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西部，有一处叫石塘咀的花柳街。你只需说“西点”，便是指那里。金陵酒家的宴会结束后，几个人带我去逛了伎馆。艺伎馆若不是常客是不能进去的，还有下等的公娼窟，那儿可以随便进出。公娼窟的房子结构很奇特，一般都是五层以上的一排砖瓦楼房，每一家的门面都很狭窄。从楼下一直到五六层的顶端一条楼梯笔直地通上去，楼梯宽不及三尺，走的时候得非常小心，以免中途走错了地方。从底下仰望，就如一线云梯直通天际似的。当然在每一层楼都有连接口，但从下面望上去却如一条直线连接的长梯。各个楼面的墙上都无任何装饰，十几间用漆了油漆的板壁围隔起来的小房间紧紧地排列在一起。这是一种没有房顶、宽不及两米、进深三米左右的小房间，每间房的进口没有门，只用布帘挂着。没有客的女人便集聚在楼口叽叽喳喳地说闹着。每家都有三四个鸨母。楼梯扶手上满着尘土和污垢，地板上到处都是纸屑、橘子皮、痰迹、鼻涕等。里边空气闷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每有客人上楼梯，这些女人便如动物一般蠢动起来，纷纷叫唤着客人。这里就好像是一个肮脏而残酷的大笼子，其景象之凄惨，仿佛是在另一世界上似的。我只上了楼梯看了其中的一家，胸口便觉得一阵恶心。
第二天在中国人K君的陪同下去看了艺伎馆。傍晚时起我们在石塘咀的广东酒家玩麻将，同时叫了不少艺伎。香港的花柳界不仅在体制上与广东完全一样，而且女子也几乎全都是广东人。艺伎中分成到客人的座席上来弹琴唱曲的和完全不献艺的两类。献艺的称为唱脚，不献艺的称为老举。老举的人数比唱脚多，一般说艺伎时多指老举。因此唱脚的地位在老举之上，不过老举倒也并不卖身，有时不献艺的女子反而很受客人的喜欢。香港的花酒钱为一港元，由客人付给艺伎。这些女子常常要陪好几桌的客人，若不是很清闲的夜晚，她们不会固定在一个桌子上陪客人，而是不断地穿梭于各个桌子之间。一旦成了红人后常要照料十桌二十桌的客人，刚刚坐下来陪你一会儿马上又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忽地又来到了你面前。
K君是京都大学毕业的法学士，现在香港经营钱庄。他对自己狎妓的本领颇为得意，并向我介绍。但说句老实话，我对他的尊容实在是不敢恭维，可一当陪笑的女人来时，他麻将也不打了，众目睽睽之下不顾廉耻地将那女人抱在膝上，或是两人一起去躺在供吸鸦片的红木床上，狎昵地互相调情，浪声细语。但突然间他坐了起来，满脸厌恶的神情。我问他怎么了。
“那女人向我要钱。”
“你是老爷嘛，总得给钱啰。”
“我其实不怎么喜欢那女人，以后就跟她断了关系。”
到底是钱庄的老板，一切都非常看重钱。但K君看模样是很有派头的绅商，艺伎向他要钱他也不能借口逃遁。
“她向你开多少价？”
“她说要买衣服，向我要一百块钱。要一百块！真扯淡。我只跟那个女人有过一次关系。”
到了一点左右时，我们在这家酒楼里吃了宵夜，然后由K君带着到刚才那个叫银娇的老举的伎馆去玩。
伎馆进门之后的第一间屋子里供着祭坛，点着几根蜡烛。那里坐着十余个鸨母、下等使女和等着客人点叫的艺伎等，眼睛直瞪瞪地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银娇的房间在二楼。里面虽不像上一天晚上所见到的公娼窟那么肮脏粗陋，但房屋结构大同小异，在很大的洋式风格的楼房内，像小城镇的一角似的。由涂着油漆的板壁相隔的、没有天顶的房间约有近二十间排列在楼道上。在楼道上随处放置着几张污迹斑斑的床，据说这是鸨母睡觉的地方。整个的感觉几乎与乞丐窝差不多，不过进了房间之后还是比较整洁，西式床、衣橱、镜子、照片、条屏、人造花等将十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挤得愈加逼仄，屋内多少有点老举闺房的脂粉气。鸨母及下女们满脸堆笑地说着好话，递上了茶和毛巾，还端来了放有五个芒果的水果盒。上水果是一种形式，客人给的钱就成了她们的收入。房间外说是走廊不如说是一条街，很多小贩在走来走去叫卖东西，就像在屋外一样大声地吆喝。
这种艺伎馆叫老举寨。这样一说还真有一种寨的不同寻常的感觉袭来。一座寨内约住着四五十个到六十个左右的青楼女。这种艺伎馆一般归一个老板所有，不过既有独家全资经营的，也有三七出资、对半出资合伙经营的。这和日本的情形没什么两样。
K君从纸袋里掏出五张十元的纸币交给了银娇，最后他说今晚在这里过夜。床上并排放着两个漂亮的枕头，枕套上还写有几行诗一般的句子，这到底是在中国。出于好奇，我把这些诗句抄了下来：
帐漫低云倦欲眠，
细语深情在枕边。
几回梦醒犹传意，
愿放鸳鸯不羡仙。
出处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