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列强的阵营里，人们认为来自国家社会主义方面威胁世界的危险，比起令人担忧的来自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是更大的，更紧迫的。他们宁愿和后者联合起来打倒希特勒的德国。并且通过他们的共同胜利，——对此俄国所作的贡献最大——而为未来开拓了广阔的机会。这种结局之成为可能，只是由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兴起的缘故。我们这里并不要问，如果没有他，世界格局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我们这里只是要问，使得西方列强对希特勒主义更为担忧的那些动机是什么。
毫无疑问，首先而且最主要的乃是权力政治的利益。希特勒的危险是直接的、紧迫的。如果人们不向它斗争，那么整个欧洲就可能沦入希特勒德国的权力范围之内，尽管不是一夜之间，而是一步一步地。人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懂得，德国以其人力和物力资源方面的集中潜力可能在军事上做出什么。由希特勒所聚集起来的爆炸力要比我们所积累着的漫长的经济建设工作的爆炸力，有着更迫不及待的、而且在目前是更加危险的迸发可能。总之，西方列强或许对俄国期望看到，它会放弃世界革命的念头，把它自己限制于内部的建设工作，并更接近于西方的民主观念。谁又能否认，西方列强在强权政治的一切考虑的背后，存在着有一种对德国的普遍不信任呢？作为一个德国人，我对此感到惋惜和为此而受难之余，觉得我自己不得追问这种不信任的更深刻的原因何在。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自从不断增多的人民群众对国内生活施加日益增长着的压力以来，在一切权力政治的利益和国家之间的斗争的背后，就存在着各个国家为生活方式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方式，是指理想的和物质的生活习惯、制度、道德和思维方式的整体；这一切都通过一种内在的联系，通过一种由内部形成的某种原则而呈现为一个巨大的、尽管并非总是十分确切的但在直觉上却是可以把握的统一体。在欧洲历次巨大的斗争中，旧制度（ancien regime）那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都是首先要倒台的。而今天资产阶级民主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像它在西部西方所发展起来的那样，正在受到威胁。属于这种生活方式的，不仅是大多数人在统治着国家，从而是不断增长的群众压力以及社会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的拉平，而且这种拉平过程又由于经济力量之更为自由的作用而受到限制，亦即通过资本主义而使得有资格的个人变得有钱有势。一个民族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生活、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像一个个人的一样，既能够沉重地忍受那种力量的起伏动荡，同样地也能够再度繁荣昌盛起来。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整个评价，是歌颂它还是谴责它，都不是这里要涉及的。然而凡是把人的内心道德的自我规定、因而也就是把自己的良心的和思想的自由当作是一切更高级的和真正的文化的首要条件的人，这样的人——哪怕是同时带有一点委身任命的态度，——必定会承认，要在西方民主之下为精神和文化准备一席地位，乃是完全可能的事。经济力量的复合体的和社会习惯势力的事实上的暴政，很容易使精神和文化严重地狭隘化。但是就在这里，在民族的意识形态里面，基督教西方那种历尽艰苦奋斗而得来的基本权利，那种良心的和思想自由的权力也并没有消失。笔者本人在写这几行的时候，耳中仍然在回响着1936年罗斯福 〔1〕 总统在哈佛大学三百周年庆祝会上亲口说的话：“在近代这个火烧巫人的时代，freedom of thought〔思想自由〕已经从原来曾经是它的故乡的许多国度里被驱逐出境了，哈佛的和美国的职责就是要高举freedom of thought〔思想自由〕的旗帜。”第三帝国对我们所实行的剥夺灵魂自由，或许就构成为如果不是有效的、至少也是最深刻的理由，使得西方民族对希特勒德国深恶痛绝。
然而罗斯福的话同时指出了，希特勒德国和我们曾在其中变得伟大起来的那个往日的德国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的鸿沟。在俾斯麦的帝国中也像在魏玛共和国一样，我们依然享有着广泛程度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尽管可以承认，在俾斯麦帝国中，权威性的和军国主义的因素也在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使得许多人习惯于以自己的思维服从于上级的意图，在精神上变得不能独立自主。但是那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种致命的危险。追求着精神和权力互相和谐一致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也还没有死亡。它们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甚至还以一种新形式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复兴，而且它在8月以前的时期 〔2〕 还怒放出那么多美好的东西。确实，那些努力追求权力和享乐的杂草，也同时在丛生着。但是德国的生活方式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还没有被一刀切断。还仍然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基督教—西方的气氛，——这里的“基督教”一词是用于广义上的对良心自由的重视。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是摧毁了它。于是西方人士就责怪我们背叛了古老的、更优美的德国精神，那同时也就是西方的精神；并且普遍地指控我们的粗暴的权力崇拜。我们以纯真的良心在否认这些，——但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我们自己却不得不感到这些谴责是有点内容的，不管它们来得是多么过分。一种新的德国生活方式是危险地加强了；当问题涉及到取得国家权力的时候，它竟容许人的良心保持缄默，尤其是在凡尔赛和约的影响之下。我们前面已追溯了它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与老的生活方式进行的斗争以及这个共和国在它下面所受的苦难。然而这种新的德国生活方式竟登峰造极成为了希特勒运动，成为了在权力斗争中与一切道德束缚的彻底决裂，成为了一种丧尽良知的生活方式。
西方的西部满怀不信任而又饶有兴趣地在注视着这一过程，但是并没能充分理解到，如果希特勒胜利了，而魏玛体制要使德国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的生活方式保持一致的努力失败了的话，整个西方会处于什么样的局面。〔西方的〕人们感到他们处于自己的强而有力的权力范围和安全体系之中，是一切都太安全了，他们享受着这些作为是一种上帝恩赐的和当之无愧的幸福。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让法西斯主义的实验在他们的眼前进行着，因为如果它导致战争的话，它就必定会因意大利实力的弱点而翻船的。何况墨索里尼曾宣布过，——不仅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而且也因为他确实是那样想的，——他的法西斯主义只意味着意大利本民族的事情，而并不是输出品。英国自己的小小的法西斯运动是与摩斯莱 〔3〕 这个名字联系着的，也并不被人认真加以对待。
但在这时随着希特勒一起就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确实并不是绝对新的，而是就其后果及其未来的可能性而言是新的东西。从最初完全是很小的、但却是坚定不移和肆无忌惮的少数派之中，法西斯主义已经兴起了。它造就了一个胆大妄为的团体，这些人出于他们极端个人的权力欲和名利欲而参加到那里面去。然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始终是他们身上主要的东西。我们前面谈到希特勒运动时已经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在真诚性是不大站得住的，——它是可以被忘掉或者被遗弃的，只要赤裸裸的权力—利益有此需要的话。当然，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向广大追随者的信徒群众们泄漏或者宣布的。它始终是领导集团精英人物内部极小的圈子里的秘密；但是一个像劳希宁那样敏锐的观察家（在他的《虚无主义的革命》一书中）却早已识破了这一点。NSDAP 〔4〕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一个突出的等级制的组织，它以纯粹外力联合的办法，通过生死攸关的强制手段而把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合会等等都合并成为正规的党组织。这些组织又划分为并再划分为越来越狭小的圈子。但是在它们的顶峰却屹立着这样一些人，他们随时准备着干任何坏事，他们是灭绝人性的卡提里那党 〔5〕 ——他们并不单纯是罪犯，而且还是流氓和骗子的结合，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在这里，兽性化的幻想可以赋给他们自身那些罪恶的行径以一种更高使命的神圣光彩，甚而是按照希特勒的模式来改造全世界的那种普遍的使命。“世界计划”一词就是从这个圈子产生出来的。
而这种幻想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基础的。因为在每一个国度、在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小撮人，他们同时既是流氓又是狂人，人们可能和他们发生联系，而他们则可能受到希特勒运动侥幸成功的前例所鼓励而在本国也从事同样的事。这一点我们在挪威的吉斯林的身上，在荷兰的摩泽特 〔6〕 的身上以及在瑞士和东南欧各国的纳粹代言人身上都可以经验到。到处都有这样现成的小希特勒在进行工作。NSDAP〔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外部（Auslandsorganization）曾试图在美洲把这些小组织——他们称之为“细胞”——都联合在一起，主要是在南美（阿根廷）并显然也还在美国。希特勒运动就这样取得了一种世界性。一个新的国际正在兴起，目的是在时间的过程中把迄今所有的各种红色的、黑色的、金色的等等国际 〔7〕 都打翻在地。它那口号喊起来很可能是这样的：“全世界卡提里那者，联合起来。”
现在也许我们就第一次理解到，何以西方国家下定了决心要尽其最大的努力来与希特勒的危险进行斗争了。在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权力政治的动机之上，在俾斯麦帝国时期德国的权威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结构已经给他们造成的那种不安之上，这时又出现了新的危险。就是这个新的德国，在它把权威主义和军国主义抬到闻所未闻的高度的同时，就有可能通过国际宣传，在西方国家的本土上引起麻烦；假如它侥幸成功的话，还可能造成一场革命，并终于完全剥夺他们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它或许可能像若干世纪以前的那场黑死病 〔8〕 ，当时从海外带来的几枚细菌就足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它们的繁殖充满了一切河流。
〔西方国家的〕人们相信他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以免疫的。法西斯主义曾宣布要放弃成为输出品的意图。反之，希特勒主义却突然之间以一种提炼出来的、而且对一切国度都马上适用的新方法，而把一种新输出品带进世界市场里来。构成这种输出品的原料的，在某种程度上乃是种族思想意识，而以对犹太人的仇恨为其核心；这一点在一定数量上是在各个国家都存在着的，或者是可以被发展起来的。但是提炼这种原料则要靠纳粹那种教阶制的组织了，它准备要争取人民群众并满足他们半—理想式的本能；它到处都唤起了人们的领袖欲，但却使得对权力以及对人们所渴求的一切地上财富的享受，只成为一小撮肉食者中的特选分子的特权。当种族思想意识和仇恨犹太人作为原料已有点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时，终于便会又有由某些理论家或宗派家所炮制的另一种思想意识来代替它并及时地被吹涨起来。在文化已浅薄化到了文明 〔9〕 的阶段，一切思想意识就不再能稳坐不动了；它们并非随时随地总是真的，它们在某些条件下很容易互相转化。回想到歌德的话，则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信仰的时代里，而是生活在一个不信仰的时代里。然而肉食者的天性是每个时代和每个民族都有的。它们潜藏在社会的恶魔般的深处，一到革命的和不信仰的时代就脱颖而出，这时它们就变成为布克哈特已经看到在西方正在到来的那类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可怕的单一化者〕。
这类恐惧必定是，像我们所猜想的那样，已经攫取了西方人民的灵魂。它们并不需要被想象为是朝着所有的方向在前进，它们也许从未上升到一种明晰的自觉性，而可能只不过是一种阴沉的感觉，即他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这就唤起了几乎是一种十字军式的心情，使他们去进行战争，并把种种可怕的、空中楼阁的恐怖说法，都强加到我们和我们的历史纪念碑的身上。
注 释
〔1〕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1933—1945年任美国总统。——译注
〔2〕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8月初。——译注
〔3〕 摩斯莱（Oswald Mosley, 1896—1980），英国法西斯运动领袖。——译注
〔4〕 NSDAP为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译注
〔5〕 卡提里那（L．Sergine Catilina），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贵族，以阴谋诡计和残酷无情著称。——译注
〔6〕 摩泽特（Anton Adriaan Mussert，1894—1946），荷兰法西斯运动领袖。——译注
〔7〕 “红色的”指共产国际，“黑色的”指天主教国际，“金色的”指金融国际。——译注
〔8〕 1348—1349年黑死病（鼠疫）在西欧流行，使当时人口减少一半。——译注
〔9〕 按，此处作者系沿袭德国传统的用法，文化（kultur）一词通常指精神方面的成就，文明（zivilization）一词通常指物质方面的成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