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开始研究利润这一问题时已提到，我像英国作者通常所做的那样，用利润这个词来表示补偿了生产中花费的全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以后，留给雇主—资本家的全部剩余。同时，我已注意到，这一全部剩余并不总是一个人的财产，因为也许一个人是这笔资本的所有者，而另一个人则承担着使用它的辛劳和风险。因此，利润确实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收入：一种是对资本使用的补偿，另一种则是对由此带来的辛劳和风险，以及在指导和监督工作中所发挥的技能的补偿。因此，严格地说来，毛利润可分为两个部分，即资本的纯利润和企业利润。我们还需确定毛利润在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受什么原因调节的。 [29] 当一个人既指导着资本的使用同时又是该资本的所有者时，我们无法确定在他利润中有多少是他仅仅以资本家的身份取得的，有多少则是属于他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即雇主的。因此，我们必须从资本家和雇主不是同一个人时所发生的情况的考察中得到这一问题的结论。
如果资本只为那些想把它投入某种有利的行业的人所借，显然毛利润分配的比例就必定完全取决于资本家与雇主之间的竞争，取决于很想不用他自己去费心管理而能从他们的资金中得到收入的那些人与愿意自己承担这种职务的另一些人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每种人的份额一定完全取决于一方面可供出贷的资本数量，另一方面能够并想要使用它的人数，同时他们必须能够为正常支付利息以及最后偿还所借资本提供可靠的担保。但实际上，雇主通常避免同资本家进行拼命的讨价还价，这是因为还有另一批人同他们竞争的缘故，否则雇主与资本家之间就会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后一类借款人急于借钱用，但不想把借来的资金用于任何生产性行业。这些人的用费超过了他们的收入，从而必须求助于贷款来满足压在他们身上的各种需要。在大多数富裕的社会里，用于这种目的所需要的资金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在我们把向国民举债的政府看做具有这种身份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因为国家经常性的收入不能满足国库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求助于这些贷款。这种情况或是由于收入的下降，或是因开支的增加所引起的。用这种方法筹借的款子，如果不能说全都会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话，也至少可以说大都是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就是说，不会带来任何物质形态的收益。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那些向其他国家派出代理人去筹措贷款的各国政府。
那么，所有这些根源——入不敷出的个人、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都引起了对资本家资金的需求，而这些资金都不是用于生产性目的的。除了这一类借款人之外，还有另一类借款人，他们像前一种人一样急于要获得贷款，也不把借来的钱用于可以取得利润的产业部门，但在其他各方面则与前一类不同。这是些在商业上不成功或投机上失败了的人，如果他们不能找到资金来满足他们债权人在限期内的要求，他们就会有破产和毁灭的危险。在一切借款人中间，这些人最迫切地需要借钱，以便保住他们的信誉。因为事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信誉。显然，他们既不会把借到的资金用于生产，也并不打算这样做，而是用它来偿付从前获得的价值。无论这一类人多么不同于那些没有职业的、入不敷出的人，但在下面一点上他们还是一致的，即他们构成了一批急于要借钱的人，而且他们都不同于那样一些人，那些人向资本家告借是为了获得他们自己并不拥有的资金，并只有借助于这些资金他们的才干和勤奋才有用武之地。现在，因上述另两类人的竞争，这些靠借来的资金经营企业的领导人的技能和勤奋所得的利润，不如没有另两类人竞争的情况下优厚了。显而易见，因为借用资本所需的支付，在用货币来计算时就是通常所说的利息，必须取决于一方面各种各样借款人和另一方面拥有待借资本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对资本家来说，只要有可靠的担保和至少能得到当时的一般利息率，这就是他所关心的唯一的事情。至于别人怎样使用他的资金，那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在担保和年利方面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他像给商人和制造业主提供扩大他们业务的资金一样，也同样十分愿意在以土地或财政收入作抵押的条件下为地主或政府的非生产性开支提供贷款。
正是通过所有能提供可靠担保的借款人与所有持有贷放资金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决定了利息率。我认为利息率就是以货币来计算的资本的纯利润。给资本的所有者支付了这些利润即利息之后，为那些使借入资本运转的任何一个农业、制造业或商业企业主余下的部分便构成了企业利润，以此作为对他发挥的技能和管理一切生产性行业中必然要承担的辛劳和风险的补偿。因此，企业利润取决于资本的利润，而资本利润则必须以在可靠担保的基础上支付的利息来衡量。我说可靠的担保，是因为在没有这种担保的场合，借用资本所支付的金额是没有限度的，利息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贷方在既可能损失收入又可能损失本金方面所冒风险的大小。当然，像这种过高的利息是不能以任何生产性企业的利润来偿付的，也不可能为此目的而借进这种资本，因为有时这种利息高到超过任何产业部门所能赚到的毛利润之上。我们知道，在孟加拉，从前常常要付60％的利息，也许至今有时仍是如此。像这样高的利息决不能从以借入资本来经营的企业所得到的利润中偿付，那么，这种利息一定是从其他独立的财富源泉所得的收入中支付的。因此，按照我在开始探讨财富的分配时给那些词所规定的含义来说，它不是初次 收入而是二次 收入。即使在担保可靠因而利率也不高的时候，凡是使用借入资本不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支付的利息也同样属于二次收入。由于惜入的资本不是用在生产上的，所以每年为此支付的金额必定不是从它本身中得来的，而是从其他收入来源，不管是土地、劳动还是某种其他资本的收入中支付的。
如果借入资本不用于其他目的而只用于生产性行业，我应当认为给这种资本所支付的报酬是资本纯利润的完全合理的尺度。在这种情况下，毛利润的剩余部分也应当正好代表企业利润。但是由于有些人借钱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因而使利息必然有某种程度的提高。因此，严格地说，我们不应像没有这种借款者的情况下一样，把它看做是资本纯利润的精确标准。由于这些非生产借款人的存在，我们可以公正地认为资本的纯利润已被提高到了超过它们的自然水平。因此，企业利润当然就降低到了相应的程度。可是，在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可靠地以利息率作为资本纯利润率的最好尺度，事实上它是我们仅有的一个尺度。 [30]
因此，为了确定什么东西调节着资本的纯利润率，我们就必须找出利息率是随什么而定的。如前所述，它是随着所有能提供可靠担保的借款人与所有有资本可贷的人之间比例的变化而变化的。正是这种比例和这两类人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通常的利息率。但是借款者人数与贷款者人数之间的比例以及竞争的激烈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特定的条件，即凭借着资本的使用和企业主的技能和勤奋一起可合理地预期能赚到多少钱，也就是说取决于可能实现的毛利润额。我们不难设想，凭靠资本的使用能够赚大钱的地方，贷款的利息也必然大。因为这些巨额利润的前景将把更多的借款人引进市场，同一原因将使他们较易于同意支付高昂的利息。所以毛利润高是利息高的一个原因。如果借进资本的目的只是为了用它来进行生产，那么利息率似乎就成了一个判断毛利润高低的很好尺度。但是，我们发现，由于还有其他各式各样并不为此目的而借款的人，他们在商定借款条件时并不关心这些资本可能赚到多少钱；还由于这些借款（包括本国政府和他国政府的借款在内），常常具有重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利息率作为判断毛利润率的可靠标志。因此，我们只能以阐明毛利润的高低是利息高低的一个原因为满足。
我们称之为非生产性借款人的需求对利息究竟有多大影响，可从下列事实中得到证明：在整个上一世纪与本世纪中已经过去的年代里，战争时期的有可靠担保的利息率一直比和平时期的利息率高。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即使不是全部由政府对贷款的需求所引起的，也主要是由这种需求所引起的。 [31]
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的变化不受毛利润的支配，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毛利润在战时一概高于和平时期。但是，即使我们假设借入资本只作生产性使用而不用于其他目的，我想在毛利润率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利息也可能发生变动。因为，在一国财富的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人，其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发现靠着先辈的劳动所积攒而为他们所拥有的资金，足以使他们单凭利息就能够过优裕的生活。也有许多人在他们青年和中年时代积极从事各种经营活动，而在他们以后的日子里则宣告引退，靠着他们自己积累起来的那一笔钱的利息过平静的生活。这一类人像前一种人一样，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而有日益增加的趋势。因为那些一开始就有相当储蓄的人同另一些在一开始没有什么积蓄的人相比，可能更快地有足够的收入来过闲居生活，所以古老的富国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即属于那些不愿亲自不辞辛劳地去使用自己资本的国民资本量，在全部社会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大于新殖民的和比较贫穷的地区。法国人称之为靠放债收息来生活的人，在英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美国多得多，而在美国则几乎每一个人都从事某种工作。随着放债收息生活者的增多，资本出借者的人数也增加，因为他们就是同一个人。由于这个原因，不管借款人属于什么性质，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也不管毛利润是高还是低，在财富已有巨大增长的欧洲各国，利息必然具有下降的趋势。无论借入资本作何种用途，在利润稳定或者甚至增长的情况下，上述原因都会引起利息的下降。 [32]
如果我在证明上述论断时，把那些已建立了有效政府从而在信贷业务方面也有安全保障的欧洲富国中的利息率，例如，英国的利率，特别是早就降低到2％的荷兰的利率，认为是一般的利率， [33] 那么人们也许会承认这一事实，但怀疑我对它的解释。他们也许会说，在这些国家中，对借入资本所支付的报酬之所以低，是由于它的使用所能赚到的毛利润降低的缘故。而我的意思也不是说随着国家变得更为富裕，毛利润的下降不是利息下降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前面研究毛利润这一问题时，我们已经发现随着国家财富和人口的增长，毛利润确实在不断下降。我所要说的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国家财富增长中产生的贷款者人数的增加则是另一个十分有影响的原因。
在此，指出这样一点是恰当的，即利息总是随着毛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的见解已在决定毛利润升降的原因方面引起了错误的观念。我们在上一章里指出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一个根源，但看来这是另一个根源。由于人们看到在一般情况下利息随着一国财富的增长而下降，还由于人们推测这种下降是因为以前毛利润下降的缘故，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生产性使用资本的人们之间竞争的加剧，使资本的积累往往直接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亚当·斯密说：“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那么同样的竞争必然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 [34]
在探讨毛利润这一问题时，由于我已极力驳斥了这种见解，所以现在就没有必要再对它作详细的评述了。目前我之所以把它提出来，完全是为了说明导致这一错误见解的第二个根源。随着一个国家中的资本积累和贷款者阶级的增加，利息下降是完全确凿的，但是在前面我已阐明，这绝不能证明雇主—资本家的毛利润下降了。错误在于把贷款者的情况类推为生产者的情况，然而他们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由于他们看到利息率随着有资金贷放的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加剧而下降，就认为生产者的毛利润也必然下降。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实，即利润的存在归因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当人们利用这种规律并用劳动和技能来帮助和指导自然的恩赐物时，它便给国民生产那么多的成果，以致在补偿了消耗的固定资本以及维持雇佣劳动者的生存和衍续后代所绝对必需的实物之外，还留下剩余产品。如果全部产品刚够做这些用途，那么就不可能永远以利润的名义从劳动者的份额中扣除出一部分而不致引起劳动者的不断减少和最终消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利润不可能永远存在。但是，只要总产量比补偿上述用途的最必需的量多一点，以利润的名义从总量中分出而属于另一类人的特殊收入就成为可能。不管怎样，事实上，总产量一般总是足以允许劳动者得到一个大大超过他们维持目前生活和衍续后代所绝对必需的数量，此外还可提供利润。就一国的范围来说，这种利润是由许多商品组成的。就个人来说，它也许是仅由一种商品构成的。无论何种情况，它总是自然恩赐物通过技艺的帮助和指导所获得的结果。要懂得利润理论，首先必须透彻认识这一基本原理。只要我们认为不管是整个国家的还是个人的毛利润的存在均归因于雇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我们就远远没有真正正确理解这一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只需提一下以前说过的话，就足以驳斥这一错误了。
竞争可以通过改变商品的价值使不同行业的雇主—资本家之间的利润平均化，但不能创造包含着利润的商品本身。同样，如果已经存在着某种可以分配的东西，资本家与雇主之间的竞争就可以决定他们之间以何种比例来分配毛利润。唯有雇主—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才影响一般的毛利润率，尽管作为一个特定阶级的雇主—资本家的存在本身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35]
那么，这就是资本纯利润学说的总结。资本的纯利润率必须部分地取决于毛利润率（因为全部利润的大小决定全部利润中每一个部分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按什么比例把毛利润分为资本的利润和企业利润。这种比例又取决于资本贷放者和所有能提供可靠担保的借款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受到预期会实现的毛利润率的影响，虽然毛利润率绝不能完全支配这种竞争。其所以不能完全支配竞争，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借款并不用于生产性的目的，另一方面因为借贷资本在全部国民资本中的比例随着国家的富裕程度而变化，而与毛利润的变动无关。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情况，那么资本的利润与企业利润必定比目前的情况具有更为稳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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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许资本的纯利润 这一用语差不多好像是同义的反复，资本的利润这一术语或许更正确些，但由于英国的作者经常用后一个术语表示毛利润，所以在目前这种场合就不能使用它了。当用货币来计算或支付资本的纯利润时，它被称为利息。
[2] 然而，如前所述，我们必须经常记住，只有在建立了有效的政府，因而普遍有了安全保障的国家里，正常的利息率才能作为衡量资本纯利润率的一个尺度。因为在情况不那么好的国家中，由于缺乏偿还借款的可靠保证，利息竟高到使生产性行业无法利用借入资本的程度，这样的利息率就不能成为资本纯利润的标准。虽然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过高的利息已高得排除了一切以有利的投资为目的的借款，但是只要在给贷款风险所付的补偿费构成了年支出中异常大的一个部分时，我就不能把这种利息看做是资本纯利润的真正代表。只有在这种风险已减少到非常小，甚至至少可以不把它计算在内的地方，这种标准才是合理的。例如，在今日的英国，我想我们不能认为还有什么风险的补偿费加到所谓有可靠担保的贷款利息中去。因为尽管在贷款方面总会有某种风险，但是把它保存在自己手里不出借也有同样的风险，因此这一种风险与另一种风险是相同的。我们知道，人们仅仅为了安全就经常把钱存放在银行里，即使在不能期望得到利息的时候，他们也仍然把钱存放在银行里。
[3] 参阅图克《通货状况的研究》，读书对这一问题作了非常出色的论述。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战争对资本家是有利的，但对企业主则是有害的，它是以牺往企业利润为代价来增加利息的。
[4] 毫无疑义，英国目前普遍设立了储蓄银行，这种银行在法国也正在日益扩展，它们通过给劳动阶级多余的收入提供可靠的投资场所，必然大大增加实际上并不是为其所有者使用的资本量，因此利息率必然有下降的倾向。
[5] 亚当·斯密说，在他那个时代，荷兰政府以 2％的利率借款，而有可靠担保的私人则以 3％的利率借款。第 1卷第 10章。
[6] 这句话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但看来在这里还有重复的必要。
[7] 可是，我们必须常常记得，只是在一定的行业中，劳动生产率才影响利润率。无论奢侈品、精制品等的生产是容易还是困难，就这方面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通过价格的提高可使少量精致品提供的利润完全与大量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来销售的精致品所提供的利润一样多。正如我们所知，利润仅仅受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产量的影响，它们生产劳动者的必需品和固定资本的各种组成部分。因此生产最普通的农产品的农业，生产粗制品、劳动工具和机器的制造业，以及运输这些产品的商业，才是一切职业中这一收入的真正来源。请参阅论毛利润一章。