡为了自己对于希特勒的危险的盲目性而狠狠地受到了惩罚；这是由于在1933年取得了联合的胜利结局以后，希特勒就发给了胡根堡和他的党一纸解聘书。这个摩尔人 〔8〕 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现在就可以下台了。
1934年春，我在一次小型会上和勃鲁宁遇到一起，那是在他逃往国外躲避希特勒的特务和暗杀人员之前。我向他说，“德国的命运是否落入希特勒的权力之下，首先是取决于两个人的决定，即胡根堡和兴登堡”。“那恰恰就是这样的”，他回答说，而他了解事变的进程要比我熟得多，并且从不以任何方式抱纯个人的偏见。
我们现在就来看，兴登堡在希特勒的攫取权力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进一步地发挥在论军国主义那一章中已经谈过的事。为了使我们的公正不偏的论证更为有效，我们要从一种严格的编年体的叙述来着手考察。
当1933年1月30日正午时分，在事情发生后不过一小时，大柏林的电讯就到处传播了这条新闻：德国总统刚刚签署了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我怀着最深刻的震惊自言自语道：对德国头等不祥的日子已经破晓了，而且我还怀着最坚定的决心说：“这件事是不必要的。”这里并不存在像是1918年秋季导致威廉第二倒台那样紧迫的政治的或历史的压力。这里改变了局势的并不是一般性的东西，而只是某种偶然性的东西，亦即兴登堡的懦弱。
我当然知道，这种意见总是会有争论的。可是因为它涉及到俾斯麦帝国没落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它在以后的时代里，仍然会使得有思想的人们感到惊心动魄的。无论对希特勒的任命本来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却绝不是像一种陈腐的历史哲学所设想的那样可以等闲视之的。因为按照它所得到的答案之不同，德国人民整个精神状态和政治状态的画面也就会迥然不同，——或者是更有希望，或者是更无希望。如果它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者如果是认为希特勒不以这种方式，也确实会以其他某种方式获得统治权；那么投向德国人民的道德抵抗力之上的，就会是一种恶劣的眼光，人民从希特勒那里已经中的毒，以及我们前面说过的、在中毒之前就已经发挥作用的那一切世俗的弱点和缺点，就会显得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一切事物必定是要恰恰像它所发生的那样而发生，那么由希特勒主义而产生的并且又造成了希特勒主义的结局的那场今天看来是如此之可怖的浩劫，就会瓦解我们继续生活下去和工作下去的勇气。这样一种阴郁的宿命论，可能剥削那些应召担任领导的人们的干劲的。
这是问题的实际方面。但是它的理论方面则要求我们决不可忽视历史中的自由因素，也就是说，绝不可忽视我们也能够做出不同于已经做出的事情的这一可能性。假定我们在我们目前的事例中就有这种可能性，并且承认希特勒的当权原是能够预先成功地加以防止的，那么德国人民对于把希特勒推上台这件事所分担的罪责就会小一些。现在我们就来看能够支持这种看法的论据。
我们已经在另外的有关地方部分地谈到过它们了。国防军尽管全都热烈地同情希特勒，但看来大约还是会服从那位可敬的德国军人偶像兴登堡的命令的，如果他号召他们抵抗党的某种暴力企图的话。但是完全没有必要走到那么远，因为单是保安警察（Schupo，即Schutzpolizei）已经拥有的武装手段就足以成功地对付纳粹分子以及同时也在积极进行煽动的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危险是被纳粹党骇人听闻地加以夸大了，为的是在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中间造成声势，把自己装扮成是资产阶级秩序的救星。但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情形，则它却正在走着下坡路，正如已经引用过的1932年两次国会选举的那些数字所证明了的。即使承认，这只是轻微的下降，但是它那仿佛是不断增长着的、像是无法扼止的排山倒海般的诱惑力却破产了。戈培尔 〔9〕 的自供也使人看到，党的领袖在1933年1月间正害着一场强烈的抑郁症。看来似乎他们认为这局棋已经是输掉了。
随后他们以他们那全部的蛊惑艺术又参加了在利普－德特莫（Lippe-Detmold）的地方议会选举，并在这里赢得了唯一的一次胜利（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42000票；11月6日，32000票；1933年1月15日地方议会选举，约30000票）。那是一次荣誉性的成功，好像是以满膛的重炮在轰击一座孤立的村庄。我是在国会纵火案 〔10〕 的两天之前在一篇刊登于民主的出版物上的文章里说过这话的。那是在恐怖的日子以前，一个人敢于说出的最后尚可被容忍的自由的话，随后恐怖一来，就封闭住所有的人的嘴了。然而，一个身居顶峰的、有明智的判断力并坚决防范着生死攸关的危险的政治家，是不会被纳粹党这种单独一次的胜利引入歧途的。但是兴登堡周围的人确实是在尽力把这样一种看法加之于这位或许是在抗拒着的老人的身上，即〔希特勒〕运动的力量并没有被击破。
我们现在必须回过头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即任命希特勒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年代里的惊人的失业，是驱使绝望的人们投入希特勒运动的大军的最有效的事变。但是成为它那原因的若干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在1933年已经显示出初步轻微的好转迹象了。我还记得在1932年的秋天，我和一位卸任的德国经济部长对此进行过一次谈话。巴本这位勃鲁宁的见习继承人，是当时的总理。他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似乎很有成功之望。我的那位谈话者原话是说：“巴本现在是交了好运，在他的领导任内，世界经济危机正在消失。”
1932年6月1日勃鲁宁的倒台和巴本的就职，乃是向希特勒运动的第一次致命的屈服。和勃鲁宁的内阁一起，那些曾经怀着要保护德国避免生命危险的意识而领导过反希特勒斗争的人们也随之消失了。难道他们的斗争竟然变得如此之全无前景，以至于人们竟可以理解兴登堡放弃斗争的决定并试图半推半就地迎合希特勒的运动吗？一点都不是。不久以前，在1932年4月10日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是兴登堡对希特勒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兴登堡得票超过1900万，等于投票总数的53％；希特勒得票超过1300万，等于投票总数的36.8％。其余票数则归共产党人台尔曼 〔11〕 。）因此全体人民中总还有着一个很大的防卫性的多数，原是可以自上而下地鼓动起来并组织起来的。在这一点上，本来应该是勃鲁宁政府不仅对希特勒的斗争采取镇压的方式，而且还采取积极的疏导来治疗希特勒运动所赖以哺养它自己的那种人民群众的不满和绝望的情绪。这样的疏导工作正在准备之中，这时忽然雷电大作，勃鲁宁被解职了。
最紧迫的事乃是提供就业的措施。为此，就必须拿出大量的国家贷款。迄今为止，对支持币值和避免新的通货膨胀的关切，阻止了采用这种办法。但是1932年春季，勃鲁宁决定要冒这个风险。他的内阁的司法部长约埃尔（Joёl）是个有个性的人，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勃鲁宁的计划是要用大约十亿马克（八亿马克）来创造就业机会，但是这却要等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消失出现了最初的迹象而且要等到那沉重难堪的赔款负担已经卸掉了的时候。在此以前，经济上给予任何贷款都反而可能是减少它的成果，使它被通货膨胀所冲淡，并且可以说是把钱扔到水里。这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危机消失的最初迹象在1932年的一年中已经出现了。而且由勃鲁宁本人和各强国进行的赔款谈判，也已达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有利的转折点。勃鲁宁已经准备好的东西，都被他的后继者巴本所收获；巴本在勃鲁宁倒台以后于1932年7月9日签订了洛桑协定 〔12〕 。这一协定从根本上消除了那种可怕的、一再威胁着德国债信的赔款重担。
这里还有着一件大事，就是要把风向从希特勒党的船帆上扭转过来，这个党在宣称唯有它才有能力为了伟大德国民族的基本要求而斗争。这对于勃鲁宁这样的人可不是轻松的，他以他的责任感并不敢去冒那种孤注一掷的风险，而希特勒却是准备这么干的。战胜国应该是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局势的，并且为了扭转世界和平由于希特勒之取得权力而受到威胁的危险，他们必须通过有效的让步来加强勃鲁宁在德国的地位。但是我们可以理解，那些战胜国却由于疑虑希特勒是否会成为这样一种让步的受益者而变得无所作为。无论如何，他们这时确实是在赔款问题上做出了决定性的让步。至于在军队问题上，我们也早听到，他们也准备同意德国再度采用普遍兵役制。格罗纳还有更进一步的计划。在希特勒所建立的党的青年组织中贯彻了国家教育的思想，要通过体力的和心灵的锻炼的安排以满足青年的自然需要。格罗纳想要把这种锻炼从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手里拿过来，并转移给“钢盔”（Stahlhelm）组织，从而把他们从他们以往的立场引到希特勒的反对者的阵营里来。
不过，所有这些现在在积极方面可能发生的事，是不是来得太缓慢而又太迟疑了呢？是不是他们缺少一种伟大意志的高潮，而那正是困苦而激动着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激进的青年们，这时所渴望着的并当他们倾听希特勒的风暴时所相信着的呢？这时候，人们——有些是怀着忧虑，另有些是怀着满意的心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怀疑勃鲁宁和格罗纳对于这一重任是否有应付的能力。我本人已经谈到过，格罗纳的健康不佳。不过，就我的观察，勃鲁宁和格罗纳绝不缺乏在风暴中把舵掌稳的那种坚定意志。而且1932年春天德国总统大选的有利结果对他们的斗争给了一个非常坚固的立足点。此后不久，有一次我在家里接待格罗纳，并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斗争的胜利前程的信念时，他却以一种已是稍带抑郁的声调回答说：“是的，假如我能继续得到总统信任的话。”另一次，在他倒台之后，他向我说，“勃鲁宁和我是决心干的，可是老先生 〔13〕 不想干。”
这就是当时的局势中决定性的契机。起初，勃鲁宁和格罗纳确实可以在他们的人民同志中间宣扬理智和忍耐，但是只要他们的政策还表现不出来可见的成功，他们就一定会使已经被希特勒所如此丰富地培养起来的人们的幻觉感到不满。然而政治家的理智和忍耐与坚韧性相结合，在历史上往往就会战胜被引入歧途的人民感情的非理性的力量。
事实是勃鲁宁和格罗纳始终脱离了为德国人民的生存条件所必需的那场斗争，那场斗争在外表上确实并不辉煌灿烂，但却需要苦心经营和极大的耐力；他们脱离了一场为明显的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反对正在临头的巨大危险的保卫战；这时候兴登堡停止了他们的工作，并把国家的舵托付给了一个冒险的阴谋家 〔14〕 。人们还对兴登堡发出了更多的谴责，认为兴登堡对勃鲁宁表现出最大的忘恩负义。因为勃鲁宁是以忠心耿耿的尊敬在依附着他的，勃鲁宁在刚刚进行的总统选举中用尽了政府一切可能的影响力来拥护兴登堡。而投兴登堡票的选民，在他们的期待方面以及部分地在他们所做的牺牲方面，也都受了骗。因为那些团结一致投了他的票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当他们把自己托身于这位普鲁士的陆军元帅时，他们的内心也不免一阵小小的震动。但是既然在这里是一种更高的纯粹需要在引导着工人阶级投票的，所以这样始终一贯的态度也就可以辩解兴登堡对他们和对勃鲁宁的忘恩负义是有理由的。
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看看当时紧紧压在这个虚弱老人身上的种种势力，那又是多么可悲的一幅景象啊！这里首先是对希特勒运动的民族价值的幻觉以及对其中的罪犯因素的盲目性，这在当时却是对任何一个有眼睛的人都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成问题的，则是国防军中所存在的感情和希望，这些是我们早就听说过了的，它们仍然继承着普鲁士—腓德烈的传统，尽管精神狭隘而又有着职业性的短视性。然而十分可悲的却在于其他两种特殊的动机，它们似乎促成了兴登堡对勃鲁宁推行政务的不满。下述的事是由当时可以信赖的来源告诉我的。在最后的（或倒数第二的）那次勃鲁宁被兴登堡接见的时候，他首先就向总统要求扩大他的全权，以便能更有力地前进。对此，兴登堡根据准备好了的一张纸针锋相对地向他提出了如下的反要求：（1）今后政府大体上应该向右转；（2）取消工会秘书（Gewerk-schaftssekretär）的经济体制；（3）取消农业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第二点意味着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决裂，即，恰好是与那些最坚决地进行反希特勒斗争和支持魏玛宪法的社会阶级决裂；第三点涉及一个有关分割那些东普鲁士骑士地产的法律草案。他们由于负债累累，看来已经是无可救药。这个规划使得兴登堡邻居 〔15〕 的那些东普鲁士地产主深感不安。就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我们迫切地希望着对这一事变的来龙去脉以及和它有关的人物都能说得一清二楚。我本人对这些事情不应该缄默无言，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当时，而且是以比我在这里所敢于复述的更为详尽的细节，在严肃认真的场合里讨论过的。兴登堡的正直的性格在这件事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周围的气氛却是阴霾而沉重的，并且他本人的政治判断能力也不高。
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凡是在总统选举中以充分的信任投了他的票的人，都受了骗。我们曾把1918年的大溃败之后他向艾伯特 〔16〕 伸出手来的那种态度，以及自从1925年以后他一直遵照宪法在正确地领导政务，解释为是一种自由的、有政治家风度的、能够自我克制的精神态度的征象。今天倒是可以问一下，这种态度是不是可以更简单地解说为是出自他自己如下说法的特性：“就让自己以尊严的心情被人推来推去吧。”
他之解除勃鲁宁的职务和任命希特勒的决定，就成为引导德国走向深渊的那条道路的最前沿。于是兴登堡这一偶然性也就处于驱使德国走上那条路的普遍性原因之中，它好像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可解之谜的一个阴暗的警告信号。
注 释
〔1〕 朱斯蒂（Karl Justi，1832—1912），德国艺术史家。——译注
〔2〕 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家。——译注
〔3〕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普鲁士（1701—1918）与德国王朝（1871—1918）。——译注
〔4〕 指希特勒。——译注
〔5〕 希恩兹（Otto Hintze，1861—1940），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6〕 贝克（Ludwig Beck，1880—1944），德国将军，1935—1938年曾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1944年参与反希特勒密谋，被捕后自杀。——译注
〔7〕 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1865—1951），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译注
〔8〕 摩尔人（Der Mohr），原指8世纪时阿拉伯人与贝柏人联合起来征服西班牙人，此处系借喻胡根堡。——译注
〔9〕 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宣传部长。——译注
〔10〕 国会纵火案（Reichstagsbrande），发生于1933年2月27日。——译注
〔11〕 台尔曼（Erust Thälmann，1886—1944），德国共产党主席。——译注
〔12〕 洛桑协定（Abkommen von Lausanne），1932年双方在瑞士洛桑达成协议，战胜国协约国方面同意德国赔款缩减为20亿美元（按1921年原计划为330亿美元；按1929年杨氏Young计划为90亿美元）。——译注
〔13〕 指兴登堡。——译注
〔14〕 1933年1月28日施莱彻尔内阁辞职，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译注
〔15〕 按兴登堡为东普鲁士波森（Posen）人。——译注
〔16〕 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0—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大战后于1919—1925年任德国总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