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国家社会主义的毒瘤这一任务，现在就转移到了战胜国的手中。这对我们这些一直默默地希望着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一任务的德国人来说，成了心灵上的沉重负担。许多苦闷的心灵都想不通，他们出于民族的荣誉感，认为和迄今为止的国家敌人绑在一条绳子上是无法容忍的事。这的确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是通常有关民族义务的问答手册中所从来未曾见过的局面。鉴于我们今天整个的民族没有例外地在忍受着沮丧，我们在好好地思索过了它的渊源之后，就必须把自己置身于整个民族之后，并忘掉我们自己之间以往的一切争端。
但是难道同时就没有一种我们必须把自己置身于整个民族之前的局面，使我们能引导他们脱离幻想走向真理了吗？只有已经使自己完全明确我们目前所遭受的外来的异族统治时代是先有着一个内部的异族统治时代、一伙罪犯们的统治时代的人，才能够找到一条解决国家义务问题的道路。外来的异族统治是可怕的事，对一个骄傲的民族，是沉痛的沮丧。但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却并不必然地、普遍地要为此而痛苦。更优秀的人的民族感情，这时甚至于可以在悲痛之下得到深化和净化。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历史里懂得了这一点。像在第三帝国我们沦于那种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是怎样能对整个民族的和个人的灵魂起作用的，我们自己是刚刚才开始在亲身经历着。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更强烈得多，因为它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而做得更有效。它可以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为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例如高度的军事地位和大德意志国家等等。但是即使可以设想这些东西能够保持下去，它们也平衡不了第三帝国的长期存在将会带来的牺牲，——简单地说，即牺牲了正直的情操，正直的情操在这个政权下是受到那么可怕的威胁。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那有什么好处呢 〔1〕 ？
只要现在 〔2〕 统治着我们的外国人 〔3〕 试图根除国家社会主义对人民的一切影响，并从而创造基督教西方文明的气氛；我们就必须不仅承认他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还必须帮助他们并努力防止公式化的夸大和错误观念。根除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而代之以更美好的心性，这个任务将会是绝对无法解决的，——如果它所处理的是整个世纪的巨大的精神潮流的话。两个世纪以来的民族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过去和现在都不会容许自己长期受强力的压抑，——还有他们所争取的这两者的结合也是不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但是希特勒代表着的这两种思想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杂交方式，却并不是什么理想，而只不过是完全常识性的东西，并且是一种罪恶的意识。而这一点，人们却需要努力而且成功地加以抵消。这至少是一切文明国家里通俗教育常常——虽非绝对地，但却在很高的程度上——能够做到的。对正直人士的呼吁，也总是会在德国人的心中得到反响的。某些外部的措施，甚至于那些上升到某种强迫程度的措施，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在每一种普通教育中那样。我们的外国主人，作为强大的战胜者，将会充分地运用它们的。
因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他们得以理解我们的真实状况。没有判断力但心底里并无恶意而又正直、甚至还想成为理想主义者的那些家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为数是大得惊人的。在这里就必须采用不仅是严格的公道，而且还要有人性的谅解。党员和党员并非都一模一样，——我们要向审判官们呼吁distinguendem est〔区别对待〕，尤其是我们这些从一开始就谴责纳粹主义的人。这不仅关系到在个案中应该宽大为怀和保护私人生命免于毁灭的问题，而且也是要防止会普遍刺伤人们感情的问题。感情受伤可能来源于一种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感觉，它会妨碍我们内心的恢复，也会把德国造成为一个为害最烈的病灶。还有那些内心里反抗希特勒、但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表面上屈服的人，为数也异常之多。许多人本身原是会表现出殉道者的勇气的，他们之未能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的家庭。一切“亲友”都要受到株连，——这是党的最高明的整人技术。
现在胜利者宣布了他们想要根除的不仅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且还有作为世界动乱不安的根源的军国主义。所以我们的高度武装力量、我们的普遍兵役制，都必须废除。我本人在半个世纪以前曾把博因1814年9月3日在普鲁士采用国防法（Wehrgesetz）这件事说成是德国史和世界史上开创新时代的大事；今天我仍然要承认这一论断。但是世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它们历史的实现过程之中，不是从那里面都可能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因素同时发展出来吗？我们在我们的历史思想中所体验到的只是这一点：即在人生中和历史的生活中那种恶魔的潜存因素要比以往更加令人震惊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同样地，在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也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成分。博因是康德和沙恩霍斯特的弟子，他不仅是个军人，希望能有一支庞大而能作战的军队，并且也是政治伦理方面的人民教育家。他想通过普遍的兵役制，就像是通过嫁接一种高贵品种那样，带给战争服务并给人民生活以一种更高的道德内容。他以他那种民兵防务的理想，在反对着从腓德烈·威廉第一以来的那种粗鄙的军国主义。那虽然也并不缺乏伦理的价值，但是由于其精神的狭隘性，却丧失了与更高级的文化的联系；于是当被看作是单纯的国家权力的工具时，它也就有助于造成19世纪晚期的那种权力热。就在博因的这些努力上，——它是我论述过了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普鲁士灵魂的两重性。一种高级的原则和一种低级的原则总是在相互斗争着，而且是那种低级的原则终于获得了胜利。这一点是今天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向自己承认的，并且必须从其中得出结论来。那种低级的而又堕落了的军国主义盲目地沦为了希特勒的一种工具，并且终于在希姆莱的党卫队那里达到了它罪恶的顶峰；它已经是无可救药的了。它能够、而且它必须被消灭干净，才能为我们防务精神未来的崇高发展留下一片没有任何坏种子的植根土壤。因为没有一种健全的防务精神，一个中欧国家就不能长期生存并作为一个民族而保全它自己。
确实，军队里也还有着不计其数的勇敢的士兵，他们在上次的战争中就抱有这样一种健全的防务精神，并且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努力在尽自己的义务。他们现在面临着同样沉重的任务：要迫使自己努力看到自己的防务精神是不光彩地被误用了，并且为了防止这类的误用，就必须结束以往的军国主义。那将是无可名状的痛心，特别是对于军官团中的那些在自己身上仍然继承着沙恩霍斯特时代高尚传统的人们。在和那里面包含有那么多的光荣和骄傲的旧传统进行彻底决裂时，他们就丧失了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自己家园和生命气息的某些东西。但是今天我们不都是丧失了自己家园的某些东西吗？就让我们深深地体验一下这里面的苦痛吧；可是我们却不可让它压倒我们，不可让它蒙蔽我们对于不可避免的事物的洞察，也不可让它妨害我们的生存和新生的意志。
现在没有防务，并不是说永远都要没有防务。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再运用一个自由国家的权利，这将取决于外国强权的决定；——这一点对我们真是足够灰心丧气的。然而，今天我们这种灰心丧气的愤懑却必须针对着那些对它负有罪责的人而发，针对着把我们引入深渊的那些人的恶意而发，以及针对着那些内心里并不抗议而屈服于这种领导之下的人们的毫无判断力而发。
我们现在必须和我们的军国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而这也就使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即我们整个的历史传统会变成什么样子？把它们全盘都扔进火里，像是叛教者那样地干，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杀。但是我们在其中成长和强大起来的那幅为我们所习惯的画面，现在却绝对地需要一番根本的修改，才能使我们清楚地区分出什么是我们历史上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根据我们的信念，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运用能察觉出历史中的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二者之间恶魔般的密切联系的那种历史思维才能做到。我们认为，好的和坏的、神明的和恶魔的这两者，是那么常常地表现出彼此的互相转化，——这正是属于歌德在他的《神明的》（Das göttliche）那首颂歌里所说的那种人类生存的“永恒的、伟大的、铁的法则”。在那首颂歌里，歌德还写道：“唯有人才能做到不可能的事。他在识别，他在选择，他在判断。”然而表面上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又如何成为可能，以至于在我们的考察中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尽管确乎是那么常常地彼此互相转化，然而我们在道德行为上却又能够加以区别并且能够为善而努力，——这就是在逻辑上永远不可能充分思议的，而为了能理解，却又是必须被我们体验的。如果考察的任务乃是要试图区分我们过去的历史之中的好和坏、高和低，并以新的评价来代替对过去的传习观念；那么我们就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乃是人的工作，并且从而是始终受着因时而异的时代精神的制约的。可是这又必须是要去尝试的。而且是以一种责任心、以一种纯洁的、人道的和爱国的感情去尝试的。
我们现在就怀着这样一种感情要反对常常是属于战胜者的阵营中的一种议论，即那种对于世界是不健全的东西，最初并不是源出于第三帝国，而是要更古老得多，是起源于俾斯麦，甚至于是起源于腓德烈大王。然而这后两个人给世界所造成的不安，并不更甚于一个充满活力的、蒸蒸向上的年轻国家所自然而然给它作为对手的老邻邦所必定会造成的。这些邻邦已经在彼此之间遭受过足够多的强权政治的斗争了，而且肯定地对于一个腓德烈或一个俾斯麦给他们造成的新的不安是不可能高兴的。不过这一切都始终停留在古老的欧洲的范围和界限之内，也并未从而威胁到它的文化。或者，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不是要根据我们自己对它所做的批判而加以谴责呢？——即，普鲁士军国主义给西方的发展带来了一种有害于文化的因素。然则，或许要受到这种谴责的，是那个1814年的防务法及其普遍的兵役制，——而它却又是被各个国家一一采用了的。也丝毫不必否认，在普遍的兵役制中隐含着一种恶魔的种子，是我们过去忽略了的；但是它通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过度膨胀已经向我们显示了出来，并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它所做的骇人听闻的滥用而格外明显了。这一切也都属于我们时代的最沉重的基本经验，即一切历史同时都是悲剧。悲剧性的本质首先就存在于这一事实，即人身上那种神明的成分和魔鬼的成分是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在阿尔弗莱德·韦伯 〔4〕 的论历史中的悲剧性因素那部深刻的书里就可以读到。
腓德烈大王和俾斯麦的确不仅有建设而且也有破坏，在康斯坦丁·弗兰茨大约在1866年左右所作的批评中，正如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是触及到了历史真理的某些方面的。今天，对于一个有思想的历史学家来说，要把握建设和破坏二者之间的这种生存联系，而不由于这一个便忘记了另一个，——这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俗人们带有情绪的思想却倾向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且今天就烧毁自己昨天所宣扬的东西。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未来德国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即要证明对我们过去的热爱心和严厉性，要推进保持其中一切真正的价值这一任务并认识到其中一切无价值的东西，而且当要采取行动的时候，要在它面前保持戒心。
即使是一个被剥夺了自己民族的政治独立性的、分裂的德国，——正如今天我们被规定的那样，——也应该怀着骄傲的忧伤在怀念她自己过去所曾享有的统一和强大。而她以往追求统一和强大的努力，并不像布克哈特在他《世界史考察》（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ugen）一书中所看到的那样，仅仅是群众的一种盲目的追求，文化对于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倒不如说，它是载负着——这一点是布克哈特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精神与力量、人道与民族性的内在结合那样一种伟大的思想，从中就为我们产生出来了伟大的文化价值。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这种结合却由于我们本身的罪过而成为过去了。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重新立即为之而努力？首先，今天外来的强权关系禁止我们这样做。现在要恢复这种结合所必然具有的力量的一部分，将只会导致无能的骚乱。而且由于内在的原因，现在必须放弃这样做。我们的权力观念首先必须全盘清除它从第三帝国所带来的种种污浊，然后才能有形成精神与文化结盟的能力。强权的目标必须要慎思熟虑并明智地加以限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这一愿望，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乃是一个虚幻的偶像。我们的地理政治的和自然地理的处境，是不容许的。要做一个世界强国，还是一种两面性的行当；它使人眩惑，而在其中文化又总是会很容易蒙受不幸的。
但是人们可以反驳我们说：难道我们过去的、而现在已经破了产的世界政策，就不具有曾为我们猛烈增长着的人口提供了物质生活的可能性这一积极意义吗？随着我们力量的丧失，这些物质生活的可能性，不是也因之受到了威胁吗？而且现在难道不要担心战胜者意图分割我们，会使我们完全丧失我们的东部省份（我们要依赖那里的农产品过活），并会尖锐地缩减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工人群众就是靠它为生的）吗？在这方面，有一种极其阴暗的忧虑在压迫着我们。对于我们以往的世界政策，而尤其是对于第三帝国的争取世界霸权，也可以做出这样的谴责：即，他们追求的是要保障德国的未来食物这一正确的目标，却采用了错误的、而最后更是完全错误的方式。从而，我们就沦于一种悲惨的境地，使我们的物质生存要完全依赖于战胜者的远见和智慧。
权力，迄今为止对我们始终是太过于以其自身为目的了。并且不仅只是对我们自己，而且一般地也是对近代的民族主义。权力竟可以脱离它对一个民族所贡献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服务而论证其本身的正当性；但正是通过这种服务，它才能证明人道的、文化的和宗教的最崇高的精神—灵魂的价值。可是事实上它却不是这样，而国家权力总是一再地以其自身为目的在行动着的，这一点历史学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他最好是每一次在必要地观察了现实之后，再来仰观一下人类最崇高的星象。于是在他所觉察的现实和理想两者之间的对比，就造成一种悲剧性的效果。然而，他所必须加以叙述的历史本身，其性质确乎就是悲剧性的。
历史学家只需写出并评价事件的行程，而他本身并不参与决策。但是重大危机的时代，却引导他超出这种任务之外。所以就让我们也来谈谈我们是怎样在思索权力在我们未来生活（尽管目前还是毫无力量的生活）中所要扮演的角色的。只有作为未来中—西欧国家自愿缔结的联邦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才能赢回我们的权力，这样一个欧洲合众国的形象，自然而然是要在战胜者列强们的霸权之下才能出现的。
要仔细地考察由此而发生的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看看我们德国的那些小邻邦，就很可以给我们教训了。瑞典和荷兰曾一度是欧洲的强国，而瑞士在16世纪初也一度追求过某种类似强权政治的东西。今天它们都具有充分的力量，一旦受到攻击，就可以英勇地战斗。它们的防御精神始终是健全的而又生气勃勃的。要在这样一场战斗中有成效地保住自己，它们就无论如何至少也得要靠世界大国之中的一个来支持。这也将会是我们德国未来的命运。
因此我们就走到了与这三个民族和国家形象同样的历史状况，处在强权政治已经焚烧净尽的火山口，但却在我们的内心依然感受到始终不失为一种勇武作战精神的感召。这三个民族的内在活力，也在他们整个文化生活中得到了证明。在现代，个人精神的自发创造性不得不对群众的压力和把人拉平的技术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些现代问题的面前，这些国家却并不比我们受难更多或更强烈。这三个国家每一个在晚近的几个世代之中，都曾向我们贡献过最美好的、独特无双的诗歌、艺术和科学的成果。我只消举出在我自己学科领域里的三个名字：雅各布·布克哈特、胡金加 〔5〕 和克吉林 〔6〕 。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忘记过自己所进行战役的时代。它们都尊敬并热爱它们往日的英雄，虽说今天已再也没有这类英雄事迹的地位了。
像这三个民族今天所过的这样的生活，就不止于是向人民单纯地配给一块老式的耕地而已。人类全部的道德能量和精力，都在它们那里得到了自由的用武之地。让我们决心效法他们的榜样吧。
根据我们上面关于自己所说的话，有人就会问我们道，那么当代的巨大鹄的和主要倾向，即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两大浪潮的彼此交融，因此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对此回答说：这种交融不可能是一桩有意识的理性所计划的事情，而只能是在逐步演化的过程中并以每一个民族的特殊形式在进行的。例如在英国，今天工党的存在、态度和成就就证明了，把一种强烈的民族感和一种强烈的社会主义意愿结合在一起，乃是可能的事。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之所以是如此之不健康，是因为投进那个杂烩锅里的民族因素只不过是一种堕落的、恣睢暴戾的国家主义和种族狂的最恶劣的形态。于是，希特勒从另一方面所加进来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就变了质，并被剥夺了它最美好的内容。因为今天要想成为社会的或社会主义的，并那样子去行动的话，就不意味着别的而只能是追随着一种普遍的人道理想，也就意味着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把人道（Humanität）运用之于近代社会，——这种人道不仅是有益于本民族的社会，也普遍地有益于人类整体。要成为社会的而又人道的，——这二者在今天西方发展的现阶段中乃是同一回事；而今天不断增长着的人民群众正在敦促着我们这样去做。当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能达到一种真正健康的融合时，它就必然会再度把我们彻底地从民族主义的蹂躏之下解放出来，并使我们人性化。对我们和对一切西方民族，这就叫做Ritorna al segno〔回到自己的目标〕。赫尔德当他挺身而出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不就是同时在揭橥人道和民族性这两者吗？
这是对未来的虔诚的希望！它将会实现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时代这两大潮流的融合，也可能再度采取某些其他更坏的形式。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当前的任务只能是在人道的旗帜下为我们的灵魂生活的净化和深化而努力。我们的住房是已经被毁掉了，我们粮食的供应范围是已经被削减了。但是德国精神的居住空间和粮食在第三帝国之下也是缺匮的。为德国再恢复这种精神，至低限度也和建造住房和生产生活资料是同样地迫切。
我们在灵魂上必须重加安排的领域，也已经为我们规定好了。那领域就是德国精神的宗教和文化。在不幸之中要寻求一种超尘世的支柱，这一宗教需要可以预见地并且很有希望地会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来得更强，因为其他每种支柱对于我们都比以往变得更加可疑了。天主教会和新教内的“忏悔教会”（Bekennendc Kirche）以他们那种诉诸人心的方法在装备着他们自己。天主教会现在又能去参加他们圣骸日的行列了。就在我写这部书的地方弗兰哥尼亚的乡村里，人们庆祝了当地的守护神的纪念日。古老的教堂已经用鲜花装饰得非常华美，村民们熙熙攘攘拥进里面去；在农民艰苦的劳动日，一道光线又从上面射了下来。忏悔派教会要成为群众运动则更困难一些，因为最初聚集到那里去的只是少数的信徒。
现在，在统治着我们的战胜者们对这些活动采取了怎样的态度，是很有特色的。在我们那地区的美国地方司令官，以赞许的态度把所有的小问题都转交给了天主教的当地神甫。在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德国，我听说他们批准给一位特别活跃的忏悔教派的牧师以重劳动者的特殊定量，而且牧师们一般地都得到比较好的食品定额。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走上我们最根本的需要所指明的那条道路。
然而这种重新转向我们祖先的神坛，不应该仅仅是单纯地回到、或者甚而是复活古老的信仰争端，而必须是加进某些新东西，作为我们在第三帝国的异教主义之下所共同遭受的压迫的结果。这种压迫遍及一切在几千年的过程中西方基督教各民族的共同体的土壤上所成长起来的共同宗教财富；它之影响到英国共济会，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并不亚于影响到天主教会。在所有这些一度曾互相斗争的宗教圈子里，是不是也有一种内在的共同财富呢？它那整体的轮廓是已经呈现我们眼前了；那就是对于一切的善都有其神圣的根源这一信仰，对于永恒、对于绝对的敬畏，要把握住虔诚的基督徒所称为神之子 〔7〕 的灵魂，承认良心是“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以及超越人性中感官的低级基础，并朝着出自永恒而远远摆脱了血统和种族的那种道德律前进。
每深一层的分析都会揭示出，这种西方基督教共同财富中还有其更精微的特征。而它现在的存在，便是一桩美妙绝伦的事实。然而却没有人敢于轻易想到，要从其中提炼出一种新的共同的西方未来宗教。因为这样一来，其中个性化的丰富内容就会因之而丧失；但既要创造出这种丰富的内容，同时又能保持它们并使之进一步互相促成一种更高级的形态，——这就是历史生活的本质。通往上帝的道路是多样化的，而这种多样性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我们要求所有在这个基督教西方的共同宗教财富中有份的各个教会、信仰、宗派和倾向，不仅要互相宽容，而且要互相尊敬。在天主教会和新教忏悔教会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尊敬，在他们备受〔第三帝国〕压迫的那些年代里就已经形成了。使得它们相互接近的，倒不是他们学说的内容而是他们学说的积极性、他们的教义之同等地需要一个稳固不变的基础。因而对于他们，就比起对于我们这些具有更自由和更开放的思想的人们来，要形成那种内心里对任何一种真正宗教倾向（不管它是教条或非教条的）的尊敬要更困难得多。然而对我们来说，这种尊敬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宗教，它是在引向上帝的道路的多样性面前的敬畏。我们的特殊道路并没有阻碍我们、反而是驱使我们渴望能超越它，而达到一种更高级的整个基督教的共同体。一种普世的基督教会（Ökumenische Christentum）将会兴起，它会使自己有别于异教，而且尤其是有别于最近代的种族迷信这一异教；——它只是由于了解自己是与耶稣的生活、教导和牺牲牢固地处于一个历史的连续体之中而有别于异教。因而可以设想基督教这两大最坚实的机构，即天主教会和新教忏悔教会，将进一步地坚持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他们的本性而必须加以尊重。对于它们所期待和所希望的，不外乎是要它们也能容忍在那个基督教共同财富中都有份的其他一切团体，并更高度地珍视我们所共同的东西而不是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处在共同的危险和需要之中！在这里，我们德国人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因为宗教生活到处都处于有被近代文明榨取枯竭的危险。凡是能够在基督教基础上鼓舞我们宗教生活的，同时也就有助于沟通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裂隙，并和解战败者和战胜者。
因此在这一前景的面前，即在看到新教主义在未来正像在过去一样，并不是为教条所束缚的一个统一体，而是各种倾向都在起作用的一种组合，——我们就不会感到震惊了。要建立这样一个统一体而又不致使无数的宗教追求者在教会组织上无家可归，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看起来也还是必须从统一国家的理想过渡到一种联盟式的解决办法。这样的一种联盟当然会很愿意接纳一个像李特麦尔（Rittelmeyer）在1922年所创立的基督教共同体那样富有精力的和生气勃勃的新机构的，而例如像〔纯粹的〕“德国基督徒”那类欺骗性的机构则自然要排除在外。尽管人们可以把美国教会的分裂多方地看作是单纯的社会学现象，——但人们却不能否认真诚的宗教力量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并且有助于建立起美国主义的整体精神。
在今天，一切的一切都要以我们内在生活的深化为转移。我们提出德国的精神文化来，作为它必须由之以出发的第二个领域。俾斯麦时代的业绩已经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而被毁掉了。我们必须越过它那遗迹而追溯到歌德时代的道路。歌德时代的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里才华横溢的整个一代人的高峰，都只是由通过彼此的友情而结合成小圈子的许多个人攀登上去的。他们在追求着、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一种私人的、完全是个人的文化理想，但它同时又具有着普遍的人道意义和内容。相形之下，我们所希望的宗教复兴，就其最深刻的基础而言，也正是一种个人的灵魂在渴望康复的事情。它首先是更加强烈地要求形成一些团体，使得大多数人首先是通过团体的结合并因此也就要通过教会，而得到安全感和保证感。这就意味着首先是必须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组织。但是组织总是意味着要在某些地方侵犯大多数的普通人，要使他们放弃某些自愿性或者是削减这种自愿性。但是这样也能提高精神文化吗？精神文化难道不需要一个自愿性、个别性和自我深化的领域吗？
对于组织的绝对价值的怀疑，是随着高等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而开始的，那里有着太多的外部东西在起作用而可能损害人们内心的东西。在歌德的时代，那些外部的东西是很退后的，而内心的东西因之便能更自由地发展。这一点我们现在是不能模仿了；我们是过分地处在外部世界在我们周围所创造和组织的种种事物的压力之下。为了保持我们内心的创造性能避免这种组织的压力，我们就必须，甚至看来自相矛盾似地，有时候也要采取组织的手段。例如，试看一个乐队的演奏今天已经组织到了怎样的高度；艺术家们的日常生活都被卷进了近代扰攘不息的漩涡里去了，而歌德时的宫廷音乐和室内音乐就要更自由得多、更轻松得多，完全是个性的自然流露。
因此，曾经在我们外在的文明化的装置中享有很高地位的我们的精神文化，特别是艺术、诗歌和科学，今天在我们这里已沦为废墟了。要重新按它过去的面貌来恢复它，是不可能的。或许在每个方面都来恢复它，也并不是必要的。如果德国精神能够再像以往那么地自由、那么地个性化、那么地自然流露而无拘无束地成长，而且无需任何温室的培育；那当然是更好得多。然而为了对于那些如饥似渴在追求精神和美的人能够提供最必要的营养，今天某种组织上的帮助还是需要的。
在我们目前的岁月里，属于能够给我们以直接慰藉的为数极少的体验之一就是，在德国大地有许多地方又在荡漾着这样的努力了。我们听说在一些城市里成立了文化结社和文化团体；我们听说有舞台演出，在那里被人遗忘了的德国戏剧的珍品又重见天日了；青年人和老年人都蜂拥到音乐会里去，会上演奏着伟大的德国音乐。无论这里或那里，人们都在宣称自己的直接目的是要使德国精神非纳粹化。但愿我们无须过多地谈论这个题目，愿我们不要过分沉重地把这种必然会成为我们最迫切的愿望的东西看作是一种趋势。正像在这个领域里不应该存在着过分的组织化一样，目的性的东西和政治领域中成为过去的东西也必须策略地而有节制地加以处理。精神生活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其本身就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而正是在它们最能摆脱政治倾向而又最能自由活动的地方，它们就发挥最深刻的作用。确实，正是当它自发地不受拘束地走着它自己的道路时，它的作用才会发挥得最为深入而又最有好处，——甚至于也在政治的领域里。
因此我们希望，对于这些文化的追求能够得到一种尽可能自由的和不受拘束的待遇。从而就可以更进一步达到某种虽则同样是急迫在期望着的、但却又不能太有目的地和有倾向性地加以推进的东西——那就是重新获得与其他西方民族的精神接触。因为那情形是：正是我们对自己特殊个性化的德国精神生活的培育，才能最纯洁地而又最自然地把我们和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是比从巴哈 〔8〕 到勃拉姆斯 〔9〕 的德国音乐更加个性化的而又更加德国化的东西呢？正是它，成为了世界其他国家怀着最感激的心情来接受的东西，并使我们在灵魂上能接近他们。德国音乐整个说来起了普遍的影响，而我们文化生活的其他领域——艺术、诗歌、科学——则只是在个别的伟大成就中发挥了作用。但其中的这一点则始终是事实，即一种独特的、真正德国精神的成就产生了一种普遍性的西方影响。还有什么能比歌德的《浮士德》更加是德国的呢？而它的光芒又是何等之强烈地照亮了整个的西方！凡是源出于自己的民族精神的东西，因而也就是并世无双的东西，都会产生一种成功的普遍感染力。这一条经验不仅是限于德国精神对西方精神的关系上，而且它也表明了一条西方文化共同体的普遍的基本规律。我们这里只是提到这一点而已，但它可以有着比这里可能提到的更加彻底得多的阐明。有什么能比拉菲尔 〔10〕 的西底亚圣母像（Madonnadella Sedia）更加是意大利的呢，而同时它投在每个有感受力的西方文化人士身上的又是何等的魅力啊！莎士比亚的戏剧植根在英国的土壤里是多么之深，但它又是多么惊人地震撼了和渗透到整个的西方！而这种财富总是必须天然地、原始地而有机地从某一民族的精神里面萌发出来，才能够发挥出普遍的影响。它必须是自由地、自发地、没有倾向性地出自最内心的创造冲动。因此一旦受到一种虚荣的目标所鼓动而要向西方其他国家显示自己民族精神的优越性，像是第三帝国所追求的那种种族狂那样，它对西方的影响力就会消失而其他民族也就会轻蔑地予以拒绝了。
四十年前，我在政治史的范围内就试图指出，世界公民国度（Weltbürgertum）和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根本上并没有任何僵硬的对立，而是彼此互相滋养的，或者可以按照歌德和黑格尔的说法，是相互间处于一种两极化的和辩证的对峙状态和联系状态之中。今天，经过了整整一代最惊人的变革而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同样的辩证法也适用于西方的文化生活。这里，世界公民的国度和民族精神的国度之间也没有僵硬的对立，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基督教西方的世界公民式的文化共同体，——像是它事实上所存在过的那样，并且像是按照我们最热忱的愿望，它现在应该是再度地繁花怒放那样，——并不是仅仅由外部所强加的而内容上是普遍性的观念和理念所创造出来的，而且也还是由各个民族精神之完全个性化的和独特无双的贡献所创造出来的。最有普遍性的和最为个性化的，这两者在这里是可以相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在我们目前的悲剧局势中，对于我们岂不是一种更高的慰藉么？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彻底的改造学习，才能再度成为西方文化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而起作用。只有纳粹的自大狂及其反对文化和文化的落后，才是必须彻底加以消灭的。然而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种苍白的、内容贫乏的、抽象化的世界公民的国度，而是一种在过去是由最个性化的德国精神的成就所形成的、而且未来还要进一步形成着的那种世界公民的国度。我们可以希望并且相信，这种德国精神当它再度发现了其自身之后，仍然必定会在西方的共同体内完成它那特殊的和无法替代的使命的。
请容许我在结论中描绘一幅小小的心愿的图画；它也是与此有关的，而且是在德国崩溃后那可怕的几个星期里出现在我心目之中的。它十分密切地涉及到我在上面所提到过的我们文化生活的成就中那种一直是最富有成果的根源。在我们所能加以利用的好经验中，甚至可以发现有某些是源于第三帝国的。那个狡猾的戈培尔也同样十分明白，他们怎样通过把一两件美好值钱的商品放在党的橱窗里，就能够掌握无辜的灵魂。每个星期日上午去做礼拜的时候，为了转移人们不要去做礼拜，于是广播里就播放一段“精彩节目”，向听众们放送最美好的德国音乐和精选的诗篇。在崩溃之前不久，我曾听说老腓德烈·凯赛勒 〔11〕 怎样地曾在达勒姆的哈纳克（Harnack）大楼里设立过一个歌德舞会，向少数非常敏感的听众们朗诵歌德的诗歌。我的思绪终于又回到希腊人那里，以及他们的荷马最初怎样更多的是通过他们所听到的狂想曲而不是通过阅读而深入到他们的内心里去的。我们也已经有各种办法来培养朗颂的艺术，它再度提醒人们：诗歌根本上就是有赖于口语的活生生的声调而非印刷的文字的。
因此，我们愿意在每一个德国城市和较大的乡村将来都有一个倾向相同的文化朋友们的社团！我最喜欢把它命名为“歌德社团”（Goethegemeinde）。可能有人会反对说，这岂不被人理解为是和位于魏玛早已存在过的歌德学会（Goethegesse llschaft）及其无数的地方小组在进行不能容许的竞争吗？我希望不会的，因为它们的任务不同，而且谁也不应当有对歌德的垄断权。我可以想象并且希望着，在歌德学会和“歌德社团”的成员之间确实并不是一种组织上的而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密切的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落在那些“歌德社团”身上的重任是，通过嘹亮的声音把伟大的德国精神之最富生气的见证带到听众的心里，——向他们同时提供那永远是最崇高的音乐和诗歌。我们的需要，——那就是由于焚毁了那么多的图书馆、书店和出版社，使我们陷于缺乏书籍的困境，——是支持这个建议的。今天有谁还完整地拥有甚至仅仅是他心爱的书籍、他的全套的歌德、席勒等等呢？许多青年人也许将来可能是在“歌德社团”的一次定期音乐—诗歌欣赏会上，第一次接触到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 〔12〕 的不朽的诗篇；我们希望这些社团到处都作为一种固定的机构，——例如每个星期日的下午，假如有可能的话，甚至于就在教堂里。因为我们伟大的诗歌的宗教教基础就在辩护着，乃至在要求着它也应该是通过这样的象征式的方式而加以欣赏的。这样的欣赏会在开始和结束，应该总是由伟大的德国音乐，由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加以升华。
抒情的和沉思的诗篇，这时就可以构成为这些欣赏会的内核。像是在歌德和莫里克的作品中登峰造极的那种绝妙的抒情诗，在那里面，灵魂就成为了自然，而自然也成为了灵魂；还有像歌德和席勒那些灵心善感的沉思的诗篇，——这些或许是我们德国文坛上最富于德国性的部分了。凡是浸沉于其中的人，都会在我们祖国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时，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磨灭的德国特色。
在诗歌而外，德国的散文作品在这种欣赏会上也必须朗颂。我们可以设想有一本小小的“歌德社团手册”，其中包括有对于个别的欣赏会以及对于一般的各式各样组织节目都能适用的散文汇编。我在这里不拟进一步地描述这一切，以免先为每个个人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定下调子。整个的构思，总的说来，必须是出自个人、出自个性、出自个别的少数人，他们首先在自己之间建立起这样的“歌德社团”，然后再自然而然地在这里发展出这种形式，在那里又发展出另一种形式。
德国国家对我们来说是已经瓦解了，广阔的德国土地对我们来说是已经丧失了。外国的统治将会长期成为我们的命运。拯救德国的精神这件事会成功吗？在它的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过必须忍受这样一种重担的考验。历史上的功过得失的前例，在这里帮不了我们多少忙。任务每一次都是新的和个别的。深刻的信念和焦灼的关切，都必定要使我们完成解决这一任务的努力。那么就让我们仰望着永恒而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境域吧，从那里向我们荡漾着这样的声音：“我们嘱咐你们要满怀希望。”
注 释
〔1〕 《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可福音》第8章第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译注
〔2〕 本书写于1946年。——译注
〔3〕 二次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由英、美、苏、法四国军队占领，实行军事管制。——译注
〔4〕 阿尔弗莱德·韦伯（Alfred Weber, 1868—1958），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5〕 胡金加（Johan Huizinga, 1872—1940），荷兰文化史学家。——译注
〔6〕 克吉林（Rudolf Kjellén, 1864—1922），瑞典政治家、历史学家。——译注
〔7〕 指耶稣。——译注
〔8〕 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德国作曲家。——译注
〔9〕 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德国作曲家。——译注
〔10〕 拉菲尔（Raphael Sanzio, 1483—1520），意大利画家。——译注
〔11〕 凯赛勒（Friedrich Kayssler, 1874—1945），德国剧作家。——译注
〔12〕 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莫里克（Edouard Morike, 1804—1875），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62）均为德国诗人。麦耶（Conrad Ferdinand Mayer, 1825—1898）为以德文写作的瑞士诗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