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应该给予反公共地役制的斗争以新的促进力，它的本质可以像一位农学家弗朗索瓦·德·纳夏托所说的那样一言以蔽之：取消“耻辱的休闲田”。自古实行至今的最完善的轮作制，即两年或三年中使土地休息一年的习惯，从此必须禁止。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中，从未有过作用更重大的进步了。农业生产比起过去来有时增长一倍，有时增长一半，因而有可能维持一个数量更加巨大的人口的生计；然而，人口的增长并不一定地带来耕种的扩大，也未必能产生比过去更好的养育更多数量的人群的办法。要是没有这一闻所未闻的技术成功，大工业（它在城市中积攒了各种各样的、并不直接从土壤中吸收养料的东西）的发展也好，普遍方式上的“19世纪”（包括这一词向我们展现的人类沸腾状态与雷鸣电闪般变化的一切现象）也好，都将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旧的农业制度构成了一套严密连结的体系。要想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而又不整个地摧毁它是做不到的。要实行耕作革命，许多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过去在曾作休闲的轮作田上播点什么呢？麦子吗？有时人们也这么想。但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人们通过观察发现，同一块土地一成不变地种植同一种作物——或者类似的作物——只能导致一个低微的收成。必须找到一些能在粮食作物根系所不能达及的深度中吸收土壤肥力的植物。蔬菜类吗？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从蔬菜开始的。但蔬菜种植并不到处都适宜，而且受到消费需求量的限制。经过观察，人们发现亚麻和油菜也有此弱点，单单为此确实没有必要推翻整个旧的农业结构。
发现合适的作物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交替种植的作物即使选择得再好，若找不到办法向土壤补充足够的肥料，也就是说——化学肥料当时还未发明——上粪肥，连续种植就有耕尽地力的危险。由此可见发展畜牧业的必要性。乍一看来，矛盾到此似乎无法解决了。休闲田并不以让土地休息为唯一目的，它还向牲畜提供牧场。17世纪和18世纪，巴黎最高法院通过判断，在首都附近的许多村庄中强制推广旧式的包括一年空闲地的轮作制；因为在法院看来，新的方法似乎要损害绵羊的饲养，并由此影响到巴黎市民的食品供应。 [27] 以取消休闲田而求保留并发展畜牧业，难道不是化圆为方之类的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这双重的困难由人工培植草场的方式得以解决。在新的轮作型式中，往往是那些饲料作物接替了麦类，就像圣—朗贝尔 [28] 吟唱的一样：“收割不久的田野上/柔柔青草为惊异的牛羊盛长。” [29] 种的饲料有豆科作物，如三叶草、驴食草、苜蓿草，它们的根扎得比粮食作物要深，而且它们不要求从土壤中吸收粮食作物那么多的化学养料。人们还种一些肉质根的植物，像萝卜，著名的“芜菁”——当时农学家的文章中经常提到它们——它们除了具有以上物种的优点之外，还具有强制去草作用，使耕地能在一段时间内摆脱野草的危害。这些作物都是新引进的物种吗？并不绝对是，其中大多数人们早已在种植，只是数量极少，而且不在大片土地上，只限于在花园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园艺对耕地的征服的外表下可以看出耕作革命来：作物的引进，手段的引进——包括除草与集约化施肥——，经营方式的引进：即废除公共牧场，建立圈围地。 [30] 土豆从美洲引入，但长期以来只在东部几个省份小规模地种植，而且仅仅用作饲料，在18世纪末，它终于列入了被发现的植物之册，同时帮助一直只靠农谷作物哺育的农民度过恐怖的饥荒之年。然后就是甜菜了，它与麦类一起形成了最古典的轮作。然而，如理论家们所说，“新式农业”的第一阶段整个地是以草料种植为标志的。
那些倡导者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很自然地就是保留古老的节奏，即两年轮作或三年轮作，只是简单地“窃取”了休闲田。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许多饲料草在同一块田中连续生长好几年而不加中止的情况下能获得更好的收成。人们不是又转回来种麦子了吗？麦穗只会长得更密更沉。于是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起真正的“人工草场”，发明了新的时间更长又更灵活的轮作周期，它从根本上彻底推翻了旧的耕作制度。
另一个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暂时还不能说技术革命已获成功，因为技术革命只有借助于某些法律转变才能成功，而对法律转变的研究，仍然远在将来，——但为了使它能得以尝试，应该让人们认识到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从本质上讲，法国是从国外获得了新方法的推动力。农业革命这一全欧的现象通过一些极为奇怪的演变关系的线索而传播开来。人口密集的地区，尤其是城市发展得十分迅速的地区，在各国都首先废除了休闲田：如德国某些城市的郊区，诺曼底或普罗旺斯的某些乡村，但是，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就有了两大城市文明的地区：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尽管在16世纪，一个威尼斯农学家（无疑也是西方最早的农业家）曾提出过一种没有休闲而有饲草种植的轮作制， [31] 而且在18世纪法国的有关文献中也有这种伦巴第式耕作法的一些资料，意大利的榜样似乎对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农业技术没有起到重要的影响。佛兰德则相反，它和布拉班特省 [32] 确实是农耕改革之母。而且它们的耕作法无疑更适宜于我们的气候。但是，人们把属于与我们接壤的佛兰德一小部分的荷兰的影响搁在一旁（且不提在路易十四时代佛兰德就是法国的一部分），却拐弯抹角地从英国再把它引入我国。《论布拉班特与佛兰德的农业》是1650年一本英国书的题目，该书第一次十分清晰地阐述了以饲料草种植为基础的轮作制。 [33] 在英国，最早发展的大工业成了面包、肉类的一大消费者，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产主这些自觉的革新者手中。在这样一个国家，“新农业”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它在那儿迅速发展并得到极大的完善。但人们不会怀疑，它的先驱者是在佛兰德的平原上找到了基本原则的。随后，在1760年以后，——这一年杜阿梅尔·杜·蒙梭正好发表了《农业因素》——法国的理论家们又从英国的土地上接过了火炬。
一开始最好先谈谈理论和思想。“没有一个土地占有者，”都兰地区的一个观察家于1766年写道，——很明显，他是指大地产者——“不在考虑……他能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 [34] 格里姆那样的悲观主义者则嘲笑“坐办公室的耕种者”。他们并不总是错的。然而，“思索”、书本对实践的影响，将技术进步建立在理论上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特征。以往时代的农业变化从未有过如此的理论知识的色彩。新学说只是因为在法国社会中遇到了特别有利的环境，才获得了一些成功。
人口迅速地增长。挂虑公共利益的人得出推断，必须增加日常生活资料，并尽可能地使生产独立于贸易进口之外，因为从国外进口总要冒风险，而且在战时已多次遭到中断的危险。同一人口现象也向地产主们保证了一个相当程度的销售市场，只要他们能够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一整套经济学说建立了，它受对生产的考虑的支配，并准备牺牲其他的人类利益。由贵族与市民资产者施行的土地集中建立了大宗的财产，这点十分有利于技术的改进。工业与商业都只能提供一个不足的、经常未定的投资，于是资本自觉转向土地，在土地中寻求一个比领主的地租更可赚钱的买卖。最后一点，启蒙时代（18世纪）的知识界在两大思想原则统治之下。首先它努力替实践及信仰寻找理论依据，并从此拒绝尊敬传统本身。假如古老的农业习惯（人们愿将它的野蛮处与哥特式建筑相比较）只是因为长期存在而没有意义，那它今天应该消失了。其次，它看重个人的权益，再也不能忍受让个人权益束缚在由愚昧的公众奉行的习惯努力的桎梏之下。对农业沙龙的迷恋，流行的“农业癖”，有时引人发笑；那种认为一切财富皆出于土地的重农主义理论的简单幼稚使人大为吃惊。它是时髦的文学吗？系统的学说吗？很可能。但首先它是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在智力上或情感上的表露：这就是农业革命。
说到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说到才智互相碰触的历史。就像所有其他的变化一样，农业的变化也是从某些人类思想的光辉点上产生的：从内阁到地方总督的政府机构中，赞成农业改革的人越来越多；比半官方更进一步的农业协会也出现了；尤其是在乡村，出现了那些实行聪明的经营方式的更简单但更有效的农业之家。创举极少由农民发起。无论哪点，只要我们看到农民自发地支持新方法，我们就可以从农民个别或集体地与那些较发达地区的联系中找到解释：佩尔什地区的小生产者同时又是布商、牛贩子或箍桶匠，他们从前去行商的诺曼底和法兰西岛学得了新耕作法。 [35] 更常见的是，一个从书本或从旅行中获得教益的贵族，一个爱读新书的地方主教，一个锻造工场主或一个想方设法帮助一个个驿站喂好驿马的驿站长——在世纪末，有许多驿站长被关心农业改善的产业主当作农夫——，是这些人将人工草场法引入自己的土地，然后这种样板渐渐推广到四邻。有时，由思想的传播导致了人口的迁移：尤其是从技术进步之乡来的佛兰德人，埃诺、诺曼底、加蒂奈、洛林等地招他们为工人或佃农，还有，科地方的人被引到更落后的布里地区。伴随着草料种植，其他许多技术改善也逐步地实现或尝试了，如农具改革，良种牲畜的选育，植物与牲畜病害的防治等。休闲田开始消失，尤其在大地产居多的地方以及施厩肥较方便的村庄四周，但这个过程进行得极其缓慢。技术革命并不仅仅与习惯势力或经济困难相冲突，它还在多数地区遇上了带有不可动摇的外壳的法律制度的阻力。要让技术革命取得胜利，修改法律势在必行。在下半个世纪，统治者就致力于这个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